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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危机的教训，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金融危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它已突破了专业领域的讨论,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热点。公允价值是导致危机的引线还是衡量风险的利剑?是会在争议中消失还是将在危机中重生?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如何思辨?
一、公允价值之争的背景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已波及全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备受争议。为什么之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剑的公允价值会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指责为导火线?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美国金融界的应用具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公允价值”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储蓄和房屋贷款危机而引入的。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发生严重的储蓄和贷款危机,由于利用会计手段掩盖问题贷款而最终导致400多家金融机构破产。许多人对历史成本会计的有用性产生了怀疑,因为许多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在历史成本会计下,他们对外披露的超出资本管制要求的资产净值仍然为正。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引入并大量运用公允价值进行金融资产的计量,美国金融界希望通过公允价值计量,能更公允地反映金融资产的价值。虽然公允价值的应用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然而围绕公允价值的争论却没有停止过。各个指南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应用上的不一致,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SFASl57应运而生,并为多方所接受,为规范公允价值的计量及披露提供了统一框架。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公允价值的争论又被推到了风浪之上。
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实务界以及一些政界要员站在了攻击者一方,对公允价值大加指责,并给美国国会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停止运用公允价值。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则站在了守擂方,面对各种指责和压力,极力维护公允价值会计的地位。金融危机下美国各方对公允价值的反映如表1所示:
SEC的调查报告使这场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这绝不是关于公允价值讨论的句点。危机中孕育变革,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公允价值的科学性、缺陷及其改进等问题。
二、公允价值:“决策有用”观的选择
核算是会计的核心内容,而计量属性是核算的基础。长期以来,历史成本计量一直作为最主要的计量模式而在会计核算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利率、汇率、大宗商品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不确定,这一传统计量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历史成本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已不能如实反映报告日与资产或负债相关的会计信息,也无法反映市场价格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而公允价值计量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具有反映现在和面向未来的计量属性。尽管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饱受争议,FASB和IASC在坚持公允价值方面也不断进行着让步,但公允价值准则依然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目标要求。在现代市场环境下,会计所能够提供的信息要满足“决策有用观”的目标,这既是公允价值得以运用的先决条件,也是会计目标对计量方式的选择。如何使会计计量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投资、信贷等活动更为有用的信息,满足各方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会计计量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尤其随着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会计目标,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的这种转变也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动摇。因此在实践中,SFAS、IAS以及中国会计准则都陆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下的科学选择。
另外,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也要求公允价值在计量方面不断发挥优势,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更能够满足“决策有用观”的需要。从公允价值产生的历史来看,相对于传统的计量模式其更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如果仍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的现实价值,而公允价值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量。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会计所处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对会计计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允价值的运用可以很好地解决金融资产的计量问题,公允价值计量在及时反映金融工具价值的走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揭示蕴藏的潜在风险,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恰当的决策。这也是在新经济环境下满足会计“决策有用观”的必然选择。
不能简单地因为金融危机而否定公允价值计量,危机不是永远的,它只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殊阶段。当经济走出危局进入正常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还会使公允价值发挥出其在价值计量中的优势。
三、公允价值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在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受到了很多质疑。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因为放贷过松、风险管理不足,而非公允价值本身。但是透过危机,我们也看到了公允价值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一)公允价值的顺周期问题
经济周期通常会依次经历发展、顶峰、衰退和触底反弹这四个阶段。从经济的发展周期来看,公允价值会计具有助长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尤其在经济周期中的特殊阶段或者临界拐点处,公允价值计量有一个放大的作用。公允价值使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者收缩速度加快,导致盲目的不顾后果的行为产生,从而促使泡沫膨胀或萧条加剧。正如法国银行联合会曾警告的,公允价值计量在泡沫时期可以增强幸福感,在危机时期会使恐慌情绪不断升级。所以,在公允价值运用中要考虑和解决其存在的顺周期问题。
(二)公允价值受市场有效性的影响
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充分考虑市场是否活跃、正常、有秩序,公允价值应用受到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如果市场处于正常状况,市场价格就比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过去价格更具意义。但是市场一旦失灵,在极度恐慌情绪弥漫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就并非理性的了。公允价值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有序的市场交易。2008年9月30日,SEC针对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了指导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157号准则的规定。FCAG ① 就此问题展开了多次磋商,在2009年召开的会议中强调:需要在特定情况下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的指南。市场不是万能的,如果一个流动性和有序的金融市场条件已不具备,那么按报告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只反映了偏离均衡价值的市场价格,公允价值其实并不公允。
(三)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
公允价值的计量离不开基础数据,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以及恰当性等方面则需要相应的职业判断。职业判断是公允价值计量中必要的操作手段,但是职业判断也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而且,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模型选择也使公允价值计量缺乏一定的可比性。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职业判断进行了说明,在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强调:“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计量”的限制条件,要求企业在确认公允价值时遵从客观依据,确保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不允许企业因过多运用职业判断而增大公允价值确定的随意性”,以求在公允价值应用中减少不确定性。
四、启示与借鉴
我国于2006年2月正式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成为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亮点之一,这也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否在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一直以来是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借鉴国际经验,确立了公允价值的应用,也使公允价值之争暂告段落。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又使公允价值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形势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借鉴美国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进行金融市场建设,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我国在公允价值计量方面还没出现西方国家面临的尴尬处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实施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保证。只有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化解金融风险,才能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良好的环境。我国新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强调“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计量”的限制条件,明确了非活跃市场下或仅考虑估值技术更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在我国目前稳定的金融环境中,这个框架能够满足我国资本市场的计量要求。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健全稳定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才能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加快制定公允价值估价指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57号、国际会计准则39号以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都对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进行了排序:即第一级市价法,适用于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第二级参照法,适用于不存在活跃市场,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它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确定。第三级估值法,适用于不存在活跃市场,也不满足参照法的两个条件的,采用合理的估值技术来确定其公允价值。三个层次在实际运用中,分别从第一层次开始,按顺序依次进行选择。显然,第一层次的公允价值属于最佳估价模式,以活跃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能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如果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无法进行估价,则要应用第三层次,即利用股价技术确定公允价值。第三层次在实务中也是难于操作并广受争议的一个层次。选用估值模型、确定模型参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估算的公允价值准确性、合理性对该公司利润的真实性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其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慢,估值技术也不够成熟,所以在公允价值估价方面尚需要一个完整的指引,以指导估值模型的选用、模型参数的确定等具体的工作,这对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加强与国际准则制定机构的沟通协作,争取准则制定的话语权
我国2006年颁布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包括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等很多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这次金融危机使公允价值会计面临很多争议,同时也使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很多压力。面临来自各方的争议,FASB和IASC也都在不断松动其观点,FASB于2009年3月17日,了《决定市场是否非活跃和交易是否非贱价急售》、《非暂时性减值的确认和列报》两项征求意见稿,其规定显然是妥协的产物。征求意见稿为企业判断非活跃市场和贱价急售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这必将降低会计信息的一致性,无益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征求意见稿的实施会影响国际上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方向,如果美国的新准则获准通过,也将影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向。为此,我国的准则制定机构应该密切跟踪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发展方向,与国际上的准则制定机构保持沟通协作,争取在准则制定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四)加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建设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对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文件,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规定散见于各具体准则中。上市公司对于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缺少统一的披露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照搬准则的原则性条款,自主披露意愿不强,这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所以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应是谨慎基础上的进一步加以规范。另外,我国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允价值计量问题,这也影响到公允价值计量的质量。所以,只有进一步提高公允价值披露的质量,提供更加真实、及时、全面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并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加强公允价值计量方面的内控和管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质量。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因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缺损,而非公允价值本身。然而,危机孕育着变革。如果公允价值计量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有所完善和推进,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 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市场价格、历史成本、现行成本与公允价值[J].会计研究,2006,(9):7-14.
[2] 李红霞.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国际进展及其在中国应用的思考[J].会计研究, 2008,(10):19-24.
[3] 徐水生.坚持和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J]. 金融会计, 2009,(2):10-13.
关键词：评级机构监管；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利益冲突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89-03
世界各国对于信用评级市场的监管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靠同业竞争下的机构自律，监管机构只在市场机制失控时进行有限的干预，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市场；另一类是监管机构一直对评级市场进行严密的主动监管，有权审批、审查、调查直至处罚被监管对象，多是评级机构、评级市场完全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地区，如韩国。从评级监管的历史来看，行业自律模式一直在全球评级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评级机构近年来特别是在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中的不良表现，加之其在现代金融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美国家监管机构已经或正在考虑对其评级机构和评级市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是伴随着债券市场发展而产生的，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但评级行业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其赖以存在的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充分，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信赖和使用并不普遍，评级机构积累的经验和历史数据也很有限，自身行为也存在许多失范之处。因此，如何用法律规范、制约评级机构的行为，使其在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维护投资者利益、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成为摆在我国监管机构和学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现状
(一)机构自身实力积累不够，社会公信力严重不足
由于我国信用债券市场是在2005年后才取得较大发展，评级机构真正进行大规模债券评级不足6年时间，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评级模型、评级技术都缺乏有效的积累，特别是数据库建设也比较滞后，目前历史数据的积累基本上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还未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先进技术体系，自身实力积累不足，权威性不够，对处于社会、经济、金融结构变化较快背景下的国内外信用债券评级市场缺乏经验。
(二)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难以有效约束评级执业行为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了《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对评级机构的业务许可、工作制度、信用评级程序、利益冲突防范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其仅作为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的评级行为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约束力；2007年，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其适用范围也仅限于评级机构在证券市场从事评级的执业行为。另外，《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评级机构行为监管的相关规定，但都十分零散，并无系统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制。
(三)行政监管模式尚未成熟，市场监管行为难以统一
目前，根据评级活动涉及的行业，评级机构要接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发改委等多个机构监管：从事证券市场评级业务由中国证监会管理、从事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评级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从事招投标信用评级和企业债券发行评级业务等则由国务院发改委管理，这种多头监管造成了监管权力的混乱，监管领域重叠增加了监管和协调的成本，部分领域的监管缺位又导致市场监管出现盲区；并且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和交流，导致不同部门制定的监管标准多样化，无法形成统一的资信评级机构行为规范，最终导致对评级机构的外部约束不足。直至2011年12月，国务院批准央行为信用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但信用评级市场监管的统一仍需要多单位的协调和合作。
(四)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缺失，评级结果公信力不足
与欧美评级市场相比，我国目前尚缺乏明确、统一的评级业务认可制度、有效的评级公司评价机制和完善的惩罚退出机制。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我国取消了信用评级行业的准入限制，评级机构按照商务服务业标准进行注册登记，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对其进行行业准入审查，导致了评级机构准入门槛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同时，监管机构不统一造成了业务资质的多头认可，加上缺乏评级机构资质认可条件的明确、统一规定，出台的评级机构的评级规范、部门规章都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造成了市场参与者的无所适从，不利于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也严重影响了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信用评级市场准入的监管
评级机构的业务种类是多样的，有贷款企业评级、企业债券评级、上市公司评级、资产证券化评级、票据评级、金融机构评级等。在多元评级监管主体的体制下，以一家为主会同其他监管主体，充分研究协商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以法律或行政法规、规章颁布，各监管主体在各自管理范围内依照统一标准实施监管，即法规统一、多元监管的“1+X——1-X”模式，而首要的便是市场准入规则。
关键词：债务循环 金融危机 贸易赤字 美梦路径图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的历史上，当双方以物物交换或者以真金白银结算的时候，各国都是在尽力打开别国的产品销售市场，以赚取超额利润。其间，为此目的发生了无数的争端，其中包括列强对华的鸦片输送和多次侵略战争。但是，到了纸币取代金银交易的现代，国际贸易情况却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可以开动印钞机印刷纸币以换取别国商品，只要这个国家的纸币能够被认同。美国正是凭借其树立的独一无二的全球金融体系，摸索出了一条可以对长期巨额的国际贸易逆差视而不见，通过过量印刷美元货币，把全世界人民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循环借贷消费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自2007年2月，自今仍在继续发展当中，一系列的问题还在陆续地暴露之中。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公司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出现巨额次级抵押贷款投资损失，濒临瓦解。全球金融市场大跌，危机开始爆发并不断蔓延。欧洲和日本，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卷入。随着1月份全球金融机构相继爆出巨亏的消息接踵而至，全球经济进入了震荡的2 008年。继贝尔斯登倒下之后，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被政府接管标志着新一轮危机的到来。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被国有化，五大投行相继成为历史，大批银行被破产清算。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遭遇的金融危机超过了1929年的大萧条。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2009年毫无疑问会是比去年更为艰难的一年，因为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带来的危害也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中国、日本近些年来对美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连年增加，相应地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据报道，目前中国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资产，其中以美国国债和政府地方债券为主，中国在美资产损失数据显然不是个小数目。中国当前仍持有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等发行的约5000亿美元的政府机构债务，股权投资和公司债券的安全性值得怀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出口需求下降、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以及外部融资约束收紧，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压力。
关于经济波动的解释，早期的经典理论就有许多。古典经济学家费雪提出的“债务―紧缩理论”，认为是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的本质特征是“过度负债”，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随着资产价格的破灭经济将出现紧缩。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初露端倪以来，针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大量的最新研究也相继涌现。Michel G.Crouhy et al.(2007)罗列了诸多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诸如对利润的追求、欺诈行为、导致放松监管标准的问题、激励问题、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的失败、金融机构不良的风险管理、透明度的缺乏、现有的定价模型的局限性等。Michael Mah-Hui Lim(2008)认为金融创新加强了而非降低了系统风险和市场不稳定性。央行扩张的货币政策、监管不力、贸易失衡、金融体系失衡、收入分配不均等引发的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得经济出现了泡沫，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Steven L.Schwarcz(2008)认为联邦证券法没能有效地实施监管，从而使得次级抵押债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这是造成现代金融市场出现问题的原因。Michael P.Dooley el al.(2008)的观点是，“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是次贷流动性危机的原因，同时流动性危机可能使美国的收支平衡出现危机，如果二者同时发生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但是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将使二者不会同时发生，这将减少次贷危机的损害。
本文区别于研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普遍的思路，着重从美元过度债务循环的角度来研究此次金融危机。
二、所谓战略家们构思的能享受不劳而获的长期稳定的“美梦路径图”
1、“美梦路径图”的由来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美国因为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国外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就已经面临了贸易赤字的问题。然而，当时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在面临黄金储备流失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其贸易逆差的问题，经常性地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贸易配额和美元贬值等方式来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削减其消费效用和庞大的军费开资，仍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尼克松的时代，他宣布了黄金禁运，并脱离了美元金本位，进一步让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元外债价值。
似乎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意识到可能已经发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地安享他人财富的路径，那就是对贸易逆差不必过于在意，通过增发美元，贸易顺差国家将不得已将美元外汇投资到美国，美国人可以安享财富而不必削减消费效用和军费开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让本国货币紧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赚取大量美元外汇。由于没有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在货币发行量上得以以其贸易状况为标准过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无视长期巨额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贸易顺差国家对于这些美元外汇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只能将赚取的外汇重新投放美国，购买美国的各种证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从而形成一种美元回流的状态。故而，本文将该过程称为美国人之梦路径图，简称“美梦路径图”。
2、“美梦路径图”的全过程
对于美国的赤字借贷循环，贸易顺差国家在处理美元外汇时面临的三条选择，如图1所示。其中，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第一条选择路径显然是不可取的，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也以这一点为假设而进行了下面博弈的设想。
第二条购买美国企业的选择也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不会允许的确也没有允许
贸易顺差国购买其关系未来经济制高点的相关企业。比如，中海油购买美国的优尼卡石油公司的遭遇就是典型，优尼卡在美国石油公司中仅排在第七名，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太多。但是，这件事就遭到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引起美朝野震动和不安，一些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反对，最后使这桩收购案流产。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前提下，美国绝没有对产业安全问题掉以轻心，美国显然会采取经济手段之外的方式进行干预。因此，在图中我们说购买美国的关系经济制高点企业的行为实际上被禁止。
剩下的选择只有第三条路径，把依赖低端产业靠辛苦积攒挣来的美元外汇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融资，这样做的后果抬高了资产价格同时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最终，如图1所示的博弈过程，美国在已知贸易顺差诸国只能将美元外汇投放美国的前提下，本可以选择紧缩开支和节约消费来逐步长期赤字的贸易状况，但是美国似乎选择了另一条途径，通过扩张美元货币使美元通货膨胀，并在适当的时机使美元贬值，从而使得美元外债实际价值缩水。美元在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贬值，以改善贸易条件并使外债缩水。1985年的“广场协定”，降低美元对日元与马克的比价，协议生效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低了51％。最近几年也频频向中国施压，意欲迫使人民币升值都是这一路线的经典反映。
这样精湛的逻辑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条稳定的路径，该路径跳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是在长期的国际经济借贷关系角逐之中美国人摸索出的超出经典经济学理解之外的一条安然享用财富的办法。因而，相当能够掩人耳目。通过该路径美国人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达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3、内在不稳定性
由债权国将过剩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这种美元环流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盘绝妙的棋局，但是从其内部流程细看，这种过程是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美梦路径”能够稳定的关键在于需使外债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来偿付能力的持续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国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开支不减反增，国内消费水平又不肯节俭，只是依赖或者说故意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剥削体系。如果外在的环境不是按照美国预先的设想所运行的话，或者说债权国不允许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贬值仍不足以改善贸易条件，美国对外债务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那么，其结果势必要以剧烈的变动来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也就是说此处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如下图2所示，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扩张其美元货币供应量，这些美元以贸易支出的形式流转到顺差国手中，并最终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在此过程中，不但顺差诸国因美元外汇不断的增长而兴奋，美国国民也同样会陶醉在资产财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的继续攀升及储蓄率的下降，要维持这种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须继续依赖这种借贷关系的，从而使得外债继续增加及本国资产价格过度的膨胀，“非理性的繁荣”时期的到来预示着一场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美国如此债务过度循环的后果是吹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风险相应增加，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来自外部的微小的冲击就能使得本已积累很大系统风险的整个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梦路径图”。金融危机的后果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必然给全世界尤其是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严重的经济冲击。
三、债务循环积累的扭曲借贷关系引发经济先膨胀后紧缩
如图3所示，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总体上呈逐年扩大趋势，外国在美资产亦是显著增加，表明美元环流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们可以把过剩美元回到源头的过程看成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给美国人消费的过程，因此可以应用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借贷消费问题。
1、合理的借贷关系与扭曲的借贷关系
则消费主体1与2的跨期替代消费选择问题归结为如下的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只有两期的跨期替代消费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无需求解，用图4可以清楚地描述两主体不同的选择，Ii表示主体i面临的两期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
假如开始时资本市场之间存在流动性约束，也就是消费主体1不能正常地从消费主体2那里借贷到资金进行消费，那么消费主体1的选择只能在点p。当不存在资本的流动性约束时，主体2可以通过从主体1那里借贷资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线从移动到，从而可以维持在点的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借贷关系的确可以使消费者的当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消费者2由于必须偿还第一期的借贷而使得消费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费者1则因为收回了借贷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效用水平。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跨期消费选择，确保其运转的前提是借贷关系能够正确理清。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应该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实情况是美国依赖借贷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费水平之后，但却并没有考虑在第二期削减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偿债能 力，而是继续维持开支在高位运行，以新债还旧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债务过度循环。
2、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我们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一紧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一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用于符合“国家经济人”假设的国家之间。“债务一紧缩理论”理论中的债务是指主要银行的信贷，而债权国借贷资金给美国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债券，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拓展“债务―紧缩理论”，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的了国际间债务循环，来解释扭曲的债务何以最终成为了经济从繁荣到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债权国将巨额贸易顺差资金循环借贷与美国的这一过程，在短期的表面上会引起美国的资产价格上扬，比如美国房地产和各种债券的价格上升，形成对经济的乐观积极的预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心理下，过度开支，债务积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特征的表面现象看似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含有对债权国“过度负债”的因素，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膨胀的极点处，“意外的冲击”便导致了资产价格暴跌。此处的
“意外的冲击”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购买力的水平，而是依赖发行债券过度借贷资金给低收入者使其具备购买房屋的虚假消费能力的时候，而引起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不能支撑。消费与供给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可以调和的阶段，再加上货币政策稍一紧缩，便引发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系列债券及其衍生品价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资本循环过量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次级债券在美国内部及其债权国涉及面甚广，从而使得次贷危机引发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关系的过程如图5所示，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先是同步上升的关系，而后在经过“意外冲击”之后，预期资产价格将下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崩溃，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争相抛售其资产。各大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亏损累累，乃至破产、倒闭。而同时净资产减少，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消费水平明显减少，物价下跌，企业盈利减少，产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时的情况如图6所示，在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物价水平下跌，产出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经济的萧条已成定局。
四、结论、教训与建议
对债权国循环借贷，不失时机地使外债缩水，是美国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及军事实力为依托，经过长期的借贷经验积累而发现的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聪明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内在的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当今的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和费雪理论中的过度负债其本质都是一种债务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扭曲的债务。因而先是铸就了经济的繁荣，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经济拖入了衰退。
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骤然发现本国多年来积攒的美元外汇面临两难的窘境。是继续投资已经缩水并且风险很大的美元资产，还是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任其再行下跌?显然，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继续投资美元，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因为后者损失可能更大。长期以来，由于债权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反而成了美国恐吓世界的一种新的手段。美国把全世界与其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债权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现在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
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的确值得认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机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从长期看应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元具有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直接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了美国利用该制度不劳而获的空间，同时也使债权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势在必行。
2、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对美出口，因此爆发于美国的危机很快波及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只是在转型期的过渡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措施促进国内人民的消费升级是必然选择。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各大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陡升，引发市场信心的极度恐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市场信心严重不足，银行间拆借市场几乎冻结。资本市场巨幅下挫，全球主要股指巨幅下跌，同时大幅波动，3%-5%的日波幅频繁出现，衡量全球资本市场走势的MSCI指数降至2002年以来最低点。在短短两个月内全球股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跌30%-45%不等。一时间，全球金融业哀鸿遍地，一片恐慌。冬日的华尔街，寒风凛冽，街口的奔牛铜像也在瑟瑟寒风中显得疲惫不堪。
危机开始之时，也是思考启航之点。与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这是宏观货币政策的失误、监管的缺失，还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乏？是风险管理系统的不足和定价的失败，还是金融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贪婪和欲望失控，抑或，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全球货币系统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为什么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把毫无准备的世界拖入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又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学习什么？
现时、历史和未来都在考问我们。
由于工作的关系，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便时时刻刻关注整个事件的进展，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内部举办了每周的讨论会，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笔记。我们认为需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对未来的影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成《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一书。
这本书的前三章从危机的缘起、爆发和蔓延，政府救市的得失与困惑，金融危机向经济衰退的传导三个方面审视这场危机。第四章解读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让读者对这场危机有更深入的认识。本书的后三章从教训出发展望未来，从未来着眼分析现实。第五章剖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金融全球化问题。第六章分析银行业经营和金融监管中的问题与缺陷，并对重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进行初步的探索。第七章就目前备受争议的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进行简要的评述。
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一本关于目前尚在发生和发展中的金融危机的书，并希冀找出未来的方向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写作中为一个又一个金融王国的轰然倒塌而震惊、为一个又一个事件中人性道德的丧失而沮丧，为一次又一次制度的缺陷而惊讶，为一批又一批财富的烟硝云散而惋惜，为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人类的短视而痛苦。
我们在观察中思考，在困惑中体会，在斑斑事件中寻找历史，在层层硝烟中探寻明天。在写作中，我们也在一次又一次纷繁的事件中看到新世纪的曙光，我们相信，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也改变着未来世界经济金融模式、格局和体系。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将因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包括各国经济增长方式、金融发展模式、金融监管架构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等都会重新定义。从中长期来看，全球格局的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在此过程中，各国、各企业与金融机构都面临着各种风险，更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机遇。
当我们从大洋的彼岸回望我们的祖国，我们为我国的金融体系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骄傲，我们也关注我国的经济正在遭受主要发达经济全面衰退的冲击。我们深切地感到，理解这次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探讨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教训，研究未来的制度建设，对我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中国对人类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的责任。
行文至此，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正从窗外斜斜地照射进来。2009年注定是动荡的一年、挑战的一年，变革的一年，同样也一定是充满机遇的一年、思索的一年，改变历史的一年。危机还在继续，不知不觉中世界新的一页也正在掀开。
很多人都同意，美国金融危机给所有人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但究竟能从中学到什么？取决于人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目前，最常见的分析认为，金融危机来源于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和冒险。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宁可把钱借给那些可能无法还钱的人，让他们去买房。于是，制造出不合格的、次一级的贷款――次贷。然后，银行家又绞尽脑汁，发明出复杂难辨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围内把次贷债券转卖给其他金融机构，比如欧洲的许多银行。结果，当房价下降时，那些次贷变成了呆账。由于次贷数额巨大，众多金融机构因此一下子陷入了资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
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贪婪
作为银行家，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把钱借给那些会准时还钱的人。如果银行家冒冒失失到处撒钱，不管能不能收回来，无论银行有多少钱都会很快败光。真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居然有长达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它本该早就把钱撒光了，怎么会经营了那么久？
现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银行家可能是社会中最保守、最谨慎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宁可放弃可能的盈利机会，也不接受过分的风险。实际上，无论是银行的建筑风格，还是银行家自己的着装起居（你见过披头士式的银行家吗？），都是在尽可能向社会传递老成持重、稳健可靠的印象。因此，说银行家会为了利润而忘记风险，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华尔街的人很爱钱、很贪婪，但如果不爱钱、超然物外，他们也不会到这里来工作。华尔街从诞生之日起，就集聚了最爱钱的人。他们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贪婪的，可金融危机是最近才发生的，简单地用贪婪恐怕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金融危机。
如果认为金融危机的来源是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那么，通过这一课能学到的教训自然就是――要设法限制银行家的自主行为。谁来限制呢？看来政府是个不错的监督者。许多人也确实正是这样总结教训的。他们主张，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把过去没有纳入监管的项目也纳入进来，更加严厉地控制那些自己不能管理自己的银行家。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银行国有化，直接让官员代替银行家去管理银行。当然，随后还要建立完善的监察司法机制，确保官员不会腐败。
可是，如果金融危机并非源于银行家的冒失和贪婪，而是另有原因呢？如果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府此前对金融行业的干预和管制，金融危机才会如此严重，那么，人们应该得出什么教训呢？
对金融危机稍做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无所不在的政府作用。美国的金融行业，早就受到了政府日趋细密的干预和管制。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逃避的政府管制下，金融行业丧失了应有的风险应对能力。错误的市场行为得不到纠正，错误的后果也就逐渐积累，终于有一天，所有的问题超出了整体经济的容纳能力。于是，就爆发了金融危机。
财富再分配“善举”逼出大量次贷
政府的作用真有那么大吗？让我们先从在金融危机中爆得大名的“两房”说起。“两房”中文分别译为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个译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这两家公司性质的信息。但如果看看他们的英文全名，所有人都会意识到一些东西。房利美的全称是联邦全国按揭联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房地美的全称是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两家有着明显政府背景的公司。不管它们怎样解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两家拥有政府信用的公司。它们绝不同于市场中其他公司，不会破产。如果它们出现问题，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当初成立这两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穷人能够买得起房子。起初，这两家公司完全由政府经营，后来，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它们仍然规模过大，而且拥有政府信用。早就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要拆分这两家公司，彻底把它们的资产市场化，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政府还需要这两家公司替他们做事。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当然是好事，但长期增长让美国政治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从政策上加以维护，他们可以转而从事一些财富再分配的“善举”。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致力于建设“伟大社会”。这个“伟大社会”计划强调财富的平等分配，当时的总统约翰逊颁布了平等权益法案，要以政府的力量让那些经济上的弱势人群得到更多的利益。
从此，美国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干预市场的政府管制计划。许多人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转为停滞。其实，石油危机没有那么大的威力，真正压制经济增长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的政府管制。自由企业受到来自政府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管制，企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经济由此陷入停滞，这一点也不奇怪。
1977年，美国的卡特总统签署了《社区再投资法》。这部法规强令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1978年又推出了《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也许这些法律看上去问题并不大。银行确实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对顾客有所歧视。但银行确实应该根据风险对贷款人进行筛选，不向那些可能无法归还贷款的人放贷。可是，如果银行拒绝了向某人发放贷款，即使完全出于经济原因，那个不满意的贷款申请人也很容易声称银行是因为其他原因歧视他。
而在美国法庭上，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往往倾向于怀疑富有的银行家，而更相信可怜的贷款申请者。一旦银行输了官司，就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严厉制裁，相关业务会被政府监管部门限制甚至终止。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种风险。权衡市场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显然后者更大、更无法逃避。于是，银行就只好放弃原有的风险控制机制，发放所谓的次贷。
这些次贷信用很差，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银行心里有数。因此，银行就很想把这些次贷变成债券，出售给其他人换来现金。这时，“两房”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它们大量购买银行的这种次贷债券，数量达到惊人的几万亿美元。
说到这里，事情的实质就很清楚了。既然是不合格的贷款，如果是银行自由自主经营，本来是不会出现的。没有足够的信用，就没人会给你贷款，你就没钱去买房。可是，政府不忍心看你买不起房，于是，先让银行以次贷的方式替你把钱垫上，让你能够买房，然后政府再通过“两房”把钱还给银行。
这个过程看上去不错，很慈善，很感人。可惜代价是整个金融体系被搞乱了。“两房”买了次贷债券以后，并不是把账单直接交给华盛顿报销了事。美国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么，怎么办呢？“两房”再把这些债券重新包装成其他金融产品投到市场中去。在整体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再加上“两房”拥有政府信用，人们相信它们永远不会破产，只要包装得当，这些债券不愁卖不出去。
同样，信用评级机构也受到政治压力，要求对这些次贷债券不得做过低的评级，否则就是歧视弱势群体。市场系统进一步被破坏，纠错能力进一步被禁止。买了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会再次包装，再卖出去。这个过程会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程度，以至于最有经验的银行家也禁不住诱惑，认为可以从中盈利。
烂苹果再怎么清洗，也不会变成好苹果。所有这些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是那些很难收回的贷款，这就注定了金融危机迟早会爆发。
政府永远无法代替市场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强制贷款，为什么到2008年才爆发金融危机？这其中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许多问题；另一个是因为格林斯潘。
格老任内，几乎被视为上帝。他无所不知，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机调节利率，把美国经济掌控得刚刚好。过热了，就提高利率，放缓了，就降低利率。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格老的政策，这才恍然大悟。
格老其实并不是上帝，他并非无所不知。他把利率调来调去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没有人有能力那么准确地预测市场动向。利率调来调去的结果就是打乱了货币的稳定供应，更多地制造出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有一个特点，在初期，人人都很满意，因为大家手里的钱都多了。
但难受的日子在后面。过多的货币在市场中制造出泡沫，首先抬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这样一来，次贷必然带来的财务窟窿被通货膨胀暂时掩盖了。问题再一次被延缓，危机继续积累而没有爆发。不过，别忘了，积累时间越长，爆发时的烈度越大。到了2008年，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危机无法抑制地爆发了。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是由政府通过两个阶段制造出来的。首先，是政府强迫银行发放次贷，拥有政府信用的“两房”把次贷投放到市场中，从根本上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自我纠错能力，然后，政府又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掩盖财务窟窿。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不断积累错误的经济行为。终于，人们要为所有的错误埋单了。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状态。市场信心几乎荡然无存。人们都不敢进行交易，因为不知道交易对方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这时，许多人主张政府出来救市，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自身的信用投入到市场中去，作为第一推动力，恢复市场的运转。如果没有这个来自政府的第一推动力，金融市场的信心就难以恢复，金融危机也就无法缓解。
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金融危机是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现在又要政府来出面拯救。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失败的话，政府要出面代替市场。可是，如果是政府失败，那么，依然要让政府继续干下去，只不过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官员。
那么，政府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政府具有市场所不具备的能力，那么，国有企业就不会那么糟糕，“两房”也不会造出那么大的的财务窟窿。
如此一来，市场只能靠自我恢复？如果怀疑交易对方有可能是下一个雷曼兄弟，并因此不敢与其交易的话，想交易的一方会用各种办法证明自己的资信，毕竟，恢复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总会有人想办法克服困难，一旦成功就会得到收益。但是，如果政府出面大把撒钱救市，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就会被压制，结果，看上去就好像市场真的不能自救了。
新兴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有毒资产”的规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但来自信心层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次危机的传导并非同过去一样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传导,而是直接通过信心传导至金融市场。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要想办法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能够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把自己的事办好: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危机过后,能克服掉过去的问题,实现新一轮增长。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是从发达国家开始,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取教训,发达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外,由于工业化国家出现衰退所导致的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金融危机也通过出口环节对新兴市场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跨国金融机构把资金撤回母公司,并减少投资活动,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贸易融资短缺。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支持贸易融资,反对保护主义,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近期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支持贸易融资,中国参加了支持IFC(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的活动,目前已对下一步支持贸易融资做了安排。
发达国家从危机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真正帮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克服困难方面则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健康的轨道。
除去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外,也应注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因为区域性开发银行获得区域内的信息更丰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增资、开展区域内活动,能够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
而且金融人士的任何一次聚会好像都比别人更有意义一点。比如，眼下挺时髦的那个以金融危机中倒霉的雷曼兄弟做主题的聚会，1周年，2周年……几乎每年都有人拿这个事做题目。今年是5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这种聚会好像更加频繁了。
但这真的让人怀疑，关于雷曼兄弟5周年，除了能说明由于人们习惯十进制来计数，所以对5比较敏感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我是能理解银行家和宏观经济学家们纪念那家倒霉公司，倒不是对那帮犹太人有什么感情，而是希望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但这真的有意义么？看看他们总结了什么，不外乎有三条：华尔街贪婪；格林斯潘时代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还有新兴市场储蓄率太高。如果这些总结能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那为什么差不多100年来金融界人士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这过程中他们一定举行了好多次聚会了—而我们每过大约10年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而且这些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并没有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得越来越轻缓呢？
如果你翻看一下现代金融危机史就会发现，金融人士的Party最终都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
在1929年的时候，被认为引起市场暴跌的原因是投资者在根本不了解上市公司情况的前提下还运用了杠杆购买自己认为很棒的股票—当时也曾有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索要经营情况报告，而被上市公司告知不要管闲事。
实际上，企业最重要的现金流量表一直到195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虽然投资者使用的杠杆并不高，但这种瞎蒙的投资无疑会让市场变得无厘头。
而时间到了1998年，情况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很大改 善。
当时，引起危机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聘请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产品经理，而且运用最高性能的计算机分析投资获益的数学模型，他们追求极大概率事件的获益，然后用杠杆将其放大。
到了2000年以后，在美国市场上房地产抵押次级债投资组合开始盛行。
在很多投资者看来这种投资组合风险已经很小了，但显然不少人认为也许风险还不够小，所以市场上为了降低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又发明了CDS—被叫做房地产抵押债券的违约掉期，就是那种可以以房地产抵押证券的保险—啊，简直太安全了，投资者开始围绕这些证券做出杠杆极高的金融衍生品，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看到这个路径了么？投资者喜欢高利润，但讨厌高风险。100年来，他们千方百计要做的就是找到风险最低的获利方式，然后用杠杆把这个利润放大。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不断发生，原因就在于，很多投资者都在操作同一类大概率安全而杠杆很高的投资获利方式的时候，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的破坏程度是由到底有多少投资者参与其中，以及杠杆到底有多高的乘数决定的。所以100多年来，金融家的聚会再多也无济于 事。
人类越变越聪明，信息越来越透明，对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改善都只是让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转向不断追求更大概率的获利事件，那群聪明人为此只会不断提高杠杆。
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第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和最大债权国，中国宣布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自然引爆世界财经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讨论，他对全球金融发展、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自从19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实施经常账户开放之后，什么时候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或完全自由兑换(国外媒体习惯称之为资本账户自由化)，一直是我国金融发展战略和策略的一件大事。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和现实困难，迫使中国再次慎重思考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次序和时机。新世纪降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外汇储备快速积累，资本账户开放多次成为国际财经界关注的焦点。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预测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最佳时点。美国次贷危机及其随后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再次迫使中国谨慎决策。当然，更有人以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正是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此时此刻，全球金融危机仍未完全过去，欧债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中国高调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充分显示了我国积极融入金融经济全球化浪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决心和魄力。
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和收益，是过去数十年金融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资本账户开放的浴火考验，有的非常成功，有的非常失败。站到不同的角度，人们从金融开放的历史经验里，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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