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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 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18-08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潮消退之后，产业政策正在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
在本文中，笔者将罗伯特・韦德（ Robert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和梅迪・谢菲丁（ Mehdi Shaeffedin）等秉承李斯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旧李斯特主义者，而把运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赖纳特（Erik S.Reinert）、张夏准（Ha-J oon Chang）和贾根良等学者称为新李斯特主义者。目前，新李斯特主义方兴未艾，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探讨，例如，1日李斯特主义者关于为什么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模式未必会自动地为后进国家带来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具有说服力。但是，旧李斯特主义者并没有充分地讨论提高企业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强调管理学基础对于新李斯特主义的重要性。
由于旧李斯特主义者往往将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还原为经济理论之争并有将企业能力或生产力
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形成机制处理成“黑箱”的倾向，所以直接从旧李斯特主义的文献出发来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具有难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从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联系的相关研究出发，寻找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的线索就成为现实的选择。我们认为，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为系统地把握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提供了出发点。
近年来，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发展型国家论开始进入我国经济学界的视野。由于具有相近的学术渊源和类似的政策主张，新李斯特主义者对于发展型国家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挖掘并重温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有助于存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上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确认改进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实践的途径。
一、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长期以来，后进国家的发展战略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开设的政策清单巾，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占有关键地位。对于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视源于以下认识：尊重市场机制和白由贸易原则意味着后进国家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战略将自动地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正如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的后进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可能在工农业关系问题上落入李嘉图陷阱一样，在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如果后进国家完全依据静态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在产业升级问题上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李嘉图陷阱描述的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制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加往往引起粮食价格上升，粮食价格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而低利润意味着企业很难进行设备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只有土地所有者。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的李嘉图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指的是，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未必能够提高后进国家的竞争力，其表现是后进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的低端。实际上，对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凶的分析是新旧李斯特主义的出发点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丁理论依据是否正确，而且受到政策实践的影响。换言之，即使理论依据是正确的，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或不愿正确地设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企业不能或不愿有效地利用政策环境，那么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难以实现、或者伴随成本。实际上，保护国内市场、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尽管新李斯特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仍将继续，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在坚持介入必要性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率，即如何强化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显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对于高度重视政府介入的新李斯特主义者而言，政府介入的管理学基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尽管一些具有新李斯特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和产业政策研究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入体系化的状态，在相关领域的主流文献中没有占据关键地位。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后进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新李斯特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长期的论战。对于前者来说，在经济学原理的层面上论证己方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议题。
东亚地区的政策史表明，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发展战略的出现未必以一个学术流派的压倒性胜利为前提，更多地是一个围绕国家的发展意愿展开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学术争论有助于推动政策范式的变化，但是发展战略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现象，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有学者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其原因即在于此。实际上，姑且不论中国的政策实践是否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或新李斯特主义的原则，在现实中，在政府积极推行产业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支持产业政策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基础；类似地，在自由主义的影响迅速上升的90年代，产业政策也没有退出舞台。
对于新李斯特主义者来说，构建管理学基础的主要途径本来应该是从作为其理论依据的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演绎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但是，因为这些理论依据具有比较强烈的纯粹理论的特征，所以这种研究显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现实的思路是对尽管没有成为新李斯特主义的主流文献，但是却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致、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如何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如何整理这些研究将成为一个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具有近似的问题意识，但是相互联系却并不明确。因此，如果缺乏明确的出发点和分析框架，我们能做的将只是罗列这些研究。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渎，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 ohnson）使产业政策一新李斯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 成为学术研究议题并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种流行观点忽视了约翰逊之前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研究具有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传统，前者的代表是约翰逊发表于1982年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阿贝格兰（Jamcs C.Abegglen）发表于1970年的《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长期以来，约翰逊的著作被奉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开山之作，阿贝格兰的著作则由于在日本出版而被英语学术界忽视。实际上，阿贝格兰的著作包含了后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流派的所有关键要素。另外，对于本文而言，尽管阿贝格兰和约翰逊的经典研究都包含了以政治过程和企业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两个思路，但是相对而言，阿贝格兰的重点在于后者，而约翰逊的重点则在于前者。更为重要的是，以政治过程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上行路线或约翰逊传统――成为后续研究的主流，而以企业的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
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下行路线或阿贝格兰传统
则流落于主流之外。然而，只有将包含在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中的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发展型国家论以及新李斯特主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后进国家的实践。对于本文来说，只有将这样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系统地梳理关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首先，阿贝格兰被忽视的研究包含了发展型国家论的所有关键要素。众所周知，格中克龙的后发优势说是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起点，而后进国家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则是格申克龙最为重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贝格兰的研究与格申克龙的思路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在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阿贝格兰不但将日本企业对于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视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融资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和央行介入的结果。一般而言，齐斯曼关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政策的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论中较早讨论融资制度的经典文献。但是，这一研究的发表远晚于阿贝格兰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贝格兰是最早将格申克龙的核心思路运用到关于东_哑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的学者。另外，强烈的发展意愿、自主的核心官僚机构、紧密的政商关系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发展型国家论的关键要素，而阿贝格兰的分析则涉及了上述所有因素。因此，尽管没有受到发展型国家论者的重视，但是将阿贝格兰定位成发展型国家论事实上的开创者之一当不为过。
其次，产业政策是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中心研究议题，但是两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尽管约翰逊重视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作用、正确地评价了关注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意义、甚至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名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 作为《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的题记，但是，他对于企业层面的牛产活动的分析浅尝辄止。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制度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将政府介入与日本的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地，作为管理学者的阿贝格兰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在论述日本经济的特征时，他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资金结构与政企关系并列，并倾向于通过分析政府对于企业的融资活动和劳资关系的影响来把握政府的作用。换言之，阿贝格兰的产业政策论建立在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的分析之上，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对于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层而的制度安排的影响来论证政府介入的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反映在《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之中，在后续研究之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以政治活动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研究分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中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话，那么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区别主要足程度上的：两种研究路径并存于两者的研究之中，但是约翰逊更倾向于上行路线，而阿贝格兰则更倾向于下行路线。但是，在发展型国家论成为显学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约翰逊传统成为主流研究方向，相对地，阿贝格兰传统极少被提及，少数延续了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或者没有被从阿贝格兰传统的角度进行讨论。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
1.西方经济学的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属于片面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借鉴意义
2.1微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所包含的要素见图2-1。微观经济学研究了个体行为和各种市场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时需要尊重个体行为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2.2宏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通过宏观经济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应用与实践，具体见表2-1：
3.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路径
3.1充分转变政府职能
西方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转变观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充分转变职能，解决与企业、个人的冲突和矛盾。政府充分发挥创新引导政策、财税政策的作用，提升企业实际竞争力。加强政策宣传，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提升。
3.2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局面
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国国内需求与外部需求协调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不断优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或服务的科技含量，拒绝低价竞争。
3.3注重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自主研发实力，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产品，进而增进经济发展之后劲，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经济可持续发展。
结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借鉴启示，中国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中国有限资源实现高效配置，提升市场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创和谐、美好中国，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叶旭阳，李忠霞.基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J].现代交际：学术版， 2016（20）
[2]丁万鹏.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启示[J]. 山西农经， 2015（03）
论文摘要：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内涵为：以法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规则和以财产权让渡为内容的规定(张宇燕，1992)。如《礼记·礼运》日：“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认为是上天授权圣王设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苟子则从“礼”的角度，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冲突和产权规则的形成：“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之所起也。”他也视制度为“先王”所定，与孔子一样，认识到制度产生于人的行为，为人而设。在制度结构中，古人以“礼”作为纲纪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强力手段和道义手段，这一方面尤以苟子为代表。显然，这是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起来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腊思想家。他们主要关心经济和组织的效率，色诺芬、柏拉图对组织、专业化与分工的论述，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古罗马学者则把制度的视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财产法和合同法后来成了西方世界民法体系的思想源泉，而现代公司制度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并且服务于其他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导地位。他们的分析大体上是一种经验与归纳式的，从整体出发，不太注重逻辑演绎。他们对制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关于制度的系统理论。
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
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组织生产的规则——分工作了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体系中，生产以分工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的倾向。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会受市场制度的制约(或称“斯密定理”)。但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扬格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来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上，如杨一博兰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贝克尔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这些理论重新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从而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既有对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副线(周小亮，1999)；同时又有对社会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实际上论证了前者的制度环境。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属于比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经济资财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埃格特森，1996)。这论证了一种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斯密从“经济人”的自利和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来论述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分析方法为后人所遵循并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场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之人实现自身需要并通过“是非的意识”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地道德进步。
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经济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但他确实分析了其基本含义。然而，他分析的行为者，一方面是超历史的自利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工人、地主的阶级差异，是处于特定经济制度之下的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同后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斯密还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演化。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进理论的先驱，又可以看作新经济史理论的发端。在《国富论》上卷的第三编“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中，分析了城市与商业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欧洲由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演化。
三、斯密继承者的两个发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为对价值创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经济学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寻求斯密其他价值源泉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二者之间除了价值论上的分歧外，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区别，表现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研究“黑板经济学”(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设计一套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竞争规则。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虽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它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无“磨擦力”从而是非现实的世界。不过，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体系中，有对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分析，这相当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彦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仅仅到这一层次；它承认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对它们的分析过于肤浅。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图思想中的利益冲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作了深人彻底的剖析。制度被视为一系列总括多方面的规则，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必须采用抽象的历史的方法，结合利益冲突、文化习惯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由此，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演变规律。由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马克思分析的是宏观上的整体制度，而且是作为制度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确实从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论基础、关注对象和价值判断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终成为经济学分析中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当代西方向主流挑战的两个异端：新老制度主义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新老制度主义者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不安和力图协调它们(参考卢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学者们目前的研究尚在对比二者异同阶段。另一个问题有人也提出来了，即国内的研究对老制度主义重视不够，而且有所误解(张林，2001)。
(一)老制度主义
老制度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新近的发展既来自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的新制度学派，又同费斯特、格罗锡、图尔等的主张一致。它有两大研究纲领：一是凡勃伦一阿里斯纲领，强调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卢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达成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缪尔斯一施密德纲领，它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它们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响(卢瑟福，1999)。后一研究纲领更接近于新制度主义。
对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明确地集中到制度上，相应地采用制度、结构和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并结合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老制度主义对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与坚持，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确实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挑战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发轫于科斯对企业性质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代表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按其内核整理，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二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三是制度演化理论
从基本方法上，可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它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作稀缺资源的制度，因而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论方面并无任何创新，只是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又依赖于对其基本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这就需要制度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并协助人实现其利益目标。这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经济，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够在经验实证层面进行，因而能接近科学地研究问题(周业安，2001)。由于这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边际分析的运用，它已同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而成为新古典框架内的制度选择模型。
二是向社会学、管理学靠拢，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在交易费用对经济的解释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人而凸显出来，主要是在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无节制的使用上。这使它已经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坏名声(费雪，1977)。积极的态度不是抛弃而是发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机会主义倾向和契约人的概念更进一步受到强调，而理性与非理性、正式规则与传统习惯等得到调和。由于正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对静态性，迪屈奇试图把它动态化，充分重视了权力和组织演进的动态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传统制度分析的静态缺陷，更多学者强调对制度演化进行动态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论，例如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方法已在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分析制度演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五、结语：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总体特征是把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但在具体考察方式及结论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宏观还是微观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继承正统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为出发点，采用最大化框架和边际方法分析最优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和说明制度问题；然而制度如果被当作一系列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那么它只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而被深深地打上集体的烙印，单纯考虑个体是无法认识到制度的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整体结构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个体，如何从个体过渡到整体就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制度宏观分析缺乏一个微观基础。
通常，老制度主义者自称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被限定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上。根据卢瑟福(1999)的归纳，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是指：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与功能；③个人行为只能由整体来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指：①目标和利益源于个人；②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于个体行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加以合理解释。
其中①与②只是事实陈述，③则代表了研究纲领，所以争议更多地集中于③上。这也是新老制度主义分歧所在。我们以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类行为产物；然而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既定的制度环境，并受其制约与影响，在相对价格的变化(或收益与成本比较)作用下参与新的规则形成或维护旧的制度，这又是众多个体决策相互影响的过程(进化博弈论正是据此研究)。
关键词：古典微观经济学；4P；4C；4W；渊源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著．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经济人假定；斯密之谜；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6日
在经济学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模型和假设。但要说重要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假设？笔者认为应该是“经济人”假设。如同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一样，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经济人”假设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准确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含义是我们学好经济学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与含义
在回答什么是“经济人”时，经济学都是回避了对其进行直接定义，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经济人”的定义存在争议之处。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述了“经济人”思想，《国富论》中有一段大家所熟知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斯密看来，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由此，人们把斯密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倡导者。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正如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马克・布劳格指出的，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约翰・穆勒。
大部分学者接受了经济人的总结始于斯密这个说法，尽管“经济人”这一名词并不真正为斯密所首倡。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把“经济人”作为术语引入经济学，而在此前，B・弗里赫里奥在《精明的管家》（1629）一书中的“管家”这一概念被当作是“经济人”概念的先驱。“管家”被定义为：“会计算、有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的研究，国外以“经济人”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们是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莱本斯坦因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兹所编的《有思想的经济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尔斯的《近代经济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如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稍稍地和支离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与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假定中……。”
（二）“经济人”假设的含义。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大致内容：这一概念离不开自利最大化，也离不开工具性的理性。仇恒喜、骆克龙（2000年）认为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利己心（或称功利主义）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学者黄卫华（2003年）认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具有四个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态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当将经济人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时，经济人概念经常被替换成经济人假设或经济人假定等名词。因为从根本上来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抽象。
杨春学（1998年）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全面的总结，在将经济人假设模式划分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广义模式的基础上，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下面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是经济人假设（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在经济人假设中是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杨春学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类似研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人，区分了一些相近的概念，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人”假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经济人”假设与“斯密”之谜
（一）“斯密”之迷。亚当・斯密的两部伟大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第一部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第二部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两部著作是同样伟大而又分裂的重要著作，它们都同样揭示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那么《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利他主义”，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间的矛盾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斯密”之谜。
（二）“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的一致性
1、从两本巨著的创作过程和斯密的思想体系角度来看。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和整个写作计划来看，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本质是一致的。斯密1752～1764年间在格拉斯哥大学主持道德哲学讲座，期间他曾充分利用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同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1759年4月，他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论》为书名首次出版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杰出著作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1759～1774年间，《道德情操论》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1年，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在对这四个不同版本进行修订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创作了《国富论》。《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与世人见面。1778年，斯密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斯密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过程、修订和再版过程，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不能任意把他们割裂开，以至对立起来。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吸取了《国富论》的一些内容，这是很明显的。
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不仅是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按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则同属于“道德哲学”，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当时苏格兰“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包括了后来许多门社会科学的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就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看出，这部由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庞大讲稿，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不能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2、从自利行为动机的角度看。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细目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差别，比如在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承认有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轻蔑地使用“自私”这个词，把“贪婪”和“自私”相提并论，而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
在斯密时期，“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尽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国富论》中斯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基石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
三、“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首先，忽视了人需求的多样性。由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物质利益之外，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的需要，人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不断学习过程以及构成人类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人的行为直接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要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同周围人的关系上去理解和解释人。
其次，现实的人所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大解”。由于自身能力和历史条件，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时间的有限性等的限制，人所能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满意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再次，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发展，“经济人”假定在一些领域被部分或是全部的抛弃。在经济分配、经济体制、福利有效性、区域合作等领都不适合运用“经济人”的假设，假设只是主要适用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适用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可以说没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只是程度差别，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有形的产品，无形的服务，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国防，其“经济人”假设的适用度就越低，这是由于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所以，在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做出修正，这时就必须还原为具体的人。从适用的时间上来看，在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经济发展初期，市场供不应求，价格水平较低，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大，市场主体的选择有限，“经济人”假设较为试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阶段的变化，知识水平和需求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了“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特别是目前随着“绿色、低碳”等运动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窄。
主要参考文献：
[1]M.Hollis and E.J.Nell，Rational Economic 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着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着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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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学 社会公平 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16-02
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而社会保障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特定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因此，社会保障既要按照自身规律来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规律的制约，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决定了经济学对社会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保障理论虽然不是经济学所能够全部涵盖的，但也部分地直接体现在经济学体系之中。经济学界各个流派的兴衰不仅记录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也渗透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轨迹。所以，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沿革
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前；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80年代至今为第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战前
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以社会公平角度为出发点，讨论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经济学对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最早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通过“看不见的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进而来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思想愿望。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保障思想的是德国的新历史学派，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新历史学派强调和证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必然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论述了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对贫穷者的救济问题。
当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福利经济学。尽管18世纪的詹姆士・斯图亚特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带路人”，但正是创立福利经济学的是庇古。他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基础，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论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经济意义。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那么同一英磅的收入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扩大一国的“经济福利”，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穷人得到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效用的损失，社会总效用会增加。尽管庇古主张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但他的社会保障理论仍建立在自由放任的主张之上，而政府作用也仅限于税收和补贴。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阐述，凯恩斯认为，一国的生产和就业状况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但是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会经常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与失业的发生。因此国家必须对自由经济进行干预，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需求。他认为政府干预的方针是“国家必须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及其它办法，指导消费倾向，政策重心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倾向。通过个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失业者、贫困者以救济，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二）第二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主张削弱社会保障开支，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二战后社会保障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急剧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断提高，福利国家纷纷建立，此时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涨”问题的出现，导致社会保障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凯恩斯理论的过程中，兴起了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学派，包括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进而经济学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见解。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指责社会保险削减了个人储蓄，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失业保险鼓励人们失业，使政府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有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对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改革，采取“紧急援助、严格的福利和对儿童补贴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鼓励就业，提高生产率，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还主张通过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尔茨指出：“社会保险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计划要对一代又一代人支付不断增长的实际社会保险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增长计划，从工资指数转化为物价指数化，将从根本上消除长期的社会保险问题。此外通过商业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197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出版了《公平与效率》一书，表达了当时经济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收入与消费的平等是以资源分配的效率降低为代价。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美国推行的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以及维护并扩展私有化的进程，均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开始注意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展开了论战。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社会保障通过影响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来影响消费者的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形成；其二，社会保障通过影响父母和子女在当期和未来的福利，改变消费者的生育行为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新古典学派和新增长理论分别从这两种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
新古典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共同决定的，劳动被假设为外生因素，因而物质资本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最终动力。储蓄是物质资本形成的源泉，这样储蓄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古典学派是以储蓄为中间变量来研究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学派将争论的焦点放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上，讨论到底那种筹资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然而，由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会对私人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基金制对储蓄率的影响又不确定，因此使得从物质资本这一视角出发难以判断两种筹资模式到底孰优孰劣，因此这种观点在发展中陷入了困境。
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证明了物质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社会保障的分析框架，为经济学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开辟了崭新的研究视角。新增长理论以人力资本为中间变量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现收现付制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而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了重要的影响。
二、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趋势分析
（一）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
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学最初是以公平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的，也就是说社会保障首先是作为一种公平制度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公平色彩，并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法律加以保证和强制实施，其功能是为满足社会公平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安全稳定机制，从而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
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的出现，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更关注经济效率。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和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以经济效率原则为出发点，提出了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建议。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来看，这些理论主要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从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本意虽然不是为了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却又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思想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
最初，社会保障理论主要镶嵌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当中，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收入“均等化”的手段和工具。
凯恩斯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有所扩大，把社会保障作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即依据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原理，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收支方式，达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二战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经济增长着眼，讨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重要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在内容上逐渐扩充、在功能上有所增加，由原来单一的社会稳定、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经济稳定、经济效率等多项功能。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4
2.[英]凯思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3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出版社，2003
4.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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