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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其实以朴素为美也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儒家的美学思想，对待朴素的美和绚丽的美，儒家美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者说二重性的标准。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美学观中的这一内在矛盾，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当是不无裨益的。
“大”并不完全等于壮美
中国现代美学对美的形态的划分，主要来源于西方美学史上对美与崇高的认识，而这样的划分方法恰好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乾坤刚柔，比乐师忧”（《周易·杂卦》），“刚柔者，立本者也”（《周易·系辞下》），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美学形态两分法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清代的古文家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论述。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姚鼐对美的形态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对文学风格的外部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而以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来概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类型也比较切合实际。
我国早期开始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便采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对美的形态作一分为二的划分。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最先提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他根据西方美学史上英国美学家博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美和崇高的论断来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按：即康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沿用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来进行分类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研究，能不能把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的“美”与“大”，比附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观念。孟子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作出这一论断的：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全球化向度
随着科技革命的全球延展、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和生产网络的全球分布，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现代新儒家如何面对全球化浪潮之侵袭，宋先生作了颇为精湛的分析。1．消解西方哲学。从历史上看，儒学曾经两次面对异域文化:一是南北朝以至隋唐消弭印度佛学，创立宋明儒学;一是清中叶以来吸纳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开出现代新儒学。宋先生指出，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近现代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性主义思潮，一种是叔本华到柏格森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但“在现代新儒家初创时期，非理性主义的影响更大一些”［1］76。在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尤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影响最为显著。1921年，《民铎》杂志推出1期“柏格森”专号，刊载了《柏格森传》(严既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张君劢)、《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冯友兰)、《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张东荪)、《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李石岑)、《唯识家与柏格森》(梁漱溟)近20篇文章，从不同层面、不同向度解析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事实上，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在构建新儒学体系时，均不同程度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缘于这种认识，宋先生指出，无论是引进西方哲学的心态上，还是改造西方哲学的成就上，现代新儒家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2．融入全球伦理。新生代儒家学者由于有着雄厚的西学背景，遂使他们易于将儒家思想转化成全球性的文化资源。面对西方语境，他们从全球伦理的视野开掘儒学资源，阐发儒学的普世价值，以提升儒学的国际影响力。宋先生认为，在此领域成就之大、影响之远当属杜维明与刘述先。基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杜维明充分肯定了儒学的现代价值。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理念，他马克斯•韦伯“儒教无助于资本主义形成”之论断，认为儒家思想成功回应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帮助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儒家文化圈”之地迅速崛起。杜维明如是说:“这种新的儒家伦理已经把一些已经被想当然地认为是西方之价值糅合到它的伦理结构中去。”［5］而作为以儒学建构全球伦理的推动者，刘述先不仅参与联合国“普遍伦理计划”的实施，还协助孔汉思起草《世界伦理宣言》。在他看来，构建世界伦理不能采用“取同略异”的方法，而应当选择既承认差异又寻求会通的“理一分殊”的途径。“理一分殊”本是宋明儒学的基本观念，而“宣言”所陈述的“原理”恰恰可与之相契相合。3．转向后现代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以新思维、新观念引领人们的现实生活。新世纪以来，北美的一些华人儒者如梁燕成、田辰山二人力图从后现代视阈审视儒家思想。田辰山指出，联合国应当建立文化理解、文化互信与相互尊重机制，推动儒学与后现代性的对话与互动。在他看来，西方注重不同中的斗争与竞争，而儒家则强调差异中的相通与共存。这种文化深层理解上的差异，可以借助全球性的文化理解和互信机制展开对话，减少误解、分歧与冲突，建立真正和谐的社会。基于这种认识，田辰山主张用现代话语模式拣择儒家文化的内在意蕴，使之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人类认识自己提供一种东方式的选择。宋先生指出，随着后现代日趋成为时代主流，如何从后现代视阈省察儒家思想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亦说明，“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完全是可能的”［1］102。
本体论向度
历史上看，中国先哲热衷于哲学本体的形上构建。然而由于古代哲学往往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没有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鲜有从存在论角度论及宇宙本体。宋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家改变了这种学理进路，他们援引西方现代哲学反观儒学的未来前景，纷纷创设颇具现代色彩的存在本体论。1．梁漱溟的“生命本体”。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梁漱溟突破“天人合一”的传统模式，从主客关系角度思考宇宙本体的存在依据。从主体视阈出发，他否定了客体的实在性，仅把宇宙看做生命的表现形式，以此建立生命本体论。他说:“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6］135也就是说，生活、生命与自然是同等重要的本体性概念，均指向动态的宇宙本体，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宋先生指出，尽管梁漱溟将生命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但宇宙与生命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有着质的差异性:宇宙是现象，生命是本体;宇宙是静态的“宛在”，生命是动态的“相续”。在梁氏的思维世界里，宇宙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所以，他说:“宇宙是一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6］792．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熊十力虽然成名于“后五四”时代，但作为一位极具原创冲力的现代儒者，他的哲学思辨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根基。他反对西方“哲学即是方法论”的观点，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建本立极，在熊十力那里成就的是“体用不二”本体论。与梁漱溟一样，熊十力亦以“生命“为形上致思的切入路径，但他驳斥了柏格森将生命视为“盲目冲动”之论，认为“吾人识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故。此一大生命，非可剖分，故无内外”［7］。换句话说，柏格森未将本体与功用统一起来，从而产生本体与现象相互背离之可能。所以，他提出“体用不二”论，力图超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创建具有儒家特色的本体论学说，把主客二分的理路与天人合一的模式进行有效整合。宋先生认为，由于熊十力的生命本体具有道德理性主义色彩，这为彰显儒家道德理念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本体论依据［1］118。3．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牟宗三承续了早期新儒家构建新的儒学本体之风尚，建立以生命—人文—道德为基本框架的“道德形上学”。何谓“道德形上学”，简言之，它具有两层释义:一是打通生命与价值通道，将生命存在接续终极的价值本源;一是将内在精神转化为外在实体，将至上的道德实体落到天地万物。为了寻找立论依据，牟宗三认为，“道德形上学”在孔子创立儒学之时就产生了，经过历代大儒的承续与改造，逐渐形成儒家之道统。对于牟宗三之论，宋先生并不认同。他认为，“道德形上学”只是牟宗三的理论创造，是对儒家心性之学的一种理解和诠释。“正是他自己把儒家的道德准则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看成是超验的、至上的、唯一的精神实体。”［1］140且不说“道德形上学”是否精当，此论已是新儒家本体论向度的最后一种模式，迄今尚未出现儒学新的本体形态。
价值论向度
虽然现代新儒家热衷于构建哲学本体论，力图探究宇宙存在和价值世界的终极依据，但作为儒学的现代形态，其哲学思考的逻辑基点仍在价值论上。宋先生指出，现代新儒学之本体论具有浓厚的价值色彩，是一种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实用哲学。1．内在的取向。柏格森的“生命”揭橥了存在的本体意义，在价值上是中立的;而梁漱溟的“生命”则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并把这种主体称为“内里的生命”，即在价值观上是向内深进而非向外拓展。他认为，体察“内里的生命”，只能诉诸主体的直觉。他说:“这‘我’之认识，感觉所不能为，理智所不能为，盖全出于直觉所得。”“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直觉的窗户。”［8］由此可见，梁漱溟以“生命”、“直觉”等现代哲学范畴为儒家传统“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为仁由己”(孔子)、“反求诸己”(孟子)、“发明本心”(陆九渊)、“致良知”(王阳明)的内在性义理找到新的诠释方式。2．超越的境界。宋先生说:“儒家伦理既有德性伦理的诉求，也有规范伦理的诉求。”［1］155这在宋明儒学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完备:陆王心学侧重前者，阐发了儒学的内在性;程朱理学注重后者，彰显了儒学的超越性。在超越性上，冯友兰构建的“新理学”成功延续了程朱理学之余续。他认为，由低到高可归纳成四个类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通过对这四种境界的评析，冯友兰展示了儒学价值观的超越取向。自然境界是最低的人生境界，此时人尚无自觉的价值;功利境界是较高的人生境界，此时人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人生目的和自觉的行为;道德境界是更高的人生境界，此时人可以明辨义利是非，即儒家常说的贤人;天地境界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此时人不仅知晓社会是非善恶，还能洞察万物之源，即儒家常说的圣人。宋先生认为，冯友兰突出了儒学价值观中的超越精神，为解决人们意义失落和行为失范提供一条可行之途，“有助于人们重建高尚的意义世界，有助于安顿人生价值”［1］169。3．新式的儒者。在价值观方面，贺麟主张塑造新式的儒者人格，深受宋先生的赞许。在他看来，新式儒者既可以保持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又能够因应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至于如何才能成为新式的儒者，贺麟依据“以体补体、以用补用”原则提出三个标准:合理性、合人情与合时代。合理性是新式儒者的基本要求。新式儒者应当自觉地恪守儒家的伦理规范，即“揆天理而顺”。合人情是新式儒者的行为规范。新式儒者的行为必须发乎自愿、合乎人情，让他人觉得可以接受与效仿，即“反诸吾心而安”。合时代是新式儒者的第三原则。新式儒者应该“审时度势、因应得宜”，使儒学的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相适应。
民族精神向度
关键词:哲学;中国化;经济全球化;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13-01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正在发展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哲学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 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 如能正确引导, 并赋予其时代精神, 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 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 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哲学
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样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 并且存在着使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 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 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 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 从而彰显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中
作为一种世界哲学, 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 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曾经预言: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 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 不再是一定的体系, 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也构成了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文化基础。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儒家美学；思想；价值
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想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如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我国的艺术设计特色，而我国特色的核心之一就是儒家美学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对艺术设计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人们对造物的价值观念形成，使得造物成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物化表现。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始终与我国社会共存共兴。时至今日，没有被时代淘汰，主要是其吸优吐劣的自我升级能力。深刻了解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华及其哲学根源，让儒家美学思想更好的为当代代环境艺术设计服务。
一、设计理论价值
1、“仁”是基础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实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现代社会，“仁”是在思想上积极催人向善的因素。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爱人”就是以人为本的有力支撑。环境艺术设计的理念首先是在功能性、艺术性上要以人为基础，要服务于人。反之，设计师也无从谈起合理的设计理念。
2、“礼”是标准
儒家美学思想中的“礼”是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共生和谐的道德规范与保障。“礼”的最终实质就是规矩、秩序和遵循的代名词。在我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中，“礼”以固有的数字、颜色、纹理、式样、陈设等形式展示在各个角落，维护着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宗法。“礼”作为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设计理念由过去服务于封建法统的角度，而演变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设计中的材质、数理、装饰样式等元素，达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
3、“天人合一”是设计理念
中国最为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它不是哪一个固有思想流派的专利，但却是每一个思想流派不可回避理念。孔子提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来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为完善，最为科学、最为合理、最具智慧的中国哲学思想。追求环保理念是环境艺术设计必然遵循的理念，而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讨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存在着对人本身和看待自然两个方面的要求。
二、设计实践价值
无论是中国古典风格、还是当代的新中式风格，都是利用中国元素中的图腾、花纹、色彩、陈设等外观装饰形式来营造环境艺术设计的外观表现。
1、“和”为贵
“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和”为贵是儒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平衡观念和内敛性格。儒家思想看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内容实质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一直伴随民族发展至今，一直全方位影响着社会。当代环境艺术设计应呈现出折中、平衡、内敛的主体趋势，这一趋势也应成为未来环境艺术设计的主流。
2、“天地人相参”
“天地人相参”集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观念，体现了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倡导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应对态度。儒家美学思想中人化自然的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长期存在，不仅在过去有其辉煌的历史，也会在未来散发出吸引人的光彩。当代环境艺术设计是建立在人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当中，应利用自然的同时顺应自然规律，这以理念不论在当代还是未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思想中提倡强大自身，影响外界的方式，是对“修齐治平”思想的延伸和设想。然而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主要是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设计教育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源伟人，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教育祖师。所以儒家美学思想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中影响尤为重要。
1、克制“急功近利”
对环境艺术设计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应该符合儒家思想提出的“厚积薄发”的循序渐进理念，环境艺术设计的学习和实践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速成与复制，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2、消除“见利忘义”
儒家思想至高的道德、礼教、政权要求就是两个字：“忠”和“义”。在商品社会中，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创造科学、艺术、合理的环境，来获得劳动报酬。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在专业技术上应具备相应的高度，同时在职业操守上更要保持高要求。
3、塑造“职业精神”
儒家美学思想创造出中国的儒雅高尚“士”阶层、日本的忠勇忍义“武士”阶层、韩国的“贤人”阶层。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人员教育中，儒家思想强调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思想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踏实的作风、诚信的态度和团队的合作精神。
四、结论
儒家美学思想是我国历史、民族心理的重要投影和重要潜流。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对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对外影响和传播以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等体现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颜文明 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志刚和谐社会与构建现代礼仪之邦[C].见:朱贻庭主编.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林出版社，2005.
[2]姜林祥薛君度儒学与社会现代化[C].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汤常鸣儒家文化对我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价值[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梁思成建筑文萃[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转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文化现代新儒家历史性整全性徐复观
一.人类社会与动物群落之间的最大区别乃是在于，人类社会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而动物群落则是一种本能的集合。此即是说，人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动物生活在本能之中。人虽无时不刻不是生活在文化之中，但稍一究诘，什么是文化，则是一个令人茫然而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罗威勒（A.LowrenleLowell）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1](P26)由此可见，文化问题确乎是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繁复问题。
然文化总是人的文化，故无论怎样谈文化，总割弃不了与人的联系。以一定的方式来谈文化，必定以一定的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质，这种关涉便是文化哲学的内涵。因此，所谓文化哲学其实是一种谈人的方式，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抽象文化结构上的人的文化存在，亦即人的本质”。[2]（P91）人的本质是什么？中外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有过论述，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这些论述都是一些实体性的定义，即分别用“理性”或“仁”来圈定人的本质，其唯一功能就是把人和动物作一区分。人和动物的区分虽然很重要，因为人不能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但人生是丰富的，人不能只停留在与动物的比附上，故这些实体性的定义虽然点出了人的本质的最内核的部分，但由此也确实遮蔽了人的本质。如非理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若我们不能在这种具体的存在方式中感受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则理性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由此而说明的人的本质亦只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它是空洞的，而不是具体可感的。因此，文化哲学欲以文化来说明人的存在，进而感受人的本质，并不是对历史上有关人的定义的否定，而是对这些定义的丰富和超越。
这里因受刘述先《文化哲学》的启发，拟先对西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限制略加探讨，由此引出现代新儒家对文化问题的思考。这里之所以对斯宾格勒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加以讨论，乃是因为二者分别代表西方两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形态。以此二者作为引路切入，更能深切地体认到现代新儒家探讨文化的方式的价值和意义。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旨是尝试对各文化系统的兴衰作一历史的探讨。斯宾格勒拒绝采用一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它有一个活泼的生命世界，一个不与一般机械物质的自然界相同的世界，我们对它的关心在于性质而不在于数量，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却是彻头彻尾的量化观点。依斯宾格勒的看法，生命的第一特质乃在于其个体性与不可替代性，但尽管如此，生命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彼此却有合拍附节的共同形态出现。这种共同的形态最普遍的表现便是对“世界之希祈”（world-longing）和“世界之恐惧”（world-fear）的原始情感,把人类从世界的暗谜之中带入到了清朗明晰的科学世界,从而引生了大部分人类理智的文化,而逃避了世界恐惧：
在原始暧昧的人类灵魂中，正如同最初的婴孩时代一样，有一种原始的感受，驱使它要寻找各种方法，来处理广延世界中的各种陌生力量，这些陌生的力量，严酷而坚定，布满了整个空间。而人类的这种防卫行动中最精妙、最有力的形式，便是那因果的定律与系统的知识，把陌生的一切，用符记和数字来加以轨范。
当理智的形式语言，已铸成了一些牢固的铜瓶，把神秘的事物扑获进来，并加以了解之后，世界恐惧便静静止息了。[3]（P78）
斯宾格勒认为，以上所述是所有伟大的文化所共有的方法。不过，在斯宾格勒看来，尽管“世界之希祈”与“世界之恐惧”为人类普遍的原始情感，但在各民族的具体表现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有的民族对“世界之恐惧”感受特深，有的民族对“世界之希祈”企望特盛。这种特殊的表现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灵魂之下的观念的兴衰史。因此，在斯宾格勒那里，便不存在有“世界史”的观念，只有各个文化兴衰的局部史。这种局部史只要发现了代表其灵魂的象征符号（即观念），如古希腊的阿波罗灵魂，西方近代的浮士德灵魂，中国的道德灵魂，印度的宗教灵魂，埃及的“石”之灵魂，墨西哥的美扬灵魂，俄罗斯的“平板”灵魂及阿拉伯文化的昧津灵魂等，在历史中的命运就是可以被“计算”的，这便是他所自诩的“历史的逻辑”。依照这种逻辑，每个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无须怀念其过去，也无法幻想改变其未来。我们只能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做着命运可能容许我们所做的一切。斯宾格勒把文化建基在一个民族的灵魂背景之上，表明他对各民族“共命慧”的表现，有着深切的了悟。也就是说，斯宾格勒在对一个历史文化的性状的描述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但在对一个文化的发展与走向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命定主义。他自认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文化问题，然却以命定主义的态度来“计算”历史文化，实不知不觉滑入了自然科学方法之中，而丝毫不能触及历史文化中的理想主义，这不能不说是斯宾格勒的悲哀。他把人类的文化划分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互不联系的文化系统，好像人类完全是在黑夜里胡乱摸索的孤魂。他曾美言活泼的生命世界，实则他根本未能契合人性之全，“他的历史观念依然完全是西方即一套机械的世界观念的翻版，内中一点生命的光辉未见”。[4](P79)
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者，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发轫于康德哲学，并声言为其学的一个继承和拓展。按照卡西尔的看法，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分别从知识、道德和艺术的领域来表现和指示一个共同的人类精神。卡西尔从这一思路得到灵感，接上康德并不止于康德。他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大为文化批判，欲从这里来表现和指示人类精神，即揭示人的本质，其代表作《人论》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文化的每一内容不只是个孤立的现象，都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即人类精神的创造力的活动之上。人类文化的诸领域尽可各异，但却是人类精神同一创造功能在不同领域活动的结果。唯如此，理想主义、唯心论的基本论点才能得到真正的与完全的证实。这种人类精神的创造功能就是符号的创造活动。卡西尔认为，符号并不是对外在事物的简单模仿，而是象征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表现于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为其统一的基础。这样，人类的文化，即卡西尔所说的符号系统，便既不是纯主观的，又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如此，人们通过对这种符号系统的考察，便可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5](P53)由此可进一步揭示人性：
毫无疑问，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满足于注视这些活动的结果——神话的创作、宗教的仪式与教义、艺术的作品、科学的理论——那么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公分母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综合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如果“人性”这个词意谓着任何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是意谓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定能发现一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普遍的特性——在这种特征和特性之中所有的形式全都相互一致而和谐起来。[5](P90)
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功能性统一中来揭示真正的人性，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文化哲学的理论追求约莫如此。并且他从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六项文化成就中，试图说明人类万殊的文化现象无非是同一精神的作用而形成。卡西尔的这种文化哲学的理论架构，确实展示出了他的一个伟大的综合心灵，及理想主义的文化追求。他看到了整个的人生，未尝以一个抽象的原理来代替甚至牺牲人生的丰富的内容。但他通过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来展示这种人生的丰富性，又表现出了他的文化哲学的极大的限制性。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处处都假设有一种共同的活泼精神主体力量作为基础，符号方得以发用，这本表现出了精神的高致，然遗憾的是卡西尔始终未能契合此一精神主体而有一当下的证悟，故他仅只能从文化的现象层面描述精神的活泼作用，真可谓舍本逐末，外而非内。他以外在的归约观照取代内在的省察证悟，无形中便以科学抽象取代了价值主宰。事实上，他所列举的人类文化的六项成就中独缺“伦理”或“道德”一项，说明他对价值主体的把握不足，其兴趣全放在对人类文化作平静玄远的抽象归约的理趣上。他把科学安排在六项成就中的最后一项，是以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所以，当他在《人论》一书最后一章收结时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5](P228)实则在卡西尔那里隐含着人是在科学中自我解放，科学是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尽管他在在不放弃人类精神丰富性的理想，但在他这样一个外在归约观照的文化哲学系统中，在科学方法及其价值的挤压下，人类精神的丰富性的理想就免不了萎缩和落空了。
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 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儒家生态哲学 气 通 和 生 时 道
关于自然的运行，儒家生态哲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时”“道”构成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这六个范畴既是对自然界的整体性、合目的性、联系性和有机性等特点的说明，又含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特性，是价值性范畴。深入研究儒家生态哲学范畴，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认识，对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气”：宇宙的基本构成元素
在儒家生态哲学中，自然的构成元素有阴阳、五行和气等概念。从逻辑程序看，气是最为基础的概念。从气到阴阳再到五行，构成了儒家对自然的全面深入而又系统化的认识。不过就现有材料来看，气的概念却似乎是在阴阳、五行概念之后才出现的，五行最初与气和阴阳也没有关系。阴、阳起初是一对表示方位的概念。《易・系辞》用阴阳的原理解释六十四卦，提出“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一个普遍命题，它把中国文化的阴阳观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命题提出以后，关于事物和阴阳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把气和阴阳结合起来，较早见于医和的“六气”说和伯阳父关于地震的解释。医和所说的阴阳和气都不是普遍概念，阴阳也不是后来所说的气的两种性质。相比之下，伯阳父用来解释地震的“天地之气”只是一种气，不与晦明、阴阳并列，具有抽象概念的形态；他又把天地之气进一步分为阴阳两个方面或两种性质，认为地震是由于阴阳失序造成的。这样，气和阴阳就上升为抽象的普遍概念，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和阴阳、气的关系便十分清楚了。庄子进一步提出“通天下一气”的思想，把“气”上升为万物的本原。应当指出，在先秦，万物都由气构成、气分为阴阳两种性质、二气的运行有一定的秩序等思想，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主张，可谓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中国哲学的“气”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至少有三点不同。首先，气是不停地运动着的，气和运动是内在地统一的；运动的动力源就在于气本身。在西方哲学中，物质和运动是各自独立的，物质没有内在动力源，不能自己运动，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进入运动状态。亚里士多德有“四因说”，其中的“动力因”就是解释物质运动的动力源的。其次，气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具有生命力，能够产生生命。在儒家与道家哲学中，生命归根结底是运动着的气。气的这层含义，陈荣捷翻译为“vitalforce”，汉语意思是有生命的力量。最后，在中国哲学中，物质和精神之间是一个连续性的无间断的过渡，气填充着这个过渡的过程，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层含义，陈荣捷译作“物质力量”（materialforce），指出它包含物质和能量，是“与血和呼吸相连的心理――生理力量”。杜维明先生提出“存有的连续性”，与此义大致相同。关于气的哲学与生态哲学的关系，玛丽・塔克提出，把物质和精神二分，把精神作为“先验实体”，排除“物质”，是西方哲学消除对于自然的敬畏的关键，也是文化和精神危机的原因，自然由此沦落为“资源”，而不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生命的“来源”。“五行化”是儒家文化以至中国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把“五行”作为范畴，对自然和人文世界进行分类，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说明世界的联系。五行化的生态意义在于它一是说明了世界的生态性联系；二是把生态措施整合进联系的框架中，使这些措施具有生态规范的意义。此外，世界的五行化还说明了世界的整体性和内在性。所谓整体性，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天人合一。在儒家文化中，人与世界同属于一个整体，人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构件，二者不是在时空上可以分离的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同一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董仲舒对于五行化的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他用气的概念把天、地、人、政治、历史统合为一个统一的、联系的整体，又继承了《中庸》中“至诚如神”、《孟子》中“至诚动天”的内在关系思想，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天人感应是一种内在关系说。内在关系说的特点是关系项之间可以相互决定，某一项发生改变，其他项会相应发生改变。天人感应表明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二、“通”：不同实体之间的物质循环
在儒家自然哲学中，气既是实体，也是运动，是实体性和运动性的统一。气的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在不同物质之间、人与物质之间、人与人之间循环与流动、交换，这是世界能够存在并且产生生命的基础。所谓“通”，本质上是气在不同实体之间的流动和交换。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没有的范畴。儒家学者把五行的“行”解释为气的运动。五行是五种基本物质，也是五种类别的物质。五行的根本性质在于运动、流行，并与其他事物相沟通、交换、影响、排斥、结合，由此形成世界的存在、变化与发展。五行的这种意义也可以叫做气的循环与流通，即“通气”。中国古代有很多表达“通”的范畴，如《礼记》中的“山泽通气”，《国语》中的“川，气之导也”，都是对气的流通的表述，也都是“行”。“川，气之导也”把河流视作整个大自然气的循环的一个环节，这是对河流的深刻认识。《礼记》还把山川称为鬼神，以说明其通气的作用。张载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照古人的解释，鬼者归也，是气的运行的回归、凝聚状态；神者伸也，是气的运行的扩张、发散的状态。鬼神即气的屈伸往来。山川是不能动的，鬼神作为气的运动形式，它以屈伸往来的运动帮助山川实现沟通、通气。在儒家自然哲学中，山川不仅与天地通气构成循环，也与人通气构成循环。人、山川以至整个自然，都是一气贯通的。因此，在古人那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沟通和感应关系。自然的运行会产生灵气，人得自然之灵气，即可成为出类拔萃的卓越人才。这也是作为肉体人的圣贤的生理学基础。所谓“钟灵毓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气也是支配人的身体的原则，人应当遵循。气在身体的运行必须畅通，否则就会发生疾病。《黄帝内经》具体说明了气与器官的相通，指出平坦之气必须得到涵养，才能畅通。这种气，无论其性质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它的“修”和“通”都是符合“通气”原则的。董仲舒把通气的思想引申为反对“滞郁”。“社”具有“通气”的意义。社的形式其实是土地。就其代表神而言为社。社只有墙垣，没有房屋。之所以如此，据《白虎通》引《礼记・郊特牲》的解释，是为了能够经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这也就是“通气”。与此相反，新兴政权一般会为亡国政权的“社”加上屋顶，表示其与天地隔绝了。社稷是政权的象征。与天地隔绝表示这个政权失去了天命。在此，神秘的不可见的天命通过可见的经验性的气的运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一个结果是引起人们对气的正常运行的重视，由此达到了尊重自然的循环的生态效果。当然，自然循环也是会出现差错的。在古人看来，日月之食，水涝旱魃都是自然的运行出了差错。古人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在社中进行调和阴阳的活动。与“导气”“通气”相同的还有“宣气”“助气”等观念。《白虎通》把时令气候的正常运转称为“宣气”。《汉书・货殖列传》也提出了“宣气”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通气、宣气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和原则，“助通气”、反对阻气则是人的职责。这种职责也具有生态意义。
三、“和”：气的生命状态
“和”是气的运行的一种状态。“一阴一阳之谓道”，“和”是阴阳之气在往来、屈伸、相摩、相荡、相感、相应、吸引、排斥的过程中达到的和谐、协调的状态，是天地之气不可见的适当配合，由此达成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态效果。此即《易传》所讲的“生生之谓易”。在儒家哲学中，阴阳之气在“和”的状态下运行是宇宙中生命产生和持续的根本条件。荀子指出，万物都是构成它们的阴阳之气在和谐运行的状态下产生的，都是在得到合适的滋养后而最终形成的。这就是天的不可见的神功。“和”是儒家自然哲学的最高范畴。《周易・乾・彖辞》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就是说.在天道变化的过程中，各种事物都得到自己的性和命的规定性，达到“太和”的境界，这才是“利贞”。张载指出，“太和就是道”；太和作为道，包含气的运动“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的性质，“铟、相荡、胜负、屈伸”的过程，由此形成统一的道。儒家自然哲学对于气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说明。摩、荡、交、感、推移、运化是比较典型的几种。另外《周易》的释卦体例有乘、承、比、应、得位、当位、不当位、一卦之内的刚柔升降等，也都是阴阳的运行方式或者静态地说是二者的关系。通常来说，无论是阴还是阳，得中位则常常能带来吉利的结果。“中”是儒家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中也是和。中庸、时中、中正在儒家哲学中都是根本性原则。此外，儒家自然哲学认为，乐（包括现代意义的音乐和歌舞等活动）的本体性根源是气的运行，举行乐的活动的目的应服从于并致力于气的运行的“和”以及天地的“和”。乐通过气与自然发生联系。乐不仅效法阳气，而且还因为它的作用是“和同”、促生，即调和气的运行，促进万物化育，所以它又是天地之气交合所产生的“和气”的象征；进而言之，乐能促进天地之和。乐和，天地遂和，故而儒家乐文化天然地包含生态维度。另外，儒家哲学对于阴阳运行的失衡与不和也提出了很多认识。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阴阳不和的一种状态是阴阳不交、天地不通，比如冬天。客观地说，中国文化发祥的中原地区属于北温带，四季截然分明，没有冬季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周期就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春夏秋冬四季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不过，儒家自然哲学的视野是广阔的、长远的，它从宇宙发展的总过程来看问题，认为“生生”是宇宙发展的总趋势，是宇宙的合目的性，在价值观上更重要，从而更多地肯定春、夏而否定秋、冬，或者对秋冬赋予一定的负面价值。如阴阳不交就是负面价值的一种表现。
四、“生生”：宇宙演化的“合目的性”
【关键词】玄学；文学；影响
魏晋之际与儒教衰落的同时，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以老庄的面貌出现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先秦老庄思想，而是它的变种，是在不完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条件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哲学思想”（《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论》）。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这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而这种主流社会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时也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例如玄学中所包含的“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等重要命题对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及魏晋文艺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我们近代所谓的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在老庄哲学中认为人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此外，“真”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而且在《庄子》中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纯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 。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和“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与这种审美理想相适应，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中，特别重视要体现作家特殊的创作个性，注重表现个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在《古诗十九首》及建安文学中都有相当突出的反映。尤其是体现着这种审美理想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钟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这也说明了玄学对文学走向自觉道路的一种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而“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钟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故而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开始成为文艺家所欲达到的最终目的。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的最基本特征。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正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相反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而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文学也开始一改前朝政教的色彩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当然不可否认是这种文学的自觉应该是多种社会原因的共同结果，但作为当时社会主要思潮的玄学及玄学的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自觉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袁峰.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J]. 人文杂志， 1995，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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