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0 09:57:1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考古学入门，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介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型动物和小型动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纲、鸟纲、爬行纲、两栖纲、软骨鱼纲和硬骨鱼纲等脊椎动物以及软体动物和甲壳纲等无脊椎动物。微型动物是指以上各类动物中个体较小的种类，如蜗牛、昆虫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人与环境，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类利用动物是主要内容，如以动物为食;用动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体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进行劳作和运输，用狗协助打猎、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动物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图腾等观念。动物考古学的特点是多学科的交叉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
二、 动物考古学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在第二章简略回顾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19世纪，美国考古学者注重对器物分类和描述，动物遗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者完成;之后，研究环境的生物学家开始注意动物遗存，他们研究动物的分布、灭绝的种类、骨骼形态特征和病理学，也有学者推测人类行为并收集、鉴定并测量骨骼。20世纪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被加工的骨器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但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骨骼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动物考古学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随后，最小个体数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动物考古学成为一门可认知的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动物考古学不断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目前，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怎样获得准确的数据？二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人类的营养需求、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和家畜起源等问题;三是生物学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动物的生长、自然环境的面貌等。
三、 动物考古学的背景知识
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应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作者在第三章对生物学知识进行介绍。在分类学方面，动物考古学借用生物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力图将出土骨骼鉴定到种或属。在解剖学方面，提到动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为摄食、运动和保护三种，功能的不同导致骨骼形态的不同。分布地域、季节和人类行为等外因和个体发育、年龄和性别等内因导致个体在骨骼上的差异，动物考古学家利用这些差异区别不同种属和年龄阶段的动物。生物不断与外界物质发生交换，体内碳、氮等稳定同位素含量有变化，生物自身蕴含遗传信息，因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这类科技方法也被应用于动物考古学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绍了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生态学知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每种动物都有特定的生态位和生活史对策。生态位是指生物与其所在的环境发生的所有关系;生活史对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它包括动物的繁殖、生长和发育、性成熟、照顾幼崽和衰老等方面。这对古代人类的狩猎活动很有帮助，可以被动物考古学家用来推测人类当时的行为。在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是群落生态学要研究的问题。关于均匀度，我国有学者对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介绍（1），还有学者用分异度和均衡度分析遗址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探讨人类的生业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讲述动物骨骼在人类使用遗址时、遗址被废弃后、考古学家发掘及整理时发生的埋藏学变化。骨骼发生的埋藏学改变分为初期变化和后续变化两种。初期变化发生于动物被捕获、人类利用动物、骨骼被掩埋的过程中;后续变化是发掘和整理资料时造成的变化。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是一级改变的原因，如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肢解、烹饪、烧烤、制作工具等。我国学者曾通过实验观察人类吸髓与动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动物的一些行为，如食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啃咬、大中型动物踩踏等，以及气候、温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诱因。除需要注意初期变化，后续变化对动物考古学家进行解释也有影响。以发掘方法为例，是否采用筛选法或浮选法，对发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鉴定结果和结论。
四、 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谈到怎样从众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应该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将这些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鉴定骨骼直接获得的信息，称为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重复观察;另一种是衍生资料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原始资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种属、数量、表面痕迹、病理现象、年龄和性别的解剖学特征、测量数据和重量等。这些内容最后都要输入电脑，以便进行各种计算。在鉴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资料，准备当地的动物标本。鉴定过程中要持谨慎的态度，使用解剖学语言描述骨骼的具体部位、特征和保存状况。反映年龄的特征主要有头骨缝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齿萌出和磨损的程度，反映性别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态。可鉴定到种属的骨骼数量和不可鉴定的骨骼数量都要统计。观察骨骼表面痕迹要记录骨骼断裂的位置、断裂面方向、断裂口的形状。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态不正常的牙齿或骨骼以及牙齿是否发生釉质发育不全的现象。比较完整的骨骼需要测量。由于原始资料是衍生资料的基础，所以需要熟练的人员从事鉴定的工作。
如何获取衍生资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估算个体大小、建立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计算各种动物的相对比例和骨骼的出现频率、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迹和病理现象等。
了解动物的个体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类喜欢捕猎哪种体型的动物、被捕捉的动物群是否存在狩猎压，也可以评估肉类在食物中的比重。复原个体大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骨骼与实验室的现生骨骼标本比较，大小基本一样的标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动物大小。测量值也可为区分动物个体大小提供标尺，还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在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年龄特征可以反映个体大概的死亡年龄，多个个体的死亡年龄可以建立这一种动物的年龄结构曲线。生存曲线可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为：死亡年龄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线提示人类饲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吃肉。骨骼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以反映动物的性别，成年的雄性个体往往大于雌性个体。同年龄结构一样，性别比例也提示人类行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选择的一种结果。
通过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能够计算遗址内一种动物占所有动物的数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类经常利用哪些动物。如果某种动物占的比例极大，那么这种动物就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计算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化，怀特（White）认为可以利用左右两边对称的骨骼来估算最小个体数，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边的数量多，其值就是最小个体数。随后有学者将年龄、性别、骨骼大小这些因素补充到计算最小个体数的考虑要素中。例如，发现2块猪左侧的下颌（1块1岁，1块2岁），1块右侧的下颌（3岁），可见右侧的那块下颌与左侧的2块都非一个个体，因此最小个体数应该是3。此外，可鉴定标本数也是统计数量的方法，它是由计算分别属于各个种属的全部动物骨骼数量得来的。与最小个体数不同，可鉴定标本数有时容易受到一块完整骨骼破碎成多个碎块的影响，应而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各个种属的动物数量时，应综合两者进行分析。
计算骨骼的出现频率要先将骨骼归纳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锁骨;也包括多块骨骼连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学部位，如前肢、脚;还包括人类屠宰动物经常肢解的单元。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数量，最大值就是这个遗址预期收集到的值，每个部位发现的数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发现值与预期值的比例。我国已有学者对遗址内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现的频率做过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数也是研究骨骼出现频率的一种方法。
有两类方法从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类的食物组成。第一类方法是估算一个完整个体的肉量。怀特（White）通过文献并结合具体实例考证鸟类身上的肉量占总重量的70%，哺乳动物的占50%。用每种动物的体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这种动物的肉量。一个个体的肉量乘以最小个体数，可以求得这种动物对古代人类肉食贡献的总量。第二类方法由里德（Reed）发明，根据出土骨骼的重量复原肉量。我国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计算方法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⑤。
骨骼表面痕迹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病理现象可以提供人类行为的信息。出现在关节连接处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动物时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现象可能是劳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风化程度可以为埋藏学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难看出每种方法可以解决相对应的研究问题，因此研究方法应与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谨慎的、客观的推断。
五、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别谈了动物考古学中比较重要的三个研究问题，第八章探讨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狩猎形成的动物遗骸和人类的生存策略。人类在捕猎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约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们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种动物资源、用多少、什么时候找、到哪找、由谁找等问题。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古代人类在获取动物资源时花费的支出和最终的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古代人类选择居住点、进行捕猎等生存活动需要考虑是否受限于时间、空间等环境条件。我国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围内持续捕捞对贝类的生长造成捕捞压⑥。当人类狩猎成功后，他们选择价值高的部分带回居住区，开始制作食物。这个过程会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迹，也会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质等微小物质。人类还会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装饰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隐藏在可以观察到的动物遗存的背后，还有当时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或是因狩猎活动形成的交换系统和社会地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动物考古学家试图用物质遗存来探寻这些背后的联系。
古代人类驯养家畜的活动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问题。第九章主要讲人类驯养家畜、利用家畜的行为以及怎样初步鉴定家养动物。狗是一种独特的家养动物，它被驯化的时间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态可以与野生祖先相区别，而DNA研究显示家狗起源的时间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卫居住地、帮助狩猎、陪伴人类，还能帮助人类看守家畜。其它的家养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动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原料，动物的粪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还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动物牺牲等。多数家养动物的体型逐渐变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如猪的鼻子变小。骨骼测量是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另外，还可以在测量的基础上计算骨骼的长宽之比。数量比例、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病理现象也能够提供人类驯化的信息。羊毛纺织品、家畜和栅栏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类成功驯化并利用家养动物的佐证。我国学者依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实践，提出了考古遗址出土家养动物的系列鉴定标准⑦。
用动物遗存重建古代环境是动物考古学中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动物考古学发展之初，古环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开展了这方面研究。用动物遗存复原环境的理论基础是均变论，即“将今论古”。在了解现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础上，推知古代的动物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遗址出土的物种复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例如，竹鼠现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竹鼠的骨骼，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⑧。这一过程要区分遗址当地的物种和外来的物种，复原遗址周边环境时应排除外来物种。小型动物对环境变化敏感，提供的生态学信息较多。寄生虫还可以提供人类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种种群内部若干个体的体形大小和年龄可以判断当时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动物生长。古代人类不断向自然环境索取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最显著的行为就是动植物的驯化影响到原来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也是复原环境的一项研究内容。
六、 结 论
第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列出埋藏学、营养和饮食、动物资源的利用、技术、交换系统、社会等级、驯化和古环境八项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资料、衍生资料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简明地表示了从骨骼获取信息与进行考古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研究者应持谨慎的态度和方法，使用与研究目标匹配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实验和重复的方法，将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起来。作者指出，目前动物考古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动物的用途和社会含义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学的应用将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整合这些研究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
这本教材从动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入手，分别讲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帮助读者对动物考古学有一个初步了解。然而，《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以美国及其附近地区的研究为主，没有收录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资料，不利于初学者掌握我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动物祭祀和随葬是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现象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现象可能与社会分化有关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规格遗址祭祀用牲的种类是不同的（11），该书对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为一本入门指导的教科书，《动物考古学（第二版）》值得初学者精细地研读，从而掌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做好我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我在学习动物考古博士课程的第一年，导师袁靖先生要求我阅读英文版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还要求每读完一段话，要用中文记录下这段话的大意。经过一个学期，我终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阅读和记录的过程中，我对动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认识，在随后的鉴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这些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谢袁靖先生带我走进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谢《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著者编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正好赶上《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阅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译本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 胡松梅：《分异度、均衡度在动物考古中的应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黄蕴平：《动物骨骼数量分析和家畜驯化发展初探》，《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吕遵谔、黄蕴平：《大型肉食哺乳动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华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杨杰：《古代居民肉食结构的复原》，《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锟宇、蒋成、陈剑：《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c.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及随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推开金字塔的石门
李佳彬
与其他的金字塔不同，胡夫金字塔里的内部构造相当的精致和复杂，目前所知的是其内部有3个墓室，除了常规的墓道之外还有好几条通道，如法老墓室和王后墓室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通道，这在另外的金字塔中并未发现。
1872年，英国工程师维恩曼・狄克森和他的伙伴们进入胡夫金字塔内部，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王后墓室的南通道，这个通道只有长宽各20厘米，人无法进入。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2号”携带摄像机进入了这个神秘通道。大约前进到65米的地方，考古小组惊奇地发现，通道被一个石门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类似门把手的铜制物。
为了能够解开这座石门的秘密，2002年9月17日凌晨2点，由美国科学家研发的“金字塔漫游者”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开始了人类对于金字塔的又一次探索。3时57分，机器人配备的高分辨率光纤摄像头从石门下部的缝隙进入门的后部，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出现了――探测现场监控器屏幕上发现石门背后出现了另一道布满斑痕的石门。
“门后还有门”，这一结果愈发凸显了金字塔的迷雾重重，这扇新的石门背后是否还有可以发掘的秘密呢？不过，据考古学家事后分析，新发现的这个石门和前面那个石门很不一样，它上面有很多裂纹，明显是没有经过打磨处理的，另外上面也没有铜把手。但它究竟是一扇石门还是一整块岩石却不得而知。
好在，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2004年，两名法国业余考古学家在对埃及胡夫金字塔进行了20年的研究后宣称，他们在金字塔里探测到了一条以前无人知晓的秘密走廊。他们相信，这条秘密走廊正通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密室，那里或许存有胡夫的木乃伊。
秘密背后仍旧还是秘密，这或许就是金字塔，或许就是古埃及文明的最大魅力所在。一座石门，并不会削弱我们探索的勇气，更可以被看做是“考古新征程”的开始。在埃及，在尼罗河畔，还有成千上万的谜团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3月26日，有删改）
【美文二】
钟鼓悲鸣
高 昌
很早以前，北京城里最好的建筑，大都是摆在城市中轴线上面的。这条中轴线最北端的两座建筑，是古代的报时中心，彼此相距大约100米，就是钟楼和鼓楼。想当年，钟鼓的轰鸣之声，可以传播到京城内外方圆十余里范围。它们简单的声音，或许太短暂了，但即使短暂的一瞬，却也构成了静夜京华中最值得炫耀的一笔华彩。
钟和鼓的性格都是线条的。钟鼓楼的歌喉，好像显得粗糙有余而细腻不足。然而钟鼓楼的钟和鼓，是为百姓而敲响的。过日子，倘若费尽心机来搞抑扬顿挫、宫商角徵羽，不是太过扭捏了吗？所以，钟鼓楼，才能够成为京城百姓们心中的亲切回忆啊。
钟声悠扬，鼓声震荡，光阴流逝，沧桑变幻。摇滚歌手何勇的《钟鼓楼》中唱道：“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的确，喧嚣的红尘，太吵太乱了。后海边的荷花叶子也已经沾染上了太多“现代派”的风情，一串串儿的酒吧灯红酒绿，浸在半生不熟的洋泾浜里，成了这钟鼓楼下的新景观。
2006年的“超级女声”比赛，有个女孩也在唱《钟鼓楼》，她唱得单纯而轻松，却没有丝毫的胡同味儿。我们有什么理由挑剔她呢？她们这一代，怎么能够理解钟鼓楼心中的这份沉重呢？
古都的记忆，现在似乎越来越远离了，那份传统的厚重，变得简单而直白。雕梁画栋的古典美丽，正被蛮横的霓虹幕墙和钢筋水泥所剥蚀和侵凌。改变着那份优雅端庄的浓酽诗意的，正是那一双双看不见的却又极其有力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手……钟鼓楼似乎只有忍耐，像那一块块无声的古老的砖，默默负重，静默无声。寂寞的阳光，静静地抚摸着钟鼓楼的额头。
现在当然已经不再需要钟鼓来报时了，但有时一想起那钟鼓的古老的声音，我就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我的想象之中，那声音仍然回响着，洪亮极了，也奇异极了。我的心也随着那艰难而执著的声音，战栗起来，像有一只木棒，敲着我的胸膛，发出钟鼓的悲壮轰鸣。
钟鼓楼在梳理着沧桑的记忆啊。虽然那钟鼓声在好多地方，确实已经听不到了。那声音，还是滚烫的，并没有变成冰凉。
（选自《散文百家》2011年第2期，有删改）
【比较阅读】
关键词：简牍学；学术研究；传世文献；学科建设
1 简牍的发现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因为它克服了语言的局限，超越时空，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墨子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何也？就是因为先人发明文字，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因此，在文字发明的同时，就必须考虑书写的载体了。载体的质料，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埃及曾用纸草，古印度用贝叶，而中国则用简牍。简牍就是竹简木牍的和称。简，《说文》云：“牒也。从竹，间声。”牍，《说文》云：“书板也。从片，声。”在出土文物中含木简和竹牍，都是廉价易得的材料，故能成为纸发明以前最重要的书写载体。只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商周时期的简牍很难保存下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
简牍的再次涌现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探险活动而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西北边疆从事探险活动，在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敦煌长城汉代烽燧遗址等地掘得大量汉文、罗文、婆罗迷文简牍、残纸，这些就是罗振玉、王国维所说的西北汉晋简牍。王国维曾将这些新发现与甲骨文、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明清大库文档文书档案作为推动新学问的“最近四大发现”。
除中国外，古代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使用，但他们是在中国逐步废除使用之后，才开始盛行的。如1915年，日本秋田县仙北郡木村（现大曲市下深井）怒遗址（拂田栅遗址西侧）出土两枚木简，从而首次确认日本底下埋藏有木简。此外，在古代的欧洲也同样有木简的使用。如1973年以来，在英国哈德良长城附近的文德兰达城堡也出土有木简等。①各个不同地理区域简牍的出现，说明了简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的必然性。
2 简牍学的学术研究
用竹木简牍作文字载体，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然而，中国简牍具体起源于何时，尚待探究。但简牍发掘与整理以及学术研究，至迟始自汉武帝时，如孔子后裔孔安国据孔壁遗书考订了《尚书》等先秦典籍；西晋束等又据汲冢简牍整理并流传至今《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宋代金石考古学兴起，清代乾嘉学者重视利用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相印证。二十世纪初以来王国维则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傅斯年也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作过讨论。
按文献与传统学术分类，根据《汉书·艺文志》，出土简牍几乎涉及所有的类型：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②出土简牍可以说包含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信息，记载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史实，绝大部分出自当时当事人之笔录，因而翔实可靠，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
其中，出土简牍以军事文书为大宗，其中尤以居延汉简和楼兰魏晋文书最集中。居延汉简中详细记录了汉代屯戍守边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烽燧制度、屯田生产、戍卒职责、民族关系乃至随军家属生计等等，几乎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社会全景。其次为政治法律文书，如云梦秦简。此外还有典籍文书及其他文书。因此，如果说传世典籍是我国文献的地上宝库，那么出土简牍则为我国的地下宝库。
此外在国外，对我国简牍及简牍学的兴趣也不断增高。美、英、法、德均有学者及研究成果，而亚洲日本、韩国更是显著。早在195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由森鹿三先生主持，开办了“汉简研究班”，并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性文章，带动了日本国内简牍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其中佼佼者如大庭先生用力尤著，现今日本最畅销的简牍学启蒙书《木简》和《木简学入门》，均系其撰。
3 简牍学的学科建设
二十世纪初，震动国内外的汉晋木简的发现，始启简牍研究之滥荡。此后，地下简牍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与日增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推动了世界性“汉简热”的形成。针对简牍学发展至今，已经羽毛丰满了，还是时机刚刚成熟尚在建设发展中，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考古学的分支，学者们的意见甚至同一学者的前后说法都还不一致。如郑有国说：“简牍研究逐步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代的事。”我比较倾向于简牍学已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
因为如今的简牍学，不仅仅涉及简牍的发掘，更多的在于与考古学、历史学、国学等学科的交叉结合研究。与考古学，着重于考古发掘；与历史学，着重于与传世史料的结合；与国学，着重于典籍的考据。此外，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并不因为出土材料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发现的作用只是和替代它们；相反，倒是以传世文献作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也并不因为出土材料的数量和覆盖面远不如传世文献，就以为出土发现没有重读和改写学术史的价值；相反，总以这些发现作理解线索，重新考虑传世文献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由此高校开设简牍学课程势在必行。而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知识层次和学习兴趣来学习：
3.1 从旧到新、由浅入深
初涉简牍，学生往往不知所云，以为这是一门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枯燥学问。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人们通常以为的深奥莫测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简牍犹如今日之纸张，是古人通用的书写材料。魏晋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写在简牍上的。广义上说，研究简牍就是研究魏晋以前的中国古代史。抓住这一点，简牍学课程就会变得生动有趣，因为学生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极为关注，将出土简牍与古代史有机结合，既易增加阐述古代史的筹码进而普及简牍知识，又往往能使古代史实落到实处，一举两得，相得益彰。
由浅入深也是我们需关注的问题。高校开设简牍学课程，根本目的不在普及而在提高。我们在开设简牍学课程的同时，应配合古文字学、文献导读、古史专题等课程，使学生能较深入地利用简牍资料独立探究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课题。
3.2 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单凭口头讲述或文字表达，学生不会对本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充分利用投影及视频影像，将简牍图版和发掘实况乃至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各层面加以展示，学生在听讲相对枯燥的课程内容时，直接观看乃至欣赏图片资料，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兴趣。
3.3 结合实际、知其裨益
今日中国出土简牍数量日增，随着社会与政府观念的调整，简牍对再现古代史实乃至今日经济建设均有裨益，在不远的将来，或许有一天，不了解简牍的学生无法从历史系毕业。我国简牍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4 研究简牍学的意义
简牍学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发现了多少以前未见过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几个罕见的古本，为我们重新阅读现存古书增添了校勘和注释的线索。其挑战主要还是来自虚的方面，即我们对古书体例，对文本演变，对古代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换一下眼光。使我们注意到现存文本的品种和面貌，都不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口味是什么，这要从古代学术遗产去反复体会，拿留下的东西（传世古书）和丢掉的东西（出土发现的古书）反复比照。⑤简牍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忽略了的东西，被忽略的东西，当时好像不重要，但将来可能最重要，正如简牍学今天的研究价值一般。
注释：
①刘国忠：《走进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臧克和：《简牍与学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③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④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版。
⑤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版。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李学勤：《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4）王子今：《为简牍学增一重要新资料》，中国文物报，2002-04-19。
（5）高敏：《简牍研究与简牍学刍议》，光明日报，2002-04-30。
（6）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7）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8）何双全： 《简牍》，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9）初师宾：《简牍学百年的思考》，简牍学研究，2002年。
（10）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 2004 年。
（12）卜宪群：《简帛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1-02。
（13）张会超：《简牍档案的出土分布及其特点探析》，档案学通讯，2007 年第 4 期。
（14）欧阳祯人：《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埃及；本土埃及学；埃及考古
埃及学，从其诞生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世界各国众多学者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埃及学诞生在欧洲而非埃及，但是埃及的学者对埃及学的发展、繁荣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依据埃及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背景，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本土埃及学的酝酿期，以塔哈塔维、穆巴拉克为代表，他们受到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呼吁重视古埃及文明，倡导古物保护，组建古物保存机构，改变了人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负面看法，促进了埃及学的传播。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本土埃及学的开拓期，以古代语言学校培养出第一代埃及学家卡马尔与纳吉布为标志，本土埃及学正式发轫。但是，在垄断埃及古物部门的法国人的阻挠下，本土埃及学发展缓慢，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逐渐得到改观，卡马尔与纳吉布进入古物部门工作，进行一些考古发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与此同时，卡马尔开办埃及学培训班，培养出了以萨利姆・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第二代埃及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研究范围也较宽广。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50、60年代，在埃及独立与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的刺激下，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民族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开罗大学设置了埃及学系，培养出一批埃及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出国深造，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本土埃及学的实力发展迅速，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成为埃及学研究殿堂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第四阶段，20世纪50、60年代至今，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的契机使得国外埃及学研究机构、考古队伍重新进入埃及，但是埃及古物部门对埃及考古资源的占有优势，以哈瓦斯为代表的第四代学家在考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也日益拓宽。
学界对于埃及本土埃及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开始的。里德的专著《谁的法老？》、论文《本土埃及学：一个专业的非殖民地化？》，以及科拉的《冲突的古物》，从反殖民主义的语境出发，论述本土埃及学在西方列强的竞争夹缝中艰难的发展历程。1伍德的论文《现代埃及民族主义中对法老历史的使用》，论述近代埃及的法老民族主义者，如何利用法老历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文中对埃及本土埃及学发展有所提及。2我国学者金寿福的《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论述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早期本土埃及学家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艰难起步。3
一、本土埃及学的酝酿
自中世纪以来，改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对古埃及文明并不感兴趣。而学者们通常将阿拉伯兴起之前的埃及历史，视为异教徒多神崇拜的羞耻历史，这样就使得埃及人对埃及古迹古物、古埃及历史漠不关心。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状况逐渐改观。
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科学埃及学的诞生。西方世界解读埃及文明的努力，使得“埃及人对古代埃及的兴趣逐渐浓厚了起来”，他们开始少量收藏古埃及文物。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了兴趣，留学法国的里法阿・塔哈塔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法国留学期间（1826―1831年），塔哈塔维起初受到了埃及留学团的负责人、《埃及记述》的编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的一些影响，进而受教于东方学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以及其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学者，对古埃及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在欧洲引起的激烈论争，给塔哈塔维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作的《巴黎游记》描述了法国保存古物的机构（可能是卢浮宫），并提及该机构收藏的木乃伊、丹德拉黄道图，介绍了欧洲人对金字塔的看法。受法国保存古物机构的启发，他认为埃及人应保存古代文物，特别指出将方尖碑送给法国是不妥当的，埃及人应该“将祖先留下的装饰物和作品保存好”。5
1835年，埃及统治者・阿里采纳了商博良在1830年所提出的建议，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规定“政府占有的或将来挖掘、探查所得古物都要存放在开罗的特定地方”，强调“将来所有古物禁止运往海外”。6当年，埃及成立古物局，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为古物监察官。1836年，阿里任命塔哈塔维建设古物收藏馆，塔哈塔维将收集到的文物收藏在位于开罗艾斯贝基亚区的一座建筑中，后来这些文物由于安全原因又被存放在萨拉丁城堡。7但是，阿里的诏令如同一纸空文，西方挖掘者继续将文物运出埃及，而塔哈塔维创建的博物馆，藏品寥寥无几，惨淡经营，正如一位西方观察者所言：“许多年过去了，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博物馆，只是开罗的一个空空的走廊而已，因为我不会将那里存放的半打毫无价值的石头视为核心藏品。”8在这种情势下，博物馆于1855年被迫解散。一部分藏品被阿巴斯赠送给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赛义德将剩余部分赠送给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安。1
塔哈塔维不仅倡导并实践文物保护，还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埃及学。1838年，塔哈塔维及其学生翻译了法国的古代及史著作《远古入门》。在参照马里埃特以及其他法国学者的著作的基础上，在1868―1869年用阿拉伯语写作了《论埃及的故事》，介绍了从古埃及到阿拉伯征服埃及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以法老历史而不是“世界的创造”或“穆斯林征服埃及”作为叙述的开端，在古埃及部分采用了曼涅托的王朝体系框架，并着重指出了金字塔、方尖碑和斯芬克斯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他说：“埃及与各民族的祖先竞争……在文明方面、法律领域以及民法审判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超越埃及，各个民族无不受益于埃及的科学。每个国家或王国都在寻求埃及的光芒，”“在法老时代，埃及是世界民族之母。”2有学者认为，塔哈塔维的《论埃及的故事》不仅标志着埃及历史著作的转折点，而且也标志着埃及民族意识的觉醒。3
另外一位积极传播埃及学的人是阿里・穆巴拉克。他编撰的著名的《地理志》中，参考了古典学者的记载、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埃及学家的著作，对古埃及各种纪念物进行了介绍，还对金字塔的功用以及建造者的身份进行翔实的分析，呼吁埃及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他说：“对我们祖国的无知不适合我们，漠视我们祖先的遗迹同样不适合我们。”4他的著作《埃及尼罗河管理的最好蓝图》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他从耕地面积、人口、灌溉技术等角度入手，指出古代埃及所取得的成就是衡量当代埃及进步与否的标准。5此外，他的小说《阿拉丁》劝说人们要关注古埃及文明。小说的主人公阿拉丁对科普特、伊斯兰埃及有着渊博学识，但他在欧洲游历时却不能回答英国东方学者关于古埃及的问题。6小说显然是对当时埃及人的古埃及知识缺乏的反映，显示了穆巴拉克对古埃及文明的关怀。
除了塔哈塔维和穆巴拉克外，一些学者开始身体力行进行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曾经与塔哈塔维一起筹建博物馆的约瑟夫・海卡克雅受到西方人的影响，逐渐对埃及古物产生了兴趣。他为英国人发掘了赫利奥坡里斯、孟菲斯，在埃及考古史上率先应用地层学的方法进行挖掘。1863年，他根据尼罗河洪水数据、圣经和曼涅托的记载，出版了《论西里迪克建筑的年代》。7埃及天文学家马哈茂德・法拉基，挖掘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复原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地形。8他在埃及研究院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并用法语将自己的成果发表出来。9
二、本土埃及学的开拓
随着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主持埃及古物局和布拉格博物馆，法国在埃及古物部门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在欧洲，继商博良之后，德国人在埃及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普鲁士的埃及学势力的上升，普鲁士寻求在埃及古物部门占有一席之地，而这是法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埃及而言，列强的争斗客观上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869年，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布鲁格什在埃及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支持下，开办“古代语言学校”，为埃及培养本土埃及学家。但是，在法国的阻挠下，语言学校在开办了5年之后被迫关闭。由于马里埃特的阻挠，语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未能进入古物局和博物馆工作，而是转行进入政府部门。1但是，毕业生艾哈迈德・卡马尔、艾哈迈德・纳吉布坚持埃及学研究，这成为本土埃及学的宝贵火种。加斯顿・马斯帕洛接任古物部部长后，开始放松对埃及人进入古物机构的控制。在埃及首相里亚德的帮助下，1881年卡马尔担任了布拉格博物馆的专译文秘，与布鲁格什一起清理了戴尔・巴哈里的秘密墓室。1891年，卡马尔升任助理馆员。21892年，纳吉布出任行省古迹巡查长。31904年，卡马尔因其在埃及学方面的成就入选埃及研究院，之后参加了古物局组织的上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系列小型考古发掘，撰写了这些地区遗址的发掘报告。4
卡马尔与纳吉布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以此来传播埃及学。他们先后出版了11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书籍，其中2本论述象形文字，7本为历史书。1916年，卡马尔单独编撰了《埃及语阿拉伯语大词典》16卷。卡马尔在埃及报纸上写作文章，论证了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尤其是阿拉伯语言的亲缘关系。5另一方面，为了取得西方同行的认可，他们开始用法语进行写作。卡马尔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39篇，6参加马斯帕洛组织的开罗博物馆馆藏目录的编撰工作，编写了《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石碑》与《供桌》。此外，卡马尔参加编撰了埃及古物部年鉴29个条目，纳吉布参编4个条目。71907年，卡马尔出版了专著《古埃及人的宇宙观》。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将卡马尔称为“是在国民中第一个对他们国家古物产生兴趣和热情的人”。8
卡马尔为培养本土埃及学人才积极努力，他的呼吁得到了教育部长穆巴拉克的回应。穆巴拉克要求古物局负责人马斯帕洛支持卡马尔举办埃及学培训班。在1882―1886年，卡马尔在布拉格博物馆开办埃及学班，培养埃及学学生，最初为5名学生，后来增加到15名学生。最初的5名学生毕业后出任古物局的古物检查员。在卡马尔和穆巴拉克的努力下，古埃及历史进入了学校的课堂。1906―1908年卡马尔在高级中学俱乐部创立了演讲论坛，1908―1909年间卡马尔在新成立“埃及大学”，讲授“古代埃及和古代近东史”。1910年，卡马尔说服教育部长赛义德・扎格卢勒，在高等师范学院（Dar al-‘Ulum）开设了埃及学课程，1912年第一届7名学生毕业。但是，由于马斯帕洛认为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太低，不能胜任古物局的工作，这些毕业生纷纷转行，只有萨利姆・哈桑、马哈茂德・哈姆扎、萨米・贾卜拉继续从事埃及学研究。1914年高等师范学院的埃及学课程停办，毕业生多数进入中学从事教学工作。91921年，卡马尔向埃及苏丹福阿德建议为开罗博物馆选拨和培训3名助理馆员，而民族主义者塔哈・侯赛因建议从高校中选拔毕业生出国留学。最终，选拔了萨利姆・哈桑、萨米・贾卜拉、马哈茂德・哈姆扎三人前往巴黎和利物浦学习，1928年学成归来进入古物部工作。1这样，经过卡马尔的努力，终于培养出埃及的第二代埃及学家。
第二代埃及学家中，佼佼者当属萨利姆・哈桑。1928年哈桑进入开罗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1年出任埃及学教授，这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埃及人。1935年，哈桑在赫尔曼・云克的指导下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埃及学博士学位。在埃及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发展埃及学学科，为开罗大学设立埃及学学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28年哈桑在云克指导下在吉萨进行学习型发掘。不久，他获得了在孟菲斯―萨卡拉地区的发掘特许权，率领开罗大学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1929―1939年），在大金字塔周围，发现了至少200座坟墓以及成千上万件文物，还有哈夫拉儿子的坟墓以及哈夫拉随葬船坑；在大斯芬克斯地区，他挖掘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庙宇，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跑步的运动铭文；2在萨卡拉，他发掘了第五王朝的河谷庙以及乌那斯金字塔过道。320世纪50、60年代，他担任努比亚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顾问。哈桑以其在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出版了53部（篇）著述，4国际科学院在哈桑去世以后对他的贡献予以追认。克特・威克斯将哈桑列入“提升人们对埃及的了解以及有助于提升考古研究品质”的15位考古学家的队伍中。5
卡马尔的另外两个学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马哈茂德・哈姆扎发掘了甘提尔、奥马里遗址，6将其成果发表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此外，他还写作了有关埃及语法、埃及地名、埃及古物等著作。萨米・贾卜拉在戴尔・塔萨、图拉进行过发掘，对中埃及的图那・加巴尔的希腊罗马时代墓地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发掘（1931―1952年），在1957年还挖掘过达赫舒尔。7贾卜拉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图那加巴尔的研究成果，包括挖掘报告、出土的阿拉米亚书信、绘画与壁画、遗址的托特崇拜、动物崇拜等物证。
除了卡马尔所培养的埃及学家外，还有一些人对埃及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基姆・阿布―塞尔夫、苏卜希・约瑟夫・阿里夫在上埃及、中埃及进行发掘，阿里夫在《埃及古物局年鉴》上发表了4篇论文。8奥马尔・图桑1905年发掘三角洲的阿布基尔，1933年对阿布基尔进行水下发掘。9解剖学家艾哈迈德・马哈茂德・巴达维曾参加沃尔特・布莱恩・埃默里的努比亚发掘（1929―1934年），研究了萨卡拉、达赫舒尔发现的人类遗骨，参与了对西沙漠绿洲、法尤姆、西三角洲的探查。10
埃及地理学家穆斯塔法・阿米尔挖掘了马阿底史前遗址（1930―1935年）、赫里奥坡里斯（1950年）、瓦迪・迪格拉（1950―1953年）。11
三、本土埃及学的发展
随着1922年埃及的独立，尤其是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非殖民地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在埃及的发展。1923年，埃及政府在埃及高等师范学院再次设立了埃及学学校，并且任命卡马尔出任负责人，同年卡马尔去世。面对如此变故，极度缺乏埃及学人才的埃及，只好聘请外国人出任埃及学教授。从1924年起，俄国人弗拉基米尔・格列尼谢夫出任埃及学教授，从此，“在诸如格列尼谢夫与纽伯里这样的权威的教导下，年轻的埃及人开始起步”。1
1925年，埃及学学校转入国立的埃及大学，升级为埃及学系。埃及大学的埃及学系成为培养第三代埃及学家的摇篮。
1928年第一届埃及学学生毕业，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深造学习，归国后进入开罗大学、博物馆和古物部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间，毕业生中有一些人到西方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有3人在德国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另有3人留学欧洲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二战爆发而中断学业回国。后来，还有8人在开罗大学获得了埃及学博士学位。2这些人成为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拉比卜・哈巴什、艾哈迈德・法库里、科普特学家帕霍尔・拉比卜。尽管“他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承认和赞许”，但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埃及的考古学家的人数可能仍然较少”。3
拉比卜・哈巴什是“20世纪成果最为丰硕并被国际承认的埃及学家”。4早在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开始了考古工作。毕业后他在古物局任职30年，在埃及和苏丹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埃勒凡塔的古王国时代地方官员的神庙复合体建筑，研究并临摹了阿斯旺地区塞亥尔岛上的古代铭文，1941―1942年挖掘泰勒・达巴遗址，首次将培尔―拉美西斯与希克索斯人首都阿发里斯建立起了联系，51939年、1943―1944年发掘布巴斯提斯，他在卡那克发现了著名的卡摩斯石碑。从古物局退休后，他出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努比亚远征队的考古顾问。他在世界上很多机构担任学术职务，先后写作了170多部（篇）著述，6其中他的专著《埃及的方尖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然是研究方尖碑的重要著述。
法库里开创了沙漠绿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7西方埃及学者将尼罗河谷与三角洲作为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而广阔的沙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个别学者对西沙漠个别绿洲进行了考察。1937年，法库里将挖掘重点转移到了沙漠绿洲，先后发掘了西沙漠的巴哈里耶绿洲、锡瓦绿洲、哈加绿洲，也考察了东沙漠的胡迪干河。此外，他还在达赫舒尔墓地发现了弯曲金字塔的河谷庙以及一千多件文物，他的发掘及研究“是近年来对我们了解古王国艺术与建筑的最重要的补充之一”。8到1956年，法库里出版专著12部、论文80余篇，9鉴于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权威的《埃及考古学杂志》这样评价他：“艾哈迈德・法库里无疑是埃及学领域最受人尊重的领军人物之一。”1
埃及学家卡马尔・马拉赫，在1954年发现了胡夫太阳船。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被列入埃及学的十大发现之一。1954年，他率领埃及考古队发现了两排巨大的石灰石，1955年在石灰石下面发现了太阳船部件。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 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2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埃及学家是・扎卡里亚・朱奈姆，他曾经协助萨利姆・哈桑发掘吉萨和萨卡拉。1951年，他在萨卡拉发现了法老塞凯姆凯特的未完成的金字塔，他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埃及古王国历史，尤其是金字塔建筑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发现与马拉赫发现胡夫太阳船并列为20世纪50年代埃及最为重大的两大发现。此外，法老塞凯姆凯特这个国王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古代的王表中也没有提及，3因此，朱奈姆的考古发掘校正了第三王朝的王表，进一步补充了学界对于古王国历史的认识。
埃及的科普特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最早对科普特学进行研究的是托戈・米纳，他对亚历山大附近的圣梅纳斯修道院遗址、底比斯地区的修道院遗址进行尝试性发掘。米纳在1937年出版了学位论文《阿帕・埃皮马的殉教》，1948年著有《努比亚的科普特和希腊铭文》。4杰出的科普特大家帕霍尔・拉比卜，自幼学习科普特语，1934年获得德国弗雷德里克・威廉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年，拉比卜回到埃及后，相继担任开罗大学讲师、埃及博物馆保管员、行省博物馆主任等职务，1951―1965年间出任科普特普博物馆的负责人，将这个博物馆发展成为世界科普特学研究的中心。他还挖掘了西沙漠的阿布・默纳以及下埃及的遗址。后来，还担任纳格・哈马底文献委员会的秘书、副理事长与理事长，1956年将部分文献整理出版，1976年在开罗首届国家科普特研讨会上，提出纳格・哈马底文献中的哲学源于古埃及而非古希腊。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创造“科普特
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著有《科普特博物馆的科普特语诺斯替纸草》、《科普特艺术》，与他人合撰
《纳格・哈马底抄本》。
除此之外，其他埃及学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马哈茂德・安瓦尔・舒凯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巴达维，他们都进行了考古活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埃及学研究中的知名著述。5其中巴达维成功劝说文化部长对努比亚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6为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此同时，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有些学者从事语言文字、建筑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吉尔吉斯・马特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20世纪40、50年代研究了牛津、巴黎、柏林和开罗所收藏的世俗体陶片，长期致力于赫尔摩坡里斯世俗语法典的研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著述。7此外，穆斯塔法・・阿米尔也挖掘了众多遗址，著有《底比斯出土的一个家庭档案》。8在建筑艺术方面，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达维是研究古埃及建筑的重要学者，著有《古埃及人的建筑绘画》、《埃及建筑史》、《古埃及建筑设计》等书。9在古埃及医学研究方面，保罗・埃利亚斯・加利昂吉医生通过研读埃伯尔纸草等古埃及医学文献，对古埃及的医学和巫术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古埃及人是最早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的民族，著有《古埃及的巫术与医学》、《法老埃及的外科医学》等著作。1
随着本土埃及学的成长，在博物馆、古物局以及大学埃及学讲席出任职务的埃及人多了起来。1937年，吉尔吉斯・马特成为开罗大学的讲师。1939年，萨米・贾卜拉担任埃及大学考古系的主任，这是第一个出任此职务的埃及人。2法国人控制的埃及古物局的构成人员也逐步发生了变化。随着执掌埃及古物局的法国人皮埃尔・吕西安・拉科逐渐接近退休年龄，埃及民族主义者要求埃及人出任下一任古物局局长一职。但是，由于法国不甘让出古物局，最后，萨利姆・哈桑只能出任古物局副局长。在民族主义者・侯赛因・海卡尔出任教育部长时期（1938―1942年），试图控制外国人掌握的埃及四大博物馆。1942年，马哈茂德・哈姆扎出任埃及博物馆馆长。从1952年开始，埃及政府的古物局职务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人承担。3
四、本土埃及学的繁荣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埃及的民族独立，西方人在埃及的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势力被驱逐出去，埃及的本土埃及学发展势头喜人。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培养埃及学人才的专业。开罗大学的考古学院下设埃及学部，亚历山大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下设埃及学班，明亚大学设立古代史和考古系，坦塔大学文学院的考古系下设古埃及文明专业，扎加齐格大学的古代近东研究高级研究所下设埃及文明专业。依托于这些研究机构，以阿布・贝克尔、马特、法库里等埃及学家为培养团队，培养出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此外，以努比亚的抢救性发掘为契机，国外的研究机构、考古机构再次进驻埃及，纳赛尔恢复了过去的五五分成制，即凡在埃及考古发掘的外国考古队，可以获得一半的发掘物。国外高水平考古队的进驻，促进了埃及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进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的埃及学取得重大发展，硕果累累。在考古方面仍然以吉萨地区和西沙漠为重点，并且首次组织了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了发掘。同时，也发展起了新型考古学分支学科――水下考古。这些学者积极利用现代科学为埃及学服务，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检测、研究木乃伊。除了考古学外，埃及学家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等众多领域。
在从吉萨到达赫舒尔的金字塔分布区，埃及的考古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吉萨地区，考古队在1980年发现了哈夫拉金字塔港口，1993年又发现了胡夫金字塔的港口。41985年，埃及古物委员会与《美国地理》杂志联合组建考古队，采用氨塞装置来探测胡夫的第二个太阳船。5哈瓦斯率领的团队，1990年在吉萨地区的大狮身人面像的东南，发现了第四王朝时期的金字塔建筑者的墓地。6这些坟墓出土的劳动者的尸体上出现了曾经受到长时间的扭伤和重压的痕迹。7这个发现以及此前金字塔建筑者居住地的发现，可以彻底解决关于金字塔建筑者的身份问题。1991年，哈瓦斯领导的考古队在胡夫金字塔东南25米处，发现了一些以前未知的附属（或称卫星）金字塔，增加了人们对金字塔建筑群的认识。11999年，哈瓦斯重新发掘位于狮身人面像和哈夫拉金字塔之间的岩石层内的奥西里斯衣冠冢，最终探明了此竖井坟墓为三层结构，其中第三层的结构状如埃及语中“房子、住所”的符号，这与吉萨的古埃及语名称“奥西里斯之家”相合。2这个发现对于了解奥西里斯崇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了解吉萨金字塔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2002年两次利用机器人对胡夫金字塔的王后墓室的通道进行探测，后一次探测全程通过媒体向世界直播。3在萨卡拉地区，2008年，埃及考古队重新发现了200多年前普鲁士埃及学家列普休斯在萨卡拉发现的编号为29号的“无头金字塔”，哈瓦斯将其确定为第五王朝门考胡尔的金字塔。同年，在萨卡拉发现了第六王朝帕辟法老母亲赛西西特王后的金字塔。
在西沙漠，埃及的考古成就非凡。1996年，在巴哈里耶绿洲意外发现了罗马时期的木乃伊墓地（镀金木乃伊谷）。1999年开始全面发掘，当年就清理出木乃伊160多具，考古学家估计这个墓地共有1万
多具木乃伊。4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木乃伊属于公元1、2世纪，他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5这里还发现了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巴哈里耶总督家族的陵墓，西沙漠考古的开拓者法库里曾苦苦寻觅此墓而未能如愿。6这些新发现对于研究后埃及时代的历史以及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埃及与耶鲁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哈里杰绿洲的乌姆马瓦基尔地区，发现了最早追溯到第二中间期的古城，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主席哈瓦斯在声明中说，这座古城位于埃及与苏丹达尔富尔之间的商道上，居民可能是行政和服务人员。7这座城市的发现，对于研究埃及与非洲经济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在帝王谷，埃及的本土埃及学也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从2007年开始，以哈瓦斯为首的埃及考古队，开始考察帝王谷，这是首次全部由埃及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帝王谷进行考古挖掘。他们重新发掘了卡特曾经发现的陵墓建筑工人的窝棚区，发现了记载工人食物的铭文以及休闲娱乐的美女招贴画，这个发现对研究古代埃及工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在帝王谷的西谷进行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四处石头地基。这次考古发现了一个名叫瓦瑞特的王后的名字，其头衔为“神之妻”。还发现图特摩斯三世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并列的王名，这可能会修正学界对两位法老关系的某些看法。2008年7月的“守护埃及网”对哈瓦斯采访、当年10月的哈瓦斯的博客以及当年12月哈瓦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讲中，宣布发现了两个新陵墓的入口，8哈瓦斯这两个陵墓称为KV64、KV65。2009年2月，哈瓦斯在博客中论述了寻找KV64的经过。同年9月表示将在10月进行考古挖掘。9在水下考古与研究方面，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与巴黎的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合作取得成效，为了推进水下考古，1996年埃及最高古物委员会下设水下考古部。埃及目前的水下考古主要有：亚历山大海底考古、绿洲水下考古与尼罗河水下考古。在亚历山大城，联合考古队从1992年起对亚历山大海底遗迹进行水下考古，1将地图绘制与水下打捞结合起来，采用了核磁力仪、声纳定位仪、侧扫声纳定位仪、GPS全球定位仪等先进设备，先后在亚历山大东部港湾、卡特巴堡等海底进行探查，2
1996―1997年发现托勒密王朝晚期的王宫，1999年发现了亚历山大灯塔遗迹，2000年发现了古代埃及的曼瓦提斯城和赫拉克里昂城，共发现了20000多件文物，并在2000―2003年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地图。绿洲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对锡瓦绿洲进行水下考古，32010年开始对法尤姆绿洲的加龙湖进行水下考古，希望确定湖底玄武岩石的位置，以揭开金字塔石块来源之谜。在尼罗河水下考古方面，2008年联合考古队首先在象岛附近进行水下考古，发现了克努姆神庙的一些遗物，计划在2009年在靠近阿拜多斯的地区进行水下探查。4
木乃伊研究是埃及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之一，主要是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对木乃伊进行检测，破解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些悬案。在人类木乃伊方面，哈瓦斯领导的埃及木乃伊工程在2004年启动。2005年用CT扫描图坦卡蒙木乃伊，确定了图坦卡蒙死亡年龄为19岁。2008年，通过DNA检测图坦卡蒙坟墓中未成年孩子木乃伊，确定其为图坦卡蒙未出生就夭折的双胞胎女儿。2010年包括图坦卡蒙在内的11具木乃伊进行DNA检测和电脑断层扫描，初步确认KV55中的木乃伊为埃赫那吞，KV35的年老女子木乃伊确认为泰伊，而图坦卡蒙是埃赫那吞与KV35中年轻女子木乃伊的儿子，而泰伊为这个年轻女子的母亲。特别重要的是，学者认定图坦卡蒙死于疟疾及并发症而非头部创伤。5
埃及木乃伊工程另外一项成就是认定了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的木乃伊。2007年，通过电脑断层扫描，从四具木乃伊中初步确定了女王哈特舍普苏特木乃伊。6在动物木乃伊上，萨利姆・伊克拉姆领导的团队对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进行X光扫描，以便确认动物的身份，编撰开罗博物馆动物木乃伊目录，实现研究古埃及宗教、木乃伊制作技术、古埃及的畜牧业、古埃及的兽医学、古埃及的灭绝动物等科学目标。直到2003年，该工程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的任务。7
另外，考古队在上埃及其他地区，也有令人惊讶的新发现。1981年在上埃及的埃赫米姆城东北角发现了希腊罗马时代的部分神庙区。1991年在希腊罗马时代神庙旁边、现代墓地下发现了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雕像底座以及古墙，这其实是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神庙一部分。2003年在吉萨高原古物总检查员曼苏尔・布雷克领导下开始发掘这个神庙。8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神庙好像要比卢克索神庙更大，可能是迄今所知道的古代埃及最大的神庙。发现频道将这个发现列入“埃及的十大重大发现”之一。
除了这些重大工程与成就外，一些埃及学家也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穆萨在1964年挖掘了萨卡拉的克努霍特普和尼安克克努的坟墓，1977年发现了描述古埃及士兵100公里长跑的铭文，由此在埃及出现了100公里法老马拉松赛跑项目。赛义德・陶菲克・艾哈迈德参与了1966―1972年的埃赫那吞神庙工程，写作了一系列研究阿马尔那时代的论文，1984年主持开罗大学考古系在萨卡拉的发掘。1贾巴拉・阿里・贾巴拉先后在最高古物委员会、开罗博物馆、开罗大学工作过，2005年获得了“社会科学国家奖”。贾巴拉参加了开罗大学在吉萨墓地考古发掘，主持开罗大学在孟菲斯的考古发掘。
埃及的埃及学者继续拓宽研究领域，涉足了古埃及的建筑、法律、军事、宗教领域。・谢哈塔・阿达姆写作了《埃及建筑史》。2伊布拉姆・哈拉里为法律专业出身，后对古埃及法律感兴趣，创建了“古埃及法律研究国际协会”，发表了至少8篇有关古埃及法律的文章，著有《埃及古王国司法程序研究》。3艾哈迈德・卡德里・马哈茂德・埃尔米参与努比亚抢救性发掘以及保护，4发表若干论文，出版了学位论文《新王国的军官与官员》，使用阿拉伯语写作了2卷本的《帝国时代的军事组织》。
五、结 语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与埃及的政治、文化气候密不可分。阿里王朝的近代化改革，欧洲文明对埃及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及学从欧洲传入埃及。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塔哈塔维、穆巴拉克的活
贵堂皇的古文物让人啧啧称奇，主人公们娴熟的技法、儒雅的气质，更是俘获大众眼球，博得满堂喝彩。纵使博物馆热突袭而来，依旧改变不了考古学、博物馆学少有人问津的冷门状况。虽然有无数读书后生对考古、博物馆芳心暗许，但考虑到所谓的现实状况，他们大多都打了退堂鼓，选择了财经等热门专业。
考古、博物馆，尽管那么冷，但是否值得报考？听听英国资深专家与博物馆的故事，或许你会茅塞顿开。
兴趣之下的专业选择最为恰当
69岁的艾洛 .福勒（ Mr. Errol Fuller）是英国久负盛名的画家、作家以及自然历史类博物馆策展人，研究着重于对灭绝哺乳动物与鸟类的人文与艺术价值挖掘，著有《失去的动物》《渡渡鸟》《灭绝的鸟类》《天堂拂晓》等书。
童年时，艾洛最喜欢流连于英国伦敦的各大博物馆。每到工作日，艾洛的母亲为他准备好午餐便当，把他送到博物馆，然后再去上班。傍晚下班后，母亲再来博物馆接艾洛回家。“后来博物馆几乎成了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艾洛回忆着说，“就连休息日也不例外。”一到星期天，当艾洛的家人都在商场购物时，他就一个人溜到博物馆，看橱窗里的动物标本、化石馆藏。“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只能去博物馆里。 ”
在参观时，艾洛不断被或大或小的标本所吸引，脑海里构思着所有关于眼前动物标本的故事：它们在制成标本之前是什么样？如何遭受了死亡，又怎样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一个个问号不断盘旋着。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各种鸟类的标本，“它们的羽毛色泽真是太美了，没人能拒绝美的诱惑。”
就这样，在博物馆氛围的熏陶下，艾洛用自己手中的笔，画出并写下关于鸟类的专业书籍，并为此不惜踏入危险的国度。“我最喜欢天堂鸟，为此不得不多次去新几内亚岛收集资料，那个地方非常危险，所幸至今为止，我还算平安顺利。”谈到天堂鸟，艾洛眼前一亮，神采奕奕地说：“它是上帝所创作的尤物。”
在兴趣的指引下，艾洛成为一名自然历史类博物馆策展人，行走于世界各地，“哪里需要展陈，我就去到哪里。”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布展，是在卡塔尔多哈策划举办的展览“失去的世界”。考虑到那时中东的人们对恐龙不太了解，艾洛把展览主题定为恐龙展。由于多哈严格的管制，展览中不能出现任何解释的语言、文字，他们只能在展厅里放置的两架恐龙标本上做文章。深思熟虑一番，艾洛决定让梁龙像霸王龙一样站立起来，而对三角龙采用特殊的光照。两架恐龙一经展出，带着面纱的中东女子眼睛里流露出的惊异神采令艾洛至今难以忘怀。
即便艾洛在博物馆界蜚声遐迩，但也有人对他的工作抱有疑问，问得最多两个问题是：薪金如何？为何要费尽心力做临时展陈，毕竟这些设计都不能得到永久保留。面对第一个疑问，艾洛幽默地说：“与博物馆、标本打交道，并不挣钱，我都这把岁数了，也没有很多积蓄。要想赚钱，我建议你去当银行家。”对第二个问题，艾洛自称是个乐天派，“地球终究会灭亡，但能为此就不过好每一天吗？要把精力放在此时此刻。”
用专业精神非功利地做事
任职于诺丁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托马斯.哈特曼博士（ Dr. Thomas Hartman），全权负责诺丁汉大学的动物学收藏。其专业领域涵盖生命多样性与显微镜学、图像分析学等，善于运用博物馆收藏来辅助学习。
据他分析，考古与博物馆冷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专业要求高所导致的。拿动物标本保存这一小门类来说，福尔马林液该配多少，每隔一平方厘米在什么部位打一针，怎么把坏了的标本修复好，上颌和下颌怎么能对得住、脊椎骨是否匹配、牙齿是否正确等等，这些细节都要一点一点仔细琢磨。托马斯博士说：“这叫做专业，得精确到一丝一毫。”
英国有着悠久的私人采集历史，但并非每一位采集者都是专业人员，托马斯博士经常会收到问题百出的标本，比如尾巴装错了地方的鸽子、肚子填充过于饱满的南美洲鳄鱼、好像刚刚从僵尸电影中跑出来的海龟有一次，他拿到了一只未成年黑猩猩的标本，几乎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发现标本的两只脚装反了。
在数不清的快递盒、鞋盒里，往往藏着大大小小的“惊喜”。诺丁汉大学生物系的储藏柜里有一只注明“鸟类骨架”的纸箱子，托马斯博士打开箱子，在里面发现了珍贵哺乳动物鸭嘴兽的骨骼标本。
此外，他还经常遇到标本上下头骨不匹配的情况，为此练就出迅速找出不匹配头骨的绝技。在诺丁汉大学的动物馆藏里，他曾经为30只狐狸、狗分别找到了它们自己的下颌。
这些技巧都是多年专业知识、经验所积累得来的，如果没有多年操练，就连专业人士也难以完成，更不用说普通人。国内流传着“考古本科就业不好，研究生就业一般，博士生就业顶呱呱”的俗语。考古、博物馆所谓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要求高、难达到标准所造成的。
薪金待遇问题也是阻挡考生报考考古学、博物馆学等冷门学科的拦路虎。托马斯博士除了负责诺丁汉大学生物系标本的分类归档、保存管理，还义务负责学校的展览工作。做这些工作既不会带来加薪，也不会帮助他晋升，“甚至会带来‘麻烦’”。因为托马斯博士如果想办展览活动，就需要走一系列手续程序。活动一旦成功，本着“能者多劳”的原则，院系主任甚至还会给他多派任务，增加工作量。对此，托马斯博士倒是很达观，“做的都是我喜欢的事情，所以也很享受。”
最令托马斯博士印象深刻的一次展览，是为附近贫困的移民家庭孩子所举办的“我画霸王龙”活动：把霸王龙头骨的轮廓用投影打在白纸上，让孩子们沿着投影去画。当他们的小脑袋随着画笔挪动时，他们不仅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霸王龙的动物，还拉着托马斯博士问霸王龙的习性，心里埋下了对知识渴望的种子。
无论是标本的保存护理，还是展览的策划安排，托马斯博士都要花费心力，尽管没有显性的物质财富，但是他沉浸在自己的馆藏世界里，流连忘返。
考古并不是只有风餐宿露
大卫.弗朗西斯博士（ Dr. David Francis） 2016年6月于伦敦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将故事讲述理论作为公众参观体验的主要载体，应用于展陈设计之中，并对观众的反应做出有效定性评估。在大英博物馆，他已经有 8年的工作经验。
回忆自己当时选择考古专业的缘由，大卫坦承，就是觉得考古很酷。面对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展品，他从不会觉得枯燥单调，而是自由想象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每到一座新城市，放下行囊，大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考察一番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在他眼里，从一座博物馆的布局、展品的陈列，能够看出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风俗人情。
与大众想象不同，考古并非只有头戴鸭舌帽、手持短柄铁锹，在野外东刨西敲、风餐宿露。相反，很多室内工作也离不开考古工作人员。据大卫介绍，除了典型的文物修复，博物馆小到展陈设计，大到建筑设计，其实也都需要参考考古工作人员的意见。
大卫的好朋友、现在就职于诺丁汉大学建筑系的王琦博士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建筑师在设计空间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在设计一个盒子，而没有去想盒子里会装什么东西。如果建筑师不参考考古工作者的意见，就很可能会考虑不到展品的尺寸大小、保存温度、室内湿度等问题，从而出现设计脱节的情况。”
至于展陈设计，大卫则表示展览除了要像文学作品一样有着清晰的“入门――培养兴趣――――结束”的故事线，还要拥有自己的明星展品，否则就会使参观者迷失在展品的海洋里，觉得展览索然无味。
比如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罗塞塔石碑，而不同的小展览也有自己的明星展品：显示中世纪封建社会构成的刘易斯棋子、反映中世纪骑士文化的阅兵之盾、秦始皇特展中的兵马俑方阵、有着传奇风味的维京海盗的死人头骨正是由这些不同的明星展品串联起不同的游览路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参观。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该遗址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
42.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距今5000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11公里处的三星村,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遗址分为遗址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群和文化产业园区三大部分。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神秘性和惟一性的特点,使三星堆古遗址成为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旅游资源。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为人们重新认识巴蜀文化源流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因其文明形态的异军突起与突然消逝而留下众多谜题。
43.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
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其“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国的太阳崇拜。玉琮风格取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许多象牙来自云南等地,说明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经过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44 .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商代至汉代)
位于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处,为青铜时代的遗址,年代距今2900~2700年。该遗址文化性质单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处集采矿、冶炼、铸造等全工序的古铜矿遗址。遗址主要遗存集中分布在山冈和坡地上,有采矿坑、冶炼坩锅、工棚建筑遗迹等。据试掘发现,古铜矿遗址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地表可见的露天采矿坑道47条,不完全统计累计开采长度达1570多米,其中最大开采长度200米,最大开采深度20米,最大开采宽度25米。矿坑之间不连接,有顺坡纵向开采的,也有横向开采的。 现已发掘出土和采集各类采矿石制工具1500余件,并发现有用于冶炼的八个平台共12座炼炉遗址和部分用于铸造的古代器具。有关专家推论,大井古铜矿是一处开采时间延续长、开采规模非常大,并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为一体的大型联合作坊。
45.安徽铜陵古代铜矿遗址(商周至唐)
铜陵铜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铜陵是中国的“古铜都”。铜的采冶始于商周 ,盛于唐宋,绵延3000余年而未曾中断,这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铜矿遗址中非常少见。现存数十处采冶铜遗址和大量的青铜文物:有古西周的铜炼渣、汉代的古铜井,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这座商周到唐宋的古铜矿遗址规模大、年代跨度长,能够看出当时的生产已达到采、冶、铸一条龙的格局,因而形成了青铜器的规模化生产。
46.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商周)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2008年4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寿光市双王城水库建设工地,进行了大面积盐业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两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三处,汉及宋元时期四处。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两处制盐作坊遗址及数十件制盐工具――盔形器物,同时还发掘出土多个卤水坑井、蒸发池、蓄水坑及两个煮盐用的大型灶台。中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水诚说,在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制盐作坊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盐业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47.陕西扶风周原宫殿、宗庙和铸铜作坊遗址(西周)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历史上的周原范围北至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在遗址里还发现了多处手工作坊遗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齐家村东的制陶作坊、齐镇东的制铜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规模最大,以专制骨器为主。遗址中发现有丰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遗物,还出土铜锯、刀等各种工具,反映出了当时系统庞大的生产规模。
其中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处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台式建筑遗存。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1976年2月由陕西省周原考古队进行发掘。基址南北长43.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1469平方米。正门(朝南)之前横筑一长4.8米的门屏,门的两边是东、西塾,各有三间。入门即为庭,面积约222平方米。中庭后即为主体建筑殿堂,共6间,各宽3米,进深6米,四周回廊环绕。殿堂后面是,分为东、西两个小庭,各为63平方米,有过廊和前后建筑相连。基址最里为五间后室,面宽23米,进深3米。后檐墙与东西厢房的后墙相连,使整个建筑通为一体,厢房筑于东西两边,对称排列,各八间,通长42米,进深6米。召陈建筑基址是1976年3月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基址共有15处,其中以三处(F3、F5、F8)保存较为完整,并经过发掘规模也较大。F3的夯土台基残高0.75米,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基址东西间排列着七排柱础, 中间三排间距5.5米,西侧两排间距3米。中间三排由南到北排列着五个柱础,两侧两排各有六个柱础。F8的夯土台基残留0.76米,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0.4米。其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基址上每间隔3米从南到北列有四排柱础,由东到西有八排柱础,两道夯土墙将基址分为三部分。F5南半部已遭破坏,仅存北半部分,东西长28米,南北残宽8米,东西排列九个柱洞,南北排列四个柱洞。
48.陕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与墓地(西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即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933年调查发现,1951年起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京位于沣河中游西岸,东界沣河,西界灵沼河,北至d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村北至海家坡一线,南到石榴村至鲁坡头,面积 8～10平方公里,是一处南北狭长、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位于丰京东北部的客省庄、马王村是一片濒临沣河的高地,目前,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还发现几处西周贵族的居址。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商周时期的西北界临沣水,东界古水,南近┖,是一处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因遭汉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坏,近年来虽有一些重要遗迹被发现,但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根据考古调查,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 5平方公里,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
49.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与贵族墓地(西周)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内,距市区43公里。遗址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区三部分遗存。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货贝等。青铜礼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铸有铭文,加上其他质料随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及其器物上所铸的铭文,为确定古城址的性质、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对研究古代的铸造工艺、美术等方面内容,也都有很高的价值。
毕老师帅气逼人，经历丰富，本科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学十世纪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完博士、复旦大学视觉学院修读博士后，曾在香港亚视工作，之后才到北大任教。当时毕老师辅导的中乐学社在北大并不声名显赫，他不过是讲师一枚，不过，毕老师的PPT做得出神入化，从声光电的氛围塑造与内容衔接而言，时至今日也难见人与其比肩，就其巨大的信息量而言，与北大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的PPT不相伯仲。
从“听觉锐化训练”这么高段位的课名就可看出毕老师的用心。所谓“听觉锐化”，就是教授如何快速使用专业欣赏音乐模式，聆听西方音乐。我听的第一节课上，毕老师选用了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教学生分清管弦乐团不同乐器的音色，并辅以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判断旋律和节奏的强弱快慢。以上三部交响乐作品均为西方音乐教学的入门必听，而如何通过分析欣赏以上作品来教学生入门古典乐，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
毕老师不仅每节课给学生提供大量精选的试听曲目，还给学生发很多曲谱，他指出听古典乐一定要看谱，才能体会作曲家的用意。入门时需听经典版本，加深印象后再听其他版本，才能明白版本间的区别，鉴别真正的大师之作。为了让我们真切了解各类音乐的魅力，毕老师还邀请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研究生，现场演奏《二泉映月》，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传统音乐的美。
在听毕老师的课前，我曾听过1000多张西方古典音乐专辑，但没有系统性地学习西方古典乐。那个学期的周二下午毕老师开了两门课，第一门是“听觉锐化训练”，第二门是“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即使我拥有丰富的聆听经验，但在这两门课的熏陶后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听音乐到听懂音乐。“二十世纪西方音乐”主要讲述二十世纪初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等五人开创印象派以来，西方古典乐在现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型。但变型的音乐艰深，缺乏悦耳度，业余爱好者难以理解。毕老师通过梳理文化源流和流派经典作品，告知其中的内在机理，叫人连连称奇!
之后的一个学期，毕老师开新课——“电影中的音乐”，毕老师自做电影《罗生门》、《听见天堂》、《红色小提琴》等电影原声的曲谱，结合电影画面分析电影配乐与电影进程的多样关系，教我们从聆听电影音乐的角度学习电影。
好老师一般都会在课前留许多有意思的思考题，要求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与其沟通。作为旁听生，我也坚持给老师发邮件交流学习音乐的心得，并能得到老师的垂青，每个学期结束时毕老师都会请我们几个旁听生一起聚餐，荣幸之至。
课程：中国官阶制度引论
院系：历史系
老师：阎步克
我喜欢研读中国古史，北大历史系的名师名课怎能错过?
在北大历史系旁听的三年间，我听了罗新教授的“民族史”，李剑鸣教授的“史学理论研究”，阎步克教授和叶玮副教授合开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的“中国古代史(上半部分)”和“中国官阶制度引论”……
2009年的秋季学期，阎老师第一次开设“中国官阶制度引论”，每次的旁听课我都坐在教室右侧的前三排，当时经常坐在我身边的是台湾考古学博士吕世浩。吕博士非常低调，上课沉默不语。反倒是阎老师上课时偶然着重提到了吕博士的贡献，我才发现他的存在，如今的吕博士已是台湾大学历史系老师，其讲授的课程“秦始皇”成为慕课平台Coursera上最受欢迎的中文课程之一。
阎老师授课的最大特色在于信息量巨大，每节课的幻灯片至少100多页。当时阎老师全部课程的PPT并没做好，为了让学生们能认真复习，他把PPT上传网上供学生阅读。他还在课堂上友情出售他的教材，学生是否购买纯属自愿，价格极为亲民，向正式选课生一折出售，叫人好生羡慕。不过阎老师强调，教材主要是为了方便看PPT，真正的所得还是靠课堂上的积累。
阎老师的博学在上课时发挥的淋漓尽致，谈到古代道路形成原因时，他讲到了美国民谣音乐大师鲍勃·迪伦(Bob Dylan)成名作《Blowing in the Wind》中的第一句歌词，并唱道：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阎老师说，读这句歌词可以知道，世界文明处于初级阶段时，世界各地丈量路程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靠走。于是能理解为什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命名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在文化上均有相同之处。
罗新老师的“民族史”总是能让我脑洞大开，他推荐了民族史入门教材《想象的共同体》，打破了我原有认知中的“民族”概念。当时还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李剑鸣老师是美国史研究专家，他那绝版多年的著作《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历史学专业治学研究的入门书。他的课以读书演讲见长，每节课要求两三名学生上台演讲，每节课找一名学生介绍一位史学理论家的学术贡献，请一两个学生介绍两部具有史学革新意义的史学佳作。正是在他的课上，我知道了许多世界史与史学理论的著作——微观史学三大著作《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和《奶酪与蠕虫》，史学领域的《柯林伍德自传》……
课程：“世界电影史”
院系：新闻学院
老师：陆绍阳
之于艺术研究，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音乐艺术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古典装饰艺术，还有二十世纪发展最迅速的电影艺术。在2009～2010学年的秋季学期，我和时任清华大学电影协会会长的黄俊铤同学，一起旁听了如今已是北大新闻学院院长陆绍阳教授的全校公选课“世界电影史”。
陆老师的课一般从《火车进站》开始，按照电影史的顺序，每节课介绍电影史上的一位大师及其二三部作品，每节课讲授20分钟影片的历史意义与欣赏角度，之后放电影，最后再做10分钟的总结。陆老师是电视出镜高频率的学院派影评人，在他的课上既可以感受到他对电影发自内心的热爱，同时也能感受出他骨子里最纯正的“北大精神”。
陆老师上课非常认真，记得有一次他让在场的每个学生交一份“最喜欢的10部影片”的片单，并注明专业和学号，然后请学生们认真观赏电影，下课时他会对学生们的片单总结。我和黄俊铤两位旁听生也上交了各自的片单。总结时，陆老师说大家选的片子与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前十名排行榜的差不多。“哦，对了，课上有两外校的同学想要学分的话，课下可以来找我……”听到此，我发现陆老师是认真看过每一张学生的片单的，如此认真严谨的态度，不由得叫人钦佩。
课程：《中国佛教史》
院系：哲学系
老师：周学农
我对哲学一直很感兴趣，但关于佛教哲学的学习却一直不得要领，直到大三在人大和北大各听了一门课才找到佛学的门径，人大授课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僧——惟善，而在北大旁听的是哲学系周学农副教授的《中国佛教史》。
相较于惟善老师的佛教学院派的谦卑与严谨，周老师的风格更加生活化，有种将禅意润物于无声的美感。他倡导学生入门佛教从读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开始，《西游记》前言中的种种意象均有深刻的佛学印记，让高深的佛学贴近大众。尤其讲到禅宗兴起后中国佛教嬗变的多个流派时，周老师列举耳熟能详的寺庙和日常生活中的禅意小故事，贯穿佛教名宗的教义与思想特征。
在佛学入门上，周老师特别推崇吕澂先生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和《印度佛教源流略讲》。关于佛教哲学的内在机理，他推崇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而关于中国古代的佛教史研究，他推荐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并指出要从佛教史研究与佛教哲学研究的二重角度，理解佛教的深意。
课程：《古代汉语》
院系：中文系
老师：邵永海
文史哲不分家，听过了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名师名课，中文系的课怎能错过?
正式听北大中文系课之前，我曾听过中文系举办的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系列讲座，以及著名文艺评论家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教授的系列讲座。名家讲座的魅力有时在提问环节，主讲人会讲到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学习心得上的小发现，记忆犹新的是李欧梵教授讲他读书读多了后，只要看看目录就能大概知道这本新书讲的是什么，着眼点在哪里，问题有哪些。当时只是大三的我，并不能充分认同他的这种观点，时至今日我也读了不少书，终于与他在这个向度上达成了共识。
大三后，我明确了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路上继续前行。虽每天都温习古书，但当时并没有开设系统性的古代汉语课程，而古代汉语基于古代史的学习，是万众之基。一直就对北大中文系邵永海老师的“古代汉语”仰慕已久，直到大四上学期才有机会完成这一夙愿。
在北大中文系，学生们称邵老师为“邵公”，一方面是其上课认真细致的态度，另一方面或许是他上课喜欢带领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读古文，在气宇轩昂间让每个学生真真切切的理解古汉语音韵、停顿、字词间的深意。不仅是邵公，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对学生们都非常得好，有一位老师听说邵公班上的学生们学习热情高，于是把自己新著的一部学术札记，赠予了在场的每一个同学(包括旁听同学)，还附赠一本老师研制的健康素菜食谱，对于我这样的旁听生而言，幸福极了!
记得在邵公的最后一节课上，他特意花三个课时讲述《史记·汲郑列传》中汲黯的事迹，临近结束，邵公讲起了这一句——
“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
邵公突出了“难惑以非”，说，我们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学分，而是为了将来能够“以非难惑”，这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讲完汲黯，邵公给每人发了一张纸，纸上都是清代各大名家关于读书和音韵、训诂、文字之学重要性的语句，让我们时时自省。从发端的顾炎武，到最辉煌的段玉裁和王念孙。邵公强调：“读书自识字始，大学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背着书包到处听课，如果能真正的深入进去多读经典，不管以后干什么，你的大学才算真有意义。”
邵公的这一段话至今仍在激励着我前行，而“难惑以非”也成了我的座右铭。
这本书好在哪里呢？
这本书首要的好处在于，它不但教会我们知识，还寓教于乐，使我们读起来轻松惬意。它通过老师王仰之，学生周乐华、张大文等人串起32堂课，描绘出来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其次，它不仅读来饶有趣味，文辞也很优美。作者很注意词句的锤炼。例如，文中有一处写道：“平远的原野的尽头，明蓝的天幕一丝不皱地直垂下去。”“平远”“明蓝”“一丝不皱”“直垂”用词新颖，把一片辽阔明净的蓝天鲜明地描绘出来了。又比如当写到乐华将家里仅存的一点积蓄拿去交学费时：“乐华接钱在手，这钱仿佛有千斤的重，连胸口也像被压得透不转气来。他跑到学校里，偏过了脸把钱授给会计先生，待换到了一张收据的时候，心头突然一空，好像凭高的人偶然失足，身子掉在半空中。”作者把这段心理活动写得太贴切了！
这本书的好处更在于，它有实用的教学指导功能，能给师生许多启发。它涵括了修辞、语法、词汇、诗词等诸多与作文相关的语文知识，通读之下，没有一处读者读不懂的语句，也没有一处无益于教学的议论。它所讨论的都是实际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观点也切中肯綮，不偏不倚。全书发人深省的议论俯拾皆是，例如：
“作文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一定要先有内容，后有题目。”（第三章论题目与内容）
“诗的所以为诗，全在有浓厚紧张的情感，次之是谐协的韵律，并不在乎辞藻的修饰。”（第八章论诗）
“勿只把文字当文字读，勿只从文字上去学文字。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第十三章论触发）
……
正因为提出了这么多独到的见解，也正因为这些问题至今犹存，多年后的今天，回头重看，这本书依然不失现实意义，依然还是我们“极新鲜的、极卫生的吃食”。
另外，这本书不仅给我们读与写的指导，还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状况，还教会我们如何做人。书中的王仰之、周枚叔等知识分子实乃两位作者的自我写照，在那个战火不断的年代，他们处境堪忧，不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使得子女辍学。他们就像叶圣陶先生童话里的稻草人一样不为人了解，然而，他们还是以一颗稻草人般善良的心，为了大家而抗争，并把奉献视作自己的幸福。那种甘于寂寞的品性，那股清刚浩然的正气，让人感叹，令人肃然起敬！
读着读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昏黄的灯光下，夏老和叶老促膝长谈着。淡青色的月光普照庭院，有好几种秋虫在那里鸣叫。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读书种田的清贫日子，共同感受着读书和教研的乐趣。
这本书为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所著，它注重字音词义、文法规律及名物制度的考证，论证周详、表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透过文字，我们仿佛和智者正面相对，聆听孔圣人的教诲。北大考古学家李零所著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写得颇有新意，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可以一观。
先生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这部随笔集充分体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所谓“新”者，一则蔡先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风气之先河，所倡导者多有“先锋”之意；更为重要的，时过境迁，先哲的思想虽“历久”（此去已有八九十年）而“弥新”（今天读来尤觉感动与真切，启迪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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