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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典文学总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二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三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五
【关键词】卫风氓 主题解读 述评
《卫风・氓》经女主人公之口缓缓道来，歌谣中的所言的初时的甜蜜到婚后的痛苦直至如今的独自悲哀和愤懑，正如诗中所述恋爱时“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这般思念与痴情，婚姻中“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这般无情与残忍。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时而以比喻展开议论，如“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这些似乎像是在告诫女性，又似乎像是在讽刺社会的不平。
一、“弃妇诗”
对《卫风・氓》的主题解读，主流倾向大都将其划定为“弃妇诗”。古代文人首推代表便是朱熹《诗集序》曰：“此为人所弃，而自述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从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歌谣中女主人公是抱悔恨态度，自知自己之错而活该被弃而非怨恨丈夫，故被当下学者们作为将其划定为“弃妇诗”的依据之一。而笔者对此观点有所保留，若如此这般便是弃妇诗，那么朱熹所言的核心如何体现，不然为何朱熹不用“弃妇”而是“”？笔者认为朱熹的核心观点是诗歌确是弃妇所言，或许划定为讽刺之作更为适宜，讽刺女子不守礼义，私自婚配，自食恶果[1]。而当代学者的侧重点是女主人公哭诉自己被弃的悲惨命运，有怨恨丈夫、批判社会不平之意，如余冠英的《诗经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现行教材均认同此观点，解读中有同情女主人公的情感，同时也暗含着赞扬女主人公坚强、果断、敢于言论的精神在内。
二、“刺时诗”
“刺时之作”此观点在部分典籍中有明显指出。如《毛诗传》云：“《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u也。”。《诗故》曰：“《氓》，刺时也。何刺乎？刺奔者失身也。”再者《诗序广义》曰：“此《序》谓刺时，刺当时风俗之不善也。”故现代的学者们有将这些古人评论作为《卫风・氓》的主题解读的观点之一。笔者认为“刺时之作”这一主题是站在社会价值观层面上的探讨此诗歌意义和作用方面的解读，可以自成一派。所谓文学典籍，笔者以为若非作者有心有意注以此文目的，无论是读者还是学者都是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的，为己所用，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卫风・氓》或许在这一观点的解读下，成为了类似于《女诫》一类的教导女性的读物，只是《卫风・氓》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借女主人公的哀伤自诉，现身说法，以正当时处于混乱中的“不良”社会婚俗，如刘书芬[2]《诗中“氓”字释义》一文中就“氓”的释义，认为“氓”是从“亡”从“民”，“民”形“亡”声，“氓”字既有对文中男主人公氓的身份表述，是移民，这与骆全察的观点一致，认为男主人公是外来人，流亡者；又有对爱情、家庭层面上的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背叛与逃离。从中侧面道出时代的混乱，自然礼法会有所破坏，而作为当时维护并坚持礼法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来说，“子无良媒”、“秋以为期”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应受到阻碍和谴责。
三、“怨情诗”
“怨情诗”的代表为李全祥，在《也谈的主题及其艺术价值》一文中指出，《卫风・氓》是女主人公对丈夫的失望，对失去甜蜜爱情，对不平婚姻的怨情诗。正如陈金雄认为的，《卫风・氓》其实是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向世人表达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不一定会永恒[3]。在尚永亮《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文化关联》一文中也有提到，婚姻爱情中，男性常常与背弃承诺、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相关联，成为女性失去爱情、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
这一种的主题解读或许是文本本身浅层面的显性信息，能够作为教学中诱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极具意义的启发点，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现代婚恋观。但是笔者认为若是贸然将“怨情”作为《卫风・氓》的主题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若纯粹是为了怨情而作，那么或许也可以将其划为爱情诗，毕竟人生过程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爱情，只不过这是一首悲伤的爱情诗歌，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画面而已。同时也体现出了《卫风・氓》的现实主义风格。
四、“逐臣诗”
屈原的《离骚》使得部分学者开始从逐臣诗的角度尝试解读《卫风・氓》。在笔者看来，弃妇与弃臣确是有相同之处，但是是否《卫风・氓》的主题有这么的深层次的政治解读，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毕竟当下的过度解读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尚永亮在《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文化关联》一文中详细探讨了两类诗歌的特点，指出两类诗歌的异体同构。弃妇诗完全可以映射到君臣关系当中，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男性却因占有主导地位而专横地可以决定女性的命运这一点上，略同于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严格的等级观念[4]。虽然尚永亮并未在文中明确提出《卫风・氓》的主题就是逐臣诗，现存的文献中也尚未寻到该类的确切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解读为何不可，只是既然是以喻君臣，那么在教学中还得需教师与学生的相关的背景政治资料的搜集。
综上所述，以上便是《卫风・氓》六大主要的主题观点。《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而《卫风・氓》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目，教学中也是诗歌学习的重点，主题的探讨肯定是不容忽视的。该篇的主题探讨，学者们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在教学中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品读才好，这样才能品出古典文学的魅力与味道，深刻体会到其中所传达的审美趣味，丰富情感的体验。
【参考文献】
[1]徐成菊.《卫风・氓》之新读[J].青年文学家，2012（10）.
[2]闫笑非.《诗经・卫风・氓》主旨述评[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5）.
[关键词]词选；词史；接受史；效果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120-2
自“思无邪”，《诗》携中国文学始振芳尘于后，选本随之蔚为大观。诗的选集从《诗经》开始延续其漫长的选本史，词的选集则追溯到《云谣》、《花间》，然后现其风姿。正如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那么词亦在其自身沉浮千年史上同显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何评价词作为“诗之余”而又“非诗”这种特殊的文体，在静态研习其美感特质之外，还应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考察其在历史上的接受效果。本文截取“宋代”一段，旨在从词选的接受效果去探讨词的一种历时性发展，从而把握词的外延魅力，了解趣味变迁的一种普遍规律。
一、接受美学映照下的词选
西方接受美学以尧斯、伊泽尔为领军，着眼于读者对本文的接受反应，力图把握艺术理解的历史经验，是在当前和历史双重进程中考察读者阅读经验具体化的实际效果和意义，从而构建一种读者的文学史。接受美学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大陆，国内学者开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读者”现象。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接受意识早在颂“诗”的时代开始萌芽。自孔子“述而不作”，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一直到清代谭献“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也在激流暗涌，只是囿于可“道”非“常道”的静观心理，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偏零散庞杂、主观感悟。基于东西方文学的某种暗合本质，我们研究接受美学映照下的中国古典词，是可以并且行得通的。此外，国内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用一种接受史的长远眼光，能为艺术作品本身及诗学理论建构、审美规律认识开拓领域。
目前，国内接受史研究方兴未艾，主要以诗歌为正宗，而在古典文学的接受过程中，词作为诗之余，与中国诗歌精微深渺、含蓄蕴藉的美感特质同源而出。因此，词的接受史长路漫漫，它“不仅是一种过去完成时，而且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而笔者着眼于“词选”的接受，而非接受史常言“经典作品”(这里指词作)的接受，主要依据词选的二次创作性质。通过反思读者群对词选的接受，从而一窥词史原貌。何以选择词选这个媒介来考察读者对词的接受?鲁迅《选本》有言，“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这就说明了词选的价值意义之大。
二、宋代词选的接受效果
词选原为集部・总集类・词总集之属，包括总集、别集和选集。随着学科系统化趋势增强，传统的四分类法不再适应词选的研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词选概念应运而生。肖鹏在《群体的选择》中指出，词选是“指编选者按照某种取舍标准，选择部分词人的部分作品而编成的总集”。从现存材料来看，宋代词选数量多，且质量高，但由于宋人视词为“小道”、“末技”，以致宋代词选在流传过程中多有遗失。由于今传词选零碎散佚，许多版本无从考证，众人对宋代词选的范畴多有争议，通常并称唐宋词选或宋金元词选。而本文所言宋代词选范畴主要包括宋人选唐词和宋人选宋词。据考，本文所指宋代词选主要有十六种：《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兰畹曲会集》、《麟角集》、《梅苑》、《复雅歌词》、《谪仙集》、烁府雅两、《聚兰集》、《草堂诗余》、《回文类聚》、《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烁府补题》。从经典作品的接受关系来看，宋词具有一种简单的链条关系，即宋词、词选家、词选三方逻辑关系，分别对应着作品、读者、效果三种元素。这个链条关系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宋词的接受状况之一，即通过词选家及其所编词选集来考察宋词的接受情况。
(一)性质：构成一种词选史
选本是一种兼具创作、鉴赏与批评的综合体。词选家苦心孤诣，精选好词，这种接受行为从性质上来看，构成一种词选史，集中体现出词选的词史及社会史价值，从而反映宋代词坛总貌。词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词史和社会史两方面。在词史方面，词选具有辑佚、校勘、考证等文献价值及批评理论价值，最直接地使文学研究者获益。就词选的社会史价值来看，“文变染乎世情”，我们可以透过词选这个视窗探寻社会时代风气、审美心理等历史遗留信息。从词集名来看，名之所托，可透露时代风气。宋代选词者多属文人名士之流，根据个人审美趣味选编词作，整体体现出编选者以平淡闲适为主的美学格调。此外，通过词选的附录资料、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皆可窥见宋代印刷术水平、词的传播流行程度、前代遗传书籍资料等，反映特定风气下的文学思潮乃至社会思潮。再者，大量词选的盛行一方面是社会广泛需求对创作者及编选者刺激的结果，这种刺激正是宋代社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繁荣在精神需求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编选者个人的人生态度体现，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在此之上，词选史的出现意义有两种，一则补选集史之缺，二则还原词史原貌。首先，选集史的构成是所选作品、所选作者、编选者三种关系的叠加。编选者作为一种动态因子，随社会背景、时代风气、个人偏好等动量而变化。因此，所选作品与所选作者的叠加会出其不意超出总集的范围之属，类似格式塔的核心命题，即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在这种意义上，词选史有补选集史内容之妙，而宋代词选功不可没。其次，词史世界蔚为大观，涵盖社会、文学、艺术、心理等各个领域，可以展示词坛乃至社会的全景。而词选史从成熟读者的角度选词成集，代表词人和读者双重时代心理，从读者群意义上为词史全貌增枝添叶。另外，词选史作为史的一种，必然具有史的模式，而历史从回忆诗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沉思起来的回忆。词选作为一种记忆的断片，所保留词作乃原生态、活生生的作品，可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察资料。从外部构成来看，词选包括编选者、所选词人、所选作品、所选时代、词选名、序跋、凡例、卷数、评论注释、刊刻版式、刊刻时地、刊刻者等。这些丰富的资料不仅为研究作品提供极佳的材料，帮助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而且对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佐证。此外，在词选所呈现的断篇残简之外，留下了无数个不确定的空白供我们想象探索，即伊泽尔所言“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空白的填充并非凭空臆测，而是根据断片的外部形态理性勾勒空白信息，包括词坛历史和社会历史。就在这断片和空白之处，词选以其特有的角度为词史补史之缺，还原词史全貌。
(二)行为：再创作
编选者辑词，实以有尽之言欲达无穷之意，这实际上是一种二次创作。选者通过选、删、增、补、改、编等行为将作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选者因“我之性情”之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排列风格，并在序跋里给后世研究者提供详实的资料。词选的读者群主要有三种：普通读者、填词者、评词者。对普通读者而言，词选的主要目的在于阅读品鉴，而在审美体验上，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创作参与。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两宋人词多矣，令其多读多看，彼必不知从何下手，而亦无从知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也。是答初步者之问，尚缺一层。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对填词者而言，阅读词选不仅是作为普通读者来阅读品鉴，而且可以帮助倚声填词，这属于创作意义上的词选接受效果。陈匪石《声执》有言，“由是而读宋人四总集以及《花间》，再观各名家专集，就其性之所近，专学一家，或兼采数家，互相补益。”评词者的接受效果集中体现在选本评注、词评词话及词集序跋上。“选集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现诗歌效果史的活化石。”另外，词选的序跋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及文体研究价值。总体而言，序跋是一种有意味的文体形式。如果说填词是词人在填心，选词是读者在选心，那么，写序跋亦是读者在写心。一首好词必然以情胜，词人那颗透明洁净的心须得遇知音，而选词者在选词时也必要“以我心换你心”，达成感觉上的共识，才始知妙词难得。跳出作者和读者这个单层关系，写序跋的人是在衡量词人之心与选词人之心，用第三者的眼光去净化熔铸一首词中的大千世界、一本词集中的苦乐人生，然后，以寥寥数语提炼两个世界、一种诗情。
(三)效果：词选的循环接受
就整个词选的流传来看，词选的传播史足以写一部巨著，来完整论述词选在宋词传唱千年中的作用。今取其一，即词选与词选之间的循环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词选的接受效果，把握词的传播脉络。从整个词选演变历程来看，词选的集成不仅有赖于词作的更新流传，而且仰仗于前代及同代词选的编选凡例，并且影响后代词选的编辑。
高处的是学问家引经据典的著作。等按数字顺序把各条注解都参考钻研一遍，品诗的兴致也淡了一半。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
低处的是“唐宋诗词三百首”一类，家家都有，从小即读，摇头晃脑，滚瓜烂熟。但时间一长，几乎能忘个干净。
当然，这也是一种借口，掩饰和诗歌的无缘。
安意如算是诗词歌赋的知音，那些古诗词在她笔下有了字字珠玑的容颜。三本书，这个小女子几乎横跨整个诗歌史迹，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清代独步一方的纳兰容若。她所拥有的洞穿能力是惊人的。
当然，写出这些旖旎文字之前，是非得耗费大大的工夫埋头钻研那些高低学问的。但在她这样的“小小”年纪，苦功之外，必有独特性情才能出挑。
《人生若只如初见》里有一段隐约提到：翁美玲1984年自杀，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作遗言。感慨美人清嘉的同时，安意如顺便说出那年自己还没出生。算下来，今年她也不过二十出头。而她所背靠的成长年代，正和古典文学渐行渐远。所以，她也算是个异数，和那些古灵魂有那么点通灵的意思。
凭一颗诗心，喂养了一双慧眼，能看到发生在那些古诗词背后的故事，这才是安意如的本事。
这颗诗心，安意如自己已经做了注解：因为懂得可以循借着文字，慢慢找到内心需索的光亮，很多事情就可以从容不迫地理解。
安意如放下了钻研的态度，松弛地平伏在诗词的海面上，任它荡漾，心向往之，而游弋之。
因为先有内心的定数和索求，她才没有沉迷字词本身，而总能保持静观的姿态，在用情倾吐之外客观地评判。比如她评价纳兰容若情思虽美，却是作茧自缚之人。可见她的冷冽平静。
平静的人，懂得平易所以动人的道理。平易动人，恰恰是安意如解读古诗词的最大法宝。那些只言片语的短句注解往往只告知一段形态干枯的历史，仿若纸人。安意如对他们吹口气，纸人就有了魂，成为温润的影像，动起来。
关键词 诗经 民族精神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from the "Book of Songs"
LIU Yingying
（Guangxi Vocational & Technic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most famous poems in ancient China； people st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The book of songs"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but its heritage of culture temperament and spirit of our nation， we become the cultural wealth of valuable.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the national spirit； realism
《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杰作，是汉语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代表着我国先秦文明的集大成的成果。《诗经》的主要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记录、收集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全面，为我国古典文学与传统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此外，《诗经》集中展示了先秦时期中国人民的朴素情感与真挚精神，为我们民族特质的延续和进步提供了范例。
1 《诗经》展现了浪漫开明、大度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堪称是先秦民间文化的发端之作，在古代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都是独特而崇高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盛行一时，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以爱情诗为代表的《诗经》诗歌为人民集中展现了我国先民对自然、生活与未来的热爱，这是一种浪漫开明的精神和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此外，《诗经》的很多诗篇大气磅礴，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先河，为构筑汉民族大度包容、气象万千的民族气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这点来说，《诗经》为我们民族的气息找到了发源点，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诗经》中的名篇《国风・秦风・蒹葭》一诗，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浪漫爱情、淳朴情感的向往和憧憬，也从一个侧面投射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 《诗经》集中表现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情怀
《诗经》之所以伟大绝不仅仅先于那些浪漫主义的爱情诗歌，更重要的是因为《诗经》具备一种人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怀，可以激励更多的仁人志士为振兴民族和国家为竭力奋斗。在《诗经》305篇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用讽刺手法对封建主义制度、腐朽官员、不良现象的影射，也可以看到对穷苦百姓、下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所以，《诗经》中包含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夹杂其中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怀令人动容。在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进程中，《诗经》应运而生，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基本成书，所以《诗经》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显示出浓烈的时代特征，也彰显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
《诗经》中蕴含的朴素的卫国情绪与宗国情感，是那个时期的人们精神特质的依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熔炉。一方面，《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可以表现为对本国、本地的保护，对别国的抵御和战争；另一方面，《诗经》中以保家卫国、忧国忧民为题材的诗歌屡见不鲜，集中体现了我国民族发展早期民间爱国精神的变迁。所以，《诗经》的诗歌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创造，是民间文学的变化的产物，根植于那个时代、那种文化。
例如，《国风・邶风・击鼓》就表现了那个时期的人们为了保家卫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其中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等诗句，就表现了男人为了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为放弃家庭、妻子的场景，场面感人至深、让人潸然泪下。所以，《诗经》中类似的内容集中体现的爱国情怀是时至今日都值得发扬和传颂的。
3 《诗经》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情感与精神
《诗经》是先秦时期民间文明的展示，其中着力渲染了具备神话传说色彩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人类的发展状况等。《诗经》为人们的展示的则是一种自然属性下人的主导地位，引申开来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今天，我们强调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的时候，《诗经》中的人性化色彩仍然放射着光芒。很明显，《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已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感变化、日常劳作、爱情婚姻等为主要线索，其贯穿始终的就是“人性化”要素。也就是说，将人的生命、生活与成长作为诗歌创造的主要方向，是《诗经》的集中贡献，也折射出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对于其他对于的古代文明，比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古罗马的宗教文化等，我国的《诗经》始终以人的事务为创造主线，显示出了我们民族的人本主义气质与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提倡以人为本，着重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与精神动力，这与几千年前的《诗经》精神似曾相识，体现了伟大的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延续。
比如，《国风・卫风・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集中鞭挞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毒害和侵蚀，展示了弃妇爱情婚姻的悲剧场景，至今读来都让人思绪波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其中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体现了女主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的痛苦轮回；“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则是借桑叶的陨落碍事女主人的心情低沉与情绪的失落，其中的真挚情绪让人感动。类似的诗句比比皆是，集中体现了《诗经》始终关注人的情感与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与写真主义的诗歌作品，为中华民族人性化精神的延续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在今天，我们宣扬《诗经》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依据。
4 《诗经》体现了积德行善、弘扬正义的民族精神
《诗经》具备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充满“正能量”，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诗经》对那些带领族人迁移定居、开发事业、抵御自然灾害，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祖先、民族首领等给予了热烈的歌颂。如《大雅》中的《生民》歌颂了后稷的诞生和发明农业、定居邵地、开创祭礼的丰功伟绩，《公刘》记述了公刘带领周人自邵迁幽、开始定居并发展农业的事迹。这些诗篇都把弘扬社会正义、展示民间劳动人民的能力作为主要对象，是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源点。
其次，《诗经》对现实生活中本领超群的能人及种种社会美德大加赞扬，如《卫风・淇奥》赞扬卫武公年过九十仍严于自律、善纳人谏；《豳风・狼跋》赞扬公孙的宽厚与仁爱；《风・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大兴农业、克勤克俭的美德……
综上所述，《诗经》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产物，也继承和延续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殷达兰.《诗经》中的乡土情韵[J].文学教育（下），2009（1）.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在《大学语文》的教材中包含着美术、音乐、历史、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在教学正,教师在同一个年级的使用的是同样的教材,可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学习爱好,不同的修养的教学对象。在大学中,理工科学生有理工科的认知和喜好,文科学生有文科学生的知识兴趣,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那就需要从事汉语言教学的教师要讲究教学有侧重点。美术专业的学生追求的是“诗情画意”,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们就必须给他们搭建一条“诗”与“画”的桥梁。比如在学习诗经《采薇》后,利用借鉴“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纷满天飞”,无论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以及后来的唐代社会生活文学《唐诗》,到宋代的《宋词》,还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的《元曲》,这些令人称道的作品,既是古人吟唱的歌,同时也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的精美诗篇。孟浩然的《幼学故事琼琳》中,记载着诗人“踏雪寻梅”足迹和身影:“岭南梅开最早,将花入酒杯,饮之甚香,遇有骑驴者,寄此梅花于人,百花来开而此花独占先开”。这首诗曾经被着名的曲作家刘雪庵谱曲,一度成为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例如:歌手毛宁所唱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大家都会曲调优美,歌词如诗,实际上,这首歌的歌词却是来自于《枫桥夜泊》的诗作中。从古诗《枫桥夜泊》到现代流行歌曲《涛声依旧》,这种演变不能不说体现着词曲作家极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音乐功力。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是丰富社会内含的教育史。其中的优秀人物就是文化中的杰出因素,从孔子到墨子、从司马迁到张衡,中国历史上那些闪动着思想光辉的人物,可以说不计其数。笔者在讲《先秦诸子语录》时,自然会把孔子做为讲授的重点,虽然这位伟大教育家距离当代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其教育家的魅力依然闪光。教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形式,让大学生针对孔子的教学思想,结合当今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让大学生提出我国现阶段存在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从结果看,大部分学生只是模糊地提出一些普通的问题,对那些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涉及的很少,着也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程度不够,对社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样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程度,提高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这种激情的变幻设问,对学生们来说充满了极大的挑战。
2、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以文学作品的丰富文化内涵,让大学生学会分析和思考文学的精神内质,以此来充实了他们的思想空白,让他们的文化素养有一个较好的提升。在讲完《管晏列传》课文之后,不能仅仅解决了重点和难点,同时要让学生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相友最深”,被世人誉为交友思想达到了最高境界,一直成为历代名传佳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通过思考,学生们会懂得去在与人交往时,面对不同的认识和思想观点,去转换自己的思维,懂得去换位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去相互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在相互理解的理解中建立了深厚友谊,正象管仲回忆时说的:鲍叔牙曾经与我一道做生意,在赚钱之后我常常会多难一些,可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的家庭很贫穷;我曾经为鲍叔牙出主意,想办法,结果把事情办得更加糟糕,就是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鲍叔牙却不认为我更愚蠢,包括我做官,在战场上失败,对于这些屡屡的失败,鲍叔牙总是会看出我的问题,并且能够给我以巨大的鼓舞,假如鲍叔牙对管仲的不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会建立友谊,通过学习,同学们准确地认识到事物本质及其内含。通过学习,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在人际交往看到别人的有点,同时要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只有做到了相互理解才能获得真正的知己。
关键词：表现手法 对面落笔 曲折含蓄 深情婉曲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古诗词鉴赏是高考知识考查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多年来都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阵地，准确把握表现手法的运用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只有掌握好了手法，考生才更容易走近作品内核，进而准确体会诗人要表达的感情。不仅如此，有不少考题直接考查的就是表现手法。我们看2011年考纲对古诗词鉴赏的要求（1）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思想内容和观点态度，而其中的“表达技巧”就是表现手法与艺术手法的统称。而在诗词鉴赏诸多应当掌握的表现手法里，有一种手法显得很特别，但大家也不会很陌生，它就是：写对方。
写对方，又叫对写法，也有人称作“落笔对面”“主客移位”，就是在表现怀远、思归之情时，作者不直接或不仅仅直接抒发对亲友故交的思念之情，而是反弹琵琶，从对方着笔，这样，就使得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怀远或思归之情，既显得生动形象，富有意境，又显得具体充实，富有深度。既深化感情，又强化主题。
（一）从源头出发
《诗经・魏风・陟岵》从题目上看写的是主人公登上高冈远远眺望的一种心绪：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全诗采用一唱三叹的方式，写想象中父母兄长的声声惦念与呼唤，从而加重了行役者漂泊天涯的孤苦之感。
在中国最古老的这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我们就能随处觅到思亲怀远之作的踪影，此后在乱离的社会里类似的作品更是多如牛毛。然而《魏风・陟岵》一诗的妙处正在于抒情手法的独特，主人公明明是在思念家中至亲的父母兄弟等人，但他偏偏从对面落笔设想家中亲人对自己这个远行之人怀有的牵念之情，这种委婉的深情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二）看唐诗风采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繁盛时期，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这种表现手法又得到是怎样的运用呢？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谓是家喻户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的最后两句写了作者的“遥想”，仿佛遗憾的不是诗人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似乎并不值得诉说，诗人想象着兄弟们在佳节来临时去登高赏景，插上茱萸，猛然发现今年大家未能完全团聚，心想他们因为我的缺席会是多么遗憾呀。诗人表达这种绵绵的思念之情时用了写对方也就是从对面落笔的手法，显得曲折委婉，新颖别致。
诗圣杜甫也有儿女情长的作品，比如《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中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想念妻儿老小，而是从妻儿落笔，设想妻子的脉脉深情和儿女的稚气天真，以想象远方妻儿对己之思念作为切入角度，使自己的思念深情和妻儿之情融为一体，更具感人力量。
此外唐代有两首作于除夕之夜的诗作，同样使用了这种抒情手法。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诗人想象着夜阑人静之时，家人不肯歇息，还在念叨着远行在外的自己。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故乡今夜思千里”一句，诗人想象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亲人对自己的一片牵挂情怀，两首诗作都写在本应万家团聚的时刻，两位作者都是伤心的“远行客”，从对面落笔将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婉曲含蓄。
（三）看如何延续
唐代如此，到了南宋状元诗人黄公度在除夕时写下了《乙亥岁除渔梁村》一诗：“年来似觉道途熟，老去空更岁月频。爆竹一声乡梦破，残灯永夜客愁新。云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领略春。想得在家小儿女，地炉相对说行人。”
乙亥岁时奸相秦桧已死，曾经的状元郎终于有幸被朝廷召回，长期被打压终于迎来了被起用的时机，这样的喜讯多么想与家人分享啊，在传统的除夕夜，万家团圆时，他不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多么想早一天与他们团聚，却想象着儿女们此刻在家里围炉夜话时必定要念叨自己。恰恰是这种落笔对面的手法，将这种对亲人的分外思念表现的更加婉曲深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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