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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估，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多明尼克大学布伦南商学院（BrennanSchoolofBusiness，DominiqueUniversity）和图书情报学院（SchoolofLibraryandInformation，Do－miniqueUniversity）都有开设知识管理的相关课程，两个学院还联合设立了工商管理图书情报双学位硕士［4］，其目的是为大型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培养管理者。双学位硕士课程里包含有知识管理，旨在传授盈利和非盈利性组织的知识管理理论和知识基础，讨论知识资产对组织的价值，研究知识获取、评估、评价、管理、组织和传播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本课程还要求分析一个商业案例，并且要求学生进行知识管理项目设计和实施的演讲，以获得实践和经验。另外，多明尼克大学还开设有一个知识管理证书的认证课程［5］又称学士后课程（postbaccalaureate）。目的是为给有意从事知识管理者一个知识管理的教育背景，故拥有任何专业学士学位证书者都可以申请该认证课程。其课程体系包括：信息政策、组织分析、知识管理、竞争情报工具和技术。
2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罗伯特．史密斯商学院（RobertSmithSchoolofBusiness，UniversityofMar－yland）的工商管理专业开设有知识管理和全球商务与知识管理研究选修系列课程［6］。马里兰大学信息研究学院是ischools的成员之一，也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7］。这门课程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熟悉知识管理的理论、实践和工具技术，帮助学生在盈利或非盈利性组织的信息部门中工作。为了能管理组织的智力资本，学生还需学习如何决定组织的基础架构，具体学习内容包括：知识管理，学习型组织，知识资本和相关术语；知识管理的历史、概念和成功的知识管理系统；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管理分析能力，且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课程。
3澳新及港台地区高校知识管理教育现状与分析
3．1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高校知识管理教育现状
所调查的3所澳大利亚大学都开设有知识管理的课程。其中莫纳什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知识管理专业设有知识管理的选修课程，信息和知识管理硕士文凭项目开设了全面的知识管理课程。南威尔士大学的法学院开设了法律服务中的知识管理，信息系统、技术与管理学院开设了知识系统与技术。悉尼科技大学信息学院设有信息与知识管理的硕士学位课程。而2所新加坡高校都开设有知识管理的课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还开设有知识管理硕士专业。具体见表4所示。（1）莫纳什大学。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信息和知识管理硕士学位（GraduateDiploma）［8］招收一年全日制或两年在职学生，且只招收已经拥有信息和知识管理对应专业的初级资格证书的学生。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信息技术相关概念和知识管理理论，并更深一步学习信息和知识管理领域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例如图书管理，档案管理，档案科学，信息架构，知识管理）。课程目标包括：掌握信息和知识管理以及信息技术领域的基本理论，认识和理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使学生能更好的适应信息技术领域的持续变革，借助专业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对于信息和知识管理的深层理解，提供符合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协会（ALIA）和澳大利亚档案管理协会（ASA）需求的信息和知识管理知识和技术。（2）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SchoolofComputerScience，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在硕士阶段开设有知识管理专业［9］。通过研究分析知识管理的文献和课程可以发现管理、技术和信息是知识管理的三个基础学科，而知识管理的专业学习中这三个核心主题领域的覆盖率存在着普遍差异。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有着超过其他知识管理专业的独特优势，因为通信与信息学院还有两个与信息研究相关的硕士专业：信息研究和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支持知识管理的技术与信息需求。该专业把这三个基础学科（管理、技术和信息）并重，并把它们看作知识管理的三大支柱学科。学生可以选择通过课程和论文或者只通过课程来完成学业。选择课程和论文模式的学生要修习3门核心课程，6门选修课程并提交论文；选择只修习课程的学生要修习3门核心课程，8门选修课程。
3．2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高校知识管理教育现状
中国台湾地区在被调查的6所大学中有4所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成功大学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其中工学院为工程科学系在职硕士班开设有知识管理的课程，管理学院在本科的企业管理、资讯管理和国际工商管理专业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并为管理学院博士开设有一门知识管理开放课程，为知识管理教育提供了新途径。台湾大学管理学院为资讯管理系和商学研究所的硕士和博士开设有知识管理相关课程，该校的图书信息学系开设有知识管理学程，系统教授知识管理的相关知识。台湾义守大学的管理学院也在本、硕、博三个阶段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另外电机资讯学院资讯管理与医学院的医学管理专业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台湾政治大学管理学院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为咨询科学系的学生开设有知识管理相关课程。中国香港地区有2所高校开设有知识管理相关课程。其中香港城市大学的信息系统学院为商务资讯系的硕士生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同时还设立有电子商务及知识管理硕士学位，该硕士学位针对有本科学历证书且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商务人士开设旨在培养有电子商务和知识管理知识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企业家。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在硕士阶段开设有知识管理课程并设立相应的知识管理硕士学位。具体见表5所示。（1）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管理学院和图书信息学系都在研究生阶段开设有知识管理的课程。其中管理学院的资讯管理专业开设有知识管理，商学研究所开设有知识管理与服务创新课程，图书信息学系开设有知识管理学程。资讯管理专业的知识管理［10］旨在给学生一个关于知识管理及实践的综合视角，包括概念、理论和知识管理的技术，开发知识管理方案的流程和策略，知识管理相关的组织，管理和行为学知识。并要求学生参与一个知识管理相关的小组项目，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学习环节。图书资讯学系开设的知识管理学程源自于英国，是学校为了帮助特定群体的学生达到特定学习主题所规划的学习经验总和，并且透过规划必修、选修科目及修课流程来达到学程教学目标［11］。（2）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在知识管理教学、研究和推动其应用方面设置灵活，开设有香港及全国唯一的知识管理硕士学位［12］。其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拥有均衡的知识管理领域知识，使其对知识管理的工具、方法和设计与实现有深入了解，并熟悉知识管理领域的最新热门话题。该学科毕业生在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可以做首席知识官、首席学习官、创新经理、知识管理员和各种顾问等，或在组织和公司从事知识审计和实施知识管理项目。为了给学生最大的便利，该专业采用两种模式，学生选择其一修完30学分即可顺利得到学位。模式一要求学员修完10门课程，包含5门知识管理必修课，至少三门专业核心课程，和至少两门选修课；模式二要求学员完成7门课程，包括5门必修课，至少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和一门选修课程，另外还要完成学位论文。
4中国大陆地区高校知识管理教育现状与分析
在对于中国大陆高校的调查后发现，很多高校课程信息化建设还不够全面或不够公开，甚至是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调查不够准确详细，只有少部分学校在其网站对本校的部分精品课程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课程大纲。在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联系后，综合得到中国大陆开设过知识管理课程的情况如表6所示。（1）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知识管理课程全部开设在研究生阶段［1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授课、课题研究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为普通在校研究生和MBA学生开设知识管理课程。课程从知识管理与职业生涯设计、资源层面的知识管理、组织层面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战略设计这四个角度设计课程内容，其知识点主要包括：认知模式和自我知识构成诊断、知识社区与团队写作、知识创新与组织文化、知识和能力的价值链分析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生（博士和硕士）开设有知识与创新管理课程。采取课程讲授、案例教学与学生参与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从知识与创新管理的概念、理论研究和实践三个维度，阐释知识和创新管理的系统研究成果，并以知识与创新管理的前沿问题为核心，引导同学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知识与创新管理的真谛。课程以三个案例和一个测试为核心，重点讲述知识管理的战略选择和创新的机制与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创新类型与竞争优势；创新思维与创新环境；创新体系与创新架构；创新过程管理：从创意到财富；创新范围：从产品创新到商业模式创新；知识管理战略：从模仿到超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信息技术驱动的管理创新；组织学习与创新；知识与创新团队的管理。（2）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作为国内图书情报教育的先驱者，提供从本科到博士多层次、全方位的知识管理教育［14］。表7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知识管理课程概览。对于本科生阶段的知识管理教育，学院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档案学专业学生开设了“知识管理”选修课，由不同教师任教，教材选用邱均平教授所著《知识管理学概论》［17］，参考张润彤、柯平、董金祥等所著教材［18－20］。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知识管理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应用工具，学会运用理论方法与工具来分析和解决知识管理领域中的实际问题，为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打下应有的基础。创造性地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视角全方位地构建了知识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在硕士阶段，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有知识管理与商务智能研究方向，情报学开设有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研究方向，档案学开设有知识管理与数字档案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开设了知识管理与知识科学研究方向。博士阶段设立有知识管理、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以及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研究方向，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知识管理流程和实施步骤、公司再造、业务流程重组等，并开设多门知识管理相关学位课程如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知识管理与科学研究。
5国内外知识管理高等教育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我国于2009年和2010年相继颁布了六项知识组织相关国家标准［15］，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知识管理教育和研究的蓬勃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然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地区知识管理教育虽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很多不足，对比国外及港台地区知识管理教育，给我国大陆知识管理教育的启示如下：
（1）尽快制定完善的知识管理学科体系，及早设置知识管理专业。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多所高校在硕士研究生层次已经设立了独立的知识管理专业；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管理学院设立了知识与信息系统管理专业；台湾大学也开设了知识管理学程等等，这些知识管理专业拥有更大的自，能更好的根据自身需要形成合理的课程体系，达到知识管理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知识管理教育通常是依附于其他专业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或仅是一门课程，不存在独立的知识管理专业，这是制约我国大陆地区知识管理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构建一个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完整、全面、系统的知识管理学理论体系，对促进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管理实践活动的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科意义和价值［21］。
（2）完善知识管理在高等教育中的培养层次，丰富知识管理的教育形式。国外和港台知识管理的高等教育覆盖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而且知识管理教育形式丰富，形成了以正规教育为基础，远程教育、证书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为辅的多元化的知识管理教育。完备的高等教育培养层次使国外及港台地区的知识管理教育形成了合理的格局，多元化的知识管理教育弥补了正规教育的不足［22］，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知识管理教育，使得知识管理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强了知识管理学科的活力，促进了知识管理的良性发展。我国大陆地区的知识管理教育大部分集中在硕士层次，在承担培养大批次优质人才的本科阶段只有极少机构开设了知识管理课程。且教学形式上大都局限于传统正规教育模式，只有清华大学的总裁培训班开设了知识管理的培训课程。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于知识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利于为硕士和博士层次的知识管理教育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也不利于知识管理教育的快速发展。因此，应该完善知识管理教育在我国大陆高等教育中的培养层次。
（3）依托相关学科，发展知识管理教育。国外及港台地区的知识管理高等教育分布在信息科学、管理类、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科学等多个学科，很多高校在不同的学院，不同专业下同时开设了多门知识管理课程，如台湾大学在图书信息学系开设了知识管理学程，又在管理学院开设了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与创新服务课程，这些课程与所在学科相联系，使得知识管理课程的内容丰富，满足了社会对不同方向知识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是这些学科自身发展和融合的需要［23］。我国大陆地区知识管理还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专业，知识管理高等教育现阶段也处于依附其他学科的教育形式，但仅出现在管理学院和图书情报学院，鲜有其他学院开设知识管理的相关课程。而这些学院中的知识管理课程数量少，基础薄弱，往往只能传授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我国要发展知识管理教育首先要在相关学科中根据本学科与知识管理的联系广泛开设知识管理相关课程，与其他学科融合，形成一个知识管理的就业方向，扩大知识管理的影响力，夯实知识管理的专业化基础。
关键词：范式理论档案管理范式
范式理论因其对推动管理转型和管理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尤其在管理领域更为突出。但对于范式、管理范式、范式理论对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等的探讨，目前在档案学界尚属罕见。本文就这几个问题予以简单介绍，以期加深档案工作者对范式理论的理解，推动该理论在档案管理中的完善与转型。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用来说明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交替的一个关键性概念。1962年，他在《科学革命体系》一书中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一词，并将其概括为：“一个时代提供给社会参与的、在典型问题及解决方法方面被普遍认识的科学成就”。（项国鹏：《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型》，载《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16期。）近年来由于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出现和发展，使学科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增多，“范式”概念的提出恰恰体现了这种一体化和整体化趋势。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科学界在各学科和各专业领域中广泛借用这一概念，并对“范式”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使其超出了库恩赋予的原义。“范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个体概念，而是包括规律、价值、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范式的实质是科学活动中的整合与升华，范式的意义、范式的存在的标志之一在于形成科学共同体。
同样，将“范式”理论工具用到管理活动之中，就产生了“管理范式”这一概念。它是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范畴?熏包括管理的理念、理论、结构、模式、方式、方法、手段和操作?熏等等。与单纯的管理模式不同，管理范式更突出管理活动中的管理主体价值取向、管理理念与管理机构、管理方法、手段的有机统一和有效运作。作为高于管理模式层面之上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指向系统，管理范式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各项管理活动之中，并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一定的支配地位，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当今，在管理领域的许多方面，人们都提出了各具特色、富有创建性的管理范式。如在行政管理领域，近20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出于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回应，政府公共部门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改革，提出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依据的公共管理”、“后科层范式”以及“具有企业精神的政府”等等新的管理取向，力图“从以往主导地位的那种僵硬的、等级的科层体制转向的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形式”。这一转换过程反映着不同范式间的融合互补、不同理论间的兼收并蓄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在图书情报领域，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推动下，现已形成了技术集成、信息集成和集成运动三大主流范式，并提出了许多管理和评估模型，如诺兰的进化模型、达菲的符合模型、拉卡托斯模型、库恩模型等等。在国外的一些大企业已开始设立CIO（即企业首席信息主管）。这些有力推动了图书情报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的转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如教育管理领域、企业管理领域等等，管理范式理论在其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长期以来档案管理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均是范式理论在档案管理领域的体现，但一直没有引起档案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各方面的影响下，中外档案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有管理范式特征的理论。如“后保管模式”、“知识管理”、“分布式管理”、“市场化管理”、“满足休闲日增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资产化管理”等等，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历史时代决定着档案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和我国档案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档案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正发生着一系列根本的变化，这也必然导致档案管理范式的变迁，即管理理念、技术、方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在我国档案管理发展史中，先后经历了档案史料管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档案知识管理四种思维模式的档案管理范式。不同的档案管理范式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档案学的研究取向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1）档案史料管理范式。20世纪30年代前。档案是原始记录，是宝贵史料，早期档案的保管主要是用来编史修志的。鉴于档案史料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的档案存放场所和管理机构，但古代档案保管机构主要是些史志部门，并建置史官负责管理工作。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寓于史学之中，史学与档学融于一体。（2）档案实体管理范式。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初。这一时期整个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和重点是档案实体管理工作，即由各级档案部门，遵循全宗原则，对档案原件实行集中、有序、质量和安全管理，主要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四个环节。档案内容信息开发虽然已被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方面而提出，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尽管该时期的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还仅限于档案工作中的若干具体业务内容，主要是侧重对档案实体的分类、排架、保管等的研究。（3）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传入我国，档案界人士纷纷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念，用信息资源管理的思维来考察档案管理工作。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以档案信息与载体的分离为前提，直接对信息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加工和利用。它突破实体管理的传统运作模式，逐步健全现代管理系统，扩大了管理对象的范围，丰富了管理的手段，大大提高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效率和利用水平。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对档案学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对档案与社会、档案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4）档案知识管理范式。21世纪，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使档案管理工作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档案知识管理是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导下，对包括信息在内的所有智力资本进行综合决策并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信息技术与人本思想结合起来管理，而且更加注重后者。知识经济对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命题，对档案知识属性的研究、如何有效地将知识管理的观念和方法贯穿于档案管理工作，已成为新世纪档案学者研究的新课题。纵观我国档案管理范式从档案史料管理、实体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直至知识管理的演进过程，实质是档案价值的升华与知识内涵的拓展过程。由于档案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致使每一阶段档案管理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当然，它们并不是完全区别的，而是后一范式对前一范式的继承和发展。
将现代管理范式理论“内化”到档案管理领域，对于在较高理论研究层面上总结和澄清当前档案学界的一些学术观点，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时空背景下档案管理范式的建构，丰富和完善档案工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推动档案学学科的建设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档案实际工作部门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科学合理地配置管理资源，转变管理和服务手段与方法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为档案管理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参考、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但与行政管理、图书情报等其他领域相比，档案界对范式理论的关注尚处于自发阶段。一方面，理论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缺乏清晰度；另一方面有些理论只是处于管理模式层面，不具备管理范式理论研究的高度；有些观点其实践效果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考察。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迅速发展，1995年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情报管理及市场营销专业中率先开设“竞争情报概论”选修课，不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实力较强的学校也相继在所招收的情报学专业硕士生或博士生中增设有关“竞争情报”内容的课程，以适应对情报学专业后备人才竞争情报素质的培养[1]。
2000年后，为满足社会对竞争情报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211高校经教育部门批准，又正式开展了以“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等研究方向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专业教育，黑龙江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和河北运东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还结合自身实际开办了竞争情报本科专业教育。通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不仅拥有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学校在开设竞争情报专业，一些财经、师范和理工类的高校也引入国外“竞争情报通识教育”的理念，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和要求开展竞争情报教学，以加强对相关专业学生竞争情报素质的教育，使竞争情报专业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ECI)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国内高等学校情报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相继成功培养出数百名本土竞争情报中高级专业人才[2]。
但与蓬勃兴起的SECI发展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部分高校辛苦培养出来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并没有得到社会及企业界普遍广泛认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据笔者对2005-2014年期间竞争情报专业毕业生流向的连续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毕业后除少数留校做教师或进入情报(信息)机构外，约40%以上的毕业生离校后即没有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而企业公开招聘的情报工作岗位大多又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背景和较强知识吸收与表达能力的人才，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毕业生不仅在情报工作中与来自其他专业的人才相比没有构成明显优势，反而在专业适应性等方面却存在着很多劣势[3]，在现实中频频出现一方面许多企业由于招聘不到合格CI人才，导致CI功能长期缺失，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常常遭受国外频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和产业关键技术封锁等“情报不对称”问题的困扰，转型升级进程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出来的CI毕业生除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外，又很难适应企业对CI人才实际要求，毕业生普遍反映找工作难，SECI发展面临十分尴尬的被动局面。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国内SECI普遍存在理论教学脱离实际和“学非所用”等突出问题，严重挫伤了更多高校开展SECI的积极性，也最终造成SECI工作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为此，本文在笔者多年开展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专业教学培训实践以及对国外SECI发展状况和成功经验考察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差距进行深入剖析，企望能对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SECI体系有所帮助。
1 当前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SECI目标定位与人才社会需求间存在较大偏差
竞争情报研究和服务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交叉学科，其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类型及完善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经济发展新常态已呈现出“国内市场国际化，全球市场本土化”的竞争态势，竞争主体也由企业拓展到产业、地方政府和国家等各个层面[4]，因而对于以在竞争或合作中力求“知彼知己”为己任的竞争情报与服务提出了内容各异的众多需求，并且对这样的情报研究还要求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如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等活动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壁垒动向、环保政策情报监视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战略预警等，以适应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面临的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迫切需要[5]。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化新媒体的出现与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知识的来源和渠道呈现出了多样性趋势，同时所面对的海量信息/知识内容良莠不齐、错误频出甚至误导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在如此复杂的信息环境下，衡量人类有效利用社会化信息/知识能力的标准，已经不再仅仅是能够收集到多少信息/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些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息/知识进行科学甄别、研判和集成，以获得符合实际的正确认知或预见，并用于指导决策和行动，即把Information or Knowledge转化为Intelligence的综合创造能力。
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SECI始终坚持经典情报(Information)观念，仅仅只是把竞争情报当作是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下的理论与应用拓展领域，简单地将其视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补充，甚至错误地认为竞争情报在与国际图书情报学科接轨中并不是主流方向和理论热点研究领域，导致其专业教育目标定位受到上位学科理念和研究范畴的严重束缚，所开展的SECI基本上停留在培养“能够熟练掌握竞争情报的理论与方法，较好利用图书馆、科技情报所和信息中心等机构拥有的公共信息资源，为企业或其他竞争主体提供相关信息和情报服务以及管理的中高级专业人员[6]”层面上，它既没有结合我国情报学科的改革实践特点，与管理学、工程技术和金融服务等其它专业学科领域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渐衍生出一批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要求，具有就业竞争力的急缺专业人才需求培养方向(如工商情报、技术竞争情报和国际金融情报等)，更没有与产业界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和产学研结合机制，并且对信息/知识的搜集与研究也仅只限于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缺少对所搜集到信息/知识真伪和适用性的甄别判断环节，其观念和运作均存在着很大局限性，无论在情报理念或知识素质等方面，还是在专业适应技能上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培养出来的所谓“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实践中常常面临着既不能适应和满足企业等竞争主体对竞争情报工作的客观要求，从事理论研究又不能跟踪或引领学科发展前沿的两难“悬空”境地[7]，常常被用户讥讽为“戴着情报帽子的图书/档案管理员”，甚至还出现了个别用人单位招聘竞争情报专业岗位人员时，除明确要求具备相应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外，宁愿要其他专业优秀毕业生重新进行短期竞争情报职业培训再上岗，也不愿聘用科班出身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的尴尬场景[8]。实践证明：当前我国高校这种局限在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范畴下的SECI模式已很难适应社会各行业对不同类型竞争情报人才的现实需求，其专业定位目标与人才需求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大偏差。
1.2 SECI的教学内容与竞争情报实践严重脱节
由于我国高校从事竞争情报教育的机构多脱胎于图书情报学专业院系，竞争情报的教学内容基本上延续了经典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重视公共显性知识，忽视意会隐性知识”的纯理论学科传统，往往把市场博弈中的知识转移和情报简单视为公共产品，错误地认定“竞争情报服务仅仅只是面向企业等市场竞争主体的图书情报学理论应用”或管理决策者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人需求，甚至想当然将面向企业、政府部门等主体提供馆藏公共资源服务等信息活动都主观地认为就是“企业竞争情报”或“国家/政府竞争情报”，在就业方向和发展前途上误导了不少学生，导致即便是培养面向社会基层的企业竞争情报专业硕士也普遍存在片面强调与国外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接轨、偏重传统图书情报理论及其IT技术应用、教学内容“学院派”和“拿来主义”等倾向[9]，以至于我国企业等市场竞争主体迫切希望通过竞争情报活动来改变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创造与保持优异业绩等突出问题。
根据笔者多年的持续调查：尽管多年来国内高校开展的SECI活动表面上人气很旺，不少主修情报学的学生甚至是跨院系的学生，出于对将来创业或就业等客观需要都对竞争情报教育抱有浓厚兴趣。但当前其教学工作除少数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外，相当一部分学校基本上是依托从事图书馆学研究或管理服务的教师来担任，由于这些师资不仅普遍缺乏经济、管理学和工程学等开展竞争情报活动必备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而且受社会舆论及学科偏见等因素影响，始终未能形成本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往往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专业知识传授缺乏实践和应用案例支撑，甚至还有个别教师(尤其是外聘导师)不但没有接触过竞争情报实践，即使对基本理念和方法也缺乏深刻了解，只能照本宣科，而具备一线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专家学者往往又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难以被邀请到学校授课，导致教学内容存在很大弊端，也在相当程度上严重损害了SECI的社会形象。
另一方面，在目前高校SECI的教学中大多直接采取国内学者编撰的竞争情报理论专著作为教材或将各类工商管理教材中有关情报内容加以拼凑合成的所谓自编“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图书情报理论及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竞争情报”软件与IT应用等方面，缺乏符合国情和不同行业实践特点要求的好教材及案例辅导材料。
以目前高校使用较多且体系相对完整的《竞争情报学》(科学出版社)教材为例，其内容仅仅停留在介绍竞争情报的概念、发展概况、情报搜集、传统分析方法和系统建设等层面上，严重缺失竞争情报活动中信息多样性原则、人际情报网络演化、竞争策略分析和情报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等直接影响竞争情报学科建设及实践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没有将竞争情报教育对象的特征和不同要求与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10]。这使得学生难以在有限学时中掌握竞争情报的理论精髓和基本技能，并在未来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实践活动中得到充分应用。据业内权威专家的综合评估：当前我国SECI的总体质量在专业素质和技能培养上仅相当于国外高校上世纪末“竞争情报通识教育”的水平，与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实际要求尚有大距离。这种状况说明高校进行的SECI在教学内容上普遍存在理论系统性和专业针对性的重大缺陷，与我国竞争情报服务实践和要求严重脱节。
1.3 SECI课程设置与竞争情报发展趋势存在差距
随着全球范围内竞争情报研究及其服务实践的不断深入，目前国外SECI的发展呈现出专业化和规范化等趋势，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高校不仅针对不同行业竞争情报活动的信息/知识来源和搜集特点把其分成工商情报、技术竞争情报和金融情报三大类型，而且根据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职业岗位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差异将竞争情报人才分为具有竞争情报背景知识的中高级管理者、从事竞争情报研究与应用服务专业人员和掌握“竞争情报通识”的各类人员3个层次，其中又对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提出了竞争情报搜集处理人员、竞争情报系统建设与维护工程师、竞争情报分析研究专家和竞争情报成果组织与传递服务者等四种不同专业技能要求，其专业课程设置比例往往占到总课时量的70%以上[11]，形成了按照不同类型、层次和专业人员对竞争情报理论和服务技能的需求，进行竞争情报教育的“专业——模块化”课程设置体系，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应教学工作，从而有效地保证了SECI的针对性和规范性。
然而，由于我国的竞争情报教育起步较晚且不受重视，在引进国外的SECI体系过程中，尚未很好地根据我国国情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工作，并且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学、工商管理、技术管理等与竞争情报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专业理论学习与能力养成都建立在信息/知识接受的“完全理性”基础上，不重视甚至缺乏对学生必要的情报素质培养，竞争情报教育对象大多仅限于攻读图书情报学专业的高校学生，不但在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和就业方向上较为单一，对竞争情报教学体系结构也缺乏统一标准，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其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还出现了在竞争情报课程安排中有相当部分教学内容与高校现已开设的信息分析、知识管理等情报学专业课程交叉重复较多，甚至相互冲突的奇怪现象，例如文献检索课教学要求建立在“公共信息资源共享”的理想前提下，在图书馆已分类存储的馆藏资源中寻找与主题相符的资料;而竞争情报教育则需要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博弈”的竞争环境，合法搜集利用来自不同信息/知识渠道的开放材料，对竞争态势变化或竞争对手博弈行为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两者在情报理念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
而且还有少数高校在开展SECI时因为缺乏合格的师资力量和必要教学资源，常常采用竞争情报教育与信息管理学选修课或者文献检索课等联合方式进行教学，课时常常得不到保证，不得不用“学术讲座”、“研讨会”等方式来代替正常的教学环节，因而使学生很难完整形成与未来竞争情报工作相关的合理知识结构和利用多样性信息/知识的技能，甚至分不清楚学术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信息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12]。
因此，当前国内高校在竞争情报课程设置中的这种持续混乱状况已经造成了我国SECI长期得不到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使其发展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面临着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的被动局面。
2 推动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
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我国SECI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更好适应未来社会各界对竞争情报人才及其素质不断增长的需求趋向，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2.1 在对经济社会实践中各种竞争情报需求及行业特征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我国高校SECI未来的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 竞争情报学理论及其应用作为市场竞争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合法搜集利用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知识，对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及其“竞争对手”和“自身现有基础条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以指导自己“竞争行动”的实践性活动[13]。由于它将人们对信息/知识搜集和利用的社会情境由“合作交流”拓展到了“竞争或竞合”的情境，使认知视角更加全面和客观，因而其理念和方法论均与建立在“知识共享”普遍前提下的经典图书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相比有了很大的超越，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经典图书情报学仅仅只是竞争情报学理论及其应用中的某个环节或者是在处于“合作交流”或“学术研究”领域情境下的特例，即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包含而是被包含关系。并且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不断加快，“竞争或竞合”社会情境下的信息/知识搜集与利用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常态和发展趋势，情报素养及能力将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竞争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积极开展SECI不仅仅只是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赶的一种“时髦”，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成为人类认识与利用社会信息/知识的能力深化和未来趋势。
所以，我国SECI的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定位应当根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要求，彻底摒弃“竞争情报是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下的理论与应用拓展领域”的错误思维观念，将SECI的发展牢固建立在“现代大情报学”体系基础上，退去高高在上的“书卷气”，勇敢走向社会和市场，由简单的知识传授型向专业技能养成型转变。通过对国内不同行业或领域的竞争情报需求及其特点进行深入调查，摸清社会各界对竞争情报人才的具体要求，以解放思想促进办学理念的转变，把开展SECI的重点转移到培养面向市场竞争主体(如企业、应用性研究机构等)，能适应国内外复杂市场竞争环境要求的实用型竞争情报专业人才方面来(而不是仅仅只能坐在图书馆或情报机构里谈经论道的“情报学者”)，以有效的SECI增强竞争情报人才“认识市场、理解市场乃至把握市场的能力”。
要主动加强与产业界和科技界的合作，针对各个行业信息/知识传播渠道的特殊性并结合不同高校的未来发展目标，将目前那种“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等之类大而空的硕博士生培养专业方向，逐步调整为“国际工商情报与市场调查”(适合从事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情报服务等工作)、“技术竞争情报与创新保障体系建设”(适合从事企业高新技术研发和创新管理的竞争情报支持工作)和“金融竞争情报工程与国际风险防范”(适合从事金融业风险分析和情报预警系统管理服务工作)等具有明确就业导向的专业培养方向，尽快从根本上解决SECI脱离实际、学生学非所用等问题。
2.2 逐步建立与我国高校深化改革目标及SECI未来发展方向相适应的竞争情报“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完善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评价和效果考核制度 应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和不同类型高校对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借鉴学习国外将SECI培养目标细化为“具有竞争情报背景知识的中高级管理者、从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应用服务专业人员和掌握竞争情报通识人员”3个层次的成功经验[14]，按照上述调整的竞争情报专业培养方向和各高校的优势及条件，以点带面并分工协作，逐步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竞争情报“专业——模块化”课程和系列教材体系，并根据不同层次或工商管理、技术创新、金融服务三大专业竞争情报领域的要求，灵活调整“模块化”课程内容，以增强SECI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这样做既能消除目前竞争情报专业领域学生在树立正确情报观、竞争行为道德规范和行业法律要求等方面的认识误区和知识盲点，又可尽可能避免教学内容与现有的“信息管理学”、“信息分析”等传统情报学课程的交叉重复，使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初步形成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实用型竞争情报知识结构和基本技能，以适应市场对不同层次或专业方向竞争情报人才的具体需求。
同时，还应当根据竞争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处于交叉跨学科的前学科发展阶段的特点，立足我国竞争情报人才未来就业岗位特点和工作发展要求，结合产业协同融合和学科发展趋势，加快创建不同类型或行业的“竞争情报应用模拟与效果评估重点实验室”和“竞争情报教育师资培训中心”等基础设施，加强对竞争情报人才培养的内容评价和教学效果考核制度建设，有组织地开展竞争情报教育师资的规范化培训，尽快提高竞争情报教育师资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主动推进SECI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不断完善国内竞争情报学科和教育体系建设。
建议积极推动SECI与国内高校正在普遍开展的“创新创业”和加快发展“应用型教育”等改革举措的相互融合，以提高学生运用竞争情报学知识识别和把握创新创业机会的实际能力。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克服目前我国创新创业实践中片面依赖风险投资和政府扶持，不注重创新创业者综合能力养成的弊端，而且还能有效增强高校师生和社会对竞争情报及其应用的认同感，无论对学科建设和还是更好开展SECI都大有益处。
2.3 围绕SECI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调整以及“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建设，不断创新和完善竞争情报实践导向的教学方式 为适应SECI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调整以及“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应根据竞争情报相关知识传播具备较强博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充分发挥高校在专业教育和知识传播中的社会公信力优势，牢固树立以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的问题导向型专业教育理念，坚决冲破经典图书情报学理论体系对SECI健康发展的束缚，转变目前高校中那种以课堂传授竞争情报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引进和创新包括“应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和“服务专题分析与讨论”等在内的各种适合竞争情报实践能力培养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并且主动与产业界和有关机构合作，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理解和支持，加快推进“国内外竞争情报应用案例资料库”(包含竞争情报应用成功或失察的案例)和不同类型的“专业竞争情报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如依托国内开展竞争情报实践较好的大中型企业或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共建“技术竞争情报人才培养实习基地”)等SECI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结合工商管理、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三大专业竞争情报领域的特点，有步骤地组织编写完善一批优秀教材、典型案例分析辅导材料和实习指南，力争为我国SECI健康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同时要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即一方面高校从事SECI的教师要勇敢地走出图书馆和学校，深入社会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对竞争情报人才的需求状况，不仅通过调查研究提高教师对市场和竞争情报本质的理解，而且还能将遇到的具体问题和需求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从而不断提升SECI实践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另一方面则要虚心邀请那些在一线从事竞争情报服务实践并取得实效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到学校讲课、举办“专题讲座”或担任导师，现身说法地把其真实体会和艰辛创业成功经验传授给广大师生，并鼓励他们与高校共建各类“竞争情报工作室”等创客空间，积极构建高校SECI与社会服务实践的桥梁。要尽量避免竞争情报教育中不时出现的“东郭先生”，从根本上来维护竞争情报的良好形象和服务声誉，用出色的业绩吸引高校更多的老师和学生真正参与到SECI的发展中来，使其成为一个既能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竞争情报实用型人才，又能引领“现代大情报学”学科发展趋势和理论前沿的好专业。
新目录在继承中发展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是教育部颁布的高校招生专业指导性文件。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只在1987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现在这是第四次修订目录。
新目录仍然按照学科门类、专业类和专业三个层次进行划分，学科门类由原来的11个增加到12个，新增加艺术学门类；专业类由原来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由原来的635种调减到506种，包括352种基本专业和154种特设专业。对此，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林蕙青介绍说：“新目录由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两大部分组成。基本专业是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好的专业；特设专业是针对不同高校办学特色，或适应近年来人才培养特殊需求设置的专业。这是新版目录与前三版目录只有单一性质专业最大的区别。”
新目录更能适应时代需求
总体来看，新目录保留了一批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相对较多、继承性较好的专业，将内涵不够清晰、名称不够规范、区分度较小的专业进行了调整，还增设了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以及应用性强、行业针对性强的新专业。此次删除的12种专业因时代变迁而被淘汰。
在新目录中，专业的调整包括合并、拆分、撤销、增设等。如生物工程、生物系统工程、轻工生物技术合并为生物工程；经济学类拆分为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图书档案学类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制浆造纸工艺教育、林木生产教育被撤销；增设了面向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媒体等4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以及运动康复、食品卫生与营养学、文化产业管理等新兴学科。据透露，今后本科基本专业每5年调整一次，相对稳定；而特设专业处于动态，每年向社会公布，这将有利于学校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
对高校招生的影响最直接
2013年普通高校的招生计划工作已按新目录执行。2013年3月28日，教育部公布了2610个经教育部备案的专业，以及53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和7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新专业，可自2013年开始招生（注明需考察的专业除外）；需考察的4个医学类专业，待考察合格后方可安排招生。其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修业年限、学位授予门类等均以公布的内容为准。258个经教育部审批不同意设置的专业，不得安排招生。此次专业目录调整，涉及到国内大部分高校。北京化工大学有4个专业名称有调整，北京工业大学也有7个专业名称有改变。针对此次专业调整可能给考生带来的报考影响，一些高校招办负责人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对学校新出现的专业名称深入了解，不能一味求新，新专业名称并不意味着是新增专业。比如，对外汉语变成了汉语国际教育、城市规划变成了城乡规划、计算机软件变成软件工程等。
在专业选择方面，理科生比文科生有更大的余地。在12个学科门类中，理、工、农、医这4个门类基本上都是理科专业；在506种专业中，理、工、农、医四大门类就有276个专业，占总专业数的一半以上；同时，在经济学、管理学中也有很多专业只招收理科生或文理兼收，如经济学中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投资、保险等，管理学中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物流工程等；此外，法学、社会学、公安学类有很多学校都会投放一些计划招收理科生，一些教育学、体育类等专业也会在理科中招生。
关键词：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实验教学
作者简介：崔树银（1968-），男，安徽霍邱人，上海电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玉知（1979-），男，江苏邳州人，上海电力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上海?20009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公共事业管理概论”（沪教委高[2011]48号）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091-03
实践教学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教学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且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部已经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该计划旨在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事实上，面向工科专业学生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就是为了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虽然目前还没有面向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的教育培训计划，但管理类专业同样对实践教学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管理学为第12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根据教育部正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的管理类专业将有40多个。管理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而且需要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一般描述为：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管理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现代管理分析方法，能在经济管理部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近年来，由于管理类专业办学成本相对较低，国内绝大多数高校一般都设置有管理类专业，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管理类专业对实践性要求很高，而很多高校又缺少实践环节或者实践环节不足，即使进行了实践教学的高校，其效果也并不理想。[2]这样一来，管理类专业大学生毕业后虽然具有扎实的管理理论，但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的本科生教育呈现了“象牙塔”现象，本科生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3]随着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管理类专业人才已是当务之急。
二、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内容不够丰富
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一般包括实验教学、社会实践、科研活动和学科竞赛等。实验教学在理论教学注重实用知识的基础上，训练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社会实践主要训练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创业能力。科研活动主要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学科竞赛主要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创造精神。
目前，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只限于基础实验和模拟实验，学生只需要根据《实验手册》的要求进行操作，便可顺利完成实验任务。由于缺少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实验任务的挑战性不强。毕业实习作为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一般安排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而这个时候，正值学生找工作、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因而毕业实习工作常常流于形式。至于课程实习、专业实习和社会调查活动也由于缺少实践活动经费和社会实践基地而较少开展。大学生的科研活动只限于毕业论文（设计），而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通常理论性强，偏离实际。虽然各高校都鼓励大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但真正能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的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
2.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需要投入更多的教学经费。管理类专业实验教学除了前期一次性购买实验设备和教学软件外，日后软件升级和日常实验室管理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节约经费，一些实验室长期闲置，只是被用来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是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然而，大多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只是停留在协议层面或仅仅用于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评估。由于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校与实习单位优势互补、互惠双赢的机制，不少高校出于降低教学成本的考虑，不愿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上投入过多的实践教学经费，这样一来，实习单位接纳大学生实习缺少足够的动力。甚至一些学校为了节省开支，减少或者取消学生实习环节，用理论课程代替实习课。[4]
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对于有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专业实验室缺乏，实践教学设施、实习基地建设相对滞后，大学生实际动手和操作时间不能得到保障。相对于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要求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实践教学经费和实践教学设施得不到保证，将直接影响教师指导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及高校办学经费紧张是造成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鉴定理论
中图分类号：G252 G270 文献标识码：A
王恪
一．前言
目前， “数字遗产”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讲，数字遗产是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能够起到文化传承作用的数字资源。数字遗产只通过数字化方式生成，不存在相对应的印刷版和其它形式版本。从个人权益保护和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角度，“数字遗产”可以界定为“个人数字遗产”和“公共数字遗产”。这些数字遗产都是人类社会在信息时代的印迹，是对社会活动客观、真实的记录，都具有重要的保存价值。在网络时代，数字遗产的唯一性、易消失性使其极度脆弱，普遍面临着长期保存、利用和传承的困境。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本应该成为重要参与者的档案机构，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数字遗产的长期保存是一项融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复杂工程，其不仅需要应用技术支撑，更需理论指导。档案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和人类记忆长期保存的一门学科，档案管理基本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具有极强的指导能力。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是档案学三大基本理论，正确认识档案管理基本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对于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提高档案学学术影响力，促进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来源原则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来源原则的基本内容
来源原则是档案分类中的至善原则和一切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档案学科的理论基石。1898年，《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在荷兰出版，使来源原则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来源原则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尊重全宗内的原始整理顺序。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电子档案的大量出现，来源原则遭遇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学者普遍认为了解电子信息形成和使用的背景信息对电子文件管理至关重要，实践证明电子文件对来源原则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在1996年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人们重新肯定了来源原则的价值，并指出来源原则由以往的实体来源一一文件形成机关，扩展为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过程”，即文件在什么条件、为了何种目的、采用怎样的结构形式等各种综合的背景信息。
2来源原则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新来源观”是来源原则在数字时代的适应和发展。目前国内外较多采用“元数据”指代电子文件生成的背景信息。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元数据中往往包含详细的内容特征（题名、主题等）信息、结构特征（格式、类型等）信息、背景特征（创建者、时间、来源等）信息和其它特征（语种、关联等）信息，能够实现对数字遗产的定位、发现、证明、评估、选择等。元数据是数字资源管理的基础，诸多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都依赖于完善的元数据集。
1996年，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s，IA)的正式成立标志着网络信息资源的保存在全球研究和实践的开始。IA是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其收集的数据已经超过10PB，其中包括3980亿份网页文件、157万份数字电影、12.6万数字唱片、190万音频文件和近600万份文档。lA所保存的数字遗产都有唯一的基于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DC)的元数据文件，其详细地描述了数字遗产的背景信息。国际网络保存联盟( 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rtium,IIPC)是推动全球数字遗产保存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IIPC开发了网络信息资源保存元数据集(WebArchiving Metadata Set)，包括与文件相关的数据、与爬虫和服务器相关的数据、与网络爬行过程相关的数据、与选择过程相关的数据等。这些元数据集对于理解文件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具有什么内容、形式、结构等背景信息至关重要。 “元数据”已经成为来源思想的新的实现途径，其符合来源原则的基本要求。
“新来源观”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从形成和利用文件的行政组织方面来解释来源，而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职能、活动及行为，即文件应该来自于“同一的社会实践过程”。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展了“911网页保存项目”、伊拉克战争、2004年总统选举、联邦政府等专题数字遗产保存项目，收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图片、音视频资料等，按照“同一来源”的标准进行长期保存，为人类维护共同记忆。IA可以通过Wayback Ma-chine实现对历史网页的回溯查看，用户只要在检索栏输入网址，来自于同一网址的网页就会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呈现，用户利用时间轴能够查看网站不同时间点的网页。目前，根据“来源”对数字遗产进行管理与服务，已成为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3 来源原则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来源原则所包含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档案专业的理性之魂，它从根本上维护了档案形成的有机联系和历史原貌。数字遗产是人类记忆档案化的产物，只有尊重来源原则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建设一种能够反映机构职能、组织结构以及其它特征的来源索引，从文件的背景知识来了解文件的内容信息，是对数字遗产进行有效管理的思想理论。档案学基本理论的“新来源观”为元数据、专题采集等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能够指导其进一步发展。
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档案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文件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可以使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在文件不同的运动阶段中，根据文件的不同特点，应采用不同的存放和管理方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各种文件运动基本规律和特点的集中概括，是对文件价值规律的理论抽象。为适应现代技术条件下电子文件管理的规律和特点，档案学界又提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该理论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修正和补充。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文件生命运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拒绝承认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界限，主张文件的连续管理、全程管理、前端控制，并注重文件元数据的提取与运用。文件连续体理论强调管理责任上的连续，以及文件管理领域各种角色之间的相互合作。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相关研究表明，在互联网内链接所指向的网页中，两年半内会有30%的网页消失，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网页以每年10%的速度在消逝。这些消逝的信息将是人类记忆不可挽回的损失。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在数字资源消逝之前对其进行选择、鉴定，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数字资源整理、储存，延长其生命周期。
数字遗产保存工程规模浩大，需要管理数以亿计的数字资源。分级存储管理( Hierarchical StorageManagement，HSM)方式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大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它有三种存储方式：在线存储( OnStore)、离线存储(Off Store)、近线存储(NearStore)。在线存储采用磁盘、磁盘阵列等存储设备，性能好，存取速度快，能够随时对数据进行读取和修改操作，但是价格相对昂贵。离线存储采用价格低廉的磁带或磁带库，能够大规模配置。离线存储主要是对在线存储的数据进行备份，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数据灾难。其平日不与系统连接，在存取数据时需要人为将存储介质或者设备临时性装载或连接到计算机系统，因此存取效率很低。近线存储主要存储那些访问量并不大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存储在光盘库、磁带库或者是比较低端的磁盘阵列或高端的磁带设备中。近线存储是定位于在线存储和离线存储之间的应用，要求具有高速稳定传输、能够迅速寻址并承受一般的访问负荷，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分级存储管理方式根据数字资源的不同价值进行分阶段管理，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现行阶段”、 “半现行阶段”、 “非现行阶段”管理思想相吻合，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领域实现的生动体现。
数字资源呈缴制度是保存数字资源的有效措施之一。英国2003年10月批准的《版本图书馆法案》将强制呈缴出版物类型扩展到联机和脱机出版物。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了一个“电子出版物自愿缴送计划”，并制定了配套的使用规则“澳大利亚缴送光盘以及其它电子资源使用政策”。法国在2006年8月将互联网出版物的缴送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符号、信号、书面作品、图片、音频或者其它所有通过电子形式可以访问的信息都被列入法定缴送的范围。传统文件的运动阶段大多是顺序向前的，但是数字资源则可能会做逆向运动，因此采取前端控制措施是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主要主张之一。数字资源的易消逝性促使人们必须采取前端控制，在数字资源形成之初就将其缴送至数字遗产保存中心，使其提前进入保存阶段。
3．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数字资源在网络环境下转瞬即逝，信息生产者在数字资源实现第一价值后，往往不关心其对社会的第二价值。数字遗产保护机构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在数字资源进入“非现行阶段”后对其进行长久保存。可见，数字遗产是档案化的数字资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阶段的文件其保管场所、管理方法有所不同。数字遗产保存机构应当充分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掌握数字资源运动规律，采取分阶段管理、前端控制、全程管理等具体措施，确保数字遗产的可长久利用。分级存储管理与数字资源呈缴制度都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成功运用。
三、档案鉴定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档案，也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能够永久保存，因此，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就至关重要了。20世纪初到20-30年代是档案鉴定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这时期代表理论是： “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的年龄鉴定论、职能鉴定论和行政官员鉴定论等。20世纪中期到70年代末是鉴定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和利用决定论在这一时期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从国家模式向视野更加开阔的社会模式转变，强调档案的价值在于反映产生它的社会，档案的社会价值是由档案形成者的职能来体现的。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宏观鉴定战略”、 “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理论”和“文献战略”，档案鉴定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档案鉴定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数字遗产具有唯一性，是具备文化价值与文化传承作用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浩如烟海，人类无法将所有的数字资源悉数保存。因此，在对数字遗产进行长期保存之前，必须对其进行价值鉴定，甄别重复或无价值的数字资源，确保将有限的资源用以保存价值较大的数字遗产。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家图书馆对数字遗产采取选择性保存，而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奥地利则采取周期性地将本国的所有网页快照进行保存。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对数字出版物保存的选择标准是：出版物内容是关于澳大利亚的，亦或内容与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科学、经济相关，并且是澳大利亚作者，或者由权威机构完成且有益于世界知识的积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将数字资源按照数字保存价值分为三类，以确定其保存的级别。其分别是：临时价值、机构永久保存价值和存档价值。现阶段，对于数字遗产的采集还没有理想的方式。选择性保存需耗费大量人力资源，单位成本较高。由于需鉴定的文件数量过大，只能宏观鉴定形成者的主要职能、计划和活动，挑选出最精炼的文件加以保存。
国际网络保存联盟将网络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划分为四个过程，即“获取( Ingest)”、“存储(Sto-rage)”、“访问与管理(Access&Management)”和“索引与检索( Index&Search)”。“获取”是整个过程的开始，涉及到资源的选择政策和标准，其实质是数字资源的鉴定问题。英国图书馆对于网站的选择保存制定了以下标准：反映英国生活、活动、利益的多样性，具有研究价值，事关国家利益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事件，以及仅有网络内容形式或具有消失风险的网站。
个人数字遗产也是数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间长达25.9小时。网民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如同档案馆不能保存所有的私人档案一样，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机构也不能保存全部的个人数字遗产。因此，对于具有典型意义、影响范围大、具有特色的个人博客、论坛发帖、日志、评论等个人数字遗产应该加以收集、整理与保存。而大部分的个人数字遗产则由本人进行保存，一些数字遗产保存机构也为此提供了个人数字遗产保存服务，例如IA的“Archive-it”项目。
3档案鉴定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第一步是数字资源的选择，而数字资源的选择涉及对数字资源的价值鉴定。数字资源的选择性保存耗时耗力、成本巨大，而目前对数字遗产的鉴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使威本与效率达成平衡。档案鉴定是档案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已建立起完善的价值鉴定理论体系。档案鉴定的实质是从纷冗繁杂的档案中甄别保存价值较大的并予以保存。将档案价值鉴定理论延伸到数字遗产保存领域，势必会推动数字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数字遗产作为人类记忆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其长期保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图书馆学的研究目标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以便达到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情报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是最佳的标引方案、最少的信息查找时间、最大的信息流通；档案学的研究目标则是保障信息的凭证价值与存证能力，保全凭证与永久保存人类记忆。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本应该是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可遗憾的是图书馆界和信息情报界却成为了主力。档案学基础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具有极强的指导能力，人们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应用了这些理论。档案学界利用自身的理论优势，发展、延伸、推广、输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加强档案学界的话语权，也有利于数字遗产的长期保存。
参考文献：
[1]谢欢，郑永田．数字遗产保存：图书馆义不容辞的使命[J]图书馆论坛，201 3，32 (4)：15-20．
[2]聂云霞，国内外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实践与推进策略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3 (1)：38-45.
[3]聂云霞，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档案部门边缘化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3 (2)：53-56.
[4][14]刘家真，廖茹．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和可持续发展[J]，档案学研究，2010 (6)：4-8．
[5]（美）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黄坤坊，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25-27．
[6][13]肖秋惠．档案管理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3-34．
[7][10]黄霄羽 来源原则“重新发现”的深刻实质与重大意义[J]北京档案，2004 (11)：20-23．
[8]李华，昊振新，郭家义，等．Web Archive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2-9．
[9]（加）特里·库克．对数字时代来源原则的反思[J]档案学研究，2011 (1)：82-85．
[11]邹吉辉，何永斌，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理论定位[J]档案与建设，2009(7)：5-7．
[12]傅荣，王相华理论核心问题：原则与内容一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比较研究之-[J]档案学通讯，2004 (4)：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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