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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城市与区域经济，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国内很多区域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具体体现。在改革进程中，历史原因一直以来牵绊着经济的发展，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一直存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我国各个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理想的选择是走城市化道路。同时，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城市化本质
1、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学为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深化的要求应时而生。它是针对当时国家之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情况，从国民经济学中产生并逐渐壮大的一门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虽然，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可以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并获得尽可能的产出。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可总结以下几点区域发展存在的现象。
（1）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区域上不仅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而且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各个区域发展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由分化现象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全国整体市场的形成。
（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区域之间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化的综合反映，也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引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导致一些突出问题解决起来极其棘手。
（3）城市化进程艰难前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而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城市化是结构变化的其中一个方面。由于诸如结构调整方式不合理等因素，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平稳前行，时常遭受各方面的阻碍。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也给城市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城市化的本质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的实现，同时也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同时，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因此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互动前行
作为区域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城市圈域经济理论”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圈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求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主要向城市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城市对经济的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这两者在既定区域的发展平衡体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内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农村工业化的力量的主要动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集聚和城市化。区域经济的集聚水平与扩散功能之间相对平衡发展的阶段轨迹特征由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良好互动直接决定。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制度是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那么，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这种创新机制作用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前行。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二者的相辅相成，即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城市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可以通过人口、资源、资金等要素产生集聚效应，它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加速经济增长并同时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主要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人口、劳动和资源等要素集聚，带来规模集聚经济效应，促使农村向城市扩散并发生转移，这是工业化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推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此促成城市化与经济之间就形成不断循环的互动推进。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推进，为地方政府在更大的区域经济范围上争取到更大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支撑。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认为，不同区域所处的城市化进程阶段不尽相同，其促进城市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也不一样。然而，区域内和区域外经济的发展需要协同力量，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发展主体的不同甚至可能背道而驰极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的加快可以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难题。
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诸多实践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节奏并不完全同步，区域发展不平衡随之产生。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是促进成熟进程的最主要动力。为了缩小或者消除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化进程阻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经济发展同样会有一定的冲击。故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建议。
1、发挥地方政府职能，制定适宜政策
城市化进程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能脱离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而存在。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要相适应的的政策。一项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既适宜经济发展又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此时，地方应当发挥其职能，根据区域总体利益进行调控，改进或者重新制定相关政策，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协调的问题和矛盾。
2、最大化区域内资源优势，提供前进动力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另外，其他诸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给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阻碍。由于不可调和的因素的存在，一些区域没有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只能依靠本区域内资源发展。故此，区域应当努力促使区域内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才能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保障。
3、协调区域内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功能上独立的，经济上一致的城市区域是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区域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依靠工业数量扩张带动城市化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只有完善城市体系和增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创造良好的发展大环境，进而才能保证城市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协调区域内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变的尤为重要。
4、坚持科学合理的理念，充分提供前瞻功能
运用科学合理的理念，协调新城区、建成区、老城区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以及城区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各方面工作，提高城市化进程覆盖率和科学性，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体系，促进城市化建设与管理的有序发展。研究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从城市资源、环境、人口等多方面分析和研究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提高城市化规划的科学性。
四、结束语
一个国家和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才能使整体发展有条不紊。由于区域内或者区域间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工业化的进程，进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了缩小了区域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引起了区域市场的趋同，这推动了我国统一经济市场的建立。故此，努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大环境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要求，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本观念融合、渗透到城市化进程之中，才能使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人的需要达到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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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 杨云彦：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关键词：城市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交织发展，城市化如果脱离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过度城市化”的现象，而城市化跟不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会严重的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实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1.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会极大的带动城市化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创建良好的条件，区域经济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会影响到城市功能定位，如以重工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决定了该区域城市化建设是以重工业位置；以旅游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决定了该区域城市化建设是以旅游为。此外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也会对城市化发展速度造成影响，当区域经济的发展比较落后，那么就无法为拥有良好的技术、物质基础、资金基础等，这也就会引起城市化建设结构不平衡、城市化发展缓慢。
2.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于区域城市化水平，也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如果区域经济不能和区域城市化建设情况同步，就会引起区域经济不协调现象。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水平在持续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严重的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长远发展，对此我国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对于乡镇企业，由于技术水平低、市场消息不灵通，从而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慢，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步伐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政策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就导致城市化建设十分换慢，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可见，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二、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1.经济结构的升级
在城市化进程中，会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方向进行转移，一般情况下，农业的生成效率会低于其他产业，一个地区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农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就能增加人均GDP，从而增加地区物质资本的增长，使得地区经济得到发展。同时通过城市化，还能促进区域农业结构向工业结构、服务业结构的转移，研究表明，工业和服务业会随着城市化的建设步伐而不断提高，在城市化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都会发生一定改变，如从原来的衣食需求，转变成对汽车、住房的需求，这就促进了地方经济结构的升级。
2.劳动生产率
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从该地区的就业情况看出现，当城市化水平从低到高转变时，农村的劳动力就会逐步缺乏，在低水平的城市中，农村的地区劳动力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当城市化水平变高后，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得到提高，农村的劳动力就会逐渐转移到城市，城市的就业率就会得到提高，而农村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就会下降。但是城市化中，劳动力分工更加明确，人们长期从事一个行业时，其生产效率就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3.科技创新实力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地区经济产业结构会不断提高，这就会使得一大批技术先进的人才转移到城市中，城市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准备和物质基础，城市的规模越大，人才储备和资金也就丰富，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就越强。城市化能促进地区专业分工，人们在各自的专业上研究，这就提高了地区的创新活力。此外城市还拥有良好的通讯网络，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交流平台。
4.人力资本价值
在人力资本价值方面，城市化主要通过两方面来促进其提高，首先，在城市地区，拥有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居住环境、生活品质方面，也高于农村，这就使得城市的劳动者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从而在无形中提高了人力资本价值。其次，在城市中，能为人们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力资本进行良好的技术培训，城市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会高于农村地区的劳动者，这也就提高了人力资本价值。
三、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偏差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关联性很强，两者是同步发展的，当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呈现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不协调的现象，城市化落后于区域经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集中于城市，是城市化的普遍特征，在我国，由于人口比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比较多，使得城市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进而带来产业结构、产品升级、技术改造、防止污染、成本降低等各种问题，对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的制约。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从而加剧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各个城市，过于注重自身的发展，相互之前缺乏有效地配合，各地区为了防止利润流失，没有对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将投资集中在利润大的产业中，引起城市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相同，造成恶性竞争，这就影响到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1.发挥区域优势，合理分工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针对各个地区的资源情况、发展水平等，对产业结构、产业发展进行合理的布局、分工，实现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以此全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在区域经济结构中，由于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不同，进而增加了劳动就业，缓解了地区劳动量拥挤的现象，带动了地区城市化建设步伐。对于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其劳动力素质比较高，劳动力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可以在这一区域加强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资源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缺乏高端技术人才的需地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和能源，从而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2.加快城市化步伐
在新环境下，必须加强区域城市化的建设步伐，对于中心城市地区，应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农业产业化、小城市建设、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小企业发展，然后通过对中小企业进行规划、布局，实现企业向城市的集中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市场化是促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在现有的市场化水平上，加强企业改革，加快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全面促进地区城市化发展步伐。
3.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人口比较多，资源比较少，环境恶化现象严重，从而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注重对生产资源的合理控制，加强工业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同步进行，实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应该以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构建生态化城市，从而进一步加大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
五、总结
对于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区域经济会限制城市化发展步伐，同时城市化步伐也会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新环境下，注重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此全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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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区域经济；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为了适应市场化经济形势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就要注重城市规划和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目的就是为了做好城市建设工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
1.城市规划对区域经济产业的影响
1.1城市规划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市场
要想带动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就要注重该地区内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经济时期，要对经济的发展进行针对性的规划，采取区域合作，产业结构优化的模式。与此同时，还要与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战略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范围的扩大，会为社会发展带来充足的物质保障，提供相应的基础服务设施，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对该区域内经济产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一般城市规划都要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指引、引导及经济基础的作用。首先，区域经济影响城市规划的总体方。其次，它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1.2城市规划增加了客户群体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着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很多地区，城市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发展，同时乡镇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对该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强购买力，促进消费，为该区域内的一些服务性产业提供更大的客户群体，使区域经济水平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城市规划工程的建设，会促进该区域内各企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各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区域内客户消费群体数量和消费额度的增长，也为农业创新和农民增收提供了信息和渠道支持。
1.3城市规划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商机
城市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备，一些交通、通讯越发便捷，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各方面功能的加强，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来开发本地市场，这样就会带动相关的产业也随之发展，所以说城市规划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商机。除此之外，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信息量也会逐渐增加，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量的快速更新和积累就意味着市场动态的有效掌控，有利于决策的制定。
2.城市规划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居民居住环境改变，城乡户籍变更困难较大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居民的户籍和乡镇居民的户籍所受到国家给予的待遇是有差异的，面对就业、升学、养老、医疗等方面存在的不同之处，为政府相关部门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难度。根据地域（地理位置）和家庭成员关系（血缘继承关系），我国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随着城市规划工作的进行，农业户口都要更改为城镇户口，这就需要政府在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和服务等方面来加大投入，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乡镇与城市相融合的过程中，户籍变更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较为常见，这一过程，工作量较大，且情况复杂，容易出现问题，除此以外，户籍变更后的居民在某些方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为当地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养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很多问题无法及时解决，需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来逐渐完善。
2.2城市规划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与耕地减少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相关的生活垃圾和生产污染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了生态、环保、绿色、健康、集约的发展要求，所以要求城市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要以此为导向，但在实际过程中，环境问题较为明显。与此同时，为了城市建设，耕地占用量的不断增加，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且影响了农民的利益，与此同时，还对农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电磁场辐射污染等。除此之外，城市环境的污染，会降低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平衡。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乱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时有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 城市化 协调发展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说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初步摆脱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制约，那么工业文明则是标志着人类在农业文明形成的初步繁荣基础上，极大丰富和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又一次革命。城市化则是工业文明的自然延伸，是工业时代人类不断满足物质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之后进而在非物质的精神生活方面进一步拓展需求的结果，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伴随着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的集中，大量土地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领域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造成了“非农化”现象，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由农用转变为非农用的现象。由此，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应特别处理好诸如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以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展研究，力求找出问题的答案，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借鉴。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已经跨越了农业经济时代，农地非农化也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资源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趋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地位。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物质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先进、生产多么发达，人们始终未能超越的一个事实就是：粮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农业是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对于人口规模较小、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与其说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安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地选择。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如果放任农地非农化的发展，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风险，农产品的周期性和脆弱性可能使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无法自给而受制于人，形成国民经济发展动荡不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抑制农地非农化，显然又有违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法则，损害经济发展效率。
（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劳动者在农地转用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改变了土地使用的方式，作为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参与价值形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原来以地谋生的人口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对农地非农化的受影响人口而言，其出路不外乎二条：一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转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前者而言，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农地非农化是否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土地？如果只是部分失去土地，那么剩余的土地能否保证他们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保证又怎么办？如果是失去全部土地，那又通过什么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对于后者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有无足够的非农劳动就业机会充分吸纳这些失去土地的劳动力？过去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幸的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看到两种极端事例：在中国，屡屡出现土地被工业和城市发展占用后的农民因缺乏基本生产资料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农地非农化的失地人口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拉美一些国家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非农领域吸纳能力有限，形成了就业不足、贫富悬殊、治安混乱、环境恶劣的贫民窟，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化的“拉美陷阱”。
（三）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农地转用各环节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农地的非农化，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决定的农地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格局下，农地的转用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农地实际所有者、土地承包者、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地转用后用地单位等。在农地转用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如何调适？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如何分割？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将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或者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要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照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得利益均衡，必须制定出完善的法规制度，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难题
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生产能否保持平稳发展并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否以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发展。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具体而言，伴随农地非农化的大趋势，中国能否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最终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2007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了新的一轮物价普遍上涨，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粮食基本需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不能忽视，否则造成的波动和起伏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一方面，有学者和官员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照印度等国家由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用地异常艰难而使得有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举步维艰的事例，对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下的低成本土地征收和快速建设模式赞赏有加；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计的部分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如何得到可持续的安置和发展，目前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和办法。
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并借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乃至增长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其实是第二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失地人口的安置和发展也好，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维护七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权益，是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应该是挖掘内部需求，而这个内部需求的最大潜在力量来自于农村人口。要把这个潜在力量变为现实，离不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业化、城市化恰好为改革农村基本制度提供了一个外在动力，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既取决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总体走向，也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具体政策的创新有关。
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别注意的重要关系
农地非农化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引起，由于以农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即使在工业高度发达、城市水平相当高的社会里，农地非农化也会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其它机制传递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作用。因此，农地非农化必须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
第一，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首先要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工业化引致和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一定农地的非农化。我们不能盲目重视农地保护而绝对地限制农地非农化，没有一定数量的农地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完成。因此要摆脱单方面高度地、过于严格地限制农地非农化。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土地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采取的政策举措也是在基本法律法规框架下随机应变的。在当前重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后发追赶工业化”的阶段，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而又详细的规划，划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用地，但同时也严格保护农业基本区域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必须是适度的、可持续的非农化，不能是盲目的、过度的、粗放式的农地非农化。目前，现实中存在农地非农化过度、农地利用粗放、存量建设用地未盘活等种种问题，经济利益总是诱使和驱动开发商甚至联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千方百计钻政策空档，导致“占补总量平衡、质量失衡”、“先开发、后退耕”、“以租代征”、“未批先占”、“东占西补”等种种政策异化的产物。适度规模和控制农地非农化在当前显得较为迫切，但农地非农化靠行政上的命令和强调难以起效，更无法长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不能只靠行政的、短期的、原则性的政策规定，而是要建立结构性的、长期的、可操作的、法规化的机制以及细化的可操作措施。应适当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法律机制、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走以“城市圈”为载体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加快重工业升级转型，探索农地非农化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利用方式和路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对城市化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规划。城市化路在何方？能否任由中小城镇盲目膨胀、星火燎原？中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发展路线可否持续？尽管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流动等角度来看，中小城市化发展路线似乎是一条代价小、发展快的城市化路线，但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平衡的角度而言，这种城市化路线未必最佳。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导致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选择了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几个大都市的集中化城市道路不可行，但可以适当借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挖掘自身特点及优势，也是可行之策。单纯的大城市化路线和盲目的中小城市化路线都在解决某几个方面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的产生，而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等十五大城市圈为载体的集群式城市化发展道路则可取长补短。
尽管日本在工业化中期也采取了农村工业化路线，但我们应避免再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乡村化道路，而是应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改造和集聚式发展。在城、镇、村地理布局上，结合城镇发展及时合理调整村镇结构，突出中心镇、中心村，避免零散布局。降低因村落分散带来的自来水、电力、道路等对农地占用的需要。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合理限制“开发区热”、“大学城热”、“高尔夫球场热”、“新区热”、“别墅热”等大量占用耕地的粗放式开发活动以及可能引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第三，理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与利益分配关系，打破地方政府“以地取财”的土地神话，保障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中国耕地保护一直以来贯穿的是一种行政强制型的约束，这种行政约束一直在与农地非农化进行利益博奕，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农地农用进行保护和鼓励。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房产商所瓜分，形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瓜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让国家承担丧失耕地和农民承担生活风险的不平衡利益分配格局。一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作为农地保护实施主体与农地非农化受益者的身份，在任期内地区之间GDP指标竞赛以及财政扩张驱动的目标导向下，往往倾向于农地非农化。因此，改变农地非农化首先要剪断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链条。具体而言，借鉴日本土地增值收益归全民共有的做法，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收益，废除土地出让金，通过土地出让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中央统筹土地出让过程中的级差地租。同时，合法化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在现阶段极为重要。中国各地一度出现“抛荒”、“废耕”等现象，农地的收益让农民无利可图，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大大高于耕种收益的情况下，农民一时也可能被农地征用所诱惑，尤其在农民生计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动力还比较大。应当对农地非农化后所产生的收益，以直补方式奖励“农地农用”和改善农地质量，在“农地非农所有”的情况下，让“农地农用”得以与“农地非农化”相制衡。
第四，吸取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过度投机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教训，有效应对土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的投机炒作。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都出现了地价高涨、房地产泡沫的现象。农地保护不是要严格限制农地非农化，而是要再保证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的合理需求之上保障农地尽可能农用。从农地非农化的动力来看，要抑制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缩小农地在农业与其他产业利用间的利益差距，也就是缩小“农地农用货币价值”与“农地非农用货币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有效抑制了土地投机。具体而言，抑制土地投机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制定规划，使农地用途服从国土规划、城市规划和农地规划；二是从法律上严禁土地投机，从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开发即视为投机。并且严格规定农地使用权购买者和农地开发者必须保持一致；三是农地非农化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由国家确定明确的公共利益范围和细项，避免公共利益的模糊化；四是农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必须上交国家，不再由地方政府占有，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面前的利益冲动；五是对农地过度投机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和全面管制。
第五，加强土地规划，细化农地分类，深入立法研究，制定长远的土地规划和可操作政策举措以及合理合规的法律保护。从日本农地非农化的经验来看，仅仅靠高度的管制很难确保农地的高效利用，建立一套相互协调和严密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制度以及规划，从以人管地走向以法治地，并且严格施法。其一，尽快出台土地征收专项法律法规。日本、韩国都对土地征收单独立法，如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韩国的《土地征收法》等，这些法严格限制了土地征用的范围必须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且在法律中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我国由于缺乏土地征用专项法，导致地方滥用征地权力，甚至随意出台行政规范文件，以极低的强制性价格征收农地用于非农建设，甚至是非公益建设。人地关系的紧张、农民财产意识的增强以及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地非农化诱发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土地征用法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公共利益目的进行专项公示，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独立审查；集中农地征收权力，必须经省政府审核同意；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结构，负责受理和裁决征地双方的争议与纠纷，以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建立严格的、透明的农地征收程序；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其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专项法。当前，村镇建设结构松散、布局混乱，大量农地被挤占，农村的农地非农化已经成为一个日显凸出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法律，对宅基地占有原则、建设标准等进行严格管理，对集中建设、规范建设进行鼓励，尽快整理农村宅基地挤占耕地的现象。其三，制定城市开发立法。加强城市开发规划，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占用进行规范。最后，对所有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避免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越权与推诿。
结论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20―30年时间里将仍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农地非农化在此期间也将保持相当的规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中国的农地转用制度包括农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个途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和节奏来控制宏观经济，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与“银根”相齐名的“地根”之说。参考借鉴国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相关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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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蔡继明.中国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三重效应[J].经济学动态，2006（8）
5.简新华.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6.钟水映.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耕地保护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9）
关键词：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区域经济；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5-0044-07
一、研究背景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而共同构成的完整的“城市集合体”[1]。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袁朱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及关中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2]。统计数据显示，十大城市群以不到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30%以上的人口，创造了50%以上的GDP[3]。历史经验证明，城市群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应保持适度均衡、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因此，对我国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状况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现有相关文献来看，龚怡祖、章宗礼等人较早对我国苏南农村地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探讨[4]，孙绍荣等人从国际的视角对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统计研究[5]，严全治和苗文燕利用1995-2004年的统计数据对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情况进行实证研究[6]，晏成步和高金岭对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讨[7]，佘远富和刘超的研究认为，在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诸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和不适应的方面[8]，宗晓华和冒荣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教育结构与经济体系的适应性问题进行了研究[9]，此外，有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10]、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状况[11]、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12]、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13]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特定区域展开研究，如对河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14]、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互动[15]、甘肃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16]进行了研究。而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和分析单元，对其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状况的实证研究非常少。基于上述考虑，为定量衡量和测度大陆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协调状况，本研究在构造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度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希望为促进城市群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寻求政策依据。
高 耀 等：中国大陆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度因素分析与集成评估
二、研究范围、指标设计、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范围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前期研究成果，结合城市群的相关鉴定标准，即有一个到几个较强经济实力的中心城市；有完善的城镇体系；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与空间；有较高的产业发展与分工协作水平；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并考虑到相关研究成果的可比性和同口径性，将中国大陆十大城市群界定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川渝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及关中城市群。
（二）指标设计
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系统性、典型代表性、可获性及独立性等原则，结合前期相关研究成果[17] ，本文构建了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为双重目标层，即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从高等教育规模（包括学生数和教师数两个指标）和高等教育质量（包括普通高校生师比和教育经费支出两个指标）两个维度对高等教育水平进行反映，从经济规模（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个指标）、经济结构（包括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三产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两个指标）、经济增长（GDP增长速度指标）和经济效益（包括人均GDP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两个指标）四个维度对经济水平进行反映；指标层总共包括13项具体指标，以全面衡量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变量指标较多，数据量较大，为避免采取简单或者加权算术平均法合成指数算法简单化的不足，本文采用较为成熟的因素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过程为：首先通过因素分析法计算出各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综合得分，并分别进行排序；然后根据得分排序情况得到各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等级差；最后进行协调度的衡量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四）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1）》、《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2001、2011）》中相关数据直接引用或间接计算而得；十大城市群总量指标的数据则是按照城市群所包含的各个城市数据简单求和求得；均量指标数据则是按照城市群所包含的各个城市数据简单求和，然后除以相应城市群包含城市数求得。
三、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首先从凯泽-梅耶尔-奥利金（KMO）和球形巴特利特（Bartlett）检验中验证变量间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衡量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各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704和0660，均在适合因子分析的临界值内；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为0000，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适合作因子分析。然后使用因素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09的原则进行因子提取，得到衡量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的两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3852和1020；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7047和20404）和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5094、1130和0951；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3675、14125和11885），前两个公因子反映了高等教育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7451%，前三个公因子反映了经济发展相关变量总方差的89685%。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分别得到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综合得分=（ F1×77047+F2×20404）/97451
（1）
2000年十大城市群区域经济水平综合得分=（F1×63675+ F2×14125+ F3×11885）/89685
（2）
根据公式（1）和（2）分别计算十大城市群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综合得分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水平得分排序，然后计算等级差，结果见表1所示。
表1 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水平的综合得分及排序
城市群名称 高等教育水平
综合得分 排序
区域经济水平
综合得分 排序
等级差
长三角城市群 16428 1 19123 1 0
京津冀城市群 11787 2 02902 2 0
珠三角城市群 03315 3 02805 3 0
山东半岛城市群 -00893 4 -00470 4 0
川渝城市群 -02243 5 -03222 6 -1
辽中南城市群 -03687 6 -01469 5 +1
长江中游城市群 -04184 7 -04573 7 0
中原城市群 -05401 8 -05166 9 -1
海峡西岸城市群 -06608 9 -04669 8 +1
关中城市群 -08513 10 -05259 10 0
注：综合得分的大小并无实际意义，数据中出现负数的原因是数据标准化的结果。等级差中的“+”表示区域经济水平高于高等教育水平；“-”表示高等教育水平高于区域经济水平。
（二）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与上面的分析类似，检验结果显示，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KMO检验值分别为0856和0586，满足因子分析要求；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为0000，因此均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样使用因素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04的原则进行因子提取，得到衡量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取公因子，前两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4381和0474；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7628和9484）反映了十大城市群2010年高等教育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7112%，前三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5116、1315和0720；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3953、16440和8997）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变量总方差的89390%。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分别得到十大城市群2010年高等教育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综合得分=（F1×87628+F2×9484）/97112
（3）
2010年十大城市群区域经济综合得分=（F1×63953+F2×14440+F3×8997）/89390
（4）
根据公式（3）和（4）分别计算十大城市群2010年高等教育水平综合得分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水平得分排序，然后计算等级差，结果见表2所示。
（三）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度有所降低
分析结果显示，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皮尔逊（Person）相关系数为0907，肯德尔（Kendall）相关系数为0911，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76，且相关性非常显著。从中可以看出，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较高。而到2010年，Person参数相关系数降为0842，而作为反映匹配性的Kendall相关系数降为0556，反映等级相关程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降为0685，且显著性水平也降低为较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有所降低。
（四）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聚类结果
为考察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之间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对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综合得分数据采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注：综合得分的大小并无实际意义，数据中出现负数的原因是数据标准化的结果。等级差中的“+”表示区域经济水平高于高等教育水平；“-”表示高等教育水平高于区域经济水平。
由图1可知，2000年，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高等教育综合水平最高，聚为一类，珠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分别单独聚为一类，剩余其他城市群聚为一类；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单独聚为一类，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聚为一类，其他城市群聚为一类。由图2可知，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高等教育综合水平最高，聚为一类，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聚为一类，关中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最低，单独聚为一类，其他城市群聚为一类；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综合水平最高，单独聚为一类，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聚为一类，山东半岛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聚为一类，中原城市群单独聚为一类，剩余城市群聚为一类。
（五）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显著，但贡献度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
为了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别采用2000年和2010年的高等教育水平综合数据和区域经济水平综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图3所示。
从分析结果中可知，2000年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线性回归方程为：E1=C1+0820H1，其中E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H1表示高等教育水平，C1表示常数项，模型R2=0822，调整后的R2=0800，模型拟合情况良好；F=36982，F值的相伴概率为0000，且模型参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显著性检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对于十大城市群而言，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增长08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
2010年，十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线性回归方程为：E2=C2+0687H2，该回归模型的R2=0710，调整后的R2=0673，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F=19560，F值的相伴概率为0002，且模型参数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对于十大城市群而言，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增长0678个百分点，可见，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显著。但从2000年到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由082降低为0678，这可能是由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扩展，高等教育质量亦有所下降，所以导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
（六）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借鉴相关文献[18]和结合专家意见，将十大城市群等级差分为三个档次，等级差为“0”代表“强协调”；等级差为“[±1，±2]”代表“较不协调”；等级差为“[±3，±6]”代表“强不协调”。根据上述划分标准，将十大城市群2000年和2010年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度情况统计（见表3），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领先于区域经济水平的城市群有川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区域经济水平领先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城市群有辽中南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其他6个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与区域经济水平基本持平；而到2010年，高等教育水平领先于区域经济水平的城市群有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区域经济水平领先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城市群有辽中南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其他4个城市群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区域经济水平基本持平。
第二，从2000年到201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强协调”的城市群数量由2000年的6个降为2010年的4个；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强不协调”的城市群数量由2000年的0个上升为2个。
第三，根据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及总体城市群数量，可将“强协调”的城市群进一步细分为“高水平强协调”、“中等水平强协调”和“低水平强协调”。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综合得分位于十大城市群前3位，则归类为“高水平强协调区”；得分位于中间4位，归类为“中等水平强协调区”；得分位于最后3位，归类为“低水平强协调区”。依据此划分标准，2000年和2010年“强协调”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高水平强协调”城市群；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为“中等水平强协调”城市群，而2010年川渝城市群为“中等水平强协调”城市群；2000年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低水平强协调”城市群。
第四，根据综合得分绘制二维象限图（见图4），并定义第Ⅰ象限为“双领先型”城市群，第Ⅱ象限为“经济领先型”城市群，第Ⅲ象限为“双落后型”城市群，第Ⅳ象限为“高教领先型”城市群。从图4可知，2000年和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得分水平均最高，为“双领先型”城市群；2000年其他城市群均落于第Ⅲ象限，为“双落后型”城市群；2010年，川渝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落于第Ⅱ象限，为“经济领先型”城市群，而山东半岛城市群落于第Ⅳ象限，为“高教领先型”城市群。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总体协调程度有所下降，二者“强协调”的城市群数量由2000年的6个降为2010年的4个，而“强不协调”的城市群数量由2000年的0个上升为2010年的2个。
第二，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水平与区域经济水平方面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群，为“双领先型”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水平与区域经济水平方面排名相对靠后，为“双落后型”城市群。
第三，相关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系数大于09，且非常显著；而到2010年，二者的相关系数有所下降，且较为显著。这表明在整个“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有所降低。
第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但贡献度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表现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082降低为2010年的0678。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53-03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核心区域之一，其经济在中部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有序进行，2007年国家确定了把长株潭城市区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该区域的发展再一次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高等教育则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高质量和专业化的劳动力以及为区域经济的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研究长株潭地区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chults（1961）[1]和Becker（1964）[2]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并指出了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舒尔茨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估计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Romer[3]和Lucas[4]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存量越多，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就越高。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但对于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应用经济计量来进行实证分析的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从数量分析角度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进行定量分析研究。
二、模型选择
通过观察1989—2009年长株潭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CZTR与生产总值GDP散点图，观测点近似服从线性关系。平稳的时间序列在图形上应该表现出以一种大致相同的波动幅度围绕其均值变化，由长株潭高校在校学生人数CZTR和地区GDP两个时间序列的趋势图可知，初步可以判断两个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剧烈波动，模型采取对数形式，即双对数模型。模型为：LNGDP=α+βLNCZTR+μ。其中，α为常数项；GDP为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CZTR为平均每十万人口中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μ为随机扰动项。将一阶差分序列记为LNGDP、LNCZTR，数据使用Eviews5.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三、变量描述及数据来源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资源是指参与到高等教育活动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按照教育资源的性质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其中人力资源是核心部分。高等教育人力资源主要包含有在校学生人数、在任教师人数、在职教职工等指标，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是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丰富程度的重要标志。故本文将用平均每十万人口中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来反映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样本数据取自1989—2009年的湖南统计年鉴。
地区生产总值GDP：地产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故用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对生产总值GDP用GDP指数进行处理（1989=100）。样本数据取自1989—2009年的湖南统计年鉴。
四、实证过程及结构分析
（一）实证过程
1.ADF检验。据以往研究者的经验可知，大多数常用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所得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OLS估计法进行回归，回归模型拟合优度值可能很高，且系数检验也非常显著，但是回归模型的结果却没有现实的解释意义。鉴于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带来的严重后果，一般在进行回归之前对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利用ADF检验LNGDP序列和LNCZTR序列的平稳性质，同时观察两个序列的单整序列阶数是否相同。原假设为H0：δ=0（yt为非平稳），备选假设是：H1
模型1：Vyt=δyt-1+∑m
i-1βiVyt-i+μt
模型2：Δyt=α+δyt-1+∑m
i-1βiΔVyt-i+μt
模型3：Δyt=α+βt+δyt-1+∑m
i-1βiΔVyt-i+μt
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LGDP序列和LCZTR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都是非平稳的。因此，这两个时间序列LNGDP和LNCZTR是I（1）的单位根过程，具有一阶单整性，故可以进一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协整性的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的“两步估计法”，简称“EG两步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检验变量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情况。另一种是Johansen提出的适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协整检验法。本文模型只涉及两个变量，故使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知，LNGDP和LNCZTR同是一阶单整，符合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EG协整检验分两步进行，首先，协整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NGDP和LNCZTR之间的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
回归方程为：LNGDP=-1.7102+1.1033LNCZTR
（-2.145） （11.426）
R2=0.873 DW=0.210 SE=0.380
下面检验μt的平稳性从而确定LNGDP和LNCZTR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平稳则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式有如下几种模型：
模型1：Δt =δΔt-1+∑k
i-1βiΔμt-1+ξt
模型2：Δt =α+δΔt-1+∑k
i-1βiVμt-1+ξt
模型3：Δt =α+βt+δΔt-1+∑k
i-1βiΔμt-1+ξt
由表2可知，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存在LNCZTR 和LNGDP的平稳线性组合，即表明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开创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前面的协整检验，我们将探讨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多少和该区域经济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非常敏感，故通常情况下可以依次多滞后几期，对同长度的滞后期数进行检验，以确定检验结果是否保持一致性（见下页表3）。
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当滞后期为3、4、5时，显着性为10%的水平下，LNGDP和LCZTR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最初是萨甘（Sargan，1964）提出，后经Davidson，Hendry，Srba和Yeo（1978年）进一步完善，恩格尔和格兰杰又将误差修正模型与协整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一般方法（1978年），该模型包含了短期参数和长期参数，克服了非平稳变量的差分方程无法反应长期趋势的弱点。又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若干个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一定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通过上文对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分析，表明存在着误差修正模型。根据Hendry等人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将不显著的变量逐步剔除掉，从而得到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ΔLNGDPt=0.1608ΔLNCZTRt+0.8970ΔLNGDPt-1-0.1188ECMt-1
（1.586） （10.708） （-2.968）
R2=0.559 DW=2.474 SE=0.058
其中=EMCt-1=LNGDP t-1 -1.1033LNGDPt-1 +1.7102
根据以上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t统计量都比较显着，不存在自相关。
（二）结果分析解释
1.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即协整关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1.103个百分点。所有从长期来看，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的丰富程度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大于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即长株潭高等教育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杠杠作用。
2.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多少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一方面，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是该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是推动该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长株潭区域经济增长也是高等教育资源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该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需求都在扩大，必然推动着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变得越来越充裕。
3.从短期来看，长株潭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规模对该区域经济变动的影响不大。根据以上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知，长株潭经济发展水平的短期变动主要是受其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8970。但从短期来看，长株潭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这也印证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效果不是很明显。
五、建议对策
1.统筹规划长株潭高等教育，加快推进区域内高等教育一体化。建立长株潭高等教育协调机构，制定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目标、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
2.政府加大对区域内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应逐步扩大高等教育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还应主导拓宽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渠道，引进其他机构或组织对区域高等教育资本的投入。
3.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区域一体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长株潭高校应根据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努力发挥出高等学校的产、学、研的强大功能，为区域培养出各类高层次综合型、复合型和应用技术型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Schultz·Theodore·W.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2] Gary Stanley Becker.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M].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关键词：城市经济圈 区域经济 促进
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我国的城市经济圈受体制、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潜力，不能带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也停滞不前，发展缓慢。要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必须充分了解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制约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因素，从而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 城市经济圈的概念
（一） 经济圈的含义
大城市群、大都会区、大经济区等是经济圈的别名。它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组织实体，也是一种生产布局形式。经济圈的形成大多是以城市为中心圈，并且以环状形式逐渐向外扩展。经济圈一般每一特定区域都有特定的产业，从而形成一种较大区域的综合产业圈。
（二） 城市经济圈的含义
城市经济圈的定义是：核心城市为一个或多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型城市，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周边所有的城镇包括在内，经济上能够达到一定影响力的最大地域范围。
“城市经济圈”、“城市经济群”或“城市经济带”是人们一般称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所运用的专有名词。这三个概念是根据层级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它们的区别在于分布的形态不同：“城市经济圈”的分布是环状分布；“城市经济群”的分布是点状分布；“城市经济带”的分布是带状分布。
二、 城市经济圈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 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
城市圈整体发展迅速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还可以带动单个城市的迅速发展，使中心城市加速发展，从而使得单个城市的发展更迅速、更完善。城市圈具有一定的吸纳大量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统一地称为“内聚力”，即表示城市圈的迅速发展，会不断地吸引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量地流进城市中心。因此城市圈的发展便凝结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强大的力量，不但强化了城市群的内聚力，还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增大了资源的流入。事实证明，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可导致城市圈中外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快的运行，并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扩大。
（二）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规划
城市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以城市中心为起点，环状的方式向外扩散，离市中心越远，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慢。城市经济圈被统一的分为内圈层、中间圈层、外圈层三个不同的圈层。内圈层即城市中心，人口较为集中，建筑物比较密集而且地价比较贵，且将第三产业视为主要的产业；城市中心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即为中间圈层，人口与建筑密度都较内圈层小一点，且以第二产业为主要产业；外圈层即城市影响区，是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区、假日休闲旅游之地等。
例如成都的经济发展圈，成都的城市经济圈依据以上的统一分层标准，主要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辐射层。核心层相对稳定在含三环路以内的部分。紧密层包括温江、郫县等全部区域以及新津、青白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包括德阳、绵阳、雅安等在内的是成都经济圈的近辐射层，包括泸州、自贡等在内的是其远辐射层。
（三） 促进消费率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一直主要依靠的是提高城市的投资增长率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反而忽略了农村的人均消费率，因此产生了整体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现象，不利于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而城市是人均消费率较高的集中地区。一般而言，人均消费水平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城镇农村一次逐渐降低，由此可见，为了增长消费潜力可以加快推进农村郊区的城市化，即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进而增长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率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 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服务水平提高
区域经济体内制度的变革与城市经济圈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先进的政府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的改进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圈内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场的服务方式，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市场服务方式的改进和制度条件的不断改进将会使着整个区域经济迅速壮大。
三、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因素及对策
（一） 影响因素
大范围来看，恶性竞争或多或少存在于各大城市圈，并且日益严重，城市职能重复的问题也存在于城市经济圈。在城市圈内部，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的问题十分突出，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城市经济圈内部存在着市场分割、区域管理等无法解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最后就是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现象，造成各城市和个乡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顺畅。
（二） 解决对策
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都十分重要，目前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各级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落实上级的政策，并且积极规划和推进城市经济圈的建设与发展。要使城市经济圈充分地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并且带动中心城市的发展，这里笔者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解决对策：
1、 坚持产业优先化原则。众所周知，产业优先原则是发展城市圈经济的核心原则，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城市经济圈内其他成员城市应积极发展与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相配套的产业，积极响应城市经济圈提出的产业优先化原则，积极承接城市中心的辐射。同时，为避免恶性竞争，要注重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尽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例如成都郫县，它充分利用自身农家乐的优势，开拓出农家民俗与古蜀文化于一体的城郊旅游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农家旅游业，促进了郫县的经济增长，还带动了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
2、积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全面开放的市场发展观。包括在城市经济圈内的各个成员城市要进一步开阔思路，不能局限与本地利益，要从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开放区域内市场的同时也对区域外开放市场，积极寻求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区别。以成都例，可在商贸方面、市场建设方面进一步密切衔接，构筑一个大市场。目前来看，成都的农产品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积极拓展周边城市的农贸市场，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农产品批发大旅游圈。
3、 加强制度建设创造更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可以根据各成员城市的基础条件的不同，首先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健全市场网络，同时为了真正消除地方保护，必须要营造良好规范的市场秩序，制定措施，强化整治。各城市地方职能部门要坚持文明执法，依法行政，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执法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区域性城市圈经济发展，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素质。在成都，制度的建设和政府机制的设立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成都的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受到了制约，成都根据各个部分的基础条件制定了相关的政府机制，从而能有效的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等制约因素，城市经济圈得到了良好发展和快速进步。
4、 促进城市经济圈内文化融合。成都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习惯，为了促进城市经济圈内的文化融合和进步，可以在尊重各城市和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发现并总结提炼出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达到丰富城市经济圈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的效果，从而便可以营造先进文化发展的氛围。以成都为例，成都周围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等地区汇集了包括汉族、藏族、彝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汉族与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成都文化，不但能达到文化的相互融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旅游等产业。
四、结束语
城市经济圈是生产布局的一种地域组合形式，他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能带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我国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不能充分发挥潜力，所以我们应坚持产业优先原则，转变发展观念、加强政府规制建设、加强经济圈文化融合，使城市经济圈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契机与环境。
当前城市经济圈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因素，但在不久的将来，城市经济圈将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建新. 当代中国经济圈政府合作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2] 蒲丽娟. 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3] 马仕东. 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业发展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4] 赵蓉. 长三角经济圈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3.
1.区域经济的特点
区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类型。在工业化大生产、工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较强的实用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及地方不断提高对于地方高校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的重视，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已成为衡量高校教育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天津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重点经济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标志着天津改革开放拥有了更高的起点，天津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工业重大项目的启动，有力地拉动了天津市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制造业高端化，服务业现代化的格局。2005到2011年这6年间，天津市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16%，其中滨海新区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1.8%，成为天津市经济增长的“龙头”。如今，滨海新区已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区域经济特点。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天津市教育部直属与地方市属近20所高校提供的大批高水平应用型人才。2010年，江苏省启动了优势学科群（平台）建设工程。苏州大学围绕“苏南经济模式”研究地方政府职能及制度创新，针对太湖蓝藻事件开展的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等，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大学优势学科群把政府、市场和大学这个“铁三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学发展到当下的新特色。由此看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高校发展密不可分。
2.区域经济对全日制专业型复合人才的需求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呈现动态化特点的，具有多样化特征。随着滨海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素质高端人才的需求量激增。从天津市颁布的城市总体规划可以看出，未来天津的经济以环渤海地区为中心，计划建设成为北方最大的国际港口物流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适宜居住的生态城市。天津经济的发展定位是成为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充分利用滨海新区的国家政策支持与滨海新区发达的水陆交通等地理优势，强势的工业基础和长期积累的科研优势，将天津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制造产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基于天津的快速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滨海新区的制造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软件和服务外包等行业，特别是研发机构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十分突出，其中对理工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应紧贴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构建高等教育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运行机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离不开高校的培养。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的培养更是当务之急。目前，由于教育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将原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脱产）招生改革为全日制，既保证了社会对专业学位的认可，又能及时为经济发展提供应用型人才，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二、全日制工程硕士教育培养模式服务区域经济现状
1.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意识存在偏差
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了普及化发展阶段，作为普通高校而言，适应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区域经济培养、提供各类高等人才是地方高校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内容。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最初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点转变为以人才资源为主，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人才资源与技术创新成为关键，而人才资源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然而，目前的现状是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并没有与时俱进，相关专业没有面向区域经济的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导致培养的人才无法很好的融入区域经济中为生产服务，甚至出现人才浪费的现象。此外，高校中有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孤芳自赏的研究课题，在服务区域经济的过程中放不下架子，没有实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培养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成为地方高校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地方高校要与区域内企业通过产学研的合作方式，融入到企业的创新与技术改造进程中，以实际的企业需求指导培养具有实用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2.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特点设置培养方案
应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以滨海新区需求为导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滨海新区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要，认真分析国内外著名高校同类学科的课程设置，并根据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确定本学科研究生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研究生课程使用教材应为国内外先进教材，并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的基本原则，讨论确定本学科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目前执行的培养方案缺乏针对区域内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中实际产生的问题的分析。因此，很多毕业生缺乏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之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很难适应毕业后所从事的实际生产工作。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类企业对理工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闭门造车”式的高等人才培养由于知识结构单一，脱离生产实际，因此，进入到社会无法适应经济需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今的现代化企业更关注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仅仅具有单一专业知识的人才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3.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利用率低
现行体制下评价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水平高低主要以科研成果是否具有尖端性、高水平文章发表数量、国家级项目多少为标准，而缺乏对科研成果市场价值的重视，导致科研成果生产转化率较低。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社会、经济需要使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企业的产品升级与技术改造是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完成的，所以企业对高端、先进的技术投入应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以市场行为而言，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企业都会选择高新技术投资风险与最大经济效益的平衡点进行投资生产。在产学研合作创新、生产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是非常敏感、关键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校企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建立互信关系以及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成为关键。高校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期的磨合，而实际情况却是校企之间存在着大量短暂的一次性合作方式，这使得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成为急需探索的课题。高校应利用好产学研合作平台，切实为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提供实践基地，使其参与到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更好适应企业的运行模式，锻炼实践能力。
三、基于服务区域经济基础上培养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模式展望（以天津科技大学为例）
1.以办学特色（专业）为依托，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天津科技大学通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发酵工程，天津市重点学科一级学科7个，包括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设计学，其中涵盖了36个二级学科。日前，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显示，我校在此次学科评估工作中取得可喜成绩，三个一级学科位列全国前十名，传统优势学科———轻工技术与工程历史性跻身全国前三，彰显了我校的轻工特色和优势。我校秉承为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基本原则，在以上具有优势学科的平台上，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为滨海新区服务。天津科技大学的特色学科以轻工为主，与滨海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向较为一致，这为天津科技大学服务滨海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学校科学研究紧紧围绕企业需求，积极地“走出去，请进来”与企业交流参与到企业的研发过程中。通过解决企业科研需要的同时，拓宽了高校教师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经费，使双方形成互补效应，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高校具有各自的专业特色，以办学特色为依托，以点带面的进行专业整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学科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提高影响力的同时，使培养出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更加贴合经济发展实际适应发展的需要。
2.紧密联系区域企事业单位，输送行业高层次复合型急需人才
为了满足企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应通过构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与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互信机制，使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实践环节以解决企业实际科研问题为主线，同时，配合企业对人才标准的要求开展培养工作，以求为毕业生就业问题寻找一条可行之路。此外，地方高校应建立产学研合作体制，加强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与生产企业的紧密联系，调动地方高校的科研力量参与企业研发的积极性，促使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升转化为生产力，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灵活的组织实施培养工作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校从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工程硕士以来，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比例逐年提高，2013年招生人数预计将达到工程硕士与学术型招生总人数的60%以上。从2012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全日制工程硕士留在天津就业的人数达到了50%以上，预计2013年毕业生也将集中留在天津本地。根据以上情况，为培养工程硕士的专业实践能力，我校积极与本地企、事业单位接洽基地建设事宜，也推出了创新计划项目，为培养创新型实用人才搭建相应平台。
3.双导师培养制度
“双导师制”是指由校内导师和校外企业合作导师共同组成指导研究生的导师组负责制。校内导师主要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能力，提升研究生发展空间，引导其掌握学习方法，深入钻研某一领域难点，培养其专业能力。校外企业导师主要提升研究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的操作能力，并发现其理论学习的不足，以不断适应实际工作的实践能力。“双导师制”指导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可以使研究生将校内的理论知识成果有效地、及时地应用于企业的科技开发，同时能及时反馈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真 正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有机结合，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4.成立专门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高校可成立专门机构，为高校培养全日制工程硕士学科、专业提供可靠的科技信息服务，引导相关学科、专业瞄准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及企业创新技术需求的目标，制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此外，高校还可针对滨海新区重大项目科研工作和新技术开发，以及相关学科、专业组织专业学位研究生及时深入相关企业开展相应科研项目进行实践研究，同时在校内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理论研究，二者相互结合促进高校或企业成果及时转化，快速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建设进程，提高产业化，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地方高校要与企业紧密结合，形成良好的产学研共同发展关系，利用产学研平台为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提供实践基地并为企业提供合格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毕业生提供交流平台。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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