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3 10:15:0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优缺点
【中图分类号】R1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5-0598
在卫生服务研究领域中，保证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是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内容，伴随着卫生公平性研究发展起来。本文就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进行介绍，为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学借鉴。
1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内涵
卫生服务利用是需求者实际利用卫生服务的数量，是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量和卫生资源供给量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卫生系统为人群健康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与工作效率[1]。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是检验卫生服务效率和潜力的一种常用手段。测量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数量、利用卫生服务而消耗的费用（货币价值）等[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是卫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样卫生服务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务，垂直公平性是卫生服务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应获得更多所需的卫生服务[2]。英国的Wagstaff等人提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释为：有同样医疗需要的社会成员接受到（利用了）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无论她是穷人还是富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白人还是黑人[3]。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卫生服务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国外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测量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线和集中指数是评价卫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简单的一种测量方法，用于评价不同阶层人群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进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测量方法上，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极差法、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差别指数、不平等性斜率指数与相对指数、集中指数等。《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测量方法：用儿童成活率分布指数和伤残调整期望寿命（DALE）衡量健康状况的公平性；用卫生服务系统的反应性表示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平性；用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IFFC）表示卫生服务筹资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测量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5]。
3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方法
我国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性研究开始了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国内学者利用极差法、洛仑兹曲线法等研究方法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评价，但是国家级或省级的研究较少，不足以对我国卫生领域公平性进行整体评价[4]。目前，用于评价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仑兹（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极差法、集中指数（CI）、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数（Gini Index，G）
洛伦兹曲线是经济学中用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线，其基本思想为：将收入或财产按不同人群或地区分为若干等级，横轴表示每一等级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计值，纵轴表示每一等级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的累计值，连接各点，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的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评价健康或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优点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状况，但是缺点是不能反映每一层状态改变对总体分布的影响。即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确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差异[5]。国内李娟生等运用Gini系数以及Lorenz曲线等对1610名育龄妇女的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了分析评价[6]。但基尼系数及洛伦兹曲线在国内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评价中运用较少，在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方面运用较多。
3.2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数（CI）是世界银行推荐的用于评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的指标。集中指数是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想用以评价健康公平性的统计指标。后来被引入卫生服务公平性测量，目前已成为测量卫生服务领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会经济状况排序，对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组之间人口分布变化比较敏感，从而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的影响。
集中指数法用于度量与经济状况相关的卫生服务不平等情况比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状况，而且对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布比较敏感，所以最能满足我们测量不公平时所要达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数的算法属于单因素分析法，没有综合考虑其它指标的作用。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卫生服务利用的集中指数几乎没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数的评价准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7-10]。
雷鹏等对不同健康指标用于健康公平性评价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采用不同健康指标得到的集中指数差别较大，说明以不同健康指标代表人群健康状况来评价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强有弱[11]。同时建议在对不同指标集中指数进行计算之前，可对不同健康指标进行年龄标准化率后再计算，因为年龄往往是重要的混杂因素，却被一些卫生经济学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该法是将人群按社会经济状况分组后，分别计算各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数就是不同经济组的健康指标平均值与其对应的社会经济组的秩次之间回归线的斜率，它反映了从社会经济最低组到最高组之间健康状况的改变，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其绝对值越小，代表社会经济对健康的影响越小，健康状况越公平，其特点是能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不公平的影响[12]。方丽霖、韩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数（SII）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评价[13-14]，该评价方法弥补了级差法在测量上的缺陷，对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极差法
极差法是最常用的测量健康公平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比较社会经济分组最上层和最下层的情况。极差法是将人群按其社会经济状况分组，比较社会经济状况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健康状况的差异，从而说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的卫生服务调查报告以及一些研究报告均有体现[15]。
级差法优点是简洁明了，能够直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收入人群的健康差异，其缺点是它仅仅反映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极端的健康差异，而忽略了中间组之间的变化，另外，极差法缺少对样本构成的考虑，不适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区间的比较[5]。同时，谢小平等认为级差法中隐含了一个假设： 即卫生服务需要不随收入或其他条件变化而变化， 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事实不是这样， 那就需要将其与不同收入下卫生服务实际需要的分布公平性进行比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该法对按一定社会经济学特征分组的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与相应的卫生服务资源利用量的比较，来评价是否实现了相等的需要获得相等的卫生服务利用，又称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经济学特征的人群平均每个患者所利用的卫生服务资源。应用调查对象患病表示需要，门诊、住院服务的费用等为利用量，计算方法是以每类服务的次均费用与所利用服务量的乘积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经济收入组间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较来表示卫生服务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经济收入组人群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之间的差别，只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属于单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够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Le Grand法为一种简单的反映卫生服务利用费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项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该法是对不同的卫生服务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别进行比较，较Le Grand法更具有简便易行和资料的可得性等优点。由于进行了分项分析，没有考虑卫生服务利用中一些复杂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间、卫生服务间、不同社会经济状态人群间等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别[17-18]。
3.6不相似指数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数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阶层的健康比重和它相应的人口比重，测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阶层，还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阶层中，并且可以计算出各个阶层的差异程度。优点是把社会分为多个经济阶层，了解每个阶层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异，可以对每一个阶层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况。缺点是使用了按社会经济分组统计的数据，但仅仅对每个社会阶层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与每个社会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社会经济阶层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且ID是一个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况。
3.7多因素回归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时对多个可能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关影响利用的因素与卫生服务间关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归和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查阅文献发现，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受雇情况、年龄、婚姻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种族、有无健康保险、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变量可能影响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确切地说明影响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归要求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或等级资料，而反映卫生服务利用医疗费用、住院天数等变量为数值变量且这些变量往往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需要做变量变换，若未做变量转换只能选择单因素分析方法[16]。
3.8拟合负二项模型
对于不同医疗保障制度参保居民，以两周门诊次数和年住院次数为因变量，需要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拟合负二项模型，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有直接标准化法和间接标准化法，由于直接标准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间接标化法操作上简便易行，因此国际研究中较多地使用间接标化法[3]。在实际分析中，“标化”变量 和“非标化”变量的选择应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进行确定，变量选择也是标化的关键之处。
3.9因子分析和快速聚类法（Factor Analysis and Fast Cluster Analysis）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职业；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中可能S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在年龄的临界点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出发散效应，而超过该临界年龄后将表现逐步收敛的现象[1]。但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会环境，因此会存在不同的健康影响程度和影响模式[2]。那么，对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随之相应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时家境贫穷的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出现职业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较长，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强，进而容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等，对人们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二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关系，较强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带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进入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财富，获取较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这两者的作用机制还相对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影响的衡量指标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声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4]，长期的具有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相对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认为这种累积效应在青年阶段则不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6]。相关结论也得到李建新等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表现出“收敛”效应也存在“发散”效应，该作用效果具有长期性，贯穿不同年龄阶段。此外，王甫勤认为人们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带来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也会对个人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8]。
收入差距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水平差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健康水平差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国内对收入差距和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结论。Li和Zhu认为基尼系数和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使得自评健康变差，当收入差距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自评健康将有变好的趋势[11]。而关于该影响机制，封进和余央央认为是公共医疗的供给不平衡导致的结果[21]，而齐良书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业的差异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综上所述，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差距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相对主观，客观性较差且缺乏可对比性。
2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年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416个行政村居，可用样本个数为16923，样本代表性较强。其中，成人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调查，本文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成人问卷中的问题P201“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结果重新进行自评。
22主要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目前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砗饬俊8弥甘最早是由布劳和邓肯通过对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然后根据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和赋值，对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相应权重的乘积来计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13]。本文以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以及本人现在的职业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在样本分析中通过STATA程序将问卷数据中本人现在的职业及其父亲的职业ISCO-88代码转换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标为取值16～90的连续型变量。
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具体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申云等的测量方式，通过同一区县或村居内居民的收入/支出来测算不同层面的基尼系数[14]。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造成人们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礼金来往”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礼金来往主要包括家庭当年送出或收到的礼金或礼物（以人民币计价）。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还加入了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father代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基尼系数的交叉乘积项，用于反映交互项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乘积，反映这二者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表2为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结果。第二列中以自评健康1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列以自评健康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个衡量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归模型结果都表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都会产生积极的显著影响。
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来看，二者都对自评健康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二者系数都比基尼系数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小，说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都会对个人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会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健康程度会增大，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个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将下降168%。
然而，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人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而健康水平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影响其收入、职业、教育等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为了降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结果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进入自评健康2的决定因素有表2中的显著影响变量个人社会地位、年龄、职业收入、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进入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自评健康2、大学学历、党员身份等。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变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
32加入时间趋势的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程度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测度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为对照的基年，本文设置了2012年数据的虚拟变量year2012，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状况；statusicj代表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个人社会地位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主要反映2012年相对2010年人们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趋势。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首先，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LE）来估计线性Probit模型（LMP），并对其进行考虑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分别对CFPS2010、CFPS2012和两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同时有利于通过更换样本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城乡间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本文把样本户籍地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单年数据还是混合数据，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比较稳健。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显著），而在2012年的农村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显著）。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的原因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往往相对较弱，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更多是通过收入来体现，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农民的自评健康状况。
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主观自评健康水平误差对前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方法仍然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从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实证结果来看，基尼系数对自评健康水平2在1%的显著水平还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2010到2012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不利于个人健康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自评健康水平，且相应系数绝对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自评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两年和三年的混合数据回归系数仍显示为正，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确实能够减缓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乘积的交互项，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1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4732（1%的水平显著），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则为04225（1%的水平显著），说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在2011年和2012年都显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237（1%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相对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间依次显著降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父代的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健康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影响在逐年降低，也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趋于逐步上升的趋势，阶层的固化现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迹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CFPS数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差距对居民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居民个人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缓冲作用也更大。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会造成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众在追求更高的收入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水平。而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获得性以及提高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成为民众获取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层面，主要蕴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不断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提高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收入，从而不断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培训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社会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训补贴力度，从而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冲击。三是逐步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分配和规范，防止优质医疗资源流向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高的民众，降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平在城乡内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参考文献：
[1]Ross C E，Chia-Ling Wu.Education Age and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6，
37 （1）：165-178.
[2]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 CFPS 2012 年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4（5）：42-50.
[3]金烨，李宏彬，吴斌珍.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寻求：一个高储蓄率的原因[J].经济学季刊，2011（3）：887-912.
[4]Bartley，Mel.Health Inequa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Concepts and Method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 well Publishing Ltd，2004116-117.
[5]Pickett，Kate， Richard G Wilkinson.Health and Inequality[M].London： Rout ledge，200951-52.
[6]Lowry，Deborahand，Yu Xie. Socio 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 Ages？[M]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66-68.
[7]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社会，2012（2）：125-413.
[8]徐淑一，王宁宁.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J].统计研究，2015（3）：62-68.
[9]Subramanian S V， I Kawchi.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J] . Epidemiology Review，2004（26）：78-91.
[10]Mellor J M， J Milyo.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2，37（3）： 510-539.
[11]Li H B，Y Zhu.Income，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34）：668-693.
[12]封M，余央央.中国农村的收入差距与健康[J].经济研究，2007（1）：79-88.
关键词： 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教育水平 心理健康
从古到今，大量贫困家庭的学子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案例屡见不鲜，主流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过度宣传会让人误以为“寒门”和“人才”、“成功”存在紧密联系，似乎出身寒门者更容易成才并获得成功。然而，较少为人关注的是，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大量研究显示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当代医学模式的改革上，出现了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趋势。心理健康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代各类群体中，虽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群体，但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现率要高于其他群体。至今，全国各高校已发生多起心理不健康致死案件，其中多起事件起因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一、家庭经济困难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一）家庭经济困难界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颁发的8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界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各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通常衡量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会参考各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前，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助体系。各高校按照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操作模式。
然而，在各地各高校的实际认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如何准确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困难程度上存在一定难度。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需要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是现实社会中会存在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也能盖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的公章，甚至存在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盖公章时却被拒之门外的现象。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来源于不同地区和城乡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判标准的相对性，在认定工作中不能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一些研究者引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多维因子来衡量学生家庭情况，这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更加客观并符合实际情况。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界定及衡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环境。社会学研究显示，起初的家庭环境量表主要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测量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最近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简单的单一变量，它反映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包括：较高的智力、勤奋、坚定、上进、长辈的鼓励乃至婚姻状态等诸多因素[1]。例如Cassidy和Lynn所做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个体在16岁时的智力、成就动机、外向性、心理稳定性和所受到的父母鼓励等因素，能有效地预测其到23岁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代表，更反映了父母乃至其祖父母的多种人格特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衡量，根据家庭成员获得或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进行的社会层级划分。这些社会资源通常包括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
当前对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通常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及职业等级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会选择不同的维度，有的选择其中一种，也有的研究者综合几种。但是，研究者发现，在职业等级评价上还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不适合测量无工作的人，而且职业等级的划分会过于主观化，导致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性。综上，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过大的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通过对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显著相关性。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妨碍学生的心理发展。
（一）低家庭经济收入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数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五分之一，而普通大学生心理不正常的人数是普通大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在探究不同地区家庭经济情况对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影响时，发现较高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来自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总体而言，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低于较高家庭收入大学生。
1.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
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度偏低，他们缺乏可使用的支持因素，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感受性也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因此，在面对压力时无法获得及时、必要的心理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3]，这可能与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体验到的压力源更多及压力值相对较高有关。有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面对的压力源与一般大学生存在差别，家庭经济困难通常是造成他们焦虑等负性情绪的首要生活事件。此外，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体验到的压力更大。
2.消极情绪发生率更高，自评症状显著存在。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中，普遍存在自卑、封闭、焦虑、敏感、敌对等负性情绪。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加可能以躯体病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会更内向、存在更多的内心冲突，道德更加自律，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敏感，并且敌对情绪更容易发生。其中，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女生更容易表现出恐怖、焦虑及人际敏感。
目前，在考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90项症状清单是常用的测量工具。最近，常被用于各高校筛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研究表明，除精神病性以外的所有项目，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等，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均显著高于非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4]。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是发生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
部分来自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由于经济拮据，视野局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时无力改变现状，容易产生敏感、自卑，继而出现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弥散性的仇视心理而出现偏执、敌对等一系列偏激的心理行为[5]。因此，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更需要身边人的关怀、尊重、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大学生在身体、心理发育过程中，外界不良环境因素极易使得他们产生各类心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及计划生育导致的独生子女的普遍性，父母对子女的各项要求越来越高。可是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儿女心理健康成长，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很难把握和调控的。有研究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越高。
有研究显示，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学生获得社会支持呈现出显著性的相关，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即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较少，尤其是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少。有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不是客观显示，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变量/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有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极为重大，主观支持水平低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
三、结语
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评定学生困难与否或者困难等级的主要标准是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或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和城市农村的双重差异，来自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市、农村的学生，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判别标准是相对的。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不能以单一的家庭经济状况标准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含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三个维度，只有综合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与拥有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收入这一维度上，低家庭收入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90项症状清单》的测量中，他们在除了精神病性的其他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上，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这一维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因此，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中，国家、学校除了要给予学生经济资助外，更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扶持。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工作者应该通过各种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方法引导、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接纳自己；高校学生工作人员可以为他们提供条件改善自身经济水平，如勤工俭学等，并协助他们通过各种合理途径改变现状；各高校管理层可以从制度上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实践中自强自立，走出自卑、敏感的阴影。
参考文献：
[1]任春荣.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教育学报，2010（10）.
[2]叶婷，吴慧婷.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心理学探新，2012（32）.
[3]佟月华.低收入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2003（4）.
摘 要 随着现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体质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民的体质健康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前提，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了统一监测范畴，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举措。现阶段，国民体质问题已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以国民体质与身体形态变化为切入点，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等科学方法，从人均国民收入情况、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中找出相互影响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为进一步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国民体质 身体形态
一、前言
自《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了统一的监测范畴，然而，历次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国民体质现状不容乐观。在2005年，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再次为国民的健康问题敲响了警钟，我国社会各方面及国家相关部门对此表示非常高的关注，并在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8月8日设置为全民健身日，希望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国民体质也得到一定的提高，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和国民体质共同进步，相得益彰。
二、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体质变化的相互关系
国家国民体质的强弱，不仅代表着综合国力的强弱，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从当今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国民体质的改善与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反之，国民体质的下降又会遏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国民体质的强弱已不单单是关乎到个人身体的健康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前途命运性的问题。所以不断完善对国民体质的研究，用科学量化指标对国民体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建议，促使我国国民身体素质和社会经济共同进步，协同发展。
（一）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人均国民收入时常被人们关注，它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据有关调查显示，因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缩减而引起的营养不良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损耗，其造成GDP的价值损失高达2%-3%，足以说明人们以食品消费支出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性。
（二）传统文化、教育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人们后天的体质也存在着交叉互动的影响。以读书看报为例，近几年我国的报刊杂志销量逐年减少，纸质书籍也被电子书籍取代。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大家提供新的阅读方式，但在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频繁、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出现的颈椎病、腰椎病，视力下降，长时间缺乏锻炼，体质也势必下降。在教育方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传统教育价值取向一直都呈现出重文轻武、读书做官的现象，这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重视与反思，不断促进国民体质的健康发展。
（三）生活水平与国民体质的关系
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用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缩小，其反映出的系数称为恩格尔系数，它显示了国家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家越穷，则每个国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越大，则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每个国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越小，生活越富裕，则恩格尔系数越小。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恩格尔系数指数的高低作为评定一个国家贫富或各地区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四）生活方式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生活方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还包括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力劳动比例日益减小，劳动力结构越来越向自动化、智能化的趋势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势必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人们生活中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譬如交通，由步行变为汽车，再加上青少年学业繁重导致运动不足，体重普遍超重，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便捷，但不恰当的使用则会危害国民体质健康。
三、小结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民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身体机能方面的影响都不尽相同。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体质的影响范围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但总体而言，国民体质的差距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
（二）宣扬正确的体育文化导向，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观、体育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群众终身体育的健身意识。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但仍需加强学校体育方面的建设，改善落后的教育观念，从校园观念抓起，以此来促进国民体质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萍.沈阳市不同阶层城市成年人体质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抑郁；社会支持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抑郁情绪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据相关统计，中国逾9000万人患抑郁症。近年来，由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而引发的事越来越多。2016年2月份，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生前疑患有抑郁症。不久之后，被称为“史学天才”的林嘉文因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使深陷其中的人们痛苦不堪，同时也会伤及周边的人。近年来，因抑郁症而杀害同事、舍友、亲人的案例屡见不鲜。2016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滕某因患有抑郁症将其舍友杀害并分尸，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和恐慌。2016年7月份，华硕CEO张伟明自杀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症。
促成抑郁症的因素复杂，除了人格、性格、生活事件、生活方式、个体所处的环境外，在遇到危难时能否从周边得到支持和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个体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环境之一。而衡量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依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的有价值资源（如教育、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层级排名，可分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已有许多研究发现，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发展有利，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发展不利。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父母的职业层次越高，收入越高。这些有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有助于子女形成乐观的人格特点，并有较少的抑郁情绪的体验。相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少，教育水平低，父母的职业层次低，收入较少。低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层次，较少的收入水平不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越容易使子女体验到抑郁情绪。
除此之外，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较高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使个体较少地体验到孤独感和无助感，从而有助于保护个体远离抑郁情绪的困扰。即使在遭受了重大创伤事件和应激事件，较好的社会支持也能够保护个体顺利渡过难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设计了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影响的实验方案，假设社会支持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情绪呈现负相关。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向山东省济南市两所专科学校和烟台市一所学校分发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9份（97%），有效问卷294份（84%）。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94人，年龄19+1.57岁，城镇户口102人（34.69%），农村户口192人（65.31%）。
2.材料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本研究根据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相关研究，测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五项指标。所调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简称家庭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元以上，共五个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共六类。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Radloff于1977年编制，最初为了研究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以及发展规律。目前在国际上广泛用于对普通人群进行抑郁症状的筛查， 不仅适合最初针对的成年人群， 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其测量内容包括情绪低落、无价值感、绝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扰等抑郁症状， 但并不包括食欲或睡眠增加、精神运动性激越、自罪感、自杀意念等症状。（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在借鉴国外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编制。量表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为理论指导，根据被测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对形成被测者心理障碍的社会环境原因做出可能性推测。共10个题目，主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
3.统计方法
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t检验。
三、结果
1.被试的基本情况
被试的基本情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其家庭收入、父母各自学历、父母亲的职业，用这五项指标经数据转换来衡量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二是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人口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在本研究中，将父母学历分为5类，父母职业分为3大类。由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只有一人，将其归为1000元一类，因此收入分为4类。
表1列出了被试家庭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在本研究中父母学历分为五类，其中父亲以初中（占45.23%）和高中（占29.25%）学历为最多，母亲以小学（占24.49%）、初中（占39.46%）、高中（占24.49%）学历最多。父母的职业以蓝领、农民居多。家庭每月总收入以4000元以上居多，占35.71%。
表2列出了被试的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在被试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包括在家庭环境、性别、文理科上的人数分布，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平均值，标准差。经过数据分析得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家庭环境（城镇/农村）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P
2.相关性分析
表3列出了抑郁情绪和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两种情况下的分布。经数据分析，社会支持在高低SES上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当P
表4列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抑郁情绪，社会支持的均值，标准差，及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相关研究结果，CES-D总分的实际得分范围为0～60，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为10.33。本研究的抑郁情绪总体上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9.69，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经过相关分析表明，抑郁情绪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存在相关性，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
四、结论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性。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抑郁情绪。这有可能是因为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给人带来归属感，降低孤独无助感。抑郁情绪常常会使人体验到孤独无助，会使人躲避社会交往。而社会支持给人以温暖和爱护，从而缓解抑郁情绪。当一个人处于抑郁状态中，一般的典型表现就是降低了对社交的主动性，内心的快乐感降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和来自周围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再重要。相反，如果这时周围人能够给予其较好的支持和关爱，那么抑郁情绪将会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抑郁情绪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只在总体分布上存在差异性，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当P
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维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
五、建议
本研究在样本上仅局限于大学生群体，将来的研究需要对其他年龄和其他背景的群体进行研究。同时被试样本中的父母职业、学历分布太过于集中在初中和农民，父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表性不是很全面。
本文建议对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无论是班级活动，团体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增加其社会支持的力度，避免其陷入无助、孤独、抑郁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8）：1357C1370.
关键词：社会经济状况(SES)；健康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外，SES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SES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已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界对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成果，对于拓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相关关系
关于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样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组，然后对各组的死亡率进行比较。1970年代以后，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与死亡率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
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总之，SES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SES不仅与健康状况相关，也与健康行为相关。良好的健康行为在高SES者中更为常见。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为方面的欠缺，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
(二)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以及地区的。其中，个人与家庭的SES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区层次的SES。许多研究表明，个人／家庭的SES和社区／地区的SES都与健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中的“社区”范围与生活中的社区范围并不一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统计分区来代表社区，如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区域、邮政编码所覆盖的区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数例外，社区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显著的。
(三)社会经济状况，其他因素与健康
在现实中，SES与其他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医疗保险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探寻这种交叉关系，对于理解SES与健康关系的性质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SES，年龄与健康
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是即时的，而是持续性、累积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儿时的SES与健康状况是成年后SES与健康状况的基础。有研究表明，儿时家中发生过经济困难的人，成年后长期患病或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较高；儿童时期健康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显著较低，健康状况也较差。
许多经验证据显示，SES与健康的关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对于其变化趋势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2 SES，性别与健康
两性的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SES与健康的关系亦然。一些学者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似乎比女性更强。
3 SES，种族与健康
种族虽然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与SES紧密相联。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间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来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属于少数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势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与健康
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SES与健康的关系也有影响。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乡村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SES相关的程度较低。
5 SES，医疗保险与健康
医疗保险在各国卫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医疗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对不同SES群体的效果有无区别，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为薄弱，对其效果的争议也最大。一些学者发现，公共医疗保险与较差的健康自我评价和较高的慢性病发病率相关。不过，美国公共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可能表现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较快。
除美国外，其他OECD成员国大多已实现公共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医疗成本对就医行为的约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那么可以预期，低SES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与全科医生联系的频率的确较高，但接受手术的比率和与专科医生联系的频率并不显著高于高SES者。这可能表明医疗体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专科医生)未能按照实际需要向全体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简而言之，即使在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也有迹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非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与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显著改变SES与健康的关系。例如，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据测算，60年代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明显缩小，这种变化有40％可归因于联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会经济状况的度两个
SES的涵义十分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对SES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更加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度量它，或者说选取哪些指标来代表它。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代表SES，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这三个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多数研究者认为SES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单一的衡量指标。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数据集检验了不同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发现某种指标更“有效”，
但其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除以上三个指标之外，财产(Wealth)也是比较常用的SES指标。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财产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获得的指标来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拥有汽车，是否自有住房，有几头牲畜等。
为了解决不同指标与健康之间关系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构造复合指标来度量SES。好的复合指标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度非常高。然而，复合指标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二是当不同单项指标之间相关度比较低的时候，复合指标的准确度也比较低。因此，对SES的衡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被研究人群的具体情况，按照SES影响健康的途径和SES与所考察的健康结果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SES指标；或者，使用尽可能多的指标来衡量SES并分别讨论它们与健康的关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
纵观SES与健康关系领域的经验文献，不难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确使用“SES对健康的影响”这样的表达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关系，一律以“相关”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ES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在探索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还没有定论。
(一)SES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有无
过去，认为SES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点曾颇为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同样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下，低SES者倾向于觉得自己健康状况更差或病得更厉害，于是被观察到更高的发病率或就医率。需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低SES者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更加悲观。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假象”说的各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假象”说不同，“遗传因素”说不否认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但认为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遗传因素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对个人的SES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于是造成两者相关。这可以用双胞胎数据来加以检验，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确实对SES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来解释。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在SES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孰为因，孰为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是主要的，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SES与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严格的检验，单凭计量技术是无法做到的，要靠满足一定要求的数据。其中一种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时序数据，据此可以分析个人早年的SES对很长时间以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或者早年健康状况对以后SES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另一种可用的数据是发达国家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由于高龄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收入。这就使SES与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一项使用美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SES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健康状况本身与SES的关系，是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办法。一些学者对加拿大劳动与收入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调查初始年份健康状况良好的50岁以上的人，在后续调查中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其基期SES显著相关。这表明SES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看来，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SES与健康互为因果。虽然如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关心SES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影响SES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SES影响健康则可能反映了社会不公。后者正是“社会肇因”说的内容。
(二)“社会肇因”说
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个人致病因素(健康风险)方面寻找SES影响健康的途径，比如研究SES与健康行为的关系。但这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健康风险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与以前染上肺结核的风险因素可以说完全不同，但这两种疾病与SES的相关关系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与个人健康行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约着重要资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多种疾病的后果，从而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社会肇因”(Social Causality)说。
从“社会肇因”说可以得出推论：与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与SES的相关关系比较弱。这一推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SES影响健康的途径
健康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探讨SES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进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大量文献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有着直接联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习惯，从而更易产生健康问题。
为什么对各种压力因素的心理反应模式与SES相关?换言之，社会结构与个人特征是怎样联在一起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个人是通过与SES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来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认知的。这种社会比较会给低SES者带来一种“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就会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
2 SES，物质因素与健康
与社会心理因素相比，物质因素对SES与健康关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检验。在各种物质因素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与医疗系统有关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医疗可及性是否相同，在医疗系统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成为经验研究的重点。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影响患者就医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状况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患者的SES与被医疗机构收治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呈反向相关。即使在完全平等进入的军队医院中，患者的军阶也与决定做手术时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患者的SES对医生的表现也有影响。在发达国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医后对医生的满意度没有区别，但就医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医生服务质量指标和住院费用有区别。
3 社会心理因素＋物质因素
SES影响健康的途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争论中，双方也都承认另一类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强调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综合考察已有的经验证据，一个稳妥的结论是，SES同时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影响着健康，只是两类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的研究现状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经验研究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其中以SES与健康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与国外的丰富成果相比还比较少。
1 主要发现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SES与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只与高SES儿童(家庭收入高或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低SES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关性不显著，说明SES对医疗可及性有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之间，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差别，说明不同的SES指标之间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类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结果，即收入与健康呈反向相关。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关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忽视了SES的其他方面。当然，我国研究者强调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有原因的。我国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这就使收入成为医疗可及性的主要约束。此外，我国学者十分重视健康不平等问题，现有不少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计算健康不平等指标。但健康不平等指标只能显示人群的累积健康指标如何随着累积收入而变化，无法据以分析多维度的SES与健康的关系。
除收入外，考虑其他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标志，其他SES指标和健康的关系可能与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国的收人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测量误差比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现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长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标，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对而言易于准确测量，相应地，检测出来的其与健康的关系可靠性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与健康(包括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只有在严格的数据条件下，使用缜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确保检测出来的相关关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相关关系常常被不加讨论地宣称为因果关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缩小健康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亟须从各个角度开展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以便为制定卫生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对SES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检验
究竟哪些人群对健康风险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与健康的关系，需要使用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和SES指标以及不同人群的数据，重新、反复加以检验。此外，SES与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医疗保障与健康
医疗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与SES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在评价中引入SES视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及时发现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们需要知道SES与医疗保障状况是否相关，以及医疗保障对SES与健康的关系有何影响。
3 SES，城乡差别与健康
巨大的城乡差别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根据我国的国情，城乡差别已不能单纯视为居住地或户口登记类别上的差异，而应看作SES的内容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与健康的关系有无城乡差异，居住地重要还是户口登记类别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4 社区／地区SES与健康
地区差异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围内，社区之间差异也很明显。研究社区／地区SES与医疗资源和健康有何关系，对于我国建设基层医疗体系、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很有意义。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它们使用的大多是加总数据，从中无法看出社区／地区SES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5 SES，社会流动性与健康
关键词：财务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既面临着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财务管理体制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应顺应经济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管理体制，最终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
财务管理体制作为一种经济型管理体制，在企业和国家单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看，我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逐渐由计划经济为主变成市场经济为主，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丰富了起来，具体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等，而其中的经济手段就与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息息相关，它是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经济计划之前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种是利用金融或者财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财务管理作为我国经济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就要更准确地为国家提供财务信息和财务数据。由此可见，由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对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反映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而财务管理体制也反过来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财务管理体制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成本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财务投融资体制等，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安排财务的总和，而从财务管理体制的各方面内容都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在财务投资体制方面，我国近年来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型经济的政策与投资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我国投资制度的政策定位上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朝着外向型、出口型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从财务融资体制中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速度，由于国家对投资力度的增大，表明政府在推行科学、稳健的金融政策，这种经济环境就有利于融资制度的产生，而融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经济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完善、健康。由此可见，完善、健康的财务融资体制反映也影响着经济环境的状况。
二、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一）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为了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顺利实施、把我国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新时代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就必须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实践工作中，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培训，不断提高和改进其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也要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只有不断对财务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进行设想和大胆改革，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和规划，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二）打造良好的财务管理市场
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健康、有秩序的进行，因此，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市场的规范，例如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提高财务管理的服务质量，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外，在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上要结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行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要与企业单位的战略目标相符合，尤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更应结合国际的经济状况打造一个资金流动健康的财务管理市场。
（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财务管理制度
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中更加强调了财务管理体制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使财务管理体制的职能更加明晰，从根本上为财务管理功能和财务管理体制的内容有所创新。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财务管理的观念改变了，财务管理制度真正成为融协调、监督、组织、评价等为一体的制度规范，把企业单位在运营、资金运转、控制成本、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财务内容进行综合的组织与控制，最终进行评价和监督，为企业对财务进行科学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财务管理的本质内容，长时间以来，企业财政直接管理财务监督、财务资金的周转等活动，导致财务工作和财政工作混淆不清的状况，因此，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下，可以把政府给予财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变为政策上的规章制度，把财政的直接参与变为间接引导和监督，为财务风险的规避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结语
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为主逐渐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过程中，财务管理体制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尤其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经融入到我国各项经济发展工作中，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财务管理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研究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对完善财务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志刚.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基于新企业财务通则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11（17）.
[2]饶晓秋.财务治理实质是一种财权划分与制衡的财务管理体制[J].当代财经，2003（05）.
[3]唐君.影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2）.
关键词 家庭经济地位 儿童发展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又称社会阶层，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用以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指标有三个：家庭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家庭，由于所拥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资源的不同，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经济地位会对儿童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比如说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Letourneau1，2011）。
在国外，对于SES较低的儿童的研究，尤其是对贫困家庭的儿童发展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儿童家庭贫困现象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内人们贫富差距的加大引起了人们对SES的关注。
2主要研究内容
在当代社会中，有很多人都认为个人努力是通往成功的一个途径。因此，在对成功进行归因的时候，我们更乐于承认是个人特质的影响，而不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但是，根据以往研究，除了个人对于成功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可以说个人的发展结果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有研究者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许会从几个方面影响儿童的发展：较低的儿童的学前准备程度；限制儿童接受较好的教育的机会；引起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不良（Elizabeth ，2007）。除此之外，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机制。最近的实证研究和理论阐明了这种作用机制的两种路径：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
2.1家庭压力模型
家庭压力模型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会间接影响儿童发展。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会使得父母有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会对父母的情绪、行为等产生影响，并对儿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早在1992年，Conger等人研究发现父母的心情和行为在SES和青少年男孩之间的问题行为中有中介作用。Elizabeth等在2007年的研究中支持了该压力中介模型，在该研究中发现家庭收入通过父母压力和教养方式对6岁儿童的认知技能和社会情绪能力产生影响。此外，还有大量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如Browne等的研究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儿童早期健康情况有消极影响，但是父母的温暖教养方式能够缓解这种消极影响。
2.2家庭投资模型
家庭投资模型则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了这种中介过程。该理论认为父母的收入影响了父母的资源分配，进而影响父母花费在儿童身上的金钱、时间，以及发展特长的机会等，进而影响儿童认知发展。父母职业和教育水平也会有重要影响。Jennifer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母亲的职业、教育水平与母亲的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职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发展较好的原因是母亲有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这些都会影响母亲在与儿童互动中的投入程度。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会更乐于参与到儿童的活动当中来，而这可能会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陈会昌，2009）。
3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评价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述评可知，国外关于经济社会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对因果关系的两种中介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是目前研究大量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这一因果探索之上，还缺乏个体特质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只有一个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个假设，或许是因为这种研究需要漫长的一个追踪研究，成本较高，不方便实施，但是将来或许可以从这一方面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的研究手段比较生态化，而中国大多采用的是问卷法，将来国内的研究或许可以借鉴这种研究方法，多种方法并用。
参考文献
[1] Leslie Morrison Gutman，Vonnie C. McLoyd，Financial Strain， Neighborhood Stress，Parenting Behaviors，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Urba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J].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5，15（4）.
[2] Joyce L.C. Ma， Timothy K.Y. Wong， Yuk K. Lau，Th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on Parental Warmth and Parental Control in a Chinese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J]，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6 （2012） 265C281.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