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1 11:49:0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危机的表现，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属性；过度繁荣
中图分类号：F83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2－0117－03
如果房地产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现实经济中，“房地产对基本面背离”的种种异象又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畴。现以美国房地产市场情况为例，表明种种“异象”。实则是房地产金融属性增强并被过度利用的表现。
一、房地产天然具有金融属性
所谓金融属性，尚未出现统一的定义，但从其本质含义而言，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产品说，即具备金融产品的特性，包括流动性、收益性和价格波动性：二是金融功能说，即进行人群、地域以及期限上的资源再配置。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角度不同而已。
房产的特殊性，在于与它相联的不可分割的土地的特殊性。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在于：一是短期供给弹性小；二是对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性。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解决其成员的住房问题，即便是地广人稀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已开发并建立起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土地资源(熟地)也较为稀缺。因此，房地产自古以来就是价值储备的一种手段，有类似黄金的功能。由此，土地天然具有金融属性，土地价格波动幅度比房屋大的多。从这个意义而言，土地的金融属性又是房产金融属性的根源。
二、美国房地产金融属性显著增强的主要表现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自由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为房地产金融属性的增强提供了极大的制度便利。例如，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杠杆交易，降低了进入门槛；同时，二级市场的发展，使房地产融资不再受地区性银行资本的限制，使得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平滑了区域间的房地产周期等。在此条件下，房地产金融属性显著增强，而异质性则被逐渐抹平，渐趋为无差异的投资工具。
(一)全球房价波动的同步性显著增强
传统中，房地产是典型的异质性商品，受所在位置、房型、内部装修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对满足居住的效用来说。几乎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房地产。对这种不可移动的居住效用进行估值，显然更多将受本地经济影响。例如，1983―1990年，美国经历了一轮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但各地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依然迥异。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在1978―1980年两年内暴涨250％之后，1980―1986年六年累计下跌46％，产油区房地产市场转入萧条，部分地区名义房价跌幅高达40％以上，同时伴随失业率大幅攀升、人口大量外迁等(FDIC，2005)。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地区却得益于国防开支的巨幅增加，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相继进入繁荣状态，实际房价涨幅在三年内超过30％，被FDIC(2005)界定为泡沫。90年代中期的情况则刚好与此相反。由于冷战结束，国防开支急剧下降对加利福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市场随之转为萧条，五年内实际房价下跌超过30％。而除加利福尼亚以外的部分西部地区，却由于旅游业或高技术产业的崛起，当地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进入一轮新的扩张期。
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地区房价上涨幅度却开始明显趋同。无论是中部西南、中部西北，还是沿海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房价均开始大幅攀升，名义年均涨幅都在5％以上。与以往更多受当地经济影响相比，房价开始脱离各地实体经济约束，而更多受共同的货币、预期因素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房地产市场涨幅也前所未有得趋同，成为此轮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传统中，房地产是典型的非贸易品，与一般贸易品相比，房价更多由本国生产要素决定，但这种非贸易品属性正被金融属性抹平，而成为无差异的投资工具。据统计，在OECD(2005)所监测的17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实际房价在5年内涨幅超过25％。换言之，除了德国和日本外，只有3个国家的房价涨幅未及OECD界定的“过度繁荣”的标准。其中英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的房价涨幅甚至还远在美国之上。此外，就观察到的情况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也是类似的情况。
(二)房地产二级市场流动性明显增大
美国房地产市场自1980年代以来渐趋成熟，每年新房增加基本上在100万单元以下，2000年以后随着房价上升，供应才上升至150万单元，但也仅为存量房的1.2％左右。考虑到房地产折旧，每年新增的量仅相当于折旧替换，整个房地产市场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在存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交易量逐年上升，尤其是存量房的交易。如果用换手率(交易量／存量)来代表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该比例于2005年达到5.8％的历史高点，较2000年上升1.4个百分点。换手率的上升，一方面，可能表明以非居住为目的的房地产交易日趋上升；另一方面，也表明房地产的投资工具属性开始增强。
(三)房价波动性增大，但仍介于普通商品和股票之间
随着房地产流动性的增强，美国房价波动性逐渐上升。但与证券类金融资产相比，房价的波动性仍要小的多。金融资产价格可能暴涨暴跌，甚至有可能降到零而失去持有的价值，例如各种权证。而房地产虽具有金融属性，但同时仍是一种用于实际生产和消费的实物资产，房价波动始终受消费属性制约。例如。房价不会无限低，这也是人们认为房地产保值的原因；而购房和租房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使得房价上涨存在一定约束。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价格直接受未来预期影响，而预期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因而其波动性远大于普通商品。
三、房地产金融属性的经济含义：容易被过度利用而导致过度繁荣
由于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房地产金融属性被过度利用，同样可以导致房地产市场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房价上涨的幅度已很难用基本面因素解释；二是与房价直接相关的房地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越来越弱。
(一)房价上涨的幅度难以用基本面因素解释
OECD(2005)认为，在历史上，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商业周期基本吻合或稍微滞后，但此轮房地产周期与商业周期完全背离(countercyclieal)。90年代中后期以来，OECD经济体产出持续负缺口，而房价却创出历史新高。OECD认为产出负缺口的持续存在倒是能
解释CPI何以一直压力不大。
研究房地产基本面大体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直接计算基础价值，但这需要大量信息，并需要花费大量篇幅来说明所选用的参数或者模型。例如，要了解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曲线，需求方面包括可支配收入、真实利率、税收、金融便利、其他资产收益率等，长期因素还要加上人口变化；供给方面则包括建筑成本、房价变化等，长期因素还要包括土地规划等。
因此，本文不拟采取完整的基本面模型，仅从供给方面对房价进行一个粗略的说明，结论是供给因素无法解释房价上涨。一是供给持续增加。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房地产投资持续上升，从1990年占GDP的4.1％，持续攀升至2005年的6.1％。显然，并非是供给约束导致房价上升压力。二是房价与建筑成本长期背离。20世纪，1980年代以来，建筑成本甚至呈下跌走势。显然，房价的上升也无法用成本推动因素来解释。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比率估值法，例如购房者购买能力指标、房价一租金比等，也是市场上更普遍采用的方法。但这些指标显然也很难解释房价的持续上涨。一是购房者购买能力指标创下历史新低。虽然利率持续下降，但由于房价大幅攀升，2002年起，全美房地产同业公会的“房屋购买力指数”(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HAI)仍大幅走低。2002―2005年，采用固定利率贷款抵押的房屋购买力指数从131下降至114；采用可调息抵押贷款的房屋购买力指数则从147下降至120，均创下历史新低。表明房价已严重偏离其长期趋势。二是房价一租金比(Priee／Rent Earnings，P／E)创新高。根据IMF的计算，2004年，美国该指标比前三十年的最高点(1979年)高出10％，表明从房租收益角度已很难解释房价的涨幅。
(二)房地产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
一是住房抵押贷款／GDP加速上升。随着经济资本化的深入，住房抵押贷款／GDP逐年上升，但2000年以来，这种上升趋势明显偏离历史均值开始加速。从2000年的48.2％上升至2007年的75％，7年时间上升近27个百分点；而从开始金融自由化的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也才上升15个百分点。如果以GDP代表实体经济规模，抵押贷款的这种加速增长趋势，表明房地产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实体经济背离。
二是房贷衍生品爆发式增长。首先，房贷衍生品数量过大，与实体经济相去甚远。以CDS(credit de-fault swap)为例，2004―2007年3年间，CDS账面值／房地产抵押贷款从0.9攀至5.2倍；即使是CDS市值，房地产抵押贷款，也从近乎零增长到0.5倍。如此庞大的、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资产及其交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性市场，被部分学者直接称之为赌场(Susan Strange，2000、2007)。其次，过于复杂的衍生品设计和交易，对实体经济的套保功能不强，甚至成为投机的工具。如分享式增殖抵押、累进付，款抵押、分层抵押担保贷款(CMOs)，以及CDS的平方和立方等，沦为金融机构之间“对赌”的工具。从此后情况来看，由于衍生品领域大大加深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而被广为诟病。
关键词：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5－04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IFC)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全球主导地位和统治力的IFC，即伦敦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是全球最高的，其外国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均居世界第一位。而纽约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额则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企业债市场。与伦敦外资外用型金融中心模式不同的是，纽约IFC地位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
除了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IFC之外，世界各地还有一些区域性IFC，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东京、香港，北美的洛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IFC的业务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10％，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导性IFC相比有一定差距。如香港、新加坡的国际债券发行有限，证券市场的外国公司不多，到2003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外国公司数量仅为9家，新加坡为63家。
还有一种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的IFC，这类IFC一般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具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和税收优惠，对各种资产和收入几乎不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只要交纳少数管理费即可开业，没有金融管制，各类金融机构多是“空壳机构”。目前这类IFC主要包括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巴巴多斯、安圭拉、维尔京群岛、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等。
从IFC的发展趋势与运营效率看，不同模式与规模的IFC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上。有的IFC得到了稳妥的发展(如伦敦)，有的却正在衰落(如东京)。有的在由区域性IFC向全球性IFC转变中遇到各种问题(如新加坡)。综合考察各个IFC的目标选择和演化模式，笔枵认为上海IFC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从制发设计上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中国庞大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系为上海IFC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个城市是否具有IFC的潜力并保持其竞争力，与母国金融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IFC的发展就是例证。威尼斯、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都曾经是地方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英国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鼎盛，伦敦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五十年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纽约送上了世界级IFC的宝座。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东京金融中心，东京IFC地位也因为日本经济的起落而消涨。无可置疑，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至2005年年底，中国GDP总量已列全球第四，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并将在10年后赶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陆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为上海成为未来IFC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占国内总融资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融资结构的改善，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还将进一步壮大。当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和资金可以更便捷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上海的国际地位将迅速攀升，上海成为IFC是有潜力的。
其次，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决定了上海需要建设成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IFC。中国是经济大国，却并不是经济强国。究其原因，金融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相对滞后，以及国内金融中介的低效率和发展不平衡，国内社会资源的配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依赖型较大。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增强，另一方面导致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实施经济和金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金融发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品质，促进社会进步。并且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基于制造和成本定价体系的实体经济，以资本和金融定价体系为特征的虚拟经济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要害中枢。金融业既是一个大型经济体系的命脉所在，又是不同权利主体竞相逐利的基本场所。因此上海建设IFC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国内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快速发展，确立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或定价权，促进我国金融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实现。上述目标也决定了上海建设IFC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要求。上海建设IFC一定是建立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更多立足于为本国经济服务的IFC，这既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相比较而言，上世纪60年展起来的离岸IFC都是小国、岛国和经济规模已不足以支撑有竞争力的在岸IFC的国家的选择。离岸IFC的发展固然能够为小经济体的东道国带来就业、税收、投资便利、人才培训和GDP贡献，但对大国经济发展则很少能有拉动作用。因此，上海IFC建设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和“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更是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再次，政府的推动将有助于实现上海IFC的宏伟战略。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二是以优惠政策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提供有效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IFC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伦敦在一战前能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稳固的基石就是英国政府实行平衡财政预算和金本位制度，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一战后，美联储积极扶持纽约发展成为IFC与伦敦竞争。二战后英格兰银行在促进伦敦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又直接促进伦敦重新崛起为全球IFC。国际经验表明，IFC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推
进的结果。其中世界级IFC的形成，市场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区域性IFC的形成，政府的政策推动又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上海IFC的建设，必须坚持国家支持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市场推动和政策推动相结合。
二、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在上海建设IFC的目标定位明确后，还必须认识到各种约束和限制条件(如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海IFC建设的影响。受制于各种约束条件，上海IFC建设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的特征，也必然遵循着国内金融中心一区域(亚洲)IFC-全球IFC这一发展路径。
(一)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已经建成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国家一直把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开放的试点，支持上海在金融发展上先行先试。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政策，上海也始终把金融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5年8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成立，更标志着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中心的决心未变，信心不减。第二，全国的货币、证券、黄金、金融期货、外汇五大金融交易市场全都落户在上海，上海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级金融市场体系，并成为全国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心。第三，上海吸引了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积聚，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局面。上海是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积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05年底，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中外合作的金融机构已达326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余额达到近4000亿元。今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后，首批成功转制的四家外资银行，都选择上海作为其法人银行的注册地。
目前，上海已经具备了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其功能还不是非常凸显。要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还需要再聚金融资源，再造金融制度。首先要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着力扩大市场规模、创新交易品种、拓展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1)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做大市场规模，巩固和增强股票市场的主板地位。(2)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扩大企业债的发行规模。美国公司债券约占证券市场的60％，股票份额仅占20％，而我国企业债的融资规模仅为股票的20％，“短腿”现象十分明显，债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3)应以货币经纪公司的建立为契机，继续完善外汇市场，建立货币经纪人制度，提高市场平衡外汇供求的能力。(4)应稳步推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利用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将上海打造成为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中心。(5)应规范产权市场的发展，支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升服务功能，力争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产权交易所之一。(6)应加快推进资金结算中心的建设，提升交易、登记及结算系统的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
其次，要支持金融产品创新，把上海建成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上海金融创新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市场需要、跨国公司发展需要。应积极开发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重点是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融资票据、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等。应稳步开发股指期货类、利率类、汇率类金融衍生产品。应初步推出新的商品期货，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
再次，应继续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把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业务的试验区。上海在继续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积聚上海的同时，应鼓励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拓展新业务，并支持其跨地区开展业务。可率先扩展至长三角地区，并进一步延伸到全国。不仅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高端市场的现代金融服务优势，而且还要逐步取消不合时宜的外汇管制措施，鼓励外资银行发展跨国金融业务。
(二)力争尽快将上海建成区域(亚洲)IFC
目前在亚洲IFC的争夺中，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等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区域化的竞争格局中，上海应联手香港，共同竞争亚洲IFC，并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建设区域IFC，沪港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二者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更需要互补。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IFC，拥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市场规模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均超过上海。但也正是由于港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立的货币体系，决定了香港不具备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条件。而对上海来说，人民币自由兑换尚需时日，这一限制，始终是上海建设IFC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障碍。
因此，合作无疑将是上海建设IFC过程中的必备策略。在人民币真正实现自由兑换前，上海应与香港密切合作，共同竞争亚洲IFC。期间上海IFC建设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人民币金融中心，香港特区则将是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战略重点是提升两大城市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力。
香港作为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的重点应是与新加坡等城市竞争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香港特区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一直领先于东京和新加坡。香港与新加坡相比的重要优势在于其内地广大的腹地，使其能够发挥祖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经济的转运港功能和金融往来。尽管近年来香港由于商务成本过高，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加坡，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整体地位和基础仍然强于新加坡，且能够得到祖国大陆的继续支持。
上海在建设区域IFC的过程中，对外需要与香港等城市展开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监管方式方面，还是在产品创新、公司治理方面，都值得上海更深入地学习。上海还可出台更新一些政策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来沪。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瓶颈。而香港已经形成一个金融人才的蓄水池。目前在上海众多外资金融机构中，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都来自香港。上海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创造环境吸引香港更多的专业人才。上海在与香港开展金融合作过程中，还应鼓励两地金融机构之间互设机构，设立双总部甚至多总部制。在首批落户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中，有3家来自香港，占到三分之一。同时，中国平安等一些内地领军企业，在上海和香港分别设立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其人民币和外币资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型金融机构向“多中心”架构发展成为可能，这将大大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能级和层次。
上海建设区域IFC，对内也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上海又不是监管机构的所在地，因此上海既要面临来自总部的纵向性监管，又要面临跨行业的横向性监管，这种纵横交错的监管格局，将极大地影响监管效率和金融创新。上海可参照其他IFC模式，试行金融统一监管。具体做法是设立上海金融监管局，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和司法权。这样监管当局就能够根据上海建设IFC的特殊要求与环境，制定地方性的金融法规和监管规则，执行或落实中央金融监管任务，协调国
家金融监管一般要求与上海特殊监管要求之间的关系，以适应IFC发展的内在要求。该监管模式将率先与国际监管模式接轨，重在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国际标准的实行。综合的或统一的上海金融监管局可下设银行、保险和证券部门，以进行日常的监管工作。
其次，上海应积极推进以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审计制度的建设。
(三)渐进实现上海全球IFC的目标
2005年11月，伦敦市政当局(Corporation ofLondon，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IFC建设方面，“亚洲的未来在中国，上海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进出中国的资本规模的急剧增加将为此提供保证”。这意味着上海有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全球统治力的IFC。上海发展成为全球IFC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上海要实现全球IFC的目标，还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上海距离真正建成全球IFC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渐进实现。从国际视角看，对照国际上通行的IFC指标体系，依据国际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判断，上海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环境应达到基本完善，包括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
第二，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应达到与国际基本接轨。除极少数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外，绝大部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制度要与国际完全接轨。
第三，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以上。上海金融市场从中介经营机构到投资者、融资者的对外开放程度都要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要显著增强。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汇率制度的弹性逐步加大。
第四，上海金融市场的品种与创新应至少达到国际中等水平。上海金融市场要形成基本完整的品种布局，做到各大类品种基本完整、小品种较为丰富。同时，金融产品创新活力(包括模仿类创新和自主类创新)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第五，金融专业人才的聚集，尤其是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上海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但缺乏比较高级的、会做产品、会进行风险控制的人员。从质量水平来讲，上海缺乏通晓国际惯例、娴熟运用金融工具、精通国际语言的高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
第六，金融市场的规模要有量级上的提高。金融市场的规模决定了资产的流动性，是金融中心发挥价格发现、投融资功能并进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依靠，也奠定了IFC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基石。上海IFC功能与世界上主要IFC相比，明显存在规模过小、能级不足的巨大差距。比如上海一年的外汇交易量不及香港一天的交易量，不及伦敦一天交易量的三分之一。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部门，各国法律和监管机构都要求金融机构及从业者守法、稳健经营，但还是存在着部分金融业者为了达到不法目的而违规经营，其中表现最为多见的是账外经营行为。账外经营常见于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类金融机构，尤以银行的账外经营为盛。
一、金融机构账外经营行为的性质
对金融机构的账外经营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不在账面上经营，即不反映在银行科目里的资金经营，多为将吸收来的存款及发放给企业、个人的贷款不纳入银行科目核算的一种非法经营行为”。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尽管揭示了账外经营的一些特征，但还不够周密。笔者尝试将金融业务中常见的账外经营表现形式加以归纳，主要有：
（一）不如实记账
不如实记账指金融机构对发生的存款、贷款、资金业务、证券业务等不按正常、合法的会计程序记账，不在规定的会计科目内进行核算，使其不在会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二）搞“两本账”、“账外账”
搞“两本账”、“账外账”指的是另立账户、账目，隐瞒部分业务活动，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和违法发放的贷款进行“体外循环”。
（三）私设“小金库”，转移和隐瞒部分收支
账外经营会导致巨额资金流于正常金融渠道之外，增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不但容易酿成兑付危机，也给洗钱等上下游犯罪造成了可乘之机，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危及到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账外经营行为在上世纪90年代频频发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进行制止纠正，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这两部重要的法律中对此加以规定。《会计法》第7条规定：“下列会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一）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二）财务的收发、增减和使用；（三）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等……”；商业银行法第55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商业银行不得在法定的会计账册外另立会计账册”。此外，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如《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一次专门对账外经营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以下列方式从事账外经营行为：（一）办理存款、贷款等业务不按照会计制度记账、登记，或者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二）将存款与贷款等不同业务在同一账户中轧差处理；（三）经营收入未列入会计账册；（四）其他方式的账外经营行为”。对于账外经营行为的法律责任，该办法第11条规定：“……金融机构违反前款规定的（指账外经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责令该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关于账外经营的立法内容主要是从账务处理和财务管理的角度入手――因为账外经营行为侵犯了账务、会计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和可信性；作为经营风险极高的金融机构不将其经营成果如实进行记录和反映，使监管机关难以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现状和风险状况，无法保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即便再高明的账外经营行为也必须寄存在财务会计管理体系中，对其识破和查处也必须从会计渠道入手，因而，账外经营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严重的会计违法――犯罪行为。
二、金融机构账外经营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金融业务当中，账外经营行为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常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所利用，如我国的刑法中所规定的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类似的行为主要有：
（一）账外非法吸储行为
账外非法吸收储蓄存款在金融机构账外经营中屡见不鲜。同一般的违法吸储相比，金融机构在账外从事违法吸储有四个动机：一是容易逃避监管与查处；二是可以不交或少交各种存款准备金；三是为了方便地支付高息；四是为了更方便地使用那些违法揽存的资金。账外吸储也采用提高存款回报这种惯用方式，主要手法有：在存款当时就从账外返还现金、给予回扣和手续费、给予实物或物质利益作为“奖励”、允诺事后或在支取存款时从账外另行支付“分红”、“贴水”。账外吸储还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如：1．账外私设储蓄品种，自行设定利率档次来吸收资金；2．明知是单位存款或本不应作为储蓄存款的资金却将其按储蓄存款对待，在账外吸收这些资金。由于账外非法吸收的存款手段比较隐蔽，支付高息和手续费比较便利，吸收来的资金运用起来受限制较小，因而一些金融机构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乐于采用。
（二）账外非法出具金融票证行为
非法出具金融票证案件包括非法出具信用证、保函、存单、票据、信用证明文件等。在金融机构账外经营活动中，多采用非法出具存单的手法。其行为表现为：1．收取客户存款后不入账，开出空头存单；2．将收到资金的极少部分入账，大部分留在账外循环，开出票面金额与金融机构自留底单金额严重不符的存单，即通常所说的“鸳鸯存单”；3．将允诺付给客户的超出正常利息的高息或好处费、手续费金额也开进存单面额之中，使开出存单面额大于实际入账金额，即虚开高额存单；4．使用已封存或停止使用的印鉴、空白存单以及其他不规范的存款凭证等。这些操作手法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配合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或者是将账内的正常资金转为账外资金，为账外经营提供方便。
（三）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犯罪行为
这是金融机构账外经营行为最典型的操作手法。金融机构实施非法拆贷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金融机构利用办理存储业务之机，收授储户存款或者高息吸存社会闲置资金后不如实记入存款账目；第二步是以高利转贷以牟取利息收入，或者违反金融机构之间拆借资金的用途、来源、期限、利率将资金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高息或者以金融机构名义为单位之间非法拆借巨额资金做担保以收取手续费，而在账目上往往又反映不（下转第49页）（上接第47页）出这些业务活动，形成资金的“体外循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类行为开始抬头，有的金融机构甚至被某些犯罪分子把持和恶意经营，成为用资人随时提供资金的“提款机”和犯罪工具。目前又出现了新的操作手法，如违规挪用社保基金、闲置财政资金、通过虚构的委托贷款合同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四）违法发放贷款行为
根据《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等金融法规中关于贷款的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的形式主要有：1．违反规定提高利率、降低利率或采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发放贷款；2．不对借款人的主体资格、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进行严格审查轻率发放贷款；3．不对借款人提供的担保物权属、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和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发放贷款；4．不按照规定与借款人签订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办理贷款凭证、抵押质押手续。在账外经营中常常是把来源于正常渠道的信贷资金转入账外，而且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违法情形。通过分析已暴露的金融机构账外经营中发放的贷款行为可以发现两个极端：一种账外贷款是典型违法的，对贷款人特别是关系人的审查敷衍了事，没有完备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或根本不签合同，而只是仅凭一张转账支票或者其他会计凭证就把大额资金贷出，贷款的担保物徒有其名，抵押形同虚设，保证人根本无代偿能力等等；另一种账外放款则是手法隐蔽，花样翻新，表面看起来符合贷款要求，比如将贷款贷给空壳公司后立即转出、由关联公司循环担保、明知担保物有瑕疵或不保值照样贷款等。有的还形成了出资方、金融机构、用资人三方勾结，事先谈妥资金数目和利息条件，然后由金融机构在账外将资金“指定”贷给用资人的情况。
三、对我国现行立法的反思和建议
我国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账外经营行为缺乏准确的定义，账外经营方面的立法现在比较薄弱，没有系统性，缺乏整体的思路，存在救急、救火的现象。基于此，笔者建议：
（一）对账外经营进行科学的定义
建议把账外经营规定为“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金融、会计法规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逃避金融监管，对存贷款、结算业务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不如实在会计账册中记录和反映，或隐瞒其他法定会计事项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目的的行为”。既强调其违反会计制度的特点，也突出其违反金融监管、违反业务法规、自行其是的特点。
（二）对现有的金融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账外经营的规定加以充实
现在只有《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账外经营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笔者建议在高层次的商业银行法中对账外经营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关于存款、贷款、结算的专门法规、规章中对各种账外经营行为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然后在处罚办法中归总其成。
（三）增设账外经营罪代替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拆借罪
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1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4.
[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关键词：外宣媒体；深度报道；经济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担着对外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可以一窥宣传策略对于外宣媒体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视角
外宣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时以全球视角，面向世界传递信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不仅传播金融危机如何发生，还剖析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阐释其对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报道不是局限于传递信息，还体现出一种倾向，引导国际舆论，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以饱满的信心克服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4日发表文章《华尔街给我们什么警示》，10月16日报道《看好中国2条理由》，10月22日报道《全球金融体系当推倒重建》，10月27日报道《恢复信心 从何着手》，11月14日报道《“金砖四国”打造全球经济之锚》等文章客观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健康状况，详细阐释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
二、全面细致，形成体系
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外宣媒体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多角度诠释，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机。
（一）关于金融危机本身的报道传播信息是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报道了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各国的应对政策等基本情况。2008年9月17日发表了《雷曼公司破产预示着什么》，10月24日发表了《亚欧携手应对挑战》等报道，主要介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原因，导火索以及各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二）对金融危机的深入解读，外宣媒体更加注意宣传专家的观点。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全球金融危机何时现曙光》一文，主要内容是专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解答它正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何时结束、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怎样评价当前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等问题。2008年10月7日发表了《我们如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金融危机两面看》等一系列解读性质的报道。总结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客观分析其带来的有利因素。深度报道成为媒体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专业性极强，而媒体报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进行舆论引导，尤其是外宣媒体，对外传播代表着国家形象，这样只有权威人士、专家对其进行解读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实施的举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体的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的政策调控、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优越性、国有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等；二是地方开展的好的活动，出台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通过报道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是回避金融危机的一项有力措施；三是展现我国企业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对外报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外传播首先应该力图融入读者群体所在的区域，做到“入乡随俗”。外宣媒体的传播理应做到，与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规律、收视习惯相接轨，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同时，要摒弃传统上中国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平衡报道，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要报道我们经济效率不高、市场调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学等一些问题，摆脱“宣传”的痕迹，增强“客观报道”的分量，这样才能逐渐赢得更多西方受众的认可。
总之，媒体报道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我国外宣媒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展现国家成就、提升国家形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对外传播正在积极探索新的路子，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逐步实现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摘要]本文在整合国内外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特点，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三大传导机制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路径研究，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积极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同时考虑到对应分析的静态性特点，为客观地描述传导程度的动态变化，人为设定了三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作为危机影响前期，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作为影响中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作为影响后期。在三个时间段内构建模型对比10个行业与5个传导因素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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