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9 14: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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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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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时钟；经济周期；中国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
首先，在周期确定方面，本文使用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长两项宏观数据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当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对宏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具体方法包括历史数据回归、多因素分析等。实际上，对于经济周期的准确判断和预测，是投资时钟理论有效应用的前提，而对拐点的预判更是及时调整资产配置，避免风险的有效手段。后续的探索工作将尝试引入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在未来经济走势预测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关键词】经济周期 拐点 谷-谷法 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或称经济波动,其周期性变化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市场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同时正确判断经济周期变化对国家实施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经济周期变化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命题。
经济周期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把经济周期定义为“古典型经济周期”与“增长型周期”。古典型周期是指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国民经济产出总量绝对下降,即出现负增长。对于我国来说,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大起大落,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如果国民经济产出总量并不绝对下降,而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则为增长型周期。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为波动幅度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五轮周期,宏观经济一直维持平滑的高位运行,周期界定已经十分模糊。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判断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或衰退)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以下本文将用这种两段式(谷-谷法)来划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
从图1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五轮明显的经济周期,时长为4―10年。1978―1999年的前四轮经济周期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明显,跌荡起伏清晰。进入第五轮经济周期区间后,该区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经济增长曲线相对平稳,但周期自身的阶段性特点依然存在。
第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77―1981年,周期时间为五年。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前最后一轮周期结束在1976年,那一年我国GDP增长指数达到谷底,经济增长为-1.6%,为一轮周期的完整性体现。我们把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周期扩展到1977年,那一年的经济增长开始复苏,上涨了7.6%。第一轮经济周期增长最快的年份是1978年,达到11.7%,经济周期的波幅为5%;最高通货膨胀率为6.5%;第二轮经济周期是从1982―1986年,这轮周期持续了五年时间,最高通货膨胀率8.8%,年度经济增长最快达15.2%,周期波幅为6.4%;第三轮经济周期从1987―1990年,周期时间为四年,最高通货膨胀率为17.9%,该周期经济增长最快为11.6%,周期波幅为7.8%;1991―1999年的我国第四轮周期,该周期通货膨胀率创纪录地达到24.1%,经济增长也高达14.2%,周期波幅为6.6%。
对于改革开放前三轮经济周期,理论界并没有太多争论,但对第四轮经济周期谷底界定为1999年这一观点遭到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同样以GDP增长率为研究指标,认为自1991年第四轮经济周期后,GDP增长率虽一度达到1992年的14.2%,但自1993年下半年实施“软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到1999年,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尤其是1997―2002年GDP增长率是徘徊于“七上八下”的局面。因此,以1999年7.6%的谷底作为第四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年份是不合理的。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02年经济才开始复苏,GDP增长率从2001年的8.3%升至9.1%的新高,2003年更是高达10%,可以说我国是自2002年开始才算真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以持上述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第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应该是1991―2001年,而非1991―1999年。
本文认为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更具科学性,因为所谓谷底就是在其后经济应该出现明显的恢复和增长,2002年9.1%的经济增长更加符合事实。但为研究方便,本文从直观的角度将其起止时间规定为1991―1999年,而将随后的2000年和2001年都看成是第五轮经济周期上行调整的积累期。因此第五轮周期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7年经济周期达到波峰,经济增长为13.4%,2008年后经济增长进入周期下行区间。
二、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界定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也进入了第五轮经济周期,这一点没有太多疑问,但从目前来看本轮经济周期是否已经结束,拐点是否已经来到?理论界目前没有统一定论,但确定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对下一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把确定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作为研究的重点。
按照“谷-谷法”划分2009年GDP增长8.7%并不是本轮周期的最低点,最低点是2001年,经济增长只有8.3%。如果以前期8.3%为标准,现在2009年经济增长8.7%就确定为谷底并不科学,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是2009年我国经济还没有到谷底,第五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按照经济周期的规律,2010年或者以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还会继续下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仍然将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因此确定第五轮周期的终结点必须十分慎重。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关键是看到在经济下滑的后面是否有强劲持续反弹的迹象。2010年刚开始用年度经济增长数据判断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我们从季度经济增长来着手分析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图2是总结1999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共11年44个季度我国GDP增长的曲线图,在这个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变化,并用经济周期理论的四阶段法来诠释该轮周期的全貌。
1、1999年是第四次经济周期的终结。1999年GDP增长7.6%,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我国经济拖入了深水区,由于我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1998年出口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尽管部分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复苏,我国外贸出口也转降为升,但由于国内需求仍然十分低迷,因此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跌破8个百分点,创造了近十年来单季最低增长速度,尽管经济增长困难重重但复苏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图2中1999年第四季度呈现一处拐点,拐点后2000年国家经济开始复苏。
2、2000―2001年我国经济进入“复苏”调整阶段。两年八个季度GDP增长在七和八之间徘徊,最低7.9%,最高8.9%。这两年间是经济增长的积累期,这不仅包括国内需求的积累,也是信心的积累。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1年国债余额已接近警戒线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推动下,2001年第四季度经济已经稳定反弹,供给过剩的状况已有所好转。
3、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7年第四季度成为本轮经济周期出现的第一个顶峰拐点,经济达到增长的峰顶。这期间我国实现了平稳的、长达六年的经济扩张,是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最好的阶段,属于经济的上行区间。经济增长幅度从2002年第一季度的8.9%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13.4%,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直到顶峰。同时物价水平也不断攀升,CPI从2002年的-0.8%上扬到2007年的4.8%,2007年11月CPI一度上涨到6.9%,创造了五年内的单月最高涨幅,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国家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从2003年开始将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为“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适度收缩了银根和政府投资,这样做效果明显,六年间我国始终保持着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没有出现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相对温和的通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益的。因此本轮周期出现长达六年的扩张期,这期间政府“反周期”政策运用功不可没。
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轮周期顶峰,经济增长达到了13%,这个顶峰同时也是拐点,2007年第四季度后经济开始下滑。而形成这个拐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世界金融危机蔓延导致外需遽然减少,另一方面则由于五年来国家为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一直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加之2008年初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宏观调控没有及时调整、紧缩政策使得国内需求雪上加霜。内需外需同时作用导致2008年我国经济开始下滑,经济下滑的同时由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原因,国内通货膨胀却进一步加剧,2008年我国CPI水平达到了5.9%,创造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反观2008年,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涨”现象。
4、顶峰拐点过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紧缩”阶段。一年的紧缩后,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进一步进入“危机”阶段跌入谷底,本轮周期又出现了第二个拐点。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达到顶峰,随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全年尽管增长9%,但与2007年相比仍然减少了2.7个百分点,从季度数据来看,2008年GDP的增幅逐季递减,第一季度GDP增长了10.6%,第二季度10.4%,第三季度9.9%,第四季度9%。但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仅为6.1%,而这个季度可称为“危机”阶段,这个季度创造了近20年来的单季最低增长纪录,中国经济掉入谷底。从图2上看这个拐点非常明显,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见底后,第二季度经济开始快速反弹,而且反弹之势迅猛,经济增长了7.1%,第三季度上涨8.9%,第四季度竟高达10.7%。出现这个拐点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
通过对图2进行的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在历经2000―2001年两年的复苏期后进入长达六年的扩张期,这六年时间经济增长平均达10.3%,2007年年末经济开始下滑,进入本轮周期的下行区间。这个紧缩期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2009年初跌入谷底,但很快在国家强大的“反周期”经济政策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就走出谷底强劲反弹,而且这种反弹之势在2010年还将持续。因此可以得出第五轮经济周期在2009年已经终结的基本结论。
三、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特点
1、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扩张期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我国1977―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持续时间五年,其扩张阶段是1977年和1978年两年,到了1979―1981年国家实行调整政策,其后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周期时长为五年,扩张期从1982―1984年共三年时间;1987―1990年的第三轮经济周期,时长为四年,扩张年份是1987年和1988年两年,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前四轮周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991―1999年的第四轮周期,时长为九年,但扩张年份却只有1991、1992年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七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
而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从2000―2009年持续时间长达十年,除2000年和2001年为经济复苏期外,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长达六年的经济扩张,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3%,物价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1%,真正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2008年和2009年两年收缩期,其扩张和收缩比也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这充分证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劲。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六年的扩张期还是在国家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防范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可以说六年的经济扩张其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自身的增长性。这也充分说明了进入21世纪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经济肌体内部的有效需求得到不断的、稳定的释放。
2、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增势最平稳,周期波动振幅最小的一轮周期。经济周期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也称峰谷落差,是反映经济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而言,振幅越小,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就越高,经济增长的抗衰能力也就越强。改革开放后前四轮经济周期的振幅分别为5%、6.4%、7.8%、6.6%,均值为6.45%。而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振幅仅为3.1%,不仅低于前四轮的均值,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后周期振幅最小的。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显著提高,同时也说明国家“反周期”经济政策运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五轮经济周期这十年期间,我国经济有冷有热,有快有慢。2000―2001年经济复苏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2002年经济扩张期国家又采取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快增长,降低经济增长热度,2008年宏观经济严重下滑后国家再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另一匹发动机,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第五轮经济周期振幅小、运行平稳,充分证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3、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经济周期运行最为吻合的一轮周期。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从改革开放后就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十多年,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影响日益加深,导致我国1991―1999年的第四轮经济周期出现长达七年的收缩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东南亚各国快速发展造成对我国投资以及出口的影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经济泡沫破灭把我国经济拖到谷底,随着2000年世界经济复苏,我国经济也开始走出谷底;无独有偶,2008年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进入衰退期,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美国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支撑我国经济的外需骤减,从而把我国经济拖入了下行区间,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开始复苏,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明显的叠加状态。不难看出,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周期受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日益加深,与世界经济周期呈“同步化”发展趋势已成事实。
四、新周期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是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在2009年已经出现,2010年是第六轮经济周期的元年;二是我国经济在2010年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上行区间,控制通货膨胀应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取向。
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第六轮经济周期政府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1、在总结第五轮经济周期运行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市场内生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是内生的,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力量会不断增强,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源泉;另一方面是外生的,政策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影响经济周期的形态或导致周期的变形。第五轮经济周期之所以时间长、扩张持续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市场内生动力被激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尽管历经3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显著提高,但还是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同时,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例如农村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只有随着这些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内生动力才可能进一步激发。同时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行政手段也应逐步减少甚至退出,进而改革政府干预经济所采取的一些非常规的政策、手段和方法,为培育市场内生动力创造条件。
2、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及时调整“反周期”宏观政策取向。基于第五轮经济周期拐点已经出现,宏观经济已进入上行区间这一基本事实,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将“保增长”的单极目标逐渐变为“保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等多重目标,将财政货币等“反周期”宏观政策从“积极稳健”向“双稳健”转变,有效控制各级政府固定资产的投资节奏,保持经济平稳。
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2009年国家4万亿政府投资砸下后社会投资需求已激活,甚至有过热迹象。因此2010年后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应该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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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发展；经济增长；影响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一些新型的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出来，生产业的出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尤其是当前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对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从而促进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融合。
一、服务业的概述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一）服务业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服务业通常是指生产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济部门及企业，在我国被称为第三产业，一般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金融业、通讯业以及政府行政行业等。
服务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服务业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其中生产业主要是指被商品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包括交通运输业、科学服务业、农业生产服务以及现代金融等9个行业。而消费业是指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旅游业、餐饮业、文化产业、体育行业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行业等10个行业。按照服务业兴起的时间以及发展的历史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三种类别。传统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的服务行业，主要使用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人们提供服务；现代服务业是受到工程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形成的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一种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服务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使得该行业的收入弹性发生改变。
（二）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贝尔理论
贝尔理论是针对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工业化时代相比较，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产品经济向着服务性经济的转变，其次是理论知识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发展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最后是创造性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复杂问题的处理更加简单化，使后工业社会能够有效的规划社会发展。这些理论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工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概念出现的时间是1960年，这一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直至20世纪末，出现了总成本原理，认为总成本是制造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总和。这一原理的出现说明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加频繁，教育范围的扩展促进教育资源的应用更为广泛。服务业对于这种交易过程中的费用处理往往是以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说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流通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服务业的在GDP中的比重为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北上广和江浙等地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均已超过50%，甚至个别地区达到60%以上，而以广西为代表中西部地区，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7.8%。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高达80%的比重。由此可以得知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着相当正面的影响的。
（一）服务投资对GDP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加快以及GDP的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发展速度快、比重增加、结构优化等特征，但是服务投资还相对不足，我国服务投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是服务行业的投资效率比较低，其次是服务业特别是一些细分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力度不足，最后一点是科研和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中最有弹性的产业，投资比例还相对较小，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步伐，因此，需要不断增加在这两个各方面的投资比例，才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服务业相关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就业扩大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通过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方式加快了我国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发展，然后通过自身的发展状况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推动就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逐渐向服务行业靠拢，从而使得中产阶段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最后，服务业通过延长产业链以及增加产业的附加值，使得行业本身的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种反作用力，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
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协同性以及非对称性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是指不同经济变量波动在互相影响的作用下产生经济行为的同步性现象，而经济增长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是在经济周期扩张阶段或者是紧缩阶段出现的不同经济行为的非同步性现象。有关数据统计显示，服务业产出波动周期与国民经济波动周期在时间上以及波动高度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服务业周期与国民经济周期在经过复苏阶段之后都会表现出强势的扩张劲头，这一趋势的出现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都有着较大的潜力。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增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张力，同时还会使得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变得平缓，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关键词：经济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产业发展、产业收缩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and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classstruggle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ofspecialized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knowledge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潜在增长率；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只有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近两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大约110万个就业岗位。5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3)，中国经济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4％。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增长率的潜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采取何种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不超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可持续性和潜在路径三方面的范畴，本文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
经济特征既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提出和验证假设，进行逻辑分析或者数理建模，最后通过研究提出对这种特征进行改进的对策建议。图1反映的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献针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多角度的详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
(一)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周期划分方面，刘树成利用1953-1995年数据，按照“谷―谷”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九个周期，并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认为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点：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而改革后波动状态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缓”型转变。袁志刚、何樟勇在刘树成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从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
从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方面，刘树成认为，从建国以来到1992年，我国经济波动表现出在波动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时间长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适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张军认为，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特别是自1994-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度波动趋势可能已经被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献从产出缺口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如郭庆旺、贾俊雪在估算中国潜在产出过程中发现，1978-200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出现波动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产出缺口波动比较剧烈而且频繁；1996年特别是1999年以后，产出缺口变化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我国产出缺口扩大的势头明显趋缓，但在2002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遏制经济下滑、治理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考察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新方法开始出现，黄赜林利用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和政府支出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刘金全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货币等名义量值波动密切相关，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波动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进出口波动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的贡献为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占10％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贡献。王小鲁利用生产函数对1953-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经济增长”，主要应是外延型增长。世界银行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短期的关系，刘霞辉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来研究经济波动，认为中国经济虽保持了整体的高增长速度，但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中国经济正是由于人为干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既定路径，使得经济系统出现不正常的过度波动，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的常态。
袁志刚、何樟勇从供求关系和增长方式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常态特征，认为在传统体制下，价格体系僵化，“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一短缺一进一步粗放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形成这种常态的机制在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规模目标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饥渴，使得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态。在经济转轨初期，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放开，经济开始并长期处于“经济扩张冲动一瓶颈制约加剧一通货膨胀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一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一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的宏观经济运行。1997年以后，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转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货紧缩趋势持续出现，此时宏观决策层通过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但是仍未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的现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和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一个经济减速发展或者调整的过程。江小娟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上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长过程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李扬、殷剑锋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
率。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解释力有限。杨认为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据此认为，东亚依赖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虽然增长速度会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可保持快速增长，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有利条件
杨多贵等较乐观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五大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上升的增长时期；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正日趋完善；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正不断提高竞争力；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观念已经确立。
但是，更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方式背后蕴涵着高昂的发展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高增长的潜在困难。李善同认为结构性因素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张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从供给方面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鲁认为，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体制缺陷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且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江小娟进一步扩展了王小鲁和李善同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难度体现在：一是原有支柱产业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升级，而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二是体制因素抑制经济增长，如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范围的企业重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等。张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来考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过快上升。
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经历了25年的持续高增长，形成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一高储蓄的循环发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资一高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短期内高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有高额成本的高投资一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高坏帐、高污染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短期内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宏观收益和宏观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十一五”期间粗放式经济扩张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内涵与计算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潜在增长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假定下，默认了潜在增长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去测度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为了找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过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层面的估计
刘迎秋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探讨潜在增长率的存在区间，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为9％，下限为6％。左大培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刘国光根据20世纪80-90年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10％，过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实，估计2000-2010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10％之间。王诚指出，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程晓农则认为，8％为无利润增长点，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率和大面积亏损的两难窘境。
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在长期内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状况将得到扭转；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郑斯林等预测，如果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能够处于常态，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层面的计算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课题组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的波动则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作用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因此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判断值，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李善同等通过开发动态递推CGE模型DRCCGE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依次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预测中国“十一五”期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间增长的首要动力仍为资本积累。
近年来很多新方法也相继引入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中。如陈玉宇、谭松涛从产品市场价格出发，解释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验证稳态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SIRG在9.8％左右。刘金全、佟新华检测了中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业条件下自然率为8.7％，宏观调控和谐有效条件下自然率为8.6％，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条件下自然率为8.1％。张鸿武在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1992-2004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4年间季度GDP的潜在增长率为2.25％，折合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并认为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标准。
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小结及简评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现在的资源瓶颈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
要是寻找、验证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并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上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见解：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的十周期划分法及对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稳发展态势的分析是很科学的，但是对于其时间分割来说，笔者认为选取1994年较之刘树成所选取的1992年要更为合理，因为在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保持回落态势，但是它并没有回落到后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路径，这个增长的平稳路径应该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时间分割点更为合理。
第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分析，力图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产量和产值最大化。但是，当今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而经济增长中考虑需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应着重研究总需求不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的机制，力求谋求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经济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们生活的中间目标而已，最终目标仍然还是追求人们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增长的福利性评估。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并非同一，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不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第四，与前述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最大难度在于进一步利用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中，很多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创造价值方面的分析，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无价值或者少价值的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还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虚拟资产，这些都对中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政府和金融机构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将不断减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难度将会不断加大。
【关键词】经济周期 行业轮动 投资时钟
一、文献综述
学者研究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模型始于19世纪90年代。Sam.stova（1996）研究1970年到1995年间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股市各行业的表现，他将25年分为4个扩张期，3个收缩期。其中扩张期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收缩期分为早晚2个阶段，认为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阶段,一般伴随股价的下跌与货币资金的减少,当经济走向谷底时,央行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这时公用事业与金融行业表现最好。
美林证券公司在2004年的《投资时钟》报告中，统计了美国1973—2004年的历史数据，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不同变化，将经济周期分为萧条，复苏，过热和滞涨，其研究显示，在衰退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在复苏阶段股票收益率最高，在经济过热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在滞涨阶段，现金收益率最高。
在国内，对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大部分是从货币政策与股市相互关系来分析，中国金融产品种类少，且投资门槛高，研究中国的投资时钟，应重在基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A股行业轮动。
二、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与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一）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
宏观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由萧条到复苏再到的循环变动。 按统计指标变动轨迹与经济变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同步指标、先行指标、滞后指标。
先行指标主要用于判断短期经济总体的景气状况，我国一般采用新开工项目数、基建贷款、海关出口额、狭义货币M1、工业贷款等作为先行指标。一致同步指标是指与国民经济周期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指标，我国常采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海关进口额、货币流通量、广义货币M2等作为一致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指在指标的时间上相对落后于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我国主要有全民固定资产投资、零售物价总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
（二）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中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时间从2003年1月至2011年7月，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组合的变化，我们把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下降为衰退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下降为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上升为过热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上升为滞涨阶段。
三、行业轮动的理论逻辑
（一）利率和成本
利率与成本降低，先会刺激可选消费，后沿产业链延伸, 如汽车——钢铁、工业金属、化工——采矿、电力、煤炭、石油；房地产——建材、钢铁、有色、家电、机械。同时利率降低，货币增多，直接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
（二）财政政策方面
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一是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会使建筑、建材、钢铁和有色的需求增加，而影响煤炭、电力、石油、铁矿的需求。二是要鼓励新技术的运用，目的是鼓励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三）出口方面
世界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国外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必需品的需求，包括纺织服装、家具等，另一方面是推动机电产品出口，且沿着产业链向下，即机电产品——机械、电子、家电——半导体、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矿石。
四、中国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行业表现
我们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把2003年1月到2011年7月分为四个阶段，找出每个阶段表现最好的四个行业。
（一）衰退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降低，因为经济增长率往往提前通胀到来，所以通货膨胀降低一般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已到末期，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该开始。跟利率和货币供应相关的行业往往复苏，与财政政策有关行业也受益，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家电、电子元器件、有色、房地产、交运设备。
03.1-03.5 04.11-05.2 06.5-06.12 08.10-09.2
黑金 0.258 信息服务 0.049 家电 0.700 交运设备 0.095
公用事业 0.287 餐饮旅游 0.051 化工 0.796 食品饮料 0.095
交运设备 0.342 房地产 0.061 交运 0.861 家电 0.116
金融服务 0.408 黑金 0.017 房地产 1.118 有色 0.164
（二）复苏
经济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却仍降低，但快到达底部，这时候利率达到阶段最低，扩张性财政政策却还在进行。需求稍微恢复，且成本到达底部，跟利率和成本敏感的行业成长较快。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交运设备、采掘、有色。
03.6-04.4 05.3-06.4 09.3-10
电子元器件 0.028 商业贸易 0.325 餐饮旅游 0.400
交运 0.062 金融服务 0.439 交运设备 0.400
黑金 0.074 食品饮料 0.523 房地产 0.443
采掘 0.162 有色 0.596 采掘 0.634
（三）过热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处在上升阶段，因为经济增长率提前于通货膨胀上升，这通常说明着经济已经到达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还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央行对利率的控制较平稳,财政政策也是平稳的。在这时期，由于需求缓慢回升且通胀缓慢上升，各个行业收益率都较高，中游行业开始有所表现。此阶段以下行业表现最好：农业家电、采掘、有色、机械。
07.1-08.3 09.11-10.04
有色 1.466 有色 0.291
采掘 1.476 纺织服装 0.3405
家电 1.511 机械 0.3625
农林 1.585 采掘 0.3689
（四）滞涨
经济增长率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降低。而通货膨胀却仍处于上升过程，较高通货膨胀的危害开始出现。此时，由于通货膨胀处在较高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率也还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息以应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防止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因为需求降低，而利率和成本仍在上升。无一行业出现绝对收益，持有现金是最好选择。以下行业比较而言收益还可以：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相对不错。
04.5-4.11 08.4-08.9 10.05-11.07
食品饮料 -0.146 食品饮料 -0.322 建筑建材 0.1089
采掘 -0.049 信息服务 -0.313 医药生物 0.1890
交运 -0.038 医药生物 -0.288 交通运输 0.2168
黑金 -0.016 公用事业 -0.286 食品饮料 0.3272
五﹑结论
我们从经济周期角度来分析A股市场的行业轮动，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来划分经济周期，先通过经济周期与行业轮动的理论传导分析，后通过实证检验中国A股市场，得出了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各行业的收益率也有差异，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基于经济周期的A股行业轮动来获取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 Stovall Sam.Standard & Poor's guide to sector investing[Z]. McGraw-Hill，1996.
[2] Martin J Pring.积极资产配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
[3] 美林证券.The Investment Clock—Special Report# 1：Making Money from Macro.2004.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周期 朱格拉周期 实证研究
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取得了之前任何一个阶段或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方面。但早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时期人们就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存在直线式的增长，而是普遍存在着经济扩张和收缩交替运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出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后来人们一般将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运行所表现出的重复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上下起伏变化谓之为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
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获得了更大发展，它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理论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两个核心，近一二十年来，两个研究领域又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我国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我国现有的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如“对我国经济周期长度研究和类型的研究虽已开始，但众说不一”之类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具体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周期的波动既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难题”。而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历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敢于实践的勇气，更需要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无疑将有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更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其测度也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对宏观经济将来运行的可能性趋势作出准确估计和判断，而这必须建立在对相应周期性波动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
由于一国的经济波动总是通过宏观总量及其相对率的上下起伏来表现，所以人们一般借助GDP总量及GDP增长率来划分其经济波动的周期。本文采用NBER的Bry和Boschan开发的测定经济时间序列转折点的程序（简称B-B程序）来界定我国GDP增长率变化（见图1）周期，并借此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周期性。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确定经济周期运行转折点时明确规定：第一，只有经济从一个高峰到相邻的另一个高峰，或从一个谷底到相邻的另一个谷底，波动时间在15个月以上，才称为一个经济周期；第二，一个经济周期的收缩和扩张阶段也都要分别持续5个月以上。这两条规定主要是排除一定时期内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脱轨现象”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干扰。考虑到“周期的长度及类型是经济运行当中内在的自身规律使然，应当是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后所研究的结果”，所以具体应用B-B程序的“谷一谷”法划分经济周期时，依据美国商务部相应规定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变通。
按照上述美国商务部对经济周期转折点划分的标准和规定，本文借助图1的分析可知，自1978年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周期（每个经济周期的具体波动长度特征见表1）：
第一个周期：1978～1981年（周期长度未知）；第二个周期：1981～1990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三个周期：1990～1999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四个周期：1999～2009年（周期长度为10年）；2009年后步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波动中。
这五个经济周期中，第一个周期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最后一次波动的部分收缩阶段，而李瑛（2007）在详细深入分析经济周期内涵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将改革前的经济波动纳入我国经济周期的研究范围是矛盾做法”，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价格体制改革，所以本文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主要针对后面四个经济周期。
表1中，T为实际长度，T为平均长度；σ为标准差，，其中，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y为样本值，标准差σ表示实际值y偏离平均值的波动幅度；v为波动系数，，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主要指标。
借助表1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长度特征的反映，结合图1中我国市场经济自1978年建立以来GDP增长率波动情况，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状态的具体特征（见表2）。
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分析
（一）周期类型
图1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自建立以来三个经济周期谷底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4%、3.9%、7.1%，均远高于0%，表明每一个周期均为增长型周期。何况虽然全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44%，但三个已完成的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中，最低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已为9%，且周期最高GDP平均增长率与最低GDP平均增长率之间仅相差0.4%，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二）周期长度
按照B-B程序的“谷-谷”法对经济周期波动长度的界定，经济波动周期的长度指一个波谷年份到下一个波谷年份的时间长度，是衡量经济波动平稳性特征的一项重要指标。从图1可知，按“谷-谷”法计算，自1981年到2009年的28年间，我国经济共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3年。
“按波谷年计算，即从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也是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6.7年”，意味着相较改革开放之前的波动，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同等时期内经济波动的次数在减少、长度在增加，说明每个经济周期波动持续的时间在延长，经济运行更趋平稳。另外，全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为0.9，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的扩张和收缩并不具备绝对化的对称性。
具体到一个周期的波动而言，其长度由扩张期长度和收缩期长度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表示每次周期波动的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持续性。一般来说，若扩张期的持续时间较长，收缩期的持续时间较短，那么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显然，具有长扩张型周期波动的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由表1可知，市场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三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意味着相比第一、二个周期而言，第三个周期为显著的长扩张型周期，表明该周期经济波动具备扩张的强持续性、收缩的弱持续性，让我们在看到第三个周期中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第一、二个周期中，政府存在对市场较多直接干预的去市场化做法导致市场经济波动较大、扩张持续性弱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更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已完成的三个周期的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这种周期长度正好吻合朱格拉周期的特征，“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典型的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
而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于1862年在其出版的《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的著作中最早提出，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时间规律性的。所以，既然我国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波动也呈现出朱格拉周期的长度特征，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经历类似于西方国家早期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进一步证明市场经济机制仅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方式，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服务。当然，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避免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如、贫富不均、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
（三）波动幅度
波动的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离差，表明经济增长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它的大小是反映经济运行是否平稳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上表2可知，我国市场经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10.6%，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降至6.5%，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则仅为2.2%；周期波动幅度在逐渐减弱，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更趋平稳。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是非绝对化对称的，故对振幅的衡量还应分为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两部分，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以分别反映扩张与收缩的涨、落程度。扩张高度是指周期的峰顶位置，表明的是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收缩深度是指回落的谷底水平，表明每个周期的收缩力度，谷底越低，说明经济增长越乏力、越不稳定。
由表2可知，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市场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和收缩深度最大的均是第一个周期，分别达14.5%、3.9%；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就已明显降低，分别为13.6%、7.1%；第三个经济周期则分别为11.4%和9.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扩张高度正在逐渐回落、收缩深度正在逐渐上升，三个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最大的是第一个周期，达14.5%；收缩深度最大的是第二个周期，为3.9%，而第三个经济周期整个周期的波动幅度仅为2.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更趋平稳。这说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和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值得今后工作中学习和借鉴，以达到更好的宏观调控过程和结果。
结论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可以概述为：长度规则、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减小。针对已完成波动的三个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周期类型（按波动性质分）均为增长型周期，表现为经济水平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交替出现，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周期长度（由一个波谷到下一个波谷的时间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吻合朱格拉周期特征，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步入了类似西方国家早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波动幅度（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由10.6%、6.5%到2.2%在逐渐减弱，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到增强。
波动高度（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14.5%、13.6%到11.4%在逐渐降低，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减少了盲目性扩张。
波动深度（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3.9%、7.1%到9.2%在逐渐提高，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有了较强抗衰能力。
波动的平均位势（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0%、9.5%、9.1%，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扩张收缩比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的时间长度与收缩期的时间长度之比）分别为0.5、0.3、4，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在扩张阶段有了更强持续性。
波动系数（标准差与样本平均值之比）由0.4、0.3到0.2在逐渐降低，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正向着更趋平稳、更具持久性的良好态势发展。
可见，波动幅度、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平均位势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在降低、稳定性在增强；周期类型、扩张收缩比率、波动系数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则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备良好持久性。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经济周期中，虽然每一个周期的时间长度都非常吻合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特征，但第一个周期的扩张期为3年、收缩期为6年，第二个周期的扩张期为2年、收缩期为7年，第三个周期的扩张期为8年收缩期为2年，三个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这既表明每一个周期都各具特点，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情景。
上述结果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表现出“稳定性增强、波动性降低、波动更持久”的特征。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证明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一般来说，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经济周期的特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是与此相反的，即扩张期较长、收缩期较短”。就上述分析而言，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这种转变又主要是在第三个经济周期得以完成的。
启示
（一） 必须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
结合上面的图表及分析过程可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09年后就步入了第四个波动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及规律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是指政府必须尊重市场、承认经济波动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律，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相反，还应该增强。总结来说，今后的宏观调控时应该注意：
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方向：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注意政策方向。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期时，政府应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收缩期时，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力度：针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也应该区别对待。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初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弱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中、后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强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革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已运行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可以证明，它大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服务。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得到逐步初步完善。下一步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使之进一步深化，使之帮助我国经济走向更高层面。
（三）向第三个经济周期学习和借鉴宏观调控经验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大潮中，我国经济最终也未能幸免并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该周期波动中的宏观调控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次危机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最后一次，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存在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唯一办法就是立足现实，立足国情，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经历中去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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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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