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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EB/OL].http：///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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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辽宁省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辽宁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城乡、地区和民族不平衡、超前于经济发展等特征。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老年人自身的角色、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等也会带来变化。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需求如果不能合理解决，对社会的安定有一定影响。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及身体活动增进老年人的健康、身体机能、提高其生命品质，让老年人能更好的独立自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我省5个市（州、地）的60岁以上（含60周岁）的城乡居民。其中，城市人口是指在城镇居住的非农业户口人口；乡村人口是指在农村居住的农业户口的人口。
（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本文通过查阅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图书馆等资源，选取老年体育锻炼、老龄化社会等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2000年以来的文献资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启发。
问卷调?朔ā2捎谩岸嘟锥畏植闼婊?抽样”的方法抽取研究对象，由访问员携带调?宋示砣牖Х梦剩?调查城乡居民个体的体育锻炼情况，调查内容涉及参加体育锻炼的基本特征、消费、目的和需求等。
数据统计法。所有数据统计采用SPSS13.0和Microsoft office excel软件完成，分别完成派生指标生成、各类指标的人数百分比计算等。
访谈法。根据本文研究相关内容，结合研究的方法和目的，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实际访谈等形式，对国内有关社会体育的专家进行访谈，根据问卷的内容以及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问题上征求了意见和建议。
2老年人体育锻炼健身情况调查分析
（1）老年体育健身参与者基本情况
年龄和性别结构两个要素是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指标。同时也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老年体育开展状况的重要要素。由此，本研究根据调查结果整理统计出老年体育健身参与者年龄、性别结构比例表。（见表1）
由表1可知，首先，辽宁省老年体育健身人口的年龄分布以65-74岁之间居多，相对比较集中，占总调查人数的70%以上。60-64岁的老年人，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刚刚退休，对退休后的生活还没有适应，规划，刚进入老年阶段，尚未形成体育健身的意识。5年之后，随着老年人社会角色变迁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和体质健康状况衰变，逐渐意识到体育健身的益处，并参与到体育健身实践体验中，所以65岁以后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增加。其次，总体女性健身锻炼人口略多于男性。造成这种现状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身体健康状况、性格差异、养生保健观念、平均寿命有关。
调查结果中发现，辽宁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带病生存，调查对象中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年人比例为45.89%，尚未达到总数的一半。主要的疾病情况包括关节炎、颈椎病、脂肪肝等慢性疾病为主。
（2）老年人体育健身的频率和时间
由表2可以看出，健身频率在5-7次的老年人比例较高占4成多，有160人，而且实地访谈得知，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基本参加活动的年限都在1年以上，由此可见，体育健身已经成为老年人的生活常态，已将锻炼纳入到日常生活中。在调查中发现，每周少于一次锻炼次数的人数有88人，所占比例有2成以上，也不容忽视，这一部分人群对体育锻炼的目标实现困难，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身体原因。因为身体行动不便或者身体素质欠缺导致不能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二是客观原因。60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人帮助子女照顾孙辈，时间和条件都不允许她们开展系统的体育锻炼。三是主观原因。对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导致不参与锻炼。
在调查中发现，作为横向健身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锻炼时间，长短各异。大部分参与锻炼的老年人健身时间在30―90分钟，占86.28%，选择早上时间锻炼的老年人比例也比晚上健身的老年人多，比例为7：3。这说明老年人健身的时间选择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3）老年人健身项目调查
在调查中，共设置老年体育将身项目14项。老年人体育活动主要以锻炼身体、愉悦身心为出发点，结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开展的项目主要是以对抗性较小的太极（剑、扇、操） 、气功、散步、秧歌、广场舞、乒乓球、健身操、柔力球、羽毛球、门球、游泳为主，其他竞争激烈、对抗性较强的篮球、网球、排球等项目其次。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辽宁省老年人参与体育健身所选择的健身项目丰富多样。低强度、弱竞技性的太极、散步、广场舞，这些项目选择的人数众多，女性老年人选择广场舞的人数更是达到了78.92%，选择太极和散步的人数也比较多，因为这两个项目受场地限制较少，对技术动作要求不高；同时，选择高强度、高竞技性的项目的人数较少，一是受到场地限制，二是运动损伤风险较大，三是对技术动作要求较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倾向于选择具有保健作用和强度较低的体育健身项目。在调查中还发现，男性老年人很大比例倾向于选择太极、散步等简单易行的项目，女性老年人选择健身操、广场舞等具有美感的项目占很大比例。
（4）老年人体育活动场所调查
体育场地设施是进行体育活动的硬性条件，是体育公共服务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调查中把体育场地分为以下几类： 公共体育场馆、收费场馆、公园广场、社区会所、学校体育场地和单位体育场馆等。调查结果显示，辽宁省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最多的活动场所为公园广场、社区文化广场、公共体育场馆，其次为学校和周边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收费场地老年人参与的人数最少。首先，老年人居住地周围的广场公园和社区文化广场是老年人的聚集区，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与人沟通交流，优美环境可以舒缓心情，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与人交流可以减少寂寞，所以老年群体最喜爱和经常选择的还是住宅附近的公共场所。
3结论与建议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开始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相对降低，人口老龄化进程起步。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分别达到了7.63%、8.59%，相同年份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逐渐下降，从33.59%降至28.4%。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成为人口老年型国家。此后，伴随建国后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预测，我国老年人口今年年底将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14.8%；2025年突破3亿，比重达21%；2033年突破4亿，比重达27.7%；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比重达34.8%。整体来看，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本世纪上半叶人口发展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构成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世界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性发展趋势。自1865年法国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欧洲国家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2000年，世界老年人口总数达6.0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世界人口转变为老年型人口。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近9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老年型国家。据预测，从2010年至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由69亿增加到93亿，老年人口数量由7.6亿增加到20.3亿，老龄化水平由11%提升到22%，老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全球人口增长的53%。分区域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继续深入发展，老年人口数量从2.68亿增加到4.18亿，老龄化水平由21.7%上升到31.9%。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由4.90亿增加到16.13亿，老龄化水平从8.7%上升到20.2%。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趋势。
在我国，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人口年龄结构必然老龄化，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则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提前至少二、三十年，老龄化水平提升3-4个百分点。计划生育在客观上对人口老龄化起到了助推作用，也是造成我国“未富先老”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重大挑战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前提。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使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相协调。否则，必然产生各种结构性冲突和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社会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快速发生的，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超前于现代化发展，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城乡统筹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全面、深刻、复杂的。
一是在经济持续发展方面。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面的一个长期基础性因素。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尚未实现富裕、经济承载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冲击。人口老龄化不仅改变劳动力结构、降低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改变国家税源结构，而且提高养老的经济社会成本、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将逐步加剧实体经济与资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长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分阶段的。从现在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逐步显现。若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2021到2030年，受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9个百分点。203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伴随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和深刻。考虑到我国国情，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加大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关键词：日本；老龄化；中国；措施
伴随医疗、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应对问题。老龄化不仅仅指的是寿命延长、老人数量增加，还指的是老龄人口占据整体人口比重，还有该比重增长幅度如何。按照国际人口普查学会编撰《人口学词典》当中相关释义：超出65岁老龄人口比重至8%左右乃至更高的人口结构被叫作老龄化社会，超出65岁人口比重超出14%，被称为老龄社会。现如今，国际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已属于老龄化社会，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处于边缘或者涉入其中。在两千年伊始我国也迈进老龄化社会之列，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应当要属先驱者了。与此同时，老龄化对于我国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也构成巨大影，而这也让相应社会保障相关政策调整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接下来将着重介绍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相应发展态势，对比中日两国老龄化的特征，并根据日本应对老龄化举措阐述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一、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按照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如今我国总体人口数是13.40亿人次，其中超出60岁占据13.27%，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升2.94个百分点，总量为1.80亿，当中超出65岁占据8.88%，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高1.92个百分点，绝对数在1.2亿左右。上述数据也说明我国老龄化还在持续，有关老龄化的相关问题也渐渐变成社会发展进程中要深思的一大民生问题[1]。按照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在2026年我国的老龄群体将超出3亿人次，在2036年将超出4亿人次，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总数将是4.5亿左右，占据总体人口数量32.6%，超出65岁老龄人总数在3.35亿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数约24.2%。由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平均1亿人花费时间层面出发，由2亿至3亿花费时间为12年左右，由3亿至4亿花费10年左右时间。中国老龄人口上涨最快时间即为20世纪中叶高生育阶段出生人口步入老龄阶段。
预估在2025年中国总人口数将有约20%为超出60岁老年人，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比重很有可能占据总人口30%左右。在1970年时日本迈进老龄化社会时期，在1994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涨到15%。日本的总务省在2010年末公布新进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总人口数量是1.28亿人左右，当中超出65岁者有2945万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比例约为23.2%，同2009年比起来，上涨47万左右，上涨约0.5百分点，老龄人口比重已成为历史最高点。根据日本社保问题研究所预估，在203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将为11523万人左右，而超出65岁者将在3668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31.9%左右，而至2050年时，总的人口数将是9516万人左右，超出65岁人口在3764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约39.7%的比例。国际将老龄人口从7%上涨至14%花费年数称之社会老化速度[2]。日本的老龄人口由7%涨至14%花费不到25年时间，我国在两千年伊始开始到老龄化社会阶段，预估花费28年时间涨至14%，可以看出两国老龄化发展进程基本相似。而欧美多国老龄化进程花费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不等时间。
二、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特征对比
中国老龄化呈现地域不均衡，城乡明显倒置，老龄化比现代化超前三大特征。也就是我们国家老龄化发展存在显著从东到西阶梯式发展特点，东部的沿海区经济明显比中西部发展成熟，但老龄化进程也要更快，农村老龄化要比城镇高。日本则呈相反发展态势，人口城市化进程更高，而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很大。因为地区经济呈现均衡发展，让日本老龄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不论是配套硬件建设，还是人力资源亦或制度政策等软件建设方面，发展均相对平均[3]。除此之外，我国人均生产值为1000美元左右，便需要应对老龄化局势，陷入未富先老尴尬局面，日本在二十世纪中旬达到现代化发展效果以后才进到老龄化状态。因为国民经济飞快发展，人民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福利条件不断改善，加上合理饮食习性与别具优势自然环境等，也让日本更加变成全球人均寿命最长国家，老龄化也就随之而来了[4]。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措施
日本应对老龄化相关问题时，对老年人相关制度加以不断完善，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社保体系。同时，对退休年龄进行推迟，对老年产业进行开发，给老年人提供最为优质与精细化的服务。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进入本世纪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人口结构逐渐呈现高龄化、空巢化、人口比例不科学等特点，社会上“421”家庭日益普遍。在老龄人口中，需要照顾的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数量逐步增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综合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社会各界热切期盼的重大民生问题。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庞大的老龄人口基数、复杂的老年人口结构，城乡间、区域间人口老龄化的高度不平衡，大大增加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度;再加上未富先老现象，很多农村地区居住和医疗条件落后等问题，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走社会化的养老道路，加快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逐渐成为各界的共识。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部署，加强制度建设，采取有利措施，为老年人提供全面、优质的养老服务，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艰巨，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性引导和扶持力度，鼓励各类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着力打造政府、企业、社会共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
爱晚工程是致力于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一项系统工程。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协助下，爱晚工程始终坚持以推动中国老龄事业、老龄产业发展为己任，坚持多领域协同发展的理念，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平台、金融平台、企业平台、公益平台和科学平台。引导和推动社会力量充实并健全养老服务产业，努力将社会化养老产业建设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最终将造福老年人。
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关健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负担 养老保障
党的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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