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9 10: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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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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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关键词】高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 法治思维 依法治校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06-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高校治理现代化”正是为顺应这一时代主题在教育领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实行依法治校，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要求，将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环节中，使高校运用法治思维推动高校的各项管理，发挥法治在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思维，在高校领域是指领导层在长期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种法律逻辑和法律精神的思维模式来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从“人治”到“法治”不仅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主观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向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转变的内在要求。高校主体本身对追求平等、遵守规则、维护权利等有着强烈的需求，意味着运用法治思维或法治方式是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径。高校全面实施依法治校，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新型关系，规范办学主体部各项治理行为，维护办学主体与师生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浓郁教育环境，其本质就是要让高校治理行为在法律轨道内，对个性为主体的权责利能做出法律规定，确保高校推进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高校进一步完善内外部治理结构与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而现代高校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处理好办学主体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协调好学校与师生之间各方的利益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为规范与引领，提升学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高校治理现代化不仅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微观方面的师生权利的保护，而且强调和突出治理过程中宏观方面的制度建设。因此，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既要加强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和谐融洽的新型关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项体制机制，为维护好学校、教师、学生各方面合法权利保驾护航，最终达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化解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中碰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通过法治来保障高校治理结构内部各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这些权利，保障与畅通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进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规、大学规章等框架内进行，确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维护，改革的顺利推进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与理念渗透到高校治理实践当中、把法治原则与方法贯穿到高校治理过程的每一环节，逐步形成高校各项事业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治理，切实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见，依法治校与高校治理现代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制定与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突出地表现在：针对高校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高校内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各项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法治困境。
（一）国家法治层面：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与外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传统“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复存在，高校治理逐步从与社会隔离的“自治领地”转化为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校治理中，来自政府与社会的介入和限制成为必然趋势，而这种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系统共治以增进理解、促进合作。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本架构，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立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在国家整个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需要增加，在质量上也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使教育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不断提高，可诉性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尽管对高等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规范，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高等教育活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进行中遇到困难或挫折后对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与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适应或者滞后性的事实，必定要求国家教育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层面：高校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强调，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凝聚大学精神与治校理念的大学章程和具体规章制度，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准则，是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关系以及高校党委、行政、教学、管理等内部关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制定了较为系统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为高校依法自主k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回答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但纵观这些内部“法”，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体系的地位不够明确。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规定了制定依据，且在制定依据的表达上各执己见。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错位或者越位现象，影响高校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及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章程的执行力度不够。大学章程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据，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严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学章程条款未能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势必影响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层面：管理者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体实施主体，又是大学规章制度的主要执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贯彻执行。影响高校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水平。换言之，在大学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养高的管理者与法律意识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会更规范与科学。众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体系内，章程即校内“宪法”，大学校规制定应以学校章程为立法依据，是章程的具体化或细腻化。由于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管理层法律思维或意识不强，混淆大学章程与校规的定义，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规与章程相违背的现象。再者，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较严重，很多高校“轻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领导者在工作过程中，主要以领导的文件为主导，而不用法律来表达诉求或寻找解决问题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权威，这对高校依法治校势必产生消极影响，不仅阻碍了高校和谐校园的构建，而且制约了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法治导向下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在大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面临多重法治困境，制约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运行。笔者结合目前我国高校的具体实际，以法治为导向，从高校外部治理环境、内部章程构建、校园文化营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环境为基础，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国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人们的法治意识与法治理念整体增强，但自觉主动去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势必对高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我国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与多元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健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教整体水平，为高校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必然增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是在政府的干预与推动下进行的，高校的办学未能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从而导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影响比较深远。尽管我国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体系，但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与国家法治的整体推进相适应以及不能紧跟教育改革步伐与发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以构建学校内部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把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在高校内部，章程即大学之“宪法”，是大学履行各项工作的最高行动纲领，是高校立规建制的基本依据。然而，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响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蜕变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师生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须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必须把充分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愿与着力规范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利运行结合起来，凝练成广大师生员工共同认同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目标。高校章程的制定应始终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收集来自各方面利益群体的意见，确保师生的意见能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内部作为“宪法”的主体地位，既要确保章程成为建规立制的基本规范依据，又要发挥章程作为“宪法”的规范引领功能，完善高校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内部办事、议事等各种运行机制，形成以高校章程为核心的规范、科学、统一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
（三）以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为重点，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高校来说，高校构建法治文化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师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师生法治思维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依法治校的灵魂。营造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首先必须从师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养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养作为衡量师生整体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让法治精神渗透到高校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才能让法治成为师生共同自觉践行的生活准则。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高校教师及其管理者应注重平时法律知识的积累，自觉养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高校教职工必须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对学生法律知识传授中，不断创新授课方法，与时俱进，切实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提升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再次，不断优化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师生处在优良的校园法治环境熏陶中，对他们法治文化的培养必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园官网、广播、宣传橱窗等媒介的作用，对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充分利用法治课堂或法治宣传日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活动，使法治文化氛围渗透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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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平.迈向现代化的高校治理――《高校现代化治理与运行机制研究》评介[J].山东社会科学，2016（3）
【基金项目】广西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法治思维视角的高校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KY2016YB581）的阶段性成果
（一）坚持优化学校布局，做优教育供给侧
加快小区配套园移交步伐，调整学前教育发展结构，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发展普惠性幼儿园。统筹推进小学建设步伐；完善北部新城现有学校功能配套，完成大龙山初中运动场建设；优化北部新城教育布局，启动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和一中初中部建设。合理规划中小学校布局，积极稳妥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整体水平。
（二）坚持“四有”标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守师德师风防线，时刻防范师德师风负面行为。做好研修培训规划，开展教师能力素质提升行动，做好教师提高学历层次培训的规划。搭建教师锻炼展示的舞台，开展教师示范课、公开课、送教下乡活动。创新教师管理机制，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实现中小学教师编制动态管理。
（三）坚持普及共享，完善基础教育体系
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进小区配建园移交治理，扩增学前教育资源总量，鼓励和扶持民办园提供优质普惠服务。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前瞻规划布局学校建设，合理有序扩大城镇学校学位供给。落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意见。推进白泽湖中学立足学校实际，全面提高办学质量。
（四）坚持“五育”并举，全面提升育人质量
发挥思想教育领航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育人作用，强化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德育工作。推动智育能力提质。加强课堂建设，分学科规范课堂教学基本要求，加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科学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实现体教融合发展。推动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逐步提高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开足体育课。增强美育有效性。加强和改进学校文化建设，推进高雅艺术进中小学校园。提升劳动素养。在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和奋斗精神。
（五）坚持融合创新，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提升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水平和区域合作能力，推动中小学在线教学的换代升级。构建以信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系统建设全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教育教学安排。加快推进智慧学校建设。
（六）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合作办学形式
深度对接长三角教育发达地区，通过“集团化办学”“委托式办学”等体制机制创新，学习南通如东等地办学理念、育人方法、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选派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校长交流挂职。积极引入优质教育资源，重点打造教育新样板，带动本区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深化与驻地高校合作办学。推动与师大合作共建优质教育集团，打造全市一流、全省先进的基础教育品牌。
（七）坚持“五位一体”，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分类实施学校评价。探索建立“学为中心”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实施学校分类评价，分学段构建质量监测指标体系，落实教育评价改革。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开展对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专项评估工作。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切实减轻基层和学校负担。
（八）坚持深化改革，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实施管理效能提升计划。提升教育法治化水平、管理者能力水平，实施学校活力激发计划，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施社会参与协同计划，做细做实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优化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机制。实施校园安全保障计划，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警校联防联动，强化学校安保力量，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建设平安、和谐校园。
[关键词]精准治理；特色小镇；创建路径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5-0068-02
精准治理，是目前国家针对小镇建设所提出的一项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确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借助群众的力量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充分体现小镇特色，提高国内小镇发展水平。
1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构建原则
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坚持多元化、网络化、本土化以及精细化的原则：（1）统一化原则：传统的小镇建设，通常以政府为主导来完成，群众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小镇的构建结果，也往往达不到群众的要求。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的构建，应本着统一化的原则来实现，应使群众、政府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能够组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提高小镇的建设水平。（2）网络化原则：在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群参与小镇建设的途径不断增加，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网络化原则，使群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政府，确保小镇建设结果，能够与群众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镇建设的科学性。（3）本土化原则：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镇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小镇建设应在应用精准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坚持本土化原则，构建特色小镇，使小镇的特色得到充分体现，使其文化得到弘扬。（4）精细化原则：应在确定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将各个目标详细体现。例如：针对改善小镇环境质量的治理目标，应细化为提高小镇街道清洁度、优化小镇给排水系统、治理小镇河流污染等。坚持精细化原则对小镇加以治理，构建特色小镇，是确保治理效果能够达到最好的关键。
2精准治理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
2.1招商引资
小镇一般处于城乡结合部以及新城新区位置，与城市相比，小镇劳动力更加低廉，环境相对更好，但缺陷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考虑上述问题，应将特色小镇的创建目标，确定为“发挥小镇优势，吸引城市创业型以及小型企业，解决小镇居民就业，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应通过对互联网的应用，招商消息，以小镇优势――劳动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创业型企业进入到小镇中，满足小镇居民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小镇的发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镇经济实力。
2.2本土化建设
小镇在土地、资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招商引资能够为小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证，但很难体现小镇的特色。对此，小镇应充分分析自身的资源以及气候等方面的特点，使“特色小镇”得以构建。例如，可以将在农业果树栽培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的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构建农业小镇”。首先，政府应通过网络收集人民意见，确保能够了解小镇每一个区域人民种植果树的种类，确定果实成熟的季节以及大致产量。其次，政府应向小镇居民宣传构建农业小镇的重要性以及优势，吸引果农投资。最后，在投资者的监督下，由政府组织构建“农业产业园”，将各种类型的果树，种植在产业园中，产业园对外开放，吸引城市人民来到产业园中体验果实采摘等小镇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小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同时使小镇的特色得以体现。
2.3多元化发展
充分利用小镇特色是提高小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构建特色小镇最为直接的途径，但如长期依赖自身特色，必定会导致小镇的发展呈现单一性过强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对气候依赖过强，在气候对农业发展不利的年份，小镇的经济必将遭到重大打击。考虑上述问题，还应将小镇的治理以及创建目标确定为“提高小镇工业化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政府应通过网络，统计当前小镇居民的数量以及待就业居民数量，以此为基础，在小镇内部发展工业，使工业企业能够有效消化小镇内部剩余劳动力，在解决小镇居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基础上，为小镇经济发展以及价值体现提供保证。需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的引进对小镇环境的影响较大，对此，镇政府应提高对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视度，在引进工业企业的同时，对其资质进行严格考察，同时，借助人民的力量，对企业进行监督，在发现企业废水与废气排放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同时，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3特色小镇建设前景
在精准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国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初现成果，但受发展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特色小镇的创建，仍存在一定问题。在未来，应将相应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进一步提高特色小镇创建水平。
3.1人才问题及解决方法
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高校专业人才进入社会后，就业区域一般以北上广等大城市为主，人才不足的问题，在特色小镇的构建过程中显著存在。对此，政府应提出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镇的构建中，在工资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人才支持，确保精准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实现。
3.2居民消费理念问题及解决方法
与城市相比，小镇居民消费理念相对落后，消费力不高，货币流动量少，对小镇经济活跃程度的提升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对此，镇政府首先应通过降价策略吸引小镇居民购买各类产品，增强小镇内部消化能力，在逐渐改变居民消费理念的同时提升价格，逐渐提高小镇居民消费水平。此外，小镇外部消费力不足也会对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碍，政府应加强宣传及营销，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对小镇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镇的吸引力，将外部消费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镇中来，使小镇的特色广为人知，为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保证。
3.3文化问题及解决方法
居民文化水平低，本身对营销以及各类产业了解程度低，工作类型以体力劳动为主，对于特色小镇的构建以及精准治理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应加强宣传，提高居民对提升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同时联合农业以及工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每周组织居民进行培训，针对有关专业知识进行讲解。例如，以果树种植为特色的小镇，应邀请农业领域的专家为居民组织培训大会，针对果树的栽培技术、增产增收技术以及营销方法等向居民进行宣传，提高特色小镇构建的科学性水平，促使小镇“提高经济效益、体现小镇特色”等精准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
若要天下安,农业必须稳。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仅只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更是事关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的内在需求。可以说,积极有序地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是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1.1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是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农业资源不断减少,加之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农业若想进一步取得发展,就必须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经营理念、手段等方面实现现代化,改变传统的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外延扩张发展农业的思路,通过农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保护,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2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重要的举措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无论何时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我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也是现代农业建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总体上粮食供给仍是产不足需,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仅仅凭借传统农业的发展,要实现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目标根本是不现实的。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与农民增产增收问题,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无疑是最佳选择。
1.3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是建成小康社会必由之路
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同时,本应逐渐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处于历史高位,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城乡发展失衡与日益扩大的差距,成为目前国民经济建设中较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无疑是建设新农村、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有效措施
2.1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而水利则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现代农业建设中水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近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取得较快发展,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然而,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现有水利工程显然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小型农田水库病险问题突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河道防洪质量未达标准;节水灌溉的面积占农田总面积比例偏低。可以说,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以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必然。对农田灌溉用水库要及时除险加固,有效治理河道和滞洪区,使之符合现代农业要求标准;对大型农田灌区配套节水设备,改造和治理中低产农田,这样才能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2采取措施提升农田产出率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有效措施
采取措施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创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迫切任务,是满足农民收入增长需求的有效措施,更是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不二选择。当前,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是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决定性的力量。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生产手段、技术和形式等,还没有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束缚,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所以,必须以当前农业发展现状和生产力水平为依据,通过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升土地产出率及农民劳动生产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首先,应大力推动农业科学和生产的有机结合,开展适宜的农业科技展示或农业技术示范活动,努力使农业科技直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其次,要适应我国农业发展形势需求,推进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创新,建设多元化、充满活力的农技创新推广机制;再次,要加快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模式,整合各方面科技资源和力量,形成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合力。
2.3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要不断提升农业机械装备的水平
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如何,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基本已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农作物从耕种到收获,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0%以上。但不容忽视的是,农业生产中节水灌溉的水平依然较低,部分地区玉米、大豆、水稻等经济作物机种机收率还有待提高。因此,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要鼓励和帮助农民购置机械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装备的水平和比例。
三、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产业传统、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别,只有正确认识以上不同,依据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继承优良传统方法,发挥本地优势,才能少走弯路,不断在探索中前进,从而牢牢把握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动权,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其次,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一定要科学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人是第一生产力,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所在。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贯穿于现代农业建设始终,且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对于现代农业生产而言,人力资源配置应当有助于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自由流动,怎样才能确保总量供给能够满足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二是农业从业人员技术如何提高,以真正使农业发展由过去的重物质投入转变到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正确轨道上来。再次,建设现代农业,一定要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家庭经营,是指在土地承包权属不变情况下,通过经营权流转,构建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态。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切莫使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承包土地流转。实践证明,家庭经营和建设现代农业的有机统一,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
摘 要：林业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重要环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林业要在改革创新、森林经营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林业现代化水平。本文着重研究林业经营现代化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林业 经营 现代化 对策
1.林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1.1林业资源总量少
我国森林各种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着分布不均、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木材的需求多于供给，可供开采的资源并不丰富，森林的增长速度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2发展遇到误区
长期以来，忽视了林业产业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这就造成在发展林业产业的时候走上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换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大量地砍伐树木，导致我国林业资源越来越少，生态也更加地不平衡。
1.3建设难度加大
因为我国适合林业种植的面积不多，就要为增加种植面积付出更大的代价。再加上有些居民生态意识薄弱，相关部门没有适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导致了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屡屡出现。甚至有些不法商贩偷伐树木，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难度不断加大。
1.4模式不够完善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属于综合治理，但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却总是将一个任务让多个部门共同完成，造成了工作人员之间推卸责任，工作不协调，不能达到共同合作的效果。林业生态建设本身就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正是因为这些管理上的问题，又加剧了问题的困难性。
2.林业经营现代化的发展对策
2.1改革国有林场
我国林业改革整体滞后，国有林区林场改革刚刚起步，集体林权制度需要继续完善，林业体制机制创新水平依然很低，已经成为制约林业现代化的最大瓶颈。改革创新是引领林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推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解决国有林区林场产权虚置、责权利不一致问题，创新森林资源管护机制和监管体制，需要大力推进改革。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提升林业发展活力和效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各级林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全力推进国有林区林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抓紧完善林业支持保护制度，着力解决制约林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全面增强林业发展动力。
2.2落实生态优先
坚持保护优先是中央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坚持生态优先是实施以生B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重利用、轻保护，重造林、轻管护，形成了大量低质低效林，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都不明显，造林绿化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把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保护天然林，全面保护湿地，全面保护野生动植物。要组织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天然林资源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等重点工程，加大保护力度，严守生态红线，让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充分休养生息，全面增强并充分发挥林业生态功能。
2.3增加资源总量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有绿色资源来支撑，实现林业现代化必须有资源总量作保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森林资源虽有明显增长，但总体上仍然缺林少绿，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生态产品和木材严重短缺，森林生态安全问题依然突出。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1.6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居世界139位。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森林蓄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7。生态脆弱区占国土面积60%，木材对外依存度高达48%。今后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加快国土绿化作为林业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认真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新一轮退耕还林、防沙治沙等重点工程，着力增加资源总量。要创新产权模式和国土绿化机制，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造林绿化。
2.4推动协调发展
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林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障。当前林区基础设施落后，装备水平不高，科技支撑不足，人才队伍紧缺，既与加快林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也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协调。全国4855个国有林场中，仍有486个林场不通公路，170个林场不通电，1575个林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林业高端人才缺乏，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提升林业协调发展水平。要实施林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工程，积极完善林区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林业装备现代化，提高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技术装备水平。加快“互联网+”林业建设和基层站所建设，培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增强林业基础保障能力。
2.5拓展发展空间
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全面提升林业对外开放水平，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积极培育国家储备林，尽快提高木材自给能力。同时要增强统筹全球森林资源的能力，更好地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林业合作，着力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主动与欠发达国家分享我国林业发展经验。要认真履行涉林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面增强森林、湿地碳汇功能，如期实现国家方案中的林业目标，为林业扩大开放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跟上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目前，我国面临的林业问题还很多，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就需要我国借鉴更多的优秀政策，完善我国的林业的机制体制，举全行业之力来谋划来部署来推动，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确保林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相适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六安;四化同步;农业现代化
项目名称：全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研究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1日
党的十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六安撤地设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适度超前的城镇化，带动相对滞后的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全市信息化”发展战略，六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底，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分别达到41.44%和40.2%。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六安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六安农业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六安市地域广阔，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盛产多种名特优稀农副产品，粮、油、麻、栗、茶、茧、肉、禽、水产等农副产品产量居安徽省前列，是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六安市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坚持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打造优质农产品基地和现代农业园区，加快建设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农产品加工水平稳步提升。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实施千亿元农产品加工“168”工程，即“着力打造粮食油脂、畜禽水产、酒茶果蔬、羽茧棉麻、竹木草柳和农产品物流服务等6大产业集群，在各县区建设8个产值超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或现代农业示范区，力争到2015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目前，农产品加工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经规划建设了12个初具规模、特色各异的现代农业生产加工园区。
（二）农业标准化建设步伐加快。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六安市制定了《六安瓜片产品质量标准》、《六安瓜片茶叶产地环境条件》、《皖西白鹅品种标准》等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各项生产技术规程，畜禽、蔬菜的生产加工全面建立质量可追溯制度。品牌农业成效显著，共有102家企业、298个农产品进行“三品”认证，经环境监测合格的绿色食品粮食基地150万亩，水产养殖基地60万亩，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蔬菜基地60万亩。由于不断加大农业标准化生产政策扶持力度，已经建成蔬菜、茶叶、水果国家级标准园13个、省级标准园18个、部省级畜禽规模标准化养殖场45个，部省级水产标准化示范场29个。
（三）农民组织化程度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已经组建了粮油、生猪、家禽、茶叶、油茶、茧丝绸、毛竹、大麻、渔业、蔬菜、中药材、园艺、水果等多个市级农业特色产业协会和县区分会，吸纳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经营户共2，500多名会员。目前，全市有农民合作社6，281家，其中全国示范社30家。
（四）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非常健全，因为它能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克服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的弊端，获得大规模的生产效益。六安市不断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共设立400多个机构，有千名农技人员包保服务生产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推行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粮食生产15个主推品种，覆盖率达70%以上。选派800名科技特派员，创建了90家专家大院，建立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工作站24个。
二、六安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因素
（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薄弱和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六安属于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目前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薄弱，遇到旱涝等特殊年份，必然受损。六安的高标准农田比重偏低，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8.61%。农村病险库塘较多，通讯、仓储、运输等基础条件仍然较差。特别是交通条件落后，阻碍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快速流通，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由于资金不足，设施农业进展缓慢，规模也偏小。
（二）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六安的农村环境没有受到重要的工业污染，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使有机肥的施用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前的8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足30%，有近1/3的农田长年不施或较少施用有机肥，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对化学肥料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大量使用化肥对农田生态系统造成了损害，有机质、全氮、速效钾都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土地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农膜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日益突出，六安的农膜平均残留量和平均残留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也加剧了农业环境质量的恶化。例如，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是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污染问题比较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污染治理投入不足，多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存在雨污未分流问题，污水收集系统和废弃物处理设施（包括沼气生产、有机肥生产等）不完善，导致有沼气生产的无沼液、沼渣贮存场所，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不完全甚至未综合利用，没有末端治理措施。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均缺少处理设施，无害化处理率低，造成环境污染，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科技人才缺乏。农业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农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新的农业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这对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来看，六安的农民文化素质较低，20～40岁左右的农民中有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50岁以上的农民中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甚至还有少数文盲和半文盲。加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长期滞后和费用较高，农民的技能素质得不到快速提高。由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高素质的农民工都进城镇了，“抽水机式”的农村人才输出机制使得农村人才流失严重，“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386199部队”加上残疾人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年龄和素质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发展现代农业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逐步显现。目前，六安市各类科技人员2.5万人左右，只占总人口的0.35%，特别是农业科技人员占全部科技人员的比例不足20%，这与农业大市是不匹配的，而且大部分分布在乡镇农技站及其以上单位，常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很少。农业科技人员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农户不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延伸自然资源价值链条，农村丰富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造成“靠山吃不上山，靠水喝不上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
（四）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六安市农业资源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市实现了粮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三超历史，粮食总产量连续11年丰收，六安市首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殊荣，农业产业化水平理应很高。但由于六安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特别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少，不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另外，专业人才和技术缺乏，导致多年来只能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就销售，产业链条短，不能带动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品牌效应和规模化水平都很低，产品的附加值和农业企业的效益也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是造成农业在GDP中占很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加快推进六安农业现代化的对策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淠河防洪治理、史河防洪治理等骨干工程建设，突出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塘坝扩挖、沟渠疏浚、集体泵站更新改造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集中投入，连片推进，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和农田整治项目实施，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改造，做到沟、渠、田、林、路、井、电综合配套。加强和改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科学推进农村，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的科学性，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电气化，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二）着力发展绿色农业。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是立足市情、顺应时势的大战略、好战略，是六安未来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理念。就农业来说，就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当前的主要抓手就是紧密结合《安徽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六安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方案》、六安茶谷建设规划、淠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规划等重要规划，制定好六安农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突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绿色主题。具体就是要结合平原、丘岗、山区等不同地貌特征，合理布局农业特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循环低碳农业，加大农业污染治理力度，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教育是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治本之策。针对六安市农民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都比较低的实际，各级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职业农民的培养，职业技术院校要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设置相关专业，经常给青壮年农民“充电”，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相关知识。日本的成功做法非常值得借鉴。近年来，日本推出了一项“接班人计划”，政府招募愿意从事农业的大学毕业生，由政府出资到农业院校学习两年，毕业后再跟随家乡种植大户当五年研究生，经考评合格，又愿意终身从事农业，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种植不少于20公顷的土地。日本的这项计划很有吸引力，每年指标很快就能完成。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24；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1-0018-06
一、引言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刘洪奎，1991；朱英明 等，2000；宿鹏，2004）。近年来，学者们对城市现代化的内涵、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黄乃文（2001）、韩士元（2004）等分析了城市现代化的内涵，笔者较为赞同韩士元的观点，即城市现代化是未来一定时期城市的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快速协调发展，从而在终期达到世界城市先进发展水平。朱铁臻（2001）、黄乃文（2001）、徐衡等（2006）探讨了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黄乃文（2001）在分析国外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徐衡等（2006）认为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社会进步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城市基础设施与环境质量指标、人口素质与生活水平指标。另外，顾朝林等（2000）、宿鹏（2004）还分别以江苏、山东为研究案例，实证分析了两省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上述研究为本文综合评价安徽省城市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安徽省是中国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省区之一，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提高得较快，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安徽省现代化的实现问题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而城市现代化水平在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在构建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进而给出提高安徽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城市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全面性原则。城市现代化水平主要从城市经济效益、社会结构及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生活及环境质量、人口素质等五个方面去衡量，本文建立14项指标，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方面情况。
2.可操作性原则。此原则是建立指标体系最基本的原则，否则再完美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确定的指标应能在统计资料(年鉴)中查到或者通过有关资料计算获得。
3.层次性原则。任何一种指标体系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这样，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便可一目了然，脉络清楚，既便于政府管理决策者抓住城市发展的重点，又便于经营者把握城市发展的主次。
（二）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对安徽省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要对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准确的描述，因此，选择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主要依据就是城市现代化的特征表现，即城市功能多样化、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态化和城市社会文明化。本文依据上述特征表现，并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了指标选取的全面性、代表性、可得性、简洁性及整合性，确定了以下五大类14项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x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x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2.社会结构及产业结构指标。x3：非农业人口比重；x4：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3.基础设施水平指标。x5：人均生活用电量；x6：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x7：年末每万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4.生活及环境质量指标。x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9：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总额；x10：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11：人均储蓄年末余额。
5.人口素质指标。x12：每十万人拥有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x13：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x14：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以上指标的选取是借鉴了国内外有关城市现代化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各项指标缺一不可，相互联系，其中，经济效益指标起着主导作用。
三、安徽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一个地区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我们往往需要考察众多对城市现代化水平有影响的因素（即指标）。如果仅从单个指标去评价，则只能反映一个侧面，为此需要一种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综合评价，可以发现社会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制约总体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及聚类分析方法，对安徽省17个主要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各个城市在全省的排名。
（一）数据标准化
将原始观测变量（即指标）经过Z=（x-x）/σx变换成标准化变量，从而消除量纲的影响。标准化后数据仍然用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表示。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即因子来反映原来众多的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子分析可以浓缩数据，找出数据的基本结构，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为少数几个因子的因子值，然后，用这些值代替原来的观测变量进行其他的统计分析，如聚类分析。利用因子值也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
用SPSS软件计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标准化后的数据的协方差矩阵），结果见图1。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y17.90956.49156.491y21.67611.970
68.461y31.1298.06476.525y41.0827.72684.251
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很大，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进一步求矩阵R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结果见表1。
我们用回归方法得到因子值系数的估计值f1、f2、f3、f4，得到四个主因子，具体表达式为：
从上述表达式可以看出：第一因子f1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8上的权重为负数，但是权重很小，可忽略；f1在其他各个变量上的权重都是正的，且各个值相差不大，因而可以认为第一因子代表了总的经济水平，可作为经济实力因子。第二因子f2在x4、x8、x10、x13上权重的绝对值较大，可以认为是城市生活环境因子。第三因子f3在x2、x5、x6、x8上权重的绝对值相对较大，可视为基础设施因子。第四因子f4在x2、x4、x8、x13上权重较大，可视为城市人口素质高低的反映。
将对应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值分别代入上述四式，计算四个因子在17个城市样本的因子值，再将因子值f1、f2、f3、f4按特征值综合为如下加权综合量：F=λ1λ1+λ2+λ3+λ4f1+λ2λ1+λ2+λ3+λ4f2+λ3λ1+λ2+λ3+λ4f3+λ4λ1+λ2+λ3+λ4f4，求得综合分值。
其中，λ1、λ2、λ3、λ4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特征值，本文中：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现代化综合得分排名与第一因子得分排名大体一致，这是因为第一因子为经济实力因子，它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56.49%，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总体情况。由表2还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合肥市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最高，其综合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六安市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最低，其第一因子得分也排在最后，但其与排名在它之前的城市的主成分得分的绝对值相差并不大，这说明安徽省各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三）聚类分析
系统聚类分析是聚类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将一定数量的指标各自看成一类，然后根据指标的亲疏程度，将亲疏程度最高的两类进行合并。然后考虑合并后的类与其他类之间的亲疏程度，再进行合并。重复这一过程，直至将所有的指标合并为一类。本文分别采用欧氏距离和最小距离法作为样本距离与聚类方法，对安徽省城市现代化综合得分指标进行了聚类。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输出的树形图如图2。
图2 聚类分析树形图
根据图2可以将安徽省17个城市分为四类：（1）合肥；（2）芜湖、蚌埠、马鞍山；（3）安庆、铜陵、滁州、黄山、淮南、淮北、巢湖；（4）阜阳、池州、宣城、宿州、亳州、六安。
合肥在安徽省的综合实力最强，城市现代化水平最高，为一类；芜湖、蚌埠、马鞍山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排在第二个水平层次上，聚为一类；安庆、铜陵、滁州、黄山、淮南、淮北、巢湖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中等，聚为一类；而阜阳、池州、宣城、宿州、亳州、六安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最差，也聚为一类。
聚类分析的结果和因子分析的结果大体保持一致，芜湖、蚌埠、马鞍山属于一类，城市现代化水平排在2~4位；亳州、池州、宣城、六安聚为一类，城市现代化水平排在最后。
四、分析和建议
（一）利用工业化，带动城市现代化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安徽省17个主要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资料显示，2006年铜陵、马鞍山、芜湖、淮北四个现代化测评总分较高的城市，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1.49%、59.19%、50.18%、47.78%，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工业化程度与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安徽省统计年鉴，2007）。而同期在城市现代化测评中得分偏低的阜阳、池州、宿州、亳州、六安等城市，工业化水平还很低，工业化率在20%左右，这说明阜阳、六安等现代化程度位于安徽省第四档次的城市，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因此，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经验分析，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阶段，依靠发展工业进行资金积累的效率和速度远远快于其他产业(周加来 等，2002)。因此，加快落后城市的经济发展，提高现代化程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而针对第四档次城市的区位特点与资源状况，应该选择各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阜阳、宿州、亳州等城市地处安徽省西北地区，属于自然资源贫乏地区。但20世纪90年代大京九铁路贯通以后，阜阳、亳州等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突显，加速工业化进程，关键就是如何利用已有的区位优势，通过城市政府的合理规划与政策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有效接纳承载东部、北部发达地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及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要素。通过内引外联，广泛吸引海内外生产资源的聚集，以期扩大城市产业规模，增强经济实力，并借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与产业形式，加速工业化进程。
（二）加快城市化，促进城市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要素的极大丰富，还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而这又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以使更多的人享受现代先进的大城市文明。从这方面来说，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现代化的催化剂，而且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追求高的文化品位，具有优裕的生活条件，成为城市现代文明的象征。但据测算，安徽省17个主要城市（仅指市辖区）的城市化水平两极分化情况较为严重。城市化水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铜陵市为87.31%，达到了发达国家先进城市的水平。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淮北市、蚌埠市、安庆市和淮南市等城市化率均在50%以上。其它9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偏低，最低的亳州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79%，六安、宣城、池州、宿州、阜阳等城市化率也都低于30%，按城市化进程阶段性的“S”型规律判断，这几个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初始阶段，距离快速发展阶段（>30%）还有较大的差距。城市化进程的低水平徘徊，导致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化进程的严重落后状况。因此，加快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提升城市化水平是这些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追赶省内、国内先进城市的惟一途径。
（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有效整合资源型城市发展
在传统工业化战略指导下，人为植入的资源型城市的建设，曾经为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徽省淮南、淮北两大煤炭基地的开发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导产业为依赖资源禀赋的采掘业。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开发，资源储备日益枯竭，开采成本不断上升，竞争力严重削弱，富余下岗人员大幅度增加。主导产业的衰退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并且，资源型城市大多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走的是一条追求资源产品数量扩张的道路，这种长期以来以生产为中心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资源型城市和企业难以适应以市场为中心的经营环境，在市场国际化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开放时代，单纯依赖本地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外来资本的发展模式将造成脆弱的区域经济。从前文对安徽省城市现代化的测评中可知，淮南、淮北两市无论是现代化程度的综合分值，还是经济实力因子分值在省内都位居中等偏下。因此，资源型城市必须着眼于自身特点，选择适宜的转型模式，立足比较优势，再造竞争优势。
（四）强化经营城市理念，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现代化城市不但要建设好、管理好，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不是单纯的投入对象、建设对象和管理对象，而是可供开发利用的主体，经营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创新。所谓经营城市，就是从政府角度出发，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城市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文资源等进行优化整合和市场化运营。根据前文对安徽省主要城市的量化比较，很容易发现绝大多数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环境因子值都相对较小，反映了城市生产与生活的基础设施、功能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更要求在城市治理上采用经营城市模式，改变传统的政府集权式运作，实行公司化运作方式。采取政府采购、土地运营、BOT（即建设―经营―移交）、TOT（即移交―经营―移交）、ABS（即资产证券化）及市政债券等多种方式拓宽经营城市的资金来源，从而强化城市建设领域经营，这是城市经营的基础领域；加强城市的品牌建设，打造独具一格的特色城市，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营销；同时加强城市的学习，知识经济时代本质上是学习的时代，不仅对于个人、组织而且对于城市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安徽省统计局. 2007. 安徽省统计年鉴［R］.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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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ity Moder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Xueliang1 ZHOU Jialai2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2.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
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city modernization ar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are two basic aspects of city development. Adopting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s of 17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ities in modernization level have been found. The cit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modernization scor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related policy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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