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7 09: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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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是指艺术经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个阶段的解体而走向终结，于是在艺术中无法实现的“理念”转移到宗教与哲学领域。艺术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内终结了，而在历史上继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论”是有效的。在黑格尔整体框架之外，“艺术终结论”的局限凸显，并遭遇了零碎化的现代环境的挑战。
黑格尔美学实质上是艺术哲学，在其卷帙繁浩的《美学》中，“艺术终结论”是一个重要而争议颇多的结论。现代以来，艺术以新颖的方式、多元的面貌呈现出来，人们开始质疑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并讨论艺术是否死亡了。对艺术前途的关怀、对现代艺术的不满、对艺术存在的危机感，交织成各种复杂的情绪。在这个背景下，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这个曾经的预言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将在探讨“艺术终结论”之真正内涵的基础上，联系现代环境下的文艺实践，对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假说进行历史的阐述和现时的评价。
一、“艺术终结论”终结了什么?
黑格尔宣告了艺术的终结，在这个宣言中既隐藏了真知，也潜伏着被误解的危险，并孕育着重新思考的土壤。丹托指出：“艺术史的后来发展一定是证明了黑格尔的预言的不正确——只要想一想那之后有多少艺术被创造出来、有多少不同的艺术见证了艺术的差异性扩散。”但是，仅仅说“艺术被创造出来”并不能黑格尔逻辑体系内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所谓的“终结”并非是一种悲观主义论调，并非是看不到艺术前途的呓语。“艺术终结论”到底终结了什么?在这里，他把艺术的绝对层面和存亡层面分离开来，也就是在逻辑上认为艺术已经终结了，而在历史中仍然发生着。艺术的终结不是艺术本身的消亡，而是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担当的功能将被其他文化形式所取代，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艺术的形式并没有终结，艺术会以不同的方式沿着曲折而进步的道路继续发展。
黑格尔所阐释的艺术是从理念演绎出来的，极重视精神的呈现和传达。“当绝对、精神、真诚或从精神派生出来的世界在感性现实中得到呈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个艺术领域。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就是艺术。”艺术开始后，把理念作为艺术内容的掌握方式不同，理念借以显现的形象也不同，它在理念与形象的制衡中经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在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走向终结。首先，理念本身没有找到所要表现的适合的感性形象，缺乏形象的意义和单纯的外在因素之间缺少关联，象征型艺术在意义与形象的分裂中消逝了。其次，在古典型艺术中，内在意义与所显现的形象能达到完满的契合一致。在古典型艺术的典型代表古希腊文化中，希腊人用拟人的方式来想象和表现精神，把神当作个别的人来理解和把握；但是神与人，无限与有限，都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这些缺陷导致了它的解体。最后，题材的偶然性造成了浪漫型艺术的解体。艺术用感性的具体的形象，去表现无限的普遍性的心灵，而心灵是不能按照它真正的概念得到表现的。外在世界不足以表达和显现内在的无限心灵时，于是心灵就从物质世界里退回到心灵世界本身。在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灵之间的冲突中，浪漫型艺术也解体了。
随着浪漫派的退场，理念在艺术中不能得到完满的呈现，艺术在本质上已经终结。而这种“终结”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黑格尔称古希腊时代为“英雄时代”。此时英雄们的个性虽然是独立自主的，但同时个人与整体有机统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个人的个体性即是普遍完满的整体。于是，不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冲突，特殊即普遍，古希腊人是宥于地方性的，他们还没有达到反思和普遍的主体性。这也就提供了完美的古典艺术理想得以实现的土壤。经历了这种人类幼童般的黄金时代，必定要跨入一个碎片化的分散的世界，即黑格尔所谓的“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这时个人自作决定的独立性在缩小，人作为个别主体的自由活动的范围变得狭窄，个体只代表个体自身而且是受局限的。“作为一个个人，无论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既完整而又是个别的有生命的形象，而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在这样的散文世界里，普遍性的精神要在个别零碎的外在形象中得以显现，无异是天方夜谭似的梦幻。黑格尔的美学坚持理念对艺术的驾驭，坚持从主体内部的自我经验来解释审美特征。这个世界开始出现无数零碎的片断，每个片断只能尽其所能显现自己的意味和意蕴，没有普遍的真理能在艺术中得到全面的诉说。古典型艺术在这碎片化的世界里无法得到实现，它不再能把精神和外在世界很好地融合；而浪漫型艺术零散地表达局部真理，也无非是杯水车薪，永恒而庞大的涵盖一切的理念永远在彼岸，追索不到。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了。
进入这种散文化的现代生活后，艺术只能追求而无法达到黑格尔的艺术理想，艺术终结了。在这之后，怎样完成心灵的归属?黑格尔把艺术的理想转移到艺术之外的宗教和哲学领域，把艺术未能完成的理念在它们身上来加以实现。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范畴下，宗教和哲学是高于艺术的，它们具有想象和把握自身的更高形式。当世俗的世界不再令人满意，当艺术不再能实现艺术理想时，人便躲藏到了宗教或哲学的世界里。这一切开始于一个真实世界的丰富多样化和人类的迷失衰落。普通的民众向宗教祈求宁静，将无法释怀的痛苦、无法理解的困难都抛给万能的神；有足够思维能力的人在哲学中捕捉信息，让思维化解现实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困境。在理念至的精神建构里，只有哲学的思辩能在散文世界里找到出路，而更多依靠外在事物感性显现的艺术便处在了绝对精神的最底层。理念已经在宗教和哲学中找到了艺术无法匹敌的更高的意识样式，艺术不复是谋求纯粹精神的演绎，艺术只是表现现实意味的一种意识样式，艺术在逻辑上走向终结也就表明了艺术只需要具备表现局部真理的功能。艺术、宗教、哲学各自分别有着“在其位谋其政”的意义，“艺术终结论”终结的理念最终在哲学里回归到了自己，实现人的自由本质。
二、“艺术终结论”在什么范围内有效?
黑格尔的美学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他的真理就在于理论的整体性建构，在这个真理背景下任意抽取某一截，或许是有漏洞的，是可以被质疑、可以商榷的。哈贝马斯说：“黑格尔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是古典模式发生了崩溃。因此，为了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黑格尔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艺术终结论”只有在这种预设的伦理总体性中、在其完备体系的范围中才是最有效的。艺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绎中惟有走向终结才符合其艺术理想。这是一个强劲的论证过程，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们习惯于将黑格尔的美学及哲学称为唯心的、脱离时代客观现实的，并从实践的角度加以批判。黑格尔说：“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现存世界里充满了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的若有所感，都在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实际上，黑格尔洞悉了他那个历史时代的各种经验，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和危机。他在浪漫型艺术的论述中就体现了现代性的精神。面对分裂与破碎的生活系统，黑格尔试图用理念的和解力量将之整合起来。于是，他从先验的角度把理念理解为一种力量，在这个力量的支配下进行总体性、体系性的假设与论证。在时代的困境中，黑格尔用自身的原则来把握现代性，如哈贝马斯所说：“黑格尔这样做，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这是黑格尔面对世界的方法论。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乃至哲学体系内，所有的推理是要服从于他的理念统治下的整体性建构的。论文百事通
黑格尔的艺术理想要求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灵是充分协调的，可以表现和被表现的，古典的理想注定要失落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在黑格尔的整体建构中，任何个别的维度要想独立而得到发展，必会以牺牲其体系的总体性为代价。黑格尔把人类的发展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通过现实生活的张力来理解。按他的哲学，艺术是他的“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或阶段，是绝对精神通过人进行反思或观照的方式之一，必将被高于它的方式(宗教、哲学)所取代。在黑格尔这里，“艺术是一个阶段，哲学则是另一个，而艺术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哲学成为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艺术在巨大的宇宙历史范围内就不再有历史使命了。黑格尔的美学是其哲学体系的产物，他站在哲学的立场反思艺术，认为艺术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经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必需的和崇高的地位，艺术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了。在黑格尔的哲学框架内，艺术的终结是他构设的一个逻辑推演：他从绝对理念出发来对艺术进行线性的推理分析，各个阶段的艺术是对理念不同层次的显现，并且这个显现却是有条件的、受制约的，当感性显现不能呈现理念，不能完成人们最高的精神需求时，艺术也几乎走向终结。
“艺术终结论”作为其体系中的一个推理，是不能离开自身依托的背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有效的。只有让艺术在逻辑上终结了才能继续维持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和哲学体系。艺术的出路虽然在逻辑上走人困境，而其推理的有效性在黑格尔的整个美学体系中便也彰显出来。逻辑上的困境并不代表艺术历史发展的困境，黑格尔并不否认艺术继续发展的可能，而且是坚信艺术仍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进行。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一个所处的时代的符号，人们总能在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情境中对艺术作品进行考察，黑格尔并不否认艺术在事实上发展的可能性。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有效性也就呈现于对这两个层面的理解上。
三、“艺术终结论”遭遇何种挑战?
“黑格尔的演绎系统妨碍着他以实用方式设定的那种对客体的专注或虔诚。”黑格尔在其美学理想基础上对艺术几个阶段的推演是无关实用的，而其美学理想本身就是建构在一个空中楼阁之上。黑格尔作为一个思辩哲学家，偏执于抽象的概念领域，忽略了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诗性需求。当我们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框架中走出来，在理念的笼罩之外思考艺术问题时，便会发现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我们步入了现代社会，这是一个纷繁的时代，是一个关注日常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这时人们开始从总体的、抽象的主体向具有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的更具体的主体转变。那么，“艺术终结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
现代的艺术发展形式及当下的命运开始更多地与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到来的社会事件、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仅仅与哲学计划、哲学推理有关。黑格尔建立的哲学体系，一方面承袭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的体系而发展，另一方面开启了后代对其体系的思考和颠覆。“黑格尔的问题空问里，那种曾经激发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不惜一切代价朝向体系的动力已经耗尽了，或者至少是减弱了。”对体系、理性的质疑促使人们采取了一种反体系、非理性的讨论形式，现代性的生活本身就是带有偶然性的、分崩离析的、反权威的，现代人纠结的心灵景况无法用一种普遍的全知视角来伸展，只能通过断裂的、碎片的艺术形式展现。每一种艺术、每一个作品都有被时代驯化的痕迹，审美内在的张力不能凭借先验的理念、理想退回到心灵自身。黑格尔所讨论的不同阶段的艺术是对理念不同层次的感性显现，而在其美学体系内能自圆其说的“艺术终结论”所依托的美学理想在现代的环境中一定程度上也演变成了一种审美乌托邦。在现代环境中，艺术必定还会以其无法预测的方式产生，并以其无从理解的方式被人们欣赏。某些艺术形式确实不复是人们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而其美学理念还仍然是艺术的最高目标么?罗伯特。皮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黑格尔最初的意识：“在黑格尔对他所谓的‘否定性’、由历史变化而来的各种不满的描述中，它们都起源于自我意识最初的失败，一种在根源上不能理解人类历史及其各种机制由自我决定的特征，以及不能反思地说明这些机制的原因，或不能为它们防范来自怀疑论的攻击。”
“艺术哲学是从一般的哲学观念出发演绎出艺术概念的相关范畴，然后才结合具体的艺术现象，赋予这些范畴以具体性。”。黑格尔将艺术历史化并以绝对精神的整体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文学或者艺术都有属于自己的场域．过去这些场域是紧闭在“精英”、“经典”的光环之内，而当今这些场域却有意无意地敞开了，艺术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不定。实在的物体变为一个虚拟的符号，而画布上的艺术却开始转化为实物的展出。那些无关于艺术状态的物体被摆在美术馆内，是对古典审美理想的挑战。在现代性的环境中，艺术凭借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生存。艺术欣赏和研究不再为黑格尔的艺术理想而辩护，而是散落为众多具体、纷杂的艺术事件。我们承认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艺术既然不能作为一个完美的终结点成为理念的归宿，那么艺术三个阶段的解体乃至艺术的终结就是一种必然。固然这是黑格尔一个严密的推理。然而，在一个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的时代，黑格尔的体系思想、逻辑建构是要被解构的。艺术发展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黑格尔对艺术所做的这种线性推理是否是合理的?如果艺术本身即是呈现非线性的发展规律，那么便也无所谓“终结”。我们已经进人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试图从这个曾经被综合、被统一的世界中剥离出众多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经验，以此来应对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从此我们注重意识的多元取向。在这个注重具体经验的多元化的年代，黑格尔的体系建构、“艺术终结论”所依托的背景在当下显得如此地不合时宜。人们在艺术中生活，呈现不同的心理路径及体验方式，这些不同的生活亦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没有一个视角可能产生普遍有效的洞察力，而黑格尔所推演的“艺术终结论”只在一个哲学体系框架有效，它的局限使它无法真正面对现代多种经验的冲击和挑战。
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文学形式和语言的中心地位。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该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新批评派集中研究作品的“文本”和“肌质”，即作品的语言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结构主义超越了新批评执着于单个作品语言技巧分析的局限，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言语”，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纵观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理论研究，对于文学的自律、文学回归自我的贡献不容忽视，但也存在过分夸大文学形式作用的偏颇。文学具有独特的内部构造和形式特征，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和语言材料进行集中研究以揭示其形式特征，其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声称文学是形式的艺术，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语词从意义中解放出来，认为“文学性”只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则存在显见的纯形式追求的误区。
文学形式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特点和规律是由社会文化和文学内容所决定的，文学形式无法自我规定。因此，在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形式这个理论问题。文学形式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点和艺术功能？如何建构？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美国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她指出，应当从生命认知和感悟这样一层意义上来表述“文学情感”这一概念，它既包括生命的感受，也包括生命的理解，甚至还包括生命中那些不易觉察的潜流，她以隐喻式语言描写文学传达的复杂而又特殊的情感体验说：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受中就像森林中的灯光那样变幻不定、互相交叉和重叠，当它们没有互相抵消和掩盖时，便又聚集成一定的形状，但这种形状又在时时地分解着，或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爆发为激情，或是在这种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些交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主观现实就组成了我们称之为“内在生命”的东西。②
黑格尔说：“把满肚子痛苦和欢乐叫出来也并非音乐”，情感表现需要艺术载体。被苏珊·朗格称为“内在生命”的“文学情感”微妙而复杂，普通语言无法精确传达：
这样一种对情感生活的认识，是不能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之所以不可表达，原因并不在于所要表达的观念崇高之极、神圣之极或神秘之极，而是由于情感的存在形式与推理性语言所具有的形式在逻辑上互不对应，这种不对应性就使得任何一种精确无误的情感和情绪概念都不可能由文字语言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③
运用普通语言的逻辑形式传达“文学情感”存在言不尽意的现象：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的，是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④
所以文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用语言传达语言所不可传达的东西，用语词创造非语词的境界。“文学是对语言的一种诗意运用”，它不仅运用而且“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通过暗示、空白、隐喻、象征等偏离日常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将“混乱不整”和“隐蔽”的“内在生命”客观化为可见的艺术形式，从而赋予文学形式“表达一切具有无限细微差别的情感的力量”：
它并不忙于消除歧义，而是将日常语言中的感觉功能和表情功能挖掘出来、复活出来。它正面运用并发展了日常实践语言中的大量歧义和模糊性特征，正面提升并发展了其非概念、非逻辑、无功利、无目的，而又充溢着感觉的生动性、丰富性、新颖性的特征，将语言的音乐性、形象性、表现性充分凸现出来，最终将双关、转义、寄托、比喻、暗示、隐喻等修辞手法发展成为一整套艺术话语的象征——隐喻系统，成为艺术地掌握世界方式的基本构架，成为艺术情感整体得以依存的结构方式，也成为艺术由意义抵达意味的转换之途……⑤
这种“陌生化”的形式相对于文学情感的复杂和微妙而言反而成为一种恰当的表达，并因此生成文学的形式意味，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是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首次提出来的，在其美学名著《艺术》中，他指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贝尔强调指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基本性质，在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性质，没有它，一件艺术品就无法存在；有了它，从最低程度上说，没有一件艺术作品是毫无价值的。”在“有意味的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中，贝尔肯定了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赋予形式以生命的是某种不可名状、无法言传的“审美感情”（苏珊·朗格称之为“文学情感”——作者注）。这样，“有意味的形式”就与传统的“美在形式”区分开来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在形式”，首先它包括自然和艺术两个方面；其次它指美在外在的物象轮廓而不涉及内质，美在外在线条、音响、结构的组合而不在于内容；第三它是从静态的欣赏结果而言的，就是说它是根据艺术品静态存在方式提供给欣赏者的审美结果来考察的。而“有意味的形式”则不同。首先，它不包括自然美，只指艺术品，只有经过艺术家的“意匠” 而在作品中创造出来的形式，才是真正审美意义上的美。其次，“美在形式”就艺术而言，强调物象轮廓、表象及其构成的外在图式，而“有意味的形式”则强调表象和图式应当表现着某种“审美感情”，或者说以某种“审美感情”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表象和图式之中，否则表象和图式徒有空壳而无灵魂。第三，“有意味的形式”是从艺术作为人为创作或创造这样一个动态结果来提出问题的。作为艺术的形式，它的结果必然贯穿有艺术家的“意匠”，即为了表现艺术家某种内在的“审美感情”而对形式进行精心安排组合，如果没有如此“意匠”，形式会呈现出混乱、芜杂、单调等特征。
从“有意味的形式”与“美在形式”的区别中可以看出，“有意味”意味着一个创作主体存在于形式之中，意味着一个表现主体存在于形式之中。艺术是艺术家创造活动的结果，艺术家手下的线条、色彩、音响、文字的组合与结构，它一定要表现着什么，所要表现的东西就蕴藏在那形式之中，彼此不分。对于“为什么特定的形式组合会如此深刻地打动我们”这个问题，贝尔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特定的形式组合表达了艺术家感受到的某种情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复制品没有意味，因为“艺术作品中的线条、色彩和空间是由艺术家头脑中的某种东西生发出来的，而这种东西并没有出现在模仿者的头脑里”，所以，“创作‘有意味的形式’的能力不依赖于猎鹰般锐利的眼光，而是依赖于奇特的精神和情感力量。”贝尔问道：“创作出来的形式所拥有的，而模仿的形式所欠缺的东西是什么呢？支配艺术家的创作的那种神秘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藏在形式的背后，并由形式传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将创作者和模仿者区分出来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除了情感，这种东西会是什么呢？艺术家的形式难道不是因为表达了某种特定的情感所以才有意味的吗？它们难道不是因为适合于这种情感，并围绕着这种情感而组织起来，所以才会是连贯的吗？它们难道不是因为传达了这种情感所以才带给我们吗？”可见，“有意味的形式” 不是徒有其表的浮华标志，而是艺术家“内在生命”外化的“情感的形式”，是变为形象的内在精神。苏珊·朗格认为，理解艺术与理解艺术形式是同一个过程。她说：
一个真正的符号，比如一个词，它仅仅是一个记号，在领会它的意思时，我们的兴趣就会超出这个词本身而指向它的概念。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它的意义存在于它自身之外的地方，一旦我们把握了它的内涵或识别出某种属于它的外延的东西，我们便不再需要这个词了。然而一件艺术品便不相同了，它并不把欣赏者带往超出它自身之外的意义中去，如果它们表现的意味离开了表现这种意味的感性的或诗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无法被我们掌握。
艺术品的“意味”蕴含在“表现这种意味的感性的或诗的形式”之中。奥地利汉斯立克阐述音乐的形式说：
什么可以叫做内容呢？是否就是乐音本身？当然是的；可是这些乐音已经具有形式。什么是形式呢？也就是乐音本身——可是这些乐音是已经充实的形式。⑥
在文学情感的塑型过程中，“形式赋予文学情感以节奏线条”，成为映照文学家生命投入的“主观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内容力量的本体，构成具有灵魂的结构统一体。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有可能使人们忽视文学艺术品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因此，他采用“材料”、“结构”的说法取代“内容”、“形式”，即把“所有一切与审美没有关系的因素称为‘材料’，而把一切与审美发生关系的因素称为‘结构’”。他说：
在一部艺术作品之中，通常被称之为“内容”或“思想”的东西，作为经过形象化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之中……虽然我曾向俄国的形式主义和德国的文体学家学习过，但我并不想将文学研究限制在声音、韵文、写作技巧的范围内，或限制在语法成分或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我也并不希望将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我认为，这些语言成分可说是构成了两个底层：即声音层和意义单位层。但是，从这两个层次上产生出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世界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任何单独的语言因素，尤其是等同于外在修饰形式的任何成分。我以为，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⑦
文学作品的“结构”包含了原先的内容与形式中依审美目的组织起来的部分，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充实的形式”：
文学形式，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形式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思”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形式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形式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或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⑧
文学如何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贝尔拈出“意匠”。吴甲丰阐释“意匠”说：“‘意匠’，原文为‘主观意图’，又指制作一个器物（建筑、工艺品，乃至机器等）之前的规划、图稿（俗称‘打样’），在近现代的西方，‘意匠’一词适用于一切门类的艺术，含有构思之意。这个词以往习惯译为‘设计’，带有实用的色彩，我认为用于艺术不如译为‘意匠’更为适切。‘匠’作为动词有‘计划制作’之意，‘意匠’或‘心匠’是说一件艺术品的计划制作发自艺术家的心意。”贝尔指出，“意匠”是艺术家把握审美感情，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的具体手段，在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的“意匠”经营中，必须遵循“简化”的原则：“没有简化，艺术不可能存在，因为艺术家创造的是有意味的形式，而只有简化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提取出来。”何谓简化？贝尔的回答是：简化是指去除一切与“有意味的形式”不相关的细节，从繁杂的事物中抽离、浓缩出最能激起人们“审美感情”的东西来，使艺术品中的每一个形式都变得富有审美意味。也就是说，艺术家运用尽可能少的形式要素，把丰富复杂的成分组织成一个有意味的艺术整体，就称为“简化”。从现代学理的角度看，“简化”最基本的意义规定可以描述为“在场之量少”。“在场之量少”的描述实际上内含着一个悖论性的语义结构：“在场”暗示有“不在场”的存在；“量”兼有对“质”的逻辑确认。“在场之量少”作为对“简化”的意义规定，因此有直接陈述和间接暗示两个维度：在直接陈述的层面上，它对在场事物的量化形态作出否定性的描述，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不多”；在间接暗示的维度上，“在场”可以同时暗示“不在场”，“量”可以反过来变为对“质”的指示，“在场之量少”肯定了“不在场”的“量”与“不在场”的“质”出现的可能性。所以，“简化”是兼赅“在场”与“不在场”、“量”与“质”这既肯定又否定的两个方面的。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易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里的“简”一方面指篇幅简短，词语简易，描述简略，意思简明等等，这是“在场”的“量”的一面。但同时它又内含了真实真诚的“意”，准确精当的“理”，充沛丰盈的“气”，无限丰富的“神”，这是“简”中所蕴含的“不在场”的一面、“质”的一面。如果用简单的形式传达简单的意义，所产生的只能是简单的结果，这在艺术中只能导致单调感和厌倦感，它是“simplicity”而不是贝尔所理解的“简化”。simplicity是simple的名词形式。simple的意义包括easily understood or done（易于理解；易做）；not complicated（不复杂）；artless（无人为）；insignificant（不重要）；等等，simplicity的所有这些义项都是从否定的角度言说的。“简化”则蕴含着否定与肯定并存的悖论性语义结构，它与丰富、复杂并不对立，“由艺术概念的统一所导致的简化性，绝不是与复杂性相对立的性质，只有当它掌握了世界的无限丰富性，而不是逃向贫乏和孤立时，才能显示出简化性的真正优点。”
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简化”是“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所掌握的最聪明的组织手段”：“当某件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细节不仅各得其所，而且各有分工。”“简化”主要不在于所用笔墨的多少，关键在于能不能尽量以经济的笔墨小中见大、少中见多传达丰富的意蕴。它不是简单地越过能指跨向所指，而是通过艺术形式象征或暗示形式之外、之上的韵味、意趣，所以“简化” 又有强化、复杂化相铺垫。在文学创作中，它具体表现为执一驭万、举要治繁的“以少总多”。
“以少总多”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总”，总括之谓，指一种统会力。罗宗强阐释“以少总多”说：物色纷繁而析辞尚简，就留有余地，有可能引发联想。因为不是什么都写，而是有所选择，写出来的可能是最能集中表现情思的部分，是表现情思焦点的地方，它也就留有了余地，故所写虽一目了然，而情味却无穷。所谓物色尽，谓以极简之文辞，写尽所有物色中神态，非谓写尽所见之一切物色，亦非谓以繁辞写尽所写物色之一切方面，盖就其写实质，写传神言，与上文“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呼应。正由于以简驭繁，有所表现而又有所不表现，于所表现者方能穷尽其神态，亦方能有所含蕴，做到“情有余”。“情有余”，就“有味”。
罗宗强用“物色纷繁而析辞尚简”的“析辞尚简”、“物色尽而情有余”的“情有余”释“以少总多”，张严《文心雕龙文术论诠》以“用意十分，下语三分”的“下语三分”释“以少总多”，都阐明了形式愈精粹凝炼，所营构的艺术空间愈大的美学特征。文学中的形似固然重要，但写形重在写意，写意重在传神，要表达作家和创作对象的生气和灵魂，必须要使用抽象简化的艺术符号，在形式方面追求“简”与“淡”，才能达到“虽寥寥数笔”而“得物之全神”的艺术效果。贝尔反对自左拉以来那种“罗列一大堆无关的事实”的复制现实的自然主义倾向，认为“描写入微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也是艺术的脂肪性病变”，文学所重者“绝不是形而下之象，即具体物象的怎样精细、忠实的描绘，这是不能给人以丰富的、无穷的想象余地，给人以深刻的精神的、哲理的启示的”⑨。摹写入微往往会沉溺于某一个局部、一个琐碎细节之中，缺少艺术的统会力，不能产生意蕴深长的艺术意味。日本当代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美学与艺术重视的是一种“基于意象的思考”，而不是科学或逻辑的认知、分析，所以以精确再现为特征的写实就没有市场，而摆脱物体的外在形态的束缚，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发挥，符合艺术的美学追求。今道友信认为东方艺术体现了这一美学追求，他说：所谓形态，不论是在认识事物的本质或是在决定我们的态度上，都不起重要的作用，重要的倒是以形态为线索寻求所暗示和超越的东西，这是东方美学和艺术的主张，也是东方美学所要论证的。否定形态的绝对性，对形态是认识和艺术的终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形态只是透视无形实在的物的线索，这便是东方美学的思索，它是着墨不多但寓意深远的写意画，是很少跌宕起伏却韵味无穷的颂歌。⑩
“以少总多”讲究实处落笔，虚处经营，实处落笔讲究简约、空灵，它既真且美，虽少而精，不重在对实境面面俱到的描摹而在于以实带虚，从而生发出蕴涵着“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的具有泛指性与多义性的艺术虚境。它是对“简”与“繁”、“淡”与“浓”、“形”与“神”、“实”与“虚”的辩证关系的把握，它笔少意多、以形传神、虚实相生，以貌似简约的笔墨传达深长的意味，建构的是具有生成性的“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即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以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它提供的不是一种确定的形式，而是一种功能性结构，是一种意向性的关系形式。由这种关系所指带来的指向性和暗示性，构筑了一个意味空间：“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从艺术接受的角度看，优秀的艺术品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接受者的想象力，使之主动积极地发挥其填补艺术空白的心理功能，这就需要艺术符号本身的简约。著名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冈布里奇认为：当人们欣赏艺术品时，总是主动地对作品进行“指导性投射”，即把自己心中已有的心理储存投射到作品的符号形式中去，以自己的方式连接作品，而这种心理投射机制的建立，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方面无疑得允许观者保留弥合鸿沟的方式，其次必须给它提供一个屏障——一个空白或不确定的区域——以使它能在上面投射所期望的形象。”艺术符号本身越是质实、确定，观者的心理投射就越是发挥不出来。反之，如果艺术形式虽简，但信息量少，其所包蕴的美感心理和审美情绪贫乏之极，那么这种简就只是苍白，观者的心理投射作用同样难以发挥。因此，最能激发观者的心理投射作用的是那些形简而旨丰的艺术符号，接受美学称之为“召唤结构”，伊瑟尔认为：“看一部作品不应当看它说了什么，而要看它没说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意义空白中，隐藏着作品效果的效能。”“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个包含着“断”与“续”、“隐”与“显”、“藏”与“露”、“虚”与“实”诸多“未定点”和“空白”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把文本中包含的不确定性或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及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本便存在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从而实现徐复观先生指出的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一切艺术文学的最高境界，乃是在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中，敞开一种若有若无、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主客合一的无限境界。”
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与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文学家通过“以少总多”的“简化”，建构包含“未定点”和“空白”的“有意味的形式”，赋予文学情感以节奏线条。文学形式成为映照文学家生命投入的“情感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内容力量的本体，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充实的形式”。
注释：
①尼采：《悲剧的诞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1页。
②③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2页、第87页。
④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页。
⑤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1965年版，第12页。
⑥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⑦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277页。
⑧黄子平：《文学的“意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⑨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本文对于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在数字电影特效中的应用做了相关理论研究：详细分析和总结了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主要特点，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语境下，数字雕塑作品创作的规律和美学问题，力求为我国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制作人员提供创作的启发和灵感，从而促进我国数字电影特效行业的发展。
关键词 电影特效；数字雕塑；艺术与技术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127-06
0 引言
寻求新鲜感，展示匪夷所思的声画效果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制作者的一个目标，当电影艺术进入到数字时代，这个目标变得更加明晰和可行。计算机数字技术参与制作的电影特效正在演绎一幕幕震撼人心的“饕餮盛宴”，从特效巨擎——美国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Magic）的《星球大战》系列、《深渊》系列、《夺宝奇兵》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侏罗纪公园》系列、《回到未来》系列、《加勒比海盗》系列、《谁陷害了兔子罗杰》、《星际迷航》、《追鬼敢死队》、《终结者》、《变形金刚》、《阿凡达》……到数码领域（Digital Domain）的《泰坦尼克》、《美梦成真》、《第五元素》、《后天》再到新西兰威塔（Weta）的《指环王》三部曲、《第九区》、《X战警》、《龙骑士》和欧洲米尔公司（The Mill）的《角斗士》、《古墓丽影》、《黑鹰坠落》及“画面仓库”（Framestore）的《蝙蝠侠》、《黄金罗盘》等等，给全球观众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和瞬间。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7月底，全国2012年电影票房总收入807200万元，其中数字特效技术参与制作的影片达到了90%，票房前十的影片100%都有数字特效技术的参与制作，《复仇者联盟》、《黑衣人3》、《碟中谍4》、《超级战舰》、《罪恶之城2》、《诸神之战》等影片数字特效镜头达15%——35%。当前，全球的电影产业正在数字技术的全面介入下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和升级，我国电影和特效制作行业也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创作特点和规律，将技术巧妙的融入到优秀的艺术内容中，是中国电影在新时期全面发展的关键。
近几年来，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在数字电影特效制作领域得到了全面的应用，从《金刚》开始，到风靡一时的《阿凡达》，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身影。在数字雕塑软件还没有出现之前，数字电影特效制作流程中的数字建模部分还存在着一定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因为传统的影片概念设计和视效呈现相对独立，概念设计师绘制的草图风格、特点很难在后续漫长、复杂的视效呈现中得以延续和表现，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出现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局面。
1 传统雕塑和数字雕塑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学会了打磨石器，开始了人类雕塑的史编。从发掘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埃及和古中国的远古文明遗迹中，我们发现那些悠远时代的人们已经充分利用和享受着雕塑这门艺术。规模宏大的宗教雕塑（图1）令人敬仰和崇拜；细微巧妙的青铜纹样，带来了生活的乐趣。进入到数字时代，利用计算机语言模拟雕塑语言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延伸了雕塑的审美空间，丰富了雕塑的造型语言，艺术表现从现实走向虚拟。我们将这类新的雕塑表现形式称之为数字雕塑，数字雕塑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雕塑协会，真正展示数字雕塑作品是在1995年法国的一个影像技术活动，当时只是对几个简单的几何形体进行一些表面数字雕塑。而在电影方面，具体的运用开始于《加勒比海盗》、《指环王》、《金刚》等好莱坞大片。现在常见的实现数字雕塑的软件有Zbrush、Mudbox和3D-Coat。
数字雕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与传统雕塑同属于造型艺术门类。但数字雕塑和传统雕塑之间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而言，存在空间、实现意义、实现方法和流程不同。
存在空间的不同：在传统雕塑存在于真实的客观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对于雕塑作品，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它的大小、形状、布局；真实的触感到它的体积、材料。在传统艺术中，恐怕也只有传统雕塑才能带给观众如此全面的感受。但数字雕塑是完全存在于虚拟空间（图2）中的，这个空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依靠科技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个空间由计算机数字符号所组成，数字雕塑师必须借助数字软件和各种计算机命令才能完成数字模型的雕塑，数字雕塑师在工作过程中依靠的完全是自己 视觉而非触觉，数字雕塑作品存在于电子计算机当中，观众可以从数字软件中看到作品的三维变化，通过虚拟摄影机，可以放大、缩小、移动数字雕塑模型。
实现意义的不同：在远古时期，地球上的祖先通过雕塑来表达对神的崇敬、表达对繁衍的渴望、表达对人类自身的赞美……在传统雕塑中，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雕塑的实现意义不同。而在数字时代，数字雕塑技术在电影制作中可以为项目快速的创造模型，带来效率的提高；在动画制作中，可以直接塑造经典的数字角色；在游戏开发中，可以把玩家带入更加具有吸引力的空间。
实现方法和流程不同：一般而言，传统雕塑是包括各种材料为基础的造型艺术，实现方法和流程通常是从用泥塑型开始，按照创作对象打骨架、用泥在骨架上建立大体的形状、局部塑造和细节刻画、创作对象的泥塑稿完成后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翻制成各种材质的成品（图3）。数字雕塑依赖的是数字雕塑的软件（图4），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对象，数字雕塑师都需要在数字雕塑软件中由一个简单部分或者几个简单部分的组合通过特有的数字雕塑工具来完成。比如数字雕塑师要建立一个人物的模型，那么他可以在软件中用一个圆球来创建头部，用两个圆球来创建胸部，然后可以用两个圆球的伸缩变形来创建四肢，这种创建方法再数字雕塑中称之为Z球创建法，在这个基础上雕塑师可以进行纹理绘制、模型拓扑和姿态调整等。
在电影特效制作中，如果把整个流程看成是金字塔的结构，那么三维建模部分无疑是最底层的部分，而三维数字雕塑软件和技术则是这个部分的基石。
2 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视觉语言
2.1建模构成到图形置换
数字雕塑软件诞生于后工业时代，数字雕塑软件技术以文本和符号作为载体，在数字语境下蕴含着多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具体到数字电影特效中的应用，在创作过程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表现的平民化倾向不仅使数字电影特效本身具有了人文主义精神气质，与此同时，也有软件技术带给创作者的心灵启迪。软件技术功能命令转化为视觉化的语言，传递着电影制作者和特效制作者的创造精神。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创作从一个点出发，通过概念草图设定的思路来完成数字模型的形状、体量和内在属性的塑造，数字模型建立的过程是数字雕塑创作者表达自身对对象的客观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到对数字模型感性认识和内在精神的统一，这样才能完成数字特效对整个影片的有机配合。任何数字模型都是由内部机构和其他结构共同支撑，所以数字雕塑创作者需要理性的找到这些支撑点以及其在软件中的合适坐标。当然，与现实雕塑相比，这些支撑点都只是虚拟的而不是实物支撑材料，顶点、曲线、线框的组合、穿插完成模型大体框架的构成。在数字雕塑软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模型库，这里的模型都是初步建模构成的，在没有设置外部结构和属性的情况下，它们还不到精神层面的模型。在数字电影特效中，可以直接调用这些模型进行塑造，赋予材质，设置灯光和环境，将特效因素融入到影片中，这样就可以完成从建模构成到图形置换的过程。通常而言，这个过程有两种表现形式：
2.1.1异质同构
在数字电影特效中，对于角色的形象往往是需要耳目一新，创意独特才能让观众印象深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很多真实的形象或者是符号，在数字雕塑软件中，创作者可以把这些形象或者符号任意的组合，形成具有新奇效果的角色形象。这种表现手法可以称为异质同构。在《加勒比海盗》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塑造的章鱼船长（图5）成为当年年度最佳影视造型，在这个经典的角色塑造，数字雕塑软件技术便应用到了异质同构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章鱼的基本造型与人的五官巧妙结合，恐怖的满脸触角发怒时抖个不停，甚至弹钢琴时也是用触角，这些都给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1.2同质异构
同质异构可以理解为在同一种形态中，通过对形态的造型、颜色、体积等构成元素进行改变而得到新的创意形态。在电影《阿凡达》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应用同质异构的表现形式制作出许多影片需要的角色形象，比如锤头兽（图6）、毒狼（图7）、纳威人（图8）等等，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在表现这类角色方面具有快速、高效的优势。
2.2 模型解构和符号重构
数字雕塑软件的数字运算文本是建立在像素之上的，随着塑造层级的增加像素随着提高，结构越复杂像素越高。选择部分像素组成线框，线框的不断增加组成模型的形状，线框可以建构也可以分解，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特效的需要进行各部分的解构，把原始的结构在解构的基础上可以从不同的视觉角度进行重组，这样就能有新的表意传达。当然这就需要数字雕塑创作者充分的去挖掘这个功能的表现力，在重构的过程中，基本的线框已经具备一定的“所指”和“能指”，所以可以认定基本的线框在语言的属性上符合符号的定义，不管是原始创建的符号还是分解得到的重构符号，不仅具有视觉的形象而且具有了语言表意的内涵。数字雕塑软件技术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符号重构，符号重构基本两种类型。
2.2.1逻辑重构
逻辑重构可以理解为一种有秩序的重构，是一种创意形成的方式。在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时刻要受到理性思维或者说逻辑思维的控制，但同时又要受到感性思维或者说是艺术思维的影响。那么在视觉表现上，数字雕塑创作者要按照一定的逻辑秩序把艺术思维中的抽象形象进行不断的重新构建。在电影《魔戒》中，咕噜姆（图9）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类似半人半兽的形象，这种双重性格来源于咕噜姆的离奇经历，所以数字模型在进行塑造时，必然要把形象的性格气质表现出来。形象的双重性格是一种符号，怎样在表现咕噜姆人性善良的一面和怪物丑陋的一面就需要将这种符号的进行一定的逻辑重构。
2.2.2错位重构
错位重构强调一种突然的戏谑性（图10），一般表现对象性格具有狂躁、分裂的特质或者营造恐怖压抑的气氛。
3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作的美学特征
3.1物理新质
数字雕塑软件的运算和存储是以“比特”为基础的，“比特”即bite，它是0和1的二进制数任意一位，比特是呈现数字雕塑作品的基本单位，是数字运算符号生成的源代码。客观物质世界是由原子构成，数字世界由比特构成。在物质世界中，原子可以组合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实体，但不受人们精神和意识的直接控制合；在比特的构成规则中，软件的操作可以随意控制比特的组合形式，比特善解人意的迎合人们，性格乖巧的去呈现数字世界。人们的意志完全作用于比特，比特有自由民主的先天气质和宽广伟岸的胸怀，在后现代的数字电影特效制作中给予了观众一个非精英化和沉浸体验的民主平台。
3.2“真实”与丑感
人类关于真实的探讨由来已久，真实关乎生命的自然所有。在艺术创作中，真实是基本的出发点，真实依托于我们对生活对象的感知，传统艺术作品美学的分析中真实是不可回避的理念。 在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作的作品中，真实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是数字化文本的超真实，这种真实超越了以往的美学经验和客观世界的物理存在，这就要求数字雕塑技术创作的美学分析必须突破以往的美学经验和自身的惯性感知，进入到虚拟的数字真实（图11）当中。 数字雕塑的真实一方面在视觉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另一方面在探讨深邃生命本真上给予了我们更大启发。在电影《金刚》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参与制作的金刚成为了一种审美符号，启发了我们对自然生命重新的思考。在《阿凡达》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制作的公主妮特丽，她对自身信仰的坚持，为了保卫家园，勇敢的与外来侵略进行战斗，孩子般的纯真和善良，唤起了观众对角色遭遇的无限同情和优秀品质的认同。在这些作品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对生命的真实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诠释，引发着观众重构对真实美感的生成。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造的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扩展了审美感受，同时对现实存在和理论进行着瓦解。但从根本来说，虚拟的真实脱离不了现实的范畴，观众进入到“超真实”的世界，难免对这种真实和现实的界限产生模糊的感觉，甚至没有办法去区分谁是逻辑的真，谁是逻辑的假。所以在面对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造的真实时，我们应该随时都能从超真实中抽离出来，不能被其羁绊，仅仅享受审美的舒畅而无视对人性的关怀和凝思。
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造的真实中不仅有审美的部分，也有丑感的部分，关于丑感，我们可以理解为表现形式和形象内心表达的丑。表现形式中，形象狰狞、恐怖、血腥、暴力的僵尸、恐龙、蝙蝠、变异的怪兽（图12）…….。形象内心表达的丑，比如好色、狡诈、变态等等。美感的部分和丑感的部分在某个形象中还有可能要随时变换，在这种变化中，观众需要接受美感的洗礼同时也要接受丑感的鞭笞。数字雕塑软件技术为数字电影特效制作的镜头中，常常会让观众产生“既刻失意”的感觉，“既刻失意”是指在美感向丑感的转换中，观众的精神意识和生理肌体某刻分离，审美活动完全被丑感牵引，以致观众本身幻化成了丑的对象。
3.3草根式的感官
愉悦自己的感官，这是人类的审美本能，只有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强烈的情绪触动和反应才能达到。这些情绪触动和反应可以表现为亢奋、激动、尖叫、狂躁甚至出现幻觉、臆想等等。草根式的感官是一种表现明显的强烈情感触动，但这种原始本能的审美观点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传统美学分析者认为美学的本质是形式主义的，人类的审美体验中美感是远远高于的，康德的美学核心“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指出：美感是纯粹的，不包含任何目的性，但却隐含着欲望。欲望自古以来被视为动物性的一个标签，所以的表达自然就比美感的阐发低人一等。在传统美学与艺术家的意识中，尽可能的把精英式优雅得体的翩翩风度和大声爽然草根式的审美表达区分开来，试图压抑本能的反应来强调精英式的优越。不过在数字世界中，在数字雕塑创作者眼里，以往的审美规则已经发生改变。创作已经变得随心所欲，普罗大众不必去担心自己的出生、学历、修养，也不需要背负说教、道义、思想等等的束缚，而只需要尽情的享受视觉的悸动（图13）。综于此，当银幕中出现那么多特效的时候，我们拍手惊奇、血脉喷张、无所适从……完全感性的让情绪因子喷薄而出，其实这样的审美体验才是真正的美学回归。
3.4奇观化和狂欢化
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作的奇观旨在为数字电影特效营造新奇、诡异、耳目一新的画面效果。好奇心是人类的本性（图14），在复制频繁的后现代社会，观众对新奇的追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新奇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新奇的技术必定能制作出新奇的电影特效效果，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观众只需要好好的享受这种数字技术幻化出的各种效果。当然，这种新奇的技术和效果日益影响着观众的审美心态，以致观众有了对新奇效果的惯性思维，希望特效制作者能满足他们更多的奇观效果的要求。
狂欢化的美学是巴赫金提出的一种美学研究理论，狂欢化可以理解为聚众狂欢节狂热庆祝的行为、情绪和各种形式。狂欢化在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作的作品中不仅在形态上有所表现，更成为一种文本结构蕴含在以叙事为主的数字电影特效之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帮助数字电影特效完成了史诗般的厚重、悲剧式的狂欢、幻化着的梦境…….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创作的对象在狂欢化的表意结构中淡化了各自的神秘光环，拉低了各自的姿态而走进观众。观众则希望透过这种狂欢让感情自由奔放，影片创作者真诚的将创意元素实现出来。
4结论
第一，数字雕塑软件技术是数字电影特效制作流程中重要的一种技术，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对于改变传统三维建模方式、提高数字建模效率、保证项目可持续实施上有重大影响；
第二，传统雕塑的艺术表现语言对数字雕塑创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在数字化语境下，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具有更加自由、更加丰富的视觉表现语言。传统雕塑的造型规律对于指导数字雕塑建模能起到思路启发的作用，应该来说传统雕塑艺术和数字雕塑艺术可以得到很好的交叉，在实践和理论发展方面可以有所表现；
第三，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在理论研究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种空间会随着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进一步升级而相应的发展。视觉表现语言在关于造型基础上只是其中一个部分，造型的创新变化必然会加速创新理论的出现，当前关于数字雕塑软件技术的艺术化理论研究不多，加大对其发展的关注和理论研究的重视；
第四，数字雕塑软件技术必须依赖计算机平台，是建立在数字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具有雕塑艺术的典型特征，所以也必须依赖艺术创作的灵感驱使。在数字电影特效的制作中，数字雕塑软件技术要很好的服务于电影本身，使技术和艺术表现完美的结合；
第五，中国内地数字电影特效制作行业现在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中国内地数字电影特效行业也有自身的优势，比如市场、人力成本和特有的东方文化，只有重视技术的研发、遵循技术的创作规律、发掘独特的创意思维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内地数字电影特效制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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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屋建筑；设计；美学思想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设计的美学也越发受到了重视。房屋建筑设计的艺术美感虽具有各种表达形式，但是建筑的美学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建筑美学随着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筑的美学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建筑的审美和建筑设计的普遍感受，从而形成了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特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
1统一协调性
房屋建筑的艺术设计中，应在满足建筑需求的基本形式之上实现建筑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从而给人们带来不同形式的艺术美感的享受。建筑艺术的设计应在总体上具有统一协调性，从而通过统一的表现形式实现了建筑设计的艺术美感的表现，房屋建筑的艺术形式如何形成统一而又有不同的建筑美感的艺术设计形式是在具体的设计中的重要和关键。
1.1通过建筑色彩实现设计统一
房屋建筑的设计通过色彩的运用也能实现建筑设计的统一发展。色彩的统一和协调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其他因素的系统难以实现有效的统一发展的形式而采用的唯一办法。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建筑风格的统一密切相关，建筑材料的选择也与建筑色彩的统一相关，从而通过材料和色彩的变化和统一实现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协调过程，建筑的统一性设计应实现设计材料的整体搭配的协调，才能形成统一的风格，具有建筑艺术的美感享受。
1.2建筑外形的统一
建筑的美学规律的应用不仅仅体现在单独的建筑上，而是通过城市的各种建筑的氛围而形成的建筑的美感享受，若是缺乏相应的建筑环境，那么建筑的设计将与环境格格不入，也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享受，那么房屋建筑的艺术形式也就难以实现。房屋建筑的外形统一实际上是指建筑外形的类似和统一，通过人们对建筑形状的辨识实现了有效的建筑艺术的设计，建筑的美学规律的应用不仅仅体现在单独的建筑上，而是通过城市的各种建筑的氛围而形成的建筑的美感享受。若是缺乏相应的建筑环境，那么建筑的设计将与环境格格不入，也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享受，那么房屋建筑的艺术形式也就难以实现。建筑外形的统一可从对建筑中的主要部门和从属关系进行管理和控制，并且通过建筑设计主从关系的搭配实现了建筑设计的整体协调。
1.3 建筑设计的主从关系设计
房屋建筑的外形设计中，应处理好建筑群地主从关系，形成层次分明且特点鲜明的建筑设计的表现形式，由此形成统一而协调的设计效果。房屋建筑的设计应实现主从关系的设计，从而实现整体协调的建筑形式，建筑设计应根据功能的要求实现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的陪衬和发展，从而能在建筑设计的搭配中通过主从关系的设计实现了建筑特点的凸显，从而也能形成有效的建筑的美感设计和整体的协调发展。
2 均衡稳定性
主要是研究建筑物各部分前后左右的轻重关系。均衡是任何观赏对象中都存在的特性，是建筑物中最重要的特性。具有良好均衡性的艺术品，必须在均衡中心上予以某种强调，如果在两端强有力的标上某种封闭的母题，即是中间的均衡中心不佳标定，均衡也是可以感到的。
2.1 对称——最简单的均衡
对于复杂的对称建筑，对均衡中心的强调往往是外观设计中颇费周折的事，许多成功的建筑设计，还能以一个自然的进程来启发观者，引导他们自然而然的绕向设置主要入口的主要里面，把均衡非常明确的点出来。
2.2 不对称的或不规则式的均衡问题
当均衡中心的每一边在形式上虽不等同，但在美学意义方面却拥有某种等同时，不规则的均衡问题出现了。这里，杠杆平衡原理就显得很重要，一个远离平衡中心、意义上较为次要的小物体，可以用靠近均衡中心、意义上较为重要的大物体来加以平衡。均衡中心的吸引作用，往往使人不自觉的朝这样一个中心走去，因此，设计的好的建筑物，只需少量导向标志。
2.3 房屋建筑的稳定性设计
从普遍的设计规律上看，一般建筑是上小下大，通过由建筑的底部向上逐层缩小的手段易获得建筑的稳定设计。在近代的房屋设计中的底层架空建筑，通过对悬臂结构特性的利用，使用粗糙材料以及浓郁的色彩实现对底层的加厚，从而实现了建筑的稳定性设计。
2.4 不对称或不规则房屋建筑的均衡设计
房屋的建筑设计具有相当灵活的表达形式和特征，从而当房屋建筑的均衡中心并不对称，但其在建筑美学的角度设计上看是平等的，从而体现出了建筑设计中的不对称均衡。通过使用杠杆的平衡原理，实现了对不对称建筑设计在建筑美学中的平衡发展，从而也能实现对人们的引导和发展，均衡点的设计实际上引导人们自然过渡到建筑的中心点，具体可通过导向的标志实现对人们的指引。
3 布局中的序列
建筑学，不仅是空间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时间艺术。结构的序列、功能的序列和审美上的序列统统都必须是紧凑而有机的。每个序列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和结尾，建筑的序列在入口处自然而然的开始，也自然而然的引向某种规定的结束。这一结束，必须是序列在艺术上和功能上的。一个贯穿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一个贯通于整个建筑的完整序列，还可以通过或越过，可能达到一个自然的出口，也可能达到一个自然的出口，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应有的次要部位。序列的布局分规则布局和不规则布局：规则的序列，产生一种庄重、爽直、明确的印象，而且强调，它必然引起一种感官的感受。在规则的序列中，很少遇到偶然的和意想不到的迷人之处。最适合用来建造社团、俱乐部、宗教团体、政府部门或人群云集的大型、庄严的建筑物。不规则的序列充满了流动和各种运动的感受，能造成令人意想不到的感染力，造成外观上使人惊异的一些部位，比规则的序列更有个性。适合住宅、俱乐部或不规则的社会中心建筑。
4 比例
比例是指长、宽、高三个方向之间的大小关系。无论是整体或局部以及整体与局部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都存在着比例关系。良好的比例能给人以和谐、完美的感受；反之，比例失调就无法使人产生美感。在建筑物和它的各个局部里，当发现所有的主要尺寸中间都有相同的比时，好的比例就产生了。比例有简单的基数比，如1/1，1/2，2/3等，还有动态比例，如正方形的边与对角线的比，从单独正方形发展而来相互关联的矩形系列（产生黄金分割点）。这些比例关系常常会有助于建立协调的比例关系。
5 总结
建筑艺术形象应具有充实的视觉表现力和冲击力。迅速增长的新建筑所具有的意义是异乎寻常的，是新的人文景观、心理认知与归属感的凝聚点，体现着现代人文精神的追求，与象征性的表现，市民自豪感相结合的新的美学意象。应通过这些城市重要公共建筑予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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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标尺，形式符号，文化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J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3-67-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东西方碰撞，西风顺势东渐，在碰撞之后的协调、融合与发展过程当中，促成了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开始由近代向现代、由集中向折衷、由东方传统向中西兼容装饰美学的重要转型。因此，民国建筑承载了这次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转型的完整历史过程，在中国建筑装饰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而今，建筑艺术发展正面临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性与多元化趋势，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也不可停留在单一的保护与再翻建层面，而应是横向的“形式研究”，即作为建筑装饰艺术主体风格与语言的形式符号的维护研究，以及纵向的“文化翻新”，以促进今天的艺术创新乃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一、鲜明的文化标尺
民国建筑装饰艺术作为一部参考现代建筑美学思想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发展的双重价值取向：对东方传统样式非科学性的反思与对西方现代建筑理性成分的吸收。
这种双重取向的鲜明性与独特性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不曾有过的。她的产生可追溯为两条历史动因，一是国际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得资产阶级制度与技术释放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代表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化也随势波及世界，19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美学在各个流派的百花齐放中，从文学，美术，诗歌到建筑等领域促成了新形式，新材料，新结构的产生，如新古典主义美学思路；以马列维奇、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几何抽象与风格派；致力于现代设计为主导的德国魏玛的包豪斯等。二是国内趋势：1918年开始的以及次年的“五四”运动为，使当时中国更加开放的兼容外来文化，传统的本土文化面临现代转型，这极大刺激了中西合璧的现代性建筑美学的诞生。当时也出现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如留日的刘敦桢，留美的杨廷宝、梁思成、吕彦直、林徽因等，他们日后成为了民国建筑界的中流砥柱。
在这两条主要动因的驱使下，民国建筑装饰美学走向了“内核”的聚变与“外缘”契入并互为转化的装饰艺术典型。中道西器、中体西用，在东西方不同风格、形式与功能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中，民国建筑装饰美学呈现出一套独立完整的形式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表现了当时建筑装饰特有的形式美学，功能美学以及审美心理学。而值得我们研究与维护的是这些形式符号并非为某一个民族之样式、文化背景和心理参照，而表露为多重地域与多元文化特征在个体或群体审美功能积淀上的日趋独立与完整。这其中以简洁明快、抽象对称的新民族样式风格（又被称为现代化民族形式风格）；以自由组合，不讲定法的西方折衷主义风格；以东方外饰、西式布局的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简化风格等装饰符号最为突显。
二、符号学的研究与归纳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Jsta AlbertJ）在其著作《论建筑》中写道：“建筑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以共同适合于恰当、匀称、表达、优美的反映”。可见形式符号与建筑的功能、结构之物质层面，以及伦理、审美之心理层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其绝非某一简单之标记或记号，而被定义为一种象征、一种参照或一种含义，它喻示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情愫、寄托与智慧，而成为一种精神性载体。
对于装饰艺术形式符号的保护与利用应建立在对其的研究与归纳之上，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建筑装饰艺术领域中，形式符号的功能结构性、文化象征性、心理暗示性进一步摆脱了技术制约而独立存在，在对建筑结构、环境等起到加强、维护与调节的物理同时，更满足了人们精神诉求、审美取向和思潮境迁等心理需要，实为建筑构造变化、风格演化的高级形态。
新民族样式风格着力于融合中西方建筑装饰元素，创造出既具时代气息又具传统特色的新民族形式建筑。其大量采用平面组合体型与平屋顶结构，在构图与比例的原则上借鉴西方古典的三段式划分，柱式比例等，凸显出简洁与对称的构图。在建筑各构件如檐口、墙面、门窗、入口以及室内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形式与图案。如1934年建成的南京首府外交部大楼，建筑外型采用西方现代平面式，整体立面三段式构图，但细部装饰又富含东方传统意味，其檐口下以褐色缸砖装饰成的简化的斗拱构件形象，回纹线脚雕刻以及入口处门廊立柱与雨篷转角处表现出的霸王拳的抽象形象。斗拱、霸王拳、雀替等是东方独具的建筑装饰结构与象征功能构件，在承载较大面积屋面重力传递的同时表达了鲜明的象征性意味，如祈福求祥、厌辟灾祸、伦理等级等。在此建筑装饰中的符号却是简化、抽象、提炼过的，表现了当时人们己逐步趋向极具现代装饰感的西方抽象艺术与简约主义美学，因此转化为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感的纯粹装饰符号了。
形式符号是我们区别归纳不同时期、类别、地域建筑装饰艺术的主要参照。东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象征性、意象化的，包容了东方人祈福求祥的美好意愿和仁义礼智的精神崇拜。而西方的装饰形式大多是写实性或抽象的，更偏向于某种理性意识与宗教观念，反映了西方人祟尚自然与逻辑的理性文化。建筑装饰演至民国时期，各具东西方代表性的形式符号，或以原型，或以简化、抽象，交叉处理运用到建筑装饰构件当中，在混搭的形式上重塑形式之美，这其中以折衷主义风格较为明显。
折衷主义风格的装饰元素源于西方对各个历史时期建筑样式“令人信服”的模仿、混搭与自由组合，不求定法，自成一体，是民国初期建筑装饰运用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如建成于1910年的江苏省咨议局，其装饰整体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以拱券门特征为主，辅以帕拉蒂奥母题的栏杆与望柱，对称布局的法式梦莎式屋顶，复杂精致的欧式线脚装饰、磨砖雕刻、楼梯扶手、栏杆、木门等构件遵循西方古典样式。而在材料、装饰细节的处理上又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装饰的特点。如大量使用替代西洋石料的本土青砖、红砖，局部因地制宜地采用混合砂浆以及多种混合材料，细部装饰采用了带有中国传统特点的植物花饰如回纹、卷草纹等作为浮雕装饰题材。由此建筑的装饰构件到仪饰，从纹样到材料工艺，充分体现出东方人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式和功能的理解与接受，一方面基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思维习惯，社会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建筑装饰符号本身之于西方文化教化与传播的心理功能，其时代象征意义与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与价值取向是互为依托的。
中国传统宫殿式近代简化风格充分展现了“新功能、旧形式”的时代装饰美学，这类建筑装饰艺术既符合现代装饰功能的需要，又饱含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精华。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建于1933年的南京华侨招待所建筑群，主楼屋面采用明清官建庑殿项形式，二三层相连的西式竖窗，窗间以红漆装饰壁柱分隔。底层檐口与勒脚部分以水泥假石贴面形成高大的基座效果。正脊与戗脊均有简化后的鲜明民国式脊饰，正脊吻兽转化为了中国传统拐子龙浮雕的装饰性构件，四边戗脊走兽更是抽象成略有形象化的突起装饰符号。独特门廊的梁枋阑额、檐口下额均绘有传统的装饰彩画，雕梁画栋。这些装饰构件己超越了物理功能而上升为纯粹的符号元素。如建筑台基高度隐含了传统的伦理等级功能：“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漆饰的用色也喻示了礼制的要求：“以丹为贵，依次为丹、黝、青、黄”。屋脊的鸱尾与吻兽装饰有厌辟灾祸，守护平安的功能；而完全抽象简化后的兽形图案以及西式墙面竖窗、壁柱等则非常契合那个开放年代的民族审美心理构想。
可见民国建筑装饰符号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体系，虽然它现正面临减少、替换或彻底丧失。因此研究、归纳、提炼这段时期的装饰符号对于学习其装饰设计方法，传承其装饰美学理念，寻求维护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有效途径至关重要。首先，要保持这些符号体系独立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文化特性，研究其对于特定时期建筑装饰的功能、技术及材料运用的主导性与关联性，这并非着意强调功能须服从于装饰或反映装饰，而是要保证装饰艺术与建筑结构的逻辑统一。如果建筑装饰结构、材料、施工等技术本身能考虑到形式符号的和谐与统一，才能在维护与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忠实的还原其特有的符号与内涵，追溯原有的艺术氛围，为“拟建”一种新兴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产业链奠定理论与物质基础。
三、创意型文化经济产业链
目前，国内现己逐步意识到对民国建筑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如上海“新天地”广场的成功开发与南京1912民国休闲娱乐区域的建成。但这样的再利用仅以单一的经济获益为导向，是在对建筑文化并非真正深知与独到理解上的再利用。所以其过程中必然存在原貌丧失，装饰变味，滥取滥伐，资源浪费等弊端。因此，对于民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其特征的描述与再现上，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一的利益获取与盲从开发之上。
建筑装饰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一首无声的诗，那么以创意型文化主导的经济产业链无疑是将这首“诗”推向了更广泛的阅读群。在现代社会经济越发以“高技术和高文化附加值经济”为依托，越发以服务化、信息化、开放性、关联性为特征的产业链趋势中，对经典建筑装饰艺术的再利用必须打造以民族地域文化为主（包括遗产文化、创意文化、衍生文化等）的文化输出型经济产业链，才能产生相当的规模与效应。
新兴文化经济产业链应是一个资源化、创新性、低损耗、技术化、多层次、再循环、网络化的链条结构，而文化输出是它的策略重点。实现这一新型产业链的资源化与创新性，关键在于归属“内容产业”的遗产文化发掘、归纳、创新的价值链。民国建筑装饰艺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制、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科技发展、风俗习惯等环境风貌，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师们创新民族传统装饰文化，探索西方文化本土转型之路。中西合璧、道器结合，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环境、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本土现代建筑文化源流的一面明镜。基于这一价值链的架构，首先应着眼于研究与时代背景相关的建筑装饰文化的概念创新、材料创新与方法创新，并将其看作是一座庞大的文化博物馆体系，从中提取最具浓缩性的装饰艺术符号，提取最具代表性的新材料、新技术结晶，提取某一建筑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取那最折衷，最多元化的衔接古今中西的“中间环节”，从而作为这个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件物质与非物质藏品，充分发挥这独特的装饰艺术所聚合的强大物质功能与精神载体，形成丰富的创意产业素材内容的产业活动。
而其技术化、多层次体现在归属设计制作产业的企业链。基于民国建筑装饰符号理论研究与创意内容、创新概念启发下，以文化输出与文化创意的高附加值为引导形成庞大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载体。如建立民国建筑博物馆系统，装饰艺术馆、历史文献馆，在网络上创建民国装饰文化历史演变与陈列的虚拟数字博物馆，在还原或进一步凸显民国建筑装饰形态的前提下，将原历史建筑改建为民俗艺术馆或现代美术馆，在相对集中区域以历史建筑为实景开辟出专业的影视拍摄基地以及制作、编排、特效、宣传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同时兼容并蓄相关文化设计方面的企业、他们将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国际化的策略推广、信息的交互咨询和文化经纪等平台支撑。
再循环、网络化表现在归属服务与衍生产业的供需链，着重体现在消费类信息文化产品的普及和文化艺术符号的大规模市场推广。其前提是基于对现代消费心理学的求实动机、求美动机和求新动机等品牌心理的研究。民国建筑装饰完整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己使其成为代表民族的文化品牌，同时其特有的混搭、折衷、简化、抽象、仿古、现代等装饰风格又作为当今个性化消费主义的完美代言。因此高附加值的品牌效应在文化产品推动下将形成巨大的资源能量，渐入到一个网络化的衍生领域，衍生出相当可观的周边经济，如以民国建筑装饰为主题的餐厅、休闲会馆、主题公园，民国装饰文化的家居系列、生活休闲创意产品、文化用品、服饰，民国建筑装饰历史出版物、影像产品等等。
四、结语
一个时代的建筑艺术由于其独具特色，因而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区分开来，而这种特色必须饱含时代之沉淀才能富于生命力，才能作为本民族文化于特定历史时期发展的代表。因此，对于这些经典传世建筑装饰艺术的维护与再利用须切合其独有的文化体系与思维逻辑，须建立在系统的理论认知与独到的运用思维之上。单一的利益取材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变味破坏性的翻修更是一种失职！一切偶然和仅仅是样式化的动机都应被放到它应去的最低层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本民族建筑文化之历程；通过具体的装饰美学形式追溯其源，才能使今天的文化产业创新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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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科学；艺术；融合；SSK
一个多世纪之前，法国文学家福楼拜就曾乐观地预见：“艺术愈来愈科学化，而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孔子更是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将其运用到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上，说明它们可以融会贯通。尽管本质不同，但是趋势为“和”，即有差别的不同事物――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同”是指不包含差别的绝对同一）。对于科学与艺术的这种融合关系，具体的论证思路又可分为如下两种：
一、通过史实的交织，表明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首先，从历史来讲，科学与艺术在发展的早期通过工艺连结在一起。中国古代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瓷器、漆器，都是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的例证，考古物品兼具着实用与审美的功能。这样，将艺术与工艺联系起来证明艺术与技术，从而与科学间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这种事实只能说明，艺术曾经处于一个与工艺一体的状态。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艺术的发展经历的是一个与“联姻”恰好相反的过程，即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艺术才获得了独立和自律，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正是在于它不是手工艺。创作艺术品所需要的，并不只是技术。
其次，通过科学与艺术具有相同的繁荣时期来证明二者的融合关系。比如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等与科学共同繁荣。欧洲走出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再次，通过科学家与艺术家身份的合一，证明科学与艺术共融。历史上存在着许多艺术的“科学家”或科学的“艺术家”，他们同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比如，宋朝的沈括，既是写有一手好词的大文学家，同时也是发明“报时历”的科学家；东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同时也兼备极高的文学造诣；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作为知名的艺术家人们熟知他的《蒙娜丽莎》，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解剖学家。现代的情形就更普遍了，比利时的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84年又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的荣誉称号。但是，只因两种活动集于一身，就证明了它们的融合关系，并不成立，好比一个人有时睡觉有时吃饭，但并不因此而证明它们是同一种活动。
二、科学与艺术在共同系统中的融合
将科学与艺术纳入共同的系统中，因而得以分出层级结构，科学在底层，进行物质层面的支撑；艺术在高层，是精神层面的引领。科学与艺术分别代表着有情感的逻辑和有逻辑的情感，艺术在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丰富的联想，艺术美感激发科学的创新思维。如果人是一只鸟，那么科学与艺术就是助人高飞的翅膀。
在思想上，庄子的《天下篇》有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表明艺术和科学可以融于人的活动之中。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这种结合，远非仅仅是各门艺术中如何使用了高科技，也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中如何渗入了艺术的因素，而是指科学与艺术在学科内容、表现形式、概念表达、思维方法、研究方法以及追求目标等方面的相互渗透、借鉴和启迪。
将科学与艺术统一于人的系统中，它们的融合关系如果按照主观与客观二分的标准，科学偏向于客观，艺术偏向于主观，那么其论证方式又可分为两类：
1.偏向科学、客观的一极，是艺术向科学的靠拢，强调艺术的情感实在性，它们都是认识，二者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不同自然现象的普遍性，它的真理性根植于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它根植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李政道以公元8世纪李白的《把酒问青天》与公元11世纪苏轼的《水调歌头》为例来证明诗歌的普遍性――他们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依然引发强烈的感情共鸣。这种融合关系是通过艺术向科学的靠拢而达到的：颜色是不同的光波；艺术形式中的“天地一沙鸥”，追求科学上更高的速度；美声唱法，因为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唱法，表演三个小时而不知疲倦；芭蕾舞中的天鹅湖，美在重心的稳定，也是符合科学的观点等。与科学一样，“艺术也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将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关系点放置在偏向客观的一极，将对艺术的追求与对科学的追求看成是一回事，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天文学等各门学科与美的文章，论证的都是通过科学手段，揭示自然界先前所不为人知之美，如原子的构造、化合物的晶体图案、生命体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状等，均是美。它们实质是科学主义的形式美，是将美定义为客观。这与西方艺术美学中的形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西方艺术美学的形式主义传统由来已久：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弦的长度与音高有关，并且弦的比例与音的高度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将这种思想转到视觉艺术上来，就形成了关于比例、对称与和谐的关系，还形成了一个具体的、符合数学规律的所谓黄金分割的理论。这种思想将美看成是客观的，它由对象的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规律决定。
如果美真是客观这么一个向度决定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形状被人们感觉到是美的？美感是如何构成的呢？这就涉及到科学与艺术在人类共同创造力基础上融合关系的SSK进路：科学向艺术靠拢而达到融合。
2．偏向艺术、建构、主观的一极，是科学向艺术的靠拢，强调科学的建构性，SSK恰恰提供了科学的建构论观点，其中，社会约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艺术美学由客观走向主观的历程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形式主义美学，认为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人对于对象的接受谈论美，不能说明美的原因。他这样提及对象的尺度和相对应的人的感官接受方面的问题：“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因此，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里，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看者不能将它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的全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像躯体和动物应有一定长度一样――以能被不费事地一览全貌为宜，情节也应有适当的长度――以能不费事地记住为宜。”
完整而系统地阐释了人的审美感受特征的是康德（Kant）。他通过强调知解力与想像力的和谐运动来说明美与人的心理的关系。他探讨了圆形、正方形、正六面体等几何学合规则的对象的形式美并且指出“一切僵硬的合规则性（接近数学的合规则性）本身就含有那违反趣味的成分：它不能给予观照它时持久的乐趣。”美在于主观的合目的性，而不在于符合某一个客观规律或符合目的。美必须以人为中心，以人所具有的普遍人性为依托。
美学发展史中，有客观性向主观性的转变，进而，主观性中也有普遍人性向具体人性的转变，这里就涉及到对康德美学的批判。“从社会性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并从社会性出发，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对改变人的本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的阶级属性等等包括进去，以此来批判一种不变的普遍人性。”在看来，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永恒的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美。从这种观点看，美与社会具有对应的关系。
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出美与人的文化的关系，说明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美的观念。在一个民族和文化中被接受为优秀的艺术品，并不必然地被其他民族和文化接受为优秀的艺术品。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代的人们之间，艺术标准与趣味的相同、相异之处是一并存在的，并且与人们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同异具有对应关系。从而美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美的标准也很不相同。不同文化的美，绝不是同一张进化表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走着不同的进化之路，但它们之间通过相互影响与相互刺激，从而出现既有趋同又有趋异的复杂交错运动。
美学的发展表明，美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只有联系社会与文化，才能给予人的审美感受以准确而深刻的认识。
（2）SSK：科学客观实在论向社会建构论的发展
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实验程序和逻辑方法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哲学家在对这种传统科学观进行了反实在论的、反“镜式”知识的批判之后，费耶阿本德（P.K. Feyerabend）、库恩（T. Kuhn）、罗蒂（Rorty）等又转而对科学方法进行了批判。SSK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尔（David Bloor）的逻辑知识社会学思想，也是一种对于传统科学逻辑方法的批判。人们一向认为逻辑在科学知识合理性中处于重要地位，科学知识的普适性由逻辑推理规则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所保证，逻辑的基础在于实在的本性，它的威力来自于直觉，逻辑的发展是自身发展自身的过程，所以根本不许社会学对逻辑染指加以分析。
然而，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需要它们得到论证和证明。SSK的前身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指出，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往的被证明的逻辑等标准本身也已成为争论的主题，人们不仅普遍怀疑观点的有效性，而且怀疑那些表明如此观点的人的动机”。
曼海姆指出，知识社会学“并不怎么关心由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现给主体。这样，思维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而，为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可能，这与在知识社会学之前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社会学只可以分析思想史中错误的案例，而对正确的科学定律束手无策。
在打开了对于思想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大门之后，曼海姆继续论证道，对包括艺术和知识在内的大多数论断来说，历史、社会进程都具有实质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些论断中看出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他将知识与艺术作了类比，指出：“艺术史已相当确定地表明，艺术形式可根据其风格而确定其时期，因为每种形式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并且它还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是如此，知识也是如此。在知识领域中，我们也可以愈来愈准确地探测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背景的视角。”
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视角”二字，通常人们认为，视角是观察、认识与实践主体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外在于客体的，但是曼海姆却赋予视角以更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视角’在这种意义下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形的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他也认为，一个特定发现带有认识者所处地位的社会、历史痕迹，这一点应该被看作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承认这些视角的存在，更要调查为何在承认这些视角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取得知识与客观性。他以空间物体可视的景象为例，指出我们本质上只能取得一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但这并非是错误之源。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而在于怎样可以通过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把每一种视角都看作受视角本身，由此获得新水平的客观性，由此自然可以得出，视角并非外在于知识、无关知识内容痛痒的一个参数，相反，它是构成知识内容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布鲁尔发展了曼海姆的思想，将其知识范围扩展到了科学领域，认为并不存在着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即便是一向被认为硬度较强的数学、逻辑知识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的信念由旧的信念外加经验的合力所产生，并将科学基础还原为经验性的，同时也批判了逻辑推理的合理性，指出逻辑的威力来自于社会制度，来自于人们的约定。具体到逻辑知识这个对象，无论是其逻辑推理的规则，还是逻辑推理的基础，都与社会意象相关，社会因素是其不可剔除的组成成分，逻辑“知识的理论9成分就在于其社会成分”，从而否定了理性主义者的逻辑合理性这样的本质性概念，为其继续否证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者的普遍合理性标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布鲁尔的社会境况决定论有着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首先，它促使人们看到科学的建构特征，它不是由客体或对象决定的，而是深受主体的社会境况制约的。这就对科学是由对象内容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其次，通过突出科学思想发展的非连续的一面，打击了把科学史看成纯理性、纯逻辑过程的传统理性主义。再次，他认为，一个时代的真理是围绕着该时代已经实现的东西作定向的，也产生于在一个特定时期流行的获得知识的具体方式之中，因此，“真理的概念并不是历经一切时代仍保持不变，而是卷入了历史机遇的过程之中”。布鲁尔的SSK具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倾向，“把认识活动同它所渴求的模式联系起来看待，不把它看作对‘永恒’真理的洞见，而是看作一种论述在某种生活条件下由某些有生命的生物支配生活环境的工具。”从而，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抽象真理观，为将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引入认识论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在SSK的科学建构论中，社会约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虽然可以浪漫地讲画画、写诗、歌唱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画画、写诗、歌唱。但却不能因此说艺术是每个人的话语，作品有差异而无所谓好坏之分。我们无法真正打破作为判断标准的价值体系。科学之为科学，艺术之为艺术，必定要具有其本质特征。当然，SSK的进路只是将这个本质特征的求索目光由客观转向了主观，转向了人们的主体间性、社会约定，它提倡的是一种社会认识论、集体认识论、集体美学。2006年11月在中华世纪坛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在收到的包括陶瓷、玻璃、纤维、漆艺、雕塑（含金属艺术作品）等在内的1000余件作品中，按照“观念新、技术娴熟、思想性强、尤其具有我国传统技艺而又有创新的作品”的评选原则，最后共计400余件入选。《小王子》里对于蟒蛇吞象这个意念的绘画，不能以“帽子”作为结尾，而是需要另外再画所谓的“透视图”，这都说明：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在被个性化地生产出来以后，依然需要共同体的认同。
总之，当前科学界与艺术界对于二者的融合关系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融合关系的标尺更为倾向于哪一极，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认识论立场将给予殊异的回答。SSK通过其对科学本质的社会、文化、历史维度的诉求，将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关系标尺向主观性一极做了推动，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于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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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光潜.《美学拾穗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75.
[5] 卡尔・ 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3－4.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作家；伊斯兰情节；西部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07-01
“中国西部文学”的提出和倡导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其成熟的标志性创作室80年代中期“新边塞诗”的崛起，90年代以来，西部作家们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应有的关注。所以说，中国西部文学是一种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同步、又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美学品行的文学思潮现象和创作形态。
一
伊斯兰教大约与唐高宗永徽二年左右从陆地和海路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就有圣训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徒传播，也不与其他宗教争高下，尤其不攻击中国的儒家思想，所以收到了中国统治者的倡导，得以平稳传播。
而“西部文学”这一概念始于钟惦菜先生1984年在一次“电影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西部片》。随后文艺理论家萧云儒先生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以“开拓新型的中国西部片”为主题的报道，又对钟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在《要打自己的牌》的专题采访中，钟先生指出：“要有一批人立下志向，在开发大西北的生活中，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西北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人造影立传。”接着萧云儒先生又连续发表了《美哉，西部》、《西部电影五题议》等文章。由此，“西部文艺”说进入了文艺领域。钟惦荣先生的“西部电影”的概念之所以能氤氲开来，除了萧云儒先生为“西部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外，其实也有一种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在起作用。
穆斯林民族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的人格风范，强度傲人的血气方刚。互换人的硬朗与豁达，一次来体现对宗教的虔诚。在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这种坚韧不拔又带有悲悯色彩的宗教很快找到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充分表达了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对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伊斯兰教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既不对异教―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锻炼了西部人在严酷生存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同时也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
基于此，西部文学的崛起产生了一些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气质的“硬汉子”的形象，他们所发出的的沉雄、苍凉的气质也营造了一种悲剧性的美学基调。
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求外物、辨析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人心灵的广阔无垠的讲解来显示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天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缜密的、偏重感性的和生命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
二
伊斯兰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中国西部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带有着伊斯兰文化所特有的神秘主义。
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的主张神的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已经成功转化为伊斯兰艺术的美学色调，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当代的西部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尽管中国西部文化存在着多维的特征，如内在结构的多维性组合与历时形态的所谓性汇聚，但是这种多维性文化机制又分明呈现出强烈的以伊斯兰化为个性和本色的宗教文化特色。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西部诸多民族大部分归属于伊斯兰化的阿尔泰语系，而且因为伊斯兰文化精神在中国西部文化的历史构成中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精神内聚力和心灵感召力，并成为西部文化鲜明的精神气质与优势文化资源。
总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形态问题。
三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坚不可攀。山川阻隔、浩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这里的居住者们追逐着绿洲过活，时而繁盛，又时而面对战火，这样的历史清醒给了他们的文化一种无序性和非逻辑性。但是他们感性的抒情却因为这种历史的神秘感而变得丰沛了，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的资源和环境。
例如，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她只能从事“神秘”写作，他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了文学与西部自然、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的互文性的表述。就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之的整体式把握的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雄风、冰山、驼队……一旦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和灵魂就会同诗人的情感经历、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成为诗的幻象，这是一种西部的精魂同诗人的灵魂碰撞后产生的形象符号，是一种特殊的“西部意象”，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才能够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的。
四
西部作家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西部独特文化背景中人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创造出了“西部人”的群体画像，给当代文学增添了富于个性魅力的、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西部人”。这些“西部人”画像中，以“农民系列”、“少数民族人物系列”、“漂泊者形象”、“硬汉形象”较为突出。一般说来，仅仅把地域文化理解为民歌、民谣、婚丧嫁娶、驱鬼敬神、节庆礼俗等民俗民风的展示是很不够的，从更高的层次上讲，那种根植于民族民间文化中而通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那种深具本质和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精神、气韵、信仰、人情、智慧、话语、历史积淀等形成的作家作品的心灵意象及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才是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西部作家紧紧把握住了这一点，所以，西部小说呈现出的面貌也是独特的。
西部作家力避那种缠绵悱恻的“温和化”的西部叙事，他们往往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这些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体现着西部精神的硬汉人物，承受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苦难，但他们总是在沉默中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从而增强了西部人更好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在西部作家的眼中，西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总和。西部精神的价值不仅是作家意识里承袭的烙印，而且更要发掘历史的、现当代的、让人们感受到和目睹到的荒芜与恐怖环境中那些属于人的踪迹。”
也许西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西部小说表现出的对地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对西部文化资源深处开掘的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顺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2]赵学勇，王贵禄.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
[3]杨经建.神秘主义文化与神秘主义文学.
[4]杨经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关键词】审美；期待视野；接受美学；微电影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54-02
接受美学充分意识到了读者对文学接受的重要作用。姚斯认为，读者在阅读欣赏作品前，意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由于先前已有的生活经验、艺术修养、思想观念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具有某种阅读倾向性、审美需求和标准。这种阅读前已存在并进入阅读过程的意识是审美的期待视野。审美接受的期待视界离不开受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文化知识素养、艺术素养及审美能力，以及受众在当下审美活动中的需求和心境，每个审美主体才能进行审美接受活动，形成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全方位地控制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接受的意向、选择、建构和思考。
一、基于期待视野的审美接受
微电影《父亲》是导演筷子兄弟对日常生活的“美学关注”，它不再是对生活“宏观层面”的迷恋，而是从生活的“微观层面”去进行人生哲理和命运悲剧的“反思”。艺术来源于生活，观众更希望看到真实的生活面貌，而不是美化过虚假的生活，或是时不符合逻辑或经验的生活。电影观众的更加注重情境的类似性，由于微电影《父亲》符合生活的逻辑，并真实地表现人的本貌和生活的细节，促使观众向电影的画面认同，并通过镜头所表达的形象认识自我、观照自我、意识自我，使自己看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
一般而言，“微电影”由于影片时间限制，不能设置繁复的线索和错综复杂的纠葛，缺乏沉淀和积累，而对于细节不能深度推进，导致了微电影很难对主题进行深刻的挖掘。但艺术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把熟悉的东西利用“陌生化”，以打破人们固有的思维或期待，对事物产生新鲜和陌生的感觉，从而走出对生活的麻木和困境。这种陌生化实际上是用突破常规的方法唤起接受者的关注。而纪实风格的手段恰恰有一种将司空见惯东西新鲜化的功能，比如：我们对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写字的事情记忆深刻，可一出现在影片里就觉得新鲜而亲切。父母为我们补衣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可一出现在影片中里就引人注目。观众正是从这一类观影经验中产生了要看既新鲜又熟悉的人物和景物的期待视野。
在《父亲》中，虽然人物关系、影片线索和故事情节都十分简单，但是影片通过将一个小家庭中父女之间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联系起来，不断地对细节进行发大和积累。其内容来自普通人的生活，更多地体现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怀与温情。总之，从《父亲》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思考等方面来说，影片在主题表现和对艺术接受者的心灵把握上是成功的。
二、期待视野下的美学审视
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提出了“艺术即经验”的美学命题，在他看来，生活即美，美即生活，“审美经验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并非游离于其他经验之外”，也就是日常生活蕴含着美的元素和人生哲理。筷子兄弟的电影美学思想显然受到杜威的影响，《父亲》就是从一对普通父女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体验美，探索人生哲理，发现社会问题的旅程。父爱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父亲与子女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广泛存在着，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素材之一，在解读父爱和反思父子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包含了许多的辛酸和泪水，所以从共鸣角度来讲是占了先机的。导演筷子兄弟在影片《父亲》中，以平民的视角对社会底层人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与此同时，电影还涉及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领域，如现代人的冷漠，职场性骚扰等，进行“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以引发观众反思生活，反思人生。
现代电影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怀旧，美国后现论家杰姆逊认为，怀旧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再现历史的场景，而是展现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化经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美学，抵制以主观意图对日常生活的粗暴介入，或随意干涉和生硬的切割，其主张电影应该表现真实的人，表现人的日常生活，反对幻想、想象。其审美元素可以概括为：取消人为臆造的情节，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在街头巷尾摄取影片素材，以此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现状。显然，新现实主义拒绝像现实主义那样对生活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过滤，而是还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的本真状态、自然状态。《父亲》是怀旧情结、再现历史和表现文化经验的融合，它受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影响，努力还原生活真实，把观众带回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这里，电影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经验的集体记忆。
《父亲》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把摄影机扛上街头，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怀旧”把握无微不至，力求带着观众一起集体“穿越”到小平房的老街，街头的摩托车，理发匠，严厉的小学老师，顽皮、童真、整蛊的小孩，孩子间的小吵小闹，飘扬的红领巾，巷子里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医院里冷漠无情的护士的服务态度，组成了社会的风俗画，在坚持来源于生活基础之上聚焦70、80后这代人的成长，叙述了小家庭、小故事、小温情的平民生活。其目的是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日常生活之美，再度唤醒大众的集体回忆。有人这样评论道：“《父亲》是人对生命、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透过亲情、爱情和邻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异，浓厚的人情味使得这幕剧回到港产片的传统时代，怀旧特色也成为它最真诚的标签。”
三、期待视野下的情感共鸣
“第一印象”会直接影响以后对该事物的评价，是因为人们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往往会以已有的经验或获得的信息为依据，即以已有的期待视野来判断或解释后来得到的信息。因此在观影中，已有的期待视野能促使观众更快地建立影像与自身之间的亲密关系，观众的心情跟随着影像变化而起伏，银幕仿佛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往往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电影题材所表现的情感与受众的内在情感体验相同或相似，从而引发对过去的追忆以及生命意义的思考，就会“触碰这一代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断层中的群体心中最柔软也最心疼的部位”。
在播放电影前推出同名歌曲《父亲》也很好地调动了观众在期待视野下的情感共鸣，歌曲《父亲》用高度凝练的歌词突出了父爱的主题思想，使《父亲》这首歌深入人心，加深我们对电影主题的认同。一方面，影片的配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烘托作用，渲染了一种悲伤感人的气氛，深化父爱的主题，为观众提供了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使观众仿佛亲身体验了身体的，俨然自己就是影片中的父亲，在险象环生的恶劣条件下与敌人作搏斗；或是女主角，经历了重重苦难，终于与心上人走在一起。此时，艺术意象已不仅仅停留在心中，而是作为生命意象与受众的生命体验产生了和谐的交响。
四、结语
微电影《父亲》通过对观众期待视野的把握与突破，生动地阐释了影视艺术的三个重要原则，既现实美与艺术美的集中表现的原则，内容美与形式美的高度统一的原则，以及具象美与抽象美的完美结合的原则。《父亲》作为一部微电影，能唤起人们对父爱的思考和对亲情的珍惜，达到了一部影片对社会应有的贡献价值。
参考文献：
[1]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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