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7 09:34:4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工作搜寻;均衡理论;匹配模型;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5—0096-06
引言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关系到政治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三类主要就业群体,即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以及下岗职工。其中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下岗职工有一定的经验和技能,而农民工由于在这几方面都相对欠缺,因此其就业情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低技能使得其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度较高,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餐饮等行业。而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不断减少,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沿海用工企业可提供的岗位数量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另一方面,规范且系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介没有完全建立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渠道缺乏专业指导,从而使其搜寻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据《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报告,21世纪前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达到1亿人左右,且农民工数量每年仍以7%的速率增长。目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转移难度进一步加大,制约农民工流动、就业和市民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自2004年闽东南地区在我国农民工就业市场频繁出现“民工潮”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现象,使得农民工就业成为我国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
工作搜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深入研究工作搜寻与匹配问题是认知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和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阿罗
德布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而无摩擦的,即企业提供任何一个工资水平都能雇佣到其所需要的工人,同样,工人愿意付出什么努力水平就会得到相应满意的工资。这显然不符合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和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着异质性。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像瓦尔拉斯所假设的情况运行:在集中决策、就业和工资中,工人和企业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点决定的市场上相见。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在整个匹配过程中将综合考虑各自不同的偏好、技能和需求,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还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看,一方面存在用工荒,即企业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大学生、失业者等就业难。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和就业人数没有得到高效率的配置。而20世纪80年代由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创立的以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的DMP模型为分析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的求职策略、工作搜寻强度及影响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并且为空缺职位和就业人员之间如何形成匹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搜寻理论与工作搜寻理论
搜寻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工作搜寻理论也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渐完善和成熟的。Stigler首先提出固定样本搜寻理论,并应用到商品市场的搜寻过程中,他认为,搜寻过程就是某消费者在购买物品之前,先确定拟搜寻卖家的数量,最终在一定的买家中选取最低价格的卖家以完成搜寻过程。Stigler假设信息不对称且价格离散,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不断搜寻尽可能多的商品,直到搜寻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并从报价最低的卖家那里购买所需物品,这一搜寻过程被称为固定样本搜寻。
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搜寻过程被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两种。固定样本搜寻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工作搜寻者寄希望于通过搜寻行为来改善福利,因此,搜寻者不会提前确定拟搜寻企业数量而会不断寻找工作直到满意,其持续时间取决于搜寻和被搜寻双方各自的偏好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全部特征。McCall建立了序列搜寻模型,并用以分析更贴近实际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行为。他认为,工作搜寻者在搜寻前先确定一个保留工资,也就是工作搜寻者所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以此作为搜寻时接受或拒绝工作机会的依据。若提供的工资条件高于或等于保留工资,则接受该份工作;反之,则拒绝。序列搜寻模型中的工作搜寻过程是从信息经济学中的序列统计决策理论演化而来,主要解释了工人在离散的劳动力市场中如何搜寻工作,其核心是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并且考虑“知晓信息”与“采取行动”之间的时滞。这一理论更加贴近真实劳动力市场,因此被广泛运用于经验估计和提供政策建议。
考虑到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理论的缺陷,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和ChristopherPissarides从均衡搜寻理论的角度出发,引人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行为,将其行为内生化,进而考虑企业对搜寻者行为的影响,也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基础。以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提出的匹配搜寻理论及以他们三人姓氏第一个字母组合而命名的DMP模型即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该模型对认知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失业、工资水平和工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发展
(一)基本工作搜寻匹配模型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以提高工作匹配率、减少失业,并很好地解释了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并存的现象。Peter Diamond等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内生化行为引入搜寻,综合考虑劳动者搜寻工作的行为、企业提供职位的行为以及搜寻者与职位之间的匹配,将劳动力供需双方、薪资决定机制纳入模型,清楚地解释了劳动力市场转换、均衡失业率、失业持续期、薪资水平的差异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摩擦性失业的认识,同时为解释自然失业率找到了微观理论基础。
Mortensen和Pissarides将工人和企业的双边搜寻引入模型,并指出匹配均衡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第一个分支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在随机匹配和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工人和职位的流动以及失业产生的原因;第二类分支主要研究了在企业提出工资报价工人搜寻最优工资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工资的影响。
Mortensen拓展了对个体劳动者求职决策的研究,将失业解释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劳动者寻求最优工作的行为,强调了劳动者的异质性、可替代性和工作搜寻时间的长短。Burdett和Mortensen对工作搜寻和裁员失业的均衡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劳动者工作搜寻的强度与失业持续时间的关系并引入雇主行为,把工资形成过程视为内生机制。劳动力市场中的搜寻行为具有双面性,在劳动者寻找满意工作的同时,企业也在寻找能够够胜任该岗位的员工,因此分析雇主与雇员匹配过程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十分重要。Pissarides>
Diamond分析了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为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导致了商品市场的摩擦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搜寻成本的存在,商品市场才会出现同种商品不同价格分布的现象。另外,Diamond还根据搜寻技术和讨价还价理论,分析了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将谈判工资作为内生变量的决定机制及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问题。Blanchard和Diamond建立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来解释工作匹配过程。BD模型假设企业拥有私人信息,即掌握了工作搜寻者所能接受的最长的失业期并且按此信息对搜寻者进行排队,BD模型主要强调了雇佣方即企业的雇佣行为,讨论了雇佣率对失业期的影响。随后,Tony E.Smith和Yves Zenou在BD模型的基础上从搜寻者搜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假定搜寻者可以自由选择搜寻强度,对搜寻者和工作的匹配进行分析。
(二)拓展的搜寻匹配模型
在基本的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假设工人和企业提供的工作都是同质的且不允许在职搜寻。这与真实的劳动力市场有所偏离,在实际中,需要考虑工人技能和偏好,企业的生产率和职位需求,即需要考虑搜寻双方异质性的存在。Pissarides在其模型中允许在职搜寻并将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按劳动产出以好坏区分,另外,模型还假设只有失业工人才会与不好的工作进行匹配。Krause和Lubik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动态均衡模型理论。Acemoglu建立了一种匹配机制,即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之前先决定工作的类型,然后再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工人进行匹配,若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或者企业提供的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生产率相当,则该企业将会提供一种类型的工作并且雇佣市场中所有的工人。Albrecht和Vroman则考虑了另一类劳动力市场,模型中考虑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均衡,在该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分别按照能力和所需要的职位技能进行区分,其中,工人的能力是外生的而企业对于职位的能力需求是内生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的生产率也要高于低技能的工作,而高技能工作则需要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因此该类工作的匹配成功率相对较低。
在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搜寻、匹配和工资定价三个模块中,工资定价的博弈与确定也极为关键。工作搜寻匹配理论指出工资的确定不仅与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别有关,还与企业有关,即使劳动者的能力无差别,雇主之间也可能提供不同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职位空缺即失业现象的产生。均衡搜寻理论有效的研究了工资定价机制,除了一般的将工资定义为纳什(Nash)均衡解之外,Mortensen、Mortensen和Pissarides还提出了丁作匹配中工资定价的其他方式,包括市场出清时的工资定价,运用集体谈判模型、内部人一局外人模型以及效率工资模型所得到的工资定价。
一般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情况或者工资确定还取决于集体谈判协议。即通过建立工会或者实施集体谈判制度以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该博弈过程中,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与雇主或雇主集团进行劳资谈判。首先,工会先提出一个工资议价,然后,雇主或雇主集团再对其雇佣行为进行决策。Pissarides研究表明,当工会代表失业劳动群体时,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是社会最优值,工资议价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工会代表的仅仅是在职劳动者时,由于在职劳动者工会设定的工资水平比失业劳动者高,因此,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就会高于社会最优值。Mortensen和Pissarides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由于集体谈判工资决定机制,欧洲比美国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和且失业发生率更低。
Lindbeck和Snower提出了“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替换的成本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替换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不可能也不愿意频繁地替换劳动力,从而导致内部职工的工资要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要求,结果是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些失业者愿意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失业。当失业率增加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失业率迫使局内人接受低工资而厂商有可能以低工资雇佣局外人从而取代一部分局内人。
Shapiro和Stiglitz提出了效率工资模型理论,该理论假设员工更倾向于选择休闲而不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企业提高工资效率将提高员工被解雇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更努力工作。然而,Shapiro和Stiglitz讨论了由于高工资所引起的过度的搜寻努力会对其他工作搜寻者获得劳动机会产生负面外部影响,从而引起就业不足的现象。Ramey和Watson综合分析了工作搜寻均衡模型和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当高工资和解雇威胁共同作用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时,失业的劳动者由于较高的岗位破坏率而承担岗位破坏的成本。Tony E.Smith和Yves Zenou提出在Stackelberg模型中如何求解一个均衡的工资水平,其主要观点是将公司作为工人选择工作搜寻强度的信号,工资水平的高低与工作搜寻强度呈正相关,那么总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工资水平。Hall侧重于从企业的招聘和岗位设立中寻找工资粘性的依据,并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分析失业的波动性,其研究偏离了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设,而从粘性工资的角度进行解释。在粘性工资的非稳态假设条件下,存在劳动力供求双方由于议价而产生的工资范畴的集合,在这个集合当中的工资都可以实现有效的劳动匹配。工资粘性会影响工作搜寻过程本身,当产出减少或投入成本上升时,雇主支付工资而带来的剩余将会减少,工作搜寻者的激励效用会降低,因而雇主提供的空缺职位随之减少,失业率上升。实证分析后也得出结论,即工资粘性既不会影响工作匹配的有效形成,也不会导致无效率的工作岗位丧失。
三、搜寻匹配理论指导农民工就业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就业形式多以非正规且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根据农民T的特点,应用搜寻匹配理论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农民工就业特殊现象形成机理的认知,并且对如何提高求职率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可以科学诠释并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导致农民工失业产生的原因,从供需情况看,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摩擦性失业,即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用人单位难以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民工潮与用工荒就是摩擦性失业的具体表现。其次,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上升,使得其搜寻时间延长,更有部分搜寻者在一段时间的搜寻之后转而回到农村而减少外出打工的时间,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产生。另外,企业是否能够雇佣到工人也与应聘者的能力和技能有关。Postel—Vinay和Robin将求职者区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水平的人,并以法国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低技能岗位,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对工资差异没有影响,而市场摩擦对工资差异有着50%的解释力,表明工作搜寻强度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水平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我国,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属于低技能的求职者,如果再持有较高的工作搜寻期望,将大大增加失业率。搜寻匹配理论认为职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匹配机制,工作匹配效率低。对于农民工来说,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带来了双重的效率损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降低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效率。因此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考虑建立规范的劳动中介机构,加强对农民工就业的专业指导,同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以减少失业率,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
结合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利用工作搜寻模型或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进行一些定量分析和研究,为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宏观决策和农民工理性搜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例如:工作搜寻过程是一个双边搜寻过程,可以从搜寻、匹配以及工资确定这三方面对农民工工作搜寻过程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考虑允许在职搜寻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行为的条件下,从劳动力供给方,即农民工的角度分析其工作搜寻的决策行为,综合考虑保留工资和搜寻强度对农民工搜寻决策的影响,得出在其搜寻过程中的最优停时。另外,可以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行为考虑在内,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均衡分析,以解释除了制度因素外导致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原因。通过分析企业与求职农民工博弈条件下的工资的形成机制,研究企业行为与农民工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双方在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工资报价分布、雇佣量、失业率等变量的特征。还可以结合针对该特殊群体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来分析如何提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降低失业率,并最终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市场均衡。因此,应用工作搜寻匹配理论能进一步研究农民工就业殊现象的形成机理,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地政策建议。
四、小结
随着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乃至世界的焦点,工作搜寻理论也备受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搜寻理论、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均衡工作搜寻理论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殊群体——农民工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关键词:现代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不足;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JL001)。
作者简介:白暴力(1954-),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01-04 收稿日期:2007-01-04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总消费需求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痼疾,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现象产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企业现代产权制度。
一、古典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
关于产权,有许多界定,实质上,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经济社会化的发展,诸种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经济范畴;产权是一个经济权利集合,这一组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形成产权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古典产权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的转化过程,其核心是决策权、分配权等一系列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
古典产权制度是单一的所有权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目标是利润,所以企业的运行目的唯一也就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赚取利润。这时,产权与所有权是统一的,统一在所有权之中。早期的产权制度就是这种古典产权制度。古典产权制的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唯一地参与企业决策,利润是企业的唯一的运行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开来,这些经济权利包含:收入分配权、经营决策权、支配权、转让权、使用权、剩余索取权、经营监督权、……等等。现代产权制度是这样一种产权制度:诸种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经济过程的决策不再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而由一系列经济权利共同决定。现代产权制度就是这些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现代产权制得的特征是诸多权力共同参与企业决策,企业运行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赚取利润。
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在实行现代产权制度的企业中,雇员选举自己的代表,与所有者代表一起共同组成公司决策机关。公司的决策机关是双层结构,一层是管理董事会,由经理人员组成,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另一层是监事会,公司的重大决策由监事会负责,监事会成员一般分两部分,一是出资者代表,二是雇员代表,其中后者一般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席位。如在德国,2000人以上的企业,雇员在决策权中占50%;500人~1999人的企业,雇员在决策权中占33%,这里,诸多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开来,这些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由于雇员拥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利,参与公司的决策,因而公司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雇员的利益(沈越,2002)。
二、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位:总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核心机制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企业决策。在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在低点上,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
1.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
目前,我国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
第一个特点: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是指劳动力的供给超过市场对它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这种过剩主要表现为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表现为失业率。从“表1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可以看到,1992年~2004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上升,从2.3%上升到4.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状况。当然,我国的实际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状况可能比这组数字所表达的要严重的多。
第二个特点: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对称。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在劳动者和雇主的权益博弈中,一方面,劳动者每一个个体都处于弱势状态,又由于劳动者是分散的,所以劳动者整体也处于弱势地位;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单个弱势分散的劳动者,雇主则处于优势状态,具有垄断者的特点。因此,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力量不对称的特点。
2.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企业决策。这种决策机制的目标是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尽可能的压低工人的工资。在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在低点上。
首先,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被定位于劳动力价格的水平。图1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状况。
图1中,横轴n表示劳动者数量,纵轴W表示实际工资率,其中,SL是劳动力供给曲线,DL是劳动力需求曲线,PL是劳动力价格曲线。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我们知道,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外,还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社会道德、生活习惯和自然条件等不同,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不一样,因而劳动力价值量也有差别。在我国,社会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再到“全面小康型”转变,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范围逐步扩大、种类逐渐增加、劳动力价值逐渐提高。但是,在一定的时点上,劳动力价值是一个定值,因而,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价格线PL是水平直线。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假定: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L1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L,这
时,市场的均衡点为E1,市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劳动者数量分别为W1和n1。但是,实际上,均衡点E1是不存在的。因为,古典产权制度企业的决策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所以,在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的条件下,企业会利用失业压力迫使劳动力供给曲线一直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当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k时,市场均衡点为Ee,该点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劳动者数量分别为We和ne。这时,均衡点Ee在劳动力价格曲线上,因此,工资率We正好等于劳动力价格。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继续向右下方移动,从SLe移动到SL2,则市场均衡点从Ee移动到E2,该点所对应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为W2,因为W2<We,即劳动者所得工资低于劳动力自身价格。这时,劳动者无法购买到生产、维持、发展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这种均衡一般是不存在的。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均衡点在劳动力价格线上,它所决定的均衡工资率正好等于劳动力价格。
其次,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的特点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导致市场均衡工资率等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对称,则在这种均衡基础上,致使工资率低于劳动力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将不能保证劳动者的最低正常生活,从农村来的“民工”就会返回土地。2004年年初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实例(刘江峰、张晓辉,2004)。
“农民工”的工资定价是典型的市场定价。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供给长期过剩;而且,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企业,他们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需求垄断型市场。我国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的买方需求垄断市场。因此,“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定位在劳动力价格的水平上,并且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也就是,被定位在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标准上,并且常常低于这个标准。
据调查,约71%的企业在2004年春节之后的2个月内计划招用新员工,这些企业提出的“一般情况下本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分区域看,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6城市,其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24城市调查企业平均数高8.5%;最低的是广东惠州,其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24城市调查企业平均数低25.4%。分行业看,新员工的预期工资最高的建筑施工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分别为730元和728元;最低的是餐饮服务企业,为579元。而且,根据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和广东省发改委、劳动厅等部门在2004年8月对广州市联合调查后,发现广东许多台资、港资企业的工资仍停留在90年代的水平(刘江峰、张晓晖,2004)。
由于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道德性,十多年来,劳动力的价格是在增长的,而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落到了劳动力价格之下了。这也就是“民工荒”出现的经济原因。
3.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形成
在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于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企业利润不断高速增长。这样,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另一方面,与利润相关的收入处于高水平并持续增长。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偏大和扩大的现象。图2表明了这种现象。
这种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扩大的机制,也导致了我近十年来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同一个机制产生了收入差距偏大和总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对孪生子。
社会总需求不足不是指社会总购买的绝对低下,而是指社会总购买的相对低下,是指相对于社会总供给来说社会需求不足,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因此,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所形成的购买力小于它所提供的产品。
在古典产权制度下,工资由市场定价的厂商具备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的特征。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这些厂商会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销售额;另一方面,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甚至在劳动力价格以下。这样,这些厂商提供的市场供给与由工资形成的市场需求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图2也表明了这种现象。
“农民工”多是在这样的厂商中就业。前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工”工资确实被定位在劳动力价格的水平甚至更低。“农民工”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2003年已超过9800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在我国,就业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闽东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主要分布在建筑施工、机械制造、电器制造、化工制造、纺织服装、餐饮服务、商贸旅游等企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对部分大中城市企业招用农民工需求调查报告,这些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为612人,平均每个企业用外地员工366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从地域看,外地员工占调查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4%,闽东南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59%,环渤海地区49%,中西部地区43%。
这些大量的“农民工”所在厂商,在提供与利润相关的高收入的同时,保持着低工资收入,产生出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同时,他们提供的产品与这些“农民工”由工资形成的社会购买的差距,就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缺口,形成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由市场机制确定工资水平的厂商中就业的不仅有“农民工”,而且有其他大量的劳动者,这同样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缺口,形成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目前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58;2004年为0.46;2005年为0.47。城镇居民收入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为37.8%,最低40%人口的收入份额为22.2%(孔泾源,2005)。考虑到统计的误差,实际收入分配差距要比上述数据表现得更大。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偏大相伴随,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也偏大。2003年,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的比例仅为1.4%(孔泾源,2005)。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在低位,并且不断下降。从“表1”可以看到:1996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最高的年份为2000年61.1%,最低的年份为2004年53.0%,连年下降。
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严重偏低。1997年~1999年,以美英法三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1.21%,以南非、阿根廷和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2.11%,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4.33%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6%左右。可见,我国的消费率比国外一些主要国家大体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
2003年和2004年,我国出现了连续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上涨。近期,我国食品价格也不断上扬。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我国已摆脱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然而,在这段价格总水平上涨中,第一,食品价格上扬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下滑并存;第二,消费率依然偏低,2004年我国消费率为53.0%,是1996年来最低水平。这些都表明,这个期间,消费资料价格上涨并不表明总消费需求的增长。实际上,2003至2004年以及近期我国消费资料价格上涨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和市场推进的(白暴力,2005年)。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可见,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机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失衡。这就是我国近十年来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核心机制。
三、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关键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总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痼疾,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政府当前和长期的一个战略任务。为此,必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由“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企业现代产权制度”转化
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基本上仍然是企业古典产权制度,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前面分析已经说明,正是这种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决定了厂商的市场行为必然将工资定位在低点,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必须促进民营企业的这种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过渡。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厂商的决策权不仅仅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而是与劳动者、社会、政府和知识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厂商的决策权由诸多力量共同掌握,这样可以从内在机制上克服将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甚至更低的行为,从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均衡和构建和谐社会。
民营企业要取得更高的效率,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多地赋予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财产权利,让劳动者参与生产、分配过程的决策,加速向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演化。
国有企业也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收入分配权、支配权、转让权、使用权、剩余索取权、经营决策权、经营监督权……等各项经济权利在不同的经济主体方面的配置和组合,通过这些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这些经济主体包含生产资料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等等。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之一,是产权配置和组合的主体之一,而不只是被配置的生产要素。这样可以从内在机制上预防将工资定位低水平的行为,从而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提供基础条件。
总之,对于国有企业,需要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对产权中各项经济权利的合理配置,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而对于民营企业,则需要实现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转变。现代产权制度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同时,还需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有效地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问题。
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工资市场定价,制定工资增长指导线。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如果听任市场自发作用,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长期被定位在低点上,尤其是农民工和普通职工的工资,这将导致长期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因为市场力量不可能确定出合理的工资水平,所以,政府必须介入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政府可以采取确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方式,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指数,确定工资增长率,实现工资增长指数化,保证工资增长率不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这可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保证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与总供给的增长在宏观上达到均衡,消除总消费需求不足。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保证宏观经济均衡,防止出现产品过剩、经济衰退,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利益,使劳动者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农民工和普通职工人数众多,而且边际消费倾向高,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因为收入增长缓慢没有能力消费,如果增加他们的收入,将会迅速提高社会总消费需求,有效扭转宏观经济失衡的局面。
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中建立制衡机制。前面已经说明,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处于分散的弱势状态,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方处于强势状态,具有垄断的特征,因此,工资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制衡机制,改变劳动者分散的弱势状态,使劳动者和厂商的博弈建立在双方力量基本均衡的基础上,从而使工资的市场定价能够趋于合理化,以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
关键词:兵役制度;供求均衡;成本-收益分析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四、结论
[关键词]劳工标准 经济成本 经济福利
一、引言
劳工标准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劳工标准是一国关于劳工若干方面的状况。它包括至少3个方面的内容:经济福利、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其中,经济福利包括劳工工资和其它非工资福利,生产环境包括有关劳工工作安全和健康设施的建设,而劳工权利涉及劳工各项权利。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98年归纳的四项核心劳工标准是: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它们都都属于劳工权利范畴。
关于劳工标准的研究文献很多,它们几乎都不否认执行劳工标准制度将提高经济成本,甚至以此为前提条件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在,在利用该前提条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具体分析劳工标准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成本的。
二、各项劳工标准制度的直接影响
除了本身的执行成本(包括设立法律、法规,执行费用,执行者的支付,监督费用等)外,劳工标准制度还可能直接提高经济成本。下面分析各项劳工标准对经济成本的影响。
1. 经济福利
劳工的经济福利是劳工标准的重要部分。如果最低福利标准的底线低于市场出清水平,则该标准对经济成本没有影响。但是,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其它最低福利标准的底线通常被设置在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因此,它们将直接提高经济成本。
2. 生产环境
劳工标准中有关生产环境的内容在SA8000和《北美劳工合作协议》中都有规定。比如要求企业提供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投资购买或建造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质量和安全检查,举行健康和安全培训等。显然,该标准将提高企业的经济成本。
3. 劳工权利
劳工标准中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对经济成本的影响比较复杂。这里主要分析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影响
(1)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结社自由指工人和雇主有权建立和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而集体谈判权利指工人和雇主有权利以组织的形式来谈判。这两项权利都以同一种方式来提高经济成本。它们实际上承认了,工人和雇主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在并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鼓励劳动力供给方和需求方形成市场势力。由于劳动力的需求者(雇主)人数少,他们比较容易形成势力。相反,劳动力人数多,他们的市场力量很小。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实际上偏向于供给方势力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值得一提的是,该标准对经济成本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现状,如果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形成市场势力,那么该标准就将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成本。如果劳动力供给方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势力,那么该标准的影响就不大。
(2)免除强迫或强制劳动
该标准主要针对的是殖民地的强制劳动和监狱劳动,属于少数情况。一般来说,在强迫、强制劳动中,工人的支付比较少甚至没有。显然,该标准将减少所针对的人群的劳动量,提高其劳动补偿,于是提高经济成本。
(3)儿童免除工作
劳工标准中对童工问题的规定比较复杂,故我们只考虑最一般的情况。童工的特点是,其支付比正常人要少。该标准用成人去替代他们,增加了工资成本。
(4)免除就业与职业歧视
从经济意义来说,歧视就是作出了同样经济贡献的人得到的报酬不同,或者创造经济价值更多的人却得不到更多的报酬。故该标准将提高那些受到歧视者的回报,从而提高经济成本。
三、劳工标准制度的间接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一般情况下,除了本身的执行成本以外,每项劳工标准制度都将提高经济成本。该经济成本与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密切相关。但是,执行劳工标准制度的影响并未到此结束。由于它引起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市场机制将倾向于使市场达到新的均衡。这种市场均衡力量将影响经济成本。
一方面,劳工标准制度将一些劳动力从生产中剥离。Brown,Deardorff和Stern(1996)通过分析认为,许多项劳工标准制度是纯劳动使用型标准(purely labor-using standard),将一部分劳动力从生产中去掉了。可是,这些被“去掉”的劳动力并不容易在市场上消失,他们成为了新的失业者,并寻找机会重新进入生产活动。
另一方面,劳工标准制度使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市场均衡水平。这引起了非劳动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于是,市场上将出现更多的失业者。
失业者的增加使劳动力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这使经济成本略有降低。当然,经济成本很难降至执行劳工标准制度之前的水平。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劳工标准制度将提高经济成本和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市场均衡力量将使经济成本略微降低。但是,总体来说,劳工标准制度提高了经济成本。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约束;环境成本;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关键词:公平性;绩效考核;调控
中图分类号:F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030-0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认识到:一方面企业腾飞和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才;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要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而人力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何处理好既吸引人才又降低人力成本这对矛盾,这是每个企业经营者所面临的十分现实的课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工资策略,必须一方面考虑到各岗位职务在本企业的相对价值,实行按劳分配,以体现内部的公平性;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当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各类劳动力的均衡工资率,进行外部平衡,以体现外部的公平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既包含公平、激励作用又是经济高效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工资管理体系,才能处理好留住人才和降低成本这对矛盾,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主要从企业内外部公平性两个方面着眼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工资工作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 企业工资的内部公平性策略
内部公平性要求公司支付给员工的固定薪酬与每种岗位的相对内在价值相符,浮动薪酬与每个员工的业绩相符,体现的是内部均衡和个体均衡问题。
1.1 工作评价
目前,国有企业所采用的工资策略各不相同,制定工资等级的方法也不尽一致。我国传统的工资管理体系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更多地考虑员工的潜在劳动能力,主要靠工龄、学历、职称、行政级别,而忽视对每个员工所做的工作本身的分析,更没有充分考虑每个工作岗位对实现企业目标的贡献。这种制度看上去似乎很公平,但实际上是对工作价值的否定,而采用工作评价设计员工的工资等级,就目前而言是克服这种制度弊端的有效途径。工资等级是指全体员工的等级排列,它是工资制度中最能体现工资的按劳取酬原则,反映不同岗位以及这些岗位在企业中的相对价值和相对贡献份额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它是企业工资制度建设中构建内部公平心理氛围,提高企业效率的最基础性的内容。
工作评价是一种通过评价各岗位在企业内的相对价值来区分工资等级的方法。组织机构中每一个岗位职务都有其特定的地位、特定的职责、特定的工作条件,对任职者有特定的要求。通过岗位职务分析,就可以对每个岗位职务的工作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一般包括岗位职务所要求的知识层次,技能等级及对实现企业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等因素。这样就可以根据每个岗位职务对企业而言所具有的不同的价值以及各岗位职务彼此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的相对价值,将其分别纳入到企业的工资等级序列中去。因此,通过工作评价,也就间接地衡量了所有岗位职务上每一位任职者的工作质量和数量。
实践证明,以岗位描述为主要内容的工作评价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有效处理企业内部均衡与效率的好方法。
1.2 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是实现企业个体均衡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是对员工在一个时期内的工作好坏的评价,它是通过系统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员工在职务上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成果,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一项管理沟通活动,其结果可以直接影响到薪酬调整、奖金发放及职务升降等诸多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是体现的内部个体公平性的重要保证。
如何才能更好地搞好企业员工的绩效考核呢?
一是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工作绩效标准。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结合企业的个体情况,制定操作性强的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指标体系。要注意指标过多,计算就会变得繁琐,一些重要的指标会被淹没而难于显示其重要影响,古人云:“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应确保向所有的考核者等考核对象提供明确的工作绩效标准。把员工能力与成果的定性考察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建立客观而明确的管理标准,定量考核,用数据说话,以理服人。改变过去员工考核中定性成分过大,评价模糊,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不足。二是选择绩效评价工具。每一种评价工具都有其优点和不足。例如,等级排序法能避免居中趋势,但在所有员工的绩效确实都高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引起员工的不良感受。因此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绩效考核工具和方法。三是减少考核者的主观性。选用较为客观的考核者来进行工作绩效考核,是使评价客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训练考核者正确地使用考核工具,指导他们在判断时如何使用绩效考核标准;尽量使用一个以上的考核者各自独立完成对同一个对象的绩效考核。四是注重绩效考核反馈。使考核者与被考核员工能有频繁的日常接触,及时将考核结论酌情告知员工。 在适当的时候,对工作绩效较差的员工提供正确的指导。五是建立申诉等审查制度。本着对员工、对企业负责的态度,建立正式的申诉渠道和上级人事部门对绩效考核结果审查的制定,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绩效考核是一把“双刃剑”,好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激活整个组织,但如果做法不当,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对企业而讲,通过完善考核,从而客观公正的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
1.3 工资总额调控
工作评价和绩效考核的结果是要结合工资总额来确定单位时间的货币工资量。从工资理论上来讲,工资总额应综合两方面的因素确定:一是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二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但在实践中,不少国有企业在工资总额决策时往往仅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很少有意识地考虑到外部客观存在的市场工资因素。这是由于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根本无权决定工资等级,而只能执行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对企业的工资管理逐步放开,企业开始实行体现内部公平的按劳分配,依据企业效益来决定工资总额。目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基本上采用工资等级由岗位相对价值决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策略。
其实这种体现内部公平的单一工资策略在实践中存在着明显弊端。首先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各种类型(专业)、各种层次(学历)的劳动力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上会形成不同的均衡价格。企业员工中,尤其是一些紧缺专业有年龄优势的人,可以随时再回到劳动力市场中去。当然促使他们跳槽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企业的工资低于此时细分劳动力市场上这类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尽管在企业内部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等级是合理的、公平的。另一方面,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某些细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均衡价格下降,低于企业内部由岗位相对价值所确定的工资,这种情况,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又是不经济的,因为企业实际上支出了过多的人力成本。
由此可见,工资等级由岗位职务相对价格决定,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是仅能体现企业内部公平性的单一工资策略,有时会不利于劳动力的相对稳定,有时又可能是不经济的。为了避免双重缺陷的产生,企业应当参照劳动力市场的行情,对工资等级和工资总额加以调整,即实施既体现内部公平又兼顾外部公平的双重工资策略及相应的工资调节机制。
企业在实施内部公平性策略时,一定要注重个体均衡问题。个体均衡关系到个人薪酬的公平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属于内部公平性的一个方面,它和内部均衡有不同之处,内部均衡更多强调的是岗位本身,而个体均衡强调的是从事此岗位的员工价值,根据其自身的素质和水平来支付工资,因此个体均衡是内部均衡的重要补充,都是实施内部公平性工资策略的重要方面。工作评价比较适合确定在职者的固定工资,而注重个人均衡就是要根据在职者的业绩来确定其变动工资(奖金)。
2 企业工资的外部公平性策略
内部公平性策略论述已经表明:工资等级由岗位相对价值决定和工资总额由企业经济效益决定的工资策略有其合理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然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种方法忽略了企业外部的大系统对企业这个小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宏观劳动力市场工资价格对企业微观工资政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正,同时实施外部公平性工资策略。外部公平性要求一个公司给与员工的薪酬与该行业的市场普遍价格相比,具备合理的可比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较快,有部分职工的工资水平达到了细分劳动力市场均衡价格。但是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夕阳产业的相当一部分岗位职务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细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均衡价格,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转轨前实行的是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行“一刀切”的增资办法,以及比较重视资历的情况,使很大部分的一般岗位职工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率。企业实际上支付了超过市场价格水平的人力成本,这就导致企业的产品成本相对上涨。应该说这是目前很多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之一。
从具体操作上来看,企业应付前一种情况相对容易,只要事先给那些可能跳槽的员工增加足够工资就可以了,而应付后一种情况,要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来降低成本,由于工资具有增加容易减少难的刚性效应,将会使企业面临员工“罢工”的风险,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和企业改革的首要原则相违背的。但是,为了使企业摆脱困境,走向科学发展,在降低人力成本方面,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行事。
(1)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绝不能不顾市场工资正在下滑的客观情况,每年搞“一刀切”式的百分比平均增资;当然控制总体工资水平不等于企业中每个岗位都不增资或都增资。
(2)做好工资的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搞清本企业各岗位职务在同类细分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对企业发展急需要引进、留住的少数关键岗位,如技术专家、市场、营销等高级紧缺人才,其工资水平低于市场工资的,该增资的还要增,该多增的还是要增足。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