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5:35:4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货币经营资本，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1 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着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 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 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3 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 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着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2.2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着。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6 结论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着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着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同时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将引起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参 考 文 献：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热钱规模及影响［j］.财经科学,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j］.世界经济,2007,(7):12-19.
［9］张谊浩,裴平,方先明.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及其动机——基于利率、汇率和价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9):41-52.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1 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着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 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 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
4.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
4.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
4.3 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 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着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
5.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
5.2.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
5.2.2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着。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6 结论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着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着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同时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将引起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
参 考 文 献：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热钱规模及影响［j］.财经科学,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华,何帆.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j］.世界经济,2007,(7):12-19.
［9］张谊浩,裴平,方先明.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及其动机——基于利率、汇率和价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9):41-52.
关键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波动
1引言
自2002年以来，随着境外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涌入，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上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机构的“去金融杠杠化”趋势强化，外部冲击下的国内经济形势剧烈演变，潜入的短期国际资本又出现逆转势头，与之伴随着的是国内货币政策困境、人民币汇率波动、股指大跌，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科学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关系，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为妥善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重要思路。
2文献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比较缺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关系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多元化资产配置效应。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过度流入会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具体表现为：一是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3］；二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4］；三是影响总需求［5］。
梳理并综合目前国内关于短期国际资本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短期国际资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计量方法为：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以其它名义通过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机资本［6］。唐旭、梁猛认为，短期国际资本从贸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较大，短期国际资本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的利润留存、外国直接投资折旧和外资投资企业的外债等三个渠道流入中国［7］。
第二类文献主要分析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影响因素。代表性文献有：王世华、何帆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8］。张谊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结论认为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除出于“套利”动机外，还出于“套汇”和“套价”动机［9］。
第三类文献主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刘莉亚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显著推动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10］。张谊浩、沈晓华发现，人民币升值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原因，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并不是上证综合指数上涨的原因［11］。
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但考虑到目前的文献尚缺乏针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关系的专门成果，这与中国当前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要求极不相符。为此，本文将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影响机制，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
3理论模型
根据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假设在短期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主要由基础货币供应量(H)与货币乘数(λ)共同决定。假设，短期国际资本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滞后期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a、b。在t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表达式如下
由（13）式可知：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t-a-b>0，若t+1-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高于t-a-b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反之，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导过程中隐含着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即短期国际资本主要通过直接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产出变化。
4样本选择及其描述
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择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系统。
4.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本文运用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处理得到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由于不变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季度数据是一组具有较强季节特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对其进行季度调整，调整后的数据作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参照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短期国际资本对GDP进行传导的中间变量。
4.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SCF）
本文参考并改进张谊浩、沈晓华［11］计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量-FDI-正常的贸易顺差
在计算正常的贸易顺差时，本文改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确定方法为：当期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当期季度前四个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的移动平均值，（中国整理）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为1999年四个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贸易顺差的估计值为2000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估计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贸易顺差的均值。然后将各季度实际的贸易顺差除以对应时期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将这些比率的均值确定为权重。经计算，权重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比较平滑，2004年以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出现较大的波动，本文认为2000~2004年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为正常贸易顺差，2004年以后，统计的贸易顺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量的贸易顺差会有所扩大，为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所估算的正常贸易顺差额的影响，本文采用汇率修正，以人民币计价各季度贸易顺差金额。
4.3经济增长率（GDP_R）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经济增长率（GDP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经济增长率=（季度调整后本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季度调整后上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100。各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SCF_R）的计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A×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时，则A=1；当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小于零时，A=-1）。经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走势参见图1。
5实证检验
表1给出所有相关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对于变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同时，对于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根据以上检验结果，可认为这三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同时，对于变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该结果说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的。
5.1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DGDP、DSCF和DM2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见表1），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量（DM2）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量（DSCF）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化量（DGDP）之间不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直接效应，但会通过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间接效应。该实证结论部分可以佐证前文理论模型中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
5.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
5.2.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波动率（SCF_R）和经济增长率（GDP_R）这两个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参见表1），本文运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对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率不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Granger原因。
5.2.2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分析经济增长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突发性变化的反应，本文利用VAR（2）模型给出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脉冲响应图形和方差分解图形，分别见图2和图3。
经济增长率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交叉响应函数表明（见图2），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的非预期变化将迅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但是，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影响不显著。
图3结果显示，造成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有20%左右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率异动引起；同时，经济增长率发生剧烈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不大。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清代商业经营方式较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中有独资、合伙、合资、连财合本、领本、托本、附本、贷本等等说法。这些说法实际属于不同的范畴。独资、合伙、合资等属于资本组织形态，贷本是指商人的资本来源。有的概念有多种含义，如“伙计”有“合伙伙计”与“劳金伙计”之别。[3] 又如领本，下文将说明，也有向他人借贷、受雇于人和与人合伙的不同，并且属于资本来源、经营方式和资本组织三种不同的范畴。古人对这些概念还时有混用，如《儒林外史》第52回，毛二胡子欲兼并谈家当铺而资金不足，陈正公劝他与人合伙，毛二胡子说：“我也想来，若是同人合伙，领了人的本钱，他只要一分八厘行息，我还有几厘的利钱，他若要二分开外，我就是‘羊肉不曾吃，空惹一身膻’，倒不如不干这把刀子。”这里既说“合伙”，又说“领本”，但实际是借贷。近人对明清商业经营方式有不同的归纳，总起来有独资、合伙、合资、合股、领本、贷本、托本、附本等几类，这些概念各家的定义也不尽相同。[4] 在经济学和商事法学上，资本组织分为独资、合伙、公司制三种形态。[5] 在近代外国公司进入之前，清代商人的资本组织主要是独资、合伙两种。据罗一星先生说，清代中叶后佛山商人资本产生集成资本形式，由某一巨商牵头，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吸收游资，[6] 他没有具体说明，这里暂不涉及。本文仅考察清代商人的独资与合伙两种资本组织形态及其经营方式。资本组织指某一商业活动或店铺字号的资本结合方式；经营方式或称经营体制，指商业活动或店铺字号由谁具体管理经营及经营者与出资人、所有者（经营主体）的关系。资本组织与经营方式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从职业分类上说，商业雇佣劳动者也是商人，但就本节的目的来说，需要严格区分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和受雇于人的商业劳动者。本文的“商人”一词专指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另外需要明确，在商业活动中，资本是商人藉以获取利润、同时承担亏损的资源，它不限于货币，商品、财产、劳务、技艺、信用等等都可成为资本。商人的资本可以是自有资本，也可以是借贷资本，商人用借贷资本经商是以利息为代价取得了资本的使用权、收益权。
一 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与经营体制
商业资本的独资形态是指，个人单独出资，商业经营或企业归个人所有，享受全部利润和承担全部亏损，承担无限责任，其所有财产都可以用来偿付经商债务。[7] 清代中国独资商业的特征与近代西方经济学和商事法学的规定并无不同。这种资本形态出现最早，古今中外普遍存在，清代也大量存在，毋庸一一举例。
（一）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
清代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除货币资本外，还有商业设施、商品，并且出现了商业信誉的资本化，具有一定商业信誉的字号招牌成为商人的经营资本。
1、商业经营需要采购商品，购置商业设施，一般需要以货币资金为资本，独资形态下尤其如此。除了商人自有资本，也有借用他人资本，即“贷本经商”。“贷本经商”应产生很早，但到明代才引起注意，清代已很普遍，并且形式多样，反映了商业经营和商人资本的。
“贷本经商”，这实际是指商人的资本来源，商人缺乏经商资本而向他人借贷。如畿辅李遇春，有“商人某贷遇春将及万金，大其业”。[8] 宛平查容端“尝假人钜资，权子母为生计”。[9] 永清刘瑚因永定河冲决，家道中落，“从人乞贷，权子母钱”。[10] 康熙时长芦盐商张霖承办陈州等七处引盐，系借权臣明珠本银。[11] 康熙间山东单县李之玉“因家揭贷资本，货卖绒线杂货延生”；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兖州孔传成向李克恭借京钱二百千，“买羊绒作毡帽生理”，立有揭约，“注明每月二分行息，言明十月初一日本利全清”。[12] 河南内黄县山西商人“有借人本银经营者”。[13] 山西长治秦功德曾“揭债二十金在本村开设钱桌”，又曾因经商亏本，向在安徽霍邱县开店的堂叔秦晋齐借本钱一百余千文“往来贸易”。[14] 江宁范文联因家道中落经商，“亲戚多奇君者，则共资佐之走京师，用蠡[石兒]之术屡致千金，辄遭火，负贷且累钜万，……二十年中三火，而家益丰，业已成”，将借贷全部还清。[15] 无锡钱琭少时“贷子钱负重贸易为生”。[16] 清初四川盐商多为小贩“借本”行盐。[17] 乾隆时巴县刘荣“与五姐借了一千文在外做生意，每月认他利钱一百文”；[18] 嘉庆时刘万成“陆续约借”刘仙玉银1150余两，廖德隆银780两，“办运木植来渝发卖”；朱清顺“揭本贩靛生理”，“原属无本，系三友、曾玉兴等血本银六百余两”；张志德“籍隶湖广，来渝小贸营生”，因“缺乏资本”，同乡李本忠等“遂共凑银四千一百两给张志德顶充磁器行”，“议明所帮银两陆续在行用扣还”；王兴元开油蜡铺系“借本小贸”；道光间黄有成“先后立票”向客民邱费源等借银3900余两，“作本往合江县买靛来渝发售，原言把货卖了给还客民银两”。[19] 雍正七年贵州正安殷汉鼎将田一块暂典与温洪漠耕种，得价银90两，往四川营生；乾隆二十五年贵州开泰县毛来廷“因生理短少”，向穆姓醮上众人穆连生等借纹银48两，以曲尺田一丘作抵。[20] 徽商贷本经商也很多，在明代就有人说：徽商“虽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21] 清代也是如此，清人方承风说：“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22] 如歙人王大善，其世父业盐失败，他到扬州，“称贷筹什一，业以大兴”；[23] 胡梧“假资置湖绢，往来扬州，又置茶，皆获利”；[24] 歙县鲍尚志曾为人“司鹾务”，其舅氏程明远借给他二百金“自营，弗较息”，鲍尚志“乃往丹阳贩米”，后又业盐；[25] 鲍士臣“少孤贫”，“或贷之金，居积称素封”；[26] 康熙三十三年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当本纹10两，每月每两贰分行息；[27] 康熙四十七年张羽侯因“店中缺用”，将屋八间当九五银40两。[28] 嘉道时两淮盐商资本紧缺，常常“借资以济运”。[29] 清代商人贷本经商极为普遍，乾隆间的商业书《商贾便览》卷六就有多种为经商而借银、托人借银及讨银、代讨、托人讨银的尺牍格式。
除以借贷资本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经商外，清代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也有借贷资本的。有的以借贷资本偿还商业债务，如嘉庆十一年巴县罗长友帽铺欠山西商人贾天顺毡片等货价银一百余两，罗长友“将伊得当伊母舅马光明熟土柴山房屋当约一纸，计当价银六十两”，折抵贾天顺货银，[30] 是以房屋当价偿还欠债。还有经营过程中因资本不足而借贷。康熙二十二年徽商汪之伦为“店中生意营运”，将屋一间、菜园一处当银20两整，利息每年二分五厘；[31] 康熙三十三年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出当与叔名下银10两，言定每月每两二分行息。[32] 徽商王大善因“世父某业淮北鹾，算绌多负”，命他“振之”，他改至扬州经营“世鹾业”，“称贷筹什一，业以大兴”。[33] 清代皇商、盐商常因资本不足领借官帑。[34] 清代商人有一种称为“囤当”的经营方式，以所购商人向典铺质当，取得当价更番购买商品，以增加流动资金，[35] 也是因资本不足而借贷。
清代史料中有“领本”经营，有的也属于借贷。康熙十一年徽州商人胡应缙在湖广桂阳县病故，“仅存本银伍拾两整”，由其兄应绶“领营运生息，每年硬包利银壹拾伍两”，“其本候侄汝梓、（汝）格二侄长大，将伯领约付本缴还”，至二十一年“因连年生意失利，本耗无存”，应绶子汝楫将土库一所、田一丘“抵还叔本”。[36] 这里“每年硬包利”15两，即是年息30％，胡应绶实际是借了其弟银50两“营运生息”。
贷本经商属于主动借贷，而清代有些商人店铺接受他人存款。清代官僚往往将银两寄存于商人，如乾隆时协领诺穆三寄存帽铺银1000两，钱铺银2000两，托蒙阿寄存泰来当铺1000两，杂货铺500两。[37] 又如金陵有金姓香蜡铺“偶有外来客存钱数百缗”；[38] ；太仓“有开南货店某，……有远商存千金某店”[39] 。陕西渭南焦承祥在四川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账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帮贸，道光十四年“焦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夥，伊【焦承武】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40] 有一商人收债而还，夜间遇盗，请求尽醉全尸而死，并拿出一张证券说：“此项现存某行，执券往索可得”。[41] 广东十三行商人也接受亲友和外国商人的存款。[42] 商人接受存款需要支付利息，但这些存款也成为他的经营资本，可以说，存款是商人的一种被动借贷。
2、除了货币资金，独资商人的资本形态还具有多种类型。
有的商人以产品实物为启动资本开始经商。如农民以收获的庄稼为资本，山西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粜卖，以作资本，外出贸易”。[43] 绍兴陈天隐亦是如此，其祖、父均为佃农，他不愿为农，“私粜”其父准备交租的稻谷，曰：“某货可居”，“旬日间，获利数倍。父奇之，听其居积。不十年，富甲一乡”。[44] 湖南临湘曾毓琏康熙末随父兴韩到四川云阳，日为人佣，夜开荒种瓜，瓜实“积数年至十余石，运湘货之，复买土物来蜀，皆得高价。懋迁逾一纪，获利转丰”，[45] 曾氏父子是将收获的庄稼直接作资本投入商业经营。有的地主将实物地租作资本经商。康熙帝曾说：“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46] 山东济南“民业耕桑，富者积棉储粟，相时籴粜”，[47] 掖县“富室殷客一撤，咸思囤粮规利，即非贩运出境，而累百盈千，坐待翔腾”。[48] 曲阜孔府衍圣公的店 铺也出卖其收取的实物地租，如芝麻等物。[49] 有的则以手工产品为资本，如慈溪沈周行“少时尝失业家居，母氏施持门户，集邻妪里媪，出纺丝成织贝之会［邀会］，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50] 又如上海王文瑞、文源兄弟幼习索陶，“比长聚所绞索为肆”，“至业稍裕，贩渤海、辽沈间，多亿中，家累钜万”。[51]
有的商人以借贷商品为资本经商，也是“贷本经商”。如清初徽商洪宗旷经商景德镇，“尝舟载器往外江”，遇客被窃本银百余两，洪宗旷将“舟上瓷货值百金外”相赠，而客贩于三月后将本利兑还。[52]
商业设施属于固定资本，也有商人租用商业设施，也是“贷本经商”。康熙三十二年徽商陈某因岳父自明公“病笃孙幼”，“以隆记染坊相托料理”，“遂代隆记染坊事，其店向与程履吉合开，清查店本，所存无几”，陈某“复挈本重兴店业”，“因包利过厚，致亏予【陈某】本千金”，后仍交程姓管理，[53] 这里虽然说是“相托”、“代事”，但实际是以“包利”即固定利息租借了隆记染坊，陈某并注入自有资本，独自承担经营亏损。康熙五十七年休宁吴隆九“包揽”到汪嘉会、全五“新创汪高茂字号”开张杂货布店，“计本纹银五百两整”，年息一分六厘，规定“其店中各项买卖货物等务，俱在隆九一力承管”，“其房租、客俸、店用、门差，悉在本店措办无异；凡店中事务以及赊押并年岁丰歉盈亏等情，尽在隆九承认，与汪无涉；但每年获利盈余，尽是隆九独得，银主照议清息，不得分受”，在“议墨”后有“领约”说：吴隆九“凭中领到汪嘉会、全五二位相公名下巢平九三纹银五百两整”，[54] 这也是“领本经营”，但实际是吴隆九以年息一分六厘租用了价值五百两的汪高茂字号，原店主汪嘉会、全五成为“银主”，只能取得借贷利息，所有经营业务、利润盈亏都由吴隆九承认，与原店主无关，吴隆九成为汪高茂字号的实际经营主体，这个字号成为他的经营资本。这两例都是租用包括店名在内的整个店铺，至于租借店铺房屋、家具等商业设施的也很多。乾隆三十一年巴县方既和“短佃秦富庶铺面一间卖茶生理，每日佃钱四十文现交”，另借“日行打钱八千文，包利四千文，共十二千文”；嘉庆十六年王时荣曾租天后宫房屋开设同声花行，押佃银100两，每年佃银60两，王时荣并对房屋进行修造；道光五年王时荣将屋另佃与陈亿顺开花行，每年佃银100两，至道光十一年陈亿顺欠王家“佃银三百余金，外租家具银四百余两”，“其行家具等件”均系王时荣所留。王时荣原向天后宫租得店铺房屋，陈亿顺又向王时荣租用了铺面房屋、家具等商业设施，只有招牌是他自己的。又如道光三年江西商人程合盛租得李万仙铺房一间及家具开设布店，每年租金银25两。[55]
巴县还有出租牙行牙帖的，乾隆四十一年杨瑞龙分别以银91两、44两、钱50千文押到周天顺、王洪仁、冯兆元竹行，规定“其银无利，行无租”，“银到行回”；道光七年方曰刚租用屠际昌牙帖，每年租银一百两，“其每年帖课，惟屠姓承纳；至若验帖编审等费，方姓承办”；道光二十三年帖户谭春和招到钟斗垣“挂平开设宝源靛行”，将牙帖出租给钟姓，收取押平老银一百五十两，“其银无利”，租佃结束时退还钟姓，规定买卖所获佣金，每百斤帖户得分九扣银一分七厘，其余房租和验帖验平等官费双方分摊，但“凡行内出入银钱客货帐项，钟姓自行料理，不与佃户春和相涉”，春和新旧帐项自行填还，不与钟姓相涉。[56] 这些出租的牙行牙帖也成为承租人的经营资本，承租人藉此获取利润，也承担亏损，“自行料理”“行内出入银钱客货帐项”，成为经营主体，原帖户则收取押租和租银。各地还有出租盐引的，如两浙“各处商家本多引少者向系租赁本少乏商配掣，每张分银五六七八分不等。”[57]
康熙时徽商陈某经营布业及染坊，创立万孚、京梓、惇裕、万森、广孚五号，他自诉五号“皆殚尽心血，操成一店”，店屋及“重造字号五个，计值万金”，要子孙只可合做，不可同号分开，“开老字号每年贴不在内者招牌银”；后陈某之子丽友拨本另做，雍正九年兄弟公议“招牌印租”每年贴九五银160两，“嗣后兄弟中或有拨本者均照此议，不另立议”；乾隆二十一年兄弟九人分家，“字号招牌六扇（万孚浩记、惇裕丰记、广孚仁记、京祥生记、成裕孚记、本善立记）计作价银捌千两，九股均分”，这次分家后“将全业暂并长房，计价作本生息”，各家可按分得的招牌银分取利润。[58] 这一事例说明，清代商人已经认识到字号招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藉此获利，具有一定的价值，并已估算它的价格。因此也就出现了假冒著名字号招牌谋利的行为，“乃有射利之徒，并不自立字号，觊觎他人字号盛行之时，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异，窃冒垄断，以伪乱真”，顺治十六年、康熙四十二年松江府就因假冒字号招牌立碑示禁，乾隆元年又因“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立碑禁止，并说：“从前盛行之字号，可以租价顶售，偿招牌，即成资本”，[59] 明确指出，著名的字号招牌已成为“资本”，“可以租价顶售”。北京也有假冒著名字号招牌，乾隆时“京师市肆扁【？匾】榜，标识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数家假借，希以窃之”。[60]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万全堂药铺原东家乐氏与孙姓、姜姓、菅姓合伙时规定，乐氏每日小铺中取“字号钱大制钱壹千文，不在赚账之内，风雨勿欠”，[61] 这里的“字号钱”实际是四姓合伙的万全堂给原乐家老铺万全堂的租金，反映了对原万全堂商业信誉价值的认定。徽商吴氏有源汇店是一个合伙商店，由朱步云、汪殿熙二人“包做”，乾隆五十一年吴氏分家时，朱、汪二人“欠招牌银四两”，[62] 这里的“招牌银”也是朱、汪二人给吴氏一家的租金。又如道光九年巴县王灿奎“与朱姓合伙租到周义合名下捆缚糖包招牌一块，当交押租老银一百两正【？整】同贸一载”，[63] 周义合的招牌也是有价值的。这些事例说明商业信誉已经资本化，成为商人的资本组成部分。
上述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除货币外，还有实物、商品、商业设施及属于无形资产商誉，实物、商品和商业设施都是货币的物化形态；商人除自有资本外，还以借贷方式取得经营资本，借贷方式取得资本有主动借贷与被动接受存款两种。不管以什么方式取得资本，是哪种资本类型，商人都藉以获取利润，同时也承担全部亏损，乃至以其所有财产支付债务。在贷本经商下，商人需从利润中分出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但资本所有者所取得的是借贷利息而不是利润，并且不承担经营亏损，因而不是经营主体。
注释
[1] 史尚宽：《债法各论》，台北1981年7月第5版，第399页。
[2] 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第713~714页。
[3] 徐栋：《保甲书》卷二，叶世倬《为编实审保甲事》。叶世倬乾隆甲午（三十九年）举人。
[4] 参看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史》1988年第2期；《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等；刘秋根：《论中国古代商业、高利贷资本组织方式中的“合资”与“合伙”》则论述整个古代，见《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
[5]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第141页；张国键：《商事法论》，第67~75页。
[6] 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载《广东》1985年第3期。
[7]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141~142页；张国键：《商事法论》第67~68页。
[8] 光绪《畿辅通志》卷228，第6册，第8050页。
[9] 《章学诚遗书》卷16，《文集一》，《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第157页。
[10] 《章学诚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七》，第499页。
[11]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直隶巡抚赵弘燮奏，《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二辑，第165页。
[12]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第15册，第51、27页。
[13] 《河北采风录》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转见李华：《试论清代前期的山西帮商人》，载《论丛》第三辑，第325页。
[14] 《史料旬刊》第28期，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一日调补安徽按察使农起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护理安徽巡抚李质颖奏。
[15] 朱筠：《笥河文集》卷13，《国子监生范君墓碣铭》。
[16]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7，《稽逸三·封君·钱堠山》。
[17] 张德地：《四川盐课疏》，《清经世文编》卷50，第1245~1246页。
[18]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43页。
[19]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23、350、372、、393、352页。
[20]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第231、172页。
[21] 康熙《徽州府志》卷8，（明）金声与徐按院书。
[22] 方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转见《徽商研究》第69页。
[23]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8，《王君元长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24]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5。
[25] 歙新馆《鲍氏存著堂宗谱》卷2，《鲍尚志行状》，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70页。
[26] 嘉庆重修《两淮盐法志》卷43，《人物一》。
[27] 《康熙祁门汪姓誊契簿》，“屯溪资料”，置424。
[28] 《康熙四十七年张羽侯当屋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一卷，第158页。
[29] 李澄：《淮鹾备要》卷7。
[3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220页。
[31] “屯溪资料”，置248。
[32] 《康熙祁门汪姓誊契簿》，“屯溪资料”，编号424。
[33] 程恩泽《程侍郎集》卷8，《王君元长墓志铭》。
[34] 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封越健：《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5] 封越健：《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6] 康熙《胡氏阄书》，“屯溪资料”，编号：分185。
[37] 《清高宗实录》卷1446，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乙丑。
[38] 甘熙：《白下琐言》卷6。
[39]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三》。
[40] 樊增祥：《樊山公牍》卷2，武生焦振国等上控焦继华一案详稿。
[41] 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卷1，《伏波滩义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578页。
[42]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28~229页。
[43] 鲁九皋：《鲁山木先生集》，禀后中水平粜事宜，转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25页。
[44] 俞蛟：《梦厂杂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7月，第24页。
[45] 民国《云阳县志》卷28，《士女·耆旧四》。
[46] 《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甲午。
[47] 宣统《山东通志》卷40，《疆域志·风俗》，引《济南志》，第一册，第1500页。
[48] 乾隆《掖县志》卷6。
[49] 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60页。
[50] 尹元炜：《溪上遗闻集录》卷8，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一卷，第236页。
[51] 同治《上海县志》卷21，《人物三》。
[52] 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谱》卷58，《儒侠永旦洪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09页。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藏屯溪资料，编号：分B017。
[54] 《休宁潜溪汪姓置产簿》，“屯溪资料”，编号：075。
[5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141、62、60页。
[5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27~328、341、359页。
[57] 雍正八年七月户部覆浙江总督管理盐政李卫疏，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11，《奏议二》。
[58] “屯溪资料”，编号：分B017。
[59] 《上海碑刻资料选编》，第86页。
[60]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8，《著名市肆》，第548页。
[61] 《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清史资料》第一辑。
(一)严格分业的经营体制
自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我国金融业正式确立分业经营体制以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严格分业经营，投资银行严格履行分业经营环境的要求履行专业化经营。
(二)业务结构单一
首先，经营杠杆率过低。我国投资银行经营财务杠杆率较低，仅为3%左右(见表1)，剔除客户保证金则更低，不到2%，远远低于美国投资银行业平均水平，与我国银行业2011年14.7倍经营杠杆比率相比，也差距明显。其次，业务流和业务功能不完整。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务流不完整，主要提供通道服务、资产管理和承销等相关业务国内产品;业务功能不全，主要表现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仍有待完善且缺少做市制度设计，交易功能缺失，银行间市场的结算人均为商业银行，托管实行中登公司集中托管，投资银行无结算、托管功能。最后，业务收入结构单一。2012年在证券二级市场低迷的前提下，经纪业务收入仍占比近40%，虽较2011年、2010年经纪业务收入占比超过50%的局面有所改观，但业务收入来源仍较为单一，仅与美国1976年佣金自由化后的投资银行业收入结构基本相同，资产管理业务、其他与证券相关业务、共同基金销售及商品业务等有待发展。
(三)依靠内源性股权融资的单一性融资结构
我国客户存管保证金一直被明确禁止使用，分业经营以及银行资金禁止流入股市关闭了向银行借款和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以安全为先的监管规定限制了投资银行短期融资债券、次级债、购回协议的规模和可操作性。虽然管理层2012年推动了相关创新，但以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券商华泰证券2012年半年度资产负债表看，其负债仅通过少量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融资，占比不到15%，融资结构较为单一。
(四)注重落实合规和具体指标要求
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的监管着重合规性监管设计，对效率方面考虑不周，监管着重堵而不是疏，留给投资银行自己可决定的空间非常小，限制了投资银行创新能力和创新业务的发展。
二、促进我国投资银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更好的服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满足市场参与者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转变我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一)应继续坚持分业经营，促进投资银行整体经营能力提升
次贷危机中美国前五大独立投资银行之所以遭受重创，并非其独立投行模式，美国银行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同样遭受重创，他们能成功度过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相关制度的设计，如存款保险制度、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机制。且次贷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实际经营体制的选择，表明作为经营与管理风险的专业机构，独立投资经营体制仍有其独特的优势。现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投资银行功能效率不高，其资源配置功能远没有充分发挥。如目前实行混业经营将不避免进一步压缩独立投行模式经营的空间，经营特色难以显现。因此，目前应继续坚持分业经营体制，加快独立投资银行业务转型，鼓励创新，培育投资银行稳定的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待条件成熟后再推动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二)尽快实现投资银行业务多元化
首先，加快推进完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业务平台建设。美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同时也是美国投资银行多元化业务结构形成时期。因此，为实现我国投行业务的多元化，应尽快协调相关监管机构，加快推进包括交易所债券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构建完整的业务发展平台。其次，鼓励购并重组。美国投资银行发展史就是一部行业并购史，补充了其欠缺的业务单元，提升了经营实力，促进了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多元化。如高盛1981年，通过收购杰润公司，进入商品、贵金属与外汇交易等。目前我国投资银行经营地域性较为严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坚持两条腿走路，在注重行业自身积累的同时，积极展开针对性并购，重点改善自身业务薄弱环节。第三，加快创新，完善业务产品线和业务功能。美国投资银行全业务产品线和完整的业务功能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基础，而纵观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无法投资大宗商品，货币无法为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和过桥贷款，无法提供清算、托管、交收服务功能等。因此，应加快完善业务产品线和业务功能。第四，应注重提升投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企业的生命，如巴林银行的倒闭、摩根大通的巨亏等等，这些生动的案例清晰的描述了金融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为夯实业务风险管理，应强化投资银行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尽快落实有效机制，强化投资决策者、操作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提高投资决策者、操作员的执业素质等风险控制关键因素，同时开展成熟风险管理技术应用和压力测试，建立起证券公司业务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的防控机制。
(三)拓展融资渠道，促进投资银行业务多元化
从投资银行业务对经营资金的占有属性看，除通道经纪、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外，其它业务的发展均对经营资本有一定的要求，投资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必将需要经营资本的支持。一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放开投资银行融入客户保证金资金的限制。二是赋予投资银行一般借款人地位，包括发行债券和申请银行长期贷款，同时应转变观念，鼓励证券公司适度经营杠杆化。三是充分发挥证金公司功能，赋予投资银行从证金公司借入经营资金的渠道。
(四)推进监管改革，鼓励业务创新
当前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各个企业组织机构等要想立足市场，务必要树立竞争意识，以此才能面对挑战规避各种金融风险及经营管理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同样属于金融企业，并主要以货币业务处理作为主营业务，所以它的经营业务更为广泛，这不仅是因为货币本身性质具备流动性，同时也因为伴随我国及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其管理需求也在同样提升，为此才能为客户、用户提供优越的服务。
一、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融资渠道不足
当前来说，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是资金筹措现状不佳，主要体现为投资成本偏高，故而在实践经营中很难获取价高效益。另外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主要以货币为业务拓展对象，所以其业务相对集中、面临的风险就更大。虽然在国家行政政策的主导下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在货币存贷方面占据较大优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作用，不少传统转型类的工业企业在建设过程中向银行借贷中出现较多客观问题，使得商业银行积聚大量不良贷款，从而致使商业银行实则盈利能力大幅度下调、核心资本比例过大，甚至连带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产业也出现管理不善的现象，并且银行的各项资源、资本等也在不断损益；而商业银行仅仅凭借货币展开的信贷业务来源维持自身经营显然是不够的，同时仅凭借股票融资去解决现有问题有很难使资金筹措获得应有的主动局面。
(二)自身发展为主、国家利益为后
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及规模壮大与国家下达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伴随当前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及作用深化，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浪潮中多数处于被动局面，为了使自身在金融界立足并稳定经营与发展，就要加强自身执行管理效能。同时，由于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是始终围绕货币业务展开，所以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较大的机构，它理应比其他行业更要具备风险管理观念。但是当前国内不少商业银行机构在管理方面的服务质量体现常常令人堪忧，加之内部管理执行能力不强，并且多数商业银行均是国有控股，为了维持自身经营资本的稳定，多数依赖国家填补一些旧账、坏账、呆账等，给国家发展带来了阻碍作用，同时自身发展由于内部控制管理不善使得自身管理效率与质量始终处于低下状态，即发展道路任重道远。
(三)操作风险的意识及观念不足
不管国有企业、还是工商企业或是金融企业等，每个企业的终极目标都是以盈利为主，这同时也就是财务管理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商业银行这类资本运作性较强的企业，更应该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的应用的重要性，而且要规划长期的财务管理目标。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相差很大，所以较长的时间内我国企业的财务目标只能确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内部的追求利润也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追求利润不能忽视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起步较晚，导致对操作风险的研究和认识还比较浅，被动式、防御性的操作风险控制仍占主导。
二、解决对策
(一)强化融资渠道、寻求利润点
在当前我国的激烈金融市场背景下，银行应当改变被动的股票融资局面，这不仅是由于当前负载型资本过剩，同时为了良好控制自身经营也应当规范我国债券市场不良风气，努力寻求利润点，实现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结合地方自身商业银行经营管控特点细致研究《巴塞尔协议iii》，以此逐步改善自身经营方式；另外《协议》中也明确指出我国在2019年会逐步进入资本消耗较少的经营时代，因此为了处理好经营融资筹措难题，就要改变当前经营模式，加强操作风险强化与控制，树立科学风险管理观念。
(二)加强现代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
现代企业管理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为此商业银行机构应当结合自身企业文化及金融经营理念，建立科学绩效测评奖惩机制，以此实现监督与管理的促进作用，利用定期业绩考核方式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自我约束性。另外，当前时势要求所需，商业银行务必要重点培养业务处理能力靠前、风险管理能力的综合性人力，以此才能在根本上提高核心竞争胜利。一方面是要设法留住人才，加强业务技能深化及培养，另一
转贴于
方面要后续储备人才，结合现有人才的各项工作处理能力展开明确分工、安排部署、提高其薪酬待遇，并以具体的绩效测评奖惩管理机制去约束与鼓励，以此在满足人才的工作创造力与丰厚待遇的情况下，实现商业银行与员工的共赢发展。
(三)强化内控机制、提升自身风险规避能力
当前来说，预警形式及主动形式的风险识别的研究情况还处于完善阶段。同时，由于国家地产类项目及相关资本产业也处于活跃阶段，导致金融市场空前活跃状态。为此，商业银行应当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建立内部财务控制机制及各项监督管理机制，以此才能处理好机构内的财务预算、核算、以及结算等各个阶段的财务业务，强化现金流量管理，使得财务信息质量及可靠程度有所保障，进而促进了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提高了风险规避效能，为建立起良好内部会计控制实施环境作出铺垫，最终促进企业稳定经营。此外，当前商业银行由于货币业务经营范畴较广，完全依靠内控环境下计算机业务处理还不够，应当全面推广电算化业务处理、建立erp财务决策系统、为实现会计信息网络化工作进程建立基础保障，以此才能便于处理种类繁多、次数品多、大量金额的财务货币业务，建立起良好的客户合作渠道，促进商业银行克服当前挑战，迎来重大机遇。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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