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15:35:3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微观经济研究的问题，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欧债危机，中欧，贸易摩擦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逐渐升级，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给整个欧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危机国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本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则扛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通过改变贸易政策，以达到增加本国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一、欧债危机下的欧盟对华贸易政策
1.对华发起的双反案件调查处于上升的趋势。欧盟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申诉依然很强劲。中国似乎是欧盟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首要目标。以2013年1-7月欧盟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为例，所有的调查对象均是中国。并且欧盟委员会在2013 年4月公布了贸易救济体系的修订方案，其中，当欧盟产业存在威胁时，欧委会即使没有接到企业申诉，也可以自行依据职权展开调查。而生产同类产品的欧盟制造商，则必须配合欧委会调查。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欧盟国家发动贸易救济调查的难度。其造成的后果就是需要调查案件增多。
2.欧盟增加了对其他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优惠政策。欧盟在2012年公布的5年贸易战略――《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提出，欧盟将推动与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拓展欧盟贸易增长新空间的重要途径，并希望至2015年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对外贸易。欧盟为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转而寻求通过签署自贸协定加大开拓贸易伙伴市场的力度。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
1.加快了欧盟自贸区的贸易转移。欧盟的FTA 战略开展的如火如荼，为其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以欧盟韩国自贸区为例，按照欧韩自贸协定，欧韩双方在服务贸易和双边投资方面互相提供了很多优惠待遇，并加强了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技术贸易壁垒等领域的合作。
结果表明，因为中韩以及中欧的贸易相似度较高，欧韩自贸区的实施将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譬如，中国的食品、服装、化工制品等行业的出口将明显下降。随着欧盟 FTA 战略的进一步深入，欧盟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与更多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最终这会削弱我国商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
2. 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愈发加剧。欧盟近年来丝毫没有停止过发起对华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中国屡次成为欧盟最为“关照”的对象。以对华发起的“双反”调查数量为例：1979～1988年间为23起，1989～1998年间为46起，1999～2010年间为92起，几乎每10年翻一番，当时应该是是建立在中国对欧顺差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自从欧债危机爆发后，尽管我国对欧盟的顺差比例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欧盟对我国出口欧洲产品的申请调查数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在2009～2012四年间，分别达到了7、10、8和7起，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依然是鹤立鸡群。虽然在危机期间欧盟对华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的强度，即调查数量占对外调查总数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降幅与欧盟对华逆差占对华总贸易额的比重相比，还不够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1～7月，欧盟就对原产于我国的产品作出4次反倾销终裁，1次反补贴终裁、3次反规避终裁和2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终裁结果均为对涉案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三、完善中欧贸易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1.积极开展自贸区谈判。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欧盟在几年内完成与印度、日本、东盟甚至美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极有可能。而且美国也在积极推进区域性贸易协定的谈判，世界范围内区域性贸易安排的力量将会超过多边贸易安排。而中国目前仅与2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项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国多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自贸区建设，若干年后中国可能会游离于主要的自由贸易区。可见，面对欧盟的 FTA 战略，中国不能只作为旁观者，而必须扩大自贸区谈判的领域和范围，否则将会丧失加入大市场的机会。
2.出口企业要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积极拓展出口市场。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在欧债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需做好两手准备，既要重视产品质量，又要积极拓展更多的出口市场。毋庸置疑，欧盟是全球实施技术贸易壁垒最多的地区，因此他们在很多行业上的技术标准都远超其他国家。我国企业应踏实做好基本功，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大研发工作，这不仅有利于产品达到欧盟的技术标准，还对出口其他国家时，通过技术型贸易壁垒大有好处。此外，外贸企业还应该努力拓展其他出口市场，通过参加各种贸易博览会、行业协会等获得国外市场的信息，力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欧盟贸易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3.进一步提高谈判能力，善于驾驭国际规则。尽管入世多年，中国的部分企业对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还不能做到驾轻就熟。并且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导致一些企业主动放弃了打官司。但如若我们善于驾驭国际惯例和规则，在处理与欧盟发生的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据理力争，提高谈判能力，并且能够驾驭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与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尤其是建立预警机制，作好预案工作，则结果会大不相同。
关键词：财务危机 危机预警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企业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各种风险，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在这种现实下，及时准确地预测企业的财务危机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就开始对财务危机预警进行研究，并陆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预警模型，其中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和应用的模型如Fitzpatrick（1932）的单变量模型、Altman（1968）的多变量线性判别Z-score模型、Altman，Haldeman和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Ohlson（1980）的Logit模型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等。我国学者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开始，而且许多观点都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危机预警理论上的还是做出了较大贡献。
近些年我国许多学者对财务危机预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研究无论是在财务危机的界定、样本的选取还是预警的模型构建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固有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在科学性、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如果不跳出现有的框架，财务危机预警问题的研究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
目前，我国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 财务危机定义前后不一致
财务危机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Beaver（1966）最初将财务危机定义为“企业发生巨额透支、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宣告破产的一系列过程”；Altman（1968）认为财务危机就是企业的法定破产；Ross（1999）则认为财务危机包含四个方面：企业失败、法定破产、技术破产和会计破产。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一般将破产作为企业财务危机的标志。
国内学者对财务危机的界定比较类似，吴世农和卢贤义（1996）认为最严重的财务危机即为企业破产；谷祺和刘淑莲（1999）定义财务危机是“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的一种经济现象，包括从资金管理技术型失败到破产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赵爱玲（2000）对财务危机的定义是“企业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其失败的程度和处理的程序不同，财务失败可以分为技术性清算和破产。”
我国学者对财务危机的定义主要集中在资不抵债、破产等方面，但在相应实证研究中，受我国破产法尚不健全，证券市场的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一般都会将ST企业定义为财务危机企业，这就产生了财务危机定义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从国内外学者对财务危机的定义可以发现，财务危机的实质是流动性不足导致企业无法按期偿付借款，主要反映出企业在偿债能力上的问题。但ST企业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盈利能力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ST企业未必无法按期偿付借款，而无法按期偿付借款的企业也不是一定会被ST，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可见，用ST来定义危机企业，显然有失准确。对财务危机的正确定义是研究结果成立的前提，只有做到对财务危机的正确定义并保持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性，预测结果才具有现实意义。
2. 预警体系指标的选取
预警模型中的指标体系构建是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的重点，选取的指标必须和企业财务状况有较强的相关性才能保证模型的预测能力。最早的实证研究中，预测变量几乎都是财务指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因素多种多样，渐渐开始将一些非财务指标纳入预测变量的范围，即便如此，财务指标仍然占据了变量总数的90%以上，这点通过查阅文献就可以发现。
但是，财务指标的预测能力究竟有多高？不可否认，财务指标与企业的财务状况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现实是，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会反映到相应地财务指标上，也就是说财务指标相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两者的关系应该是财务危机是因，财务指标是果，现在却要用结果来预测原因，很显然，这是不科学的。
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应该更多地从外界环境变化、内部治理、技术效率等层面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真正达到预测财务危机的目的。预警指标的选取也应该以财务危机的“因”为出发点，才能真正地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3. 研究样本选取
研究样本的选择也是我国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实证研究中，最常见的样本选择方法就是配对抽样。这些研究中模型预测的准确率几乎都能达到85%以上。事实上，财务危机企业的数量是远远低于正常企业的。Altman （1968）最早的研究中，危机企业与正常企业的数目相同，但根据邓白氏（Dun and Bradstreet）的报告，自1934年以来，美国企业破产的概率从没超过0.75%，这一比例是模型比例的1/67，我们使用贝叶斯定理可以证明配对抽样的方式直接导致了模型的预测能力被严重高估。因此，在选取样本时，应尽量符合实际情况，才能使模型具有准确的预测能力。
财务危机定义前后不一致、预警体系指标和研究样本的选取是目前我国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的发展，只有打破原有的框架，真正以企业财务危机成因为切入点，结合现代经济和企业的特点，建立新的框架，才能准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危机，实现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星泽. 财务危机预警研究：存在问题与框架重构[J].会计研究2011 （2）：59～65.
[2] 李腊生，张岩.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判断与预警[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 （4）：90～96.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 非市场经济 反倾销
一、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的标准认定
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546票赞成、28票反对、77票弃权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简称“MES”）。该决议指出，在中国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前，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仍应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即在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过程中，仍应评估中国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是否属于市场价格。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在确定反倾销案例中的正常成本时，市场经济国家可选择本国国内价格作为参照系，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须选择替代国作为参照系。
根据欧洲议会研究机构（EPRS）2015年12月的《关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WTO法律及WTO相关成员国政策的分析报告》明确指出，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Non-market Economy，简称“NME”）划分的五大标准是：（1）政府在资源配置及企业决策中的影响力较低；（2）私有部门的运营不存在任何扭曲市场的行为；（3）可有效地执行公司法及公司治理原则；（4）可在有效的法律框架下正常开展商业活动，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5）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部门。具体针对中国而言，欧盟贸易委员古赫特概括为以下五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影响企业的运作决定，或者这些决定是否只为应对市场信号作出？第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遗留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公司的业务？第三、企业是否具有有效的会计准则？第四、企业是否能在有效的破产监管和财产权利保护框架下运作？第五、企业是否以市场汇率标准进行货币换算？
二、欧盟内部及国际舆论对此问题的争议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不以中国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而选择一个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的同类相似商品价格，即“替代国”参考系的做法。该条款的适用期限是15年，将在2016年12月11日失效。关于在该条款到期后是否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一直存有争议。欧洲议会表示，中国目前的过剩产能“已对欧洲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欧洲的钢铁行业。目前欧盟正在进行的73件反倾销案件中，有56件就是针对中国的。
欧洲议会中国关系代表团主席莱楠指出，他担心最终中国会上诉至世贸组织仲裁机制，如仲裁顺利，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届时欧洲将更不能忍受中国的过剩产能。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表示，欧盟若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将可能导致两个经济体正在改善中的关系出现逆转，给欧盟经济发展带来阵痛，并最终导致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加。
俄罗斯媒体Sputnik International指出，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幌子掩盖其政治保护主义的目的，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包括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和新加坡等国，而欧盟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英国、荷兰、芬兰、瑞典和丹麦赞成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德国的态度有所保留，意大利则明确反对。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专家司考特在他2015年的报告《单方面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危及欧盟百万就业岗位》中预测，如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将面临170万-350万人的就业风险，将覆盖七个最脆弱的行业：汽车零件业（120万）、造纸及纸制品业（64万）、钢铁业（35万）、陶瓷业（33万）、玻璃业（10万）、铝业（8万）以及自行车及零件业（2.8万）。而根据欧盟委员会贸易司的评估，失业风险将分别集中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和波兰6国。以受反倾销措施保护的23.43万份工作中的79%为例，以上六国各自所占的受影响比例分别为：28%、24%、12%、5%、5%、5%。其中，意大利的陶瓷行业所受冲击最为严重。欧委会认为，如不采取任何措施，欧盟可能会出现7.3万-18.8万的失业情况。
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The Diplomat）指出，欧盟此举更多是一项政治决定而非经济决定，欧盟试图通过单方面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来彰显其可以摆脱美国的影响直接面对中国，而且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具备高超的讨价还价能力，但欧盟要做好2016年底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所有后果。
三、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回应及欧盟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和行动
我国商务部也明确表示，针对欧盟通过的此项决议，根据《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这是应遵守的国际条约义务，并不取决于任何成员的国内标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曲解、拖延该条款执行的行为，敦促欧盟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避免贸易争端，推动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根据欧洲议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间的日贸易额超过10亿欧元。仅2011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就为欧盟创造了约300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欧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12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回顾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中国已同欧洲央行等签署了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协议，中国牵头创立的亚投行也吸引了多个欧盟国家的参与。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容克投资计划、欧洲发展战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设想等多个国际机制下中欧之间存在大量富有前景的合作领域。事实上，对于欧盟方面，当务之急应是反省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有效推行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而不是寻找替罪羊。
参考文献：
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化。全国初步建立公路网运行监管与服务体系，在部分重点路段实现了动态监控和跨省市的协调处理，在处置救灾、重大事件等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微观经济学研究生产过程时，在马歇尔时代还考虑分工组织生产问题，而在后来的研究中生产研究被退化为生产函数的研究，生产函数的研究却是基于投入一产出模式展开，通过计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探究，生产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经济单位 需求曲线 供给曲线 无差异曲线 均衡价格 效用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了资源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使绝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据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内容，可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文就微观经济学研究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论析。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诸如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等。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分析，通常被当作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微观经济学分析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个量，主要从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分析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同时决定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的。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再到全部的总结、推导，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合乎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三个基本假设是整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前提。两种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相对稳定，二是相对最佳。各种理论所寻找的最佳答案，最终都是在某种均衡状态确定了它。对于边际分析的方法，要想确定问题的最佳解答，必须考察经济变量在原有水平即边际上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以明确事物向最佳状态发展变化的趋势或方向，直至达到极值。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确定单一变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过程，以及弹性概念的提出及应用都为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值、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值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影响构造出了市场的均衡状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是以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作为依据的。效用论分析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的行为，并从中推导出需求曲线，因而效用论也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生产者的行为理论，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结果表现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作用及结合结果，即可分析出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
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同时可得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种愿意支付与实际支付的差额，代表着一种状态。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论在函数形式上还是在曲线特点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长期生产理论等产量曲线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再由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由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企业预算线）推导出既定成本条件下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条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以及原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生产者的扩展线，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曲线，而规模报酬的变化又是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一个特例。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再由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补充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企业的本质分析各种类型的生产函数，再由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短期成本变动的决定因素正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之对应的长期成本可推论出长期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的决定因素，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特征又决定了长期边际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长期成本曲线是在短期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规模，选择最优后推导出来的。
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内容构成了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论的中心是分析不同类型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决定。在各种市场的类型以及划分市场类型的四个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场上厂商的数目和第二产品的差别程度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因素对价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结果，第四个因素进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序是第一个因素的延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曲线，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供给曲线。收益取决于市场对其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利润。不同类型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市场类型，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给曲线及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推导得出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类型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论证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出市场的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市场最优，垄断市场最差，而垄断竞争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比较接近垄断市场。在所有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求最优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标，而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是总结、指导、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但是，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现实经济不能简单地以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应用“看不见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个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该家庭对两种物品的偏好的、向原点突出的无差异曲线及一系列代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品的有连续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线，存在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一系列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存在生产过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我们只有以客观、辩证、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总结、认知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反过来指导、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能达到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真正初衷。
【参考资料】
[1] 钟世洪：微观经济学教程[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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