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09:34:1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民法与法律意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建设现代的法治国家，不把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当做根基，那所谓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便成为了一句空洞的口号，真正法治社会的建设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多成为梦中的桃花源和乌托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社会中开展的广泛的普法活动，这些活动纷纷取得了成功，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它使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对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又似乎是杯水车薪。这种不能满足需要使得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对于如何培养和普及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笔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1、强化宪法观念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培养全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强化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其它法律的“母法”。因此，我们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强调强化宪法观念、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提高全体公民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因此，强化宪法观念应是培养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
2、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核心。
国家机关是实施国家各项权力的机关。这就是说，国家权力说到底是这些机关依法行使的职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高低就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程度。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地了解与其自身职责有关的法律知识，有坚定的法律信念，同时必须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
正因为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因而国家机关也就成为国家法律的象征。公民法制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因此，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其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条件。
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加强媒体运用
以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为基准，公民广泛掌握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拥有正确的法律观点是需要依靠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来完成的。要坚定的实施普法活动，不断将法律意识灌输给人民群众，将最新，最基本，最平易近人的法律常识带给人民群众。不断改善法制宣传的方式和内容，用亲和力抹除法律的过分威严和疏离感，让人民深刻感受，法律就在生活之中，法律无处不在，从而使公民的法律意识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成形。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和媒体是一种大众化而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宣传方式，我们要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运用。无论是纸质媒体或者电视媒体，都能对人们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涵盖不同文化和经济层次，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人参与到法律生活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判断，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4、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长远方针。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从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高度出发，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既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也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切实保障。
5、开展法律研究，培养法律人才。法律研究是培养健全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完善的法律去监督，法律本身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法律也应该随之进步，而法律进步的一大推动就是法律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也不断有新的经验，新思想需要被总结和推广，而不论是对新问题的解答和新经验新思想的总结，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对其研究和探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正如经济上有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在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中，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培养法律人才，由他们逐级下推，逐渐完成法律的宣传和法律意识的普及。因此，培养法律人才是我国正在进行也需要一直坚持下去的工作。无论是司法制度的改革，还是对法律职业人的高要求，都是基于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渴望，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其初衷是值得坚持的。
人民的意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产生不断的变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意识思想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法律意识。而在我国现阶段，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律意识便显得复杂许多，但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普及之路，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群体之中，倾听他们的声音，收集各方意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通过事后的分析，总结，归纳和概括，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中有用的主张看法收纳推广，运用多种手段，用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而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龙凯.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机理和途径[J]. 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 2001（01）
[2]何红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J]. 大学时代（B版）. 2006（10）
[3]付建成，赵崇岩，李秀梅.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及对策[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3）
社会运行之中，公民被看成根本的要素，公民推动着各时段的社会进展。现代社会有着凸显的法治特性，法规被看成依循的主体规范。随着社会进展，法治渐渐完善，公民获取了这样的益处[1]。但与此同时，平日行为应被调控在准许的范畴内，不可超越法规。若要长治久安，就要着力去创设最为完备的法规体系，培育法治的必备意识。
一、认知进展的现状
社会进展之中，若要构建最为优良的法规体系，并不是简单的。生成法治社会，社会之内的主体都应接纳这一认知，树立法规意识。我国拥有着庞大人口数目，培育出全民拥有的这种认识，会是更艰难的。社会在建设中，一直都应注重去创设适宜的法治氛围，培育公民意识。从现有状态看，法律意识的培育状态如下：
1.旧的认知仍占有位置
很长时段以来，法制建设凸显了快速进展的态势。依循社会主义特有的法制机理，塑造并培育优良的这种新认识。日常生活之中，也更为注重这样的培育。但现实生活中，非法律这样的认知仍占有偏大的比值，没能予以根除。公民拥有着的法治认知显现了片面的弊病，有着科学因素，也含有并不科学的多重成分。面对法律事件，很多人仍没能给出最为适宜的认知[2]。
法规是外在的，它显出了外在范畴的约束价值，归属外在规范。从客观视角看，外部范畴的这种助推力并非完全吻合了主体的认知。为此，传统观念仍没能被除去，仍旧占有地位。
2.认知逐渐被深化
从总体上看，公民倾向于肯定构建起来的现有法规体系，总体态度积极。精神文明延展的历程中，法治应被设定成必备的根基。观念渐渐深化，多数公民都接纳并认同了这一法规体系，持有肯定心态。公民的心目中，法律应能占有凸显的主导位置，平日行为都应依循法规予以进行。针对法律问题，设定出来的评价也融汇着理性要素。从概要来看，公民还是认同法治的。
3.部门法没能平衡进展
各个的部门法，它们关联着的法律认知并没能平衡进展。例如：宪法这一根本大法被设定成其他部门法依循的根基，是根本的法规。在法律体系内，宪法占有本源的位置，显现关键地位。然而，相比其他法规，公民并没能真正明晰宪法的一切内涵，认知反而较低。
从细分出来的部门法看，针对刑法类别，公民显现出来的认知更为强烈。一旦谈及刑法，则会联想到被判处某一刑罚，或者触犯刑律[3]。相比来看，民商法覆盖着的范畴更为广泛，但公民却没能完全去接纳它们;对于自身权益，没能充分予以保护。
二、摸索适宜的培养途径
生成法治社会，不仅要拟定最适宜的法规框架，还要培育出对应着的意识。唯有增加认识，公民才会守法、自觉运用法规。促进文明提升，就要侧重去培育更为根本的认知基础。从多视角来看，法治社会都紧密关联着公民的意识。培育法律意识，就要经由如下的途径：
1.尊重本源的市场规则
培育法治认知，不可脱离新时段内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态势下，公民才会延展固有的主体认识、权利及职责认识。市场经济密切衔接着法治，唯有自觉予以转变，法治才会被看成认知的根基，助推社会进步。在全社会范畴内，形成法治氛围。
例如：市场进展之中，促进政企分离。政府调配平日的经济，应采纳法规的途径来调整，不可直接干涉。与此同时，经济权力应被变更为法规。唯有在限度内，才可履行职权。这样做，延展了法治应有的内涵，弘扬法治精神。现代社会中，人们更为注重本体的权益，关心社会秩序。市场背景之下，法规扮演着的角色日渐重要，成分必要部分。自觉接纳法律，运用法规来维权，这种认知也应随之强化。
2.塑造更为平等的总氛围
法治意识不断递增，但若缺失了外在范畴的平等氛围，也很难去生成。创设出来的司法氛围凸显了必要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司法有着公开及权威这样的特性，公平即为灵魂。从生成根基看，司法调节了多样的平日纠纷，侧重维护权益，它被划归为最后防线。培育法治认知、提升这种意识，都要侧重去变更偏旧的教育机理，让公民快速去接纳现代时段内的新意识。适应法治氛围，接纳民主及文明[4]。
塑造平等氛围，协助公民来确认最适宜的心态，注重法规传授。这样做，增添了法律范畴的根本常识，锻炼法治思维。公民要明晰现有的法规架构、深入解析法规，拓展接纳教育的范畴。
3.民主政治的必要位置
完善民主政治、创设民主氛围，都影响着法律认知的提升。依循民主政治，公民拥有着参政、表述自身见解这样的必要机会。公民应被看成主体，自主参政议政。在参政过程中，公民应能明晰自身的职责，激发了责任心，激发创造热情。民主氛围之内，拟定任一决策都应经由参政，符合民主流程。培育这种认识，不可脱离更广范畴的法规保障。
此外，还要延展日常的宣传范畴，切实宣传法规。提快民主政治的进展速率，就要拓展宣传，让公民都能接纳法律，认真遵循法规，不去为了某一利益而违背法规，树立优良的守法认识[5]。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法律意识 农民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①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
法律的高效实现必须以民众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为前提，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又需要以法律的高效实现为基础。想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消除前述阻滞法律意识社会功能实现的障碍，也就是说必须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客观、理性地对待西方法律文化，并促使中国传统法律意识尽快完成现代转型。所以达到上述目标的惟一途径是进行法律意识的社会培育。
1.公民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与社会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相比，法律意识的发展呈现出矛盾性和滞后性，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阻本文由收集整理滞因素，影响甚至延缓了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大力培育社会主体的现代法律意识，实现法律意识由传统到现代的彻底转型。
2.公民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内容
从法律意识的结构出发，结合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1普及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知识基础，普及法律知识是培育法律意识的必然前提。在公民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要普及两方面的法律知识：一是现行法律的规定，即现行实在法知识；二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如法律的本质、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和观点，法律运行过程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有关的法治理论知识。此外，法律知识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体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在不断进步，现行法律的立、改、废使得法律的内容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法律调整领域也在不断产生，因此法律知识的学习不可能一劳永逸，是法律意识培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2培养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法律意识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动力，是所有法律意识的心理基础。耶林认为：“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情感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掖的财产了。”法律情感决定着国家法律是不是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有关，又与一个民族千百年来法律文化传统积淀相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刑为主的特征，使法律具有专制、压迫的性质，普通民众对法律怀有一种惧怕心理，或者冷漠麻木，或者敬（畏）而远之。在这样一种法律心理的历史基础上培养公民的法律情感，关键是要改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实现从对法律的否定性情感向肯定性情感的转变，从对法律的怀疑、麻木、怨恨和不信任转向热爱、依恋和信赖。
2.3转变法律观念
国家通过宣传、传播、倡导先进的与现代法律精神一致的法律观念，批判、改造落后的与现代法律精神不相适应的法律观念，使公民法律观念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具体而言就是要变人治观念为法治观念，变专制、集权观念为民主、自由观念，变特权、等级观念为平等观念，变义务本位观念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观念等等。法律形式观也是法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律形式合理化特质和内容的把握程度，也是社会主体现代法律意识的重要方面。法律形式观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法律程序观念。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公民法律程序观念的成熟程度也是衡量其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2.4树立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现代法律信仰的
形成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这种信仰基于人们对法律的价值理想的高度认同，对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以及对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体系能够保障人的权利和利益，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信心。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是法律意识培育中最难达到的境界。作为法律意识培育的最高层次和归宿，社会普遍的法律信仰必然要在现实和理想的撞击中，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成。
3.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途径
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形成途径具有多样性，人们既可以直接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结构认知法律，也可以在具体的社会法律实践中体验法律。但是，主体的这种自发认知和体验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并受到主体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所形成的法意识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观念倡导，使人们从理性上认识法律，培养起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情感，促进科学的和现代的法律观念的形成，坚强法律意志，坚定法律信念。在我国，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3.1法学教育
所谓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法律教育。法学教育虽然不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直接途径，但法学教育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密切相关。在我国，法学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法律职业者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对整个国家法制系统具有巨大影响。在现代法治社会，几乎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机关和法律职业者，这些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组织机构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制度得以正常、有序、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法律职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法意识状况和法治实现负有特殊的使命。
3.2公民普法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对待法律职业者那样对社会所有成员进行专门的法学教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的形式和手段进行的。普法对全体公民进行了以宪法为中心的主要法律部门和主要法律法规教育，从而为公民评价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然而，普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明确普法教育的目的，推动普法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西昌学院，四川西昌615000
【摘要】我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国家，凡事都是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下实施的。我国现阶段人口中，农民占了大多数，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与条件的限制，导致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相对较淡薄。在此基础上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民；法律意
0前言
为了更有效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涉及到农民，就不得不谈到法律，法律法规是一个国家之根本，都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在法律法规这方面的意识还是较差的，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懂得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所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重要的环节。
1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农民的素质，法律意识也有了相对的提高，但总体上还不够强，很多人知法但也犯法，也有很多人是知法却不懂得用法。当发生矛盾冲突时，还是用一些老旧的观念来解决。比如这两年我国农村被征用土地的问题，有些农民朋友不配合来征收土地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拒绝搬走或拆迁。甚至更严重的以跳楼、开煤气引爆等自杀方式来威胁工作人员，也有一个或几个村屯的人聚众起来动用农用工具来阻碍工作人员进行征地工作。以这种古板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无法获得明显的效果。也许还会适得其反，严重的还会触犯到法律法规。农民朋友总以为法律会离他们很遥远，所以从不去学习和了解。一些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法，所以被莫名辞工，被拖欠工资，发生了工伤也得不到商家的索赔，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维护。另外，在一些村屯里，存在着偷盗行为，这里面都是初中生或是在外晃荡的社会青年居多，小到偷鸡鸭等家禽，大至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他们在实施这些行为时，也没有相关的人员用法律去警醒他们，都是采用非法律手段来处置，导致他们在法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有吸食白粉，打架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是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偏低，蔑视法律的现象。有这么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法律，认为有钱就可以将法律置之不理，肆意妄为，而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有一天，还是会败在自己手上。
2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发达，和法律法规的健全，我们国家的公民的素质和法律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可为什么农民的法律意思还那么薄弱，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和改变呢。在以前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就根深蒂固在人们心里，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是其所指出的等级伦理观念，“三纲五常”就是维护这种等级观念的尺度与标准。在这种特定的尺度中，最多的就是绝对的服从。而这种服从意识的影响，让他们的自我意识丧失，只是听从于上级的的命令，所以人们行为选择时，最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而是上级。儒家历来倡导人与人和谐相处，但是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农村就转化为忍为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等这些俗语就是村里人之间相处的态度。他们坚持一切以和为贵，就算是自身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也宁愿持着大事化了，小事化无这种息事宁人的心态去解决。他们宁可这样委曲求全，也不愿请求法律的援助，心里保留的观念就是反证就算打了官司也未必能赢，就算是赢了也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因此就有部分农民对法律缺少了解，觉得只要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意外情况，不愿意去了解并且运用法律知识，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思想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低，传统的矛盾冲突解决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脑海里了，另外，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律具有公正性，能够保护到他们的合法权益，仅仅看到法律强制性的一面，所以这样就对法律产生了偏见，从而产生抵触心理。由于有些地区较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算农民有法律上的需求但考虑到资金问题，也就望而却步了。当地相关的政府部门资金来源有局限性，所以就没有充足的条件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所以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少，造成了稀缺的状况，还有资金短缺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宣传力度不够，一些村镇，虽然成立了立法机构，也进行了法制宣传，但方式很单一，比如发宣传单，贴标语，挂横幅等这些形式上的宣传，并没有深入到根本，并没有带领村民探索法律的核心，并且村干部中，其自身的法律意识都相对薄弱，更别说起到带头作用。
3如何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
要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从根本抓起，文化素质低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是增强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首先加大对当地的教育投资力度，只有加强教育工作，提升农民精神境界，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同时，应当大力发展经济，因为有力的物质保障才能让村民的视野更广阔，才有更多机会去学习和接触到法律。在各个镇上成立法制协会，然后派代表去各乡镇中小学去进行深入的法律宣传，交流学生法制教育的经验，都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那么现在我们的普法知识就从学生抓起。大力推行有声有色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广播宣传还有看电影方式让农民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乡下实行“一对一”的法律顾问，每个村派选出一名代表，村民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免费咨询和给出方案。创建普法教育“微信群”。把村里的青年们集中起来，作为重点普法教育对象，利用微信交流，非常的便捷，也是现在年轻人较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可以正确的去引导他们遵法守法，懂得利用法律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搭建“手机飞信”宣传平台。把各村的干部，村委会，人民调解员的手机号集合为一个飞信网，不定期发送普法宣传教育短信，让这些干部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打造为法制宣传骨干。创建“农家书屋”宣传阵营。建立起法律读书角，通过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的途径，向各村“农家书屋”提供法律书刊，丰富群众法律知识的来源。如条件允许，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法律知识为主题的小型娱知识问答竞赛，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相应的奖励，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4结束语
为了创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更美好的新农村，我们就应该有针对性进行普法教育，不断提升农民法律意识，采用多种方式，让法制宣传更持久，渐渐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王魏,赵桂燕.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黑龙江农民法律意识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4(11).12-15.
［2］兰昕.农民法律意识发展的路径选择初探[J].法制与社会,2014(07).241-242.
【关键词】农民 法律意识 成人教育
一、前言
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因素，它与农村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对于提高全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如何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摆在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58%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不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27%的农民认为只有在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通过求助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总体来说，我国农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知识欠缺：农民法律意识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客观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仅仅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甚至了解到的信息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信息。
（二）法制观念淡漠：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农民“惧法厌讼”现象严重。在农村地区，法律并没有发挥其作用。他们不了解法律也不愿了解法律。在学术界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法律情感低迷。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三）权利意识不强：许多农民不知道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他们对国家的法律认识到的只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而并没有认识到权利保护的一面。对义务意识愈加浓厚，权利意识愈加淡薄，对法律从内心更加难以接受。
（四）缺乏民主监督意识：调查中发现农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淡薄，民主选举的参与度低。很多农民对此非常淡漠，对村务公开内容的了解不够，村务公开是为了更好的让全体村民对村委会的各项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对村委会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也便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达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根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
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模式
研究表明，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高，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高；反之，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在法律行为方面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敢于和善于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因此，要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就需要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入手。成人教育是指有别于普通全日制教学的教育形式，该形式以成人为教育主体，通过这个教育过程，成人学习者直接面对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参与社会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等社会活动。
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函授教学：是指运用通讯方式进行授课的一种远程教学方式，主要通过信函或其它媒介进行沟通学习的过程，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并在一定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学习和就地委托辅导。
2、广电教学：是指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一种开放性教学形式，基本特征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取消和突破对学习者的限制和障碍。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可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3、网络教学：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一种学习活动，它主要采用自主学习和协商学习的方式进行。相对传统学习活动而言，网络学习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共享丰富的网络化学习资源。二是以个体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为主要形式。三是突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
4、移动教学：是指在终身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通讯终端，如手机、PDA等设备进行远程教学的一种学习形式。该形式所使用的移动教学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可以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g的双向交流。
四、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成效
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其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工作的实效性，而不是流于形式。据调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均希望在其工作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专业的法律教育，他们对于学习法律知识有着一定的热情，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农民在外出务工以及春节返乡期间，运用不同的成人教育途径，长久深入地做好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
宣传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当同农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选择一些当代农民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宣讲。同时，应当随时掌握农民关注点的变化，以便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宣讲的形式要多样化，要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宣传，诸如知识竞赛、法制讲座、文艺演出、播放电影等等，让农民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法制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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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奎刚，王展艳.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探
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5）.
【关键词】见义勇为 民事免责 法律保护
见义勇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见义勇为，语出《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多指普通人救危解难的主动行为。欧美西方社会称其为“好撒玛利亚人行为”，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也叫“无偿施救”。《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第二条则将见义勇为行为定义为“非因法定职责或者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据此定义，构成见义勇为行为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有益他人或社会。这是“义”，“见义”而为，无义不为。二是无救援义务，可做可不做。同是遇到抢劫，警察救助是责任所使，普通人去救即为见义勇为。三是救援有风险。无风险则属于一般互助，不属“勇”为。四是救助行为不求回报，之后任何时候也不接受受救者任何形式的回报。
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民事主体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应当保持合理、理性的谨慎，这是一项基本义务。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过错，就是指行为人未履行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意志麻痹或任意，造成他人利益损害，要负法律责任。据此，见义勇为者在救援行为中未尽到合理、谨慎义务而导致受救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并不因其行为正义而自然免除，受救者追究其责任于法有据。但这显然对见义勇为者不公平。
见义勇为，为人褒赞。社会对其的支持形式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的支持，进行宣扬表彰；二是物质层面的支持，对见义勇为却自身受伤或遭受财产损失的，由社会给予治疗或补助。在欧美许多国家还普遍实行一项法律救济制度，给予见义勇为者相应的“民事责任豁免”，通常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或《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免责依据与相关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两项制度。这两项规定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人确属“故意”采取行动，损害了他人人身、财产，但其目的在于保护更大的利益或为了制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法侵害，属于行小害而保大利，法律豁免其本应承担的责任，前提是情况紧急、无法采取其他措施、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与上述行为相似，区别在于，前者是避险或避害，后者是救险，都是处于紧急状态下，但见义勇为者无偿出手援救，是将“避险或避害”变成了“救险”，是额外增加了义务、承担了风险。
个人不顾安危，制度应当保护，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对见义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的非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豁免其民事责任，等于给其一项额外的权利，不仅符合法律原则，更支持着公民舍身忘我之行为，彰显出惩恶扬善的基本立场，十分必要。
当然，豁免也有一定限度，它只针对一般合理谨慎义务。若过失损害大于救助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失去了鼓励的意义。如何划分未尽一般合理谨慎义务与严重过失？美国第一个制定《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佛蒙特州对急救行为中的过失有一个可参考限定。急救行为应当以救人者自己处于同样境地时可以得到的，没有危险又不妨碍他人履行其重要职责那样的方式实施。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失或错误，免责就会慎重，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裁量。
过失免责制度的激励效应
人是社会动物，行为互相影响。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针对相关反应的“最佳决策”，这个决策过程被称之为博弈。假设某人因某种突况陷于危险境地而无力自拔，恰好有旁观者（无关者）在场或遇见，此时双方处于一种互动态势。旁观者是否愿意援助？受援者如何反应？都是未知数，都可能因对方的反应而变化，双方的抉择就是一局“效用最大化”的典型博弈。博弈的参与方分别为见义勇为者（简称勇为者）和受救助者（简称受救者）。为便于分析，简化其他情况，假设勇为者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出手相救或不救；受救者的反应也只有两个—对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因自身过失产生的额外损失，追究其责任或不追究。双方的“损益”表示如图1。
图1 见义勇为行为的损益对比
受救者：得不到救助，只有损失记为﹣A；得到救助，挽回的损失记为A，若再向勇为者的救助过失要求损害索赔还会有收益PH，总收益记为A+PH。
勇为者：因为没有救助义务可以不出手相助，不出手，无论受救者如何反应，均既无收益也无损失，总收益记为0。若出手相救可能出现被受救者追责、不追责两种结果。其中，被受救者追责，会产生出手施救的成本C（误时、误事等）、承担的直接风险Y（损财、受伤甚至死亡）和间接风险H（因施救而引来的受救者损失索赔），风险的发生概率为P，预期总风险为P（Y+H），总收益为净付出，记为﹣（C+PY+ PH）；受救者不追责，则预期风险只有Y，总收益为﹣（C+PY）。现将这一个博弈局势置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进行分析。一是过失有责制，即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如果有失误，造成被救者一定损失允许被救者追索民事责任；二是过失免责，即勇为者在施救过程中如果有失误，造成被救者一定损失不允许被救者追索民事责任，强制豁免。双方损益对比如图2。
图2 两种法律规定下的见义勇为行为损益对比
图2中左图实际与图1吻合，表示常规过失有责制度下的双方损益。受救者没有选择余地，其是否收益及收益多少均取决于勇为者。勇为者有选择救或不救的主动权：相救导致双方产生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并使受救者有了对救助过失追究责任或放弃追究的选择权—追究则让受救者有“A+PH”的收益，伴之勇为者有-（C+PY+PH）的损失；放弃追究，受救者收益为A，勇为者损失为“-（C+PY）”。若勇为者选择不相救，则无论受救者作何反应，结果都是勇为者无增无损，收益为0；受救者则遭受损失-A。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受救者选择追究责任是其相对优势策略，勇为者则选择不救作为优势策略最终不会伸出援手。
图2中的右图是对勇为者实行过失豁免的损益对比。在这种制度下，勇为者的过失责任PH被法律豁免后，无论受救者作何反应，不再担心施救后的额外索赔风险，其施救成本始终为“-（C+PY）”，抉择容易倾向于见义勇为。
实际上，见义勇为就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自我牺牲行为，“C+PY”是其甘愿承担的损失与风险，可以视为0。因此，出手相救与己无损，与他人和社会有益；不相救，与己虽也无损，但与他人和社会有损。一件无损自己又利他人和社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说明民事责任豁免制度能使不公平风险最小化，具有激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内在制度倾向，如图3。
图3 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激励效应
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建立的必要性与建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效益。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特殊性在于,刑事被告人的同一行为既触犯了刑法,又违反了民法,同时引起了刑事、民事两种法律责任,并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对之加以解决。相对来说,解决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是主诉讼,解决民事责任的民事诉讼是从诉讼,由于引起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合并进行两种诉讼,由于刑事案件的情节对于有关民事赔偿要求是相互关联的,在主诉讼查明、确认所涉及法律事实的同时,也一并解决了从诉讼需要查明、确认的法律事实。而且,作为主诉讼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高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即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只有可以合理地排除被告人没有犯罪的可能性,被告人才能被证明是有罪的;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即看当事人双方谁举的证据可靠性更大。因此,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更接近客观真实。这样经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可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不需要再解决事实问题而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总之,由于刑事诉讼顺便解决了附带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充分体现了诉讼效益的目的性。同理,从前面所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所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也包含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需要解决的法律事实问题。这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实际上也只是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的确立,更能充分实现诉讼效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承认反诉制度,并不违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虽然必须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在形式上是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本诉也谈不上反诉。所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并不要求具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诉)的前提条件。它是附带解决的民事诉讼中诉的合并,合并的基本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审判程序解决多宗诉讼的请求,起到恰当和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各自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效益目的。其次,表面上看,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本诉与反诉的行为似乎不同,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行为,而反诉的是民事侵权行为;实质上,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具有两面性,即在刑事诉讼中为犯罪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与反诉的行为相同仍为侵权行为。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刑事诉讼法》虽然没作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0条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它的损害赔偿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责任,自然应当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同类民事案件一样遵循共同的法律法规。当然,附带民事诉讼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除是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一法律事实之外,再就是它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不能适用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责任原则,即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适用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这两方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同样适用。
同时,《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由于《解释》第89条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时间限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第二审法院审理附带民事部分时,自然不能受理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但既然第二审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可见第一审法院也可以受理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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