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09:34:0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宏观经济的运行，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增速较去年同期的11％到12％出现理性回落，经济过热风险部分得到释放。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也有所缓解。但是，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体系出现全面下降，反映经济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下降0.67点，反映当前经济基本走势的一致指数下降0.30点，滞后指数下降0.65点。其中，先行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幅度逐月递增。先行指数降幅的增大，意味着宏观经济已经开始降温，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针对宏观经济出现的新变化，政府调控政策的基调开始进行调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保增长将压倒防过热成为宏观经济的关键词。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运行将可能呈现以下态势。
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下行程度并不悲观
对于本次经济下行，笔者认为次贷危机、石油和粮食价格危机、全球性的通胀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外部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较为深刻。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达60％。在经常项目下，我国实体经济已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资本项目下，大部分项目已经放开。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必然反映。当前，发达经济体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印度、越南等几个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问题，拉美一些国家也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由此，我国经济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出现下行不可避免。而且，下行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有观点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中期调整和短期低谷，这个低谷可能是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是这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还不应该太悲观。那么，经济下行会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幅度不会太大，经济增长率大致能维持在8％以上。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依然比较稳定。尽管人们对出口的担忧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从历史数据看，政府调控对投资增速有明显影响，在经济下降通道中，投资将更多地凸显增长支柱的角色；消费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最近的消费数据表的确令人振奋。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将有望达到实质性进展。尽管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出口企业带来了困难，但从国际经验看，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经验表明，在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化压力为动力，才有强烈的加快技术升级和促进产品优化的积极性。那些低附加价值企业的困难和倒闭，有可能促进高附加价值的企业和产业建立起来，真正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进程。
通胀压力有所缓解，PPI对CPI传导有限
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上涨7.9%，7月份回落至6.3%，延续了5月份以来的回落势头。这表明宏观调控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预计下半年CPI将继续回落，全年有望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是，PPI和企业商品价格总指数却持续攀升，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最为明显。受此影响，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大幅提高。不过，随着国际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的回落，PPI上升压力将有所缓解。面对CPI持续走低和PPI的走高，有人认为，PPI是对CPI的领先指标，PPI的上涨压力最终会传导到CPI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压力会增强。笔者认为，从教科书的理论角度，该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由于我国目前PPI和CPI两项指标构成和主导因素基本不同，主导CPI的主要是食品价格，而主导PPI的则是钢材和能源价格。观察本轮通胀中PPI和CPI月度走势，CPI上涨缘起2007年5月猪肉价格带动整个食品价格的上涨；PPI上涨缘于2007年10月新一轮铁矿石谈判导致钢材价格上涨和原油期货价格带动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因此，PPI对CPI传导作用将比较有限。
固定资产投资将有所增长，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将继续下滑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各类价格指数7%至8%的上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回落较大。从产业构成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为846亿元、26322亿元和312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5%、26.6%和26.2%。显然，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速较大；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显著下降，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6月份制造业投资累计完成增速为31.4%，比2007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从投资主体看，从紧的政策已导致中小企业投资速度下滑，加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速度也明显下滑。6月份，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速比去年下降了11.8个百分点，个体经营企业投资增速下降了10.1个百分点。从近期调控政策变化看，未来一段时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稳中有升，以贯彻和支持保增长的政策要求，年内可能保持在27.8%～28.3%的水平。其中，中央项目投资增速会进一步上升，这与中央支持地震灾区重建有关。估计银行贷款也会有所增加。尽管监管部门对银行信贷继续实施规模控制，但最近中央银行已经增加了5%的贷款规模，而且放开了对外资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
进出口有望反弹，对外贸易谨慎乐观
今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6.4%。其中，出口增长22.6%，比去年同期低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31.1%，比去年同期高11.6个百分点，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237亿美元，同比下降9.6%。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目前，业界和舆论对下半年进出口形势仍有担忧，但商务部官员依然持乐观态度，认为下半年我国进出口将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因为国家已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做了政策调整，自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虽然只回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其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国家依然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由此，笔者认为，进出口有望反弹。但是，在世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出口增长的空间尚难预料，因此，只能谨慎乐观。
消费增长缺乏持续性，消费预期可能继续减弱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水平节节攀升，5月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13.9%，6月达到15.9%，7月更升至23.3%。消费的持续增长似乎将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有力支撑。但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和资本市场萧条等短期因素的干扰下，消费增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消费继续增长的持续性值得怀疑。其一，今年的消费增长得益于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中央财政有关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医疗、环境治理支出的大幅增加，一些地方对“三农”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出台和调整，都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支持。但是，在现有的制度格局下，这种政策支持效应缺乏持续性。其二，经济的减速和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放缓，有可能抑制未来消费的增长。今年，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挫，一季度、二季度同比仅增长3.4%和6.3%，增幅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5%和14.2%。同时，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33.27%，个人和政府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成为消费增长的制约。其三，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使居民的财富效应受到损害，打掉了居民的消费预期，未来一段时间的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其四，物价的持续上涨直接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汽车和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可能继续降温。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市场结构发展失衡
上半年，金融运行总体上比较平稳。一是货币供应量增幅平稳回落。6月末，M2余额为4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M1余额为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4.19%；M0余额为3.0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8%。二是各项存款增长较快。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4%。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3.9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5%，增加了49649亿元，同比多增15774亿元；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638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增加了30亿美元，同比少增23亿美元。三是各项贷款增速趋缓。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0.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17%。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外汇贷款余额为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48.63%，增加了553亿美元，同比多增388亿美元。四是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1～6月共增加2806亿美元，同比多增143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运行基本上达到了调控政策的预期。但是，从结构上看，市场结构有所失衡。一是长期贷款增长较快，短期贷款增长放慢；二是大企业贷款增长速度较快，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贷款集中化问题突出；三是信贷市场增长较好，资本市场加剧萧条，特别是股票市场持续下跌，市场秩序混乱，已经开始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四是商业银行盈利状况良好，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盈利情况堪忧。
房地产供求失衡，市场需求不断下降
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下，房地产市场供求失衡明显：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土地开发增长速度依然较快。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3196亿元，同比增长33.5%。二是商品房建设增长平稳，竣工面积增速高于往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的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4.1、19.1、13.8个百分点。三是受从紧货币政策和对后续政策出台的预期，居民对购房采取谨慎态度，整个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全国商品房销售量下降明显。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2%，销售额同比下降3%。四是全国房价涨幅出现高位回落，不少大中城市房价开始下跌。上半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持续回落，各月的环比涨幅分别为：0.3%、0.2%、0.3%、0.2%、0.1%、0。五是个人房贷增速减慢，部分城市出现少量断供现象。受货币政策紧缩和市场销售低迷的双重影响，上半年个人房贷增速明显放缓。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个人按揭贷款增加1734亿元，同比增长1.9%，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54.7个百分点，与2007年全年相比下降86.5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运行对银行业的影响
今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的确前所未有，这些困难必然会影响和反映到银行业上来。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银行业风景独好，经营业绩持续强劲增长。统计显示，大型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长达到60%，中型银行增长110%，城商行增长120%。造成这种悖论迷思的原因大致有六：生息资产的增长，净利差和净息差的扩大，中间业务收入较快增长，成本收入比明显下降，计提拨备对净利润的侵蚀不大，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使银行有效税率大幅降低。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情况下，经济的下行风险必然会对银行业的业绩造成负面影响，银行业的盈利前景可能谨慎乐观。
存贷业务继续增长，但中间业务发展放缓
企业存款的定期化趋势将被强化，居民储蓄存款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增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势下，M1的增速将可能进一步低于M2的增速，人民币企业存款的定期化趋势可能被强化。从企业存款增量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会继续提高，所以，企业存款的增幅会趋缓。从居民储蓄存款看，鉴于未来一段时间股市难有实质性回调，房价的回升也比较艰难，所以，人民币储蓄存款会不断回流到银行系统，回流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
依托资本市场的中间业务发展将继续乏力，传统的中间业务发展将保持稳定。近年来，各家银行都将大力拓展中间业务作为经营战略转型的重点，中间业务发展非常迅速。从业务增长的情况看，类、承诺类、咨询顾问类和托管类业务的增长比较快，而支付结算类、银行卡类、担保类、交易类和其他类中间业务增长相对稳定。其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银行的基金销售、保险销售、理财产品销售、基金托管和第三方存款业务迅速增长。同时，信贷规模的控制，使得银行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业务和与信贷控制相关的财务顾问业务增长较快。随着资本市场的萧条，银行的业务和托管业务急剧直下，这部分业务的下降对银行中间业务的增长构成致命影响。同时，随着信贷政策的趋松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列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业务将转化为正常的银行贷款，所以，这部分业务也会萎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间业务的发展可能主要依靠支付结算类、银行卡类、担保类和其他类的中间业务。
资产质量可能恶化，银行经营风险加大
银行资产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反应，在经济上升期，银行的资产质量通常表现较好，这不仅是因为贷款规模扩张带来的稀释效应，更因为企业效益良好所产生的良好还款能力。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的资产质量通常表现欠佳，不仅呆账坏账会增加，而且，贷款的逾期情况会比较严重。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出口导向型中小型企业大面积破产，同时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开发商贷款经营压力和个贷还贷压力，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不良贷款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未来2～3
年银行业不良率有可能上升80～200个基点。
经营效益高增长的势头将扭转，银行盈利能力将回归自我
200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业绩持续爆发式地增长，盈利能力已经高于其长期增长潜力。笔者认为，随着政策性因素的释放和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银行的暴利时代将告终结。
其一，由于从紧货币政策基调没有改变，尽管贷款总量控制目标会有所突破，但信贷资产规模仍会受到限制，这从总量上制约了银行收益的大幅提高。其二，银行净利差缩小趋势加强。目前，存款定期化及贷款利率上浮动力减少是净利差减少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存款回流银行明显，多家银行存款增速大大高于贷款增速，加之存款呈定期化趋势，更加大了银行利息支出。其三，受经济增长放缓、资本市场回落的影响，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受到压力。上半年，银行的证券、基金等业务收入同比全部出现大幅下滑。在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我们相信这部分收入的增加难有起色。其四，宏观经济下行将使企业效益下降，而企业效益下降将使银行业息差收窄、信贷成本上升，进而使得ROA回落。
流动性压力依然较重，流动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近年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17.5%的世界最高水平，给商业银行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流动性压力，目前许多银行的存贷比率超过了70%。比较而言，负债业务增长较快的银行，流动性压力相对舒缓；相反，负债业务增长速度不够快的银行因为流动性被紧缩，会感觉流动性压力比较大。总体上看，银行业目前的流动性风险还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目前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其他影响银行流动性的不利因素也不少，比如，股市的兴衰与银行储蓄增减密切相关，当前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直接决定了银行负债业务也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年内信贷总量的适度放松，贷款投放规模增加；或是企业效益下滑，不良贷款上升，贷款到期难以收回等，都是对银行应对流动性管理能力的挑战，流动性管理水平亟需提升。
金融创新任重道远，创新能力将加速银行经营的差异化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波动特征 波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相应的有着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于把握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及难点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传统“谷一谷”划分法,参考各种文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长率(%) 谷值增长率(%) 峰谷落差(%) 持续年数 上升阶段年数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5个周期,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在运行过程当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首先呈现出周期的不规则性,周期发生频率高,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波长、峰(谷)值差异、峰谷落差,5轮周期都极不均衡;其次,从图1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经济周期波长拉大,上升阶段延长;再次,波动幅度减小,呈现微波化。通过图1看出, 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 。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首先,我们从内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和周期的变动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供求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型和抗跌性,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其次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发展。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模式开始适应现代信贷制度,消费结构向着享受型消费发展,购买力增强 。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还有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调控功能 。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这种转变也使经济周期波动更平稳健康。而从外因上看,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与“八波”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不无关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同样,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处于高速上升状态,并且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呈现微波化。这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国际经济影响的双重结果。掌握规律使经济发展向着快速稳健的方向发展是未来宏观经济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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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成本优势;次贷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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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健，顾华.《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技术溢出研究述评》[J].《财贸经济》，2007年第4期。
关键词:经济运行;货币政策;动态调控
Abstract:Confront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macroeconomy,the central bank need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macroeconomy. The paper probes deeply into the mechanism of dynamic optimization,then incorporates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monetary policy,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37-05
一、前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能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利率等,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并最终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并且,货币政策的特点在于侧重短期总量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由于经济活动的波动是一种常态,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判明造成波动的原因,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优化,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上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的“滞胀”局面,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把它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并据此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实际经济运行总是复杂多变的,经济波动也并非弗里德曼所言总是轻微的,因此在实践中如何奉行“规则”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任何规则都不可能为每天具体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确切的量化指导,它仍需要依赖于货币政策决策者们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诚如格林斯潘(1997、2003)所强调的: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对于货币政策操作是不可避免的;自从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稳定性关系遭到破坏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不可避免地,是变得更加复杂和相机抉择了;正式的利率规则最好是仅被视作一种辅助的政策参考。
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形势复杂多变,通胀与通缩之间往往仅是“一线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内外均衡矛盾的凸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等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经济活动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超过以往。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也将不可避免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相机抉择。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适时适度把握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优化,是经济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二、动态调控机制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
设经济系统为:
其中 为目标变量,如通货膨胀水平、产出等系统的内生变量; 为系统的内部状态变量,如目标变量的滞后变量、前瞻性变量以及消费、投资等其他内生变量; 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 为扰动变量。
设为的目标值,则货币政策的任务就是通过工具变量的操作在理想的时间段内实现目标变量的实际值趋近目标值,即:
一般情况下不仅要求实际值趋近目标值,还要求在实现的过程中尽量减小目标变量的起伏与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对于如何通过工具变量 的选择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一种选择是只考虑输入和输出的关系,而不考虑经济模型的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
最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就认为,试图搞清楚复杂的经济运行只会徒劳无功,因此货币主义者用一个“黑箱”将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掩盖起来,并提出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但诚如托宾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不顾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一意孤行地坚持固定的“单一规则”,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1979年美联储货币主义实验的不成功充分说明,规则型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反馈机制,需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按照现代控制理论,图1输入-输出关系的表达仅是对经济系统的不完全描述,因为它没有考虑黑箱即经济系统内部的具体情况,因此也就难以对经济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控。现代控制理论要求深入到系统的内部,对系统的动态变化即状态变量进行精确刻划,如图2所示:
按照现代控制理论的状态空间描述,经济系统可简单表示为:
其中为状态向量,状态向量刻划了经济系统的内部行为,其组合构成或影响系统的输出向量即目标向量。
设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并假设经济系统(4)-(5)是可控的,并且是渐进稳定的,即阵特征根全具有负实部。此时根据经济控制论①,可以给出一种最简单的调控方法,即当输入变量(政策工具变量)等于常向量时, 也将趋于常向量,从而也将最终趋于常向量。即:
,从而
由于,可求得:
只要 满秩,则对于给定的常向量目标
必可找到输入向量 ,最终实现政策的调控目标。
但是虽然终将趋于,但在逼近的过程中,不仅所花的时间可能很长,而且起伏也可能很大。如果 阵的特征根在左半复平面并靠近虚轴,那么在逼近 的过程中将会剧烈起伏。按照现代控制理论,优化的调控策略是采用反馈策略,实现政策变量 是状态变量的线性反馈,即根据系统状态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变量,即:
此时经济系统(4)-(5)相应成为:
将(7)式代入(6)式,有:
根据(9)式,当阵的特征根均在复平面左半部时,状态变量 最终将趋于常向量,此时
,可求得:
从而只要 满秩,就可选择政策变量: ,使得 时, 逼近最终目标 。
相比于“单一”控制策略 ,反馈调控规则
第一,当阵特征根不全在复平面左半平面时,经济系统(4)-(5)不是渐进稳定的,此时采用“单一”控制策略将不能实现最终调控目标。而采用反馈调控规则使得系统的特征根成为的特征根,这样就可以通过调整反馈系数来改变
的特征根值,进而最终实现系统的渐进稳定。
第二,通过调整反馈系数来改变 的特征根值,可以调控在逼近过程中的波动幅度。
第三,采用反馈调控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系统的动态均衡。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花多长时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往往也处于动态变化当中,故而忽略时间因素的静态均衡一般难以反映经济现实。因此,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变量,注重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动态均衡状态的实现过程,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系统的动态优化。
(二)存在干扰变量时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优化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从工具变量到最终目标之间的链条较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这使得经济系统的参数值或难以精确估计,或随着时间的变迁,系统参数值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经济结构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时,模型当中连接政策工具和状态变量的参数以及各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也可能是不稳定的。此时即存在着干扰变量,设干扰变量为,则经济系统(4)-(5)相应成为:
存在干扰变量时调控的思路在于:一方面考虑系统状态变量的变化,同时密切关注目标变量的实现情况,即目标变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之差( )。设目标变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之差为 ,,则
随时间的累计量为:
此时调控策略在于实现政策变量为系统状态变量 和目标变量 的线性反馈,即:
如果干扰变量是常向量,或者有明确的变化规律,那么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实现经济系统的鲁棒调控(robust control)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经济运行态势等的复杂多变,对于干扰变量很难预先和明确认定,因此调控策略(12)式一般也没有显式解。这样就更加凸显了货币政策动态调整优化的必要性,即根据状态变量以及实际调控效果( )的变化情况审时度势和灵活把握,努力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由于干扰变量的存在,在实际货币政策调控中,各国中央银行一般都不会一次调控到位而是多次渐进调控,实行平滑操作(smoothing)。诚如Sack(1998)、Sack和Wieland(2000)所指出的,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存在测算误差以及相关结构性变量的不确定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并不能保证都是正确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每一次政策调整以后宏观经济变化的新情况,获得更多的有关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新信息,在新的经济运行信息集内决定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幅度。
三、中国的实证研究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确定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短期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相关性总会存在一些波动。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调控机制是动态的,即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从我国现实来看,每年政府或央行会根据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确定一个大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但由于实际经济运行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完全拘泥于最初的目标设定,而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灵活调控。判断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以及其他状态变量的动态关系,可以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对于状态变量,可以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作为代表变量,最终目标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
(一)货币供应量 与相关状态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选取2000年1月―2008年9月期间的货币供应量 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累计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同比累计增长率的月度数据③。根据Engle和Granger(1987)的研究,检验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先求出回归方程,再通过ADF检验来分析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而判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
首先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21.49)(7.49)
对上式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关系,协整向量为(1,0.17)。
再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
(13.85) (3.37)
对上式的残差序列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认定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为(1,0.21)。
(二)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变量的协整关系
由图3可见,自1995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水平(CPI)及经济增长率(GDPV)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趋同关系。进一步,可以使用协整方法来检验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比较稳定的长期关系。ADF检验表明,三个序列都是I(1)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检验结果,迹检验认为有两个协整向量,最大特征值检验认为有一个协整向量,这可能是由于协整方程的定义而导致的。但其结果都表明存在协整关系,即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水平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科学,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不尽相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所幸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从最优货币政策的一般性原则,到利用模型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模拟,中央银行家们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尽管有了这些进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远非机械式的程序化工作。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必须将一般性科学原则与具体决策实践相结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审慎的调控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控职能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便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随着我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理性选择、货币调控方式的间接化、货币调控手段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决策的前瞻化,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等等,都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在开放条件下国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动荡不定也不断给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诸如如何判断现实经济是冷是热、怎样才能既防通货膨胀又不导致通货紧缩等等,这些实际挑战都不是一般性科学原则所能够准确回答的问题,它仍主要依赖于我国政策决策者们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之下,增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准确判断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活动的波动是一种经常性状态,面对这种波动,重要的是要判明造成冲击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准确把握货币政策的尺度,对于何时降低利率,何时提高利率,何时实行政策的松紧搭配等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加强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货币政策的效应具有滞后性,如果中央银行等到已经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才采取行动,必然容易使经济在过热和衰退的循环中来回波动,加大经济振幅。所以,央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能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而是必须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加强与公众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努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效应。从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由于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往往仅是“一线天”,不仅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有时也使得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公众预期的不稳定本身就有可能成为经济扰动的因素之一。在这种复杂的经济运行态势之下,如果中央银行能够较好地稳定和引导公众预期,那么用小的政策变化就有望实现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目标,同时也可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市场的冲击程度,减缓经济波动,引导经济运行平滑过渡到中央银行所期望的状态。
注:
①此节经济控制论的内容具体可参阅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②参阅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③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相关各期。其中每年一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根据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按比例近似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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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尽管有些问题与风险早就存在,并且在危机爆发之前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去应对,不过,危机来临使得保增长成了首要任务,很多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我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强劲复苏与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取决于供求是否平衡。理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同样重要。但短期而言,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总需求,或者说是GDP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潜在增长率,那么通货膨胀肯定会到来。从目前来看,2009年GDP增长为8.7%,低于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过去3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5%左右),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仍然为负。我们预期2010年GDP增长在9.5%左右,接近潜在增长率。GDP增长率由8.7%上升到9.5%,总需求的上升显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很大压力。
不过,我们判断,2010年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潜在增长率。这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政策当局而言,也不会希望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毕竟,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还没有被很大程度上激发起来,政府调结构的任务仍很艰巨,再加上全球复苏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过热缺乏有力的支撑。从而通胀压力也不会太大。
即便2010年经济增长很快,高通货膨胀的来临也会是2011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一般是GDP增长率先达到顶峰,通货膨胀率会滞后一年达到顶峰。比如,上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达到周期的峰值。尽管如此,强劲的复苏一定会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不高,但2011年的风险更大。
房地产业风险关涉政府而非居民
资产价格上升过快,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风险。中国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风险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
那么,房地产风险到底有多大?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所谓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即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购房者及开发商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比重)只有17%,而美国则达到56%。再对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有数据显示,1996年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贷款的比重分别是:香港(40%～55%),马来西亚(30%～40%),新加坡(30%～40%)。可见,相比起来,中国目前的房地产风险暴露并不是很大。
不过,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和央企陷入房地产很深。首先,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而地方政府的业绩也在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其次,地方融资平台依赖于土地抵押,也就是说地方投资项目的贷款与土地抵押值以及相应的“地王”的价格都有很大关系。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有284万亩,抵押贷款总额达2.1万亿元人民币。第三,央企深度介入房地产。据报道,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的央企涉足房地产业。2009年1～10月,央企中涉及建筑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44.5%。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很多央企的盈亏对房地产业的波动都高度敏感,房地产业的风险可能会直接转化为央企经营风险。而央企的风险最终会是国家的财政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房地产风险蕴含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及央企风险。此一风险更多地关涉政府而非居民(因为居民部门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并不算高),这一特点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关注。
潜在财政风险
根据国际经验,危机之后财政风险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关研究显示,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尽管不同的经济体,其负担债务的能力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不断上升的债务一定是风险累积的过程。
作为对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内外债)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债务,综合负债水平也颇高。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银行坏账、地方债务、养老金缺口等。
银行坏账。中国银监会称,中国银行业2009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58%,较2009年初降低了0.8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降至49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初减少630亿元人民币。总体上,银行坏账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虑到2009年贷款的迅速发放并且规模巨大,未来三五年可能会出现坏账率的上升。因此,称其为潜在风险是非常确切的。
地方债务。对于地方债务也有多种估算。之前有4万亿的说法,但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推出,地方债务又有了迅速的上升。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已经高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已超过5.56万亿元,与中央政府国债余额相当。全国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显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万亿投资中由地方承担的重任。尽管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还不能准确地评估,但由此所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养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为7765亿元,显然远不能够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养老金缺口很大。养老金缺口的测算较为复杂,涉及到很多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机构测算,养老金缺口为3万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内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20%左右,就认为财政风险很小,而是要格外关注加总了银行坏账、地方债务以及养老金缺口的综合负债风险。
政策退出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规模空前。考虑到雷曼兄弟倒闭后所出现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规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修复”过程,以及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通道,考虑政策退出以及更多关注政策的常态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关键词] 产出缺口 Kalman滤波 AD-AS模型 宏观经济走势 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本文拟运用Kalman滤波估算我国1978年～2008年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进而在AD-AS模型的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基于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从1978年至2007年的年度GDP数据 ，根据GDP平减指数剔除不可比因素，得到GDP的可比数列。2008年GDP年度数值根据2008年一至三季度数据及增长率推算。由此可得GDP的时间数列{GDPt}。
量测方程： （1）
状态方程：
（2）
其中，，分别代表GDPt的趋势循环要素（潜在产出）和不规则要素。的AR(p)模型的自回归阶数p=2，以上各式中的，，κt均为随机干扰项。
使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略），数列中含有1个单位根，即{FDPt}是一阶单整数列，满足模型需要的前提条件。
运行EViews程序即可得到潜在产出数列{}。这种估算方法实际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对潜在产出的定义，从而，可以依（3）式可方便的得到较为直观的产出缺口，得到产出缺口数列{}。
（3）
对数列{}进行对数化处理再取平均值可得到中国潜在产出平均增长率约为9.58%，对产出缺口数列{}取平均值可得平均产出缺口约为0.28%。
图1描述了我国1978年～2008年产出缺口周期性变动的轨迹。中国经济保持9.58%的长期增长趋势使得产出缺口平均保持在0.28%。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是以过度利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代价的。同时，中国经济要想保持9.58%这个较高的增长率，就要求产出缺口平均为0.28%。根据推算，2008年产出缺口约为0.33%，已接均值。
二、基于AD-AS模型对宏观经济走势的理论分析
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下，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奏效，此时应用凯恩斯主义经典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波动与走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2008年初经济运行出于正缺口（图2（A）），图中AD1（短期总需求）与AS1（短期总供给）的交点所对应得横坐标Y1表示实际产出，Y1与Y*之差表示产出的正缺口|Y*Y1|。价格水平却不是AD1与AS1的交点的纵坐标，而是AD1与LAS（长期总供给）的交点的纵坐标P1，原因是在产出正缺口的情形下，总需求提高会发生乘数效应的阻断，使得价格提高的幅度大于产出增加的幅度，引发通胀。
1.中国当前已进入经济收缩期
至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产出正缺口缩小，实际（均衡）产出向趋势线回归，中国经济步入收缩期。基于图2（A），新的产出应位于Y1与Y*之间，并靠近Y*，从而AD和AS曲线必然至少有一条向左移动。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状态可由图2（B）表示，即AD1向左移动至AD2表示总需求降低，AS1曲线也向左移动至AS2表示总供给降低，长期生产能力――潜在产出趋势线LAS保持不动，则AD2与AS2的交点横坐标Y2表示当前的实际产出，Y2与Y*之间的距离|Y*Y2|表示产出正缺口，同理仍然是AD2与LAS交点的纵坐标表示当前的价格水平P2而非新均衡点的纵坐标。显见，2008年一季度至三季度，产出缺口由|Y*Y1|减少至|Y*Y2|，价格水平也由P1下降至P2，由于乘数效应阻断的存在，价格下降幅度不如产出下降幅度大。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收入下降幅度小于物价下降幅度，当前仍面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价格变动总是滞后于产出变动，在收缩期，伴随产出正缺口的缩小，实际产出趋于潜在产出，价格存在继续下降的空间，只不过时间上滞后，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2.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会改变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2008年以后，可以预见10年～20年中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上述因素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样说，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在未来10年～20年总可保持模型计算出的9.5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首先，美国次贷危机将导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这必将会影响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次，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随着开放程度特别是金融业开放的不断深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次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冲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再次，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经济保持平均9.58%的高增长率，是以过度利用资源为代价的，基本的经济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这也是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容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由之路。由此，经济增长趋势会出现小幅持续下移。不妨假设未来10年～20年中国长期增长趋势是9%，至少维持在8%以上。这就是说，图中的长期总供给曲线LAS的位置向左小幅移动。对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甚至2010年，可以合理的假设其位置保持不变。
3.中国经济经历短期供给冲击
(1)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必然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使短期总供给降低。受国内外自然资源短缺,以及国内劳动资源结构性短缺的影响,2007年原材料、能源、机械设备等产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上涨，不可能不抬高2008年的生产成本。此外,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无疑对我国短期总供给造成负面影响。上述分析从2008年的PPI变动也可看出:6.1%(1月),8%(3月),8.8%(6月),10.1%(8月)。可见,成本的上升减少了短期总供给,图中AS1曲线必然左移。
(2)供给冲击之后的短期总供给不是影响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短期总供给一般较短期总需求稳定，特别是我国在2008年经历一次供给冲击后。当今世界经济疲软，供给的变动更多取决于需求的变动，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同程度的对经济失去信心，在这种预期下生产者提供的产量将减少，他们将观望总需求的变动：如果政府调控有力，总需求回升，他们会增加产量；如果总需求依然低迷，没有厂商愿意增加供给。总供给的短期增减都是相对于总需求而言的，从而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假定总供给短期内不变是合理的。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政策制定，都要更多地关注总需求。
4.短期总需求的变动成为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
(1)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2008年总需求呈下降趋势。决定总需求的因素包括影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来自国外部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第一，1月份 CPI为7.1%，直到7月仍在6.3%的高位，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相对减少，进而总需求降低。第二，为控制经济发展过“热”，2007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出台多项抑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性政策且力度不断加大、直到2008年9月才停止。这些针对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紧缩性政策效应仍会在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产生效应，可以预见总需求还会继续下降。第三，全球金融海啸正在向实体经济传导，以美国为首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疲软，也使得总需求继续呈下降趋势。
(2)总需求的变动将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危机正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不考虑其他国际联系，只考虑出口的减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目前这种传导刚刚开始，这种使产出向潜在趋势线回归的动因将持续。
另一方面，即使国外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如此巨变，如前述分析，我国经济在2008年一季度达到“拐点”掉头向下进入收缩期。而根据以前年度的经验，产出正缺口会逐渐缩小，实际产出回归甚至跌过潜在产出，出现产出负缺口，这是经济自发调节必须的过程。我国产出缺口长期超出0.3%，如果任由经济自身调节，其收缩的深度一定会跌破-0.4%的产出负缺口。而国际经济形势的突变会加剧经济收缩的进程，即只有让AD2曲线持续左移。
综上，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控制经济收缩在产出缺口区间[-0.3%，0.3%]、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能够控制，则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跌，而且也不会对世界本已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而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针对总需求，把握时机与力度出台政策以提高总需求，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熨平经济波动，防止经济波动演变为经济危机。
三、经济政策建议
从短期看，把握时机持续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坚持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考虑到原有紧缩性政策的效应时滞，必须转而实施扩张的经济政策。考虑到增税和减税效应的不对称性，应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考虑到新扩张性政策的效应时滞，在经济增长率逼近9%时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跌破趋势线后应再次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调整总需求中可能出现的物价波动，可以考虑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调节。
经济政策的最佳目标是使经济增长在可接受的区间内，最差则是不使经济增长率低于8%进入萧条期，出现经济过冷。只要政府愿意，就是举借数万亿元的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以保持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2008年三季度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207998.47亿元，这就为政府极端的经济情况下通过举借国债刺激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来看：一方面，不应再考过度利用资源的方式达到高增长，客观上这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必然牺牲一定的效率，应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能力，以政府宏观调控为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参考文献：
一直以来，投资与工业生产走势都是高度正相关，即投资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反之亦然。但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却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反常变化，在投资增长率出现近3年来的峰值时，工业生产却仍在低谷中波动，这种反常现象折射出的是什么信号，必须高度重视。
投资是对工业品的需求，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工业产出的高增长。如果投资增长而工业生产仍然低迷，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满足投资增长的工业品供给来源。不是现行工业生产，而是工业库存。
在2008年，前半年企业的投资活动面临着巨大的宏观货币紧缩，导致投资活动的资金链发生某种程度的断裂，后半年则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经济活动产生显著影响，生产经营活动大幅度下滑，企业盈利显著减少，也影响了投资活动。所以，大量投资项目被停建、缓建，以前由投资商向工业企业发出的定单不能按期兑现，但工业企业已经按定单安排了生产，我们的工业产值统计又是按生产法进行的，即只要产品进了仓库就可以报产值。所以，去年就已经可以观察到产成品资金增长率超过工业增长率的情况。到去年底，未完工程量超过了20万亿元，其中，由于银根过紧和企业盈利下滑所导致的工程项目停、缓建，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贷款的大投放，以至于前4个月已经超过了全年计划指标。贷款的投放就成了引起投资增长与工业生产增长曲线相分离的基本原因，即投资商由于银根松动获得了流动性，有能力向工业企业付款而获得设备，进而完成投资项目，工业企业也可以在订货人没有能力及时付款的时候，用商业票据到银行贴现，这些情况反映到银行贷款活动中，就发生了票据融资比重提高和中长期贷款比重提高的变化。由于投资需求对工业生产的拉动作用在以前已经实现，也已统计到以前的工业增长中，因此贷款投放虽然拉动了投资，却不能拉动工业增长，这就是投资与工业增长曲线相分离的原因，也是前4个月短期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持续下降，以及M1/M2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所以，投资高、工业低反映的经济现象，就是用工业库存所满足的原有投资项目再加快竣工速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钢材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中得到印证。如果是有大量新开工项目上马，由于新项目必须从土建工程起步，就会带来对钢材、水泥等建材产品需求的增长，进而拉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但从年初以来，伴随着投资不断走高的却是钢材价格持续低迷。
如果以上的分析正确，则就有以下三个有关宏观调控的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以前的大量在建投资项目，是在以前的需求结构基础上产生的，而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导致了目前的严重生产过剩矛盾，这个矛盾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出口增长严重受阻后，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虽然投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缓解需求不足矛盾，但当大量项目完工投产后，会进一步加重目前的生产过剩，使得经济回升的基础极不稳固。由此而言，说中国经济已经彻底摆脱了下滑风险就没有依据。
第二，到4月末新开工项目已经增长了90％以上，按理说应该带动工业生产强劲回升，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国有单位投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些市场化主体是否会在经济低迷时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呢?如果是否定的答案，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的高增长就很难转变成实际投资额的高增长。
另一方面，目前新上的项目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项目上马，其中很大部分是在定“十一五”规划盘子的时候由于产能过大或属于“两高一资”项目而被排除在外，现在拿出来建设除了可以一时间加大内需，在防止产能过剩和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方面没有任何好处。而且由于大量使用贷款，从长远看还有带来银行不良资产的隐忧。因此，即便许多新上项目计划投资额能顺利转变成实际投资，也不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
第三，如果贷款是导致形成投资高、工业低现象的变数，那么应当怎样看目前货币政策的宏观效果?从贷款高增长与各个经济领域的运行态势看，这些巨额贷款的主要流向首先是投资领域，其次是股市。因为投资与股市都随贷款的高增长而持续走高，但是贷款显然没有流入现行工业生产领域。工业增长继续低迷，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吸纳的短期贷款4月份也出现了负增长，总额为786亿元；贷款也没有流入房地产领域，前4个月房地产投资仅增长了不到5％，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贷款显然也没有流入外向型经济领域，前4个月出口增长率是-20.5％，工业出货值是-14.3％；贷款也没有提升消费，前4个月的消费增长比去年回落了6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回落了7.2个百分点。
但也不能说货币政策没有功劳。我个人看，目前宏观政策中做得最好的就是货币政策，它通过刺激投资和舒缓企业间的资金链条，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活力。这和中医治病有些类似，中医的基本方针就是先保命再治病，命没了什么好药也不管用。对经济而言，保住基本的经济增长步伐就是命，过剩和通胀等问题都是病。所以，问题就是当使用巨大货币需求来保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活力以后，应当选择怎样的治病方针来保持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
次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中的最大问题，是把这场世界性危机看成是一场短期的并且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小的危机，但现在已明显看出以前的判断是有失误的。根据最新数据，美国3月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上升到4.3％，已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个百分点，并且已经有1.2％的优质客户也开始拖欠房贷。自去年8月以来到今年3月末，美国的信用卡持有数量从4.5亿张猛减到3.8亿张，减少了6800万张，其中有2000万张是今年以来减少的，说明美国居民的消费收缩过程正在更加猛烈的展开。同时，伴随着美国居民消费的萎缩，美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陷入更大困境，根据穆迪公司最新数据，商场、办公楼等商用地产，2006年购买的目前仅剩1／10的价值，2007年购买也仅剩1／5，这使得主要为商用地产提供贷款的400多家中小银行陷入了困境，大约需要750亿美元的注资额才能避免破产，也导致规模庞大的企业债券市场到期不能兑现。这些情况都说明，美国经济还在向更深的危机泥潭滑落，远没有看到复苏的曙光。
中国要用较长期的反危机措施来解决保增长的问题，这个措施就是城市化。中国在改革前后的30年中又都采取了限制城市化的政策，所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长期压抑了一块巨大的需求没有释放，这个需求大到两、三百万亿元。如果能够释放出这个需求，中国什么危机都能够轻松应付，可以使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长期较快的稳定轨道。
【关键词】 PICC;机械性静脉炎;护理
Efficacy observation of 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wer oil on the treatment of mechanical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TENG Shu-ping, ZHONG Shu-ping, WANG Jian-ying, et al.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Fifth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uoroil on the treatment of mechanical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Methods Divide 38 m alignant hematological patients with mechanic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use,yunnan white pouder and red flouoroil for experimental group, and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ate cream for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of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 was observe.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00%, and control group was 68%.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about Yun Nan Bai Yao and Zheng Hong Hua You for patients with mechanic phlebitis caused by PICC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PICC;Mechanical phlebitis;Nursing
经外周静脉插入中心静脉导管(Pa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具有留置时间长、操作简单、安全可靠等优点,为需要反复多次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提供了可靠的静脉输液通道,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护理安全,同时也减轻了护士的工作压力,在血液肿瘤化疗中被广泛使用。
但是,PICC术后可并发机械性静脉炎,往往导致非预期拔管。本科自2002月10月至2008年6月共进行PICC穿刺置管475例,在导管留置过程中发生机械性静脉炎38例。为保证导管的预期使用期限,避免非预期拔管,将38例患者随
作者单位:519000广东省珠海市中大五院血液科
机分为两组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云南白药进行局部敷涂、配合正红花油外搽,对照组采用喜疗妥药膏局部敷涂,两组疗效比较,观察组效果优于对照组,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38例PICC置管术后并发机械性静脉炎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1例,女17例;年龄最大72岁,最小的13岁;右侧置管15例,左侧置管23例;头静脉置管16例,正中静脉置管11例,贵要静脉置管12例;均采用美国巴德公司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型号为4Fr,长度为60 cm,内径0.85 mm。
38例患者均诊断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长期进行化疗,其中急性白血病29例,淋巴瘤7例,多发性骨髓瘤2例。38例患者均在留置PICC导管术后2~3 d,出现置管侧上臂沿静脉走向的条索状红、肿、热、痛,上可至肩部,静脉条索可达2~3 cm宽,上臂臂围较基础臂围增加2~4 cm,疼痛较剧。无伴发热,通过导管采血做血培养三次均为阴性。彩超提示血管内膜稍增厚,诊断为PICC术后机械性静脉炎。按照静脉炎分级标准:2级静脉炎7例,3级静脉炎15例,4级静脉炎16例。
1.2 药物 云南白药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4 g/瓶,取出少量粉末用植物油调成糊状备用。正红花油为永隆南洋集团万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药搽剂,规格20 ml / 瓶。喜疗妥为DAIICHI SANKYO公司生产的白色软膏,规格14 g/支。
1.3 方法
1.3.1 分组方法将38例分成观察组19例和对照组19例。观察组:年龄13~65岁,平均38岁;男9例,女10例;急性白血病15例,淋巴瘤4例;2级静脉炎4例,3级静脉炎6例,4级静脉炎9例。对照组:年龄20~72岁,平均35岁;男12例,女7例;急性白血病14例,淋巴瘤3例,多发性骨髓瘤2例;2级静脉炎4例,3级静脉炎8例,4级静脉炎7例。两组静脉炎分布比较,χ2=0.536,P=0.765,无统计学异常。
1.3.2 静脉炎的分级标准 静脉炎的诊断标准采用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静脉炎程度的判断标准[1],详细内容见表1。
表1
静脉炎的分级判断标准
级别局部症状
疼痛红肿静脉条索
0级无无无
1级有或无发红无
2级有发红或肿胀静脉有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结
3级有发红或肿胀静脉呈条索状改变,可触及硬结
4级有发红或肿胀可触摸到条索状静脉,长度大于1英寸
(2.54 cm),可触及硬结
1.3.3 治疗方法 观察组:先用清水将患处清洗,然后用调制好的云南白药沿静脉炎血管走向进行涂抹,涂抹范围应超过局部红肿痛部位至少2~3 cm,晚上去掉外敷药物,清水清洗后,外搽正红花油,连续治疗3~5 d。对照组:沿静脉外涂喜疗妥药膏,厚度为3~5 mm,涂抹范围超过局部红肿部位至少2~3 cm,并轻轻按摩,每12 h进行一次,连续使用3~5 d。治疗期间应将患肢抬高制动,可做握拳、松拳动作,避免过度活动。每日观察静脉炎局部红肿、硬结、疼痛的转归情况,测量红肿面积并记录。
1.3.4 疗效判断标准 无效:局部疼痛无缓解或稍有缓解,皮肤红肿无明显变化。有效:痛感减轻,局部皮肤红肿、硬结面积消退
1.3.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软件11.0进行分析,静脉炎分布比较用卡方秩和检验。
2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疗效比较(例)
组别 n治愈 有效 无效总有效率%
观察组191630 100
对照组 194 9668
3 讨论
血液肿瘤患者因长期化疗,多伴有血小板减少,不便于多次静脉穿刺给药,应用PICC是很好的选择。尽管PICC有许多优点,但术后易发生机械性静脉炎,有报道其发生率达2.6%~9.7%[2],本科患者PICC术后并发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率为8%。PICC术后机械性静脉炎属于急性无菌性炎症,与穿刺鞘、导管对血管内膜、静脉瓣的机械性损伤,以及导管反复刺激引发静脉壁发生炎症反应有关。若不能及时控制将可能导致拔管而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文献推荐的治疗方法有喜疗妥敷涂、硫酸镁持续湿敷、海普林软膏涂搽联合TDP理疗、中药金黄散外敷、湿润烧伤膏外敷等[3][4][5][6],但起效快、疗效好的方法并不多。云南白药加植物油进行局部外敷,配合正红花油外擦,治疗PICC术后机械性静脉炎,与喜疗妥对比,疗效更为显著。
中医认为静脉炎是由于热、淤、毒、痰互结,阻于脉络所致,治疗当清热、活血、化痰、行淤。云南白药是治疗出血及淤血肿痛的良药,具有缩短凝血时间、止血、止痛等功效,还具有消肿止痛、消炎的功效,减少局部炎症的发生[7];正红花油功效祛风止痛,用于跌打损伤等,改善循环,有利于细胞再生和组织修复[8];两者在用于机械性静脉炎的治疗上均有较好的效果[8] [9]。采用云南白药加植物油进行局部敷涂,配合夜间正红花油外搽,治疗PICC术后机械性静脉炎,能够迅速改善局部循环,起到止痛、消肿、消除局部炎症的作用。该方法在PICC术后出现机械性静脉炎时使用,显效快、舒适、方便、疗效好,且价格低廉,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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