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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农业劳动力需求，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现代农业 新型农业劳动力 农业零工劳动 农业收益 技术进步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方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转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必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变化，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一、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一）两种类型的农业劳动力
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时不妨以经营种植业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求其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现代技术、同时要善于经营管理，这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好坏至关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对短期雇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在分析中，暂且把家庭农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笔者在对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两种家庭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现代大型农业机械能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农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仅需在作物收获和销售时短暂雇佣少量劳动力。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种植，在其栽种、管理、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就必须雇佣大量劳动力。
（二）对农业雇工劳动的需求特点
种植经济作物对农业雇工的需求虽然较多但极不稳定[7]，总结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对雇工需求的临时性。二是农业雇工多为当地村民，且以50岁上下的留守妇女为多，男性劳力很少。三是农业雇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且工资较低。相对于外出务工或其他工作，农业雇工无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工资水平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减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都是一些相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3]。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特点，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较低，年轻农业劳动力甚少，且年轻一代大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二）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转移的结果便是大多数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留守农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且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农村留守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3]。这样低质量的农业劳动力是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后继者缺乏。农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没有再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农业零工劳动。组成这种农业零工劳动的主要是较年长（50～60岁）的女性农业劳动为主，倘若再过几年，这一批农业劳动力均已老去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农业中所需的零工劳动又将从哪里来寻找？
三、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引导农地流转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在我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由于过多的人口被极大的分散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相当一部分原因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过小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二）农业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地单产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也才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产业农业，农业工资以及农业经营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术进步实现的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将会减小农业零工劳动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这种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农村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第二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除以上所讲的几点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对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结语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和足够的农业零工劳动。我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劳动力非均质转移之后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数量减少、结构劣化、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威胁。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尤其关键，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于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也十分重要，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更是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时也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总之，保障农业劳动力供给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非常关键，但涉及范围之广、之复杂还需更为细致的研究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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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转移条件；农业技术；资本积累
一、引言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也使非农部门劳动力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论逻辑和发展现实都表明，对于贫穷的发展中经济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首要的是要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如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地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不断等等。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转出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能力有所下降，导致农产品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以致农业劳动力虽然已经转出，但却没有有效转入。由此可见，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不能是盲目的，而是要在一定条件基础上进行。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这个条件也相应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部门要在农业劳动力转出之后仍有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供应；二是非农部门对转入的农业劳动力要保持相应的吸纳能力，使农业劳动力能有效地转移。
陈宗胜等人（2004）在一个内生农业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问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认为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保证农业产出供给，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至少要达到一个最低限度。但是，由于该模型侧重于分析“东亚奇迹”的动因，因此对这一问题没有继续做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非农部门的要求。
本文借鉴陈宗胜等人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简单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前提条件在农业部门是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在非农部门是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时保证对转入劳动力的吸收，并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自身的生产函数出发，研究在这些前提下，两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应满足的条件。
二、模型建立
（一）假设条件
第一，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
第二，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1=Rα[（1-λ）K]β（A1L1）1-α-β，（0
第三，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2=（λK）γ（AL2）1-γ。其中，0
第四，总人口L=L1+L2，L的增长率n为常数，全部人口等于全部劳动力。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对农业产出的需求取决于总人口和人均消费需求d1，即D1=L・d1。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再投入到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中。
（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1、农业部门
农业产出的增长要满足全部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根据农业部门产出函数可得农业产出的增长率，由农产品需求等式可得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由此有：
β[gK-gλ・λ/（1-λ）]+（1-α-β）（g1+n1）=n+gd①
定义n1=L1，t-L1，t-1/L1，t-1，n1表示农业就业的增长率。
农业就业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对外的劳动力转移。设t时期农业就业量为L1，t，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为V1，t，则t时期农业就业量、人口增长率，劳动力转移量有如下关系式：L1，t=L1，1-t（1+n）-V1，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农业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两项之差即是t时期农业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t期农业劳动力流出率v1，t=V1，t/L1，t-1=[L1，1-t（1+n）-L1，t]/L1，t-1=n+1-L1，t/L1，t-1=n-（L1，t-L1，t-1）/L1，t-1=n-n1。v1，t=n-n1表示农业劳动力的流出率等于农业就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1，t=n-n1代入①式可得：
v1，t=g1-{（α+β）n+gd-β[gK-gλ・λ/（1-λ）]}/（1-α-β） ②
②式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率g1、农产品人均需求增长率gd、农业部门资本增长率gK-gλ・λ/（1-λ）。令g10=（α+β）n+gd-β[gK-gλ・λ/（1-λ）]/（1-α-β），当农业技术进步率g1=g10时，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v1，t为0，因此，g10为保证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劳动力顺利转移出农业，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1要达到的最低值。若g1低于这个值，农业部门不仅不能为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为了满足人口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反而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
由g10的表达式看出，g10与gd成正向变化关系，与gK-gλ・λ/（1-λ）成反向变化关系。这表示，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高，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小，农业劳动力转出所需的农业技术进步率最低值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大，农业部门便要更快地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此时，若要继续保持农业劳动力的转出，就要求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有更高速率的增长；同理，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低，若要保证农业劳动力转出，则农业技术进步率要达到的水平更高。
由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表达式g1=x・θ可看出，θ越大，便越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假设条件中对θ的界定，可知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接收到新技术的速度越快、农业劳动力运用技术的能力越强、农业基础配套设施越完备，则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越快。
2、非农部门
非农部门在利润最大化目的的驱使下，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有一定要求。设非农产品的价格为1，资本价格为r0，单位劳动力工资为w，则非农部门的利润为：
Π=（λK）γ（AL2）1-γ-w・L2-r0・K③
将③式对L2和K分别求偏导，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藿Π/?藿L2=（1-r）A（λK）γ（AL2）-γ-w=0
④
?藿Π/?藿K=rλ（λK）γ-1（AL2）1-γ-r0=0⑤
将④式除以⑤式得非农部门最有生产要素配置比为：
λK/L2=λwr/r0（1-r）⑥
⑥式即为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人均资本量。只有当非农部门的人均资本大于这个量时，短期内非农部门才会增加劳动投入，降低人均资本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人均资本低于这个量时，非农部门在短期内则会通过削减劳动力来提高人均资本量，从而增加利润。
所以，在非农部门，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为λK/L2>λwr/r0（1-r），两边取对数求微分得：
gK>n2 ⑦
定义n2=L2，t-L2，t-1/L2，t-1，n2表示非农部门就业的增长率。
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速率。设t时期非农部门劳动力就业数量为L2，t，农业劳动力有转入量为Vt，则t时期非农部门就业量、人口增长率，劳动力转入量有如下关系式：L2，t=L2，t-1（1+n）+V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非农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两项之和即是t时期非农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t期非农部门劳动力转入率v2，t=Vt/L2，t-1=[L2，t-L2，t-1（1+n）]/L2，t-1=L2，t/L2，t-1-1-n=（L2，t-L2，t-1）/L2，t-1-n=n2-n。v2，t=n2-n表示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转入率等于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2，t=n2-n代入⑦式，得：gK-n>v2，t。社会总资本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差，即人均资本增长率应大于农业劳动力对非农部门的转入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被假定为常数，因此如果gK不能达到上述要求，则v2，t只能相应减少，即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水平下降，此时若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其结果无疑是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失业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途径，但是，对这种转移的促进应该在一定条件基础上有序地进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应建立在农产品充足供应和非农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相应吸纳能力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生产函数的分析，认为要满足这些条件，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都要要高于各自的最低限度。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最低限度与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正相关，与投入到农业中的资本增长率负相关；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应高于农业劳动力有效转入率。因此，通过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加快资本积累，可以使这上述条件更好地得到满足，从而可以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如何正确、有序、顺利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是当前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加快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加快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步伐。加速推广农业新技术，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加大对农业生产者的基础教育和农业新技能培训，使其能更快地掌握农业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农业技术的顺利实施；加大对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投入量，提高农用机械使用率，扩大农工机械使用范围，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应多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使得在取得更大利润的同时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增加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其更快地适应非农部门的工作；进一步改革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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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省；“十二五”；农业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3-0022-2
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曾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止2009年末，江西省4432万人口中，约有56.8%的农业劳动力。随着江西省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将越来越少。“十二五”期间，发展生态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是江西省富农强省的必由之路。而江西省农业劳动力众多，如何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江西省“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
1 模型构建
1.1 理论基础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要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不同，农民为追求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在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发生流动。只要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大于从事农业的收入，这种流动便会发生。所以，要实现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劳动力的最优配置须满足均衡条件：
（也即： ）
其中，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的边际收益；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边际收益；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平均工资；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平均工资。
1.2 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与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这里用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表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用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表示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1986-2007年22年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从1986年的395.63元/年增加到2007年的4097.82元/年；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则从1986年的744.12元/年上升到2007年的11754.16元/年。1978-2007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与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见表1。
注：图中虚线为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趋势，实线为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趋势。
由图1可知，江西省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均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收入的增速要明显小于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速，随着时间的变化，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差距在不断的放大，这必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非农行业。
1.3 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的估计
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为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差值比上非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
笔者查阅了2008年江西省统计年鉴，收集整理了1986-2007年江西省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年平均收入，代入公式（2）中，计算得到1986-2007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绘制散点图，由散点图可知江西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元线性函数模型特征，故使用SPSS11.5可得估计模型如下：
（3）
1.4 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估计
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统计1978-2007年江西省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见表2。
根据1978-2007年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数据，分别采用Linear（一元线性）、Quadratic(二次函数)、Compound(复合函数)、Growth(生长函数)、Logarithmic(对数函数)、Cubic(三次函数)、S(S形曲线)、Exponential(指数函数)、Inverse(逆函数）、Power(幂函数)模型进行估计，以下为SPSS11.5中的模型估计结果（表3）：
其中，Mth表示模型形式，Rsq表示R2，d.f.表示自由度，F表示F检验值，Sigf表示F检验值的实际显著性水平即p值，b0表示常数项，b1、b2、b3表示回归参数。由表3可知，模型CUB（三次函数）形式时的R2=0.965、F=241.26值最大，QUA（二次函数）次之。所以，笔者选用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随时间的变化。构建函数模型如下：
（4）
Y为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T为时间年份。
构建的三次函数模型与原数据的拟合程度见图2：
图2中，实线为原始数据，虚线为拟和值。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拟和值与原始观测值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采用三次函数模型是合适的。
2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农业剩余劳动力预测
农业剩余劳动力（ALS）为农业劳动力（Y）与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的乘积，即：
（5）
根据模型（3）、（4）和公式（5），可估算2011-2015年期间江西省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如下表（表4）：
3 结论
3.1 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基数大
从2011至2015年这五年间，江西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从2011年的2236.36万人降至2015年的2030.86万人，但各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仍然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这对一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截止2009年年底，江西省人口4432.16万人）的省份来说，无疑是十分庞大的。
3.2 农业劳动剩余率在不断增大
可以看到，随着江西省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升级，借助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江西省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将越来越多。
3.3 待转移人口多，任务艰巨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总共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2236.36-2030.86≈205万人，平均每年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41万人。
4 建议
4.1 户籍制度放开需先行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一直是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主要因素，江西省亦不例外。首先必须要从制度层面上保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具有一个新的“身份”。笔者认为，对于江西省的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可以完全放开户籍的限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而对于一、二线重点城市（如南昌、九江等），可以参照国外“技术移民”的做法，鼓励有技术、有才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精英转移，实现市民化。
4.2 职业技能培训是关键
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技能缺乏。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障碍。江西省应积极开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提供教育补贴，使每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都有一技之长。
4.3 第二、三产业转移是重点
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建筑业等是吸纳劳动力的重点行业。2006年，中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人数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2.9%和64.9%，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江西省应结合自身特点（截止2008年7月，江西省共有世界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2个、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和39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发展扶持生态旅游业、观光农业等特色服务业，吸收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本省内的转移；除了省内吸纳之外，江西省应积极筹措组建就业咨询公司，辅助就业中心等就业机构，收集就业信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省就业。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统计局.2008年江西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 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3] Wall, F.J.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handbook, Donnelley & Sons Company,1986.
关键词：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隐蔽失业；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季节蔽失业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 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 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 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 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 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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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anis G， Fei J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9）．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且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的劳动力，即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一年内凡是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业的，且每种行业的从业时间大体相同，则按收入最多的行业为从事的主要行业。
1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或转向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短缺。通过对样本中207位劳动力从业状态的统计发现，农业劳动力为75人，仅占所有成年劳动力的36．2%，平均每户拥有农业劳动力75/70=1．07人。M村大约66%的劳动力游离在农业之外，有的在东南沿海、省会城市远距离务工，有的在县城甚至村庄内部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M村在农忙时会出现短工市场，农户通过雇佣短工或是邻里间互助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对样本中75位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性别分布。M村整体劳动力男女比例平衡，农业劳动力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62．67%)比男性(37．33%)高出25个百分点。从男女自身择业状态来看，大约一半女性选择从事农业劳动，而男性中不到30%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由于家庭劳务的牵绊，相比男性，更难转移出去。
2)受教育程度分布。研究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共5个等级。通过对样本中75位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该村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识字者占到了20%，大部分人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从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劳动力择业状态分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17位“不识字”中16人是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23位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成年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农业劳动力。唯一的一位大专学历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外出。M村农民普遍重视教育，村中培养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能回来从事农业的凤毛麟角。可见，当前农村、农业发展人才缺乏。
3)年龄分布(表1)。从整体的年龄结构来看，M村人口呈正态分布，青壮年(16岁～40岁)达60%以上，但是，此年龄段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34%。表1地反映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16～24岁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其中2人患有疾病无法外出。人数最多的是50～59岁，占34．67%。从不同年龄段择业状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相反，外出务工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逐渐下降，见图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以女性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高学历人才普遍永久性地离开了农业;年龄梯队不完整，年龄偏高，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经样本统计推测，M村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态。上文已经分析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M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笔者以50岁为界，分别统计了两个年龄段人数比例(表2)。如表2所示，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3．33%，其中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14人，占18．67%，远高于国际劳动组织对行业老龄化状态的标准15%。此外，笔者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界定本研究统计的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两种从业状态:一种是完全农业劳动力，即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种是非完全农业劳动力，即以务农为主，还从事其他产业劳动，比如农闲时在本村或是县城打短工。M村完全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更高，50岁以上占61．2%。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高。M村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53．33%，这一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农业老龄化程度。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样本显示:农业劳动力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结构女性化特征明显。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老龄妇女成为农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3)老龄化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最多的是不识字，超过老龄劳动力总数的6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85%。老年人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差，教育水平不发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此外，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兼业状态的人数较少。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外，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做家务劳动，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从事其他产业。综上所述，M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已经处于老龄化状态，且程度较高。与之相随还有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潮下，M村只是中国中西部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它们都要面对的发展困境。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和变迁，给农业及农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对文化、技术、管理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影响着农村广大老龄劳动力的生存、发展，并因此而最终反过来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及劳动力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表现在负面还是正面上，从改革与发展的层面看，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1对农业的双面影响诸多研究显示，50岁以上老龄劳动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抛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数量上保障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中西部，存在着诸多像M村这样的村庄，既无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无优势的地理位置供房地产商开发，外界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性很小。年纪大的接替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抛荒”现象的发生。M村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以村庄为中心，集中分布在方圆二三公里以内，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些都为老龄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那些50岁以上有过困难时期饥饿经历的老年农民，往往都很珍惜并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因此，虽然青壮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M村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抛荒”现象的减少，客观上保证了耕种面积，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
2)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由于靠近黄河，水源充足，M村有着十分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村里的133．33hm2耕地，曾经全部用来种植水稻。与全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步的是村庄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2010年M村种植小麦106．67hm2，玉米86．67hm2，水稻只有20．00hm2，种植棉花不到6．67hm2，其他作物13．33hm2。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而又机械化较高的农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成为“老龄劳动力”的首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而言，小麦和玉米机械化程度高，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田间管理较为简单，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M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水稻和棉花，则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逐渐被“老龄”劳动力所放弃。主要农作物所需劳动环节如表3所示。
(2)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在南方一些光热充足可一年两熟的地方，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3)老年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的实施。农业老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样本中40位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中被访者中，小学及不识字者占了绝大多数，只有3～4人是初中毕业，是周围人眼中的“文化人”。这些不足使老年人对新的耕作技术等知之甚少，土地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甚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年纪大的农民单纯地重复原有的耕作品种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就盲目决策。他们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无法进行，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影响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09年，县里曾经想在该村推广蔬菜大棚，但召集起参加培训的只有7～8人，这一项目只好作罢。综上所述，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思想素质较为保守等原因导致了农业的粗放化经营，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不利于农业长远的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地位下降。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承担农业经营活动，意味着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经验从事农业生产。
2对老龄劳动力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于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用再向子女张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忧的是劳动负担加重，体力不支。
1)正面影响:提供生活来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消费、医疗费用、人情支出、日用品、交通等［1］。综合这些支出，M村老年人一年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500元左右。而M村大部分50岁以上老龄农民从每年子女那里拿到的赡养费在300～1000元，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业经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生活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农业产出的实物解决口粮，将口粮之外多余的粮食卖掉换来的收入来维持日常费用。按照之前M村老支书算的农业经济账，小麦/玉米轮作的土地，除去种子、化肥、机耕费等投入外，一年纯收入12750元/hm2。对于经济负担较重的年轻人来说，这点收入太少。但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来说，2000多元的现金收入已经足够。
2)负面影响:增加劳动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虽然说从事农业劳动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使年轻人更有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尽管机械化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但总体来说，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体力劳动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M村大部分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要独自承担约0．40hm2地的农业生产，50%以上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更大。沉重的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老龄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老年人都落下腰疼、腿疼病，还有的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高负荷的农业劳动强度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作物的农事劳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由于体力有限，效率不高。他们通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完成农事，往往是一个环节的农活没有结束另外一个环节又得跟上。农业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且耗费了其不多的精力，使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在访谈中发现，50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远远高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总体来说，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笔者建议，加强土地的“本地化”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吸引更多青壮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那些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擅长农村经济活动的“优势农民”更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逐步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1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跟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相比，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由于青年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劳动力比例上升。我国农民收入低，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土地规模小，一户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则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必然能够吸引既解决了农村年轻劳动力流转的后顾之忧，又避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规模经营需要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机械操作水平等，这些都是许多年龄大的人所难以掌握的。
关键词：马克思；农业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08-05
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是成熟的现代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是当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实践。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进行的深刻而全面的阐释，为我们探索和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理论借鉴。党的十从农民与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现阶段“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资本、技术投入不足，农业基础条件薄弱，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竞争力和比较利益下降。
梳理和挖掘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化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力转移提供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产生时代背景
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考察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产生背景，有助于对这一思想进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1.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变革
西方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1760年代的英国，直到1830～1840年代才宣告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机器体系为生产技术基础的近代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飞跃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遇到什么抵抗。”“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产业革命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工人无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壮大的同时，也加深工人与农民的联系，不断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
2.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对立加剧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50.2%，城市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成为拥有大量资本和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资本扩张使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享乐集中起来，财产也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造成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并时刻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血泪史，城市扩张造成乡村衰落、城市病态以及城乡尖锐对立和冲突。英、法等国城市化中农业劳动力悲惨的移民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切入点。
3.经济周期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影响日益加深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支配下，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变得愈加尖锐，经济周期性的更替是矛盾的突出表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就业人口在资本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剧烈的波动，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也相伴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经济周期可以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吸引或延滞农业剩余人口，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流动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日益加深。
二、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从人类演进的宏观视角，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高度，根植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规律，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历史根源，科学预言了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迁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1.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传统农业是“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属于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典型的“维持生计的农业”。他同时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分散落后的经济形式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交易将农业生产各要素和产品作为商品纳入农业领域，“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在工业化已经越来越向农业领域渗透的进程中，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再成为农民富裕的条件，反而成为了农民贫困的一个根源。“‘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农业工业化和规模经营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
2.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原因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这表明，“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的、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个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到：“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
马克思在1853年《强迫移民》一文中描述当时英国的农业移民现象时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3.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本驱动力
从表象看是机器排挤了农业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出现过剩，但就本质来说，资本积累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增大，即使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但劳动力需求总量是增加的，因此城市工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人。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不断产生过剩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这些从土地上分离出的农民，他们来自于农村，“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4.农业劳动力转移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对农业和农业生产当事人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不同，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在剑桥郡和萨福尔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领域的深度越深，农业中转换为可以自由利用的劳动力就越多，例如1861年英格兰的《国情普查》显示：1851年全国城市580个，农村人口与城市差不多相等，到1861年农村区域人口仅增加6.5%，城市人口增加17.3%，这一差别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英国，由于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所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美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则有限。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资本积累对农业人口的影响时写到：“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5.农业劳动力转移引发农村社会关系的转型
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简单的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和产业转移，它必将引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所以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也是农村、农民社会关系转型的过程。他通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农业和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民内部的社会流动和分化使农村居民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农、大农和中农组成，属于农村资本家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小农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农民的大多数，因而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我经营，是小私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第三个阶层是农业工人阶层，主要在农业工厂打工生活，属于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内部分层是伴随着资本渗透农业进程自然分化的结果，对社会阶级阵营进行了新的调整，整个社会阶级逐渐分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为整个资本主义埋下了“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种子。农民被彻底剥夺生产资料，成为大工业需要的劳动力商品，从农民的贫困转化为工人的贫困，阶级对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三、现实启示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刻的论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于指导和顺利实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充分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目前农村劳动力约4.7亿多。已经转移到城乡非农就业约2.2亿，按照农业专家的估计，未来农业适度就业规模应该在1.8亿，也就是说还要从农村转移出7000万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提出加快推进我国“三化同步”建设，重要前提就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城镇及第三产业还难以吸纳大量农民工；同时各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2.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物质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科技和现代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剩余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才有可能性。现代农业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替代与创新，表现为技术、土地、劳动、资本和生产的组织管理最优化。更加高效配置资源，发展集约农业和规模化经营，实现“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土地”，把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没有农业现代化，那么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只会是马克思描述的“强迫移民”，必然会引发社会问题，上个世纪拉美国家脱离实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3.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路径就是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可能，但未来城市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随着世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产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工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口能力不断下降；此外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对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严峻的挑战，城市病和环境恶化，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产业升级和地区转移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增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能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服务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可见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4.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强调：农业“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从贫穷经济中人民的经验来看就是非传统的）生产要素……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特殊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并没有显现其优势，农村劳动力价值低，同工不同酬，乃至拖欠工资现象普遍存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适时普及高中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打破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促进更加优质的劳动力等要素流向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差别。
5.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内部出现职业和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分化体现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既有代表对农村和土地财富的追求，也有代表对城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并满足他们的愿望，积极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实现农民在医疗、保险、就业和民主管理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组织创新，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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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而内需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持续的时间还有多长，将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还可以维持多久；而城镇化的持续时间又主要取决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可转移的数量。因此，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多久，值得研究。
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知多少
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但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值得商榷。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这一数据与实际相符吗？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两组数据看，第一组数据：2010年扣除城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后的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6亿；第二组数据推算：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计算结果为1.96亿，与第一组以产业来分类获得的数据相差约8000万。
为何两个数据相差如此巨大呢？笔者理解认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可分为全职（full time）和非全职（part time）两类，如美国劳工部在统计时就有这样的区分，但中国统计部门并没有作如此区分。此外，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中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万的原因，可以理解为这8000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
那么，剔除非全职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之后，剩下的1.96亿就算是全职农民了吗？笔者认为仍存在疑问。国家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末，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年龄41-50岁的人口占23.1%，而51岁以上的占32.5%（表1）。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当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相当于此后年均增加1.44个百分点。其中，51-60岁农业人口比重在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为10.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则上升至21.3%。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
2006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6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更加突出。从不少草根调研的数据看，全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者估计占到70%左右。更有学者（朱启臻、，2011）调研了10省的20村，发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87%（表2）。因此，当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时，第一产业的全职人数接近2亿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50岁以上人口为1.7857亿，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8.92%，若我们乐观假定5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70%（剩余30%为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并同时假定50岁以上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整个农业劳动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为1.79亿。或再乐观假设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80%（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为0.91亿），又假定这部分人口占到农业劳动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约为1.21亿。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口是逐年减少的，故我们认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8000万之后所剩下的1.96亿劳动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
因此，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比例、老年劳动力的务农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表3）。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为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呢？这主要是由行业劳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决定的。从很多案例看，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与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关性。如我国的园林养护、环境卫生等行业也存在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如园林养护行业的平均薪水较低，故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同样，环卫行业也有类似之处，“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而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薪酬往往还低于园林和环卫行业的劳动薪酬，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老龄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从事农业劳动的合理人口数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移劳动力获得的较高收入,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甚至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总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间接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成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通常所说的非农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是指农民在第一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民在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农业转移劳动力所获收入的直接体现。
1•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四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被牢牢地束缚在农业生产之上,因此,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几乎是单一的第一产业收入。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33•6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122•9元,占农民纯收入的92%。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1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93%,非农业纯收入仅有9•4元,所占比重仅为7%。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获取单位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非农业收入,使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日渐丰富,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84元,其中,非农业纯收入202•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5•8%。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4,开始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开始,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开始加速,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稳中有降,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纯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3,达到34•4%。1999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40•7%,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四成,成为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中的重要一级。但是,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9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0%,中部地区为27•6%,西部地区为32•9%,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22•4和17•1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3•1%,中部地区为34•4%,西部地区为35•1%。这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农业,而中西部地区将近2/3收入的来源依然靠第一产业。
2•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42•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长。农民的非农业纯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长,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0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42•5%,1978年的直接贡献率仅有16•8%,而1999年达到了199•5%,非农业纯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3•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村新增劳动力在农业就业的数量,甚至绝对减少了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已达到1545公斤,肉类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的数量仅为1071公斤,肉类的数量为30公斤。人均生产粮食的数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产肉类的数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减缓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增长幅度持续走低,1997年实际增长4•6%、1998年4•3%、1999年3•8%;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为1•1%,1998年下降为0•6%,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0•4%。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
1•非农业收入增幅下降
进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顿”结束以后,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快速增长,1992—1996年间,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加92•4元。而从1997年以来,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长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个百分点,1999年进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间,非农业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维持上一阶段的水平。
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停滞
1996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产肉类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45公斤,比1996年还略有下降,生产的肉类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加上近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使得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形成了极大制约。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
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和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增加。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此时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非常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小于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规模。
第二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下降,但总量仍然增加。一般发生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末段和经济发展中期的开始阶段,此时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起步,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转移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农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仍然较大,人口自然增长所生成的劳动力依然多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缓。
第三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都减少。一般在经济发展中期的中段开始出现,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相对应,农业劳动力以较大的规模和速度转移,从而引发了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的同时减少。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由绝对增加变为绝对减少的点称为“转向点”。“转向点”出现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大规模推进的时候,“转向点”出现以前,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当“转向点”出现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曲线显现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缓,继而加快,达到最大速度后又开始减缓。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1978—1999年,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62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9•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两个“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两个“低潮期”。1984—1988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3•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个百分点。1992—1996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4122万,平均每年824万,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个百分点。两个转移“”的十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近9700万,1978年以来8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在这十年实现的。
1989—1991年的第一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2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99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平均每年仅增长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出现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个百分点。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957万人,平均每年319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4%,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8•8%提高到29•8%,仅提高1个百分点。从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看,1992年,农业就业劳动力4•38亿人,比1991年同期减少0•07亿人,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绝对减少,“转向点”出现,然后连续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业总量开始徘徊。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看,1992年开始加快,1993年达到最高峰,然后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转移速度,但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转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出现微缓态势,1997年1•1%、1998年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阶段,转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总供给不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低潮,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说,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中一个相对偶然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转向点”以后。
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已从过去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农业生产上了新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过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出现徘徊,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性的体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进入由速度微缓再到高速转移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缓,将对农民收入增长形成制约,使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加速“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是关键。
三、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得以实现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农村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赋予了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农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时间的权利,使农民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入调整优化自己的劳动配置成为可能,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打下了基础;二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三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强大的拉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将是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挑战与机遇。
(一)存在大量可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实现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不仅意味着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在我国现有的4•7亿农村劳动力中,已实现转移的劳动力1•4亿,仍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3亿,据测算,至少还有1亿以上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
(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我国过去长期将城乡经济分割发展,人为地分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国家对就业的计划与管理只考虑了城市问题,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的严格限制,使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长期处于了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已经实现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90%以上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亲友介绍、家庭成员带领、本村外出人员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显其能。这种自发转移的模式所带来的“民工潮”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这无疑是加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使城市重新筑起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的“门槛”,加大了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难度,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是“新阶段”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另一个机遇。
(三)“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进入“新阶段”,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积累过程,再上新台阶将面临许多新的矛盾。第一,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上与城市工业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国工业产品供需基本实现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同构”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农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技术落后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是在我国工业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短缺经济造就技术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升级,面临的技术进步矛盾突出;第三,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问题,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由于起步较晚,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这种不平衡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不仅制约了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第四,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矛盾。在乡镇企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五个轮子一起转”造成了这种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了乡镇企业在“新阶段”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矛盾的存在,使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不景气,限制了农村非农产业吸纳更多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解决“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给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大的空间。
(四)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一转移模式直接导致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个百分点,两者间相差8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国转移的劳动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乡(镇)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同时,也使转移劳动力面临第二次转移的局面,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这将极大地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能够使农村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步,将会可以减少农村人口7500万人,按现有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计算,可以多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
(五)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很大空间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平均为29•8%,其中东部地区为37•9%、中部地区为25•8%、西部地区为22•5%。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个和7•3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部地区12•1和15•4个百分点。分省来看,“东部十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分别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辽宁31•5%、上海64•9%、江苏44•5%、浙江48•6%、福建35•8%、山东31•6%、广东42•5%,“西部开发十二省”分别为:内蒙15•4%、广西22•9%、重庆28•9%、四川28•0%、贵州17•4%、云南13•4%、9•0%、陕西23•9%、甘肃25•0%、青海16•9%、宁夏20•5%、新疆10•4%。东部非农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高出55•9个百分点,“西部开发十二省”中只有重庆、四川的非农化水平比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差距巨大。如果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可以再增加转移劳动力600万人,西部地区可再增加转移劳动力900万人。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将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四、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完善劳动要素市场,使农业劳动力实现有序转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有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而没有人口结构的转换,是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如此,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特殊矛盾,还会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清醒地认识和估计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其次,不能把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看作只是农民的事、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我国劳动力资源进行统一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调度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
(二)积极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第一,可以考虑农副产品加工业及部分城市工业的配套企业适当向农村扩散,城市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农副产品加工升值,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的增产不增收问题。第二,要加快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东部地区利用已经形成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发展高技术产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在全国形成中西部农村、东部农村与城市工业产业结构“梯度递进”的合理布局。第三,推动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随着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乡镇企业面临着发展升级,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然而,技术改造不等于就是一味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而放弃劳动密集型技术。如果不重视劳动密集型技术,就等于放弃了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也背离了乡镇企业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历史使命。第四,开创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局面。利用西部地区自然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结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发展与“西部开发”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农村非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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