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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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投资怪圈”现象，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宽松经济政策，结果导致通货膨胀。之后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中央政府又要采取紧缩政策来挽回局面，但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财政收入、GDP下降、失业增多的不利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政策不得不回到宽松政策，如此循环往复，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中国经济内生机制不完备，对于外生力量的依赖比较严重。所谓外生力量，就是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宏观经济调控的积极作用，但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它所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市场机制才是主导力量。
宏观经济调整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比如上述“投资怪圈”，因为它和内在机制有关，包括一些企业，也是如此。还有一些社会现象也是它解决不了的。比如“社会阶层凝固化”问题。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并没有谁感受到了社会流动的限制，不能发挥才能。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到现在，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这个现象极不正常。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职业世袭化”，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有可能孙子也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作为外生力量的宏观调控所不能解决的。
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改革中国的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流动渠道真正畅通。要如何实现这一改变？中国的转型是双重的，既是发展的转型，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同时也是体制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结合在一起，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我们必须做到通盘考虑，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这就需要我们国家的领导层做好顶层设计。
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时，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照顾到农民的积极性。从上世纪70年代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开始，到实现了集体林权地改革，直接盘活了林区经济。而土地的确权、流转使得农民拥有了土地的处置权，从而通过转包、租赁等方式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样，在农民工进城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此外，在取消农业税收后，土地入库的情况得到改善，我国耕地面积有望从18亿亩增加到21.6亿亩，这样土地的使用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通过一系列政策，农民的收入提高，城乡差别就缩小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中国民间的积极性。政府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发现这种积极性，并积极地调动，使它逐步规范化。上世纪70年代政府调动民间积极性的做法是农村承包制，全国农民能吃饱肚子，不再挨饿。80年代前期，政府未将乡镇企业的产品纳入计划，这些企业的推销人员需要自己跑市场，带着样品、订单在全国范围内走。在几年后，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以此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有别于内地计划分配物资的沿海经济特区建立后，全部实行市场调节，民营企业开始成长并活跃起来。
这样，从农村承包制、扶持乡镇企业，到建立经济特区，都是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来实现民间积极性的调动。可以想见，今后民间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蕴藏着极大的能量。此外，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他们比大中型企业更能解决就业问题。
过去曾长期流行三句话，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也就是说，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没发展工业，就没有财政收入；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将受阻。现在这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还有三句话更为重要，那就是：“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火”。就是说如果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就会不稳定，而我们所说的富不是单纯指国富，一定要民富，民富需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另外，“无民不火”比较重要，我们的经济仅仅依靠国有商业不能得到好的发展，我们需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10.3%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投资、净出口及消费的快速增长。在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8%，推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赖投资拉动。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力度。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财政政策初衷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仅有6000亿元的赤字，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并不积极，扩内需效果并不明显。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2010年央行声称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货币政策并不宽松。央行连续采取量化紧缩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投资，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则是出于控制通胀的考虑。2010年央行实施新增信贷总额7.5万亿元的额度控制政策，并对银行的放款节奏进行严格控制，从结果看额度已被突破，实际约为8万亿元。货币政策的调整使M2增速控制在20%以下，远低于上年28%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动性泛滥的加剧。
2010年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及放款节奏进行监管，并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进行惩罚。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更加严格，要求银行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过剩产能企业贷款、“两高一低”行业贷款等风险进行严格控制和排查。与此同时，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率等指标监管更加严格，并将监管指标达标与机构网点设立、业务产品创新审批挂钩，对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监管严于城商行和农信社。
2011年经济金融形势预测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长期存在，2011年CPI可能升至6%。2010年12月CPI为4.6%，较上月回落0.5%，连续6个月突破了政府3%的通胀底限，上升之势明显。从数据看，导致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类、居住类商品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的过快上涨，比如12月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9.6%，居住类商品价格涨幅为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4%，据此，可以视本轮通胀为结构性通胀。但是，结构性通胀不久将演变为全面通胀，即成本推动型通胀。尽管由于政府价格管制及其他行政性措施的实施，2010年12月CPI小幅回落，但由于行政手段不可持久，甚至会导致短缺引发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鉴于粮食、棉花、蔬菜、房租、大宗商品等价格涨幅巨大，在房价没有明显回落之前希望它们价格下降是不现实的，因此，成本推动下的中国通胀将持续较长时间，我们预测2011年CPI可能达到6%，期间创下单月更高水平也有可能。
“稳健”之名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将交替进行。货币政策被凯恩斯主义视为逆风挥舞的魔杖，以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针对经济过热或衰退，货币政策可分为紧缩性和扩张性两类。目前中国央行声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实令人费解。但从2010年以来央行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性的，已由宽松转向从紧。
由于中国经济V型反转之后，恢复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更多依赖投资拉动，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加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即使通胀加剧市场仍预测央行不会加息，只可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央行在2010年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尽管总共只有50个基点，令市场颇感意外，中央工作会议声称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结合对于通胀的预测，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基本已进入加息通道，2011年央行将加息50～100基点，加息约2～4次；与此同时，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已创下历史新高，我们预测央行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5次，约提高150～250个基点，使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
《十二五规划建议》出台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建议》第十部分“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条中首先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设想。宏观审慎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其重点是逆周期性的政策。目前，国际上对于金融监管的基本共识是，以两个维度来设计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即逆周期监管措施；二是跨行业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宏观管理者在经济下行时期要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发生的风险集聚，从而动态地、持续地运用审慎监管指标监管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银行监管也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议》中还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阐述。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下一步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房地产调控效果不明显，新一轮调控可能出台。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纪录，高达2.7万亿元，约占到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3，土地财政的特色愈发明显。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地方政府收支状况难以想象：不仅无力偿还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更无法加大投资实现保增长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履行提供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土地出让金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而巨额土地出让金源源不断流入政府囊中的前提是房价的坚挺甚至上涨，因此，2010年号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阳奉阴违，因此房价保持涨势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房地产化严重，土地财政不容争辩，尽管最近欧洲爱尔兰、西班牙地产泡沫不断破裂，但中国政府决不会自断财路而刺破房地产泡沫，因此，房地产政策未来即使有第三轮，也难有实质内容，中国房地产泡沫只能指望市场力量来刺破，连续加息最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对银行业影响
为抑制通胀加剧，尽管央行推行稳健（加息幅度可能不会太大）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物价作为政府重要职责，央行仍然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经营。另外，“十二五”规划在产业、区域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导向性政策建议，也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连续非完全对称加息使银行存款定期化加剧，资金成本上升，银行长期存贷款利差收窄。2010年的两次非完全对称加息，主要表现为保持活期存款利率0.36%不变，而其他定期存款利率及贷款利率相应上调。通过两次加息，活期存款与3个月定期存款的利差由135个基点上升至189个基点，如果央行继续实行非完全对称加息，活期存款将向定期存款转化。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较高，一方面银行存款定期化趋势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增加银行的利息支出；但是另一方面，存款长期化也增强了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本轮非完全对称加息的另一个表现是中长期贷款加息幅度小于中长期存款，这意味着央行并不愿意把所有加息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银行承担部分加息成本。数据显示，两次加息之前，五年期存贷款的利差为2.34%，目前此利差降至1.85%，如果考虑到按揭贷款利率约25%的下浮，长期存贷款的利差已由0.86%降至0.25%，如此小的利差不仅不能覆盖风险，甚至连基本经营成本也无法收回。
2009年个人房贷不良率为0.6%，看起来很低，主要原因是2009年新增房贷高达1.4万亿元，增幅为48%，新增房贷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违约率。根据国际经验，个人住房贷款违约一般在贷款发放后3～8年出现，因此，未来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可能上升。央行仍可能继续坚持这种非对称加息50～100个基点，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应当向短期调整，减少长期负债和长期存款，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加剧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要真正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和节奏，更需要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是，由于中国吸引外资政策及出口退税对出口的鼓励，中国贸易项和资本项长期保持巨额盈余，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快速增长，强制结汇制导致外汇占款不断上升，基础货币投放过快增加。为了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央行倾向于用存款准备金替代央票回笼货币，这导致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并创下新高。
未来央行是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取决于CPI，更是取决于外汇占款增长的速度。由于热钱流入等因素，未来外汇占款仍将快速增加，加之CPI仍将上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可能。高达18.5%的存款准备金率使银行业约12万亿元存款以1.62%年利率存于央行，此利率比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低113个基点，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利息损失约1300亿元。另外，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上升，需要以牺牲部分收益为代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
央行将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将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2010年央行实施了新增信贷额度（7.5万亿元）控制措施，同时对放款节奏进行控制，但由于监管难度和成本较大，今年央行目前还没有制定信贷新增额度控制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未来要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理论上可以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但目前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指标都明显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如果差别准备金率制度严格执行，那么最应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就是农信社，但这又与支持三农的金融政策相左，所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在实践中会很纠结。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能够就银行在这些行业的贷款进行监管、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倾斜，比如对这些行业贷款给予银行一定财政补贴、降低贷款的风险权重或不受存贷比限制等，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这些产业。当然，银行业要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进入这些产业。
配合政府的区域开发战略，动态调整银行的信贷区域政策。“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商业银行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区域业务政策，加大对优质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实现低风险、高收益和高增长的发展目标。
（一）旅游经费投入布局不合理当前，我国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旅游设施较为落后，这是由于国家和当地政府对于旅游经济的投入经费偏少，即使有一定的投入，其布局不够合理科学，从而造成有限的旅游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了一种奢望。具体来说，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中，设施不够健全，旅游资源受到了严重的闲置。即使有些旅游业的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进行设施配套，但是，由于投资数额较少而大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不够协调，各种旅游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日益快速发展的旅游需求，一些旅游景区管理意识较为滞后，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引发了“不发展不破坏、小发展小破坏、大发展大破坏”的尴尬局面。
（二）旅游产品缺乏必要的特色当前，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现状中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要求，在开发之初不充分考虑到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而且在资源开发遭受一定破坏之后也没有及时进行弥补或保护，这显然是一种短视的经济行为，缺乏长远的旅游经济发展眼光，以牺牲生态和谐系统为代价，是极度不科学的。这种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了旅游产品的无特色现状，因为他们更多的在乎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经济前景，从而不会从长远的角度来考量游客的感觉体验心态，无法真正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提供的旅游产品不够精致，也没有创新理念作为指导，从而造成了旅游景区超限量接待现象严重而又没有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循环动力。
二、中国循环型旅游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
循环型经济理念在中国旅游经济管理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即是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从根本上防治旅游环境污染、遏制资源浪费与保持旅游生态和谐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确保旅游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等，我们要加强技术支持，建立健全教育宣传与经济奖惩机制，系统整合旅游资源，贯彻以政府为主导与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开发旅游经济的政策，强调旅游产品创新，理性旅游消费等，从而让我国旅游经济管理在循环经济模式的指引之下真正实现创新型发展。具体创新路径如下：
（一）创新系统观所谓循环经济系统，就是指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大系统，该系统内还要实现一定的循环运动，它要求人们在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大系统的合理性。因此，我国旅游经济管理应该以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指导性系统，把各种旅游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尽量避免各种管理的体制障碍，牢固树立起大旅游观、大资源观、大开发观、大发展观，使得旅游经济管理处于一个系统控制的优化体系之中，从大局出发，使得各个旅游景点获得全面性的发展，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旅游市场发展的经济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相关的旅游法律法规，严格遵循生态经济发展要求，使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增强旅游经济的活力。此外，我国旅游经济管理中还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要从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入手，综合评价各种旅游要素，尽可能的从总体规划上实现旅游产业的循环型发展。
（二）创新经济观所谓循环经济观就是指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使得各项经济发展能够在一定生态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否则，一旦超过了生态承载能力，就会变成了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退化。因此，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强化这方面的观念，积极创新经济观，让旅游产业在循环经济观的指导之下，获得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发展，从而让资源在可承载范围内进行良性循环。这就需要旅游经济管理与环境容量进行密切配合，大力促进旅游业经济观的适时转变，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各种旅游资源，在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同时，尽可能的保证生态环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给予旅游活动特定的空间，坚持一定的旅游管理原则与法规，做到旅游规划与旅游管理相协调一致，一旦旅游景区发生大量游客涌入的现象，能够在较为成熟的旅游经济管理模式下得到充分有效的控制，从而取得最佳的旅游资源承载能力，一方面保障了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同时又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实现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发展。
（三）创新生产观我国循环型旅游经济管理的创新过程中，还离不开生产观的创新，它需要在维持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尽可能的节约天然旅游资源，通过高科技等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为社会创造出良性循环的资源使用态势，从而更为真切的体现出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要求。因此，我们的循环型旅游经济管理就需要进行清洁生产、节能生产、绿色生产等，以此作为新型的生产观，让旅游产业这么一个较为综合性的生产系统，按照新型生产观来运行，努力促进我国旅游产业中旅游经济管理的生产观转换，明确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并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有效提高循环型旅游经济管理的可持续性，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延伸到旅游产业当中去，积极引进各种先进的设备，对旅游业加大经费投入，从而保证旅游业的循环发展。
（四）创新宣传观我国循环型旅游经济管理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态，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观，建立健全相关的旅游经济管理宣传教育体系，向广大公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规范各种公共行为，通过有效的教育宣传以及社会文化建设渠道，让循环经济理论深入人心，广泛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还可以在旅游区建立各种标识系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媒介来引导游客树立起生态旅游和绿色消费的旅游观，及时促进游客的消费观创新，做到文明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旅游消费，让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大力促进环境伦理观提升，实现旅游经济管理的循环性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脑积水；脑室造瘘术；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R6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12-18-04
脑积水为神经外科常见疾病，病因复杂，患者临床表现多为颅内高压症状，常常会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生存质量，临床治疗手段以手术为主。其中，脑室-腹腔分流术（VPS）作为脑积水治疗的常规手术方法，疗效确切，但因易发生出血、脑脊液漏、感染等并发症，对改善患者预后存在一定的影响。随着神经内镜器械及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造瘘术（ETV）可以通过微侵袭技术和直视操作，较好地改善脑脊液循环，已经成为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的首选。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采用两种术式分别治疗的非交通性脑积水患者，观察其疗效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4年1月于本院治疗的非交通性脑积水患者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50例，男、女分别为30、20例；平均年龄（21.2±7.1）岁；平均病程（12.9±2.0）个月；对照组50例，男、女分别为31、19例；平均年龄（23.1±5.1）岁；平均病程（11.3±1.7）个月。患者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上患者入院后行颅脑CT及MRI检查提示第三脑室、侧脑室扩大，确诊为非交通性脑积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手术方法
对照组行VPS：采取额角穿刺置管法：患者仰卧位，右肩垫枕，作3cm矢状切口，脑室端分流管置人5cm，分流阀门置于皮瓣下方或耳廓后上方。作3-5cm腹部切口，从头、颈、胸、腹部穿过，形成皮下腔道，将分流管腹腔端引出，后逐层缝合。观察组行ETV：采用德国蛇牌硬质神经内镜及配套内镜手术器械，患者全身麻醉后，采仰卧位，头抬高15°，行右侧脑室额角穿刺，镜鞘沿穿刺通道进入侧脑室额角，然后导入内镜，通过室间孔进入第三脑室。确认解剖标志后造瘘，使用球囊加压扩张微导管扩大瘘口，瘘口直径6-9mm。内镜观察脑脊液循环情况，确认无术野出血后缝合硬膜，头皮各层。术后患者头位30°，复查头颅CT或MRI。
1.3疗效评价
术后6个月进行观察及评估：通过观察患者术后临床表现并记录颅内压变化判断治疗效果。显著改善：术后患者临床症状有显著缓解，颅内压恢复正常，行颅脑CT检查脑室缩小；改善：术后患者临床症状有所缓解，颅内压恢复正常，行颅脑CT检查显示脑室无明显变化；加重：患者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颅内压未改变或升高，行颅脑CT检查提示脑室无明显变化或有继续扩大。对患者术后情况均进行随访。观察有无感染、发热、出血等并发症发生。对两组患者就是否有改善分为改善、加重两个亚组，对观察组各亚组应用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造瘘术成功评分（ETVSS）量表进行评估，分析观察、对照组各亚组的脑脊液到达收缩期峰值时间（s），同时记录第三脑室指数TVI、第三脑室形态指数TVMI。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研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两组术后改善率分别为82.00%、76.00%，经x2检验，表明两组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00%、3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术后脑室改善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ETV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6.59，P0.05），两组脑脊液流速到达收缩期峰值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脑积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颅内疾病引起的脑脊液分泌过多和（或）循环、吸收障碍，颅内脑脊液量不断增多。临床上婴幼儿患脑积水多因感染所致，其病理学基础是胎儿宫内感染病毒、原虫，导致纤维组织增生阻塞脑脊液的循环，胎儿颅内炎症亦可致脑池、蛛网膜下腔和蛛网膜粒粘连。成人患脑积水多因肿瘤阻塞脑脊液循环，或发生颅脑外伤。小儿患脑积水的临床症状多为头颅增大、囟门扩大、落日目、神经系统及运动系统障碍；成人临床症状多为间断性头痛、头晕、视力下降、四肢无力等。
脑积水根据梗阻的部位可分为交通性脑积水和非交通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的梗阻多发生在脑室外，脑室能够与蛛网膜下腔相通；非交通性脑积水的梗阻多发生在脑室内，脑室与蛛网膜下腔阻塞。常见的手术治疗多以脑室一腹腔分流术（VPS）为主，近几年来，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造瘘术（ETV）逐步成为治疗脑积水的重要手段之一。VPS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易于掌握，疗效确切。在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方面，与VPS相比ETV有其独特的优势：（1）不会出现对异物的排斥反应；（2）能够根据人体生理特点重建脑脊液循环通路，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3）重建瘘口不易发生堵塞或闭合；（4）对处于成长发育期的婴幼儿及小儿来讲，可以减少对其影响。
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造瘘术（ETV）的适应证主要包括：（1）自中脑导水管至第四脑室正中孔水平因狭窄、闭塞等原因引起的梗阻性脑积水；（2）室间孔直径和第三脑室的宽度足够施行ETV；（3）松果体区及后颅凹占位引起的脑积水；（4）ETV术后瘘口不满意或闭合导致脑积水症状未改善或脑积水复发者。其治疗目的主要是解除脑脊液循环梗阻原因并建立新的循环通路。
通过文献研究，我们采用两种手术治疗效果、第三脑室壁形态学变化、脑脊液流速到达收缩期峰值时间及ETV成功评分量表（ETVSS）对ETV术后效果进行评估。其中基于对脑积水和术后第三脑室壁形态学变化的深入理解，采用复合指数TVMI、TVI来定量描述第三脑室壁形态学变化。运用脑脊液循环动力学参数中脑脊液流速到达收缩期峰值时间来描述术后循环恢复情况。运用ETVSS量表来预测术后远期疗效。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术后改善率分别为观察组82.00%、对照组76.00%，经x2检验表明两组治疗效果并无统计学意义（x2=0.54，P>0.05），表明ETV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患者改善情况与行传统VPS的患者相同；而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00%、32.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9.00，P
对于上述结果，两种术式在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方面的比较，我们总结如下：（1）VPS对于手术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手术器械也较为常见，无需特定的器材，临床效果肯定，但其常见有感染、分流管阻塞、过度分流、术后癫痫及术后肠梗阻等并发症的产生；ETV在治疗效果与VPS相当的情况下，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住院时间上均有显著的差异，同时建立的脑脊液循环更加符合人体生理状态。（2）从ETVSS评分上来看，病情改善组在评分上要高于病情加重组，结合第三脑室壁形态学变化指标TVI、TVMI、脑脊液流速到达收缩期峰值时间上来观察，可以看出，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ETV具有较好的预后及改善效果。（3）通过综合比较可以看出，治疗非交通性脑积水行ETV短期治疗效果与VPS相当，而从远期患者预后恢复情况来看，ETV更占优势。
[关键词]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51-04
块状经济（Massive economic）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的，同时又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强化专业化分工协作、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吸纳劳动力就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块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平台支撑不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推动传统块状经济的转型提升，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理论认为，块状经济具有地域的集中性、要素的根植性、企业的关联性、生产的专业性等特征，其转型升级可归结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就此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技术创新理论（Technical Innovati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等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结合已有的理论成果，本文着重从实证角度，考察国内典型区域推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做法（见表1），分析和归纳其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转移一般生产环节，发展特色总部经济
块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引导块状经济中的企业将一般性成产环节转移到人力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产业配套相对完备的其他地区，使作为块状经济“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这样既能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又能获得转入地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的资源在块状经济中的优化配置，依托区域块状经济培育特色总部经济的趋势逐步呈现。
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信息产业集聚地新竹，受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承载等因素的影响，将大量的信息产业生产环节转移至大陆长三角和珠三角，成功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使新竹逐步成为中国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和“龙头”，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又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珠宝企业开始发迹于深圳罗湖区水贝，目前已经有超过3 000家珠宝企业及珠宝配套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世界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的局面。但近年来，随着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生产加工制造企业陆续搬迁出去，水贝珠宝产业链逐步向研发设计、展示交易、品牌经营等产业链高端延伸，目前已有超过80%的“深圳珠宝”区域品牌成员企业入驻，并拥有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水贝玉器批发市场等众多高水准、专业化的大型珠宝展示交易平台，奠定了深圳作为中国珠宝之都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块状经济是没有“围墙的园区”。要推动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始终注重塑造自身高端化的特色优势。加快发展特色总部经济，推进主导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推进块状经济相关资源的整合，是形成块状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基本原则。
二、针对性地嫁接外资，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块状经济完全依靠内生增长和自我更新，已经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少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把土生土长的块状经济放到国际化的背景下，通过“嫁接”外资来做强和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实现产业的突围和升级。由于不同块状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属性以及产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嫁接外资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一种是拉长型嫁接。例如，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嘉善第一大块状经济——以胶合板为主、占全县产值达30%的木业发展速度开始趋缓。为保持木业块状经济的先发优势，嘉善通过多方努力，引入了国际家具业的龙头企业——台升家具。该项目的引进，带动了家具、化工、五金、包装、玻璃等10多家配套外资企业的进入，意味着嘉善木业块状经济的产业链得以拉长，从而促使嘉善木业向国际家具制造中心发展。另一种是补缺型嫁接。从1997年开始，海宁大量引进国外各类先进经编设备，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编产业生产基地和市场集散地，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0%。但在原材料提供、经编产品后整理等关键环节上，海宁本地企业显得力不从心，这严重削弱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海宁将弥补产业链弱项作为引资的重中之重，并成功引进专门生产经编布原材料的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经编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总而言之，无论有多少种版本，块状经济“嫁接”外资的关键在于，利用块状经济极强的技术吸收和低成本生产组织能力，实现外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也是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实现产业融合的过程，两者分别居于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互为配套，外资对提升当地产业链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改造提升专业市场，引导块状经济发展
专业市场是块状经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想实现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变，最终必须依靠市场，通过大量企业的衍生与扎堆而形成。当前，生产能力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产能过剩必然带来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此时，通过完善商品交易的专业市场建设，缓解产品的销路问题，无疑是很有效的途径。
在此方面，义乌是一个典型。义乌的块状经济多数是在商品交易市场的带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即是“以商促工”的结果，并无先发优势可言。而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义乌又不失时机地推动传统市场的改造提升。一方面，积极运用电子商务、连锁配送、信用交易等方式扩大经营，努力推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另一方面，加速发展公证、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业，逐步实现专业市场从交易平台到服务平台的质变。正是通过商品交易市场的这种先导作用，为义乌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拥有40万余种交易商品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而专业镇经济发展的广东，也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信息。比如，佛山市乐从镇建成首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试点镇”，中国塑料网、家家易、中国国际家具网、中国家具之都网等迅速发展起来，近八成企业都加入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引发了乐从钢铁、塑料、家具三大专业市场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2011年，乐从实现了70多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由此可见，专业市场对块状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大，可以使市场信息、产品制造、销售渠道、服务产业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传统领域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加快完善与块状经济相配套的专业市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集聚信息、物流、金融、营销等各种生产资源，是促进块状经济转型提升的重要基础。
四、龙头企业带头引领，推动技术创新升级
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低水平重复竞争突出是块状经济的通病。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提高块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一批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和发展。因此，引导和扶持块状经济龙头骨干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创新型企业，对引领和带动块状经济内企业、产业的技术创新，加快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例如，面对国内外纺织品服装市场激烈竞争，上海纺织提出了“科技与时尚”的发展理念，实施科技先导，确定了走高端纺织之路。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由龙头企业上海联吉合纤公司成功地研制开发出葆莱绒保暖纤维新品，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随后，该纤维品牌先后与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上海东纺科技进出口公司、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上海幸福纺织印染公司等企业进行相关产品开发，以市场化方式把纺织产业链连接起来，形成以葆莱绒为核心的新专利集群，从而推动上海纺织产业的提升。又如，在认识到代工的局限性以后，深圳电子信息行业的民营企业开始持续自主创新。华为、中兴通讯等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主流标准的制定，在国际市场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华为在全球123个行业标准组织中担任148个领导职位，中兴通讯已加入了70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获得NGN、光传输、信息安全、网关及3G终端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起草权席位。这些技术创新直接服务于企业，同时又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使技术创新成果影响到周边的中小企业，深圳信息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也由此得到提升。
由此可见，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浪潮中，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还应加快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实施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形成龙头+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创新发展模式，以点带面，提升集聚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
五、政府优惠政策安排，助推高端产业聚集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政府设立产业功能区，并采取制度性安排予以强力推动，是部分高端产业园区形成集聚效应的主要动力。这种制度安排涉及的政策是系列性的、系统集成化的，政府对这些产业功能区块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项目的支持领域、布局规划安排、资金的支持方式、财政政策的倾斜、海关优惠政策及人才的激励政策等，发挥了较强的支持引导作用。
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就是政府组织型产业集聚的一个成功范例。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项目，多年来园区开发建设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达30%左右，利用外资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第一，2013年在全国90家国家级开发区评价中位列第二，也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得最好的开发区之一。依托这一优势，苏州工业园区诸如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光电、纳米技术等产业也得到快速集聚式发展。此外，无锡物联网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具有典型意义。当物联网技术在国内刚刚兴起之时，无锡市政府果断引进中科院等相关科研力量，充分运用“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支持，迅速实现了物联网产业从无到有的集聚过程。当前，无锡物联网企业已经增至608家，包括传感制造、共性平台、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营服务等各门类的物联网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区域配套能力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初步估计，2012年无锡物联网企业总营业收入突破600亿元，物联网及相关产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实践表明，虽然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政府在推进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包括为块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解决块状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难题等。总而言之，其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及公共服务，为提升块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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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hinese Domestic Region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ssive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Song Binglin1，2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Department Economic Research，Shanghai 200235，China；
2. Ningb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Ningbo 315000，China）
关键词： 经济；发展；走势；石油石化；影响
一、引言
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断调整，国内外经济走势急速变化的形势下，我国石油市场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石油市场供求关系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因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干扰，使得国内一些石油化工企业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需求骤减或者价格降低等，这也使得我国石油石化市场以及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不管是对于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今后战略决策还是生产经营管理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石油石化行业的分析
因世界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放缓，特别是高油耗产业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国内在石油消费上，出现了一种增速回落现象。基于国内石油以及化学工业相关部门的研究与统计发现，相对于之前而言，近几年，由煤油、汽油以及柴油所构成的各种成品油，其增长速度，大约放缓了有0.3个百分点。从整体上来看，在2009年之前，石油消费的增长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外，同时还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石油消费的增长速度呈一种逐季放缓的趋势，且相对于表现消费的增长速度而言，石油的实际消费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二为国内GDP、多数高耗能产品的产量、工业增加值、多数运输指标的增长速度以及重工业增加值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呈回落趋势，相对于之前而言，石油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表现消费的增长速度与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我国石油表现消费呈库存的形式，且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严重。
三、国内经济走势分析
就目前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因全球金融危机还未见底，使得国内经济在运营过程中，各种不确定也逐步增多，且经济下行风险也逐渐增多。然而随着国内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与调控，即保增长、调结构以及扩内需，国内经济截至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着一种较快速度的增长。
第一，尽管有很多国家以及政府联手干预全球经济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下滑的干扰以及影响使得国际之间的竞争也变得尤为激烈，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的威胁也逐渐增大尽管贸易顺差仍旧持续增长但是其增长的速度却有所下降。
第二，消费增长速度的放缓且投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纵观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石油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呈一种不相称的局面导致我国石油经济呈着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为传统老旧的思想，过于注重生产而忽略了市场；二为过于看重经济发展的短平快；三为政府的管制不够合理且行业的垄断，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历史数据信息与资料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国消费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滞后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增长开始减慢之前，我国消费增长的速度必定会出现一种回落现象。若在扩大投资政策力度上较低，或者政府的投资增长速度不可有效弥补或者解决社会投资所存在的不足，则相应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就可能会下降。
第三，因受到经济发展下行惯性以及宏观政策所具时滞性的影响，相对于之前而言，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在2009年呈下降趋势。而随着各项积极财政政策以及较为宽松且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反弹，关于这种反弹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主要取决于消费增长速度以及社会投资是否能够续接，若可续接，则在今后几年来，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明显加快。
四、国内经济走势对于石油石化行业的影响
（一）石油供求关系的变化
在国内石油供求矛盾中，石油消费为主要内容，影响其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石油消耗的实际变动水平，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因素。假设某年国内生产总值石油消耗水平未出现变化，则在下一年，石油消费的增长速度也会同步下降。
第一，石油消耗水平持续降低。这种降低最先表现在石化行业的放缓上，在国内众多石油消耗行业中，石油行业作为其中的一个，从国内化学工业机构的统计资料情况来看，由于受到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国内石化行业的总产值增长幅度并不是很大，且大中城市中化工产品的价格也会持续降低，国内家电、房地产、纺织以及汽车等关于石化方面的产业，其增长速度的回落也较为显著。此外，在石油消费增长上也出现了相应的积极因素，即石油石化行业所涉及到的领域也逐步拓宽，国内对于炼油产品也越来越重视。鉴于此，为进一步促进石油石化行业今后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国内外较为稀缺资源的收购，应予以大力支持，同时推动高端化学品、炼油以及农用化工等一系列行业的快速发展，以此带动石油石化的消费。
第二，供求关系的转变。通过上述内容的阐述可知，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已经从买方市场逐渐转变成为了买方市场，且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经济下行以及增长速度减缓的影响下，行业格局也将会被重新调整。
（二）油价的变化
首先表现为明确国际油价相关因素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全球范围内石油的实际需求量也逐步下降，导致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国际石油市场投资力量被弱化。第二，石油需求降低，投机因素发生变化。
其次表现为国际石油价呈一种低位徘徊的趋势，通过国内外各机构预测结果以及信息资料来看，若全球经济仍旧保持之前这种发展趋势且国内所制定的这些救市措施达不到理想效果，则在未来，国际油价将会处于一种低价格的徘徊状态中。此外，基于中长期石油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当世界经济已摆脱困境且步入到复苏轨道以后，石油的需求就会快速地反弹，且因低油价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也会再次加剧石油供需矛盾，最终使国际油价回至高位状态中。
就目前国内成品油市场来看，主要呈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尽管当前国内关于新成品油定价已制定了相应的机制且该机制也便于炼油盈利，然而事实上，炼油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再加上国内外油价降下降都属于一种短暂性现象。在这种形势下，为推动国内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国内石油企业应加强成本的管控，减少投资的成本，抓住主要营运的业务，加强产能建设以及油气储备建设，加大设备更新以及技术改造的力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反应效率，继而更好地适应国际石油石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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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经验借鉴；启示
体系完善、运行高效、监控及时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任何一个银行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内控体系的积极发挥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内控建设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强调内部控制的创新理念、注重风险系统的更新、重视信息的有效交流、充分发挥内部监督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国外及发达地区银行的先进经验，可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花旗银行的“首席风险官”管理模式
花旗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推行的是“业务单元制”模式，从集团和业务单元两个层面构建了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在其内部组织结构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银行内部的监督控制机构一直保持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审计和稽核部门并不由行长领导，而是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负责，行长只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在全球范围内，花旗银行设立了若干个业务审计中心，专门负责具体业务审计，兼顾对内部管理的审计，其内部稽核与审计部门并不是根据行政序列进行设置，方式通常有对口审查、全面审查、不定期抽查及专项检查等。
“首席风险官”管理模式是花旗银行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该模式要求在总行层面、风险管理部门和各业务部门均要设置“风险管理主管”，这些主管均对“首席风险官”进行负责，汇报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从体制上保证了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基于该模式的引导，花旗银行在董事会下直接设立了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统筹安排银行的内部控制措施，直接负责全行的风险管理工作。而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制衡的关系，风险管理由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负责实施。而在业务部门之间，同样也保持着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双重关系，如质检部、市场部、业务部、信贷部等部门都有各自的业务及责任范围，条线之间的风险管理职能分明、运行高效。
二、渣打银行的“分权型”管理模式
渣打银行总部对分行实行“分权型”管理，分行在业务发展上接受总部指导，但基本实行独立核算。从成立之初，渣打银行就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备的内部控制机制，有着独特的风险管理经验。具体表现在：
首先，渣打银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风险观。其认为，银行的风险管理应在既定的风险策略下，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继而承担相应的风险，在力所能及的风险承受范围内，制定积极的措施防御、应对风险，争取最大的利润回报，而不是秉承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做法，一味地把风险的几率降到最低。
其次，设置“矩阵式模式”。在总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风险管理中枢机构――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实行单独运作，独立于所有的业务部门，直接向董事会负责，业务部门都要将操作过程中的风险和重大事件报告给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在主要业务部门又设立了独立的风险控制部，专门负责对本部门的业务进行风险评估与监督，据此调整相关决策。
再次，建立系统完备的监控体系。每一笔交易都由至少两个不同职责权限的员工共同完成，监控系统会实时自动生成追踪报告，监督所有行为。根据不同事件种类，如技术问题、系统问题、内部操作、客户投诉等事件可能造成的媒体影响，专门设计了紧急状况呼叫机制。此外，强大的内审机制既负责检查业务操作的具体情况，也审查整体风险管理系统的运行。
三、汇丰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
汇丰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由三个核心部门组成，即信贷部、审计部、合规部。这三大部门独立于所有业务部，各自行使权限、执行职责，相互配合，构建了稳固的风险管理框架。
信贷部对全行的信贷风险集中管理，实施时时监控，根据监测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信贷政策，并制定适合工作最新需要的操作程序。信贷审批的报告模式是其主要信贷审查方法，此模式要求自总行到各分支行都需设立各自的信贷部门，审批权限从上到下依次递减，遇到超越本级信贷审批权限的业务，均需逐级上报。
审计部以高效利用资源、提高审计监督效率为目标，构建了以风险控制为基础，持续发挥效用的特殊审计模式。在该模式的引导下，银行内部建立了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依据系统提供的数据信息，审计人员对各分支行及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实施定期风险评估，根据内在风险与风险管理水平这两个基本评价指标，做出相应的评分。
合规部的职责是制定业务操作政策及流程标准，保证操作环节合乎市场纪律、银行规章、监管法规的要求。任何员工只要违反了合规标准，都有可能会直接损害银行的社会声誉，因此，对违反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的相关责任人均实施严厉的内部处罚。合规标准统一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对银行管理层的合规性审查、对业务部门或项目的合规性审查、对各个分支行的合规性审查。
四、经验借鉴与启示
西方国家先进银行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面已具有较成熟的经验，不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流程机制运行，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借鉴其成功经验，可为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供完善思路。主要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启示：
（一）风险管理理念与责任追究机制相结合
研究西方国家先进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不难发现，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都注重运用多种方式培育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营造主动、和谐的风险管理氛围。从管理者到基层员工都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营造了比较健全的内部管理文化，为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理念基础。此外，世界知名银行大都建立了与风险管理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责任明确到人，发现问题及时查找根源，严格界定责任大小，依据规章制度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二）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创新及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及香港地区许多银行早在前几年就根据国际金融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引入了如矩阵管理模式、风险管理委员会、信贷授权管理委员会等风险管理方法，在风险等级定级上，也采取了多样化的测量手段，增强了风险管理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还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相配套的员工激励机制，对每个业务环节的完成额度进行细分，对照员工完成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合理的奖励措施，并从职业素养、个人发展的高度对员工提出了新的期望。这种激励机制不仅有效激励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增强了员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对高效执行内部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网络化的全方位透明监督机制
从发达地区先进银行的实践经验来看，网络化的全方位监督机制是其内部控制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保证。渣打银行早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审计部门、稽核部门及对专门项目进行专项监督的委员会，并赋予了监督机构一定的独立性。在监督方式上，花旗银行与汇丰银行提高了利用计算机进行实时监控的力度，并开发运用多种计算机软件探索对新业务流程的监督，扩大了内部监督的广度与深度，减少了内部监督审查的“盲点”，增强了内部监督的透明度，最终提高了内部控制措施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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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国际银团贷款；操作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33-03
一、香港银行银团贷款业务操作要点
(一)评审内容及指标
总体来看，香港银行普遍把银团贷款作为一种主要的贷款形式，广泛应用于公司融资、项目融资、搭桥贷款、杠杆融资(如管理层收购)等领域，其项目评审的方法标准和非银团贷款区别不大，只是在牵头行的评审报告中，增加对银团分销方案分析的内容。以牵头行编写的项目融资银团贷款评审报告为例，主要包括借款人信用评审、项目风险评估、分销策略三部分。其中：项目评审主要考虑政治风险、资金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项目财务测算、担保结构等。[1]财务测算模型以现金流预测为主，通过计算项目年度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DITA)对当年本息的覆盖程度(即偿债覆盖率)、流动性比率、项目全部负债对项目估值比率以及项目收益作为再投资的比例控制等。此外，要求借款人作出一系列限制性承诺，如分红限制、其它负债限制、投资和不抵押保证以及借款人重组、资产出售等方面的要求等。
(二)定价方法
银团贷款的定价由客户部门与银团贷款管理部门共同完成，客户部门主要考虑回报率的因素，而银团贷款管理部门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定价决策。
在作为牵头行的情况下，银团贷款的定价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贷款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银行的资金成本及其回报。由于牵头行负责承销贷款，贷款利率水平直接关系到能否被市场接受，因此贷款市场及同业定价水平是银行在定价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主要是依据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及各项财务指标测算，其中荷兰国际集团(ING) 采用RAROC 方法进行定价，中银香港采用与贷款风险挂钩的成本法进行测算，巴克莱银行主要根据银团的结构及银团贷款策略进行定价。但是这些测算价格只是一个参考，银团贷款部门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以确保分销成功。
一般情况下，在定价时要考虑项目所在的国家风险等级、市场条件、客户关系以及银团策略(是否转让)等因素。例如：同一借款人最近完成的融资的价格，类似借款人最近在市场上完成的融资的价格水平，其他银行对同一借款人贷款的价格等方面。可以说银团贷款的定价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定价是一门艺术”，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需求及不同的市场条件。
大多数银行会在评审报告中对所定的价格进行详细说明，以说明定价的合理性。
(三)决策程序
香港银行开展银团贷款业务一般都专门设立机构和人员，各项机制比较健全，标准化程度较高，因此决策周期相对较短。一般牵头行完成评审报告后在2-5个工作日内都可以完成内部审批。根据决策机制的不同，可分为两种决策模式。
1.外资背景的银行(如花旗、巴克莱)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银团贷款设立专门的审批人，由于具有充分的授权，不同级别的审批人具有相应的审批权限，贷款决策直接由2-3个审批人组成的审批小组(依据项目的不同而不同)完成，该小组可以根据项目的进展随时开会讨论并投票决策，一般项目从上报评审报告到作出决策可在48小时内完成，急的项目最快可以在24 小时内完成。
2.华资背景的银行(如东亚银行、中银香港)决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是：由一个固定的决策委员会完成所有项目的审批，银团贷款只是其决策范围的一部分，该委员会专司信贷审批任务，一般一周开会两次，会上讨论并投票，得出初步结论后再报相应的副行长、行长审批。一般从评审报告上报到决策完成约需5个工作日的时间。
(四)合同审查
一般在银行承担牵头行职能时，会外聘律师起草贷款文件并协助参加谈判，在银行内部则由银团经理及银团行经理负责审查贷款协议的商业性条款，而客户经理负责对贷款协议中与委托书中不符的条款进行审查。在通常情况下，银团贷款的协议文本均采用APLMA(亚太贷款市场协会)的标准文本，因此不需再经过行内律师的审查。[2]如遇到一些较为复杂的项目时，银团经理及客户经理会请行内律师对一些法律条款，如抵押、收购合并等提供意见。
一般做法是，在协议文本条款与委托书或贷款条件书中的条款一致时，不需再向上报批或由银行内部法律部门出具意见，可直接签署协议。在不一致时，需根据审批权限逐级上报在获得批准后签署协议。
二、香港国际银团贷款操作的主要经验
总的来看，银团贷款作为信贷市场上的主打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流动性较好、收益性较高，可有效地分散风险。香港银行经过多年的积累，建立了成熟的银团贷款的决策机制和操作程序，值得境内商业银行借鉴。
(一)建立专业化团队是成功开展银团贷款业务的关键所在
要成功高效地开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必须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业务团队作为支撑。花旗、巴克莱、ING等主要以牵头行身份开展银团贷款业务，这些银行都设有专门的银团贷款业务团队(根据机构设置的不同，在全球贷款部或企业银行部)，其工作范围包括融资结构设计、贷款定价、银团组建、贷款分销、融资文件制作等银团贷款业务最核心的内容。这支队伍具备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和经验，熟悉项目融资、并购融资等不同业务品种的操作，深谙银团贷款业务的各个环节，而且具有十分敏锐的市场感觉，能够对银团贷款市场的潜在容量和价格水平进行整体把握，并对市场各参与者的业务经验和优势以及承贷能力和意愿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从而能够综合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设计出既满足借款人需要又能被市场所接受的融资结构和银团方案，确保银团的成功组建和贷款的顺利分销，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合理的回报。
(二)差别化的业务处理是开展银团贷款的普遍做法
香港银行在作为不同角色参加银团时，内部业务的办理程序有较大差别。作为牵头行时，一般会对项目有较早的介入及深入的了解，银行会对项目进行各种风险评估并聘用行业专家及律师进行尽职调查。而在以参加行身份参与时，会较多依靠牵头行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与判断。如自己掌握的企业、市场等情况与牵头行提供的资料有较大差异时，会要求牵头行反馈企业予以澄清和解释。
(三)职责和权限划分清楚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
银行权责划分清晰主要体现在银团有关部门之间权责和总分行决策权限划分清晰两个方面。
作为银团贷款牵头行时，主要有发起部门(Originator)、分销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决策委员会参与银团贷款的运作。[3]发起部门主要负责客户关系管理、融资方案设计和评审报告撰写；分销部门配合发起部门进行融资方案设计、合作银行关系管理、分销报告撰写和分销有关事务管理；定价则由发起部门和分销部门共同决定；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所持有份额的贷款进行风险审查和所承销份额的分销风险进行把控；决策委员会负责方案的最后决策。作为参与行时，银团分销部门则不需参与其中。
银团贷款的审批权限在总分行之间也有着清晰的划分。权限的划分主要按类别和额度两个维度。比如杠杆融资类银团贷款(LBO)，都需要由总部审批；而对于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则按额度区分是由总部还是分行决策。
(四)评审和审查相互配合是提高决策效率的重要因素
基于明确的职责分工，香港银行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前后台始终保持充分的沟通。在评审阶段，后台人员(如合规审查、法律审查、定价审查、合同审查等)提前介入，在完善贷款条件、解决评审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客户需求变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避免了由于审查、评审立场不一致产生的内部反复。在审议阶段，前台人员(评审人员、贷款分销人员、行业分析人员等)可列席审议会议对决策层汇报并解释，保持评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免信息传递的衰减和失真。因此，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为客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香港国际银团贷款操作对境内商业银行的启示与借鉴
在开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方面，境内商业银行在信用评级、评审方法和标准等项目本身风险识别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差距不大，但在审批程序、内部授权、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与香港银行仍有一定的差距。
(一)区别对待，按银团角色制定不同的决策流程
作为牵头行安排的国际银团贷款，客户信用评级、贷款评审方法标准及审批程序可按正常贷款项目执行。作为参加行的国际银团贷款，可按照实际牵头行的信用等级不同差别化处理。
1.在评审和决策阶段。对于银团牵头行信用等级较高的(如：穆迪信用评级在A1级以上，或《银行家》杂志排名前50的银行)，可以适当简化评审要求，采用牵头行的评审结论(有异议的部分可单独评审)；审批权限上，一定额度内的审批可授权分行执行。对于银团牵头行信用等级不高时，信用评级、贷款评审及审议程序可按正常贷款项目执行。
2.在合同签订阶段。作为参加行时，可不需再另行聘请律师对牵头行提供的合同文本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对于采用APLMA银团贷款标准文本的合同，可不需行内法律部门的审查，直接由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即可。
(二)加强沟通，建立前、后台协调机制
在评审阶段，评审部门应随时与后台审查部门(或风险控制部门)以及总分行之间保持沟通，提前消化分歧因素。在合同签订阶段，作为参加行的，合同审查部门应提前介入，与客户经理共同对文本提出修改意见。
(三)培养人才，逐步由参与行向牵头行过渡
建议加大银团贷款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力度，尽快形成一支熟悉银团贷款业务的队伍，同时提高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审批部门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经验。先期可考虑在总行成立国际银团贷款专业指导小组，指导总分行银团贷款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逐步在分行建立银团贷款部门，同时增强实力，逐步尝试牵头组建国际贷款银团，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发展银团贷款业务，扩大国际信贷市场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邹小燕.国际银团贷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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