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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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33―02
1、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原因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
劳动力供求直接影响劳动力价格，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一是从总量上看，劳动力总量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就劳动力需求而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其经济增长更是强劲，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日益旺盛。200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512万人。就劳动力供给而言，劳动力供给明显下降：2009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高达12.5％，生育率已降低到0.2％以下，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仅为665万人，比2002年的1511万人减少了846万人，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供不应求现象日益明显。二是从结构上看，劳动力技能供求失衡。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国具有一定技能的技术人才却相对短缺，加之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企业只有通过大幅提高对这些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在经济较发达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这也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总体劳动力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之一。
1.2 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等因素的外部约束
一是国家政策要求提高最低工资。随着我国逐步把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今，全国先后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平均达20.6％，大多中小企业按照国家的规定，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新劳动法的颁布助推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要求企业必须为职工购买相关保险、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合同解除与终止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企业不与员工签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劳务派遣工应与其他员工同工同酬等，这也在客观上使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1.3 劳动者素质与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一是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在参加工作时加大了对自身教育的投入力度，受到教育和培训的年限普遍增加，总体素质有了大幅的提高，因此对工作就要求较高的回报。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待遇等有更多的诉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这批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其价值观念更加现代，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他们开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要求更好的待遇以及更高的发展机会，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按照传统方式和待遇水平招聘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
1.4 劳动者通胀预期不断强化要求提高工资水平
受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地要求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进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企业为消化这些成本，又会提高其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推高通胀水平，而此时劳动者会进一步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进而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和工资水平，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国际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国内资源品价格改革、极端天气频发与较多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价格不断上涨，2010年11月，CPI同比上升5.1％，高于上月的4.4％，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国内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劳动者在通胀预期的作用下，纷纷通过多种方式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
2、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应
2.1 劳动力价格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劳动力价格实质上是企业的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比如采掘业的比重就高达33％左右，由此可见，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利润产生很大的冲击，导致其利润率水平的大幅下降。二是削弱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由于在技术、管理和资金实力上都还存在差距，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成本优势上，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无疑将削弱这种优势，必将对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产生重大影响，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三是强化通胀压力。劳动力价格是构成CPI篮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无疑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提升。
2.2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面影响
一是有利于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使得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中小型企业利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等先进设备替代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下降，为其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高和改善了这部分相对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即使劳动者能获取更多的自由，也有利于劳动者扩大对自身以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技能水平。三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业走出经营管理“低成本陷阱”，注重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续拉动。
3、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现实策略
3.1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增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一是出台相关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法律法规。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利润微薄的特点，在劳动力价格全面上涨的背景下，政府在遵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等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优惠的金融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其利润率和竞争力。二是提高部分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尽完全一致，因此在政策执行时应考虑实行差别化的政策，防止一刀切，同时还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相关政策，防止政策执行的僵化。
3.2 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公共服务工作
一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人才流动机制。要积极鼓励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并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强化对中介市场的监督管理，提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应强化和完善人才的流动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全面、规范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规，切实解决农民工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三是要加强监控，引导和监督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积极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和工资协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工会维权和谈判能力。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根本举措。
从中小企业方面看，要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要切实改善经营理念，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走专业化人力资本依托型的内涵式、高级化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促进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和转移。一是要以促进技术进步为抓手，抓住资本要素价格相对劳动力价格开始下降的时机，加大对先进机器设备的投资力度，积极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同时要注重同职业教学学校的合作，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产品(服务)向技术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型转变，切实提高产品(服务)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二是积极实行产业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绝对水平相对较低，在我国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继续延续的良好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下，东部有条件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将产业向西部转移，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
(2)强化劳动力管理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是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人才。要正真认识到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把人的管理从简单的人事管理上升到现代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尊重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切实做好人才开发、使用与管理工作，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收益。二是要改进劳动力成本管理方法。实施劳动力业务流程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工作量进行科学核算，使劳动力大到一年的休假时间、小到一天的加班时间，都能完整真实记录，这样既有利于对考核的公正性，也避免减少工资发放存在的摩擦，更好地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胡学勤，秦兴方，劳动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
[关键词] 委托工资法 投入产出率 工资
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了级数增长的态势，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贸易在商品交换的同时带动要素跨部门、国界流动，改变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典型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占极大份额，贸易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成为关系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委托工资回归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贸易影响本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资回归法的思路来分析贸易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并测度中国的贸易对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影响。首先，建立产品价格和要素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础上，为了突出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同时消除价格和资本之间的随机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加入回归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单位J产品资本的使用量，表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比例，为常数项，表示产品价格的变化率，表示要素回报率的变化率，表示在产品j中要素i的贡献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额表示，是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要素价格在式子中是参数，而要素价格的变动才是被估计量。方程右边的变量表示行业要素收入份额，给定最初的要素价格它就决定于该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可见产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技术原因是外生决定的。比例变化的测量由基期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以及基期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决定，而这些数据相对于现期价格都是外生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中包含了三种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样本文就可以依据方程将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并用回归系数表示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变动的比例，从而测量特定时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考虑到资本项专业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变化、方程右边变量的误差导致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变量例如：通货膨胀、利润以及生产技术变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数项。
其次，贸易对工资收入影响模型。本文用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不变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参数来表示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文中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来表示贸易因素。
2.数据选取和说明
(1)数据的分类。本文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四大类。同时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劳动力根据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划分为：大学及其以上水平，中学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小学水平，以体现劳动力技术水平状况。
（2）数据来源和说明。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和消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结合部门产值计算得到。产业产出、产品价格指数、分产业的工资收入样本数据和劳动力供给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关说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资水平采用的是职工平均工资，且从1998年开始为在岗平均工资数据。第二，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按照投入产出表并采用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计算。第三，在计算价格的变动率时，本文以1987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工资变动率和资本价格变动同样以1987年作为基期。文中的产业产品价格我们根据产业划分取其平均值并经过了价格指数的平减。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行业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用capital表示资本，LX表示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Z表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D表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结果如表1：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1的结果可知，LX、LZ、LD在四个产业中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资本和常数项也通过了统计检验。(1)在四个产业中，只有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其他两类劳动力工资均与价格变化同方向。(2)小学水平劳动力工资对于MLT产业的价格变动反映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动在MLT产业变化最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对LT产业的价格反映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劳动力创造的附加值相对比重较大导致。(3)在高技术产业，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产业价格变动最为明显，这也表明在高科技产业中更多的集中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且该类产业的价格变动对于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工资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中关于一个行业中价格上升，那么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产业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在该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扩大了与低教育与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中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反应尤其突出，明显大于其他三个产业，这可能是由于在依据技术水平进行的产业划分中，中低技术产业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类行业，而我国现阶段采掘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都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2.行业贸易因素变动对不同劳动力工资变动影响的回归结果。这里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表示贸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对贸易影响劳动力工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如表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2的结果可知，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1)在四个产业中，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均与贸易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与产业贸易变化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呈同方向变化，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中呈反方向变化;小学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化均与产业贸易变化呈同方向变化。
(2)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化反应最为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出现在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工资与贸易变动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贸易结构中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口的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增加将增加该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而降低进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的描述。
(3)低技术产业中，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贸易变动反应系数与中低技术产业的系数符号相同，但数值明显小于后者，且在低技术行业三类劳动力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小于其它三类产业。这说明我国低技术产业的贸易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大，也可以说明我国的贸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划分的低技术产业。
(4)小学水平劳动力在高技术水平产业中的工资增长最快，说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其他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最快。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回归系数最大，也即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高技术水平劳动力更快的扩大了他与其它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委托工资法对中国1987年～2006年鉴对外贸易与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变化不仅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且也影响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在同一产业中的工资收入。在四个产业中，贸易因素对具有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对具有中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反方向的；对于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业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产业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对于低技术水平产业，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同时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要比中低技术水平产业要低。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也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我国的贸易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盟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所以现阶段我国的贸易仍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由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一国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贸易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变化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影响效果有不平衡性。现在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时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外需严重不足，这对于多年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贸易的我国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外贸企业又是保证国内劳动力收入和就业的关键领域。为此，政府应一方面应该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贸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克服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应当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科技研发和相关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继续建立和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还富于民这样才有可能扩大居民购买了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趋利避害在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配套措施，劳动者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总之，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时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1]Baldwin.R， Cain.G. Shifts in relative U.S.A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关键词：成本推动型通胀；传导机制；地区差异；系统GMM估计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胀。第一次高通胀期（1985 ～1989年）——“价格闯关”所致的政策性通胀。[1]第二次严重的通胀（1993～1995年）——投资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双拉动型通胀。第三次严重的通胀（2007～2008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推动。最近一次，也即2010～2011年严重的通胀，而关于其推动因素，至今也难见一致说法。尽管这几次通胀都发生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每次通胀所面临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却不甚相同。尤其是近些年，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其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住房、医疗、教育改革迫使居民生活成本出现持续性上升，长期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改革举措的推进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上涨。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9年至2007年，扣除物价因素后我国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速为12.95%。事实上，从图1来看，1998-2010年间，我国城镇单位职工人均工资指数也都保持着二位数的增长率，由此看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其次，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性上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的实施，都使得企业面临着日趋增长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正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化，国际输入型成本对我国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国际大宗商品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升对我国成本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近些年，特别是2006年超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供给严重不足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持续走高，而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持续大幅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导致我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能源和原油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图2可以看出，特别是1998年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保持较快的上升趋势，2009年甚至超过了50%。显然，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对我国通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成本影响。
针对诸多内忧外患的成本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因此，针对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6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通胀理论的研究。200多年来，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Selden（1959）从交易方程式出发的研究，指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上升需要通过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间变量发生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的检验发现，1955-1957年成本因素对美国通胀的作用力十分有限。[2]Kalecki（1971）对成本和价格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小，成本对通胀的传导渠道越畅通。[3]Mishkin（1984）使用总供需模型对成本推动型通胀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成本冲击之所以导致通胀，是由于政府在面临成本冲击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Kojima等（2005）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中国的工资与通胀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78-2004年间我国工资上涨可能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因素。[4]
而对于国内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金重仁（1987）对成本转嫁现象的研究。[5]赵昕东（1998）利用主成份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对中国通胀的贡献率。[6]朱启贵（2011）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2年以来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胀传递的特征，发现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货膨胀传递系数随着时间而渐进变化等。[7]范志勇（2008）关于超额工资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发现2000-2007年间，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8]
纵观已有研究，学术界已经对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中关于输入性成本因素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通胀成本因素在区域上的差异，还需要做一些深入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分析，综合国内外双重因素，以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为视角，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定
结合Machlup（1960） [9]、Makochekanwa（2007）[10]、Javed.Z.H等（2010）[11]、厉以宁（2011）[12]、桑百川（2008）[13]等的分析，本文选择的成本因素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供给冲击等。另外，本文在将通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的同时，也将其滞后期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以凸显通胀的惯性特征。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含有因变量滞后期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上述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为CPI，代表通胀率水平，CPIt-i表通胀率水平的第滞后i期项，h和k均为相应项的最大滞后阶数。RE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中间投入所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是扣除工业企业物质消耗后的主要成本，以反映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成本。WGI代表企业劳动力成本。参考Kojima等（2005）[4]、志勇（2008）[8]的研究，此处用按行业分地区职工平均名义工资（以下简称工资）反映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以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变量 。
另外，本文进一步对一些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给予考虑，并建立下列模型。
上述方程中，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为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综合指数（以下简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根据纪敏、陈玉财（2011）的研究，本文选取CRB作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反映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或供给冲击型因素。POIL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考虑它们对国内通胀的传导作用，本文同时选择WGI和RE作为其传导变量。另外针对变量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的动态面板数据能够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来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减少回归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2）中的交互乘积项] ，主要是为了结合面板数据来考虑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其中交互乘积项的系数，例如δ度量CRB通过劳动力成本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再如λ度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CRB通过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这些交互乘积项是以CRB和POIL对CPI的传导机制为基础设立的，同时也可以对有关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二）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1）（2），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使用了CPIit-1作为重要解释变量，使得其与一般面板数据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一步系统GMM法，在Stata11.0中嵌入“xtabond2” [14]程序进行参数估计。另外，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型，系统GMM估计一般需要做两种主要的检验：（1）过度识别检验。检验过度识别的矩函数中工具变量是否联合有效的检验被称为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常用的有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在采用Sargan检验的同时，适当参照Hansen检验。（2）随机扰动项序列相关检验。在随机扰动项vit同方差的假定下，一次差分后的随机扰动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即AR（1））。如果随机扰动项vit随时间存在序列相关，那么系统GMM的估计量就是非一致的，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以便选择合理的工具变量。
（三）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6-2010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其中海南和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已从样本中删除），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指数、工资等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变量分别来自于南华期货-博易大师软件和路透社RJ/CRB网站。另外，所有数据均为上年同比增长率数据，因此无需再进行季节性调整。
四、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1.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模型（1），本文使用一步系统GMM估计，同时对其过度拟合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1。
表1报告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各地区通胀的惯性来看，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通胀惯性更为严重，而中部地区的通胀惯性相对较小。其次，不论是中、东、西部地区，或全国范围来看，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均对通胀有较大影响。但具体地，从全国范围来看，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明显超过企业购进价格这一成本；另外，就东部地区来看，两要素成本对通胀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西部地区的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对通胀的影响更加显著，后者较前者高出65.5个百分点，不过这一结果仍低于全国范围内的80%。通过上述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劳动力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
2.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本文再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企业原材料投入成本不再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名义工资依然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这与Kojima等（2005）[4]对中国的研究结论极为相似。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能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难以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但却能通过劳动力成本有效地推动通胀上涨。
从国内和国外输入型的成本因素比较来看，国外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已经造成较大压力。
其次，从东、中和西部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来自劳动力成本的通胀压力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较小。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过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中部CPI的路径并不畅通，但却对东、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另外，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通过工资对三大地区通胀形成传导作用，但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并且这种传导具有大约一年的滞后性。另外，对于通胀的惯性，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由此可见，三大地区通胀的推动因素及其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存在较大的差距。
3.两种结果的对比分析
结合表1和表2来看，我们发现企业生产要素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作用，而要素价格本身对通胀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影响较为显著，但与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不同的是，它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本身，输入型因素只起到辅的推动作用。
（二）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从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通胀因素开始呈现出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较为明显，同时还呈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性。
首先，对于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推动作用而言。中、西部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通胀遭受劳动力成本推动的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其结果是企业可能会通过不断提高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加速，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拉大趋势。长此以往，这对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胀的传导而言。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的上涨必然对国内通胀产生较大影响。但实证分析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中部地区通胀具备较强的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能力，而东、西部地区通胀却遭受较为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这种显著差异是必然还是偶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有着密切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部地区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东、西部地区对大宗商品超额需求所带来的问题。
最后，对于国际油价通过劳动力成本传导到国内通胀而言。这可能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增加了职工的生活成本，而职工又倾向于提高工资，结果是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相应地提高了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发生。如果其间关系得以成立的话，则对于那些没有工资或工资收入较少的人而言，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的后果将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社会生活的低层，而且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相对较少，其结果是他们只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应对通胀。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那些主要靠非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居民进行相应的补贴，以帮助他们应对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冲击。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历史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主要结论如下：
1.关于通胀的成本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第一，劳动力成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诱发我国通胀的两大主要成本因素，但国际油价也会对国内通胀形成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主要通过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CPI，而且存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滞后效应。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推高国内通胀。
2.关于成本推动型特征的地区差异
我国三大地区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西部通胀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压力最为严重，而东部地区压力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与东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结果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性上涨而推高经济水平不发达地区通胀。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仅对东、西部地区通胀产生较为严重的传导作用，而中部地区作为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为本地区生产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大宗商品，从而有效地对抗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冲击。这一方面说明，大宗商品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同时也表明我国关于进一步推进中部地区大宗商品生产的重大战略意义。[15]
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
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
此外，对于那些过度竞争的行业、利润有弹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往往是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价格。
最后，在传输到消费环节之前，流通环节还能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我国产品的总价格中，流动环节占比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批发、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环节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依然很大。
经过上述四层过滤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几年前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很多人把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归因于货币超发，认为过去几年超发的货币无论如何也要作用到物价上，从而宣称中国物价上涨是很难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观点认为，最近几年货币累计超发48万亿。假定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万亿元，2009年岂不是超发了40亿元？为什么2009年是通货紧缩呢？
显然，那些简单地把M2余额与GDP做个除法或者减法就算出来“超发货币”的学者，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
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藏品、艺术品市场吸纳的资金数保守估计为8.9万亿元；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净吸纳的资金累计高达9.6万亿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需要巨大的货币来支撑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累计吸收货币4万亿元；还有24万亿元的存贷差余额分别被央行和商业银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央行和金融机构吸收之后的广义货币余额，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并对居民消费物价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
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由于2009年的单位GDP货币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国2011年来自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小于2010年。
当然，如果出现房地产资金、股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或者银行的存贷差余额减少从而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则货币因素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显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按照一般的生产周期和经验数据推算，“蔬菜通胀”的周期应该比“粮食通胀”周期短，更比“猪肉通胀”周期短，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上涨空间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那一轮通胀。
对通胀比较悲观的学者往往把食品通胀的影响因素长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超发的因素混为一谈。
事实上，食品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供给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随着春天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即将迎来去年四季度涨价之后第一个供给高峰。尽管2月份物价的同比涨幅可能仍然大体与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价格引领的CPI涨幅应该会有所回落。
关键词：国际贸易；收入差距；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交织过程中，既实现了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引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渐变化。从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数逐步扩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之间，不同行业、学历、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目前，关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市场竞争、政策体制、劳动力结构、扭曲因素等方面，对开放政策与收入变化关系的研究关注较少。而开放既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深化进程以及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与一国劳动力收入决定的研究由来已久，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导致异质性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后实证研究却大多得到相反结论，这推动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创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从不同角度重新解释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譬如需求偏好、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另一方面则对实证模型进行更严格的假定，提供实证检验的稳健性。理论研究方面则主要基于经典ss定理并根据现实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本文主要是从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方面对现有理论进行回顾和评析，为探讨中国开放政策和收入关系提供有关理论依据和有益借鉴。可以说，对于开放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定论。
二、经典理论回顾―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国际贸易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支柱。它是在假设完全竞争行业的零利润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讨论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下，如果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增加，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工资差距就会扩大。这种商品价格超比例转换为要素价格比例的关系被称为扩大效应(更为详尽的说，如果产品价格增长，那么要素价格至少会超比例的增长)。在近几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资不平等的讨论中，现有几种研究试图按照SS模型的预测去分析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一种类型的研究关注发达国家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要素收入的关系，对美国的实证并不很支持SS理论，20世纪80年代非技术劳动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品并没有明显下跌，而该国不平等却在增长。另一类研究试图分析一国进出口中要素含量的变化从而讨论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争论，比如贸易量是否能够正确体现贸易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较多的实证价值等。尽管各类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结论仍然表明国际贸易因素确实能够部分解释工资不平等和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失业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从对传统模型的分析及结论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过分析贸易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讨论要素价格的变化；但如同Samuelson认识到的那样，ss定理和FPE定理的许多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尤其是假设经济体之间产品、要素和生产功能的同质性等方面，贸易引起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代表一种趋势而不是现象，这需要后续理论对其进行更符合事实的修正。其次，开放的诸多模式中，贸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层次的开放，比如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这些也可以沿着传统模型的思路进行拓展。再次，理论需要实证的检验，从现实的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形千变万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制度安排更是迥异，在开放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理论拓展
(一)要素价格机制
如上所述，经典理论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价格作为研究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续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鉴了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取决于要素的供需，贸易会通过影响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构造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和三产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关税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工资在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方向相同。如果关税减让发生在北方国家，那么在两国的工资不平等都会增加；如果南方国家进口中等技术水平产品并削减进口关税水平，那么两国工资不平等的程度都会降低。究其原因，其认为关税的减让会导致中等技术水平产品生成从北方转移至南方。Bin Xu(2003)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界作为分析贸易对要素价格影响的渠道，得出不同结论：关税的降低会引起进出口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的增加更为明显，尤其是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的日益增长。Nahuis(2004)的模型对SS理论的扩大效应有所发展，SS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比例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同方向变动，而Nahuis认为内生性技术变化会使得要素价格更大幅度的变化，这种扩张效应超过了SS理论给出的变化比例。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国内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该国开放之前会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国内公司为降低运输成本，会选择将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国中心地区，这会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这一地区，从而增加地区间固定要素实际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行，公司可以使用国外资源和中间投入品，减少中心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性，地区间
固定因素实际收入的差距会减少。这一理论为解释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途径。
(二)需求偏好机制
传统国贸理论认为国家间偏好一致，这种假设认为各国及个人对产品的需求同它们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相对应，一国消费模式取决于它们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以及世界总产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尽管它成功解释了基于要素供给差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从需求上考虑国际贸易，因此后续的很多研究将需求偏好作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传统贸易中各国偏好相同的假设，认为总需求不仅仅依赖于总收入，而且依赖于人均收入。对于开放经济中的个体偏好的考虑，Krugman(1980)就已经将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对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其分析的结论认为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会选择专业化生产那些在国内具有更大市场的某些产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产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的过程，生产转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资本市场的相对增长，或许是因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中性技术进步。这种生产的转移都会导致南方国家产品的技术要素含量的增加，导致在两个国家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技术劳动力相对报酬在南、北两个地区都会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从偏好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出发，得出贸易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但他们认为异质性和偏好的变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国的技术劳动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喜欢消费技术密集型产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当这类人口数量增加时，会有以下三个效应：①直接效应是其工资下跌；②市场产品多样性增加；③对技术密集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提高工资需求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技术劳动工资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并认为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了进口国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进口则正好相反。进口国不平等的增加则会导致扩大他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更加剧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三)技术进步机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设是技术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为外生变量，但很多研究发现技术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之一。近年来，对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增长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这是对传统模型在技术动态方面的拓展。根据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观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变化偏向技术劳动增加了技术劳动相对非技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工资。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贸易可以引起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寻求生产中的新方法节约低技术劳动。这种防卫型技术进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进口产品竞争，但也会减少对非技术劳动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贸易会促使企业提高现有技术，从而更好进入外国市场。因此，无论哪种国家，贸易导向型技术变化都会引起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要素价格更大比例的变化。可是现实的实证分析发现[Sachs and Shatz(1994)]，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只能解释可观测到工资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国制造业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发现70％的变化可以由产业内的变化来解释，只有30％归因于产业间的变化。这个结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需求结构向技术劳动力的变化大部分归因于技术革新，并不同国际竞争的变化相关。Machin(1996)使用同样的方法调查英国的情况发现劳动力需求83％的变化能够由产业内改变(variations)来解释，重要的是。计算机的使用是技术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业，与是否这个部门是可贸易的还是非贸易的无关。
Acemoglu(1998)开始了从内生性技术的角度考察。他认为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结果，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技术进步就被导入了技能偏态的轨道。他认为，劳动力中技能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降低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长期看来，这个技能供给的增加导致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超过了最初的降低效应。并且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这就是直接技术效应(direct technology effect)：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来越高时，他们的生产率相对与低技能劳动力也会提高，那么当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将会导致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互补，即表现出明显的技能偏态性。
潘士远(2007)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此，和生产与非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
(四)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
SS理论在谈到收入差距问题时的出发点基于要素的需求和价格，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而实际上国际贸易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
不利结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有不利的结果。如果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产品的需求将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既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的变化，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会使得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弹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都支持这一观点。从国际贸易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自身价格弹性的论点中，Rodrik(1997)得到三个含义。首先，日益递增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和福利代价更昂贵；其次，较高的弹性将会使得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最后，较高的弹性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这样会导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额更少”。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对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变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必然增加。弹性增加将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不稳定。但是该结论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质疑，运用HO理论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结论显示开放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没有明显的联系，如前文所述，他认为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对劳动力的需求指国家层面对劳动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则指对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在非技术劳动相对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否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增加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四、小结
短期和中期CPI走势成为影响投资者和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CPI可能持续处于高位的担心,使得市场对未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尤为关注。影响我国短期和中期CPI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观点,劳动力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而近几年来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缺乏现象就是重要的佐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劳动力供给的问题通常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二是从调研的角度来搜集原始数据。而本文选取第三个角度,即从估算失业率的角度来对劳动力供给情况进行侧面的分析。
对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中,日本和韩国的历史经验常常被提及。通过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宽口径就业数据和人口数据对我国的失业率进行测算,并且比较日本、韩国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时期的失业率情况,可以测算我国失业率水平在7%左右,同日本、韩国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至2%的失业率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不能简单套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未来两年我国来自劳动力价格的通胀压力应该仍然是相对温和的,从2010年末到2011年不会发生突变,影响2011年价格水平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农产品因素。
基于统计局宽口径就业人数进行失业率测算的方法
我国当前在就业情况统计中存在多种口径,其中统计年鉴上的就业人员是最宽泛的口径,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其次是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时的从业人员,其定义为2008年12月31日在第二、三产业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在岗的从业人员,未包括上述范围之外的从业人员。再次是2008年普查中的单位从业人数,应该是剔除了第二个口径中有证照的个体户之后的从业人员。第四个口径是职工,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人员。
本文对失业率的推算中,就业人数分子选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最宽口径的就业人员数据,而劳动力人口分母为16〜59岁(含16岁、59岁)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人口=[(16〜59岁人口)-在校大学生-在校高中生]×(1-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占总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我国失业率的大致水平在过去几年保持在7%左右。
严格来说,用来估算劳动力人口的分母应该是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总量,其数量上会比劳动力人口总量小一些,这样可能造成7%可能高估了实际的失业率水平。这和我国4%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相比,7%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水平,而且在农业就业人口等方面还存在其他隐蔽性失业的可能。
日本和韩国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期均呈现出失业率下降
市场比较关注的劳动力供给案例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到90年代的韩国,认为这两个经济体在这两段时期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从失业率的情况来看,日本在当时失业率从2%下降到了1%,韩国失业率从80年代的4%下降到了1995年的2%,这两个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期所表现出的失业率的下降,同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日韩相应时期失业率下降和近年来中国7%的整体失业率水平完全不同。尽管当前中国出现了部分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将全面快速上涨。考虑到中国当前整体7%的失业率水平,2011年中国的整体劳动力价格应该仍然保持温和。另外,日本在70年代转型后失业率明显上升,韩国在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水平也高于90年代。日韩的发展经验也表明,结构转型将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谈论劳动力价格走势需要兼顾人口结构和失业率因素
当前中国高失业率和媒体报道的薪酬大幅上涨似乎是一对矛盾的现象,而事实上却不该简单地得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快速上涨的结论。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2.6%。是否出现失业率水平下降应该是关注是否将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的一个辅助指标。
7%的失业率估计可能仍然是低估的
尽管7%的失业率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但是这一数据仍有被低估的可能,主要是因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隐蔽失业的。
农村隐蔽失业的失业率可能在9%左右
假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中有1/3左右的人仅从事少量农活 ,即可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在本地从事非农业工作,按照统计局农调司的数据,2008年本地农民工为8501万人。因此,实际的农村隐蔽失业人口为以下计算公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的1/3 - 本地农民工。
从2008年数据为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3394万,就业人口77480万,本地农民工人数为8501万,农村隐蔽失业人口1773万,长期失业率为7.09%,而含农村隐蔽失业的长期失业率为9.15%。
对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估计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如果用劳动力总人数×农村人口占比来估算农村劳动力人数,而再用外出农民工=农村劳动力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来推算外出农民工数量,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约为1.46亿,这一结果和统计局农调司所估计的1.40亿相吻合,加上本地农民工8500万,总的农民工数量约2.25亿。
从日本韩国经验看高失业率和高工资涨幅并存的情况很少见
不论是日本的数据还是韩国的数据均显示,失业率和工资涨幅之间的关系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十分吻合,持续的高工资涨幅仅仅是发生在低失业率的情形下。尽管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存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水平共存的时期,但这一问题应该是和当时的供给冲击和政策应对失误有关。在政府政策不出现明显失误和没有大的供给冲击下面,考虑中国7%的失业率水平,要出现持续的快速劳动力价格上涨应该是个小概率事件。
应该看到,中国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局部和特别时段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一些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缺陷使得农民工春节的回流造成每年春节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此外一次性的工资修正和持续的工资上涨机制对通胀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将失业率这个指标纳入判断将来是否会出现持续的工资性上涨的关注指标。就2010〜2011年而言,影响CPI水平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仍然是农产品价格。当然,对劳动力价格走势的判断是建立在当前中国失业率7%的判断基础之上的,而失业率7%的判断不论是和统计局的数字还是和部分研究机构进行的调研结果来看大致吻合。如果我们对失业率7%的判断是错的,实际失业率远低于7%,那么意味着中国的GDP被低估的程度更加严重。
关键词：劳动力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 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凭借这一比较优势，我国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一、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分析――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均上升很快。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呢?下面将选取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美、法、日、德是典型的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泰国、巴西和巴基斯坦是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
在讨论劳动力价格时，由于各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我们选取对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制造业是相对集中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反映劳动力成本中比较有代表性；二是近年来“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现象，我国制造业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引起了各界的讨论；三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进行了专门统计，有利于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一)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
由表中可知，从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水平看，我国远远低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以2003年为例，我国大约是美国的1/22，法国的1/16，日本的1/23，德国的1/23。较之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韩国的1/14，泰国的1/1.3，巴西的1/2.6。因此，从劳动力绝对价格水平来说，我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低价格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分别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低成本优势已经受到一定挑战。
(二)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在考虑劳动力成本时，不能只比较绝对值。在分析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各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比较。因为劳动力不能单独发挥作用，需要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劳动力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生产效率、资源耗费、产品质量等方面。限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虽然对数据的精确性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得出。同样由表中可知，劳动生产率位于较高水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一般在6～8万美元之间。其次是韩国等新兴国家。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突出。以2003年为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43，法国的1/38，日本的1/36，德国的1/35。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巴西的1/3，巴基斯坦的1/2.2，印度尼西亚的1/2.4，泰国的1/2.2。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不容乐观，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的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低价格优势的发挥。
二、多角度分析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短期劳动力绝对价格优势仍然存在
从国际比较不难发现，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仍然存在。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从亚洲整体水平看，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劳动力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产品能以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
(二)长期发展已面临挑战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受到冲击。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明显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等周边发展中国家，部分制造业生产厂商已经开始从我国向这些国家转移生产线，这对我国是个不小的冲击。可以说，我国的廉价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势必上升，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进一步削弱。
(三)考虑劳动力相对价格，我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
劳动力相对价格是指每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其产出价值之比，也即表中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以2003年为例，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约是美国的1.9倍，日本的1.5倍，巴基斯坦的3.5倍。可见，以劳动力相对价格作比较，则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根本不存在。
三、片面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弊端
(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有所波动。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报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由1998年的24位下降到2000年的31位。其中不乏有指标变动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评价的主观因素影响，但是中国排名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当前世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急剧增大，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减弱。这也表明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
(二)我国贸易利益流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缺乏竞争力、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低，大部分贸易利益被欧美发达国家获得。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形象地描述。如图所示，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产品的各个业务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排列形成一个“微笑曲线”。中国的加工贸易就位于这条曲线的中游部分，即生产制造环节，不仅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优势都在于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环节存在激烈的竞争，微笑曲线因此变得越来越陡峭。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比越来越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者由于技术的垄断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产量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中国经济必然陷入“贫困化增长”。
(三)贸易摩擦加剧
近几年国际上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据WFO报告，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遭遇反倾销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国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进口国的同类产品。近年来我国产品不断受到北美、欧盟等地区的反倾销指控，使我国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生产。
(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过度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必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企业不愿更新技术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资本和劳动力两者的选择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劳动力来取代设备更新。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用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在客观上大大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低工资、低教育水平、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
从数量和规模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数量上的贸易大国未必就是质量上的贸易强国，我国的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迫切需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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