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36:1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劳动力供求理论，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 失业；失业属性；失业理论
一、关于失业属性
失业的概念一般被解释为劳动者要素未能与生产资料要素结合。这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从失业的本质属性出发作出的定义。而从失业的一般属性上讲，失业即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发生失衡。劳动供求失衡是失业问题最一般的市场表现和最基本的市场特征。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要素代表了劳动的供给，生产资料要素则代表了工作岗位，也即劳动的需求。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结合就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协调配合得好，可实现劳动供求的均衡，反之，就会出现失衡。要素之间的结合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所以劳动供求失衡也包含三种状态：(1)劳动的数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数量供给大于市场的需求，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2)劳动的质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质量供给水平偏低，达不到市场对劳动者的质量要求，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3)劳动的结构供求失衡：劳动资源供给的技术专业结构和性别年龄结构以及地域结构等与市场所需不匹配，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这三种劳动供求失衡状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内在生成机制上，因而可以说其失业的属性不同，或者说，这三种不同的劳动供求失衡状态，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失业属性。它们可分别被称之为：数量性失业、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许多失业问题研究成果也用类似的概念和称谓去划分失业形式或类型，但本文认为，尽管人们观察和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现象，但“形式”只描述了其外在表现，“属性”则揭示了其内在规定性，而用内在规定性来对事物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更充分地体现出事物的差异。
从失业理论史上看，似乎除了凯恩斯在谈论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失业的描述时，触碰到了“属性”一词外，尚无人将“失业属性”作为一概念使用。然而人们对失业问题的探讨则多涉及对其固有特性，也即失业属性的分析，以下分别论之。
二、对数量性失业的认识
凯恩斯之前的传统失业理论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失业存在的，基于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可以随劳动市场供求状况而变化，只要工人愿意按现行工资受雇于雇主，就不会存在失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就曾明确提出：“只要有完全自由竞争，就会经常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工资率与需求相连，使每个人都能就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失业，如果出现，也是“自愿失业”。
凯恩斯理论问世后，承认了仅靠市场自发力量不能达到劳动供求均衡状态，他认为，所谓“供给会自身创造需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即不论就业量取何值，不论产量和就业量在何水准，总需求价格总是永远等于总供给价格，社会上并没有任何阻碍充分就业的力量。凯恩斯认为这一假定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状况的。他写道：“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2J
那么，什么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失业属性呢?凯恩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所谓“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本人的解释，就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之间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即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愿意多雇佣工人，以扩大产品总量。当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既不增雇工人以扩大生产，也不减雇工人以缩减生产，因为这时资本家预期获得的总利润已达到最大量，从而生产和就业在这个时候达到均衡状态。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会减少雇佣工人，以缩减产品总量。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由于一个特定的总供给价格和特定的总需求价格都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总就业量来说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必然引起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的变化，总就业量与总供求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也就说明了就业量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供求关系，也是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社会”所具有的“非自愿失业”的真实属性。可以说，凯恩斯是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脉象了的，他发现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通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生机理，又通过对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出劳动供求之间的均衡机制。应当说已经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某种内在规定性和一定的属性特点。
三、对结构性失业的认识
凯恩斯理论抛出后，虽然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而很快上升为失业理论正统地位，但由于其观察视野仅局限于总量性失业，且是经济萧条时期的总量性失业。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经济繁荣时期仍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自愿失业”，因而受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质疑。
弗里德曼认为，失业率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失业率”，即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另一种是“自然失业率”，即“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的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也就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所谓通过国家干预就可以消除非自愿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认为“自然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始终存在的。只要资本积累继续进行，不管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自然失业往往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转移。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发展，对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的要求提高，使这种转移不能很快完成。在信息不完备、部门之间劳动力供求结构性较强、培训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部分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失业。这种失业的存在与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实际结构性特征有关，也与“劳工市场的有效性、竞争和垄断的程度、阻碍或促进人们变换其工作岗位等”实际因素的影响有关，而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无关，是在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均衡但结构不均衡时出现的失业。因此是难以通过政府的反周期政策来消除的。
弗里德曼观察到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失衡这一资本主义失业属性的又一个侧
面，因而是一种理论进步。
凯恩斯失业理论的局限性不仅被其对立学派所诟病，而且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人意识到其只注意到了劳动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失衡这一失业属性，而没有注意到劳动供求在质量上和结构上失衡等其它失业属性。并且正由于这一缺陷，使其无法解释后来资本主义经济中遇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与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后，詹姆斯・托宾、杜生贝、约翰・希克斯等所谓“后凯恩斯主流派”代表人物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开始从劳动供求的结构失衡角度对资本主义失业属性进行观察和分析。
结构性失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所引起的失业，因为这种结构性失业具有相当普遍性。在任何技术条件下，失业者都有可能由于技术工种不同而不能填补现存的职位空缺。
托宾认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实际即指劳动市场的均衡，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即意味着劳工市场的失衡。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政策只能解决“就业水平”失衡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存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等就业结构失衡的情况，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的数目差额不能互相抵消，所以，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并不一定与失业率的变动直接相关。他也明确质疑菲利浦斯曲线关系，认为通货膨胀的加速进行不可能使不相适应的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得适应起来，从而也不可能因此降低失业率。
杜生贝在托宾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说：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就意味着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这不仅因为存在工会操纵工资率和大公司操纵价格的情况，更由于劳工市场是由许许多多局部市场组成的，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是高度分散的，且各个市场的工资变动状况会相互影响，彼此推动。所以只要个别市场上出现了职位空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就会推动整个工资水平的上升，推动整个物价的增长，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希克斯则注意到，劳动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的产业部门结构，在同一时期，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而落后部门往往基于“公平性原则”去追求与先进部门一样的工资水平，结果一方面推动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落后部门增加劳动雇佣的积极性，加剧了失业。希克斯虽然讨论的是工资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但观察到的则是劳动供求在市场上的产业部门结构差异和失衡。
结构性失业问题本不是托宾和杜生贝等人最早提出的，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的“摩擦性失业”概念，与结构性失业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只不过它较着重于失业“季节性”、“临时性”和“局部性”而已。但托宾等人通过对失业的结构性观察，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并从劳动供求的结构失衡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则是对凯恩斯总量失业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四、对质量性失业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失业属性作出重要发现的，还有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兹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文中明确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实际上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他认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越高，人口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其国内的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贝克尔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使用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析，弥补了五六十年展经济学人力计划理论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源建设成本问题的缺陷。
贝克尔还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决策和成本一效用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时间价值”理论与儿童“量一质”权衡理论。
在舒尔茨和贝克尔之后，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又提出了“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进一步发展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对于人力资本投入与降低失业率的关系，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使其具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更能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从而具有更低的失业风险。
人力资本理论这种将劳动人口素质直接视作为资本要素的观点颇具理论意义，因为它对于解释劳动市场上由于劳动供求质量失衡而引起的失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五、对失业属性变化微观基础和区域差异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它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受到理性预期学派打击之后，吸取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学派的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并在与理性预期学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新凯恩斯主义者坚持凯恩斯的基本信条，在凯恩斯传统下构建微观基础，并以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理论观点复兴了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失业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了独特而又新颖的劳动市场理论。它主要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失业回滞理论、隐含合同理论等。
新凯恩斯主义的特点是从微观角度观察和分析引起劳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所以其研究显得很局部，甚至很琐碎，但它对劳动市场的功能作了更加深人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了失业属性变化的微观基础和依据，也反映了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势。
不管是新老凯恩斯主义或是货币学派，都把失业问题定位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社会中的经济现象。以刘易斯、托达罗和希金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注意到了现代世界经济格局中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经济区域以及发达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两种明显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发展水平，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经济所面临的失业问题又与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不完全相同，其失业属性有着自己的独有特征。
刘易斯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市场呈现出劳动力数量无限供给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呢?刘易斯认为，一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总量，从而劳动力资源总量存在大量过剩；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经济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和经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前者获得劳动工资收入，后者只能获得最低生存费用。前者的边际生产力必须大于边际成本才能受到雇佣，后者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仍在维持最低费用的生存，所以前者的收益恒大于后者。这种情况下，前者只要开出一个工资水平，并且如果劳动力在两部门间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低收入的农业劳动人口一定会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给城市带来几乎是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城市中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
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还不断向城市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迁移者可以考虑城市和农村各种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但他们通过迁移选择那个能取得最大“预期”收入的工作。
刘易斯和托达罗都是跳出城市来观察城市失业问题，敏锐地注意到由于城乡之间“最低生存费用”的差异而造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几乎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几乎永远处于失衡状态。
希金斯则注意到，不发达社会存在一种经济的“双元结构”。一是“先进部门”，二是“原有部门”。“先进部门”首先是通过外国资本投资开始发展的。外国资本带来了新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然而这些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将许多劳动力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尽管有投资的扩大，但这种技术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的吸收极其有限，并且往往其投入系数是固定的，即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度是极低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无论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如何变动，由于技术性的制约，都会产生过剩劳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工业化的过程，且多数国家是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因而都难以避免工业化不断地排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结果。希金斯的研究提示了欠发达经济中的另一失业属性，即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
从凯恩斯对劳动供求数量失衡的观察到“后凯恩斯主义”对劳动供求结构失衡的认识和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供求质量失衡的认识，从货币主义对发达国家“自然失业率”的捕捉到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市场变化的观察，可以看出，人们对失业属性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并且正是这种深化使失业理论得到不断发展。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形成与运作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规定是：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其次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 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 )。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 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 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
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 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 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结构性失 业研究文献 述评
在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必然趋势下，我国经济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我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及解决我国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本文对国内外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一、马克思的结构性失业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结构性失业，集中体现在对结构性失业成因及表现形式的论述上。马克思提到：“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质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上述论述表明：伴随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继而“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里的“局部职能过剩”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无法与新形势下的对劳动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继而引发失业。在结构性失业的表现形式方面，马克思提出：“这些因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找出路。”这种情形即为一些行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一些行业存在空缺职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缚到一定的生产部门，并且成为该部门的熟练工，一旦他们失业，短时期内很难形成别的技能，无法胜任新的工作，从而成为结构性失业人员。
二、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关于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述评
西方各流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研究，其后的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经济学流派在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探讨和关注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了各具特点、有所侧重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失业理论及就业对策的考察，将对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理论。摩擦性失业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专业、季节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业。在货币工资充分弹性的假设下，古典学派认为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由此可见，古典学派认同结构性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提出这一客观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技术变革。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到：“劳动阶级认为，机器的使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并非基于偏见和错误，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正确原理”。这说明李嘉图已注意到：对于劳动者来说，机械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
2、新古典综合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学者詹姆斯・托宾和杜生贝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层面分析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将劳动力市场依据工人的技术状况细分为若干个局部子市场，每个局部子市场实际上只是很狭窄的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因此难以彼此替代。由于劳工市场供求结构方面的不相适应会形成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托宾则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将无技能的劳动力训练成有一定技能的，将不熟练的劳动力训练为高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来缓解结构性失业。
3、货币流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弗里德曼在就业方面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该假说中的失业是指自然失业，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以及受到就业结构方面的制约而不能就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自然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而长时期的摩擦性失业就可以被归结为结构性失业。因为在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都要求劳动力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进行得很快，即劳动者在失业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该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相反，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缓慢滞后，劳动者失业后不具备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培训过程才能上岗，该失业就被认为是结构性失业。由此可见，货币学派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指出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至于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只是简单谈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的影响。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上，货币学派主张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
4、发展经济学派的二元结构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集中探讨了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失业。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刘易斯等人主张：农业部门是传统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低，人口众多。这里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但现代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而且从业人数少，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吸引。这样通过加快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就可以增强其吸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能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但劳动力在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素质及工作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转移消化过程并不理想，这样就造成结构性失业。
5、经济增长理论的结构性失业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阐述了劳动力供求结构转变的必然趋势。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如下：在产业结构层面，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三大产业间的顺序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在部门结构层面，则从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转移，之后又从工业转向服务行业；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动是必然，二者变动的不匹配必然带来结构性失业。
以上阐释了西方各经济学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不仅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结构性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不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状况，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这些理论不仅对如何认识现阶段我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也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多思考启示。但同时，这些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以上各学派都研究了结构性失业，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但是理论是为实
践服务的，各学派的主张基本是针对各国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的。比如凯恩斯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现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危机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国家干预调节经济，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从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张。第二，各学派都更多关注自己研究的领域，而没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劳动力的供求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不匹配问题。事实上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人口等方面的综合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论证失业问题，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会有偏颇疏漏之处，也就很难用以全面正确地服务于实践。
三、国内学者结构性失业研究成果述评
我国的结构性失业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显，不少经济研究者开始着手从理论和现状两方面来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成因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在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方面，谌新民教授《当前的结构性失业与再就业》一文中就曾指出，针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现象来说，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仅是形势严峻的背景，而结构性矛盾才是当前失业问题的主因。他认为影响中国就业问题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产业、地区结构、劳动力素质和制度安排。胡鞍钢认为，我国目前的失业属于以结构性为主的综合性失业。它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也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既包括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总量所引起的失业，也包括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所引起的失业。董志强和熊斌等一些专家与堪新民的观点相似，都论证了结构性失业是当前主要矛盾，总量失业次之。其后学者严燕飞对结构性失业的理论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类型区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对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对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经济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改革及人力资源的结构刚性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认为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就业技能培训。凌培亮、吴少红(1996)则从结构性失业与激化的动因包括社会结构、人才构成、知识结构、技术结构、地域结构五种结构性失业着手，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给教育改革或职业教育带来的思考。李刚(2000)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适应产业调整以及劳动要素流动性低下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最大战略。杨宜勇(2001)提出发展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关键。冯煜(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失业率的影响。毛炳寰在分析失业的原因时认为结构调整并不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才是主因。康就升(2003)指出我国城镇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要素流动滞性、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迅速转移和就业分布不均衡，主张采取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就业需求结构和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结构等措施。严燕飞(2004)主要从劳动者总体素质低下，教育体制落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成因，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推行劳动预备制度，改革教育体制及完善劳动力市场。马子红(2005)主张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减轻我国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杨亮、白清平(2006)从教育、体制转型、劳动动力转移三方面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指出解决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机制和人才选拔制度，尽快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等。张道航(2007)则提倡政府采取就业优先战略。吴王元(2008)从高等学校、用人单位、家长及大学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之间不匹配，比如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区域分布、性别构成等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在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两大观点，一大观点关注引起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转变的因素，另一观点关注导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没有随其需求结构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的因素。
总之，结构性失业是我国转型关键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个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结构性失业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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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分割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不能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存在着流动性障碍。这种流动性障碍从市场角度来看，可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结果。具体来看，市场本身选择所形成的市场分割，实际上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由体制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复杂性。不论是哪种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其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力转换成本的存在，使企业在用外部人替代内部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越是企业的重要人才，劳动力替换成本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外部人”愿意接受比“内部人”更低的工资，但在低工资不足以弥补劳动力转换成本时，企业宁可用高工资雇用内部人，也不愿意用低工资雇用外部人。这样一来，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就成为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替换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必须为解聘员工而支付很高的解聘成本。解聘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比如支付给被解聘员工一定的费用、被解聘员工所留下的岗位一时招不进合适人选时所导致的损失等，也包括非经济成本，比如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等。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解聘成本是很高的。它们若想解聘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和干部(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高解聘成本，这其别是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巨大，前者比如被解聘员工的抵制和新闻媒介的报道等，后者比如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二是聘用新员工所必须支付的各种聘用成本，包括工资成本、搜寻费用、城市增容费和其他支出等。用人单位在替换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宁可继续在内部市场雇佣低素质的劳动力，也不愿意从外部市场中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
摘要:我国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市场分割情况，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造成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市场分割理论为分析和解决“知识失业”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劳动力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和普通的物品不同。人力资本理论它关注的是劳动力的素质等问题，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和培训当成是个人的投资方式。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就是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理论界一致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供求的机会，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都必须从事大量的市场调查工作。所以求职者为了能够找到工作，老板为了招到员工，他们两者之间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收集信息或者做市场调查。经济学家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双方拿出多少时间做市场调查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与投资的理论问题。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方法很难做到让人满意，所以有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分析方法。這种分析方法是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第一级的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工作比较安全等等，第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工资比较低、工资条件比较差、晋升的机会比较少、就业也不稳定、是非常容易进入的行业等等。有了对劳动力非匀质性认识的深化，使得经济学家将关注点转移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方面。人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可以选择的方法。在一个适度的时间界限之内，人们要想对所有的就业机会做出判断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首先要决定哪类企业是值得你考虑的对象，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企业的各种基本信息再来进行寻访。
二、劳动力的非匀质性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它与宏观经济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固定工资制度，经济滞涨问题才能够有可能得到解决。利润的分享制影响着就业的稳定，它能左右就业水平的高低，比如韦茨曼他认为劳动力需求出超导致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有利于维持就业的规模的稳定，因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一个极点上来看，如果工资水平是由效率工资理论来决定的，那么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工资制度与分享制度就只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分享制既不能影响就业稳定，也不能影响就业规模。
利润分享制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的影响，它的基本原理是利润分享制使劳动报酬能够对宏观经济波动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工资能够更加直接地对总需求做出反应，所以利润分享制能够使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成本处于降低。尤其是在美国，工资地合约一般是以三年为期，所以即使在合约期内宏观经济出现了较大地波动，但是由于合约没有满，工资仍然不能发生变动。因此，在合约期内就业数量成为了调整地重点对象，如果工资按比例与利润挂钩，调整的重点就可以一部分转向价格要素。
利润分享制受益的对象是全体的员工，它评定的基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绩效，所以它是一项特殊的群体激励计划。在固定工资制度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所得与劳动投入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因此，为了确保劳动者能够投入全部的脑力与体力，企业就必须建立一个由各个管理层面组成的复杂的监督体系。假如用物质激励员工的方式，将员工的工资报酬与工作的努力程度联系起来，那么员工工作的热情就会大大的提高，员工的劳动绩效就会获得相应的改善。除此之外，因为是一种群体的激励制度，一个人的劳动报酬与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工作勤奋程度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成员都有监督其他成员工作勤奋程度的动力。来自于群体成员间的监督压力有利于提高员工劳动投入的质量与数量，这就改善了在传统工资制度之下，员工偷懒而其他员工视而不见的现象。
三、劳动力市场
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是靠工资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主要措施是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早期的双元结构理论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维度。它与双元结构理论的联系最为紧密，它特别强调的是就业稳定及持续能力。第二个是双元结构图的综合程度，最初的双元结构派他们是拿城镇中一少部分人的工作经历与其他手工业者相比，这是不全面的分类。最后有增加了分类的类别，在原有的双元结构之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分支。第三个是双元结构学说本身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结束语：劳动者作为人的经济价值却常常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经济学才能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参考文献
[1]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王询.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N].光明日报，2000-04-20（Z07）.
[2] 刘大勇，贾楠，陈忞潇.基于劳动经济学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分析[J].经济经纬，2008（02）：97～100.
[关键词]高校 化学专业 学生就业
化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三、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一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近年职业中介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指导，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资本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操作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
一般来讲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将如鱼得水。懂技术、善管理、了解国际市场运作规律的人才最受欢迎。一句话复合型人才越来越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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