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36:0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非遗文化的类别，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一）京剧视觉元素
京剧是集文学、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于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其视觉艺术形象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服饰以及舞台道具、装饰这两种类型。其中服饰涵盖了服装和化妆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京剧人物的脸谱、服装以及附属用品，用于表现京剧角色的人物身份以及性格特点。舞台道具以及装饰物品包括文房四宝、烛台、船桨、马鞭、各种武器等，同时也涉及到整体的舞台摆设。例如桌椅是最常见的舞台装饰道具之一，结合不同的戏剧情节可以充当不同的用途，像桌、山石、床等。这些视觉元素是组成京剧的重要部分，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载体。
（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
综合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来讲，主要指的是当消费者针对这一产品进行初步浏览时，第一时间可以通过视觉捕捉到的相关元素，例如构图、形状、颜色、文字搭配、背景画面等（张琦、周杨静、曹艺馨：《中国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探索――以南京博物院文创产品为例》，《大众文艺》2019 年第19 期）。这些元素能够为消费者评价这款文创产品提供依据，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产品设计融合的主要桥梁。通常来讲，这些视觉形象可直观反映该产品的实际用途和设计意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现。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非遗文创产品研发，故宫博物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均进行了文创产品设计。结合具有历史文化气息和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具有实用性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力度，也可以使消费市场内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三）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在京剧表演过程中，蕴含了多种多样的视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极强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特点。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在设计非遗文创产品的过程中，为了凸显京剧的实际内涵和文化寓意，需要将京剧表演中的诸多视觉元素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与文创产品的实体结合起来，通过视觉形象来体现产品的实际功能和想要表达的内涵，当这样的产品流通到消费市场后，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产品的实际价值，也可以有效实现京剧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在设计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挖掘京剧表演中的文化元素，并且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创产品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一）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
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通常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京剧脸谱。脸谱是京剧的代表元素，也是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能够非常直观感触到的。当人们看到色彩多样的脸谱时，第一反应便是京剧，因此对京剧来说，脸谱是应用价值最高的视觉形象符号。其次是京剧服饰。京剧服饰按照其功能可以分化成蟒、靠、帔、褶、衣这5 种形态。京剧服饰不仅沉淀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韵味，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视觉美感。再次是京剧头饰。京剧头饰也分为多种类别，例如旦角的头饰有正凤、偏风、六角花、包头帘、串蝴蝶、蝴蝶顶花以及泡条等。京剧头饰涵盖了繁复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集技艺和精巧于一体，已经成为京剧的主要代表元素。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进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其目的不仅是做京剧文化的科普，也需要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因此在提炼视觉元素的过程中，要与当前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相符，与消费者的实际认知相符。对客观的视觉元素进行形象转化，打造出符合消费者视觉观感以及消费心理的视觉形象符号，需要具备极强的艺术性和专业性，才能够真正实现京剧文化传承和文创产品价值提升的双重目的。1.脸谱视觉形象转化由于脸谱已经成为了京剧独特的代表符号，那么在利用脸谱进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其形象转化方式不仅要突出脸谱的固有特征，也要在当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创新。传统的脸谱视觉形象是以平面绘画以及色彩搭配的方式展现出来的，长久以来这种视觉形象应用极为广泛，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为此，我们可以在脸谱线条以及图案拼凑的基础上，利用单一形象配合镂空技术打造立体图形，例如将脸谱雕刻在毛笔笔杆上，制作成吊坠等。也可以单纯提炼脸谱的色彩搭配方案，将其作为某一文化产品的整体色彩结构，这相较于直观的进行脸谱图案设计来讲效果更好。2.服饰视觉形象转化当前大部分的京剧服饰视觉形象转化是结合其色彩以及花纹进行的，但是京剧服饰自身是多样化的，因此，在提取其基础的色彩和形态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其本身的绘画纹样进行转化。例如可以将京剧服饰中的飞禽以及梅、兰、竹、菊等纹样提取出来，和文化用品、古风用具等融合起来，其挥洒恣意的形态能够提升产品的内涵，同时也可以着重突出京剧服饰的细节美。另外也要善于将视觉形象转化为意识形象。例如京剧服饰中有大量的五彩飘带、翎子等，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灵动的姿态。这些可以作为视觉形象转化的依据，融入到书签、木簪、扇面等中，通过灵动飘逸的笔触来勾画出动态的形象，不仅能够赋予文创产品生机和活力，也可以展现京剧服饰之美。3.头饰视觉形象转化京剧中的大量头饰极为精致，这些也可以成为文创产品视觉形象转化的主要灵感。由于当前大部分的消费者在进行文创产品选择和消费时，更加青睐于那些极具艺术底蕴的产品，那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京剧头饰的既有形态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例如通过头饰绒花提取，与颈枕结合起来，设计头面眼罩等（张苇、徐雪、姚佳辰等：《地域文化性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以盐城水浒文化博物馆文创设计为例》，《美与时代》(上)2019 年第9 期），这可以确保文创产品具有新潮性和实用性，是进一步加强文创产品应用价值的关键。
关键词：区域非遗；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学生；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109 -03
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开展，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师生积极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是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高职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为办学基础，在培养技术性人才之外，理应担负起传承地方文化、以文化育人的职能。
六安地处安徽西部，现保存973项“非遗”项目，涵盖15个“非遗”资源类别，其中庐剧、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大别山民歌、抬阁肘w、舒席制作技艺、柳编制作技艺和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艺7个项目已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借助地域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高职院校，既有利于建设校园特色文化，又有助于唤醒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情。鉴于此，笔者以六安市某高职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并辅以访谈调查法，就高职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状况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8份，其中有效问卷325份，回收率为96.15%。参与问卷调查者女生人数为182名，男生人数为143名。其中本地人群305人，在城市生活33名，在县城生活42名，在乡镇生活109名，在农村生活121名，样本选择及比例基本符合现实，确保所得数据真实有效。
一、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况
（一）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知晓程度与了解渠道
表1显示了14个入选国家、安徽省及六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其中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艺选择最多，分别占全部选择的18.4%和17.76%，民间竞技“显杨冲叉”和民俗“邀大岭”选择较少，分别只占到1.42%和2.96%，可见地方特征鲜明且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项目最被人熟知。
表2展现了受访者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信息的主要渠道，结果呈现多元化。通过电视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主要渠道，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可见受访者大多通过间接方式来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亲身参与皖西非遗活动比例较低。
（二）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
结合表3、4、5数据来看，87%的受访者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感，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有用。49%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丰富知识、开阔视野”，30%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遗能够帮助自己“融入地方文化，认同感加强”，14%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遗可以“增强地方自豪感”。可见，绝大多数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喜爱的，虽然对皖西非遗总体认知度不高，但对大部分学生对其价值是认同的。
（三）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知
统计显示，93%的受访者认为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重要，86%的受访者愿意参加皖西非遗文化保护活动。可见高职学生对当前皖西非遗传文化承状况比较关注，参与愿望较强。
表6显示，高职学生对亲身体验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浓厚的兴趣，愿意通过直接方式了解非遗。观看宣传片、听讲座、主动向他人宣传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说明高职学生有主动了解皖西非遗的愿望，对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较高。
表7显示了高职生对当前皖西非遗保护面临阻力的看法。受访者群体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强是普遍现象，在宣传上政府主导作用缺失，没有很好带动公民保护意识。“年轻人不喜欢老旧的事物”“外来文化冲击”“传承人少”三个观点的选择表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与表现形式缺乏生命活力，覆盖范围小，影响力弱，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成长需求。
受访者群体普遍认为在学校设立非遗课程与政府宣传同等重要；21%的受访者认为须加强政策立法保护，严惩破坏行为；16.6%的受访者认为开展公益活动、增强校园参与度也是非遗保护工作改进的需要；15.2%的受访者认为须充实校园科研，培养传承人。
二、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点
第一，普遍关注皖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及保护意识强。高职学生对皖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持肯定态度，认同非遗价值，愿意亲身参与宣传保护，积极关注地方非遗文化保护及传承状况，重视非遗文化传播中学校和政府的教育宣传作用，展现出主动参加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良好愿望。
第二，缺乏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认识。如在最熟悉的皖西非遗项目调查中，虽然有36.16%的受访者选择了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艺，但在访谈中发现，部分受访者只知晓商品化的六安瓜片和霍山石斛，对其背后的列入遗产名录的制作技艺知之甚少。受访者大部分只听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对其具体内容、表现形式、文化特色缺乏细致了解，理解流于表面。受传播力度和本身知识结构限制，高职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限于感性认知，缺乏深层次的知识理解和学习。
第三，地方文化认同感较高，彰显文化自觉精神。从高职生回答问题的态度来看，均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持赞赏态度，体现出对当地文化的热爱与认同。主动参与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自觉精神觉醒的一种体现，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能焕发生命力。
三、皖西非遗融入地方高职校园文化路径分析
校园文化是大学的核心与灵魂，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是打造高职品牌、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把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当地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既能建构特色校园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又有利于扩大区域非遗文化影响，加强保护与传承。
（一）开发课程，构建非遗教育课程体系
利用高校人才优势，组织专家学者开发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把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引入课堂，建立具有地方民间文化特色的课程体系，并根据专业特色设置非遗课程。如皖西文化类课程可纳入旅游管理课程体系，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的种植与炮制可与农学类专业挂钩，翁墩剪纸、长集皮影戏可与美术动漫类专业共同开发课程，皖西非遗嵌入高职课程教学，不仅有助于拉近学生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还有利于其本身的传承创新，扩大影响力。
（二）发挥社团功能，培养文化自觉
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途径之一。通过参观非遗传承基地、举办学术讲座、民间艺术家作品展、非遗知识讲座、民间艺术家授艺传艺、家乡非遗文化展示与民俗文艺表演等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悟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认同意识，激发对家乡文化传统的深层情感。
（三）善用互联网，增强非遗传播力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与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比，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与个性化优势更受年轻人推崇，用互联网渠道传播非遗效果更佳。但从网络传播的实际情况看，点击率高的信息更易引起关注，因此增加非遗信息重复率是增强非遗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可利用图片、文字、视频、声音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宣传非遗文化，增强信息重复率，培育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在传播工具的选择上，可借助官方网站、校园BBS、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大学生常用的媒介进行宣传，善于使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传播方式来吸引学生关注、激发参与热情。
（四）创新载体，提升非遗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显性表现。由于非遗文化传承以人为本的特性，大多数非遗项目以家庭式、作坊式形态显现，传承人年龄偏大、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缺乏当今社会生产、生活基础，难以被年轻人所接受。因此把非遗引入校园，既要保留原始内容，也要在形式上进行适当地加工，把古老的文化在现实中变得鲜活起来，让其符合青年人的思维特点，更富有时代感，从而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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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资源进行教学开发已经成为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如何将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新的教学环境以适应时展的需求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作者分析了目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术课程，并梳理了其优势和需要关注的问题，希望架起一座通向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进行思考和探索的桥梁，同时也提出了对“非遗”美术教学发展和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术教育课程资源 教学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具有恢复传统文化记忆与智慧的重要功能。非遗课程获得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并成为基础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要探讨“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明晰将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及其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充分理解非遗文化对美术教学的作用，判断出目前非遗美术教学存在的缺陷，才能准确找出此类课程的发展出路，更好地为美术教学服务，达到教学目的。
一、“非遗”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
（一）课程类型的灵活性。
非遗文化贴近传统生活和审美，积淀了劳动人民一代接一代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体现在遗产包含的历史文化、审美取向和工艺技术等价值，美术教育者能够有目的地提取、开发其中需要的部分。非遗文化包含的多样的价值注定了非遗题材教学具有灵活性，面对同样的题材，不同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和重点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以陕西皮影为例，授课者既可以借助皮影人物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艺术形象，让学生通过平面化、夸张化和戏剧化的手法自己创作设计稿，上一堂设计应用课，又可以借助皮影巧妙的制作技艺，让学生对材料进行镂刻、敷彩、合成，亲手制作皮影形象，上一堂综合探索课。
（二）教育资源的潜在性。
教育者为了满足教育需求需要不断开发课程资源，丰富的非遗是一座素材宝库，可以应对多样的教学目的。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量的非遗文化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些素材背后孕育着卓绝的文化思想和匠心独运的美学追求，提取其中优秀的元素，对于开发美术课程和提高美术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视觉性。
非遗进入课堂能够给学生带来新鲜的视觉体验，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视觉性。特别对于工艺性很强的非遗作品，不简单地用图片展示，而是直接将鲜活的素材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达到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如南通蓝印花布是中国汉族民间传统的工艺印染品，将实物展示在课堂上，让学生近距离观察、接触，其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的花纹很容易打动学生，让学生认识到朴拙淡雅的文化韵味；怀袖雅物折扇，“轮如明月尽，罗似薄云穿”，既可舞文弄墨，显露风雅，又可用于表演，展现优柔的舞姿。不同种类的扇子，或美观典雅，或清新秀丽，或温文尔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把玩和欣赏后，会生出许多疑问，这恰恰就是教学的源头活水。对视觉形象的依赖是美术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所在，非遗文化突出的视觉性，有助于美术学习情境的创设。
（四）实践性。
传统美术课以纸上作图或用泥塑造为主，非遗课程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美术课堂实践内容。工艺类非遗文化都有独特巧妙的制作技艺，如明式家具制作技艺，正宗的明式家具以精密巧妙的榫卯技g结合部件，不用任何胶水或钉子等工具。教育者可以提供简易的模型部件，让学生进行组合和拼接，充分感受匠人高超的制作智慧，体会动手操作的乐趣，上一堂精彩的美术实践课。非遗课程能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教育者根据需要降低材料和技术难度，以学生的操作体验和感受为主，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人文性。
新课程标准强调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而不是单一的技能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经历了持久的历史筛选和升华，折射出了不同地域族群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充满鲜明的人文色彩和深刻的人文魅力，其本身就具有人文性的特点，满足了美术课程对人文性的追求。如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秦淮灯会，民众通过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等诸多形式营造“万星烂天衢，广庭翻人潮”的美好景象，寄托风调雨顺、家庭美满、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是群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
非遗课程为美术教学注入了鲜活的题材和探索方向，使美术课程体系更立体，内涵更丰富，表现更多样，有助于在美术课堂上创设完整立体的文化情境。开发非遗美术课程，要充分认识到非遗文化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并发挥这些优势，弥补传统美术课程的不足，既满足学生学习美术的需求，又理解美术知识的多样性，获得艺术体验和实践能力。
二、“非遗”在基础美术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非遗教学目的的确立。
谈到“非遗”，人们往往条件反射地就想到非遗保护。但是，在基础美术教育中非遗课程的开发，绝不仅仅是从非遗传承的角度上考虑。诚然，中小学教育作为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教育范围最广，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进行非遗内容教学，是普及非遗文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对于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民间技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美术教育者更应该从美术课程的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对非遗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中小学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展，并不是为了培养传统技艺的接班人，这从中小学美术课的数量和容量上看，是不现实的。归根究底，非遗美术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中小学生的美学素质，这是所有美术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非遗文化要为美术课程服务，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非遗美术课程只会停留在对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宣传的层面上，对中小学生的美学素养的提高没有实质帮助。
（二）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的关联性。
非遗美术课程开发能力的不足，导致美术教育和非遗文化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连接。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将非遗和美术课程资源画上等号，因为非遗本身是一种文化资源，两者实质上属于不同范畴，没有从属关系。要将非遗引入美术课堂，首先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分析和筛选，对于筛选出的非遗内容也要进行剖析，提取其中能够利用的元素，进而为美术课程服务。若缺少这些环节，美术课程就会空洞，丧失教育的针对性，美术教学就陷入无序的局面。其次，非遗融入美术课程，涉及非遗的传承问题，非遗文化与美术教育之间缺乏联系，就无法使学生进入美术学习的情境中，停留在欣赏和临摹照搬的阶段，学生就不会从心底热爱传统文化。
（三）“非遗”美术教学设计的革新需求。
中小学美术课程中非遗内容的加入，能给美术教育者带来极大的发挥空间。各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制作技巧各异，教育者一方面可以在降低传统技法难度的基础上以更灵活的教学方式带给学生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非遗的人文性传授非遗背后蕴含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传统文化思想。这些方面的改变，可以为教育者提供更多元的教学手段和更生动的教学设计。目前非遗课程还未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设计过于拘泥守旧，教学内容不能以知识讲述、纸上作画和普通手工为主。除了课程设计缺乏创新外，教学内容也脱离生活实际，学生很难与精彩的非遗文化产生共Q。非遗美术课程的设计不能重技能轻情感，而要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让学生思考和感悟。
（四）作为课程资源的“非遗”的开发准备。
受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教育者在选择非遗元素作为教学课程资源的时候，在准备阶段不容易得到完善的资料和参考帮助。美术教育者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和从网络与书籍查询到的资讯，导致对教所选内容没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缺乏教研员或学者的指导，教学设计可能存在欠缺和不足。非遗美术课程范围广，类别新，教育者选择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设计课程时，很可能会发现没有前人做过这个课程或得不到有效参考，这就使课程的开发遇到一定的困难，非遗内容的精髓和细节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呈现。而对非遗的详细了解和研究，又需要相应非遗传承人的帮助，美术教育者与这些传承人之间的联系，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非遗美术课程的准备就会沦为对非遗资料的整理、搜集和罗列。
三、“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才正式提出的，所以虽然历年美术课程标准中涉及很多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内容，但还没有对非遗有专门的论述，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研究非遗美术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方向，需要充分认识非遗美术课程资源的优势，对现有的非遗美术课程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具有很好教学效果的已有课堂案例，逐步取得规律性认识。
（一）建立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多达1836项（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64项；2014年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3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名录共计153项）。国务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非遗的研究和管理日趋完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美术教育者省去了很多需要自己探索的工作，可以直接在各级名录中寻找和开发潜在的美术课程资源。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美术教育工作者可以建立自己的“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名录”。将非遗筛选进非遗美术课程资源库，需要以科学的标准进行调查和探讨。成为潜在美术课程资源的非遗首先在内容上要具有代表性，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美术的学习范围相当广泛，但中小学美术课程设置的数量有限，其中非遗课程的设置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要让学生接触到最具有民族代表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次，筛选出的非遗内容要符合学生当前的身心发展水平。从小学到初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认知水平分为不同的阶段，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能够为具体教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对于越低龄的学生，更简单的表现形式和实践操作有助于他们接受和学习；年龄越大的学生，他们的视觉能力和思维能力相较于低龄学生有很大的提高，太过简单的内容难以满足他们的知识探求欲望和动手操作需求。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教学设计，使非遗美术课程符合认知过程的规律，体现教学的循序渐进。另外，还要考察所选取的非遗内容是否贴合美术课程标准，对实现课程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其形式是否便于开展美术教学活动，过于复杂的内容会使具体教学遇到阻碍。
（二）按照美术学科知识类型对非遗进行划分，建立非遗与美术课程的联系。
要让非遗充分融入美术课程，需要对非遗内容进行充分的分析，将非遗分解成美术学科知识要素，并用这些要素与美术课程建立起联系。美术学科知识可以说是组成美术课程的最重要的内容，从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视角看，从认知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进行教学设计，会对课程内容形成更教育学化的分解，对教学方法策略的选择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非遗文化具有综合的特征，在教育者对其进行分解和组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系统的知识划分，在教学中就很难兼顾学生的认知方式，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参考南京师范大学秦华副教授的《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美术课程大致可分为美术理论、美术技法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可以分解成多个分支。例如美术理论可以分为美术史、美术造型原理、视觉心理学、美术批评等内容，技法又因专业技能领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将知识维度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识知识。事实性知识指学生通晓一门学科或解决其中的问题所必须了解的基本要素；概念性知识指在一个更大体系内共同产生作用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程序性知识指做某事的方法，探究的方法，以及使用技能、算法、技术和方法的准则；元认识知识指关于一般认识的知识及关于自我认识的意识和知识[1]。
参照知识维度的划分，我们以朱仙镇木板年画为例进行分解如表：
除了美术学科知识外，非遗美术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还要关心学生的多维度思考方式和人文修养。非遗课程给学生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和大量实践操作机会，由此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在具体美术情境中的探究可以培养人文意趣，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
（三）非遗实体教具的开发。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传统的美术课程发生巨大的变革，丰富的静态图像和动态影像资源因为获取和操作的便捷大量应用于美术课堂，美术教学的途径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多媒体教学的不足慢慢显现，一是多媒体对教学内容的呈现偏平面化，降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能力，尤其对于非遗来说，工艺性制作很强的特点得不到足够的表现；二是多媒体信息具有现成性，对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师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三是图像的大量运用会导致课堂呈图示化，削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非遗实体教具拥有其他教学手段无法代替的直观性。非遗教具的灵活运用使学生产生对所学内容的直观认知，提高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的积极性和效率，让课堂更生动有趣。另外，非遗教具的开发有效地使教育者投入教学内容的研究中，更深刻地分析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湖州吴兴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徐军老师对美术实体教具的开发具有多年研究经验，他提出了“组装式”美术教具的创制并运用到了实际教学中，开发了《怀袖雅物――折扇》、《凿枘工巧――明式家具欣赏》、《木板年画欣赏》等有深度探索的课例，取得了杰出的教学效果，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公开课。“组装式”美术教具是用纸、木、竹、泡沫、塑料等物质材料，围绕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设计的一种个性化教学用具。其最大的特点是“活”――教具不加固定，容易拆卸，便于重组，可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2]。
“组装式”美术教具为非遗教具的开发提供了参考和指导，教具制作要发挥创新精神，最大限度地减少过程中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并取得最大的效益。徐军老师在《朱仙镇木板年画》课例中，为了解决学生对年画制作里套色印刷技艺的理解问题，运用透明硬塑料薄片，将年画里相同颜色的部分涂绘在同一张薄片上，最后几张薄片一叠加，便组合成完整的年画。
一件成功的教具不仅对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有着莫大的帮助，而且能贯穿整个课堂，推动整个教学。教具的设计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这就需要教育者对教学内容有深刻透彻的理解，把教学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非遗美术教具的巧妙运用弥补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不足，两者的有机融合势必会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成为提高美术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四）基于微视频的翻转课堂\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推动着时代大跨步前进，来自现实和网络的大量视听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人们的生活中传播，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如今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和能力已经远胜从前，传统的美术教学形式愈发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具有颠覆性的新教学模式“翻转课堂”逐步走进美术教育者的视野。
翻转课堂的概念是2007年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沃兰帕克高中的两位化学老师提出并实施的，这种教学模式是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师的视频学习和理解教学内容，课上，教师对学生的疑难困惑进行解答，学生专注于问题解决的主动式教学。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学习有别于传统课堂的预习，传统的预习是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了解，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是教师提供一个简短视频供学生学习，这个视频精练了一整堂课需要教授的内容。视频播完后学生可以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反复观看，适应各层次学生不同的学习状况而不需要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重复讲解，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教师节省了讲授知识的时间，就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不同学生的解疑和水平提高上，实施个性化教育。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尤其契合非遗美术教学的需要。非遗的特殊性让非遗美术课程适合设计成设计应用课和综合探索课，这两类课程都需要在课堂上留给学生大量时间进行构思和创作。正常程序的此类美术课都需要10至20分钟的时间供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除去课堂结束阶段5至10分钟教师的集中点评，留给学生的时间非常紧凑，难以满足学生的创作需要。翻转课堂的出现，节省了教师讲授知识的时间，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设计和创作的阶段，教师集中精力进行指导，课堂效益大大提升，学生作品质量也得到保障和提高。
翻转课堂有效开展的核心和基础是课前微视频，在微视频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翻转课堂，所有课前微视频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非遗美术课程一方面发挥着传承非遗的作用，所以非遗美术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会有一定的科普性。独立性和科普性的共同作用使非遗课前微视频不仅能服务于美术教学，更能应用于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将这些微视频公开于网络等信息传递途径，使其进入大众视野，将给非遗文化的传播带来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障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非遗美术课程的开发实际上不仅承担着拓宽和发展美术教育的任务，在守护本土文化的层面上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非遗美术课程体系还处于需要完善的阶段，成熟性和普遍性还不高，基于非遗美术教学的研究需要时间论证。除了以上总结的外，非遗校本课程的开发、跨学科式美术教学、将课堂搬进博物馆的馆校结合教学等模式也是非遗课程发展和创新值得思考的方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积累大量的非遗教学经验，不断完善规律性认识，才能科学地对非遗课程资源这座“金山”进行开发，构建独特的非遗美术教学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秦华.美术学科知识类型的划分与教学条件适配的选择[J].文教资料，2016（24）.
(一)专业讲座
主要依托于本区域非遗传承教学的各级各类专业学校及各个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的支持。在目前，地区通过校企合作形式的非遗传承项目教学开展较为普遍，均取得了一定的传承效果。在这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院校专业教师对非遗的传承，也促进了非遗项目传承人对现代教学体制的新型教学方式的体验。专业讲座讲授中的人的视频、物的视频、活动的视频，均以专业性极强的讲述讲解描述非遗项目，传达非遗精髓。以视频的形式来集合优质的非遗传承教育的案例，并通过视频形式的记载上传至网站，为公众所共享。这种形式是远程教育中最为常见、利用率最高的教育形式。
(二)名家授课
非遗项目本身具有典型的活态特征，众多非遗项目传承依赖于传承人的活动。所以，传承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活的资源、活的教材。他们的高超技艺技能具有极大的磁场，甚至是行业的标杆。名家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更是具有极大价值。非遗传承教育中名家授课可谓起点高、专业性强、号召力大、宣扬面广。名家授课这种形式，通过专业演示对普世教育来讲，更直观、更能接受消化。同时，名家授课既是个人才艺技能学识的展示，也是对自我项目的推广宣扬。此外，从组织方来看更具有专业性强以及权威性的特点。
(三)教学课件
教学课件包括了PPT、讲课音频、微课等类别。把非遗传承教育的教学课件共享于数字博物馆，可为公众自由下载。教学课件下载后，可以自我更改、补充、完善。这样的教学课件对于企业培训或是学校教学，有着更加明确的针对性，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课件页面设计可更加灵活多变。
(四)动画游戏
苏州非遗数字博物馆的受众分析中，学生群体占有很大比例。学生喜好、接受事物以兴趣为先导。动画游戏是远程教育中较为受欢迎的一种。由于其参与性强、体验感明显，历来受到学生的欢迎。趣味性、娱乐性、专业性合为一体，使得非遗传统文化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接受消化吸纳。
(五)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其他网络教学模式
网络教育形式丰富多彩，例如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网络教育形式。以网络化的开发教育学为基础，与传统的学校课程一样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从初学者成长为高级人才。课程将分布于各个不同地方的授课者和学习者通过非遗某个话题或主题联系起来。非遗的传承打破了原有的一对一、一对多的传统模式，而将非遗传承、普及教学面向了普通的公众。
二、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成果
(一)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中的古籍、图书、期刊、典章等所记录的知识，是传播继承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非遗活动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的最基本手段。通过现代影印技术和翻拍技术将其数字化，上传至网络，形成电子文献资料库，便于信息的保存、检索。
(二)科普视频
由于众多非遗项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性与独特性，一般不宜为公众所详知。普及性的非遗教育通过视频来以浅显的、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大众介绍非遗的科学知识或技艺技能价值所在。
(三)教案教材
在非遗传承中已经有很多院校积累了丰富的传承教学的优质资源。教案教材的编制为非遗教学在大众化的条件下，更显得通俗易懂，尤其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更具有实战指导价值和参考价值。
(四)传承基地
非遗传承工作有多种形式，既有传承人工作室的师徒制，又有院校现代教育的课堂制，还有校企合作的传承基地模式。规模无论大或小，都是非遗传承的一种实践，但不可否定的是，传承基地的建设为非遗更好地培植公众土壤起到了更直接的影响，更深远的作用。
三、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交流
(一)学术交流交流层面具有广泛性
浏览数字博物馆的人群本身具有较多的随机性，各色各样的人群都存在着可能。不同职业专业、不同行业部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专长的人们汇集在这里，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等，使得学术论坛的交流改变了以往严谨的面目，更多的是谈论、讨论、发表观点的平台，具有随意轻松的氛围。
(二)行情交流非遗文化也是行业，有企业、有院校、有民众的多方参与
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来自于自身价值在社会经济的价格体现。非遗产品的行情起落在很多关注非遗文化的人来讲无疑是重要的，因此交流内容定会涉及到行情价格问题。
(三)活动交流作为非遗项目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没吃陈麻花，到磁器口钱白花”。重庆磁器口古镇，很多店铺经营着同一种产品――麻花。好几家都打着“陈麻花”招牌，包装和口味大同小异。但生意最好的一家始终是“陈昌银麻花”，每天都排满长队。
为什么？陈麻花制作传统技艺先后被列为区级和重庆市级非遗项目，老板陈昌银更是公认的第四代传人，因此全国慕名而来的游客觉得它最“正宗”。据说，陈昌银的麻花生意每年利润上百万元。
事实上，国内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卖的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在众多文化生意形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遗产”二字彰显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遗？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各地争相申遗，掀起了一股“非遗热”。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 986人，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非遗热”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据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商业化这味药引
根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如此庞大、丰富的非遗资源，并非都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马斌是湖南一家演艺公司的老板，经常策划、组织一些地方民俗类节目进行商业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马斌发现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舞蹈，是当地的非遗项目，于是便把会跳这种舞蹈的村民组织到城里参加商演。
跳到一半，观众大呼“难看”。尴尬的马斌付完演出费之后，连夜把村民送回老家，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舞蹈。
曾经还有人想把非专业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童谣包装成商业节目，引进到剧场。同样遭遇观众不买账。
马斌们的失败在于，这类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如侗歌、苗舞等，历史上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从原生态的土壤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要求。
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相比之下，大量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音乐类的非遗项目更具优势。他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加工、销售、治疗、表演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的。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白先勇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颇符合现在流行的“颜值”经济倾向，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则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代表，东阿阿胶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本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外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马应龙。当年互联网上流传着“马应龙痔疮膏对黑眼圈有疗效”的偏方。马应龙借势在自己“八宝古方”基础上，研发出眼部护理品牌“瞳话”，并且借网络恶搞风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为年度营销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径2.0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期作为高档工艺品销售。由于缺乏创新，样式老旧，椰雕也面临着市场瓶颈。
椰雕非遗传承人吴名驹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嫁接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出可以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设备的椰雕音箱。现在，吴名驹团队主打以椰雕为核心的创意商品生产，比如椰雕蜡烛、椰雕茶叶罐等，让原本只供欣赏的传统椰雕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链接。
北京前门大街，是老字号的聚集地，内联升布鞋总店就位于其中。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160年的历史。但在年轻消费者唱主角的今天，内联升却利用生产IP衍生品布鞋，实现了品牌向年轻化的过渡。
比如，内联升与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打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一直以来，内联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费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权后，“老门脸”秒变小萝莉。今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内联升，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才是这类非遗品牌正确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带有生产属性的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传说、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根据国家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改编的《印象刘三姐》为例，十余年间常演不衰，观众超过1 200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刘三姐》冲出了实体剧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实景舞台；第二，演出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壮族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遗元素组合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听冲击；第三，聘请当地村民作演员，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保留了原生态。
之后，印象团队又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号子传承人，在山水间重现了川江号子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事实上，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非遗生意新维度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目前，“e飞蚁”已签约了3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上千名专业匠人。除了线上展示和主题宣传，“e飞蚁”还在线下布局了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园区分为一街（中国非遗大街）、两核（非遗博览馆、非遗大戏院）、三区（非遗博览区、非遗体验区、非遗创意区）的布局建设，具备交易、展演、体验、美食、传习等功能。
另一种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一个非遗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故宫气质的齐天大福剪纸、“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 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让天下手艺人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非遗资源整合者企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互联网只是为非遗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层面打开新的维度，才是推动整个非遗产业发展的关键。
资本的风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
一个月后，由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非遗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面向全球募集，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采取专业项目投资运作方式解决非遗保护瓶颈问题，让非遗产品在市场、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非遗注入时尚 延续文化DNA
我国非遗元素繁复庞杂，从设计应用的角度出发可以分为视觉元素、材质元素、技艺元素和工艺元素等几大类。视觉元素的内容最为丰富，可分为图案、色彩、造型等子类别；材质元素包括木材、石材、金、银、铜、陶瓷、布等传统常用材料；技术元素包括书法、瓷、髹漆、蜡染、扎染、镂空印花、竹编等传统工艺，侧重于实际成产。无论从质的角度衡量还是从量的角度计算，我国的传统元素都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素材，其关键在于如何应用。
2015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羌织绣传承人杨华珍为植村秀品牌特别设计了两款具有深远寓意的羌绣图案――“source of life生命之源（不息）”“external youth青春不朽（生发）”。这次跨界合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碰撞，是一次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尝试。爱马仕、周大福等名牌，甚至一些奢侈品品牌都闻风而来，希望能相互融合、合作。杨华珍说：“我们所刺绣的图案都在反映我们的生活，技艺只是媒介，图案和内容才是创作的灵魂。”
2016年，日本SK-II推出的限量版包装和中国传统剪纸艺术相结合，选择了象征女性至高权威的凤凰图案，许下新年的美好期许同时向中国非遗艺术致敬。中国的剪纸技艺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传承，如今更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z产，一张普通的纸张在剪纸艺术家的手中不断创新传承。
2017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与NE・TIGER时尚设计师灵感碰撞，联袂打造美轮美奂的《水墨姑苏》刺绣华服大秀，展现了标志性、经典性、民族性、兼容性的现代中国特有服饰形象，呈现了数千年华夏礼服的文明。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非遗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留存，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了。其实，我们更应该看见非遗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其内在闪耀着的时尚性和现代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 非遗作为人类文化的“活记忆”，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它能适应时代变迁得以存活，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汇集了每个时代的文化精华，更吸引了当代大众的、时尚的文化观念，成为当时最鲜活的、最能吸引大众的文化形式。因此每个时代的各种时尚元素便容易与之相结合。
在时尚界，一直存在着隔代流行的规则，譬如上海流行“上海风气，时时变更，三数年间，往往犹如隔代”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的魅力，对于设计师来说，不断回到传统中，是获取艺术创作的一个途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源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拥有的非遗文化资源的数量决定了我们的创造性转换或者创新的可能性概率。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被誉为日本现代设计之父，其设计灵感源泉正源于对民间艺术的挖掘。不仅如此，日本设计师整体上主动自觉地把本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自身的设计行为当中，形成与其文化底蕴相称的设计风格面貌，营造出“日本化”的设计，在世界的设计舞台上独树一帜。
打造非遗品牌帝国 传承过去创新现在
传统刺绣成为品牌成衣高定的新宠，只用做装饰品的剪纸变身为实用性梳妆用品……在全新的设计下，非遗能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这些充满时尚简约元素的非遗产品，也让消费群体渐渐从小团体的文艺青年扩散到大众市民。非遗不只是传统艺术，随着新工艺、新理念的不断加入，在定制、混搭、“互联网+”等多种方式下，传统非遗也变得越来越时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表示，传统手艺本身即为一种时尚，与时尚消费并不冲突，手艺人应该不断革新意识，提高自身水平，让传统手艺融入现代审美。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时尚商圈仅仅还是建立我国非遗品牌万里的第一步，但是在非遗的保护进程中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CHANEL自己就拥有10多家手工坊，这些手工坊分工细致，有专门的粗花呢坊、纽扣坊、羽毛花饰坊、刺绣坊、胸针刺绣坊……每一个都是经由最专业的工坊师傅亲手制作。奢侈品能够展现出最高境界的，一定是传统手工艺所带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有那么多精湛丰富的传统手工艺，为什么没能继续发扬，为什么没有我国的CHANEL？我们难道不曾感慨，历代皇帝穿的龙袍是多么精致的工艺？
中国传统的织绣印染技艺，由于其具有极好的装饰效果和独具的美学特质，具有优先作为一种服饰装饰时尚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是精细雅洁的苏绣，还是精美细腻的蜀绣，或是灿若朝霞的云锦，它们都“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将这些经典永恒的传统元素用于时尚设计创意不仅可以表现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刻的文化内涵，更能折射出产品内在的时尚文化魅力。在每年NE・TIGER高定华服会上，不但会出现珍贵的云锦及缂丝，还在刺绣、剪纸、印染、珠绣等非遗工艺上的极尽奢华。在缂丝华服被首都博物馆收藏后，NE・TIGER为打造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奢侈品品牌形象而不断的努力。
杨华珍是率先做起品牌授权、跨界合作的非遗人。近年来，她一直和国外企业有业务往来，但是合作模式依然很初级。在一次香港国际授权展上，有一家国外企业想与她合拍动漫，由她提供藏羌文化中大鹏金翅鸟的故事脚本和图案文样，她曾感慨地说“我们只是在打工”。学习过海外品牌运作模式后，杨华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文化企业要大胆走出去谈合作，不要怕吃亏，要学习他们成熟的理念和模式，最后要静下心来做自己的品牌，同时，要深挖自己的本土文化、民族特色，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如今，在杨华珍的努力下，她的作品已经慢慢从过去仅用于鞋、帽、袜垫、腰带、围裙、衣服等拓展到了时装、家居、日用、提包、手包、装饰、壁画、唐卡等，适用范围已经从传统的实用品、装饰品拓展到时尚品、艺术品、美术品，产品档次也得到不断提升。系列产品有着时尚、美观、实用、精致的特点，把古老藏羌织绣技艺融入现代元素和民族特色，既美化了生活，也增加了生活中的文化品位，更受到了海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通过时尚创意、创新设计、跨界授权，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杨华珍也注意同时规范和提升文化企业，加速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文化企业核心价值品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的传承人张德明，让竹编这种“草根技艺”成功“牵手”世界顶级品牌――爱马仕，共同打造出一系列充满中国味的时尚艺术品。张德明与国际著名品牌爱马仕保持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他的作品通过爱马仕的大橱窗卖到了世界各地。与爱马仕成功合作之后，他发现了青神竹编广泛的国际市场，并创立了“竹福”品牌。“这样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作品，也能拥有自己的品牌。”看着眼前一件件竹编艺术品，张德明谈起未来的设想：很多年前，中国瓷器走进了欧洲上流社会，如今我想让中国竹编瓷器再次跻身世界。让传统工艺成为时尚的缔造者，需要想象，也需要实干。青神竹编正谋划着一场越传统、越时尚的转型。
关键词：民族文化产业；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马尾绣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学界争议较多的研究课题。在实践中，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冲突仍难协调。非遗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非遗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定审美意义，对其保护和开发值得关注。作为后发展的特殊区域，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比发达地区更迫切；而包括少数民族非遗在内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又决定其文化产业的差异化路径。生产性保护使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市场，为其生存发展提供驱动力，也给其有效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从中更可看出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机遇和问题。本文以水族马尾绣工艺为例，窥探其在市场化、产业化实践中的困境，从而探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良性互动的可能。
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内生互动性
（一）少数民族非遗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
目前，“文化产业以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1]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也将面临重大转型，文化发展目标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将不仅是保护对象，也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带动全部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途径，这是一条被认可的途径，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可行的途径。”[2]产业化既可以推动民族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也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整合和创新，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同。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行之路。“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3]少数民族非遗的民族性、传承性和稀缺性决定其经济价值的增值性和其必然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差异的重要领域。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符号成为文化产品符号价值生产的原材料，其生产性保护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消费性，是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产业化是少数民族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非遗在形式、构成、内容等方面不断演化、变异和发展。形式上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标，保护的目的重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基本特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为了发展的保护。没有保护，难以发展；而没有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4]少数民族非遗作为濒危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赋予它自我发展的能力，保护和发展才能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明确指出：非遗保护工作要体现“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阐述道：“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市场化已成为少数民族非遗较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也是其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化发展的形式，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特质。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非遗自身活力，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更好地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为其保护打好基础。
二、民族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水族马尾绣工艺的困境
（一）传承主体断层现象严重
传承人是马尾绣保护的关键，能否吸引更多的传承人是衡量保护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如今绣女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其思想观念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冲击，对于传统的老样式、老技艺多有轻视而不愿坚守，动辄以创新和艺术为借口，大肆改造传统绣法。就马尾绣的发展历程而言，掌握马尾绣全面工艺、具有深厚功底的多是老艺人，且人数极少。故依靠口传亲授方式传承的技艺，随着一些老艺人的辞世导致有些绣法接近失传，马尾绣艺人出现断层现象。
（二）管理混乱，产业化水平低且规模小
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在马尾绣经营者对自己的马尾绣产品分类管理不够，没有明确对产品做出分类，对马尾绣产品分类收购管理也不足。目前，马尾绣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以小企业为主。以三都县为例，主要是由两位省级马尾绣传承人韦桃花和宋水仙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获奖奖金以及融资等渠道，开办马尾绣工艺品店以及由县政府主导开办的凤之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进行马尾绣的宣传、生产与销售。缺乏大企业的带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缺乏完整的营销渠道，市场占有率低。
（三）创新不足，传统与时尚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马尾绣商品以传统绣品为主，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款式和造型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消费群体既追求时尚又寻求古朴自然的视觉与心理审美需求，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虽然当地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改善，如马尾绣片装裱画，现代服饰、女包等与传统马尾绣工艺结合，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马尾绣图案等，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协调进行，既要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更要坚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寻求保护与开发的合理度，争取良性互动，促进双赢。
（一）坚持积极保护与利用并重，实施分类保护和开发，打造少数民族非遗资源链
从产业开发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产业化。然而传统工艺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对于这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合理的。对于附加值高、已获大众消费认可、与市场经济属性结合度较高的非遗文化，可运用市场化策略进行规模化生产销售；而一些不被现代大众消费认可的工艺，就不能单纯从文化产业层面运作，而应从文化事业或文化遗产的属性思考如何保护传承。要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类别特点及其生存状态进行研究，尽快制定出符合各自特点和实际的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标准规范。另外，还要区分传承人所从事的非遗传承与开发商所从事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前者是生产性保护，后者利用非遗文化元素进行产业开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不宜用统一方式去评估。通过分类评估，对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进行整合、规划，形成资源链，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二）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构建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支撑体系
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社会效益的要求，而非遗相关的文化产业更为特殊，兼具的公益性更明显，政府的引导作用就很关键。政府要鼓励非遗市场化，以实现非遗现代转型。要制定少数民族非遗的分层保护开发管理政策，在文化分层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非遗的良性开发。要对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导。应扶持非遗类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优惠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设立开发基金，激励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生产企业要充分利用市场运作机制和产业运作力量，盘活和开发含金量高并可以经营的非遗资源。针对民族手工技艺生产的现状，按照现在企业制度建立一定规模的民族文化艺术企业集团，实现家庭作坊企业化、生产方式产业化并做大做强。引导文化企业对非遗的保护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寻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途径和与商业良性互动的模式，以促进文化企业和民族文化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注重文化创新与传承，在保持原真的基础上创新，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保持原真性是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关键。“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5]但坚持原真并不等于不能有创新。在充分尊重非遗项目的真实性，保护好本真形式和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对项目进行再创作、展示以及产品开发。比如对于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的矛盾，一方面可以走纯手工的高端市场，不必担心没有市场，科技越发达，传统工艺越复兴；另一方面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守住手工制作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寻找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的良性互动，适当引入机械生产。尝试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要通过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不断发掘，以传统文化和技法为核心，进行深入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的开发，生产更多适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产品，开拓文化市场；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手艺相结合，提升附加值，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四、结语
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依附性的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上升，成为引领性、主导性、支配性的部分。《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少数民族非遗必然会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其产业化过程可视为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一个缩影。手工技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进程中起着率先示范的作用。虽然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进程曲折难以避免，但利弊得失都具有许多可借鉴的意义。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本身具有内生互动性，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能否开发、应不应该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应面对现实，积极探讨其在用做资源开发、走产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不被非正常变迁、消解或消逝，以实现保持现有各民族特色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达到文化保护事业和文化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9，（2）.
[2]柳斌杰.探索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J].大学出版，2003，（4）.
[3]方孝莉.遗产：实践与经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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