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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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参与课程改革的学校的历程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以理念启蒙为重点的阶段。这一阶段以通过培训普及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为特点。这种理念的启蒙为整个课改的推进打下了思想基础。(2)以模式探索为重点的阶段。这一阶段以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为特点，着重研究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形成了一种观课文化。(3)以增强效能为重点的阶段。这一阶段以教学效能的研究为特点，突出关注课程改革与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以及目标达成度等问题。
总的来看，课程改革是在步步深入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背景和条件不同，课程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同，所以，各个地区和学校课堂教学的状况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已进入以增强效能为重点的阶段，多数仍处在以模式探索为重点的阶段，有的长期进行理念启蒙，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仍然以陈旧的教学方式主导课堂教学。
当前，要深化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着力于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实效性的研究，努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课程改革同一切改革一样，工具价值必须服从于它的目标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关注课改的既定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推进应当有助于解决原有的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与心理素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最终取得提高全体学生全面素质的实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将工具价值转换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价值。
刘延东同志主抓教育工作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转变观念中改革创新，在更新思路中真抓实干，在大胆实践中破解难题。这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非常好的诠释。
为了增强课程改革的实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们应当深化对课程改革的目标、对象和途径的研究。对目标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处理好启迪智慧与培养道德的关系；对对象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从以学生的整体为主体转向以学生的个别为主体；对途径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在把握所有学科共通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把握学科教学的特殊规律，探索各个学科所特有的方法与途径。
一、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我们有必要由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反思教育目标的达成度。
太原市团市委在对全市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现代教育中‘轻道德重智力’问题在我市日趋明显。”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乐于助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仍为未成年人广泛推崇，但中小学生在金钱观念、职业向往和学习目的等方面存在功利性。有18.9％的未成年人认为，金钱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31.6％的人不愿意当普通劳动者，脑力劳动、收入高的职业是中小学生职业向往的热点。只有23.8％的中小学生选择了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而近六成的中小学生把“未来有个好职业、高收入、过舒适生活”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青少年总体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德行为约束不够，不敢坚持正义。49.4％的学生“在一般情况下不闯红灯，急的时候也会闯”；32.9％的学生选择“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损坏公共设施时别管他，与我无关”；当“与同学发生冲突时”，只有54.9％的人选择“主动和解，搞好关系”。
我们再来看两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一个是源于中小学教育资源站的案例：有一个班的部分同学竟然在教室里出租书籍和电脑游戏光盘。一本书以它的厚薄定租金，少至三角，多至一元。光盘三元。“经营者”说是“财源滚滚”、“生意兴隆”。租者认为挺合算，花几角钱就可以看一本书，三元钱就可以安装游戏软件；出租者认为书看过后不用可惜，光盘安装后没用更可惜，租出去，可以赚点小钱。
另一个是源于浙江省一所小学的案例。讲的是观看影片《白毛女》后，教师要求学生写观后感。有的学生指责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钱不还，还有劳人家上门去讨，真不应该，有的说喜儿也真是太傻，人家黄世仁那么有钱，干吗不肯嫁给他；有的说那个大春也太不识趣，家里无钱无权，还想娶美女。
首都师范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在《2007年北京市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发展测评报告》中，就高中学生的价值观状况得出这样的印象：(1)现代意识强，现代性比较突出。对科学、公正、民主与法制价值高度认可。(2)责任意识较强。能较好地体会个人责任与国家命运的关系。(3)有一定的尊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关心、照顾父母。在与他人相处，特别是与老师、邻居、来访客人相处时，表现出较好的尊重态度，但对同伴与父母的尊重稍差。(4)人生价值意识呈现多样性。关于人生价值观，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出现多种答案。有的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也有相当多的学生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六成学生把金钱、地位、名誉和权力放在后面。(5)独立意识与依赖意识并存。在争取进步时，具有较强的独立观念，热衷于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合作观念、较好的乐群性和开放性。但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独立承受和解决问题的观念薄弱。呈现出高中学生依赖性与独立织的复杂现象。(6)诚信意识非常淡漠。对诚信的认同与践行都十分薄弱。只有23.9％的学生没有抄袭过作业，有一半学生在考试中做过弊，有的对抄袭作业是否属于诚信问题存在异议。(7)创新精神普遍缺失。普遍依赖权威知识，满足于掌握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缺乏对课本知识的理性反思，对问题多种途径的解决缺乏探索欲望。
学生的价值观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也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教育的效能。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正处于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主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封建价值观等多种价值观并存。主流价值观是我国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进步价值观的融合。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并将这种导向贯串于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年轻作家韩寒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的第一次说谎常常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这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活动本身是否会产生负效应?
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启迪智慧，一方面要弘扬道德，而在现实中，一些启迪智慧的教学活动有时会有悖于弘扬道德。
以下我们从两节有争议的课看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这样一节小学语文课：教
师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讲《灰姑娘》。分析课文后，教师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你是灰姑娘的继母，你是让灰姑娘去参加舞会，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参加舞会?结果，多数学生回答，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教师说，这说明继母的做法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这节课曾被不少专家评为“好课”，因为它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只让学生拓展思路而不引导学生明辨是非，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这种工具的水平提高了，但教学生如何做人的价值目标却迷失了。
在广东某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课堂上，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也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有些人提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教师解释说，这是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今年4月我到美国访问时见到一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专家，向他求证，他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当时参与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位专家，即美国Upubfic教育咨询公司总裁迈克・波，他说：道德比智慧更重要，如果说智慧应该多一点的话，那么，多出来的那一点就是要懂得“道德比智慧更重要”。
这两节有争议的课说明，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重视了启迪智慧，重视了启发式教学，但并不意味着培养人的目标都能实现。要深化课程改革、增强实效性，就必须关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与引导学生明辨是非两者结合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全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刘延东同志前不久在谈到文化问题时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这是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启迪智慧与弘扬道德的统一等问题时应该关注的一个思路。
美国学者拉思在《价值与教学》中谈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按他个人的价值观行事，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抓住价值观，发展学生的道德意识、判断和选择能力。要让学生在内部的道德冲突中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反对公式化的说教和死板的灌输。”
因此，正确处理智慧与道德的关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是增强教育效能的重要课题。
二、在大班编制背景下，坚持个别化教学的探索
大班编制与个别化教学是一对矛盾，两者的统一是一个难题。
汶川地震救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口号就是“决不抛弃，永不放弃”，“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我们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把这两个口号贯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那就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
基础教育不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如同过去有人把“为人民服务”与为每个具体的人服务分开来一样，我们在课改中，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把“以学生为主体”与为一个个具体的学生的发展服务分开来。
1900年，法国的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奈成功地发明了“智商测试”，测试的结果被称为“智商”。而常识告诉我们，许多被认为是智商高的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未必有成就，而有些被认为是智商低的人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学术上的成就。智商理论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单一的智能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对很多问题作出解释。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专家提出了多元的智能理论，以回答单一的智能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心理学家戴维・韦克斯勒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心理学家巴布娜・柳纳1960年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1983年出版了《智能结构》一书，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情商》一书。心理学家斯腾伯格于1997年提出了成功智力的概念。
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智力是多元的。这就大大扩充了智力的内涵，使我们能够超越传统的智力测验的范畴，对人的智力水平作出评价，不以智力测验的结果作为衡量智力高低的唯一依据。
但是，传统的、单一的智力理论在上个世纪对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学校观，即学生的智商水平差不多，因此可以以班级授课为学校的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评价观，即智商高的人就是潜力大的人；产生了一种学生观，即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只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评价标准，只通过传授学业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这样，不仅对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而且也从整体上导致了学校教育以片面追求学业成绩为目的。
多元智能理论被教育领域借鉴以后，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对人的更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优势智能。学生没有“不好”，只有“不同”。人人都能成功，都有成才的潜能。所以我们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优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缺点。在深化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不同学生智能结构类型的差别，通过创造适合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使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开发。即通过因材施教，达到人尽其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末，法国教育思考委员会向法国政府建议的教育改革目标是“让失败率为零”。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其重点是不让可能掉队的孩子掉队；2006年，布什实施《美国竞争力计划》，其重点在于不让天才学生掉队。2006年12月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伯明翰的特色学校与学园信托大会上讲话时说：“当今教育的要旨是个性化学习，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儿童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能力。”英国特色学校促进会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好的教育能教人变好，好的教育能够改变人的生活。教育好一个孩子，你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教育不好，他可能一生中都得不到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各国政府在新世纪提出的口号，都将教育的关注点放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上。
“教有法，无定法”。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是适应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因材施教。适合学生发展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要努力实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要推进大班化背景下的个性化教学的研究。特别是要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学生――要研究学生的共性特点，特别是现代学生的新特点。要研究分层分类教学的问题，研究班级学生的主要层次、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要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加强班主任
对学生个案的研究以及跨学科团队对学生个案的研究。当然，更为理想的是进行全员性的个别教学，创造条件，实现新形势下的复式教学。
我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西澳洲的尼德兰小学听了一节语文课，内容是讲马可波罗。这个班共有20多个学生，教师在授课时特别关注不同学生的需要，共发了6种自学提纲。我想，如果我们的教师也能像他们那样，将关注点转向研究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那么，我们课堂教学的效能就会大大提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在《中国杂技：仅有高难唯美是不够的》一文中谈到：“我国杂技演员对演出节目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对观众的关注，这是国外马戏和中国杂技最大的区别。”他曾经在加拿大观看太阳马戏团的演出。4个多小时的表演，“小朋友们看得眼睛都发绿了，家长拉他们回家，小朋友都不走”，这是因为，整台节目调动了小朋友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太有趣了。“杂技本身从‘耍把戏卖艺、牵猴撂地’走来，是地道的‘草根’艺术，进入剧场演出后也要回归大众。”我们现在的做课、评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教师做了一节非常精巧的课，获得了专家的好评，但实际上，教师与学生并没有更多的心灵上的交流。我们切不可满足于拿出一节唯美的课，而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
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总体不足，或者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所以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初中51％以上是大班或超大班。近年来，城市地区大班额现象更为突出。这使得我们难以进行个别化教学。因此，逐步减少班额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短时期内使班额大幅度减少是难以实现的，况且，仅仅减小班额是远远不够的。2008年4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教育方法比“小班化”更重要》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班额小并非意味着教学方法好，只有小班额，而不调整教学方法是不行的。比如：麦迪逊大学的亚当・盖莫伦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班额变小后，教师的教学方法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的教师很好地利用了小班额的优势，而有的教师没有。各种情况都存在。”康奈尔大学的罗纳德・艾伦伯格研究团队发现，只要教师调整了教学方法，减少班额的潜在益处就会比现在观察到的大。英国教育专家、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迪伦・威廉认为，“使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性价比是减少班额的20倍。”
我国目前的正常班额已是国外的大班额，甚至是超大班额，因此，在严格执行有关限定班额的各项规定的同时，增强个性化教学的意识，加强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改进与创新教学方法，是大班额背景下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
三、在普及课改通识理念的过程中，坚持加强学科建设
学科教学研究是当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学科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我们在前一时期着重于普及关于课改的通识理念是必要的，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一些同志忽视学科特点，用一般性原则对待所有学科的教学。
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曾提出教师应具备7类专业知识，即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知识，教育背景知识，教育目标、目的和价值观及其哲学和历史背景知识。他认为，这7类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学科教学知识。
2007年3月，中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小学数学教学的研讨会。在对中日两国11节课做比较后我们发现，两国教师在学科教学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从教学目标的排序看，日方把兴趣放在第一位，而中方把知识与技能放在第一位。从内容编排与设计看，日方的教科书更像故事书，教学容量小、进度慢，而中方的教科书就是教科书，教学密度大、进度快。从数学思想方法上看，日方止于感悟，不系统总结、点破，而中方则终于归纳，注重总结与点破。从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方面看，日方的师生之间是朋友共享的关系，而中方是师生互动的关系。从教学活动的设计上看，日方是一节课一个活动，教学内容蕴涵于全部活动过程中，而中方是在一些不同的关键点上设计一些非常精巧的活动。从教学手段上看，我们比较重视使用ICT手段辅助教学，而日方比较重视就地取材，多使用普通的原始教具。从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估方面看，日方最终的客观评价比较少，主观评价比较多，重视学生在活动中的兴趣与参与，而中方最终评估教学效果的方法是做练习题，通过客观测验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点，注重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反思。
这种比较很难看出孰优孰劣，但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学科的理解和认识是存在差异的。
近几年，一些学校在学科建设方面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北京四中在全体数学教师中统一了数学教学的理念，提出了全面数学教学观，并将这种数学教学观作为数学学科建设的基础。这个数学教学观充分体现出几个特点：(1)统一性。他们筛选与整合各种教育教学新观念、新方法，整合教师群体中有效的教育教学心得成果，形成统一的数学教学观。在教学中，保持全校数学教学的根本一致性，减少因教学基本观念不一致给学生造成的适应困境，切实保证与提高教学效率。(2)全面性。既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抽象化的一面，更重视数学发现与创造过程中具体化、经验化的一面；既注意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业水平和数学素质，也注意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注意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开放性。全面数学教学观既有稳定不变的一面，又有开放且发展的一面，能够不断整合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观念、新方法，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4)辩证性。坚持课堂教学中数学内容与非数学内容的统一，课堂教学中尊重认知规律与把握认知过程的统一，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的统一。
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处理好上好一节课与把握整个学科的关系。要在把握学科教学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上好每一节课。现在有些人认为，只要把一节一节课上好了，整个学科的教学自然就好了；而实际上，只有把握了整个学科，才可能上好每一节课。所以，我们要把教学研究引上实际、实用、实效的轨道。狠下工夫，下实工夫，下细工夫，下新工夫，防止教学研究的新偏向。这种偏向一种是以概念化的研究取代实效性的研究。比如：把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等同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评价课堂教学单纯以多媒体应用的状况作为标准，而并不重视应用的效果，更谈不上对效果作科学的分析。一种是以粗放式的研究取代精细式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满足于一般化的教学原则的应用，缺少对教学环节的精细研究；善于用一般化的原则评价一节课，而缺少对一般化原则在不同学科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的深入研究，更缺少对一般化原则自身的质疑。
关键词：医院统计工作；现代医院管理；医学统计
当前医院在管理过程中，主要依靠统计数据来了解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如此一来不仅简化了日常工作的管理流程，还大大提升了医院管理的效率。然而在现阶段仍然有很多医院对于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使得日常的管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了促进医院能够积极地推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就要加强对医院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明确其在医院管理中的重要性，才能使其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医院统计工作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应用分析
（1）不断地完善病案工作。在医院管理过程中，为了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就要确保原始参考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从而为医院的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依据。所以不断地完善病案工作至关重要，其能够为医院统计工作提供更有价值的数据资料。通过病案资料能够清楚了解医院的基本规模、医疗水平、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医疗效果及创造的经济效益，并且能够通过医院统计得出更为清晰的结果。同时还可通过以往的数据资料对各项统计进行合理的预测；根据以往病案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并将其与统计数据进行有效的结合，就能够构建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2）医院统计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在医院管理过程中，绩效办主要通过统计数据对各科室的绩效进行核算。在统计过程中，必须要对各项统计数据进行审核，并从统计报表中计算出每个员工的业绩成果，如此一来能够有效地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员工的危机意识，继而不断地强化自身的专业水平，进一步促使医院的服务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此外，通过对科室医生的出诊次数、入院人数、住院天数、病床利用率进行统计，并将其与医院实际的运营情况及管理目标进行比较，从而对科室内员工的业绩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只有将统计数据与绩效考核挂钩，才能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地进取。
二、医院统计工作在医院管理中重要性分析
（1）强化统计分析提高医院管理质量。在医院统计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统计分析，因为统计工作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统计工作的质量。为了促使经济理论能够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就要对业务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从医院管理及运营方面不断地健全统计指标体系，并且及时有效地生成统计数据分析，从而为领导层的各项决策及调控提供更具价值的数据信息。同时将会计分析与统计分析进行有效结合，并基于此对成本投入进行分析，继而实现以小博大，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全面提升医院管理水平。（2）准确的医院统计强化管理效力。医院统计数据的作用与否关键在于数据的准确性高不高。在实际的统计工作中，由于操作时的疏忽，导致统计数据存在较大的误差，如此便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在医院的各项决策中提供错误的指导方向，所以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就要不断地完善内部统计制度，特别是登记表、结账单的规范性，病历管理、借阅时间、统计周期、抽样制度的完整性进行不断完善。将统计实施标准化分类，继而提升数据的处理能力。将统计工作与人员绩效相结合，从而提升员工的责任心，确保医院管理能够井井有条。（3）通过网络技术提升统计工作效率。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统计工作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通过信息化办公既能提升工作效率，还能保证工作的质量。由于医院统计工作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非同一般，为了促使医院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就可通过信息科技的应用来提升统计工作的技术含量，促使人工操作不断地向信息化操作进行过渡。在信息化统计工作的实施中，主要进行的操作有：数据采集、数据保存、数据处理、数据传输、数据总结，从而促使医院能够实施自动化管理。（4）增强统计数据时效性提升管理效率。医院要想实施动态化的管理，就要保证统计数据的时效性，使其能够持续不断的供应。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能提供合理的咨询和建议，从而对医院管理中出现的不足进行监控及警示。所以为了提升统计数据的时效性，首先要对基础信息进行有效的保存和应用，且要保证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其次要对网络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处理、保存，保证统计数据能够及时有效的供应；最后加强员工对医院动态管理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增强对信息的敏感能力及分析能力。（5）强化员工素养增强工作效率。当前部分医院对于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有的甚至都是由兼职人员进行操作完成的，如此一来就无法对统计工作的质量进行保障，统计数据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到实处。所以医院必须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统计部门，使其能够对医院的各项工作进行组织、监督、指导。同时还要不断地提升统计人员的操作技能及职业素养，使其能够熟练地掌握操作流程，从而保证统计工作能够合理、有效地完成，从而不断地强化医院的管理水平。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医院统计工作作为医院管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在医院的各项事务中都提供了准确的指导方向，促使医院管理能够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开展。虽然统计工作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也要正视实际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地深化统计工作重要性的意义，使得其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从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应用对策进而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李春蕾.医院统计工作在现代医院管理中的重要性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02).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必然性
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社会经济的每一次变革都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理论更进一步发展｡20世纪，知识经济引领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对公司治理理论也形成了巨大冲击，直接促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公司理论“股东至上”逻辑的颠覆，是新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理论的必然选择｡以下就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必然性做一具体分析｡
一 ､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环境管理问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利益相关者问题
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即是造就了大批企业，但是，企业在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众多的负面影响｡20世纪70年代左右，全球企业开始普遍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企业伦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环境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企业经营时是否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密切相关，从而促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重视利益相关者问题｡
二､“新所有权观”的出现，打破了股东为公司唯一所有者的传统观念
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现代公司中，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讨论公司治理以所有权为起点“是彻底错误的，是高水平的误导”，股东也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他们只能拥有企业的一部分｡传统理论把作为所有者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赋予股东，并非出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而仅仅是一种法律和社会惯例而已｡股东既然只是拥有公司的利益者之中的一员，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股东的利益会或者应该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张维迎从契约理论的角度阐述新产权观，论证了股东不应该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他认为，从企业作为一组契约的结合点的角度来看，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财产所有权是契约达成的前提，而企业所有权是这种达成契约的交易的结果，从事后来看，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在不同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分别归股东､债权人､工人或经理所有，股东只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公司所有者｡企业法人所有权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公司的法人财产所有权｡按照这种观点，公司行为的物质基础是法人财产，而不是股东的资产，其权利基础是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在此基础之上，“忽视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富的创造是没有道理的”｡
三､ 人力资本的兴起，使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渐超越股东
企业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投入的是人力资本｡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相对短缺，企业对物质资本高度依赖，在企业资源中物质资本最具重要性，企业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天经地义｡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占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正在成为财富创造的核心动力｡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20%;而70年代以来，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到了90年代后期，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0%｡按照“拥有企业最有价值资源的所有者是企业真正的控制者､所有者”这一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当然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治理｡此外，随着物质资本价值和重要性的下降，知识､技术等精神资产的力量的上升，企业各方契约的实力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地位开始削弱，而拥有知识资源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力量增强，各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要突破原有的模式，股东利益至上在知识经济时代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四､ 其他利益相关者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他们承担了比以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股东作为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控制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实际上股东只承担了有限责任，并且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东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同时股票的自由转让也降低了股东的风险等级，一旦企业发生危机状况，出资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用脚投票”一逃了之，而不是考虑怎样挽救企业，他们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相比之下，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却越来越大，成为真正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操心者｡首先，在有限责任､合同不完全的前提下，债权人由于对企业投入的是专用性很高的资金，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则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就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虐待”，更何况在企业所有权为状态依存所有权的情形下，债权人实际上也承担了大量的剩余风险｡其次，雇员在边学边干中获得了高度专用于本企业的技能，一旦转为他用，其价值或降低或荡然无存，所以，雇员的专用性资产也和股东的股票一样处于风险状态｡可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都可能是关系专用性资产，这部分资产一旦改做他用，其价值就会降低，投入公司的这部分资产是处于风险状态的｡为激励专用性资产进入公司，需要给予其一定的剩余收益，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公司治理｡
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使得民主制度得以真正贯彻
在物质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中，经理人员可能会利用控制权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发生成本｡在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公司法人治理模式中，由于股东人数众多，不可能亲自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和监控经营者的行为，于是股东选举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监控管理者｡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甚至可以决定董事会的活动日程以及董事会所获取公司信息的类型和数量｡这严重影响了董事会对公司真实情况的了解，同时由于众多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物质资本所有者对公司地监控总体上出现弱化的趋势，公司经营者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导致成本的上升｡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会激励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利益更加关注，比如债权人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信息优势，银行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员工则在企业的内部，能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行为，即雇员具有信息优势，债权人具有专业优势，将他们纳入公司治理，可以改善原来委托—关系中监督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形成有效的内部制衡，有利于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时共同治理模式使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债权人等之间签订了一份隐形保险契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企业的隐形保护，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在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时无须担心遭到企业的敲诈，从而这种长期合作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还有助于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司治理内部｡传统公司理论将公司管理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赋予股东，而公司利润真正的创造者却被排除在外，这无疑是对民主制度一种抹煞，而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权利获得公司的管理参与权，使民主制度在公司内部得以真正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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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苏扇历经百年发展与变革，以其独特的精湛的技艺成为吴文化的精髓。然在现代文明下，发扬传统手工艺必定得紧跟时代审美步伐。培植苏扇土壤，增加产品受众，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其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依托人才队伍促进行业的繁荣强盛。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苏扇；人才；创新
根据国发〔2006〕18号文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苏扇作为传统手工工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历了百年来的艺术技艺的沉淀，苏扇艺术由原来的使用性价值转为了艺术审美性价值。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行业兴盛后，由于传统手工艺被现代机械化生产所替代的大社会环境趋势下，苏扇行业由盛而衰。目前从事苏扇行业的企业、人员不及其兴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苏扇技艺逐步走向了非遗濒危项目的境地。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艺术收藏的升温，另有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苏扇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机。
由于苏扇技艺的特殊性，目前发展的社会环境形式虽然好转，但行业的兴起还得依托于人才的培养。目前，苏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技能水准、艺术鉴赏等各个方面差次不齐。尤其是年轻人崇尚“快生活”，对传统手工艺寥无兴趣，更谈不上从事这一行业。古老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了年轻一代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再优秀的文化也会失去生长的根基，不断萎缩直至消失。把苏扇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工艺发扬光大是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必修之路。培养和扶植苏扇的新兴力量是关键。职业教育将企业和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教学的中心是为学生能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基础的职场能力。苏扇产业的发展需要年轻一代力量的补给，给与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手工艺充满新的气象，获得新的力量。高职校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对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1 校企合作，传承精髓
苏州是苏扇的发源地，清道光6年（1826年），当时的益美斋扇庄（苏州）主要生产竹折扇。清同治年间苏州成立折扇业公所，地址在桃花坞韩衙庄内。苏扇包括了折扇、檀香扇、绢宫扇。其中檀香扇是以檀香木为材料制成的扇子，传统的苏州檀香扇用料非常考究，必须采用印度老山檀香木。由于原材料的珍贵，使得檀香扇更是一扇难求。传统的檀香扇制作工艺有开料、锯片、拉花、烫花、雕花、组装等，多达14道。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本土手工艺，创始于道光六年的百年老字号“如意”檀香扇与苏州本地高职校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平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高职校成立了“非遗苏扇传承基地”。苏扇技艺系统课程采用教学嵌入式模块于高职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对苏扇单元化课程做出科学设计，并符合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切实落实具体的教学实践。教学方式呈现多样性。并邀请企业行业专家到学校进行授课，传播苏扇文化和制扇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博大精深。本地的职业学校为本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力量。苏扇创新性人才的素养培养是其从事该行业的重要任务。
2 结合时代，开创新品
创意设计是关键，也是苏扇提升品质的有效手段。创意设计主要是体现在苏扇的5个“新”意方面：一是新图形，二是新材料，三是新工艺，四是新色彩，五是新包装。苏扇的创意发展从其面世以来一直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由男扇到女扇，由中式风格到现代风格，由单一主题到多个主题，由传统题材到现代图形等等，苏扇的发展道路无不体现了创意带给苏扇的变革。创意是苏扇产业能得以推动推动力前进的主要动力，具有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功能。创新性人才必定要对苏扇设计的创新由一定的见解。
在高职教育中的传承教学中，其重要任务和核心课题就是创意。一方面从企业现状分析来看，原有的设计团队人员流失改行，年龄呈现老化，即便现在任然从事本行的设计者，虽有丰富经验有高超技艺，但缺少新意和活力。培养专业的设计人员耗时长，任务重，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并且人员流动大，导致企业要有专门培训研发人员动力不足，因此，苏扇新品严重呆滞，没有创意。另一方面从学校来看，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学校缺少企业真实项目，在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生能获得真正的职业能力，并强化专业能力，学校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学生具有新型的活力，有很好的创意设计但缺少实体项目。综合看来，只有将两者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强大的力量。而苏扇产业与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正是创意设计。通过传承教学在高职校课程中得到实施，不仅传递了苏扇技艺这样的工艺美术经验，还要进行苏扇的美术创作教学活动，以及苏扇的工艺美术鉴赏活动。普及非遗，扩大受众，培植土壤，对于宣扬中华传统工艺起到了积极作用。将大批专业性的设计人才吸引到檀香扇的创意设计中来。这样的校企合作教学，既满足了企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还解决了高职校实景化教学的问题。
3 积极推优，开拓市场
现代社会的营销无疑是重要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在设计专业之外，营销艺术也是必备素养。在2010年8月20日上海久光百货二楼中庭举办了限量版“夜上海”檀香扇全球首发式。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檀香扇创意设计是个全新的解读，当日围观和成交客户都是年青人。除了其扇面本身的艺术造诣方面，具有古朴的造型与现代的建筑完美融合的价值外，其营销手段也是值得反思的。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有的，但如何推广产品需要合适的方式方法，依赖才智解决。市场上对苏扇的需求一直都存在。对于苏扇而言，择优推广名品，打响品牌，塑造名师大师等多种营销手段多管齐下，必将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拓展市场应当在当前做好市场调查，运用当前有效的推介手段。由此可见，创新型人才所具有的素养应是职业能力的反应。现行高职课程中有针对创业知识的必修课，职业能力的培养正是高职教学的目标。在高职校中培养苏扇高技能、高素养的综合型人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
苏扇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基本特点。从其面世以来的百年发展历史道路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各个方面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和创新，这种与时具进的意识一直没有改变。正如任何企业任何产业的生存发展只有符合时代潮流才能经久弥新。苏扇的创新是必须的。创新并不是要摒弃原有的优秀的工艺，而是将这种独特的产品推广开来，有更多的受众才能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了市场认可，苏扇产苏扇产品才能有更好的、坚实的发展根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多样性培育了创造性，体现了人类适应和改变生活条件的能力。苏扇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必将对苏扇行业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马成荣.职业教育项目课程设计、实施及其生态构建[J].2008.
1.“情”与“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是对心理学情感理论的运用。即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独特色彩的体验。人不仅具有一般情感，而且具有道德感、理智感等高级情感，这些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要，与人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就是要重视人的情感，研究如何以情感人，动之以情，使受教育者在感情上引起共鸣，得到感情上的一种满足和慰藉。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即指道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指导行动。思想政治工作中重“理”，就是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问题，以深刻的道理去启迪他们的心灵，使其转化为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情”与“理”是统一的。首先，“情”与“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没有“情”的“理”是空洞的、生硬的，没有生机的；没有 “理”的“情”则是苍白的、衰弱的，没有筋骨的。其次，“情”影响着“理”。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会产生肯定性情感（如爱、尊敬、怀念等）和否定性情感（如憎恨、厌恶等），肯定性情感能提高人的认识活动的积极性，否定性情感则会对人的认识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第三，“理”制约着“情”。常言说，有所知，才能有所感。只有那些被认识了的事物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古人讲的“知之深，爱之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有缺乏深刻理性认识基础的朴素感情，但这同在深刻理性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感情相比就显得逊色了。
2.“情”、“理”结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重“情”。思想政治工作尽管在不同单位、不同时期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共性都是将一定的思想传递给受教育者。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心的事情，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反应。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以真心诚意的关怀、尊重和信任感动他人，通过感情上的交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讲“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又是对人们进行理性教育，帮助人们提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理服人，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能用“大帽子”压人。思想工作的过程，不仅要靠我们以深刻的道理去启迪人们的心灵，更重要的是指导人们运用实践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辩证发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第三，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必须把“情”与“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两种倾向：一是重“情”不重“理”，一切感情化。在一些人看来，只要以情感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二是重 “理”不重“情”。似乎只有说理才是教育，甚至板起面孔“训”人，虽然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但是仍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达不到预期效果。要充分认识到“情”与“理”二者的作用点不同，要以理服人，离不开感情的沟通，只有做到寓理于情，含情说理，情理交融，才能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效果。
3.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只有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一是说理要具体。既要讲大道理，又要讲小道理；既要分析问题的表面现象，又要分析问题的实质，防止片面性、绝对化。二是注意全面论证问题。真理是全面的，说理不能只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如果搞绝对化，片面地看问题，就会把理讲歪。三是要旗帜鲜明。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要分明，界限要清楚，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四是要有新意。要选择新角度，穿插新事例，结合新形势，力求突破原有的深度和广度，讲出新道理。
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工作就是讲“钱”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讲“理”的，似乎“钱”与“理”水火不相容。其实，讲“钱”与“理”是辩证的统一，决不能把二者机械地对立起来。“讲钱”，就要注意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讲理”，就是要注意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人们理解其正确性并自觉地贯彻执行。
关键词:传统社会;行会;伦理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013-02
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现今,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顽疾。这其中,行业道德水平的滑坡又构成了经济活动中道德失范的主要内容。尽管社会对此大声疾呼,但行业道德失范现象并没有明显的改变,行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是维持经济活动中道德秩序的主导力量。行业道德缺失将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秩序,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为此,有必要对行业道德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行梳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行会是行业道德规范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纽带。行会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和程度的产物,是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为了防止恶性竞争、排除外来压力,确保行业市场而组织起来的一种团体。
学术界通常认为,行会起源于隋唐时期,如:全汉升在《中国行会制度史》中就指出,“行”这一名称最初记载于隋代[1]。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要平衡各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内部之间的关系,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来承担这样的角色,行会及行会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宋代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唐代原有的对市场有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的“坊市制度”完全取消。使得行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宋代,各地各行业对行会的称呼就多达数种,主要的称谓有“行”、“市”、“团”、“作”,也有“堂”、“公会”等称呼[2]。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的配套设施得到了完善,人们对商业活动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阶层都摒除了原先对商业活动的抵制的心态。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认可和提高,相关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社会整体对商人阶层没有贬低的看法,甚至不少人将商业活动和农业活动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均为衣食之源,从而出现了“农工商贾皆有益于世”的局面。观念改变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行会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各行各业均组织起了自己的行会,如理发业、糕点业等。以便更好的规范和维护商业行为,与此同时,相应的行会制度也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成熟,出现了诸如会馆、公所等组织。可以说,行会已是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3]。
其功能主要行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行业内的统一价格、避免恶性价格竞争。传统社会中不同行会都设有各自的“行老”或“行头”。行老类似于本行业最高行政长官,同行业之间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及与经济活动有关联的行为都会由本行业的“行老”来协调处理。而“制定价格”就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行为。“行老”会统筹本行业的所有企业主的经营状况,根据当时的经济水平制定本行业产品的批发或零售价格,并责令各企业主或铺户按照已制定的价格买卖经营。同时,对不按照价格执行的企业主或铺户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以确保价格的有序和规范化、维护了市场秩序。如在《春渚纪闻》卷四《宗威愍政事》中有笼饼行,金兵攻打开封前,每枚7文,宗泽守汴时,市价每枚涨到20文,宗泽责问饼师,店家回答说:“不能违众”[4]。
2.规范经营行为、杜绝经营欺诈。行会的“行老”除了规定本行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外,在对外经营方面也有明确的诚信规定和措施。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规范度量衡。各行在自己的行会场所设置校验过的标准量器,要求其会员在进行交易时不得“浮称抬盘”,或者要求成员定期将量器送去校验,需有官方证明后方准使用。
3.规定产品生产、保证产品质量。为了维护行业的正常运营,保证行会的良好声誉,行会往往要规范内部成员产品的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如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中收录的省城盐号条规中规定,“凡吊仓货、水货引盐,倘盐内泥沙包削卤湿太过者,即鸣值年,传知同行,庶免暗中受亏。”[5]
4.规定行业内部的经营范围、规范经营秩序。传统社会中,行会对成员内部的经营活动范围等均作了细致的规定,以确保行会会员间的平等的利益。如,北宋时期,东京的民间吉凶宴会,或假赁各种用具,或请人“吃食下酒”,安排座次等,都由“四司人”代为操办。而“四司人”,“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民间办丧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6]
5.为了维护经济活动的秩序、行会对本行业的服装、衣着举止等有自己行业的特殊规范和要求。《东京梦华录・民俗》中记载有:“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色目人。”[7]服装的统一,有利于规范行业的经营秩序。在行业内,统一着装有利于规范行业的经营秩序,避免不良竞争。对于消费者而言,能够很容易从统一服装中辨别行业的经营内容,也就不会出因行业的混乱而出现购买行为的偏差。
6.行会对行业内部的用工问题也有明确的要求、避免恶性竞争。行会对收徒的人数、年限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对学徒及雇工人数的控制,一方面是出于保证同行间的平等,限制成员间的恶性竞争的需要。在当时市场份额有限的情况下,行会需要保证其成员均能从这有限的份额中获得利益。而对学徒及雇工人数的严格控制,则有效地控制了每一个行会成员的生产经营规模。否则势必造成某一成员的规模扩大,而其他竞争力弱的同行则被挤出这一市场,最后的结果势必形成某一商号的市场垄断,这样的结果是行会不愿意见到,也是统治者们不想看见的[8]。
7.行会在保证行业按时向政府纳税问题上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行会的“行老”还会代表本行业与政府沟通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在宋代,工商业者对当时政府的纳税有“科索”、“和买”、“免行钱”等类型。“科索”主要包括人力和物力两部分。物力不管多少,只要是政府充用的,都需要向政府交纳相应的供应物资;人力是指征募为政府服务的人员“和买”类似于科索,是各行业在政府无偿供应物品之外,以一定的价格向政府必须提供的购买物品。“免行钱”类似于现今社会的税收。是指将各行业所需向政府交纳的“科索”、“和买”中的人力和物资转化为现金交付。从而免除行业原来所需要向政府提供的人力和物资。从某种意义上讲,“免行钱”是现今社会税收的雏形。“免行钱”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工商业的发展。避免经营人力的分散,保障了各行业的经营的劳动力和时间。各行业的税收以及与政府沟通协调等事宜都会由其行会和“行老”出面,按时按量纳税,保证行业的经营环境和秩序[9]。
1.行业内部的道德维度:经济伦理学在用工和工资问题上要求行业要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明确用工尺度、保证员工合理的工资、避免恶性拖欠和克扣员工工资现象的产生。这些在传统社会中是通过行会的规范功能来完成的,行会明确了行业内部的用工问题,统一行业内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避免恶性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情况出现。同时,对用工的人数和年限作了明确规定,避免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行会的这一功能正是行会道德维度的体现,有利于行业内部良性秩序的建立。
2.行业之间的道德维度。为了维持行业间的正常秩序,传统社会中的行会,一方面,要制定行业内统一的价格,避免价格恶性竞争,维持市场的健康秩序。另一方面,行会要规范行业的经营行为,杜绝经营欺诈。与此同时,行会还规定了同一行业内的产品生产的要求,保证产品的质量。行会的对行业间产品质量的要求、经营行为的规范正是现今经济伦理的价值导向。
晚清时期，国难当头，为了救国保种，一些思想启蒙者开始传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旨在开发民智，促使国人警醒。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股翻译引进儿童文学作品的洪流。翻译内容主要集中在探险、科幻、学校教育方面，题材有寓言、童话、小说等，如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教育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等。晚清包天笑所译的几部教育小说如《馨儿就学记》（1910）、《苦儿流浪记》（1912）、《埋石弃石记》（1912）曾受到之后的中华民国当局教育部的嘉奖。其中以《馨儿就学记》影响最大，先后发行数十万册[2]。当时对于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颇为引人注目，他的作品不仅被大量翻译，而且有的作品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他的名作《八十日环游世界记》当时曾先后出现了六种译本。晚清时期译者注重选择具有启蒙、教化内容的翻译文本，旨在激励儿童追求知识、崇尚科学，并没有重视到内容方面的儿童特色，大多不涉及儿童情趣及游戏心理，并不能满足儿童对于阅读的本体需要。这样的选材以教育为目的，对于儿童是否乐意接受并没有过多的考虑，成人对于儿童的功利期待被放到了首位，翻译目的对于翻译选材的决定性可见一斑。
翻译方法实用第一
晚清时期由于译者重视译作针砭时弊的功能，因而忠实原文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改译、增删的翻译方法是当时的主流，林纾就曾因漏译、误译和删节而为后代评论家所诟病。有的译者甚至在译文中随意夹杂自己的评论或创作，如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甚至把自己小时候清明时节的扫墓经历也掺杂进去，一切人名、地名、风土、习俗、文物全部中国化了。当时还流行转译的方式，即通过其他语言的译本翻译过来，凡尔纳小说的翻译半数以上是据日文本转译的。[3]晚清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译自日文版，而此书的日文版又译自英文版，原文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因此梁启超的翻译属于第三道转译，被称作典型的“豪杰译”，其忠实原文的程度之低可以想象。当时较少有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来保留原文的儿童性和艺术特色，改译、增删也不是为了儿童阅读的便利，而是为了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转译更是把忠实原文抛到了九霄云外，种种令当代译者匪夷所思的形式无一不体现出教化的目的对于翻译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成人对于儿童的功利期盼。
翻译文体崇尚古韵
晚清时期的译文大多以文言来表达，周作人曾在他的文章中批评晚清时期陈家麟、陈大镫所译的安徒生童话是“第一不幸”，把“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的安徒生童话变成“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文言的表达无法体现儿童语言活泼、简洁、口语化的特色，不利于儿童的阅读与接受。有的译者采用了浅显的文言表达，如上面提到的《馨儿就学记》的译文，这样的表达在文言中算是简洁易懂的了，但仍然属于书面语，对没有经过传统语文系统训练的儿童来说，阅读或是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此外，对于小说的翻译大多沿袭传统章回体结构，多以成人的口吻叙述。晚清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积极作用，但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采用的却是成人的欣赏习惯和当时流行的文体结构，这样的形式没有考虑到儿童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与其说是当时的译者对于儿童心理的无知与忽视，不如说体现了译者对于儿童传统语文方面的教化目的，这一目的决定了译文文体的基本面貌。其实，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虽牵涉到儿童文学方面的内容，但在主观上并不全是为了儿童，并不是以儿童的需要为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和功利目的，借翻译之名，行教育之实，因此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翻译文体上呈现出上述功利化特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政统计应转变职能，向管理型统计的方向发展。市政统计服务的对象要从过去的为计划经济服务转向为市场经济服务。市政统计的内容应变结果型统计为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评价的全过程统计，树立超前服务意识及主动参与决策意识，重点放在未来统计和参与决策上。市政管理统计的范围由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开放式统计，通过同行业信息及相关行业信息。使市政统计管理范围由单一统计管理变为统计参与各项管理中，成为各项管理的基础。从而保障统计信息的有用性。
二、统计工作要渗透到市政管理的具体工作中
有了准确可靠统计数据，掌握了可靠信息资料，明白了现代化市政管理的模式，就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并把这项工作应有的市政管理的各个方面，笔者根据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发挥统计数据在市政管理中的作用，通过对市政信息资料的定期分析，不断更新市政质量管理水平，及时了解各基层单位质量指标完成情况，提供业务达标依据，为市政决策管理者提供服务。
（二）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对市政管理局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统计调查分析，为适应市场需求，改善和加强这些资源的管理提供服务，人力资源是目前是市政管理最重要也是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本。经过对工作人员工作效率、工作数量、经济创收等情况的数据统计，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每个工作人员的知识、技术、精力、劳务等无形资本投入所创下的绩效。使这些数据成为综合评价个人绩效的重要手段。
（三）充分发挥市政统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须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功能，有效开发和利用统计信息。建立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各个职能科室完成的业务指标和经济指标以及个人的德、能、勤、绩进行量化管理，做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用科学的统计预测方法制定出各个科室的业务工作量，工作效率指标，经济收入及支出等目标值，建立一套完整的目标管理体系。并制定出绩效考核方案，测算打分标准，对完成各项目标及指标好的科室和个人应給予相应的绩效奖励，反之则扣除相应的绩效奖励。在新形势下要强化经济管理理念，促进自我生存发展意识，拓宽统计质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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