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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典文学研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微观中现宏观的演绎法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擅于将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相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即把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大历史背景下进行透视分析，深入挖掘各个小问题，最后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把握。施议对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对词和乐的关系作了较深入分析，从中寻绎出某些规律性。关于词体的产生、发展、演化、蜕变正是这种方法的有力尝试。词体的产生存在多种说法，无论“诗余说”“乐府演绎说”，还是“和声说”“泛声说”，都说明词体的产生与音乐相关。施议对认同这一观点，但对词体的产生时期存有异议。关于词体的成立时期，以往学者只注重词的形式、格律标志，忽视合乐应歌标志。通常，人们以朱熹“逐一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及《词谱》“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等格式规定，作为辨别词体的依据，判断词体产生的时代，这是片面的。施议对从词体成立的两个标志推测成立的时期。这两个标志，一个是长短句歌词的出现，另一个是由歌诗向歌词的转变。梁启超以梁武帝《江南弄》为例，证实词起源于六朝；刘大杰认为，梁武帝所作“还不能算严格的词，可看作是由诗入词的过渡形式”，提出词体正式成立及其迅速成长是在中晚唐时期。唐奎璋经过确证《泛龙舟》七曲为隋曲，断定“有乐曲就有歌辞，这是词起源于隋的具体依据”。施议对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有一定依据，但缺乏科学判断。他指出，考察词体产生的时代，不可离开歌词合乐的具体背景。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曰：“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从格式上看，《江南弄》已成固定句式、韵位，但依然是诗歌形式，没有合乐，且与合乐长短句歌词有区别。《泛龙舟》《穆护子》等七调，皆为隋曲，也可能都带歌词，但仅仅是偶然尝试，由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隋朝乐坛尚不具备。从清光绪二十六年发现的敦煌遗书记载看，许多民间歌词已经是比较定型的长短句歌词格式。如《云谣集杂曲子》里《破阵子》四首，无论格律形式还是内容，都为中晚唐文人的创作提供重要来源。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被认为是文人词的开山之作。张志和的《渔父》、刘禹锡的《竹枝歌》等都是模仿民间歌词的典型。晚唐时期，温庭筠大力填词，成为第一个专业填词的文人。随后出现欧阳炯、韦庄等一大批花间词人。到南唐，“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施议对通过分析历史材料，结合长短句歌词产生的两个标志进行综合考察，得出“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的结论，并从历史实际出发，既充分肯定民间创作对词体产生的开创之功，又充分估价文人才士创作确定词的历史地位作用，避免了词论的片面性。正是基于对词体形成演变的宏观研究，施议对对词体蜕变这一问题采取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对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说法，即认为至南宋时，词乐失传，词与音乐关系脱离，词已逐渐衰亡，施议对“大胆假设”这一说法的错误，并列举大量事例，证明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而且，在广大民间的娱乐场所，唱词形式更加丰富多彩。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的大量出现，加速了南宋合乐歌词的蜕变。所谓“变”，即一部分逐渐摆脱其对外在音乐的依赖，进一步蜕变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南宋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北宋，内容和艺术领域也有新开拓；或继续与音乐相结合，“变”而与民间“小唱”合流，成为元曲之先声。施议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有力回击了“宋衰即词衰，宋亡即词亡”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谬论。
二、历时与共时的辩证法
在论述“词与乐的关系”时，施议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他不像近代某些论者，只看词受制约的一面。刘尧民在《词与音乐》中说：“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所以诗歌自然是要追随着音乐，以音乐为标准。”突出词对音乐的依赖；在《词选》序里指出，“重音律，不重内容，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过分重视词的独立性，废弃音乐。然而，施议对力排这两种意见，辩证看待词和音乐的关系。施议对从大处着眼，整体把握，把我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的演进变化归纳为“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倚声填词”三个阶段。特别指出，“倚声填词，言出于声”是诗和乐重新进行更高形式的结合，无论“质”还是“形”都体现燕乐的情调，音律特征。施议对认为，词作为音乐文学，受燕乐的制约，但同时燕乐的格律、音韵又赋予词的特性。只有两者结合，音乐性才能成为词最重要的艺术特性。同时，施议对运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从“史”的高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发展流变进行全面考察，帮助读者探寻词的内部规律。从共时角度看，注重同时期作家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其歌词创作进行平面考察；从历时角度，注重作家对词体的发展演变历史所作的贡献和成就。“历时和共时”研究方法的运用，既扩大了本书理论的覆盖面，又给读者一些新的启示。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里，施议对论述词与音乐的关系经历了由民间到“尊前”“花间”，再到“闺阁”，最后走向多极化的过程。同时，以这一变化关系为主线，对词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用的作家进行分析，从而给予中肯评价。
三、跨学科视角的创新性
黑格尔指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长短句歌词便是宋代艺术家体现“真实的正确的形式”。词表现音乐的情感内容，音乐赋予词艺术形式。施议对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运用美学思想挖掘文学与艺术的美，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分析词与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同异及其分合的利弊问题。唐宋词合乐，词借助于音乐，增加其艺术表现力及其审美价值；音乐又借助词，使情感表现更明确、具体。但词与音乐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独特性。如，以是否入律可歌定优劣，只顾音律，不管言词，使歌坛上出现了许多“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的作品，大大削弱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而有的虽是好文词，却“不协律腔”，把词引向雅化、凝固化的道路，阻碍词的健康发展。从艺术和文学观点看，这些都不利于歌词和乐曲发展。这个认知，对今天的新诗、歌曲创作仍有借鉴价值。施议对对建国以来普遍流行的“音乐束缚论”和“声律无用论”两种观点进行批判辩驳，从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苏轼革新词体，转变词风，词史上称为“以诗为词”，论者多认为是“打破诗词界限，冲破音律的束缚”。然而，施议对认为，这是词与音乐的一次调整。苏轼处理词与音乐的关系态度严谨，其作品大部分入律可歌，且对声律及唱法尤为讲究，是“以词为词”的当行作家。辛弃疾全力为词，诸多论者多以“爱国主义”和“豪放”概括辛词成就，以宣扬音乐束缚论，这是有失偏颇的。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多抒发爱国情感和战斗精神，富有现实意义和英雄气概。而艺术风格多样化，仍十分注重歌词合乐的效果，“以用字奇横而不翻音律”和“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声学”行家。另外，对南宋词人姜夔、、张炎，建国以来论者多贬大于褒，而《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对词作的贡献和功绩，指出他们“为词在形式特点上体现其音乐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维护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都是反驳“音乐束缚论”的例证。对“声律无用论”，施议对从诗歌与声音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肯定声律的重要性，指出长短句歌词中，决定词性特征和价值的首先是文词，其次是格律声调。着重强调声律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体现词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四、结语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一、寻根讨源，理脉清晰
陈旭霞这部《元曲与民俗》，在著作过程中参考了200多部中国历史、元史与民俗、元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各种著述，包括马可·波罗、道森、阿布·赛义德等外国来华者的见闻性著作。这样就形成了对元代历史文化和元曲所有研究成果的一次再研究和全面的继承，形成了一次立体的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交叉融汇与集成。也可以说陈旭霞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文学寻根，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民俗文化的寻根，是用“另一只眼睛”，即民俗学视角和方法进行了一次深入详细的学术巡礼。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资料占有，以其学术提炼和概括能力，对元曲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沿波讨源式的探索，让我们感到每一种民俗事象的论述都头绪明了，脉络清晰。
在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引用郑振铎关于元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论述，肯定古今元曲研究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认为“在一幅幅流溢着浓浓的极具动感的农耕文化的风俗画中，在一曲曲流动着极具悠扬的市城村野小唱中，不仅再现了元代人民的许多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人生百态，记录了大量民间风情、市井情趣、闾巷习俗、社会掌故，补充了《元史》的缺笔……”；认为诗化的元杂剧与散曲对社会生活与风尚乃至文化心理做了“原汁原味”而有趣的描摹，艺术地再现了当时民俗文化“生产场域”的具体形态，以及各民族在风土民情上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作者总体性地对元曲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并且要解密元代民俗的“庐山真面目”，力求找到法国丹纳所说的“艺术品的最后解释”和“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作者也正是这样做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格局到纤细处，以其逻辑性解析引导着我们在元曲文化渊薮中进行开掘和观赏。比如在第一章“元曲里的饮食”中，作者切入于“塌了酒楼，焚了茶肆”，追述元代初期蒙古人铁蹄踏遍中原造成的空前浩劫，但它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大元帝国，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空前大融合、交通大发展和史无前例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催生了元曲并使中国文学出现了由雅而俗、雅俗交融的大转折，进而阐述元代饮食上的多种继承与创新。蒙古人豪爽喜饮的习俗与当时杂剧、散曲中的有关表现，以及各种宴会、饮食的风习变迁。作者在分门别类研究元代面肉蔬果、酒俗、茶俗等食俗过程中，都一一进行了有关食品食俗的历史追述。比如馒头的来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叙述三国时诸葛亮在蜀地禁止用人头祭江神而推广面蒸的馒头，从此四川一带的人头祭变成了相似于人头的面食祭，由于“蛮”与“馒”谐音，也就渐渐叫成了馒头。这是一种大大提高了当时文明程度的祭祀和面食用途改革。还论述了煮制面食包括重罗面、细索面、饸饹、馄饨、饺子等食品在元曲中多姿多彩的表现。
在第二章“元曲里的服饰”中，作者又从中国服饰史的角度追记古人穿戴御寒而又审美的漫长历程，然后进行元代服饰与它们在元曲中的反映，突出了蒙古族、汉族等民族服饰的不同特征。并且引用俄国作家果戈里关于服装“具有民族的精神”，要“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的观点，进而论述元代劳动人民重视服饰的实用性和创造美，体现他们的劳动美和心灵美。还条分析缕地论证了元代服饰的传承性、融合性、多元性、抑女性和礼仪性，认为这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反映了元代人民的审美精神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原型心理。各小节从服装质料、形制到发型与装饰、佩饰等逐一进行论述。这是从广到深又见微知著而顺理成章。
二、穿越大元，丰富多彩
虽然这部《元曲与民俗》只写了四章，突出了元代的饮食、服饰、节俗和游艺，却又是囊括了元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当时元人物质生产、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和各种精神的民俗事象，显示了元曲作品与汉赋、唐诗、宋词相比，其具有罕见的民俗文化包容量。在节俗中，作者从一年的元日开始，若报花名一般地展现立春、元宵节、龙头节、射日节、上巳节、清明节、端午节、夏至日、观莲节，到下半年的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王和除夕日的各种节俗在元曲里的艺术表达，做了全程的描摹与论述，让我们看到元人全年性的节日文化生态。作者又从各节的祭祀、饮食、服饰、游乐等方面进行交叉性论证，形成了全方位的元代节俗的活的视频。我们犹如穿越到七百年前的大元社会中，与元朝先民一同享受昔日的节日快乐。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对元曲的民俗文化巡展中，揭示了元曲的可贵与不朽。
在每一章里，作者也都通过元曲作品的引述和分析，突出了元代习俗与元曲创作的人民性、民族性、世俗性和草根性，体现了关汉卿他们的创作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百姓，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激情阐述，诗意表达
陈旭霞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她面对的又是诗意盎然的元曲，又与元人作品气质相合、心理同频共振，也便激情满怀，写起来自然若行云流水一般，气势顺畅，得心应手。例如关于服饰中的帕巾，作者这样写道：“在元代社会风俗中，帕巾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其原因，除了继承汉地固有习俗之外，还可能与草原游牧生活旧俗有关”。“据《析津志》载，每年冬月‘宰相于至日，亲率百辟恭贺，上位根前递手帕、随贡方物’。元曲中关于手帕的记载主要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中以下实际和象征性的用途……”下面引用分析王举之小令[仙吕·一半儿]《手帕》：“藕丝纤腻织春愁，粉线轻盈惹暮秋，银叶拭残香脸羞”和乔吉小令《手帕呈贾伯坚》的“对裁湘水穀波纹，挪皱梨花雪片云”，以说明元代的帕巾是服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者还陈述了元人的包头，在引述马致远杂剧、张可久小令等作品中的有关描写，证实了包头既实用、必备，又可以充作“爱的使者”。
作者一直向我们进行着诗意的描述与论说。比如在第四章“元曲里的游艺”中，关于当时游戏、旅游的习俗便这样写道：“行走在元曲描写的出游路上，那‘晓来雨过山横秀’的山景，那‘一江烟水照晴岚’的水景，那‘百十里街衢整齐，万家楼阁参差’的街景，那‘琪树暖青山鹧鸪’的生态景观，那‘凝翠霭亭台楼阁’的建筑景观，都令元代人‘信步闲行走’，更令我们凝眸细赏。”又言“沿着元曲行旅的路线逶迤走去，扑面而来的是活泼清新、自然闲适的气息”，接着评价卢挚小令《寒食新野道中》是“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还引用小令中“柳濛烟梨雪参差，犬吠柴荆，燕语茅茨……”赞美这是“一帧没有任何雕饰的水彩画”。
【关键词】古典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不仅是对国人的基础要求，同时也是提升自身涵养与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其重要性可见一斑。高校需要对古典文学的教学提高重视，强化古典文学课程设置，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通过古典文学教学的开展与实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社会培养人格健全与素质全面的人才。
一、现阶段我国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现实状况
1.1 古典文学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受应试教育体制的不利影响，下至小学上至高校，普遍对文学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置与比例更偏重于实用学科，加之当前国外敌对势力散布不良信息对国民思想进行冲击，使得“崇洋”成为普遍现象，甚至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是陈旧、老套的东西，学习古典文学显得“老”和“厚重”。这种大环境不利于古典文学教育的开展与进行。高校在文学类专业开设与重视的力度方面也存在薄弱环节，更倾向于将师资力量应用于科研、技术等就业率较高的专业上，如此古典文学教学就没有必要的基础支撑。
1.2 古典文学教学脱离现当代生活
高校的古典文学教学，目前从大多数课堂教学上看，还局限于“说文解字”的程度上，侧重对词、语法、手法等技巧方面的讲解，而忽视了古典文学本身属于一门“源于生活”的学科，需要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当前大部分古典文学教学不能有效地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开拓并延伸古典文学丰富的内涵。深究起来，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的内容不胜枚举。例如，《诗经》中的“蒹葭”是教育当代大学生坚韧不拔地追求精神的好教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陶渊明的《饮酒》等均是对现当代浮躁心态的一帖清火剂。
1.3古典文学教学忽视了先进手段的应用
古典文学内涵丰富，并且抽象的内容较多，仅仅依靠“一本书，一黑板”与“大面积课堂灌输”的方式开展教学，远远不能达到古典文学教学的要求与标准，也不能将古典文学的美充分展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枯燥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学习产生麻木与厌烦心理。就目前来看，古典文学教学忽视了心理学、人因工程学、网络技术等手段的应用，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枯燥、乏味，并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得不到有效提高。
二、古典文学教学方式的几点创新
古典文学教学的教学方式创新需要紧密结合心理学、人因工程学、网络技术等先进理论与手段，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本文以显性与隐性教育、多模态教学与探究式学习为主，对古典文学教学方式的创新进行了详细分析。
2.1创新方式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
显性教育是公开的有组织的，如谈话、座谈、讨论学习、开会等有系统教育体系，向受教育者表明教育目标的教学方式。该方式表达直观，不拖沓，层次性较强。隐性教育是巧妙地借住文学、科技、语言、艺术等“媒介”将教育目的隐含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和领悟，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有所感悟，其最大的特点是“渗透”。古典文学教学中需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两者的优势发挥地淋漓尽致。因此教师需要增加辩论、演讲、角色扮演等课堂活动的开展，指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展现自我，例如，在《鸿门宴》的学习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分别进行项羽、项庄、刘邦、樊哙等角色的扮演，并且将文中人物的语言、表情、动作等清晰表达出来，从而使学生感受到鸿门宴中那种紧张的气氛以及该历史事件的经过。对于隐性教学方式，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内外即兴以文言对话，或者将生活中的感受写成格律诗等，从而使其在知识的应用中耳濡目染，使古典文学渗透到思想与意识中。
2.2创新方式二：多模态教学
模态指人类借助感觉器官与外部环境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多模态是心理学与交际学方面的一种理论，强调对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性运用，如此可以强化信息接收与理解的质量与效率。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对多模态教学方式进行有效运用，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对于所要教授的内容，利用多媒体课件，以图像、音频、录像等模态呈现出来，使学生综合应用视觉、听觉等感官。例如，在《前赤壁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一边播放舒缓、空灵夹杂湖水声的音乐，一边播放赤壁的景色，同时播放课文朗诵音频，从而使学生通过视觉与听觉同时运用并充分发挥想象的方式，深切体会到“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的闲适、空灵的意境，体会苏轼由乐转悲又由悲转喜的情感变化，如此有利于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性学习与掌握。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锻炼学生“听、说、读、写”同时进行，指导学生综合应用多种感官，以提高学习效率。
2.3创新方式三：探究式教学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首先需要遵守三项原则：“主体性原则”、“民主性原则”与“问题性原则”。教师需要明确学生的主体性，将课堂主角让给学生，通过设置问题情境，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激发出来。并且需要营造一种宽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与教师具有平等的地位，可以没有约束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同时需要注重问题的设置，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接收并内化古典文学知识与技巧。因此，教师需要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并在教学内容中有意识地设置问题，同时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的探究性活动，使学生在小组合作与相互讨论对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所学知识。例如，在《红楼梦》讲义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问题：“作者曹雪芹意在用书中的哪位人物映射自己？”如此，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故事背景、人物描法等技巧的探索与研究来寻求答案，而在此过程中学生也不断学习并巩固了所学知识。此外，教师还需要就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针对具体学生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一定讲解与指导。
结论：高校需要宣传并强调古典文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激发学生在古典文学学习方面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使其认识并体会到古典文学的重要性与内在魅力。更重要的是对教学方式的创新，对具体的班级与学生，科学、合理地将心理学、现代科技等先进手段融入教学方式中，以提高古典文学教学的整体性水平。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教学策略
小学语文课改，是伴随着基础课程的价值定位来检验其实效的。小学生对中华民族诗词文化的充分了解和获悉，是他们传承中华文化的瑰宝重要渠道。
一、小学语文古典诗词课程特色
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是新课改下小学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教材，也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真实体现。教材所选诗词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可充分启迪学生智慧，扩充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知识面进行深入了解，对小学生魅力培养、人格塑造、情感素养以及综合能力等，都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小学语文古典诗词教学策略
1.激发小学生学习兴趣，是提高他们语文素养的主要和关键因素所在，也是初步了解古诗词，体悟民族精神和智慧的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更新，运用适当的教学策略，是提高小学生语文古典诗词教学策略的有效措施，还可以实现学科间的有效融合。
2.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探求优化古诗词教学方法，迎合小学生学习知识天性。可以从其兴趣出发，寻求一种贴近小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的方法，提高小学古典诗词教学效率。在教学中，要以个性化教学方针，注重珍视学生感受，启迪学生智慧，淡化诗词讲解，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正确认知诗词背后的意蕴。以诵读和情景交融式教学活动，能让他们体味古典诗词的教学境界。
3.让小学生充分领悟中国古典诗词教学的意境美，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他们由衷的感受诗词意境。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领悟当时做诗词的文人那种曼妙的遣词造句之美。给他们充分的想象空间，增强他们的审美情趣，让他们多阅读课外诗词，从情感上升华出对古典诗词相契合的交融之美。
4.从相同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诗人不同情感的对比教学中，让学生品味生活意趣。在优秀的古诗词教学资源中，以优美的古典诗词，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激烈小学生的成长，启迪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也就是在现代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小学生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体现。在古典诗词教学中，以创新性、灵活性教学方略，充分了解诗词的精神内涵，能将他们塑造成合格的现代化接班人。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关键词：民间古典文学 书籍设计 装帧设计 基本原则 内容设计
书籍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将书籍本身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使之能够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并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而民间古典文学类的书籍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类书籍的内容具有特殊性。既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又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因此其专业性较强。另一方面，受众属性具有特殊性，除了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之外。就是对民间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读者。除此之外很少会有其他人购买这类书籍。这就使得在民间古典文学的书籍设计方面，既要符合特定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又要体现出这类书籍本身的特点。
一、书籍设计基本原则概述
要保证书籍设计的最终效果符合消费者的审美特点。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则。
（一）可视性原则
（1）保证文字传递的明快性。书籍内容设计是书籍设计的核心，其他一切元素的设计都是围绕内容进行的，为了在视觉上带给读者更好的体验。设计文字字体应当简洁明快。
（2）保证空间设计的疏密有致。一本书籍无论是在封面设计还是在内容设计上，都需要做到空间的疏密有致，既要有留白的地方，又要利用文字或者图片加以充实，这样才能够提高书籍的可视性。
（3）保证图像精良。为了呈现出更好的视觉效果，在书籍设计中常常会用到图片这一设计元素。无论是封面图片还是文中插图。都要使用精美且与书籍主题相符合的图片，以起到解释说明或者美化书籍的作用。
（二）愉悦性原则
（1）纸质工艺精良。良好的书籍材料，不但可以改善书籍的整体质量，提高形式上的美感，优化设计，还能够利用“通感”将触感上升到心理层面，增强读者的情感体验，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愉悦的心理感受。
（2）色彩搭配f调。色彩是视觉效果表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不同的色彩可以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例如绿色能够让人觉得清新、自然，蓝色给人纯净、通透的感觉，而黑白相间则能够凸显书籍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色彩搭配方面要保证其协调性。从书籍的实际内容出发，选择合适的色彩来强化视觉效果，以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
（3）文化底蕴深厚。书籍本身具备较强的文学价值或者理论价值，而针对文学类的书籍，在设计方面就必须凸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将不同的设计要素有效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体现书籍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例如古风图片的插入、传统字体的应用等，都能反映出书籍的文化价值，从而符合读者的内在需求。
（三）整体性原则
上文中提到。书籍设计中的一切设计元素都是围绕书籍内容而应用的，因此在书籍设计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保证书籍封面、语言风格、体例转化等方面都要与内容息息相关。这样才能强化书籍本身的文学价值，使整体设计风格看起来和谐统一，不会让人产生突兀的感觉。
（四）创造性原则
在书籍设计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借鉴传统的设计经验与设计结果，而是要融入设计师自身的创意。因此设计师不但要具备专业的设计学知识与美学知识。还要充分了解书籍的内容与主题。并针对书籍本身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使书籍设计呈现出个性化的风格，新颖独特，且符合书籍设计的基本要求。
二、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
书籍的装帧设计，即是通过书籍艺术设计与工艺制造这两种手段对书籍的封面、文字、腰封、插图、色彩、版面、材质、装订等各个方面的整体设计过程。下面基于视觉语言表现的几个要素（文字、图形、色彩），分析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
（一）文字要素的应用
文字是承载书籍灵魂的重要载体。是书籍内涵表达的基本形式之一。因此作为视觉语言表现的要素之一。文字设计在书籍装帧设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封面设计中，文字要素包括了书籍名称、作者名称、导语以及其他一些次要信息，如出版社名称等，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书籍名称、体现书籍主题，并对内容起到一个提示作用。为了使其符合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特点，在进行设计时，其标题应当选择楷书、隶书、行书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字体，并利用加粗使之醒目突出，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作者名称应当位于书籍名称的后方或者下方，字号不必过大，但需要加粗显示。而在导语性质或者出版社名称等次要信息的文字设计上。则可以利用一般的字体如宋体等。其字号不能过大。否则就会产生喧宾夺主的反作用。
其次，在版面的设计中。文字要素主要是针对书籍正文而言的，在设计时需要注意正文的字体、字号、行间距等，按照一般书籍的版面进行设计即可。当然，对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来说。在字体的设计方面也可以利用楷体字与繁体字，凸显书籍的文化底蕴，符合古典文学的特点。
最后，在腰封的设计中，常常也会用到文字要素。腰封，即围绕在书籍封面中部的一条纸带，属于书籍装饰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要提升书籍的视觉效果，使之显得更加精美；另一方面，则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往往在上面印刷关于书籍内容的介绍、名人的推荐或者其他宣传文字。由于腰封面积不大，其中的文字设计字号偏小，字体一般为宋体、楷体等常见字体。
（二）图形要素的应用
图形是书籍装帧设计中除了文字之外应用得最多的一种要素，既包括了封面图片，也包括了正文中的插图等，除了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之外。其在正文中的应用更多的是对正文内容的解释与说明。因此不同部位的图片设计效果也是不同的。
首先，在封面的设计中，图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可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视觉感受，用以展现籍的主体。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封面的图片选择上，一般会使用水墨画或者与民间传说相关的图片，以展现书籍的主题，并体现其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封面设计中，图片往往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图片的应用不能过于杂乱。选择特定的一张或者几张即可。过多的图片会影响整体的审美效果。且可能遮挡住重要的文字要素。
其次，在版面的设计中，插图的应用应当在特定的位置，即与需要说明的文字相关，并加以标注。这部分插图需要根据正文的实际内容来选择，例如《红楼梦》的插图，则可以选择《红楼梦插图集》中的图片作为补充。
最后，在腰封的设计中，同样也可以加入图片元素，但要保证其与封面图片在颜色、内容上相得益彰，这样才能提高书籍的整体视觉表现效果。
（三）色彩要素的应用
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装帧设计中，色彩的应用主要是在书籍的封面与腰封中。其正文版面空白处是白色.文字则为黑色。为了体现出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特点以及文化底蕴，在封面与腰封的设计中其颜色往往是以黑色、白色、灰色、褐色、蓝色等深沉性色调为主，而不会使用过多艳丽的色彩。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其封面设计色彩以蓝色为主色调，字体颜色则选择了黑色，十分醒目，而在蓝色主体中又应用了淡淡的白色，描绘出了书籍中展现的人物、场景，简洁而富有内涵。
三、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内容设计
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正文内容的选择、体例的选择、风格的驾驭这三个方面。
（一）正文内容的选择
在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中，其正文内容应当属于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范畴，如果是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其正文内容直接刊载原文即可。如果是民间传说之类的，则需在对这些传说故事加以搜集的基础上，由作者本人进行整理编辑，可以加入适当的评注。如果是关于民间古典文学的论著。其正文内容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具有原创性，是作者本人的研究观点。
（二）体例选择
由于民间古典文学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其可能有着一定的体例要求。不同的民间古典文学可能有着不同的编写格式。例如民间文学中包括了民间叙事诗、谜语、谚语、歌谣、传说、神话等多种文学形式，在具体的设计中应当根据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选择合适的编写格式。如果在书籍中涉及不同的体例，则需要做到体例转换流畅，保证书籍的文学价值。
（三）风格驾驭
民间古典文学类书籍风格的选择是内容设计的重要组成。不同的作者其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必须保证风格的应用与书籍的主体相契合。具有一致性。这样才能够让读者充分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体会书籍的内涵，体现出书籍设计的整体性原则。因此，在进行书籍内容设计时，作者必须从主题出发，驾驭好写作风格，使之能够与书籍的实际相符。
【关键词】道；自然；古典；山水画
一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今画有信妙矣，方且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口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合以自然者哉？（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朱自清先生解释说：“‘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晕形布色’，比物求似，只是人工，不合自然。”①
盖“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同自然之妙有”，“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妙造自然”等等命题，以及“度物象而取其真”，“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身即山川而取之”，“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等等命题，无不说明“自然”这一概念范畴在中国古典山水画中的本体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握好“自然”这一概念范畴，无疑就把握了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特点和本质。
那么，“自然”这一范畴在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中是什么概念，意义何在呢？追根溯源，在老、庄哲学（美学）思想体系中可以找到其最早的归宿。《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就是指“道”以“自然”为法则，“自然”是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这一法则才能达到和谐。庄子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并且把人之性情也纳入了这一规律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庄子极看重人的真诚自然的情性的表现。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渔父》）只有真诚自然才能动人。继而，庄子对老子提出的“涤除玄鉴”的美学命题作了极丰富的发挥。老子指出：“涤除玄鉴”是把握“道”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观照“道”（泛指“自然”）必须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即主体必须有一个审美心胸。庄子对此的发挥是提出了“坐忘”，“心斋”等一系列的美学命题。诚然，这种虚静空明的心境对后世人们欣赏自然山水（包括山水画）时审美意象得以产生，其影响是极至深远的。而“涤除玄鉴”、“心斋”、“坐忘”——即建立审美心胸，这一核心范畴被引入绘画领域（尤其是山水画）并且有重大贡献的美学家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炳。诚然，这与魏晋玄学之兴起有极密的联系。
艺术无疑是以表现人生，表现人之心灵世界，表现宇宙万象作为对象和目的的。至魏晋南北朝，老、庄之学大兴，不管是在诗歌领域，还是在书画领域都纷纷地倾向于“师法自然”，“表现性情”，以通向对“道”的观照和把握这一特点。从而把自然当作至美，至真的对象来如以描述和表现。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圣人“观于天地”就是观照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因为美就在于大自然之中，观天地之万象，于此获得美的感觉，从而进入与自然融为一体，并把握住“道”的审美境界，所以大自然成了求道者探源寻根的故土，是求美，求真者赏心悦目的审美形象。因此，“道”在自然，“美”在自然，“真”也在自然。所以刘勰说：“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宋张戒肯定了“胸襟流出”，“卓然天成”的自然之性情，至清王国维更甚：“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宋元戏曲考》）致以在绘画领域的表现就更多了。如前面所提到的“澄怀味象”、“妙造自然”、“度物象而取其真”、“师心造化，中得心源”一系列命题等等。
以上是有关“自然”、“道”在美学中的最基本的含义和解释。那么，在中国古典绘画中（尤其是山水画，以下同，笔者注），创作主体是如何“师法自然”并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并通过这一观照进而企图把握住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之“道”的。对这一概念范畴作出应答且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美学家最早无疑首推南朝宋山水画家宗炳。
二
宗炳在《山水画序》中明确提出了“澄怀味象”的美学命题。《山水画序》开头就说：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夫以应目会心为智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
可见，在宗炳看来，“道”（灵）存在于山水的形质之中，或者说山水以其形质闪出“道”之光辉，所以观赏者通过“应目会心”，心与山水同化，就能从中体悟到“道”的存在。更重要是，“味”概念的提出，是宗炳对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重要规定。就主体方面来说，要想得到一个审美的意象，“澄怀”是极至必要的。就是说主体必须具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涤除”，庄子所说的“坐忘”、“心斋”。这个虚静空明的心境是实现审美观照的必要条件。就客体方面来说，要“味”，首先必须有“象”。“象”就是审美形象，就是自然山水。“味象”同时就是“观道”。因此，在宗炳看来，审美观照（也就“味象”）的实质乃是对于宇宙本体和生命——“道”——的观照和把握。这无疑是对老、庄美学的重大发展。宗炳“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命题的提出，综合魏晋时期的“意象”范畴，无疑开启了中国古典山水美学的理论轨迹，对后世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对“象”（自然之形象）的重视可谓与宗炳契合无间。朱氏说：“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②指出“有象”（自然之审美形象）乃是通向“无形”（宇宙本体）的“道”路。
比宗炳稍晚的王微，在绘画理论上虽说与宗炳有很大不同，但就“师法自然”表现性情以观“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在论绘画时说：
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按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非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叙画》）
指出了绘画与地图的根本区别。地图以实用为目的，以线条体现其地貌的真实轨迹，容不得半点虚构和创造。而画者，“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绘画是主体的内在精神与客体的外在形式的高度统一，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并以外在形式的相对有限性去把握无限的精神内容，此所谓：“灵之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自然山水显现着太虚（“道”）的灵光，把握了自然山水的灵质，就能观“太虚之体”（“道”）。因之，山水画当以法自然为本。
至唐代，山水画发展迅猛，同时又涌现出一批山水画论家，其中荆浩、张彦远、张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荆浩在《笔记法》中，就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的命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提出了“度物象而取其真”的美学命题。荆浩提出的这个命题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他考察了绘画的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第二个定义是：“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而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通过比较，荆浩否定了第一个定义，并指出其缺点是只讲“华”（美）而不讲“实”（本体、生命），没有划清“似”与“真”的界限。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笔记法》）可见，“似”者只孤立地表现了客观物象，但神弱；而真不但形似，而且表现了自然山水的本体和生命——“道”。《笔记法》记载有荆浩的一次经历：
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镇山四望，回迹入大岩扉，苔径露水，怪石祥烟，疾进其处，皆古松也。中独围大者，皮老苍藓，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成林者，爽气重荣；不能者，抱节自屈。或回根出土，或僵截巨流。挂岸盘溪，披苔裂面。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转“凡数万本，方如其真”，可见，师法自然，不仅追求形似，更要“此中有‘真’意”。荆浩说：“山水之象，气势相生”就是这个道理。
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命题是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见到的。其对审美意象作了高度的概括：外以“造化”为师，内以“心源”为艺术创造的动力。既肯定了“师造化”、“师自然”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主体的创造性是不可缺少的。至此，我们不妨来看唐代符载的《观张员外（璪）画松石序》，对张璪的这个命题的加深理解是有帮助的：
员外员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飚戾天。摧挫斡掣，为霍瞥列。毫飞墨喷，摔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渺，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观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去。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媸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则知夫道精艺极，当得之于玄悟，不得之于糟箔。
无疑，张璪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就是对老、庄美学，尤其是宗炳“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命题的发挥。主体和客体已相融为一，心手也相融为一。画家已摒除了世俗的利害私欲，物与心同化，所谓“物在灵府，不在耳目”，“遗去机巧，意冥玄化”。可见，“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焉。……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余所得者，但觉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白居易《记画》）③白居易的思想与张璪颇为相似。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张璪。
如果说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是对绘画创作的一种高度概括，那么张彦远所提出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命题则是对绘画欣赏作了最深入的分析，在宗炳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历代名画记》记有：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
“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是张彦远对绘画欣赏心理的一种高度概括，它指出了审美观照既是审美主体的精神的高度集中，同时也是审美主体的想象的高度活跃。这种集中和想象是排除外界的杂念和超越个人私欲的，所谓“离形去智”、“槁木”、“死灰”可见一斑。显然，这种思想是可以与老、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而不管是从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来讲，还是从创造的主体来说，其关键的一环都离不开“师法自然”，这是宗炳、王微、张璪、荆浩等所强调的。……
在中国古典绘画美学发展史上，宋代的郭熙可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著作《林泉高致》在美学史上的地位不可轻视，漏掉了这一个环节，中国山水绘画美学史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表达。那么，郭熙的主要贡献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他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了“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光辉的美学命题，并对绘画创作和欣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这同时无凝可以说是对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的丰富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对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出的“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首先，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强调了画家要对自然山水作直接的多角度的审美观照。④这是发现自然山水审美形象的唯一的途径。郭熙说：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山水何以异此？盖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林泉高致·山水训》）
又：
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尽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正矣。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玩习，不能究错纵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晴，远望可尽，而近者拘狭，不能明晦隐见之迹。（《林泉高致·山水训》）
山水四时有异，观照也必有四时之分；而观照者之立点不同，自然山水之形状也必不同。所谓：“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至朝看、暮看、阴晴看、又如此。”可见，只有对自然山水作直接的并且是多角度的观照，才能把握其气势，把握自然山水的真面目和丰富的审美形象，并使主客体与宇宙浑然一体。
其次，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强调画家要有一个审美心胸。⑤郭熙称之为“林泉之心”。他说：
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林泉高致·山水训》）
只有排除个人私欲，社会的功利概念，使自己有一个虚静空明、朴真的心境（即“林泉之心”）才能对自然山水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观照，这是对主体所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涤除”，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宗炳所说的“澄怀”。
再次，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还要求画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⑥各山有各山之不同，各水有各水差别，如果画家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是不能得出真正的审美意象来的。郭熙说：
奇崛神，莫可穷其要妙。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山水训》）
要想对自然山水做到深入的观照，并“夺其造化”，则必“精于勤”，“饱游饫看”，只有这样才能集自然山水之气象万千于一体，而物我两忘，是至“目不见涓素，手不知笔墨”也。否则：“所养之不扩充，所览之不淳熟，所经之不众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纸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溪山之颠哉？”（《山水训》）主客体不能相融，不能达到高度统一，心中并无审美意象，气之不充，目之不熟，见纸水墨遽下，其结果必“以一盖全，不见整体，下笔见其形似而神不分，实不知何谓华山，何谓泰山”。因此，“欲奇山水之造化，莫精于山水，精于心目，精于笔墨，情于山水，情系万物之气象，忘乎物我而以气韵充之，布之，气韵足则神自显，而形似自在其间矣。”
可见，郭熙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对“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作了深遽而丰富的概括。“艺术家必须置身于这种（自然）材料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系，他应该看得多，听得多，而且记得多”，从而“把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入心灵里”，再“按照其整个广度和整个深度加以彻底体会”⑦后表现出来。黑格尔的这些话不凝对郭熙同样的适用。
宋元以后，能够真正继承先辈的光辉思想，并且在中国山水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地位的画论家应推明代的王履了。在《华山图序》中，王履开始了他的论述：
画虽状物，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乎哉！
明确提出作画必须有画家的情意，同时，情意又是通过形（审美形象）来表现的。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所谓“画虽状物，主乎意”，而“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画物欲似物，岂不识其面”。那么，如何才能把画家的情意寄于自然山水（形象）中呢？并且使这种情意与形俱满呢？王履在《华山图序》的最后提炼了一个极至简明而又在丰富的公式：
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
无疑，整个过程的开展和结果的产生必须以自然山水作为基础对象，即主体的要求以客体作为最高目的。须知“画山水者，须要遍历广观，然后方知著笔去处”。（南宋·李澄叟《画山水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琴尼尼对绘画所做的发言，与中国传统画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你要记住，只要你能够拥有的，最完美的指导者，最好的指南，最光明的灯塔，就是写生。写生比一切范本都重要，你要打心眼里相信它……”⑧这样，审美对象才能形成经验再通过画家的情意得于表露。诚然，这种流露是自觉的，是主客体在高度和谐统一状态下产生的。这样的画才是“逸品”、（宋·王休复语）极品，因它“得之自然”。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命题的提出同时无疑是对宋元后画家追求“写意”，然“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然”风气的最大打击。此后的祝允明、董其昌、石涛等画论家都对“艺法自然”作出了各自的不乏真知灼见的说明，并且履行了这种主张。如祝允明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原》中所说：“身与物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是对其提出“韵在象，舍象何所求韵”，“师楷化机，取象形器，而以穷其无层之妙”的主张的最好说明。（《吕纪画花鸟记》）
而石涛《画语录》之“一画”之说，也试图以“一”写宇宙之“道”，绘主体（人）之情藻。就是用一线之描画，使宇宙神气垂直而立，凭借此描写使思想立于天地中。所谓：“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而藏于人”，而“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画语录》）
三
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是极其发达的，由于篇幅之原因，难能一一罗列以表现其丰富性，是于只论述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通过以上的简要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画论美学之特点所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艺术自然”，人与自然同化；所谓：“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明·袁宏道语）“画不但法古，当法自然。”（明·唐志契语）强调对自然山水作直接的多角度的审美观照，并且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所谓：“凡学画山水者看真山水”，“画山水而不亲临极高极深，徒摹仿旧人栈道瀑布，终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佳境。”（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强调主体必须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审美心胸；强调作品形神兼俱，气韵全而形似在其间；所谓：画者，“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明·董其昌《画决》）
总之，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要求山水画要表现宇宙之生机，天地之造化，并把这一原则作为终极的美学追求。唐代朱景玄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清龚贤云：“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清华翼伦云：“笔墨之道，以通乎造化。”可见，画家必须“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则韵致丰采，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清·邹一桂《小山画谱》）这是把握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基本途径。诚然，这种把握不是偶然的，它要求画家要具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东晋·王羲之语）“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清·王昌硕语）“拥自然山水于怀抱”的审美观照能力；必须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董其昌语）才能“下笔如有神”。（唐·杜甫语）然而林林总总，这都得通过“法自然”来得到最终实现。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家来说，“自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主体相融相识的，相互平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西方把“自然”当作客体的孤立的存在来加以描绘和利用是有内在的本质区别的。在中国古典山水画中，自然是作为神的代名词而存在的，乃是使人性通向无限光辉，把握“道”的本真的，纳无限生机（气）于其中的本体存在，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握了自然，就把握了“道”，把握了“美”，把握了“真”。
现代英国著名的美学家里德曾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这种特性做了如下的解释：“中国艺术（里德特别强调了山水画）便是凭借一种内在的力量来表现有生命的自然，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同这种力量融会贯通”，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中国画家以山水著名，但作品本身则是仔细观察自然现象的产物。这些山水画从来不只是某一特定的山水，而是在个别中包含着一般。”⑨这些评价可以说是较为中肯的。但中国山水画不仅只是个别中包含着一般，它包含着大自然之宇宙精华和艺术家之情意的和谐统一，并显现出艺术家试图通过作品来把握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之“道”的心理轨迹。里德接着引用了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一段诗来证明他的论说。
一种崇高感
来自情景交融的景色。
落日的余辉，
无边的海洋，流动的空气，
蔚蓝的天空，一并记入人的心灵，
一动，一跳，激发着，
一切思想者，全部思想物，
从万物中横穿渡过。⑩
里德借华兹华斯的诗道出了中国山水画中最独特的性质之一：中国山水画不仅仅作为平面的空间艺术的一般特性存在着，它同时具有丰富的时间流动性，这是西洋绘画所缺少的。而这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可说是一以贯之。
以上罗列的几位山水画（论）家，是中国古典山水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握了他们的理论，就把握了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的逻辑惯线。（尤其是“艺法自然”这一点）我们就是试图通过这一惯线来见出中国古典山水画的一个侧面——主流的——“艺法自然”以观“道”这一逻辑依据的。
注：
①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论逼真与如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②转自韩林德《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三联书店，1986年3月，第170页
③同上第71—72页
④⑤⑥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78—281页
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第348—349页
⑧杨身源、张弘昕编著《西方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6月，第95页
⑨里德《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73—74页
⑩转引自《艺术的真谛》，第73—74页
参考书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2、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6年3月
3、王振德《中国画论通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5月
4、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10月
5、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4月
6、曹利华《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探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月
7、宗白华《美学散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8、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
9、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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