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48:0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森林灾害防控，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是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分局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24小时值班带班制度。通过开展日常综合巡查，即把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在建项目监管巡查、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规划执法等工作结合起来，各股室排班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地质灾害巡查，及时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同时，加强因工程建设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管控。
二是认真开展森林防火工作。为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近期印发了《鱼梁洲经济开发区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成立了森林火险普查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具体普查任务，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了森林火险普查培训，随后将开展森林及林地火灾防控普查。此外，要求相关林权单位和中央生态公园项目部、环岛景观带运营公司等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重点对森林防火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三是为了防止林业有害生物，分局组织工作人员到鱼梁洲环岛景观带项目范围内安装了10个美国白蛾捕获器，并多次组织人员现场对病虫害进行监测。
四是严格按时间节点向管委会有关部门报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及打非治违工作情况。
五是强化日常安全检查。组织工作人员对分局消防设施、电器的使用等情况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每周在本单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对办公区域进行病毒消杀处理，营造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
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对林木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或品系）或生物型，包括害虫、病原体、害鼠（兔）和有害植物，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1]近年来济宁市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全市林木蓄积量达到1000万立方米，绿化荒山65万亩，建设绿色通道5000公里，初步构建起以山区、平原、道路、水系为主要骨架的林业生态体系，森林覆盖率由“十五”末的23%增加到27%。然而，全市生态环境依然脆弱，林业有害生物呈逐年加重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常灾性病虫害发生面积居高不下。济宁市现有林面积达270多万亩，年均发生危害40多万亩，并且常灾性森林病虫害还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检疫性病虫害大面积暴发，以美国白蛾为例，2008年美国白蛾传入任城区李营镇，当年扩散到6个县（市、区），发生0.4万多亩，2009年扩散到10个县（市、区），发生面积5万多亩。病虫害给林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一五”期间虫害总发生面积120多万亩，年经济损失达9000多万元。病害总发生面积80多万亩，年经济损失达9000多万元。森林病虫害的严重发生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生态效应和社会效益损失更是不可估量。因此，整合防控资源，建立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控灾体系不仅是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适应“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水城风貌、生态宜居”的城市发展定位的要求，更是实现“十二五”规划和济宁市林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课题通过普查对济宁市有害生物的防治现状进行了数据调查，为建设防控体系提供了基础资料。从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功能需求出发，运用功能分析法建立了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基本体系。并结合实践运用，对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实验分析。
二、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体系
（一）结构组成
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控灾体系由森防指挥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操作实施体系三大部分组成。森防指挥体系管理整个控灾体系，是控灾体系的中央指挥中心；技术支撑体系是预警体系的科技攻关和技术储备的主要承担者，同时担当决策层的决策顾问；操作实施体系主要由检验检疫、早期监测、综合治理三部分组成，是控灾体系具体措施的主要应用和实施者，负责预警技术推广、检疫执行、监测、有害生物的控制与管理（图1）。［2]
（二）森防指挥体系
森防指挥体系以市森防指挥中心为核心，由各县、镇分别组建相应的森防指挥中心共同组成。坚持分级联动，各司其职的原则。以地方政府为主，按照属地管理和部门管辖区域的原则，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层层分解任务，层层签订责任书，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责任人、责任地段，形成密切配合、联防联治的全覆盖、无缝隙的防控体系。市森防指挥中心由决策层和森保站组成。决策层由市政府分管林业工作的领导及林业局负责人组成，全权领导控灾体系，是整个控灾体系的最高决策机构，对控灾体系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济宁市林业局森保站是控灾体系的日常管理机构，负责协调指挥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操作实施体系的工作关系，确保各运行机构有效合作和协调，管理控灾体系建设的具体事务等。
（三）检疫御灾体系
检疫御灾体系以县级森检机构为依托，以资源分布、林业区划、林种布局、灾情特点为依据，以调运检疫和复检为核心，合理布设检疫设施、设备，建立检疫封锁体系。
1.检疫环节。产地环节需强化种苗繁育基地、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产地检疫检查，确保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运输过程中需强化对调入森林植物及产品和其他产品木质包装物的调运检疫，要求出具检疫要求书，严格禁止不经检疫的调运现象发生；造林地方面要严格复检，杜绝有害生物的带入，实现生产、造林无检疫对象。
2.检疫点建设。完善了全市13处检疫站、7处木材检查站、1处检疫检查站，配置检疫必需设备；在地理位置重要、基础条件较好的市中区、任城区、汶上县、梁山县建设市级检疫检验除害基地4处，以便及时对检疫检验和复检中发现的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现场除害处理；在任城区、兖州市、邹城市等苗木重点培育县建3处无检疫对象苗圃。
3.检疫队伍。从2008年开始到2010年底,-从12个县（市、区）各村护林员及林业专业户和防治专业队人员中选调符合条件人员6192名，采用定期集中培训和轮训的方式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三年时间，全面完成村级森防员培训工作。实现了每个行政村有1名森防员受到培训，普及和发展壮大村级森防员队伍，逐步实现林业生物灾害“小灾不出村，大灾不出县”的分级管理目标。
4．检疫技术。加强了检疫技术的培训，不断更新基层专职森防检疫人员和基层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员的森防知识结构，尽最大限度地使其成为比较全面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专业人才。其次，建立和完善林业植物检疫标准体系，初步构建了包括基础标准、除害处理技术标准等内容的林业植物检疫标准体系框架，逐步形成了科学完整、层次分明、具有前瞻性、开放性的林业植物性检疫标准化体系。此外，建立林业植物检疫标准数据库，利用林业局信息网络资源，逐步实现标准服务的网络化。
（四）监测预警体系。监测预警体系以科学合理的布点为先导，以先进的监测技术为依托，以县级预警站为枢纽，以国有林场及乡镇林业站监测点为基础，以遥感和其它信息源为补充，利用设立固定标准地、临时标准地和补充调查等多渠道信息源，对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进行监测预警及信息处理，实时了解掌握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动态，预报，为灾害科学除治和领导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1．监控网络建设。首先，依据济宁市有害生物分布及发生规律的特点，在原有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测报站点布局，围绕重点林业建设工程区、重点生态公益林区、著名风景名胜区等“三区”和主要口岸、重点交通枢纽，建设完善13个市级监测站、18个国有苗圃、9个国有林场和80个乡镇监测点。其次，加强各监测点测报站基础设施建设，配备现代化监测、信息采集仪器设备和交通通信工具。再次，健全和完善省、市、县、乡四级动植物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村级森防员负责观察、调查，镇林业站负责防治，市县级森保站负责预测和预报，各级明确职责，相互协作，确保信息报告系统畅通。
2．监测数据中心。监测数据中心包括数据库专家系统、预警指标体系、监测技术支持系统三个部分。数据库专家系统主要依据对济宁市林业有害生物的调查及长期监控数据，建立各有害生物的灾害模型，并科学设立预警警度，为预警判别提供依据。有害生物预警指标体系从害虫与天敌、寄主情况、气候、防治水平等方面设置预警警源、警兆、警情3个指标层的多个指标。监测技术支持系统是由市、县各级林业局行政主管部门和专家组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危害等进行决策，防范和应对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3．监测技术标准及规章制度建设。为使监测预报行为更加趋于科学、合理、有序，济宁市根据林业有害生物的种类、发生规律和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全国主要林业生物灾害调查方法及统计标准》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济宁市主要林业生物灾害调查方法及统计标准》。同时，制定了《济宁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性和暴发性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五）防治减灾体系
按照“属地管理、病虫统防”的理念，建立防治减灾体系，包括由森林医院、森防站、专业化防治公司组成的社会化的防控队伍和布局合理的药剂药械库。实现统筹规划、资源共享、突出重点、分级管理、群防群治、整体推进的防控减灾目标。
1．防治减灾防控队伍。坚持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建立由森林医院、森防站、专业化防治公司组成的社会化的防治减灾防控队伍。先后成立50人的县级专业防控队伍14个、30人的乡级防控队伍140个，每个行政村建立10人的村级防控专业队。同时，针对专业防控队伍坚持统一技术、统一管理，对防控队伍进行技术培训，做到小灾由村负责组织防治，大灾由乡负责组织联治，逐步建成懂防治、熟设备、善操作的专业防控队伍。
2．防治减灾技术。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治、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采取以生物防治为主，兼顾合理使用化学防治、饵木诱杀、灯光诱杀等综合治理措施。以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为例，2010年繁殖周氏啮小蜂10亿余头，防治面积10万余亩。通过建立济宁市美国白蛾天敌——周氏啮小蜂繁育场与规模化繁育周氏啮小蜂等林业有害生物天敌，大大提高美国白蛾、杨扇舟蛾、杨小舟蛾等主要害虫的生物防治比例，使全市生物天敌防治服务面积达防治面积的60%以上，无公害防治率达85%以上。在防治器械和技术上，力求多样、高效和安全，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和器械，如树干注药技术、飞防技术等，以减少环境污染和节约用水。
3．保障支持系统。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储备物资。2011年全市共投入防控资金2500多万元，其中飞防资金2200多万元，购置药剂130多吨、防治器械-500多台、高枝剪1000多把，建设完善13个药剂药械储备库，确保了防控工作需要。同时，与市内高校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学院相协作，建立了防控专家组，为防控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持和指导。
三、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济宁市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建立，强化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防控行为的有机协调，有效抑制了各类病虫害高发的趋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为例，生物防治比化学防治每亩平均节省防治费用3元，按2009-2011年防治面积40万亩计算，可节省直接防治费用120万元；每年每亩损失材积生长量0.094-m3，每立方米材积按800元价格计算，挽回因虫害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3008万元，两项指标每年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128余万元。初步保守推算，“十一五”期间，年均发生危害40多万亩，受病虫害影响，每亩成林将平均减少0.3立方米的材积，每立方米按800元计算，5年损失8亿元，以每年投入防治资金2000万元计算，增加经济效益7亿元。
（二）社会效益分析
防控体系的建立，有效地控制了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及危害，提高了公民对林业有害生物的认识和防护意识，巩固和发展了造林绿化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整体竞争力，对于争创全国园林城市、保护外经贸往来、改善招商引资环境、促进旅游开发、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生态效益分析
以2010年为例，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共发生15种，发生面积34.89万亩，较2009年下降21.5%；其中病害13.55万亩，下降6.1%；虫害21.34万亩，下降28.9%。因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建立，对于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保障林业安全生产、巩固绿化成果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林业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兼任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主任委员、亚太地区林业院校校长会议机制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是林木钻蛀性害虫防治领域的资深专家，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研究推广的三北防护林蛀干害虫综合防治技术，对有效防治光肩星天牛等蛀干害虫，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隐蔽性、潜伏性、连续性和反复性，防控任务必然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我国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在短期内将会有增加，因为人工林面积持续增加，但新的宜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更为低下。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交流将不断加强和频繁，而我国的木材需求对外依存度很高，但目前的进口原木并未能在口岸得到全部、及时、有效的检疫处理，因而外来入侵生物将会加剧。此外，经济林和荒漠灌木林生物灾害，因全球气候等生态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生物灾害将更受关注。
林业有害生物的控制策略与主要技术
综合防治是较早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主要策略，其理论基础是“消灭哲学”；其次是以二战时DDT的合成与广为应用的化学防治，这种策略显现出了抗药性、残留和再猖狂的弊端；再者是上世纪70 年代后的综合治理，引入了经济阈值的概念，理论基础是 “容忍哲学”；随后是以“协调共存”为理论基础的可持续控制，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原则指导下的一种“调控”。以上的防治策略基本上借鉴于农业，很少考虑或体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特色与优势，直致森林健康理念出现。健康森林是美国近10 多年来在森林经营管理实践中践行的一种新理念，它指出健康森林是总体经营目标，影响健康森林的主要威胁有有害生物、火灾、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湿地退化和其它生态环境变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不完全等同于健康森林，但有害生物防控是维持森林健康的主导因素。
森林生态体系在生物灾害的调控方面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结构复杂性和时空稳定，及水平和垂直方向类型的多样化，和对生物灾害具有独特的自我调控和补偿能力，特别是延时补偿机制，都赋予了森林自身调控生物灾害的诸多优势。当然，树种配置不合理的人工林分结构一旦构建较难改变，也限制了森林自身生物灾害调控的能力。因此，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中，要充分结合森林自身的特性，扬长避短以达到最佳的防控效果。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所谓“林业有害生物”，除外来入侵生物外，本身就是时空稳定性较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天然林中，有可能是可有效控制其种群增长的主要生物和非生物因子之间环节失控导致有害生物成灾；在种群单一的人工林中，有可能是人为无意识提供了极有利于其种群增长的条件导致有害生物成灾。不论是在天然林中，还是在人工林中，都有可能因人为无意识地将外来有害生物引入而使原生境自然抑制种群增长的因子缺失继而致使有害生物成灾。不管是哪种情况，林业有害生物成灾本质原因是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失衡。因而，生态调控应当成为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重要控制策略。
生态调控是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出发，辨析生物灾害的成因，针对人为可控的成灾主因，以持续有效的生态措施控制灾害的发生。其核心是从“点状调控”上升为“网状调控”，即从单纯有害生物到综合考虑有害生物、目标树种、有益生物、生存环境几者之间关系的“四位一体调控”。生态调控以监测与预警为基础，从林木—害虫—天敌—其它环境因子相互关系出发，综合辨析灾害成因，从而解析成灾主因，明确人为可调控的成灾主因及所属层次（如生态系统/群落/ 种群）；继而从技术和成本两个方面比较人为可控措施之时效性、持效性和可行性，采取不同层次的主导措施与辅助措施。
生态调控的监测分为大尺度的遥感、中尺度的信息素和小尺度的人工三种。其中，航天和航空遥感主要运用于生态系统监控评价，生物灾害等级与损失评估，灾害发生规律；信息素包括昆虫源信息素（如性外激素，聚集激素）和植物源引诱剂；人工指固定标准地调查、种群生命表分析。预警建立在这三种不同尺度信息的耦合分析之上。
生态调控的技术层次分为生态系统层次、群落层次和种群层次。生态系统层次的关键技术是辨析成灾主因、确定调控途径、入侵生物防控等；群落层次的关键技术是构建具备抵御生物灾害功能的人工林、应用抗性林木品种、引进外来天敌等；种群层次的关键技术是本土天敌的应用、昆虫信息素调控、植物源信息素调控、环境协调性化防等。要依据不同调控措施的持效性、可行性比较分析，来确定不同调控层次的主导与辅助措施。
生态调控是一种策略或理念，必须明确在不同实际情况下的切入点，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生态调控的切入应当遵循“百病百态，对症施策”的原则。从林分起源类型看，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决定了其脆弱性。人工林因树种结构简单，生态系统脆弱，可分别从生态系统、群落和有害生物种群三个层次入手。天然（次生）林则从有害生物种群入手、辅以群落层次。从调控的主要途径看，植被结构调控为主多适合人工林，以有害生物为中心的群落功能调控为主则适合天然（次生）林。从成灾主导性看，针对次期性害虫、弱寄生或隔生病菌的寄主植物主导性，主要从生态系统入手，以提高树势为主；针对初期害虫、（绝对）寄生病菌的有害生物主导性，主要从有害生物种群、群落层次入手。从有害生物起源看，土著有害生物应综合考虑林分起源类型、调控类型和成灾主导性；外来入侵生物更为复杂，有时不能简单的讲道理，应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
加强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几点建议
从行业外部来看，林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其它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建立较完备的法规与标准体系。我国现在已有检疫、监测预警、防治三个体系，应当建立起“依法治害”的第四个体系，要加快修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争取新制定《外来入侵种法》等法规。另外，要建立新的特殊管理机制，适应林权体制改革之需，如探索重大林业疫情应急除治的补偿机制（类似禽流感 ）等政策，特别是疫情和疫木的应急清除。同时，要积极推进森林综合保险的试点。
从行业内部来看，一要珍视林业的特色与优势，实施生态调控策略，以促进森林健康为核心，切实将有害生物防控纳入林业生产全过程，特别是造林、营林环节；二要快速提升以“3S 技术”和昆虫信息素技术为核心的监测预警体系与技术水平；三要重点加强无公害防治技术，特别是在涉及食品的经济林有害生物防治中，在强化生物防治的同时，要客观地评估其持续控灾效果；四要依据入侵生物不同种类的风险等级和控制难度，完善分级管理机制；五要大力探索和推进新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机制，如重塑森防体系的功能定位与运行体系、按生态地理和重大有害生物的相似性完善与提高区域协同防控和交流机制、探索横向（同一区域内省区间）互评互考机制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防控目标责任制的考核机制、遵循“求准勿粗”的原则摸清家底。
一、领导重视，展开排查
我局领导高度重视，6月18日，紧急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和负责安全生产、综治工作的同志召开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和“百安活动”安排部署工作会。确定专人负责此次大排查和检查整治工作。做到了责任落实到人，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做到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负责抓，责任部门具体抓。
二、明确重点，认真排查
6月18日下午，两个工作小组深入基层林业站、重点林区和机关单位（护办和森防站等）对物资库房、消防和森防的设施设备、生产器具和人员等方面的不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集中大排查。围绕季节性特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针对森林防火加大了宣传、巡护力度，大力宣传《森林防火条例》、《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全面增强了社会公民森林防火、安全意识，进一步规范林区野外用火行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有力提升了我县森林火灾防范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损失。把地震灾害后易引发次生灾害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雷电、大风、暴雨及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做好防范应对措施。对受洪水、泥石流、滑坡威胁的林区作业场所、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其它生产环节等,搞好防控工作,确保按安全无事故。对于地震灾区和曾经发生过滑坡、泥石流、尾矿库溃坝等灾害地区,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采用先进的手段,做好检测监控,对一时不能治理消除的,切实加强了防控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了事故发生。
对重点林区和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单位进行逐一排查，做到了三到位，即：工作责任到位，排查隐患到位，整改措施到位。特别是加大力度，加强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有毒物资的安全隐患检查，落实专人负责，规范制度，措施到位，整改彻底，确保重点部位重要物资的安全和林业职工的人身安全，做到万无一失，不留死角。
（1．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汉430200；2．湖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武汉430223）
摘要：构建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对于降低该区域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提高无公害防治率、灾害测报准确率、种苗产地检疫率和主要有害生物常发区监测覆盖率以及为汉江中下游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的健康、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防控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S43；S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3－0619-04
汉江中下游范围主要包括汉江流域自丹江口水库以下至汉江与长江交汇口河段干流与支流，包括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东西湖区、蔡甸区、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谷城县、老河口市、宜城市、京山县、沙洋县、钟祥市、孝南区、应城市、安陆市、汉川市、沙市区、荆州区等21个县（市、区）和太子山林管局。该地区现有林地面积890 231 hm2，森林蓄积量38 203446 m3，森林覆盖率23．5％；在现有森林资源中，马尾松面积161 034 hm2，杨树面积188 244 hm2，分别占该区域有林地面积的18．1％和21．1％。人工林多，天然林少，纯林多，混交林少，森林自然防护和修复能力差，极易受到有害生物的危害，是湖北省有害生物发生的重灾区和重点防护区域。加之相邻的宜昌、恩施是松材线虫的疫区，有害生物进入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危害性非常大，森防工作十分严峻。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起的水文变化，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原因，一些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和发生范围都将有所变化，增加了防治难度。因此，构建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对于减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对汉江中下游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该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维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及防控体系现状
1．1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现状
目前，汉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有松材线虫、萧氏松茎象、松褐天牛、小蠹虫、鞭角华扁叶蜂、马尾松毛虫、橘大实蝇、猕猴桃细菌性溃疡病菌、银杏大蚕蛾等。据统计，近几年该地区发生病虫害情况如表1所示，病虫害发生的面积虽有所减少但形势依然严峻，已严重威胁汉江中下游地区森林植物的安全，也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森林面积的不断增大，加上气候异常等因素，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频率也在逐步加大。汉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汉平原为了发展生物质能源，营造了较多油茶、黄连木等生物质能源树种，油茶炭疽病、煤病、软腐病、油茶毒蛾、黄连木尺蛾、黄连木种子小蜂等病虫害也相继发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又发生了新变化，增加了新内容［1，2］。
十多年前发生的“非典”，前段时间陆续发生的禽流感，以及在湖北潜江等地发生的森林脑膜炎等都是由病毒引起的，而这些病毒都是以森林为栖息地的果子狸、禽类和蜱虫为媒介传染。这些公共安全事件危害的虽然不是森林资源，但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更大，影响更恶劣，林业部门需要监测并治理这些生活在森林中的传染媒介。
1．2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防控体系现状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2011）别提出，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主要任务是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到2015年，全国基本建成与林业发展相适应的以数据采集、传输、处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监测预警体系，以风险评估、检疫追溯、除害处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检疫御灾体系，以应急防控指挥、航空与地面防治、应急防控物资储备等为主要内容的防治减灾体系。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国债专项资金建设项目，汉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健全和完善了省、市、县三级森林病虫害防治网络和综合防治体系，森防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同当前林业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形势相比，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基层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难以达到群防群治的效果，不适应林权制度改革后的社会需求，急需解决和建设，为森林有害生物防治打下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②林分结构单一，纯林多，林分自身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弱，急需采取营林和增强林分抗逆能力的有效措施，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③防御体系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无法满足预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在除害处理设施、防治设施上严重不足，缺乏应急防控所必需的物资储备；④监测预防手段落后，防控体系不健全。包括湖北省森防总站在内的各级森防机构的监测技术仍停留在传统的工具和手段上，信息传送体系不够完善，不能及时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预报，延误了控制灾情的最佳防治时机。
2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防控体系构建的策略
2．1森林健康示范工程建设
通过开展森林健康示范工程，探索森林健康状况的动态监测方法，恢复亚健康和不健康森林的营林措施，积累营林保健的成功经验，示范和辐射带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的营林技术为基础的森林保健工作，促进森林健康发展，保护生态安全，为汉江中下游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的健康、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1．1抚育管理工程建设由于汉江中下游地区人工林多，天然林少，纯林多，混交林少，植物群落简单，森林生态系统脆弱，抗病虫害能力差，极易受到有害生物的危害。因而对现有林分进行抚育管理，增强树势，可以有效提高林分病虫害抵抗力，降低林业病虫害的发生。①抚育管理对象。根据2012年该区林业病虫害发生情况，抚育管理对象为病虫害严重发生地区的林分，每个县（市、区）选取100 hm2林地进行抚育管理。具体地点为：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天门市、潜江市及太子山林管局等地。由于仙桃市和蔡甸区近3年抚育管理良好，林业病虫害发生面积较小，森林健康状况良好，不安排进行抚育管理。②抚育管理技术措施。抚育管理的技术措施包括清理枯死木、病枝，林地耕翻和施肥等。③抚育管理规模。根据初步调查和统计，该区需要进行抚育管理的林分面积为2 000 hm2，其中，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天门市、潜江市及太子山林管局等地各进行抚育管理林分面积100 hm2。
2．1．2补植补播工程建设补植补播对象为病虫害发生严重，抚育管理后需要进行补植的林分。幼龄林、中龄林补植前对林地进行松土、除草、施肥和修枝；近熟林补植前消除林木上的枯枝和病腐枝。补植树种必须选用与原树种不同的树种，并优先选用阔叶树和当地的乡土树种，补植的林分密度应达到同类生态林树种的密度。补植补播面积为2 000 hm2。仙桃市和蔡甸区林业病虫害面积发生较小，枯死木较少，不进行补植补播，其他每个县（市、区）各补植补播100 hm2林地。
2．1．3杨树林主要病虫害的专项防治工程建设
杨树是汉江中下游重要的防护林和用材林树种，也是受病虫害危害非常严重的树种之一，对杨树产业和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影响，有必要对其中危害严重的林分进行治理，以减少病虫害危害造成的损失，为社会上病虫害防治起到示范作用。防治对象为杨树现有林中受病虫害危害较严重的林分。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内容包括蛀干害虫、食叶害虫和杨树溃疡病的防治。由于这些病虫害危害常常是在一片林分中同时或交替发生，因此需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防治地点包括潜江市、太子山林管局、谷城县、樊城区、南漳县、沙洋县、应城市、孝南区和汉川市，具体防治对象为2012年所监测杨树病虫害危害程度属于重度的林地，每个县（市、区）防治规模最大不超过50 hm2。
2．1．4马尾松林主要病虫害的专项防治工程建设由于马尾松毛虫口积累极容易导致大发生，即使某年某地是轻度发生，如果不采取措施，在当年的下一代或翌年就可能严重发生，甚至爆发成灾，因此，对马尾松毛虫的控制应采取大范围预防的办法，将其控制在经济域值以下。防治马尾松毛虫主要采用布设生物导弹法。生物导弹是以昆虫病毒流行学理论为基础，基于昆虫病毒（N病毒、G病毒、C病毒）所具有的专一、高效、安全三大特色和其在害虫群中易形成病毒流行病为依据，以赤眼蜂为媒介，将高技术处理后的病毒直接通过赤眼蜂传递到马尾松毛虫卵壳表面，吸引初孵幼虫摄食染毒卵壳罹病，并通过种群接触感染，诱发病毒流行，在作物受害之前将害虫控制在防治值以下，达到控制松毛虫的目的，起到事半功倍的防治效果。在所有马尾松毛虫发生区都开展此法防治，防治规模达到3 475 hm2。
2．1．5益鸟招引工程建设为了增加鸟类的数量和种类，充分发挥鸟类消灭害虫、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可以通过人工设置营巢条件，保护和招引益鸟［3］。用悬挂巢箱可以招引山雀、椋鸟、红角鸮、红毛鸲、白眉姬鹟等鸟类。尤其在人工林中，用悬挂巢箱的方法招引大山雀、沼泽山雀来保护森林免受虫害，极为有效。根据各地2012年虫害发生面积情况，在各县（市、区）监测虫害危害程度属于中度和重度发生地段的生态防护林进行治理，每个县（市、区）防治规模最大不超过50 hm2，共800 hm2。在潜江市、太子山林管局、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等重点防控区，放置鸟巢。规划每公顷挂置9个鸟巢，拟放置鸟巢7 200个。
2．2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以“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监测预警系统是预防林业有害生物形成灾害，防止蔓延的重要举措，也是制订防灾御灾决策的重要依据。控制有害生物形成灾害，不仅可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地点可在湖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太子山林管局、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蔡甸区共23个单位进行。该体系建设包括：①监测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无人机监测防控服务系统、网络服务系统、通讯系统、多媒体电脑、激光打印机、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扫描仪、太阳能测报灯、多功能GPS、PDA软件、防治信息系统软件、监测调查望远镜、监测调查工具箱、多功能野外调查工具、气象观测仪器；②监测信息处理与系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信息处理系统、数据库软件系统、预测预报软件。
2．3检疫御灾体系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汉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林业有害生物传播的危险性会越来越大。而汉江中下游地区植物多样性低、生境脆弱，一旦发生灾害，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恶劣的影响。防止有害物种进入汉江中下游地区，加强森林植物检疫是一项长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4］。建立较为完善的省、地、县三级检疫执法系统，完善检疫基础设施和检疫信息化管理，提高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水平，实现对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快速准确检测、诊断和除害处理，全面提高检疫执法能力，有效控制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
2．3．1危害性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系统建设
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系统、光学聚焦显微图像系统（含软件）、调查采集成套设备（含车及各种辅助设施）、检疫证书专用电脑、票据打印机、电子显微镜、解剖镜、多功能检疫检查取样工具。建设地点为湖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太子山林管局、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孝感市、武汉市、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安陆市、应城市、蔡甸区，共21个单位。
2．3．2林业有害生物远程诊断与评估系统建设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数据库、视频诊断系统。建设地点为湖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天门市、太子山林管局、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蔡甸区，共20个单位。
2．3．3检疫执法装备建设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检疫执法成套设备（含车）、检疫执法专用车。建设地点为湖北鄂林隔离苗圃病虫害防控中心、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蔡甸区，共19个单位。
2．3．4检疫追溯系统建设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检疫信息管理软件、检疫登记配套软件。建设地点为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太子山林管局、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孝感市、武汉市、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樊城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蔡甸区，共27个单位。
2．4防治减灾体系建设
强化应急防治指挥系统，加大县级和县级以下基层常规性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防治物资储备，提升生物防治能力，全面提高常规防治和应急防治水平为重点，形成“功能齐备、配置合理、运转顺畅、协调高效”的防治减灾体系，有效预防重大危险性和突发性林业生物灾害发生，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5］。
2．4．1地面防治设施设备建设该项建设内容为基础性应急防控成套设备（含专用工具车）、不锈钢弯管烟雾机、太阳能杀虫灯、高压水泵、手持风向风速仪、生物药剂购置、机动喷雾喷粉机、打孔注药机、油锯、高枝剪（高枝锯）、防治专用工具箱、劳保用品。建设地点包括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太子山林管局、襄阳市、荆门市、荆州市、孝感市、武汉市、荆州区、沙市区、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宜城市、南漳县、樊城区、沙洋县、钟祥市、京山县、孝南区、安陆市、云梦县、应城市、汉川市、东西湖区、蔡甸区、佛子山林场、长寿林场、陈场林场、潜江市林木良种场、东荆林场、熊口林场、东风林场、刘家院林场、赵西垸林场、十里牌林场、大口林场、盘石岭林场，共39个单位。
2．4．2应急防治物资储备库建设按照“突出重点、辐射周边、就近调配、满足急需”的原则，结合该区各县（市、区）分布情况，将该区划分为5大区域，重点建设区域性应急防治物资储备中心，作为省级储备库。建设内容包括配置大型防控成套设备（含运输工具）、不锈钢弯管烟雾机、机动喷雾喷粉机、打孔注药机、诱捕器、药剂购置（3％高渗苯氧威乳油、10％阿维·除虫脲、1．2％苦·烟乳油）。土建部分：建设应急防治物资储备库建筑面积1 000 m2，结构为砖混结构，其中每个物资储备库200 m2。建设地点为湖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襄阳市、荆门市、天门市和武汉市，共5个单位。
2．5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2．5．1区域性防控服务中心建设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三地林分多分布在道路、河流、渠道两旁和农田林网等，且树种较为单一，生境脆弱，人为干扰大，极易受到病虫害危害和传播。因此，在天门市建设区域性防控服务中心，对三地林业有害生物进行实时防控，进行联防联治，实现三市之间数据的快速传递、图像实时传输、人员合理调配，在发现病虫害时及时治理，全面提高三地有害生物防治能力。建设内容包括指挥调度车载成套设备、调度指挥视频会议通讯系统、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系统。
2．5．2科技支撑系统建设在“十二五”期间，湖北省开展春尺蛾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技术研究、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木本粮油树种林业有害生物的无公害防控技术研究、杨树溃疡病流行规律及控制技术研究、杨树烂皮病发生特点与控制技术研究、湖北省林业主要外来有害生物预警及生态调控关键技术研究等多项防治技术研究，已有所成果。针对汉江中下游病虫害发生情况，可由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牵头开展杨树溃疡病流行规律及控制技术研究、杨树烂皮病发生特点与控制技术研究和湖北省林业主要外来有害生物预警及生态调控关键技术研究等3项研究并进行技术推广。
2．5．3网络森林医院综合服务系统建设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建设网络森林医院、建立专家档案库、并对数据库维护及更新。其中，数据库维护与更新每年一次，共3年。建设地点为湖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天门市、太子山林管局、谷城县、老河口市、襄州区、南漳县、宜城市、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荆州区、沙市区、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汉川市、东西湖区和蔡甸区，共20个单位。
3结语
通过汉江中下游生态防护林有害生物防控体系的构建，可全面提升汉江中下游地区森林病虫害动态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森林病虫害监测预警水平，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信息管理、应用和研究水平；促进林分抵御病虫害和自我修复能力，能有效控制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入侵，扭转汉江中下游地区林业有害生物的高发态势，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基本实现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从而达到保护该区域生态和国土安全、林业经济贸易安全、森林食品安全的目的，为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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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建英，杨君．福建省森林有害生物的可持续控制［J］．林业资源管理，1999（4）：22-25．
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07.031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forest pests in Xiangxi area， this paper suggested reforming preventive and controlling concept and mechanisms，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ecological regula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super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us improving control efficacy.
Key words： forest pests； curr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s
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在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地区生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1]。因此，为巩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造林绿化和绿色湘西建设成果，实施林业有害生物科学治理，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控能力，减轻森林病虫害对森林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影响，实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林业资源现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地处东经109°10′～110°22.5′E，北纬27°44.5′～29°38′，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2014年年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用地面积116.08万hm2，占国土面积的75.08%，有林地面积87.94万hm2，森林覆盖率70.21%。按优势树种分：松类27.73万hm2，杉木19.45万hm2，阔叶树26.10万hm2，柏木6.67万hm2，形成了以松类、杉木、阔叶树和柏木为主的树种结构。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之一，是湖南省的重要林区之一。
2 林业有害生物现状
2.1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现状
2008―2014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主要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有松毛虫、松茸毒蛾、松梢螟、松褐天牛、松赤枯病、红黄半皮丝叶蜂、油茶毒蛾、油茶软腐病和油茶炭疽病等。危害树种主要有马尾松、湿地松、桤木、柏木、油茶等。危害面积共计11.75万hm2，其中虫害发生面积10.98万hm2，病害发生面积0.77万hm2，详见表1。
2.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现状
2008―2014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面积共计9 500 hm2，其中虫害防治面积9 000 hm2，病害防治面积500 hm2，详见表2。主要采取以下4种防治方法：（1）生物防治，即在林间施放白僵菌、苦参烟碱等生物制剂防治松毛虫、松毒蛾、红黄半皮丝叶蜂等；（2）化学防治，用于应急防治松毛虫、松毒蛾、松褐天牛、红黄半皮丝叶蜂等；（3）天敌防治，即在林间悬挂赤眼蜂卡、肿腿蜂卡等天敌昆虫卵卡防治松毛虫、松毒蛾等；（4）人工措施，通过清理择伐枯死木防治松褐天牛，砍除病枝防治油茶软腐病、油茶炭疽病、松梢螟等，详见表3。
2.3 林业有害生物预防体系建设现状
2.3.1 组织机构建设现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各级政府、林业部门间签订了双线《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各级政府对本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负总责，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的任期目标。政府主要领导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2014年年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9个，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7个，有森林植物检疫员38人，其中20人负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工作，18人从事检疫检查工作。其中，国家级中心测报点凤凰县、国家县级示范站花垣县森防机构人员都只有2人。乡、村未设森防机构，没有专人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2.3.2 监测设施现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有国家级中心测报点3个，国家县级示范站1个，州、县（市）级测报点5个，负责监测松材线虫病、松毛虫、松茸毒蛾、松梢螟、红黄半皮丝叶蜂、松褐天牛、油茶毒蛾、油茶软腐病、油茶炭疽病等。县市级监控点160个，监测面积为45.33万hm2左右，监测覆盖率为85%左右。
2.3.3 防治设施现状 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未纳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级政府财政预算，防治专项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各级森防站虽配备有中小型防治器械，但总量偏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有各类防治器械100余台（套），日防治作业能力低下。各地日常防治作业均采用甩放爆竹药包及燃放灭虫弹等方式，防治工作安全性降低。
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近7年来发生趋势分析
3.1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形势严峻
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常年发生面积13 333.3 hm2。从图1可以看出，马尾松毛虫发生呈周期性发展，2014年为猖獗周期年，2008―2013年为稳定期，虫情稳中有升。近年来，随着大面积人工纯林的逐渐成熟，且马尾松毛虫对引种的国外松的危害也逐渐加重，发生范围不断从虫源地向外扩散蔓延，发生区域和面积总体上将呈上升趋势，马尾松毛虫周期性高发规律将持续。作为松材线虫病的媒介昆虫松褐天牛发生面积逐年呈小幅上升趋势；松茸毒蛾、油茶毒蛾和油茶炭疽病在松林、油茶林中连年持续发生，发生面积略显上升，将成为危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森林健康的潜在风险源；松梢螟和红黄半皮丝叶蜂经过长期治理，发生面积与危害程度较前几年有大幅度下降，目前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3.2 偶发性林业有害生物时有发生
近年来，云斑天牛、油茶尺蛾在保靖县、永顺县、古丈县等地零星发生，发生面积与危害程度呈上升趋势。陆续在龙山县、永顺县、古丈县等地发现松黄叶蜂、油茶象在国外松林与油茶林发生危害。思茅松毛虫仅2011、2014年在吉首市发生危害。若这些偶发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造成严重灾害。
3.3 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
2015年国家林业局第3号公告告示的全国松材线虫病疫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新增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形成合围之势，松材线虫病随时可能通过松木包装箱等传入。加之现今经济贸易活动日渐频繁，物流与日俱增，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入侵、传播和扩散的风险加剧。同时随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建设和林业重点工程的深入实施，对绿化苗木的需求明显加大，客观上为各类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以能力建设和体系建设为核心，强化各项工作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就现代林业、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要求来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在体制机制、防治理念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仍不容小觑。
4.1 防治理念上“重造林轻管护”
与植树造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级党委政府、林业部门根本未形成像重视植树造林那样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理念。在植树造林规划过程中，大面积营造人工纯林，忽视林木种苗产地检疫，造成树种单一，没有隔离屏障，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导致林业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快、发生面积大、危害程度高及难以防控。轻管护还表现在重除治轻预防，如个别地方新闻媒体报道出来才重视；树叶被害虫吃光了才知道，甚至知道了还得等领导批复除治规划，出现“平时无人问、灾时忙一阵”的被动局面[2]。
4.2 防治体制上“基层力量薄弱”
一是防控经费投入总量少且不均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缺少松材线虫病和常发性林业有害生物专项防控经费，3个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的防治经费占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省级拨付防治投入的2/3，乡、村（街道办事处）基本没有防治经费投入。二是防治机构队伍建设严重滞后。全州多数县级森防机构存在编制少、专职技术人员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新设立的经济开发区既无编制也无专职人员。部分县市森防人员流动性较大，转岗频繁，在岗的业务素质和执法素质偏低。同时，因林业主管部门与乡镇政府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健全，乡村级森防队伍形同虚设。总的来说，基层森防、检疫、执法的人员少，专业技术人才更少，较突出的是花垣、泸溪等个别县级森防站，测报、防治和检疫工作仅由1人负责，还得兼顾其他林业重点工作。三是防治药械等发展不平衡，防治设备主要集中在县（市），乡、村（街道办事处）基本没有。且防治器械老化或不足，先进的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设施不足，缺乏交通工具和应急装备，林业有害生物测报、检疫、防治等技术手段落后，因而延误了控制疫情的最佳防治时机，致使疫情扩散。四是社会化防治服务组织和队伍尚未建立，体制尚未形成。
4.3 防治机制上“重行政轻法治”
一是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距依法监管存在差距。各级政府及部门对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认识不足，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监管等具体措施的落实，多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动员”为主、法治手段为辅的方式进行，各级森防机构多沦为具体除治的主体单位，“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很难落实[3]。二是具体行政行为因缺乏具体的程序规范和统一的防治执法文书，亟待加强规范。
5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对策
针对当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有害生物发生严峻形势和防控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切实预防和控制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与蔓延，建议从生态调控、创新管理和依法监管等3个方面构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理念和体制机制，提升防控能力。
5.1 科学治理，预防为主
森林生态系统脆弱、林分结构不合理、抵御病虫害能力低下是林业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高森林抵御生物灾害的能力就必须实施科学治理，采取生态调控措施，即以森林生态系统特有的稳定的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适应性为基础[4]，依据区域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在病虫灾害形成过程中调控森林生态系统中各种群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有害生物种群调控在社会、经济、生态可接受的密度以下[5]，以使森林生态系统低耗、高效、健康和可持续发展[6]。
5.1.1 以树立健康森林为目的，强化源头管理
以培育和恢复森林健康为目标，积极推进森林健康新理念，促进形成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一是尽快实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提升工程，及时改造现有的松杉柏、桤木等人工纯林，尤其是重点生态区、风景名胜区、高速公路和河流两侧等区域的纯林进行疏伐、补植，逐步改造林分结构向异龄、混交、复层林转换，维系动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二是营造林的规划设计与树种的选择应依托乡土优势树种，大力提倡营造混交林，注重针阔叶混交和条状、带状、近自然式混交，保证生物多样性，形成较多因子的生态系统，分散风险[7]。三是充分发挥森检机构在新造林绿化工作中的作用，把病虫害防控贯穿于森林资源培育的全过程，对未取得检疫手续的苗木用于造林绿化的不拨付造林款。同时，州、县两级森防检疫机构要加强森林植物检疫执法工作，建立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联合防御体系，从源头控制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播。
5.1.2 以实现动态监测为目的，强化监测预警
监测预警是预防工作的前提，努力做到监测及时，测报准确。建议将村级测报员的补助经费列入州、县两级财政预算或从林木管护经费中拨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8]。县（市）级森防机构要积极开展日常调查并结合村级测报员报告，随时掌握各种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情况，通过简报、手机短信、电视和广播等有效形式，及时、准确短期预报、预警、虫情动态信息和简报，尤其要第一时间向同级政府分管领导汇报病虫动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除治，避免害虫吃光了树叶才知道。
5.1.3 以提高持续控灾为目的，强化生物调控
一是生物防治，即利用能寄生于害虫的昆虫、病原微生物（真菌、细菌、病毒和线虫）或节肢动物及其代谢衍生物等来抑制或消灭病虫害，将其种群持续控制在较低的水平[9]。例如利用生物制剂白僵菌粉剂防治松梢螟、松毛虫等；利用肿腿蜂、赤眼蜂防治松褐天牛、松毒蛾等，以虫治虫。同时，通过悬挂人工鸟巢于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林区等区域的林间，招引益鸟开展以鸟治虫。二是物理防治，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村庄、城镇和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区域悬挂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三是加大防治新技术的推广，提高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强化与高等研究院所的交流协作，着力解决监测预报、生物防治、无公害防治、综合防治等技术难题[10]。
5.2 创新管理，强化基层
针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层防治手段落后、防控力量薄弱等问题，建议加大对县乡村三级森防检疫机构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服务水平。
5.2.1 充实技术队伍，建立健全联防联治机制
强化县、乡、村三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构建设，落实人员编制和经费。通过引进和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建立绩效激励机制，稳定专业队伍。开展防治技术进村入户工程，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分级联动、各负其责的县乡村三级联防联治机制，充分发挥好政府主导、林业经营者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群防群治作用。
5.2.2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
一是对森防经费实行科学动态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禁挤占和挪用防治专项资金，并建立定期审计制度。二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的新体制，同时契合森林灾害综合保险制度和重点工程治理项目的实施，逐步加大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资金的投入力度。三是引导和扶持林木经营者建立联防联治协作组织和社会化专业防治组织与队伍等，开展承包防治、技术咨询等业务，形成社会化防治新格局[11]。四是严格执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转变等、靠、要思想，提高林业经营主体自筹防治资金的投入比例[12]，依法充分调动林农和地方参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积极性，实现防治资金以林主及地方投入为主、国家补助为辅。
5.2.3 提升服务水平，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 目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已初步建立了网格化管理体系，县（市、区）为一级网格，乡（镇、办）为二级网格，村（社区）为三级网格，每个网格都有网格长负责。建议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纳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网格化管理体系，并安排基层测报员通过该体系上报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情况，并协调除治工作[13]。按照“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要求，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联防联治机制，做到主动防控林业生物灾害。同时，通过网格扩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新技术、新知识，为林农积极组织开展防治提供保障。
5.3 依法监管，强化责任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必须不断建立健全森防法律法规体系，走法治化道路，把森林病虫害防控工作从靠行政手段转变到依法管理、依法防治上来，实现森防检疫机构由具体除治向公共服务和执法监管的职能转变。
5.3.1 依法行政，明确权责 一是通过立法途径修改完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内容，明确政府、部门、经营者和公众的责任和义务，突出规定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和追究责任的办法，从而增强森防检疫机构对落实“除治代执行”制度、森林健康制度和“谁经营、谁防治”责任制度的强制性措施。二是各级森防检疫机构要依法行政，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依法监督社会公众遵守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进行依法处理，做到管理相对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森防检疫机构“法无授权不可为”[14]。三是落实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防治责任，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防治工作格局。
5.3.2 严格程序，规范执法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执法不仅要遵守《植物检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行政程序上还要遵守《行政强制法》和《行政处罚法》。对森防检疫执法工作中处罚的行为当事人，要重点收集病虫害调查资料（音像）、除治通知书（由当事人签字的回执）和向该当事人发出的预警通知书（也要有当事人签字的回执）等证据，形成客观的证据链条[15]。行政执法不仅要重视证据，而且要突出程序。建议各地积极开展法规制度建设，强化行业管理，稳步推进防治检疫机构职能向行业管理、行政执法、公共服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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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点
0.引言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呈现频率加快、危害加大的趋势。林业有害生物特别是危险性有害生物具有潜伏性、传播性和周期性等特点，控制难度大，一旦蔓延，极易造成大面积灾害，严重威胁森林安全。本文就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要点进行初步探讨。
1.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几种方法
1.1微生物制剂
微生物杀虫剂主要有白僵菌、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等。我国每年应用白僵菌防治松毛虫的面积较大。我国的微生物制剂，特别是白僵菌的产量及应用面积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绝大部分微生物制剂为土法生产，全国又没有制定统一的质量检测标准，制剂质量得不到保证，在应用过程中出现效果不稳定、成本高等问题，致使近年来白僵菌在一些省份应用面积逐年下降，苏云金杆菌应用面积亦不大。
1.2天敌昆虫
我国应用较多的寄生性天敌昆虫有赤眼蜂、肿腿蜂、姬小蜂、蚜小蜂和天牛蛀姬蜂等；捕食性天敌昆虫有蒙古光瓢虫、异色瓢虫等。利用蒙古光瓢虫防治松干蚧，利用寄生性天敌蒲螨控制隐蔽性害虫，利用肿腿蜂防治粗鞘双条杉天牛、青杨天牛，利用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利用花角蚜小蜂防治松突圆蚧，利用天牛蛀姬蜂防治青杨天牛等有明显效果。但除赤眼蜂外，其他天敌均因未完全解决繁殖寄主、工厂化生产工艺或防治效果不稳定等问题，未在生产中广泛应用。除人工释放外，在生产中应注意保护人工林的生态环境，为天敌的繁殖创造条件，从而提高自然界各种天敌昆虫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1.3益鸟
在杨树人工林中利用挂人工鸟巢的方式招引大山雀、啄木鸟和灰喜鹊等益鸟，可以明显降低食叶害虫和蛀干害虫的密度。
2.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要点
2.1建立监测体系
充分发挥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的骨干作用，配套完善市、区县（自治县、市）两级监测网点，建成国家、市、区县（自治县、市）“三位一体”的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基层林业员、护林员等兼职测报员的作用，建立举报有奖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举报。探索利用化学信息、航空和遥感信息等先进技术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和核查，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2.2实行科学防控
林业、园林、文化、旅游、煤炭、交通、水利等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的规定，切实搞好重点林业工程项目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等区域的监测和防治工作。要针对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制定防治预案，建立疫情报告、技术合作、联防联治的协作机制。对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和重点生态区域的重大生物灾害，要实行工程性治理，逐步推行工程承包制、招投标制和施工监理制。大力推行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严格防治措施的监管，确保生态安全和森林食品安全。
2.3严格检疫执法
要严格执行《森林植物检疫登记管理办法》和《检疫要求书》规定，加强产地检疫工作，规范调运检疫程序。各级森林病虫防治检疫机构要严把检疫关，切实加强对辖区内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复检，经常开展检疫执法检查，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各木材检查站要依法查验过往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植物检疫证书》，继续配合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开展检疫工作。铁路、民航、交通、邮政等部门要加强本系统的管理，要求承运单位在承运、收寄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时，必须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林业部门对货物集散地、市场进行检疫检查。车站、机场、货场、林产品市场、花木市场及种苗繁育基地、木材加工厂、木材集散地、使用木材的厂矿、建筑工地等重点单位要积极配合森林植物检疫人员实施现场检疫。
2.4加强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做好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红火蚁、加拿大一枝黄花、刺桐姬小蜂等危险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工作，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林业部门批准，不得擅自从疫区调运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各级林业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积极引导和鼓励机关、厂矿、社会团体、社区和公众参与疫情查防和举报。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新发现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的乡镇，要立即报告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并启动林业有害生物应急预案。
2.5创新防治工作机制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林业有害生物防灾控灾机制，积极推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由林业部门承担向社会中介、专业队承担转变，引导、鼓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组织或个人成立除治公司、专业队、树木医院，或以专业户的形式开展咨询和除治服务。实行防治方案评审制、防治过程监理制和防治效果验收制，逐步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组织共同参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灵活高效的新型防治机制。财政局、林业局要在林业农发资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市级集中部分中安排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研究制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经费分为预防补助和除治补助。预防补助费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预防工作开展好、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少的区县（自治县、市）和单位进行奖励；除治补助费主要用于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灾害的除治补助，或者突发性、暴发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除治补助。坚持优先治理危险性和潜在危害大以及危害重要生态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坚持“谁经营、谁防治、谁收益、谁投资”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投入机制。生态公益林有害生物灾害和重大危险性有害生物灾害治理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商品林有害生物灾害防控主要由经营者负责，确有困难的，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各级政府要安排必要的防治经费，保证行政区域内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除治需要，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6强化防治工作的科技支撑
各地要把营林综合技术作为科学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治本之策，以恢复和培育健康森林为目标，积极推广乡土树种和抗病虫品种，大力营造混交林，严禁带疫苗木造林。加强对现有纯林、低效林的改造，不断提高林分质量。全面开展封山育林，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增强森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针对威胁我市森林资源、生态安全的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测报、检疫工作中的技术难题，积极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发高新和实用的防治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松材线虫等外来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对森林资源构成的威胁日益加大，影响林木生长和森林健康的有害生物种类多、分布广，如果防控不力，极易暴发成灾。因此，我们必须围绕加快发展这个大局，进一步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各项措施，维护森林健康，确保生态安全，为建设生态旅游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灾害；法律防治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1-02
在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过程中，森林生态系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暖是一个关键措施。然而，由于森林是一个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侵袭和意外事故影响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必将对森林灾害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森林灾害是世界七大自然灾害之一。森林灾害主要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者人为因素引发的，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发育或者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或者损失，进而给林业产业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自然现象及人类行为。[1]研究已经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组织成分、分布范围以及系统生产力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使得部分物种的适生面积扩大，种群迅速扩张，一些生态系统出现干旱的频率加大，荒漠化加重，脆弱性增加等等。[2]森林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一类物种，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气候变化将导致森林灾害风险的增加。
一、气候变化现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化问题。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问题就引起了国际各界政府、社会组织和科学机构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导致气候变暖的关键因素就是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大气CO2的浓度已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280μmol/L增长到了现在的387μmol/L。并且，近十年大气中CO2的浓度仍以4%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以后，大气中CO2的浓度将会是现在的两倍。[3]因此，随着气温升高，温室效应的加剧，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森林生物灾害的影响
森林生物灾害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表述，即森林病虫害和森林鼠害。据普查，我国森林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为934万hm2，超过年人工造林面积，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达880（亿元/a）。全国森林鼠害的年均面积约为150万hm2，其中以西部地区最为严重。[4]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森林灾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新的气候背景下，气候变暖将进一步加剧森林生物灾害的严峻性。
1.气候变化使有害生物的繁殖速率增加，种群快速增长
温度对生物的繁殖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变暖，森林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森林害虫的生理过程、发育周期将大大提前，繁殖速率、适应能力和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世代数和群密度增大，种群快速增长。
2.气候变化使病虫害的适生区域扩大，危害程度加重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的分布区系和危害范围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暖使森林害虫的越冬代北移，越冬基地增加，迁徙范围扩大，从而大大的拓宽森林有害生物的适生区域，主要呈现出向高海拔和两极方向扩展，区系分布由南向北变迁的整体趋势。[5]
3.气候变化缩短病虫害的发生周期，增大发生频率
随着气候变暖，森林植被的物候期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由于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昆虫的物候期提前，从而导致世代数目增加，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例如天幕毛虫的发生周期一般为14或15年，但近些年曾于1971年、1985年、1995年在牡丹江，1965年、1974年、1984年、2002年在吉林白城相继爆发；安徽的潜山马尾松毛虫1973年以前爆发周期为10年，1973年以后则为3-5年。[6]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使得许多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发生频率加大，进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抗灾能力大幅降低。
4.气候变化使森林鼠害面积明显增加，危害程度严重加剧
我国森林鼠害主要发生在生态脆弱区，以内蒙古林区以及西部干旱地区最为严重，每年发生约66万hm2以上。[7]随着气候变暖，新的环境对老鼠的存活和繁殖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活跃期延长，加之当前人们对综合治理鼠害的疏忽，使得老鼠大量繁衍和种群密度急速增加，鼠害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胜于过去。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非生物灾害的影响
1.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火源、可燃物、气象等环境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气象因素是导致森林火灾发生的关键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对自然林火影响的范围、 程度和频率取决于森林经营历史、干旱频率及程度、病虫害爆发以及其他因素等。气候变化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加大，地被植物干燥，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气候的频率和发生强度加大，从而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将明显提高；[7]其次，森林植被的种群组成和分布区域改变，使森林火灾的发生与蔓延呈现出一定的时空规律性；再次，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的频发，促进了可燃物条件的形成，加剧了极端高温干旱区火灾频率及特大火灾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火源分布、气象条件和可燃物的分布改变，林火的发生的准周期也将发生明显的波动，并逐渐呈现出缩短的变化。[8]
2.对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气象灾害主要有冻灾、雪灾、风灾、旱灾、洪涝、雹灾、高温等。其中冰雪、洪涝等灾害又会进一步的引发水土流失、流泥石、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或者火灾的发生。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林木大批折断受损，并且地表可燃物大量增加，平均地表可燃物载量超过50（t/hm2），严重超过高强度大火的标准30（t/hm2）。[9]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也是由于长期干旱引发的。目前，气候变暖导致的旱灾是我国影响面最广的气象灾害，并且还常出现多种灾害复合叠加的现象。
三、关于森林灾害的法律防治
（一）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的必要性
在气候变化凸显的今天，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方针为指导，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制度，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不仅有利于推动和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防止气候变暖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森林对减缓气候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森林碳汇功能，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关键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森林资源是主力；其次，就推进经济发展而言，气候变化将增加林业灾害的易发性和频发性，从而增大林业产业的风险，保护森林是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再次，就森林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而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森林破坏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会有一定的扩展，然而森林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其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控制森林灾害的发生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方面；最后，就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机制严重滞后，不够完善，在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机制的步伐，是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关于森林灾害法律防治的几点建议
1.将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
森林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应该把灾害防治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森林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森林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的法律活动中，把气候变化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定势；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森林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其中，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加大人工造林力度，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碳汇功能来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在更好的掌握气候变化形势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防治政策，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机构的建设，加强森林灾害应急系统的构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培训和宣传工作。
2.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灾害或者衍生灾害跨区域发生或一起并发的现象，针对常规森林灾害制定的的单行法现和政策制度已严重滞后。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治灾法或以森林保护法为统帅，再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森林灾害制定更加具体、实施性强的单行法规，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恢复重建、救济救助等各层面都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治灾的各个环节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体化要求。
3.健全森林灾害地方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森林灾害管理体制层次比较广泛化，不够具体细致，以致无法应对新的森林灾害防治局面。因此，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专门机构，根据灾害发生的等级和特征，形成同一灾害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合防控机制，协调建立森林灾害跨区域防治的检测预警系统，实施资源和信息共享、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加强森林灾害的防治能力建设和法律救助机制
以法律手段为保障，高效运行救助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森林灾害风险的重要环节。由于森林灾害后果严重，需要建立森林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通过金融、保险等多元化机制实现森林灾害的经济补偿和损失转移分担，如生态补偿政策，森林保险制度和建立专门的森林灾害保障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应与森林救济、产业恢复等减灾和适应手段相结合。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化的捐赠救助基金体制，充分的发挥公益慈善机构在森林灾害保障中的作用，拓宽救助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充分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联合防御、救助发挥的作用，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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