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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西文化的异同，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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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化；文化差异；中西方；护理差异
文化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和学科。护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学科，是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护理学已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从而逐步进行整体护理的学科[1]。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护理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现探讨比较如下。
1护理教育的异同
1.1培养目标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包括护理理念和护理能力等方面。西方多注重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实践、持续发展和合作等综合性能力及应对未来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学生人格的健全及职业价值观念，以人本主义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秉承人本关怀对待每1例患者；中国的护理教育则注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教育及培养为主，注重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完成临床护理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1.2教育理念西方国家护理教育的中心理念是关爱，注重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课堂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中国的护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理念，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明显可见的是，西方多以学科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及综合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短程化、小型化的趋势，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容易调动起来；中国主要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课程，多数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中，自然科学及技术偏多，人文学科偏少，缺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人才的培养，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积极探索未知，敢于理论实践创新的精神不足[2]。
2护士职业态度的异同
2.1中国护士职业态度在中国，护士由于其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加之工资和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护理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肯定和理解支持，倒班方式有损于健康、影响家庭生活等，而且护理工作要求精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善于观察、分析、判断与解决，这就要求护士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这些现存和潜在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职业倦怠，因职业态度的缘故常常觉得很压抑，不能轻松应付工作上的冲突，不能正视自我职业价值，常有辞职不干的想法[3]。
2.2西方护士职业态度Breimaier等[4]研究表明，西方护士的职业态度倾向于较高水平，护士对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认可度。护理专业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护士）的调查显示，10个毕业生中有9个相信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应该是非常轻松或者是有些轻松，大学毕业生都是怀着同样的理想加入护理行业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他们的理想就是帮助别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临床实践后大部分学生还是同样积极，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对职业前景的展望非常乐观。
3护理现实应用的异同
3.1伦理道德医学护理伦理道德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体现的纷争，很大部分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主义、强调和谐共同的责任；而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强调个人权利。如在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多主张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而西方国家多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患者知情权上，在我国一般不将病情告知患者，而是告知其家属、单位[5]，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则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患者实情。
3.2护理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主体意识，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特点，在护理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均同、轻个性的偏向，主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管理理念，在管理中会出现不同职称、年资、学历的护士承担相同的工作或同等责任等现象，形成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讲究科学、民主，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在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管理的弹性化和护理工作安排的层次化，不同职称、级别的护士有不同的工作定位和责任。
4护理科研中的思维差异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或顿悟)两种基本类型，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尚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而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往往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6]。由此，护理科研（论文）的设计上，中国人习惯于先交待研究背景、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提出论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一般则开门见山地摆出观点看法、点明主题，再依次交待研究背景、条件、原因、论据或分析。体现在护理研究中：国内的护理科研以把握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为主，学术文章范围大，而缺乏前瞻性；西方则更注重细节，科研立足于实践、以实用为基础，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5讨论
通过上述中西护理差异比较，可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护理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不可磨合的，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其长短，可取长补短。因此，我国的现代护理事业，在护理教育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具体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临床护理方面，在发扬优势的前提下，应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科研上，要转变思维，及时了解国外护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向纵深化、前瞻性发展；在护理管理方面，要敢于突破已有的经验，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全管理模式，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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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餐桌文化因其形成历史、民族背景、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属性和经济结构等不同而不同，同时，又随着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而不可避免地彼此影响，相互吸收，以满足更大的需求。本文将以中餐和西餐的餐桌礼仪为例，对其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加以叙述。
一、中西方餐桌礼仪的相同点
想要掌握好餐桌礼仪，就必须要了解餐桌礼仪的基本准则。虽然中西方餐桌文化差别甚大，但是基本准则却大体相同。
首先诚信守礼。所谓守礼自律，就是诚实守信、守法循礼。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自觉遵守餐桌礼仪，不可违背。餐饮活动中，我们务必要待人以诚，表里如一，才能更好的被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概括出了东西方餐桌文化最重要的守则。
其次要尊敬他人。在餐饮活动中，中西方的饮食礼仪都有敬人的原则。无论是落座、交谈还是接物，我们要维护他人的尊严，做到处处不可有失敬之处，更不可侮辱对方人格。谨记敬人本身就是敬自己。
第三要谦恭适度。餐桌虽是交流情感的好地方。但是如果不把握好尺度，做过了头或做不到位，都会让自己失了身份，所谓的“过犹不及”便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运用餐桌礼仪时，我们要态度谦虚、不卑不亢，以自尊和尊人为准则，做到大大方方，谈吐适度。
第四要宽容豁达。餐桌之上，人与人之间由于生长环境、生活经历或修养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不可能消除。这就需要我们宽以待人。对于不同于己或不同于众的人要耐心包容，这不仅能够消除人际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扩大交往空间。
第五要人乡随俗。因为国情、地域、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餐桌上完全可能存在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况。这时，我们要本着入乡随俗的原则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正像英语中的那句“when inrome，do as the romans do”，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际关系的融洽。
二、中西方餐桌礼仪的不同点
《礼记·曲礼》中的“入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说明了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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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而餐桌礼仪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解中西方餐桌礼仪的不同，不但可以使你在各样的餐饮活动中游刃有余，也能更好的展现个人风采。
首先是入座方式不同。中餐讲的是先长者、后女士的原则。坐下后姿势要端正，脚放在自己的座下，不可任意直伸。手肘不可靠在桌子边上。更不要将手放在邻桌椅背上。而西餐中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且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男士要帮助女士拉开和推进椅子。用餐时，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
其次是餐具使用。中餐餐具一般有杯子、盘子、碗、碟子、筷子、勺子等几种。用餐时，不要伏碗吃饭。应该端碗。用匙饮汤，不举碗海喝。不用筷子在餐盘中乱翻。任何情况下不反扣餐具，无论是碗还是酒杯。不能用舌头舔舐餐具。上餐时，不可用筷子互相敲打，或拿筷子敲打餐具。西餐餐具包含刀、叉、匙、盘、杯等。使用刀叉的原则是左手拿叉，右手持刀或汤匙。刀叉的拿法是轻握尾端，食指按在柄上。汤匙的握法与握笔的方式相同。如果感觉不方便，可以换右手拿叉，尽量避免更换频繁。
第三是进餐礼仪不同。吃中餐时不要急于动筷，须等主人举杯示意开始，客人才可用餐。如果有长辈，应礼节性的让菜或斟酒。夹菜时，须用公共筷。西餐中，喝汤时应先用汤匙向后往前舀汤，以免弄到别人身上，另外，喝汤绝对不能出声音。吃面包时，要先将面包撕成小块，再由左手拿起来吃等等。
第四是酒水礼仪不同。殷勤劝酒历来被中国人视作表达情意的重要形式。敬酒态度要大方，应起立举杯并且目视对方。借敬酒之名行灌酒之意，甚至偷偷给别人的杯子倒酒都是有违礼仪的。喝酒的速度以不超过宴会主人的速度为好。饮酒也不宜过度，以控制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为宜。按西餐传统，主菜若是肉类。则配以红酒，若是鱼类则配以白酒。无论哪种酒，都与中餐相反，切忌一饮而尽或是边喝边透过酒杯看别人。饮酒前要轻轻摇动酒杯让酒与空气接触以增加酒味的醇香，但不要猛烈摇晃杯子。若杯上留有口红印，应用面巾纸擦拭，不能用手指擦拭。
第五是停餐方法不同。如果是席间暂时离开。中餐是把筷子并拢、纵向搁在碟子或者碗上。如果将筷子横向搁在碟子或碗上则表述酒足饭饱不需进食了。西餐如果吃到一半想放下刀叉略作休息，应把刀叉以八字形排在盘中。刀叉不应突到外面，切勿边说话边挥舞刀叉。用餐结束后。将刀叉并拢排在盘中即可。
［关键词］龙文化；图腾文化；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57-03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神圣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文化已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等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龙”被翻译成“dragon”。dragon和龙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是没有确实考证的传说之物，身躯都很庞大，都能飞翔，外形十分相似。它们同是想象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动物，又都在文化中长久地保存下来。但事实上，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动物：dragon一词和中国的龙所指不同――正如phoenix和凤凰的强行对译。这种对译必然造成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和障碍。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中龙或dragon的不同起源和发展，探索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不同象征和意义。
一、龙与dragon的不同起源
中国文化中的龙有多种解释。《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 宋人罗愿的《尔雅翼・释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龙的形象并隐约看到它的起源。首先，综合这种种解释，我们可以说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鹿等动物以及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而龙的起源，也就是龙的模糊集合过程，则起自原始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与原始宗教和巫术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更是图腾崇拜的结果。“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意为“他的亲族”。在氏族社会中，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无生命的东西，这一物种就成为氏族祖先的象征和保护神，也就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它就是图腾。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存在过图腾崇拜现象。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蛇）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这个部落兼并了以马、鬣、鹿、鱼等为图腾的部落，就在蛇的躯体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复和式的龙图腾。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如今西方通称的dragon形象来自波斯、希伯莱、希腊、北欧神话，形如巨大的蜥蜴或鳄鱼，四只脚，一对蝙蝠般的翅膀，有时颈和背上长刺，头上有尖锐的角，贪婪邪恶，会喷火，血有毒等等。西方学者对“dragon”的涵义也有众多解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种：第一种为蟒或巨大的蛇；第二种为神话中的怪兽，是一种巨大的爬行动物，通常结构像蛇和鳄鱼，有坚硬的爪子，皮肤上有鳞片，有翅膀，有时会吐火，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结合；第三种解释则出自《圣经》，在旧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本中，海里和陆地上的两种巨兽也许和龙有关。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过看守着宝藏的龙，称之为drakon，后来drakon演变成英语的dragon。一般认为，西方龙的传说源于对蛇的崇拜，因为在世界各文明里都有过蛇崇拜。不过，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基本树立起龙的邪恶形象。在《圣经》里，龙就是蛇，《创世纪》中，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果。《启示录》里说到，大龙被摔在地上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因此，dragon被西方人视为恶魔的化身。
根据以上的事例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龙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不同于西方dragon的几个本质特征：首先，由于中国龙的图腾功能所赋予其形象上的威严而非邪恶。中国龙的形象虽然也糅合了许多实际存在的动物形象上的一些特征，但整体来讲，它基本上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现实中无法找到对应的生物。西方的dragon在形象上也具备某种糅合的痕迹，可是从整体来看，很容易与蜥蜴或者是恐龙直接对应起来，让人觉得dragon就是会吐火或者具备某种魔法的恐龙或蜥蜴。其次，中国龙从起源之初就由于图腾崇拜的原因在精神上具备神性而非魔性，而西方的dragon则从一开始就充当了神话中被勇士打败的魔兽或是与上帝对立的魔鬼的象征。
二、龙与dragon形象的不同发展与文化象征
在中国，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把伟大的天象尊崇为龙，在春耕中对着新年的第一道彩虹，唱起“二月二，龙抬头”，祈望并认定它会给天下带来吉祥、欢乐和幸运；并在远古神话中把自己的始祖一个个打扮成人首蛇身的英雄，而且认定这些被图腾化了的英雄代表着力量、信念和追求。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龙或作为开天辟地的创生神，与齐名；或积极参与了伏羲女娲的婚配，从而繁衍了人类；或帮助黄帝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或协助夏禹治理洪水，为千秋万代造福。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在传说及神话中“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风唤雨”的无比神通，龙变成了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龙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皇权的代名词。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他们的身体叫“龙体”，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乘的车、船叫“龙辇”、“龙舟”……总之，凡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此外，龙的另一个文化象征意义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龙是神物，非凡人可比，所以，人们常常又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很有能耐、出息和成就的人称为龙。当年诸葛亮在南阳躬耕陇亩尚未出茅庐时，自比管仲、乐毅，号“卧龙先生”，意思是空有鸿鹄之志而怀才不遇。中国民间也说“望子成龙”，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的怪物，而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
与龙相比，dragon文化意义的变迁就显出命运多舛的意味。在早期西方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中，最有名的要数古希腊神话了。在希腊神话中，较早被提及的龙是与众神之神宙斯作战的龙形巨人，这些龙形巨人是大地女神盖亚与天神乌拉诺斯所生，他们面目狰狞，须发杂乱，身后拖着一条带鳞的尾巴。在大部分希腊神话中，龙都扮演着这样的反抗者角色，但却屡屡被神和英雄击败，甚至沦为被愚弄的对象。 除此之外，在古希腊神话中，龙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角色――忠诚的守护者。赫拉克勒斯偷得金苹果的故事、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中，都有一条看守宝物的龙。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龙的形象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它有毒、能喷火，长着蝙蝠状的大翅，腆着大肚子，怪模怪样而且贪财、狡诈、残暴。这种模样已经与中国龙的形象完全不同了。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圣经》再次改变了西方龙的形象。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条大红龙，尾巴扫过了1/3的天上星辰，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贪婪地吞吃着新生的婴儿。于是，西方龙就从“守财奴”堕落成了最邪恶的魔鬼，被描述成罪恶、狡诈和残忍的代表。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欧洲人的扩张，龙是魔鬼撒旦的恶名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三、水与火的交相辉映――龙与dragon的物质象征
中国龙的典型形象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冉，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的神兽，善变化能兴云雨有利于万物。在中国，龙是水神，司云雨。民间祈雨总是祈求龙，各地遗存的龙王庙足以证明这一崇拜的普遍与久远。而“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这样的俗语也在向我们彰显着龙与水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龙一般居于深渊或大海中，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环境不清幽，则腾空而去。单就著名的小说《西游记》为例，孙悟空借兵器的东海龙王、被魏征梦中处斩的泾河龙王、被收做唐僧坐骑的西海龙王之子、乌鸡国里八角琉璃井中的井龙王、黑水河里作怪的西海龙王之甥以及碧波潭里的万圣龙王等，与其他龙婆龙女共同构成了一个龙的谱系。而它们无一不是居于水中，掌管水族。
dragon的典型形象则是一只长着鹰爪和鹰翅、狮子的前脚和头、鱼鳞、羚羊角以及蛇尾，口中喷火的巨大怪兽。它们喜欢居住在巨大的洞穴、火山口以及湖泊或海洋中，常以人或动物为食，喜欢呆在储藏金银和宝藏的地方，如果有人侵犯了它，就会进行疯狂的报复。dragon是宝藏的守护者，是魔鬼的化身，能游水、能飞行，还能喷火，凶猛异常，破坏力极大。正因为如此，西方神话故事中有许多英雄斩杀恶龙的情节，龙成为勇士扬名的牺牲品。从早期的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到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英雄长诗《贝奥武夫》以及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大量屠龙的神话故事，故事中的dragon无一不是身有双翼，口中喷火。而骑士与龙的搏斗则被认为代表了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基督教有很多圣徒和龙作战的传说。英格兰的守护圣徒圣乔治就以英勇除掉为害人间的龙而闻名，相传他用这条龙的血在盾牌上画了“十”字，因此白底红“十”字旗就成为代表英格兰的旗帜，英国的嘉德勋章上就有圣乔治骑马和龙奋战的图案。
到了近现代，龙依旧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固定的贬义词，如老龙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龙更成了描述邪恶的生动词语，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名著《艰难时世》中讽刺作品中的斯巴塞太太是一条看守银行的毒龙。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朱丽叶听到她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死时，她伤心地说：“啊，花一样的面庞里藏着蛇一般的心！哪一条恶龙曾经栖息在这清雅的洞府里？” 在当代西方的影视作品里，dragon仍然喷着火出现。在《指环王》、《哈利波特》系列，甚至动画片《怪物史瑞克》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水与火的交相辉映中，中西方文化赋予它们的完全不同的物质象征，使龙与dragon的形象更加诡异迷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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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关键词: 文化融会翻译异化同化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广泛传播,国际间的经济、政治、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在此文化趋向融合的大环境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异化还是归化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直译派主张保留原文中的语言的方式,即要输入新的表现法,意译派则反对引进欧化表达方式,而主张使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异化与同化的矛盾实际上是二者之争在新形势下的代名词。
语言、文化和翻译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思想启蒙的先导、科技进步的中介,与其说它涉及的是不同的语言,到不如说它所涉及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交流必然影响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势必会反映在翻译当中。
一
文化的趋同性使异化可能并使其成为一股不可阻挡、难以逆转的潮流。所谓“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和实践活动的总和,包括人类世世代代所共同享有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狭义的文化则是使用特种语言表达思想的某一社群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表达形式。文化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特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着,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随着不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不同文化中不断增加的共核成分和不断减少的各民族之间的特殊差异,为语际翻译中的异化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工具、通信方式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传播介绍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念、管理技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日趋减少,而共核成分日益增加。这就使得翻译中异化的可能性变大了。在中国,人们对穿西装、系领带已经习以为常,对股票、证券、刷卡已经不再陌生,对情人节、圣诞节已经不感到稀奇,老年人会对子女在母亲节、父亲节送来的礼品喜上眉梢。外国人对饺子、春卷、豆腐等中国美食赞不绝口,学习气功、太极拳、功夫等来强身健体,欣赏二胡、古筝等中国民乐。成功的异化的例子很多,例如许多进入日常生活中的外来词语:快餐(fast food)、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超市(supermarket)等。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84年写的论文《致青年商人》(To Young Tradesman)中有句名言:“Time is money.”对此句的翻译现在多采用异化的方式译为“时间就是金钱”,它常常与“质量就是生命”一起成为许多公司或厂矿企业的宣传口号。而且此种译法比起过去采用归化译法“一寸光阴一寸金”更加准确贴切。
二
首先,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包容的能力,外来文化的新鲜事物容易被人们接受,并逐渐约定俗成,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文化又有渗透的力量,凭借社会生活的种种契机进入其它的文化,依靠那里的文化环境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力。文化的吸纳、渗透作用使得异化成为可能。例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橄榄枝”(olive branch)、“酸葡萄”(sour soup)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的“民主”(democracy)、“科学”(science)、“逻辑”(logic)等。如今这些带有洋味的词语不仅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而且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13”在汉文化中本无贬义,更无任何不吉利的含义,中国人对“13”并无恶感,但是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不少人把“13”当作是不吉利的数字。这些都是由于文化的吸纳包容使得外来新鲜事物在文化交流中被译入语的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部分。这些就使得异化成为可能,异化对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和新科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归化是某一特定阶段的折中。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可能完全相同,各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不尽一致,因此,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局部的交叉、碰撞和冲突,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困难和障碍,使得翻译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采取归化的方法。然而,这种归化只是为了保证成功的文化交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暂时采取的方法而已。当文化的趋同性、统一性使得采用归化的方法翻译的原信息在文化交流趋向融合的趋势下被译入语的人们所理解、接受时,异化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在此之前,归化还须存在以确保文化交流的成功。例如,过去中国人在得到别人的恭维时,常会自谦地回答说:“哪里,哪里。”对待这种习俗文化差异,过去常采用归化的方法翻译。随着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和交流,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日益增强,对这种差异的翻译就无需采用归化的方法而直接采用异化的方法,因此“Long time no see.”的中式英语在英语中的广泛应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有一次陪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明白故事内容。这时提示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米欧和朱丽叶。”外国客人很快就明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对梁祝的翻译恐怕就无需归化了。
只要有不同的文化,就有文化的差异,在翻译中就有异化与归化。异化是总的趋势,归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文化差异某种程度上的折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强调任何一方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是不能称为翻译的。在语言文化交流和传递过程中,在保证尽可能减少信息丢失的前提下,翻译应该寻求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平衡,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度”。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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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4).
论文摘要：中西文化差异一直是制约中国人与讲英语国家的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对中西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造成误解或陷入尴尬境地。所以了解文化差异的表现及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就中西文化差异和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比较。
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 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邓炎昌.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关键词】《救风尘》；《威尼斯商人》；女性；中西方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51-01
《救风尘》是中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经典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作。两部作品中，最精彩的角色莫过于两位睿智的女主角――赵盼儿和鲍西娅：赵盼儿义救金兰，鲍西娅智斗夏洛克，作者使女主角成为解决全剧主要矛盾的核心人物。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中，用笔触展现女性独立自由的形象，足以证明作者的伟大。但是作者对两个角色的设置却有很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有利于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
一、比较女主角身份
在《救风尘》中，赵盼儿是，《威尼斯商人》中，女主角鲍西娅是贵族大小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和贵族小姐这两个身份的社会地位差距都很大。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分别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来代表各自心中的自由女性，投射出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首先是中国的《救风尘》。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以“大一统”而自居，以集体为单位，讲究群体和谐，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一套规范个人身份的规则体系，要求个体身份从属集体，尤其是女性，被要求“从父，从夫，从子”。赵盼儿是，这份“独特”的身份使她被排除于纲常之外，拥有不拘泥于传统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赵盼儿的义举才有合理性，也使观众能认可这样的人物形象。关汉卿让人物与传统伦理做对抗，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体现自由精神。
再比较《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她是继承了巨额遗产的贵族女子。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财产私有制成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公民相对更尊重个人的财产权，恪守一夫一妻制，使女子也享有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权利。所以，莎士比亚有条件将女主角设定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一位兼智慧、美貌和财产于一身的女性形象。但是这并不代表鲍西娅的生活更轻松，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责任需要自己承担，鲍西娅选择丈夫的戏就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鲍西娅的父亲已经去世，原本没有任何外力能够阻挠鲍西娅选择丈夫，但是，鲍西娅却严格按照父亲制定的遗嘱选夫。这除了对父亲的尊重外，自知善恶也是一个原因――她明白自由地选择丈夫，后果也由自己承担。这正是西方道德观的一种展现。
相较于《救风尘》背景中的集权社会，《威尼斯商人》更加宽松自由，自由人的社会地位会比较高。但是，关汉卿和莎士比亚都用自己的方式描写极富魄力的女性形象，使得社会背景成为成就她们魅力的一面镜子，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二、比较女主角解决问题的方式
《救风尘》中，赵盼儿面对周舍的无赖，通过假扮周舍的情人来拯救姐妹宋引章。而《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换身为一名律师博士，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中国强调“克己复礼”，靠的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1]而西方遵循“维权奉法”，强调“制度化的法制是社会规范的基础，因为法律的功能是辩明是非善恶并予以对等的惩戒。”[1]
中国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以严苛律法来惩戒人，以至于在现实中面对人的恶性时，往往无能为力。正如《救风尘》中，周舍对宋引章每天施以拳脚，但由于周舍掌控着话语权，使得势单力薄的宋引章没有任何反抗余地，法律也没有意义。这才有了赵盼儿的“义”救金兰，仗着自己身在“三纲五常”之外，逼得周舍哑口无言，只得作罢。赵盼儿以非“礼”之法对抗周舍的“非礼”之举，实在是胆大聪明。而西方文艺复兴时，社会模仿古罗马文明，要求依法行政，尊重律法。所以，《威尼斯商人》的重头戏会在法庭上解决，让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做法官，原告与被告各拿出法律证据为自己辩护。无论是荒唐的夏洛克，还是机智的鲍西娅，都要从法律中寻找依据为自己辩护，让法律成为唯一的裁判依据。通过比较，可看出中国在重“礼”下的社会形态，人主要依靠特殊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来解决问题，而西方则偏向在法律制度下的公开“谈判”来缓和冲突。中国循“礼”之下的制度虽重情义，但容易滋生腐败，面对周舍或张驴儿等恶人时，善人往往会束手无策；西方法律虽旨在追求公平，但法律永远都会有漏洞，所以没有绝对的公正。
因此，文化没有“绝对正确”之说，互相吸取、相互借鉴，不断进步，使“规范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人生活地更好，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是值得推崇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徐言行.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在道德评价、义利识别、义利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差异。本文就上述差异作了较为详尽的对比阐释，旨在能够给当代道德教育提供一个较为贴切的契合点。
一、中西文化在道德评价认识上的差异
西方文化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道德境遇选择的相对性，换言之，西方文化更强调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笔者认为道德评价原则当然不能陷入人生价值神圣论只肯定其价值观的绝对性而否认其多元性、灵活性的误区。东方文化相对忽略道德境遇选择性。我们必须正视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相对性。任何道德评价准则都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伦理关系的客观要求。它们起始于一定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又体现于道德行为之中，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们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普遍道德行为的总结。
第一，必须对道德调节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第二，道德评价准则必须在道德准则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第三，道德评价准则必须体现道德准则体系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道德评价的境遇选择，东方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牺牲精神与实际的价值原则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在这种道德境遇选择中，如果我们恪守一成不变的道德评价准则，就势必使道德评价沦为空泛。可见，否定道德境遇选择的特殊性和把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选择普遍化都是失之片面的。
道德思维模式应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封闭自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社会和个人都应抱着“求真”的道德精神来认识道德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至于一部分人出于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来指责道德准则的层次性，那就属别有用心之列了。试想，如果大家都站在极端自私的立场上评判“新生的道德观”，那么任何观念都无道德与否之分了，“道德”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在对待实践道德方面，中西文化也处处显示出对比色彩。
二、东西方文化对义利关系识别的认识差异
现代化最诱人的一笔莫过于人们将挣脱宿命论的枷锁，不再受历史的摆布，自由选择、设计、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迅速得到证实:几千年的重道轻器、贵义贱利、以名正实、存理灭欲的重虚轻实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开始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务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转变，正是这种无形的巨变，使得中国古老的生命文化呈现另一番景象。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的。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整个意识形态化了，使其具有排斥异己的功能，因为它被一种盲目的文化力量庇护着，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及寿终正寝。而且距离死亡越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呈现惧之、避之的消极抵御心理态势。
包含浓厚儒家文化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对家庭的责任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死亡教育上，就是中国文化强调对濒死者进行心理舒解、社会问题解决等立体化服务。而西方文化的死亡教育相对重视生理止痛术的研究和如何善待死亡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象面对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死亡的过程中几乎不显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把对社会群体的责任放在首位。这种观点凝聚在道德教育的实施上，东方文化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灌输，并忽略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给大大的操行的实施者以相对的选择余地;而西方文化的道德教育相对重视实践道德学的研究和如何选择利己、利他的双益道德践行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式置身于社会，无需通过家庭这个东方视之为必需的纽带，所以家庭责任感在对待道德境遇的选择过程中作用较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座右铭，并且凝结在有关道德、法律、风俗、习俗之中，成为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贴于
“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依然是许多深受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影响的大众的人生信条。他们基本忽略求生的先决条件，在许多具体境遇下，舍生求死反而被许多人选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尊利卑观念。而西方文化浓缩的实践道德观几乎没有强行制定一个共同的求生准则，他们把道德选择的具体性渗透在道德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注重的是人生价值确立、实施的相对性和相关性。
三、中西文化对人际关系及人生社会责任的认识差异
对人生的义务，西方文化主张从人类发展的前景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来强调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义利并重，不可只言义而不言利，每个社会人都有权利谋取个人正当的利益。人应该是所有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对人自身应实施最极端的关切，包括生命、生活、心理等一切因素。
西方文化认为道德境界确认的相对性，为当代道德学在处置一切取舍问题上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崭新的价值观念;它改变了社会人只对社会群体负责的传统人生义务论原则，认为社会人不仅要对社会群体负责，更要对自身和小群体负责;人生价值神圣论应与家庭社会的利益以及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类对待自身的生命、生活质量持更加科学积极的态度;这将使人类由创造生命、维持繁衍的低层次人生价值观向充实人生、享受人生的高层次人生价值观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而成的人生价值神圣观一直非常慎重:仅仅强调人生价值的质量而忽视或否定人生价值的神圣，可能会带来对社会责任处置上的随意性和不严肃性，因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或需要而须要对个体的人生价值进行取舍或重组时，那么在神圣观和质量观方面是不难找到理由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代社会人应该坚持人生价值的神圣和优质的一致性，它们不能被分割，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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