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09:43:2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智慧教育时代，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智慧教育是信息化与教育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旨在综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现有教育系统的智慧化水平，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主流业务的深度融合（包括不限于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评价、智慧科研和智慧服务），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促进教育模式的创新，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氛围，培养现代的智慧型人才。
智慧教育代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方向，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刘延东副总理在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致辞，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更加重视教育信息化在突破时空限制、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作用和地位，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共建共享。
二、“智慧教育”的建设目标
智慧教育的最终目标，不外乎是使教育的效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实现老师教、学生学的效率最大化。具体来说可以理解为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内容、学生学习、学校管理和教学能力的融合，即做到“四融合”：
教学内容融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传统单一的以文本表示知识的形式，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借鉴当前比较流行的翻转式课堂、微课程、MOOC等在线学习模式，建设一套与学科内容紧密融合的教学课件和案例。
学生学习融合：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实现教学资源配置、教学过程优化和学习效果评价等以学生为中心，真正实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化、协作式的学习。
教学能力融合：教师通过调用全市、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利用最新教育技术服务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提高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理念、能力和水平，推进大数据采集和分析运用，推动教师备课、教学、辅导、评价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学校管理融合：建设和完善市、区、校三级教育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对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进行统筹管理，以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实现信息技术与学校管理的融合，为学生培养、学校管理提供全面支撑，实现教育教学管理现代化。
三、“智慧教育”的建设内容
（一）教育云平台
云计算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模式，它把信息资源（服务器、存储器、宽带）、数据、应用作为服务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把大量的计算资源组成资源池，为用户动态创建高度虚拟化的资源。一些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正筹划建设独立的信息中心、建设教育信息资源和开发各类应用等，以中等规模城市为例，一个城市中小学近100所，按照每个学校投资20万元（按照最低限度）建设信息中心计算，累计投资将超过2000万元。然而，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以及应用软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虽有个别差异，但利用共享平台可以方便进行应用的个性化定义，以满足各校需要。可见，建立教育云平台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
（二）智能课堂平台
智能课堂平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传统教学课堂的智能化和网上虚拟课堂（或称网上学习社区）。对传统教学课堂和以电子白板为工具的教学课堂进行全面改造，实现现有课堂与信息化技术的紧密融合，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在教学内容、展示方式、互动方式进行全面改革，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个性化教学的新的教学模式。
（三）电子书包
电子书包，以电子课本为核心，集成自助式学习管理、自助考试管理、师生互动管理、学生定位管理、紧急求助管理、学生家长互动管理等多项功能，是改变学生目前带课本上学、盲目购买参考书、抄写课堂作业、完成家庭作业等方式的重要设备。该平台以教育云为基础，以智能终端（计算机、移动终端等）为学习手段，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计算机和教育资源进行课后学习、作业等工作。
（四）教师智能工作平台
整合白板系统、学校管理系统、电子书包、虚拟课堂等，为教师提供一个集成教学、管理、自我提高的平台。该平台是一个智能备课、学习、工作平台，构成中小学教师的智能环境，能同学校数字校园系统、白板系统、教学资源库进行无缝连接，制作课件，调用全市、区、学校的课件、案例等相关资料，也可以调用学校对教学情况的评价，调用所在班级学生学习情况，为教师有针对性的备课提供支撑。也可进行试卷评阅、与学生、领导、家长互动。
（五）网上学习社区（个人终生学习平台）
建立网上学习社区，让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社会个人之间按需组成学习社区，而网络学习社区管理者提供广泛的学习资料、课件、参考文献供社区共享（分有偿和无偿两类），社区管理者与教育管理部门对网络学习社区实施共同监督和管理。
网上学习社区集成智能课堂平台、学生智能学习平台、教师智能工作平台，增加个人终生学习管理相关功能， 加入学习网上社区申请、建立个人终生学习档案，定制学习计划，接受终生学习管理系统的推送服务等功能。
（六）校园智能综合管理平台
在校园数字安全管理的基础之上，增加学生轨迹跟踪管理，学生一卡通管理，支持学生活动家长调看，教师工作业绩数据挖掘，学生学习效果综合评价、学生行为综合评价等功能。并实现与智慧城市的相关系统互联互通，如同人口数据管理系统、个人电子病历管理、社会保障系统、就业管理系统等数据共享。
四、建设要点
（一）物联网建设智能化教学
智慧教育环境的构建在智慧教育中尤为关键。即利用物联网、云技术建立新的课堂环境，对传统课堂和虚拟实验进行拓展，如利用智能标签识别需要学习的对象，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记录、调整学习内容。建立泛在学习环境，在空间上和交互环节上，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增强学生的体验。如上地理课，可以利用空间信息平台，进入相应的地理环境，让学生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三网融合全面整合教育资源
三网融合进入校园，整合校园内现有的教育信息资源，开拓新的用途是智慧教育第二个关键。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在原有的视频网基础上采用数字技术改造，使其适应于IP网络。通过改造电视网络或终端，与电信网、互联网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系统。新网络可以承载更多的业务、实现更多的功能，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上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最前沿的知识、技术，为学生、终身学习者提供多种便利的学习环境。
（三）无线网络与3G/4G技术创造普适学习模式
利用市政府即将建设完成的覆盖全城无线网，建立普适学习环境。普适学习环境是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提供给学习者持续而合适的学习资讯。普适学习的主要特征是永久性，易于获取，即时性，交互性，教学活动真实性，适应性，协作性。普适学习环境是多维度的，能提供视、听、读，以及紧密结合，让学习者对知识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超脱传统的学习情境，给予更广阔深远的思考，在知识的广阔性、系统性、及时获得性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撑，从而培养学习者的创新能力。无线网络与3G/4G技术实现校园的全覆盖，实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学习、讨论、研究，一种新的学校模式、新的课堂模式，新的师生关系将呈现在各个校园。
（四）教育云构建新的办学模式
关键词：智慧教育；服务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1-0017-03
一、引言
智慧教育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信息技术突破了学习围墙，扩展了学习手段与范围，使师生拥有了获取信息的平等地位，构建师生积极互动的教育新模式。本溪市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在国家教育信息化改革试点市探索及三通两平台建设时期进行了持续的数据中心现代化建设及改造，不断吸取各方面的科技成果，融合各种信息化理念，避免简单的设备堆砌，避免过度投资浪费，携手联通、电信、移动等各大国内厂商与集成商，共同探索打造适合本市实际的现代化教育信息中心数据支撑构架。
二、围绕两大职能体系，建设数据支撑构架
依照教育部的工作脉络，明确我市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的两大职能体系：教育服务体系、监管体系。
围绕两大服务体系进行信息化管理中心的设计，以现代化的、科学的、发展的眼光进行数据中心支撑结构的建设和改造。在设计初始就进行了整体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同时吸收、参考了国内知名安全厂商整体的安全建设框架，将信息化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加以整体的充分考虑，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及场地，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力争对建设信息化中心的建设进行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教育框架下的综合设计。
1.服务体系构建，以三通两平台为基础
设计要求就是要构建开放、协同、高性能、互联、弹性可扩展的IT软件环境，通过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将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教与学服务平台、教育数据分析平台、数字化校园平台各类数据、服务进行融合、实现统一的集中管理与掌控。同时利用先进的存储及虚拟化环境进行数据支撑服务、安全支撑服务、业务支撑服务、教学指导、教育门户网站服务，开发及建立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师间的交流合作。服务体系的基础建设归结到改革试点市工作中的三通两平台的建设及实施。首先完成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市建设工作，成为全省唯一实现“三通工程”100%全覆盖的城市，实现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教学的新常态。
2.服务体系构建探索
（1）虚拟化的探索：在2010年我们率先采用了VMWARE的虚拟化方案，利用3台高性能的定制服务器配合7TB容量（后期扩容为20TB）的存储迈进了云计算的行列，利用虚拟化的便利及效率，成功探索构建上百个教育服务平台。其中代表性的有虚拟主机、资源中心、BBS、聊天时空、MAIL系统、教育局办公系统、文件上传、视频会议、智能题库、电子图书、网上作业本、学校管理系统、分班系统、电子备课、仿真实验室、校园电视网、中考查询、网上报考等数十个永久及临时平台。这些平台有力的支撑了服务体系。
（2）集成化的探索：每一种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在虚拟化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融合更加先进的理念的同时，有效的使用老技术，让老设备发挥更高的效率。至今我们仍旧保留有2000年生产的服务器，由于保养到位，依然能够有效运转。同时我们也引进了IBM存储，刀片服务器，用先进的集成设备保障承载“三通两平台”任务的平台建设，即教育资源整合共享的云服务体系。
3.服务体系智慧“云”时代探索
由于设备先进，理念先进，部署得当，优教通平台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我们以前多种平台，突破了“两平台”的限制，达到了“云”平台的一些功能，并积极地向大数据的方向过渡。云数据平台的建设，有效避免了区域资源平台的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现象，通过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的统一用户中心实现教育资源、应用、服务的汇聚融合，面向我市教育的社会个人和机构提供实名制的网络空间，为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在网络上从事教学、管理活动提供一个集成的、可定制、可扩展的个性化空间。以题库管理为支撑，支持多学科、多题型、多平台导入，再编辑，同时覆盖教师及学生，支持在线学习、自主学习、网络培训等，形成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教育培训模式，提高整体的教育培训服务。进一步促进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全面互动。
至今我们的优教通平台的后台管理具有：包括班级创建、学生与教师注册、教学资源目录建立及资源统计、教材版本设定等；前台使用包括：教师备课、开展集体备课、校本教研、区域教研、网上作业、家校互动、资源上传等内容。
随着信息化的推动使服务平台与教育教学结合更加紧密，我们制定了量化的信息化评估标准，使各级的信息化建设有迹可循，并在区域进行落实，实地检查打分，年度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公布成绩，奖优罚劣。
4.确立服务体系软硬件建设的整体规划目标及原则
以“环境建设领先均衡，教育资源高度共享，服务平台先进高效，师生能力显著提升，区域综合水平一流”为目标，完善信息化管理中心的中心机房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分布合理，开放性良好。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信息化教育改革访谈
文/本刊记者 鲁玉婷
一只手机、一台电脑就能玩转校园？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的答案是肯定的。
随着时代信息化潮流，高科技设备渐渐走进师生的学习生活。在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师生置身于全网络覆盖的校园，上课不再局限于单调的黑板，阅读不再受限于纸质书，应聘信息无需层层传递……一场数字化教育改革，让学校变成更为智能、人性的智慧化校园。
智慧课堂，多屏互动灵活教学
“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琵琶行》。先请同学们来谈谈这三首音乐分别对应《琵琶行》里的哪三段内容？”走进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的智慧教室，记者亲临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开课。课堂上，教师的平板电脑、学生的交互式电子白板以及讲台上方的双屏投影各显其能。学生手中的电子白板能实现资源共享、当堂在线互评、在线考试，多屏互动的课堂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这堂公开课通过智慧教室的录播功能，可以把整堂课记录下来，也能将课堂现场直播到该校任意一间教室。
智慧课堂是该校智慧校园建设的重点，除了资源共享、在线互评等功能外，还将学校课堂与企业车间融为一体。学生能在课堂上通过电子屏幕与企业工程师远程互动对话，请教专业难题。工程师只要在企业车间装上一个摄像头，就能把现场操作视频传到课堂上，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智慧课堂除了实现数字化设备的更新换代，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师资力量。张国方校长道：“我们一向主张培训先行。在建设智慧课堂前，教师都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与考核，每位参与培训的教师必须做出符合要求的课件才算过关。”两年来，该校的教师培训都围绕着数字化建设——计算机高级工培训、交互式电子白板培训、“微课”制作培训……一系列培训提升了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能力。
在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大部分教师的办公电脑没有主机，只有一台显示屏，教师的相关资料均放在“桌面云系统”里。每位教师都有一个账号，无论在哪里，只要用计算机登录自己的“桌面云系统”账号，就能与学校内网建立安全链接，实现远程备课与办公。在校长对数字化教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理念的引领下，每位教师都放开手脚大胆实践，让智慧课堂发挥出最大的教学效果。
陈凌燕是数媒班的学生，现已走上了实习岗位。陈凌燕说：“学校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超前的智慧化教学，为我实习上岗打下了基础。其他学校的同届毕业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企业的先进设备，而我在校时就已经基本熟悉了企业的大多数设备，学习与实践实现了无缝对接。”
创新结硕果，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该校学生还获得了三块金牌、两块银牌的好成绩。
便捷服务，远程遥控智慧生活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的智慧校园体现了三大智慧：一是“物”要智慧，二是“管理”要智慧，三是“教学”要智慧。其中“物”要智慧体现在便捷服务上，比如该校会议室实行物联网管理，会议室的窗帘、空调等都能远程遥控。“按‘会议模式’键，会议室的窗帘、电灯、空调等都能遥控开关，即使人在外地，也能通过手机远程遥控。”副校长傅卫东说。在学生宿舍，智慧服务亦无所不在：宿舍智能控制系统可以自动开关空调，当学生下课后回到宿舍，如果室内温度超过28℃或者低于5℃，空调就会自动开启，人离开宿舍，则自动关闭。
在校园里，学生每天都会用到一卡通，该校改良升级的一卡通——“智慧校园卡”给学生带来了不少便利。该校是宁波市“智慧校园卡”的试点单位，如果试点成功将在全市推广。“智慧校园卡”除拥有电子钱包、图书借阅等常规功能外，还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远程感应，学生携带“智慧校园卡”进出校门，无需刷卡，系统能自动感应；二是走班考勤功能，学生上课的课堂不固定，流动性较大，学生携带该卡进入指定教室后，系统能自动显示多少学生已经到达教室，哪些学生迟到、旷课，并能准确定位学生，将名单自动发送到班主任的手机上；三是与宁波市公共自行车、公交车、地铁服务相联，集宁波市民卡功能于一体，实现校内校外服务一体化。“智慧校园卡”的推行为学校管理提供了便捷服务，亦提升了师生的生活品质。今年5月22日，该校的“智慧校园卡”在第二届全国中小学教学信息化应用展览中展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等领导参观了该校的智慧校园展位，并详细了解了“智慧校园卡”建设情况。
在该校立体式图书馆，不仅能借阅纸质书，还可以通过手机扫描移动图书馆里报刊、书籍的二维码，将电子书下载到手机里。傅卫东说：“现在很多学生及年轻教师都喜欢拿手机看书，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还省去了借阅的麻烦。”移动图书馆是一台立式显示屏，内含杂志、书籍和报纸，内容丰富且实时更新，为师生阅读提供了极大方便。在图书馆一侧的阅览室里，每张桌子上都放有一台iPad，学生可以拿着iPad在图书馆任何地方看书、游戏。馆长孙薇薇说：“学生刚进校时，总喜欢来图书馆上网、游戏。随着来馆次数增多，那些喜欢玩游戏的学生看到周边同学都在看书，也慢慢放下游戏开始看书了。我们图书馆温馨、舒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兴趣爱好。”
搭建平台，互通共享智慧管理
数字化校园只是对校内各类数据进行收集，提供一个数据集成平台，而智慧化校园则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提供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傅卫东说：“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是智慧化校园建设的集大成者。以往学校每个处室都有自己的数据平台，但互不相融，各部门的业务系统仅从满足本部门需求出发，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系统中存在大量重复数据、垃圾数据。智慧校园建设初期，考虑到外面买来的成品软件与学校实际不相符，无法真正契合我们的需求，因此，学校招标了一家软件设计公司。”往年，学校教师都是以各自工作为需求进行行政课题研究，而2013年年底，学校统一以“如何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完善工作”作为年度行政课题。以课题为契机推动改革，学校教务处、政教处、招生就业处、团委等各个处室均作了详细的课题报告。收集到学校各处室的数字化需求后，学校利用软件公司的技术力量，量身定制开发了“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
“任何高科技的产品只有符合实际需求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信息化是一种辅助手段，它可以优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傅卫东道。在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上，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等各方均能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提升了学校有效管理的含金量。
首先，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以往每到期中、期末，班主任及教务处都要忙着汇总分数、计算平均分、统计各分数段人数等等，放假前还要将成绩报告单一张张填好，稍有大意，就会出错。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则可以将任课教师输入的每次考试成绩进行系统智能分析，将各科成绩汇总后自动生成统计表格，传送给班主任、教务处等。此外，系统还会对每门学科、每个班级和每位学生的成绩定期进行动态分析，促进教学评价方式改革。“有了这套软件，老师不再需要一遍遍地统计分数，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教学研究；同时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准确性更高，毕业生学籍卡上的成绩也由该系统自动生成。”傅卫东道。
其次，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增强了家校互联。在该平台，除老师有账号可以登录外，学生、家长也有账号。学生登录账号能看到自己的课表、学习成绩，可以实现网上选课，家长登录账号可以看到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除成绩外，还有在学校参加的各类活动等。
关键词：后物欲时代；社会价值观；道德教育
后物欲时代这一概念由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首次提出，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长期物质匮乏的难题已破解，当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裕后，人们开始觉得空虚无聊。暴力、、沉迷于网络等问题在社会中的泛滥，凸显后物欲时代社会价值观问题的严峻性。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们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曾适用于一切人的生活意义已不复存在了，每个人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社会的价值。精神的空虚无聊已经压倒社会物质匮乏，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大大超越了对物质欲望的需求。进入后物欲时代，面对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带来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当代大学生如何去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如何建构高校社会价值观？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理应担当起时代的责任重托。
一、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综述，高校教育者有关社会价值观研究大都把社会价值观既已存在作为理论预设。在此理论预设基础上，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理念。例如陈立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道德教育体系；薄爱敬等人思考了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还有从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角度，康来云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房正提出了高校社会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和工作思路；崔振成认为价值观的教育直面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危机，呼吁构建良善适切的现代价值系统。这样的研究兼具时政性、引领性和概括性，缺乏专门针对后物欲时代的空虚和无聊进行的教育研究。本文在吸收、借鉴上述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后物欲时代高校的社会价值观提出一些设想。
二、后物欲时代高校社会价值观的建构
1.注重道德传承，遵守道德规范
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认可、集体评价以及实现个人与社会自律完善的一种精神力量。中华传统美德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当代大学生应当自觉学习和弘扬我国传统美德，努力成为中华美德的学习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沉迷于网络游戏、逃学、校园暴力与社会广泛存在的无聊空虚有很大的联系。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对传统道德的教化上，将“立德”立于“三不朽”之首，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古人圣贤提出了诸多修身之道：“内省”“慎独”“重行”等。高校社会价值观的教育一定要汲取中国传统美德精华。
2.呵护心理健康，共筑精神家园后物欲时代
当代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正因为如此，现代大学生吃普遍缺乏对困难生活的体验，心理承受力弱，行为极易走向极端，在无聊空虚时为了寻找刺激，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失范，是否会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危，而往往会放纵自己。2015年3月20日，杭州某高中一学生胡某某手持刀械砍伤学校多名同学，而后跑出教学楼时，不慎坠楼。据新闻报道，该事件发生之前，胡某某在校期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心理异常或者行为异常。近年来，校园暴力伤害事件多发，集中反映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严峻性，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心理学家皮亚杰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认知理论，“游戏是公民从认识兴趣过渡到感情兴趣的一个媒介”。游戏满足了人们对新奇刺激的需求，又具有发展认知的功能。兴趣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外部刺激会影响兴趣程度。当兴趣程度过高，个体就会回避刺激；当个体刺激不够，个体就会寻求刺激来强化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游戏就是强有力的媒介。我们谈论游戏，大家会联想起“丧志”，后物欲时代我们要重新定位游戏，不仅满足新奇刺激的需求，还有人际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建立健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平台，呵护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重新定位游戏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3.着力内涵发展，锤炼高尚品格
为远离贫困而奔波，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温饱难题已经解决，人们的生活失去目标迷失方向，乃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社会中最初的一小部分人率先突破温饱难题的是我们历史上的贵族们，他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反思。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目标是——诗书礼乐，为社会培养有内涵、品格高尚的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书礼乐对高校社会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就是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教育面对富足的挑战对策是：寻找生活的意义，让艺术化的生活来应对物质富足带来的空虚无聊。现代教育是以专业为基础，专注于让学生掌握获取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忽视引导学生学会艺术化的生活的能力。在物质丰裕的社会，艺术化的生活可以驯化物欲，锤炼高尚品格。教育面对富足的挑战对策是：寻找生活的意义，让艺术化的生活来应对物质富足带来的空虚无聊。现代职业教育是以学生专业为基础，以现代职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专注于让学生掌握获取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忽视引导学生学会艺术化的生活的能力。在物质丰裕的社会，艺术化的生活可以驯化物欲，锤炼高尚品格，提升生命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
[2]陈立中,赵志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高校德育体系[J].社会科学家,2014(11)：110-113.
[3]薄爱敬.关于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4(33):53-54.
[4]康来云.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看社会整合的路径选择[J].学习论坛,2012(10):64-67.
[5]房正.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典型引领和底线约束[J].高校党建和思想教育,2014(21):96.
关键词：后现代知识观；社会工作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1-0010-02
20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崛起和世界图景的一系列变化，建立在近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现代知识观日益凸现其局限性，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知识观予以批判和反思，促成了知识观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
一、现代知识观向后现代知识观的嬗变
所谓知识观，一般指的是人们所形成的有关知识的观念，是人们对知识的性质、价值和规范等的根本看法。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关于“什么是知识”这一古老的问题形成了不同回答。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比较公认的关于知识本质的认识仍是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首先提出的，即知识是经过确证的真实的信念。这种知识观视知识为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表征，具有不依赖主体的绝对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即知识是客观的、唯一的、绝对的、普遍的。而后现代知识观则基于反思现代知识观的立场，崇尚多元和差异，提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地方性、生成性、境域性和多样性等特征。
1.知识具有价值性、多样性。针对现代知识观把知识视为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强调认识的相对性、多元性，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他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对实在绝对准确的映现，所谓永恒的知识和真理只是人的真理，它总是与人的看法、愿望、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紧密相连。这样，罗蒂从他的后现代相对、多元的视角瓦解了知识的客观性、绝对性。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否定了知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指出“真实性”是特定社会实践的结果，“真理”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2.知识具有不确定性。针对现代知识观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认为知识是对现实的正确反映，把知识理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而是确定的、永恒的。后现代知识观则根据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指出知识与现实之间不是一种映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解释，由于解释版本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版本的知识，消解了知识的确定性。
3.知识具有生成性。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外在于行动主体，当我们说知识时所指的总是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知识；而这种个人知识是主体在原有经验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利奥塔通过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考察，在把知识区分为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指出“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知识改变了地位”。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随着科技变化，知识的两个主要功能――“研究与传递”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性质也随之而变，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游戏，其所遵循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尤其在后现代状况下，“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精确地说是追求‘不稳定性’。而所谓的不稳定性，正是悖误或矛盾论的实际应用和施行的结果”。
4.知识具有境域性。知识是特定情境与范围内的知识，它存在于具体的、情境性的、可以感知的活动中，是具体文化中产生的知识，它的性质受其所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的制约，具有地方性。“任何知识的定义也不是由其本身的陈述来表达得而更是由其所在的整个系统来表达的，不存在脱离特定的境域的知识、认知主体和认知行为。知识的境域性是建立在对现代知识的‘普遍性’之上的。知识的境域性的建构使得‘本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获得新生。”
二、当前社会工作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20年代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诞生以来，截至2013年，中国大陆已有289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社会工作精神并掌握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社会工作者。从当前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现状上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舶来品”，是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的发展，为解决西方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其所形成的理论与西方国家国情密切相关。中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当它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必然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受限于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缺乏经验的现实，社会工作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内容方面，仍具有较强的搬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特点。
2.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与现实有一定脱节。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解决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人才，它要求在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具备回应社会所出现问题的实践能力。但受限于职业化进程的缓慢发展，出现了专业扩张与就业困难并导致学生缺乏兴趣与信心的态势，如何在得到政府的支持下，实现服务领域的开放，推进职业化的进程，是社会工作教育实现良性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3.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怀疑意识、批判意识和探究意识的培养。在授课方式上强调统一性，忽视了学生的差异性。过于注重教学内容的预设性和稳定性，实际授课过程中常把教学内容等同于教材内容。这种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使得教师沦为传授知识的工具，学生的批判创造能力受到压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虚有其表，不利于学生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4.课程与教学评价有待改进。强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检验社会工作教育成果的重要标杆，但内地高校普遍显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实习安排时间不足，加之缺乏长期稳定的专业实习机构等因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人才实践能力本土化培养上有缺失，导致纸笔测验几乎成为评价课程与教学成果的唯一形式。
三、后现代知识观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启示
美国教育学家索尔蒂斯指出，“知识的概念与教育的概念是无法分离的，因而，我们关于知识和认识方面可能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回答，对我们教育者如何思考与行动将有重大影响”。现代知识观向后现代知识观的嬗变冲击着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涤荡着从教育目标到教学过程，从教学组织到师生关系等的方方面面，其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知识具有价值性出发，建立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与专业教育目标。虽然中西方都认为社会工作知识的价值性在于通过专业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社会群体和社区，以达到预防、解决社会问题和恢复、发展社会功能的目标，但关涉何种问题可为社会问题及社会问题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则与其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专业培养目标和教育目标上必须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由此形成的知识也具有多样性。
2.从知识具有地方性、境域性出发，社会工作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开发本土课程，加强人文课程，开展社会工作价值教育。社会专业的工作者是一种体现社会良心、具有利他情怀的特殊专业。价值教育如何直接关系社会工作教育的成败。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工作价值教育可以整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汲取儒家思想中关于“仁者”、“爱人”的思想，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幼、扶困济贫的传统美德，以促进社会工作者对专业技能学习的热情。
3.从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生成性出发，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构建新型的师生互动，共同探索知识及其意义的教学过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强调技术性、操作性和实务性，但由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也会随着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学生思考与理解行动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思、批判能力，以启发学生的人文精神。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视学生为教学中的主体，注重学生的启发性、参与性学习，在师生互为主体的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培养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工作管理人才与实务人才。
4.从知识具有多样性出发，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评价模式。改变传统的仅仅通过纸笔测验衡量学生优劣的简单评价机制，注重对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建立评价学生实务能力的机制。
后现代知识观的转型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但无可否认，由于后现代知识观阵营内部帮派林立，有时甚至观点相左，因此如何甄别各派之间的观点，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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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葆奎.教育学文集・智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2.
关键词：教化解释学；伽达默尔；实践智慧；修辞学
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西方哲学有一股重要的实践哲学思潮，它肇始于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将哲学转向人的感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向，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实际上就是暗合了这个方向。我们知道，赫尔姆霍茨在其讲演中认为，精神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科学，就在于精神科学要求一种“得体感”（Taktgeufuhl），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得体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密尔的实证主义归纳思想仍然是他遵循的典范。伽达默尔从人文主义的视域出发，认为得体感的前提条件是教化（Bildung），不仅如此，共同感、判断力和趣味都可以看作是教化的积极成果和表现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实践智慧的体现，因此，教化就表现为一种实践智慧。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与古代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中，伽达默尔对传统实践智慧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实践智慧
要想弄清楚何为实践智慧，我们必须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或知识分类开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将一切“科学”或“知识”（epistemc）分为三类：实践的或实用的（prakticke）、创制的或制造的（poietike）、理论的或思辨的（theoretike）。所谓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它与人的活动相关，是以善为追求目的的。所谓创制的知识，指的是与技艺有关的实用性知识，包括诗人、戏剧家的艺术创作、建筑术、医疗术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诗学》就应该归为这一类知识。至于理论知识，亚里士多德又将其分为三类：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ysike）、数学（mathematike）、神学（theologik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通过肯定和否定来获得真理的方式在数目上有五种：技艺（techne/art，又译为“技术”）、知识（episteme/knowledge/scientific knowledge，即思辨的、理论的、纯粹的或科学的知识，又译为“科学”）、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prudence，又译为“明智”）、智慧（sophia）、努斯（nous/intuition/intuitive reason/intelligence，即直观理性、直觉，又译为“理智”，“心灵”）。
人们向来认为，实践智慧概念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讨论的中心。那么什么是实践智慧呢？亚里士多德是通过与前几种知识形式的比较来得出实践智慧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实践智慧的对象是与人自身有关的具体活动，它是属人的，因而它不是智慧。如前所述，智慧是最高类型的知识，但是它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已经接近神的层次了；实践智慧则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一般人都不会去考虑人力打所不能及的神的事情。“所以，人们说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说他们有实践智慧。”一个对自己身边的事物不敏感、反应迟钝或者不关注的人，很难说具有实践智慧。因为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对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反应敏锐，并且能够很好地应对和适应环境。
第二，实践智慧的知识是不能通过证明而获得的，因而它不是理论的知识。“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理论知识的对象是永恒的、必然的，实践智慧的对象却是生灭变化的；理论的知识是可以传授、学习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实践智慧是不可教不可学的，因为实践智慧这类知识总是从某个特殊的人出发，应对的总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状况。
第三，实践智慧不能获得关于始点的知识，因而不是努斯。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词根phren与nous（努斯）不同，“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而同心、胸膜相关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强调，关于始点或第一原理的知识只能通过努斯获得，但是实践智慧并不关心第一原理是如何获得的，它更关注普遍原理的具体应用。
对具体实践的过多强调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即以为实践智慧不需要普遍知识的指导因而普遍知识不重要，为了纠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这里需要两种知识，即实践智慧既需要普遍的知识，又需要具体的知识。换言之，实践智慧是要沟通普遍与特殊、一与多，或者说它是通过具体的特殊事物来表现普遍或一。显然，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并不只是抽象地知道一个光秃秃的善的理念，而是能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哪个事情是好的、哪个事情是坏的。确实，亚里士多德表明实践哲学所涉及的这类题材只能有大致的、粗略的真。理由是：“在每一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显然，我们不能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来要求实践哲学，这是违背事情的本性的。正如伽达默尔为精神科学的自身合法性所作出的激烈争辩那样，谁以科学方法论的标准来要求精神科学，谁就毁灭精神科学。
第四，实践智慧与实践的活动相关，与制作的技艺活动相区别。实践智慧与技艺处理的都是现实中具体的可变化的事物，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逻各斯品质与制作的逻各斯品质不同，它们也不相互包含。实践与制作的始因是不同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可见，在制作活动中，它的目的与要处理的对象是相互外在的。一个勇敢的人他的勇敢德性就表现在他的勇敢行为之中，因而他的目的是寓于行动之中的。所以实践智慧的目的是内在于活动当中的，技艺的目的则是外在于活动本身的。实践智慧的逻各斯是不能学习的，技艺的逻各斯是可以学习的。
第五，实践智慧同个人自身公正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关，它同道德德性是一损俱损、一有具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所以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善于从总体上考虑对自己是善的事情，他能够分辨那些自身就是善、对人类而言是善的事物。“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实践智慧。”实践智慧要求行动者有一种向善的品性，这点也使得实践智慧与技艺相区别，因为一个坏人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如勇敢、节制、慷慨等是与实践智慧的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此外，亚里士多德有时强调实践智慧与目的的善有关，有时又强调它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确考虑相关。总而言之，实践智慧与个人主观的思虑有关，一个人无意中做了好事（从结果上看）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只有当他出于主观上善的思虑，并在实践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好事。
第六，实践智慧重在实践或行动而不在认知。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实践智慧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不是仅仅为了认识各种道德德性、辨别善恶，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认识得好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力图避免苏格拉底那种极端的观点——德性即知识，无人有意作恶。德性不在于一个人认识得好（有知识），而在于他在实践中做得好。“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壮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使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和强壮的活动。”所以，要想拥有实践智慧，就必须在实践或行动当中积累经验，进行磨炼。亚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学上学习得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这原因就在于，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但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一种直觉或数学的直觉，他类比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
二、复兴古代的实践智慧
我们知道实践智慧概念在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哲学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一个人过一种城邦生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为实践智慧所凸显的既不是神的属性也不是植物动物的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与政治品性，即实践属性。然而西方近代以来，方法和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成为人类社会运作的唯一理想模式，从而导致了实践智慧的失落，精神科学失去了它的合法根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形成、分野与争论，表明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实质上陷入了一场狂热的科学方法论竞赛。至于科学方法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无比但实质上抽象、空虚、暗淡的帷幕背后，那真实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实践领域却被遮蔽、忽视、冷落了。在一个实践哲学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时代里，伽达默尔坚决要求重新恢复古代以实践智慧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一）重新规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重新恢复古代的实践哲学，这意味着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真理的重要源泉，它应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洪汉鼎先生说：“在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中，‘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一概念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以致我们今天甚而可以再度启用‘实践哲学’这一名称来概括当代诠释学的后期发展。”然而，实践是否如近代以来所规定的那样是与理论相对立的东西呢？
邵华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praxis）一词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指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的标示生物本性的活动；第二层次泛指人的活动，既包括伦理政治的活动，也包括制作、沉思等活动：第三层次仅仅指人的伦理政治活动。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著作中谈及实践概念时主要是采用第三层次的意义。伽达默尔特别指出，实践一词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将实践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应用，这实质上是近代以来科学方法论崇拜所造成的一种狭隘的思维习惯。他说：“‘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动，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由此可见，与亚里士多德相近，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即：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构成实践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它实际上就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因而在伽达默尔这里，实践概念有着十分宽广的意涵，没有人可以站在实践之外。
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实践定义为和理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受近代科学主义的误导。近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丰厚物质成果，同时也让自然科学对于人类有一种完全新的规模、新的意义上的统治。伽达默尔指出：“在伽利略和惠更斯的机械学中获得巨大成果并在笛卡尔的方法概念中得到其哲学表述的方法的优先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从此脱离实践成为一种方法论，以至于人们平常在用实践一词时就有着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意味，即怀疑自己对某些还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仅有理论或生搬硬套的知识。显然伽达默尔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根据他的考察，“理论”（theoria）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最初的意义就是指观察，但是观察并非单纯地看，并非单纯地确认现有存在的东西或者贮存信息，因而人们可以借此征服一个对象或使其为我所用，而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或介入其中的活动。实际上，在古代“理论研究者”（theoros）就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即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与他人共在、同在。伽达默尔说：“theoria（理论）并不首先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是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设想的。Theoria是实际的参与，它不是行动（tun），而是一种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由此可见，理论并不是指一种置身其外、毫不关己的中立性观察，而是一种人人都参与其中，并且超越个人的主观意图的实践活动。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就是要用一种“参与的”理想，来补充或者说超越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独断的“客观性”理想。伽达默尔争辩道：“我的观点刚好相反，‘精神科学，中最关键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与对象的先行关系。我想该知识领域用‘参与’（Teilhabe）理想——如同在艺术和历史里鲜明形成的对人类经验本质陈述的参与——来补充科学性道德设立的客观认识理想。在精神科学中参与正是其理论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
总之，理论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参与或介入活动，理论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实践，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真理和搜集新知识的工具论。生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且最终统一于实践这个最宽广的概念。伽达默尔还认为，理论是而且首先是同自己的距离，一个具有理论意识的人会同时考虑他人的立场并寻求对集体和共同体的相互理解，所以他把理论生活亦看作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只不过他所谓的理论能力并不仅仅是指沉思的生活。伽达默尔对理论的赞美也即是对实践的赞美。“这里再一次表明，具有理解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立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与那人休戚相关。”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都与他人、共同体或者国家休戚相关，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伽达默尔晚年特别强调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了。
（二）实践智慧在技术时代中的应有地位
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至少要批判两种狭隘的思想观点：一种是规范伦理学，即应当伦理学，它使得丰富具体的伦理生活变成抽象、枯萎、空洞的道德命令：你应当；另一种是技术统治论，虽然它关注具体的实践活动，但是它使得古代丰富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下面我们将分析伽达默尔对这两种思想的批驳，从而阐明实践哲学在今日这个技术的时代中所应有的地位。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助手杜特的交谈中坦言，他的实践哲学矛头指向的是规范伦理学（应当伦理学），因为它根本忽视了伦理行为所发生的具体现实情境。伽达默尔自述说：“于是我提出了自己从一开始就苦苦求索的问题：什么是实践哲学？理论和反思如何才能指向实践的领域？因为在实践的领域中绝不能容忍距离而是要求义务。这个问题在开初是由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激情（Existenzpathos）而吸引着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典范为根据的。我力图避免那种关于理论及其应用的错误模式，这种模式从近代科学概念出发对实践概念作了片面规定。”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对理论与反思的琢磨终究是要指向生活世界的广阔实践领域。尽管伽达默尔成长在新康德主义注重方法论、认识论建构的浓厚氛围之中，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强烈冲击下所带来的“实践感”与“生命感”，这是前者所没有的。
普遍的伦理规则如何才能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呢？这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解决的难题，而他最终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典范论证中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
首先，伽达默尔澄清了规范伦理学对实践哲学的一个误解。该误解认为，实践哲学只是关注现实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实情况是变化无常的，因而实践哲学在处理现实情况时由于缺乏普遍的规范指导而流为相对主义、自相矛盾，最终毁灭了伦理或道德。伽达默尔辩驳说：“实践就是行动，——而且它还是一种清醒的意识。行动不只是做。人是一种自行动的东西。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榜样的作用。故此：德性不是没有逻辑，就像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时所表明的那样！”实践哲学强调具体的行动，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行动中并不是没有逻辑、没有思考、没有普遍理性的指引。伽达默尔说，伦理与逻各斯（理性）就像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人的实践行为不是漫无目的的、浑浑噩噩的植物性生长行为，而是一种带有主观的思虑、自由的选择的追求整体善的行为，所以其中就包含有对普遍逻各斯的思虑。因此，实践哲学并不是要使得伦理规范自我取消并且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是它本身就含有普遍理性的维度。伽达默尔指出：“实践的规范性特点和实践理性的功效也许‘在实践中’要比理论认为它所是的程度宽泛得多。”显然，在风俗习惯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并不缺乏实践上的规范性。
其次，与规范伦理学的抽象普遍性不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是在生活世界的实践性教化中培养和塑造出来的。其实，实践智慧就是指导实践的理性，它类似于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它既联系着普遍性又联系着现实的具体情境。伽达默尔说：“这一指导实践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体的情境中证实自己，并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Ethos）之中。”普遍的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情境中才是真正的理性、有力量的理性。实践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命令——你应该！我们可以在斯多葛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找到这种规范伦理学的确当表达。
伽达默尔一再强调实践哲学或实践智慧总是在生活世界中起着作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因为作为实践智慧源泉的传统、习俗、伦理、政治制度、文化样态等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伽达默尔明确地说：“实践当然不仅仅依赖于一种抽象的规范意识（einem abstrakten Norm-BewuBtsein）。它总是已经受着具体事物的驱使，虽然带有偏见，但是同样召集到了对这些偏见的批判。我们总是已经受着各种惯例（Konventionen）的左右。在每一种文化中，一系列事物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人们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甚至在传统形式、习俗和习惯最大程度的解体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决定每个人的程度仅仅是被掩盖住了。”可见，实践着的人并不是仅仅遵循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时刻被各种先人之见所牵引，受各种传统、习俗和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于人们实际上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实践智慧，而自己却毫无觉察，可以说实践哲学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人们的不知与习以为常的使用，正说明实践哲学在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它才是本源的、活生生的。显然，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与理性反思之间存在着某种高度的辩证性，它们不是二元对立、彼此隔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互动统一体。
但是实践哲学与实践本身毕竟不能等同，实践哲学是一种哲学，换言之它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它本身不能取代实践。为此，伽达默尔强调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它跟技艺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要求实践知识的传授者与学习者都与实践活动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并且具有亲身的体验。“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总是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青年人不适宜学习政治学，理由是年轻人对人生的行为缺乏实践经验，与实践没有稳定的关系，而且容易受情感的左右。沃恩克认为，与罗蒂用教化来替代、消解认识论不同，伽达默尔的教化总是与某种基础性的知识类型相联系，这种知识类型表现为得体（tact）、判断力（judgement）、趣味（taste）等形式，而所有这些就是“一种如何在好与坏、对与错、重要与不重要等等之间进行分辨的实践知识”。
规范伦理学是一种极端思想，而技术统治论就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批判的另一种极端思维。如果说规范伦理学执著于抽象的、形式的道德律令而与实践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么技术统治论就使得古代丰富的包含着理论规范在内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显然，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以近代新工具论和科学主义的研究为先锋，它在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那里获得了全面的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则泛滥成为国家治理的原则。在古代，尽管柏拉图思想中有浓厚的毕达哥拉斯数学主义传统，但是他还是限定了科学或技术应有的地位，在整个理念等级系统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就像太阳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达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他也没有把技术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如今，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已被孔德的科学王理想所取代，这意味着古代的实践哲学传统在当代被忽视了。
何卫平先生说：“‘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被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他揭示了实践智慧与整个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的确，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批判现代的整个科学方法论及其顶峰技术统治论，从而恢复实践哲学应有的崇高地位。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希腊的科学这个概念，即Episteme，所指的是理性知识（Vernunfterkenntnis）。也就是说，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含经验。因此，近代科学与希腊的科学概念即Episteme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于Techne（技术）。”由此可见，近代的科学概念与古代的科学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非经验的，它以数学为典范，因而前者更接近古代的技术或者技艺（Techne）概念。在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的时代里，伽达默尔的这个看法是令人震惊的，他让人们看到了近代科学概念的褊狭，并给唯科学主义、技术崇拜敲响了警钟。戴维指出：“伽达默尔援引教化这个术语有一个策略目的，即去证明除了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知识实体，这种知识不是证据和证实的结果，而是由传统、公认的智慧与实践经验积存下来的结果。”显然，这种知识就是实践智慧。
实践与技术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关注现实的具体情况。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常常不加区别地对待实践与技术。但是它们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给予了突出的强调。既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善为目的，那么实践与技术也不例外，但是技术的目的是一种外在的善、部分的善，而实践的目的则是一种内在的善、整体的善。技术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它可学可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然而技术的知识只仅仅局限在某个确定的具体领域。例如，造船术仅仅能应用于船舶的制造，而不适用于牙齿的保护。因此，技术的知识只是一种部分的善而不是整体的善。同时，技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善，因为技术的目的是制作活动以外的产品，例如医术的目的就是人身体的健康。
实践的善与此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整体的善，因为实践哲学主要寻求的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善，例如它要追问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法规。这种善超越于技艺之善的具体领域而与个人或共同体的整体幸福联系起来，它的善体现在实践活动当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研究城邦中最高善的学问，所以它是最权威的科学，其他学科或技艺都是以政治学为目的的。伽达默尔指出：“不管怎样，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与所有那些可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这就是苏格拉底追问善的问题的含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了这种做法。如果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为唯有人类的生活形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或技术在本质上只能探究一种部分的、外在的善，所以它对自身在共同体之善中的位置缺乏思考，只有实践哲学才具有指示一切其他具体科学恰当位置的知识。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它仍然无法取代实践哲学，相反，科学技术需要实践哲学的指引才能成为为人类谋福祉的技术，否则它就会蜕变为反人类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恶。在这里，实践哲学就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它使得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沃恩克也认为，伽达默尔是从“善”这一概念的指向来恢复实践哲学的传统的，因此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就应受到“善”这个概念的指导，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就是追求善。在伽达默尔看来，技术专家治国或科学王的理想都是政治合理性的一孔之见，它不可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善。相反，实践哲学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一种整体上的引导作用，它使得人作为行动的主体而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并时刻调整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科学技术朝着合乎人类的最高善而进发。因此，实践哲学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中更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
如果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那么它就要面对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的具体事件和具体的感性活动中的个人。因此，伽达默尔在解释学中对于修辞学的着重强调绝不是偶然的，它包含着教化的实践智慧特征。无疑，伽达默尔并不是从一般的语法学、逻辑学层面而是从实践智慧的角度来看待修辞学对人类教化的重要意义的。他认为修辞学首先表示：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它对事情的说明并不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铁一般的推论”，而是类似于一种得体感。这样，修辞学就有着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独断论的意义。伽达默尔明确地认为：“修辞学的普遍存在是不受限制的。正是通过修辞学，科学才成为生活的一种社会因素。”能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构成合适的桥梁或中介，就是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杰出功能。
在古希腊，修辞学就是演讲术、雄辩术，它通过令人信服的“绝妙讲话”说出真理，但这并非是一个逻辑强制性的领域，那种属于机敏的非逻辑论证性同样适用于修辞学。丸山高司指出：“本来修辞学就是在古希腊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修辞学的活动空间是市场、法庭、议会等地方。修辞学落脚在‘实践的立场’上。”修辞学是本能性地、即时性地说出它的证据的，它是一种类似于“感觉”的东西。
雄辩术或修辞学在古希腊智者派那里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成为当时哲学思考的重要方式，无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就带有这种色彩。只是由于智者的雄辩往往带有诡辩和兜售智慧的特点，因而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贬斥，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这并不妨碍修辞学有说出真理的功能，即我们可以通过修辞学说出真理。其实，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意识到“真正的修辞学家是劝导的大师”，“修辞的功能实际上在于影响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在《斐德罗篇》中对修辞学进行了辩证法的加工和提高。显然，伽达默尔也认识到：“修辞学不能和辩证法分离，作为令人信服的说服是不能和真实的知识相分离。同样，理解也必须从知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归根到底，修辞学与教化一样，也要求普遍性，即成为真理。
伴随时代演进，一批品味卓绝，富有洞见和领导力的社会精英不断涌现。作为中国第一本时尚杂志，《时装L‘OFFICIEL》从时代的高度定义时尚，以备受推崇的“3S男士（从容、睿智、富有品质）”主张为基准，向最具代表性的时代、时尚引领者致敬。
华灯初上，流光幻影。当长轴距E级轿车车队载着影视明星、社会名流、时尚男士缓缓驶达会场，闪光灯顷刻亮起，璀璨座驾与名士风采交相辉映，精彩狂欢提前上演。
盛典以韩庚的表演热情开场。在颁奖现场，“商界星势力”白云峰、“文化星势力”方力钧、“时尚星势力”赵磊、“乐坛星势力”汪峰、“体育星势力”廖辉、“影视星势力”胡军等来自商业、文体和时尚界的十名男士，从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著名艺人刘亦菲则以惟一的女性获奖者身份摘得当晚的“星势力特别奖”。
在这场彰显中国精英男士风范的盛典中，长轴距E级轿车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三叉星徽的风采。在畅享尊崇舒适、通透宽敞的座乘感受之余，众多明星更为其大气、尊贵、高雅的风貌所折服。当时尚巨星驻足鉴赏之时，明星风采与星徽光芒交相辉映的场景更引来无数关注。
在颁奖仪式上，获奖贵宾妙语连珠，以其面向未来、直抵真谛的洞见，为狂欢盛宴赋予一层思想的光辉。与“星势力”精益求精、志领风潮的品质呼应，遵循“由优秀到卓越”的理念，在续写 “最佳豪华行政座驾”传奇的基础上，“中国专享”的长轴距E级轿车跃级问世，为中国精英的事业和生活提供豪华、安全、舒适全面升华的行政级空间，一举成为成功人士彰显品位的潮流性标志。
自1947年起始，E级轿车以1200多万辆的累积销量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璀璨星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长轴距E级轿车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以来，持续受到社会各界成功人士的青睐，2011年一季度，累计28.9%的同比增长率，使E级轿车继续成为奔驰家族最为畅销的车型之一。
正如时代骄子永不止步，精彩传奇正在续写。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与“星势力”盛典携手，完美体现了三叉星徽对中国时尚、东方文化的共鸣与支持，更藉此呈现出三叉星徽更为时尚、更为多元化、指向精彩未来的精神内涵。
解 密 窖 煌
窖煌之名大气
北有敦煌，南有窖煌。
佛事盛大之敦曰敦煌；
久酿日盛之窖谓窖煌。
一簇簇洞窟精彩纷呈，成就了盛名敦煌；
一条条古窖深藏久酿，造出了好酒窖煌。
敦煌：从南北朝，到隋唐，在佛教东渐的历史背景下，由一群群无名的向佛者虔诚钻凿、埋身描摹，历经数代积累而成。湮没千年之后，敦煌终成国宝圣地。
窖煌：从西汉，到明清，两千年薪火相传，八百里古国存香。史记明确载，“汉武帝美之”的枸酱酒便产于蜀地，经夜郎贩运到南越，为汉使所悉。历代相袭相承，推陈出新，窖事愈加壮大，酿艺愈加精进，从而成就了今日窖煌的稀贵根基。
欣赏敦煌，敦煌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旅游胜地。
品味窖煌，这清澈的酒，传承着一代代寂寞酿酒人的梦想和守望，等待您的品尝！
窖煌品质稀贵
窖煌生产基地位于五粮液创始人邓子均的故乡――南溪原酒生产基地，前身为“恒生福”、“聚源”曲坊、老国营26厂（泸州老窖曾为国营24厂，五粮液曾为国营28厂）。
环境独特、不可复制。
这里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气候温热湿润，以丘陵为主，间有平坝，窖煌基地的老窖池群处于平坝之中，空气流动受限，非常适宜微生物的长久培养和发酵。
青山绿水，既清洁环保，又富含硒、镁、铁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水优粮实，为窖煌的内在品质增添了无限魅力。
传世老窖不可复制。
这里自古好酒辈出，并保留了一群古老窖池。这些老窖池不间断地投粮酿酒，窖泥微生物从糟醅中不断得到营养而不断驯化和富集，深储久酿，逐年积累，所酿造的酒质日臻完美。千年老窖万年糟，老窖池、老窖泥成了不可复制的传世之宝。
窖煌受中高层关注
大隐百世传，盛世始重光。
雄厚的技术，稀贵的窖藏，世代的积累，为窖煌品牌的勃发夯实了基础。经国家级酿酒大师的亲自调制，形成“窖香浓郁，绵甜甘冽，香味协调，尾净怡畅”的独特风格。
许多中高层领导品鉴窖煌后，都对窖煌的品质赞不绝口。近年来，成功人士和投资客陆续前来咨询、认封窖煌的年份原酒，或为美酒之名，或为保值增值。
吸引他们的是，窖煌基地逐年封存着一批批稀贵的年份老酒，不逊于一干国家名酒厂的品质和储量。
“喜草”领跑温性植物饮料新领域
近日，一种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温性植物饮料――“喜草”热卖，深受关注健康的中产阶层及富豪人士欢迎，被誉为风靡珠三角的“富豪饮料”。在各类高端商务酒会、国际展示博览、国家级重要会议及高尔夫球巡回赛事等场合都可见其身影，并听到消费者对此种饮料的热议和赞美。
王老吉创造了饮料市场的一个神话之后，带动国内罐装凉茶饮料的热销；温性植物饮料“喜草”的异军突起，开辟了一片新蓝海。植物饮料市场一寒一温，交映生辉。“喜草”，是否能创造一个新的神话？
国家级科学家团队首次研制饮料
“作为温性植物饮料，‘喜草’具有养胃的功效。”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所长周福生教授说。据介绍，“喜草”是由中国中医药界两大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新药开发研究中心”历时3年研发的科研成果转化而成。这是一款由纯中草药植物提炼而成的养胃饮料，内中使用了20多种天然植物材料，能减少烟、酒、浓茶及生、冷、酸、辣等刺激性食物对胃的伤害。据知名营养师介绍，从“喜草”配料表看，其基本成分多为药食同源的食物，均具有健脾养胃、滋肾润肺的功效；这对于亚健康越来越多的都市人群大有益处。
周福生教授还说：“目前，‘喜草’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荣耀，其独特的配方和制备方法还通过了国家发明专利申请。此外，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的重视，为此拨经费继续完善这个成果，希望籍此机会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
植物饮料益健康，温性养胃重调理
“这也是凉茶吗？”王先生一手拿高尔夫球杆、一手拿着“喜草”，好奇地问身边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喝这种饮料。周福生教授还说：“凉茶多以火为主，饮用凉茶有助降火，但不宜多喝。” 与凉茶不同的是，“喜草”是温性养胃植物饮料，以中医暖胃的方式对胃进行调理，配方以调为主，补为辅，通过调理脾胃气机，健脾助运，和胃止逆，通过补脾阳，益胃阴，增强脾胃功能。长期饮用，能在胃粘膜表层形成保护膜，提高胃部免疫力、增强胃动力，从而促进食物消化及营养吸收，避免肥胖，多饮多益。
高端定位，人类饮水习惯新革命
“喜草”目前主要投放在全国各大高级会所、星级餐厅、高尔夫球会等处，全国统一零售价为18元/罐，成为中国大陆最昂贵的饮品，被誉为“富豪饮料”。虽然价格不菲，却依然深受消费者喜爱。据悉，中秋，国庆双节，喜草的精品礼盒就早有众多客户在网上下单订购，成为送礼送健康的佳品。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重大保健科研成果，“喜草”在首届国家中医药发展论坛（简称：珠江论坛）上大放异彩，受到与会卫生部领导和科学家们的高度肯定。它改写了中国中医精髓惠及大众的传统渠道，不再以中药、草药、中成药等方式出现，而是以一种植物饮料的方式出现，既遵循了中医传统药理，又符合市场需求，实用方便。
的确，健康，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态，心态改变习惯，习惯改变行为，行为将影响健康。喜草，倡导健康心态，将人们的日常饮水习惯转变为自然的保健行为，进而引领人类饮水习惯的一次新革命。（招商及订购热线：4008-890-338，官方网址：省略）
雅歌获信诚人寿爱心助力
雅歌公益基金“关爱员工能力发展计划”在春节过后正式启动，已向社会各界机构发出公益合作函，希望惠及更多人群。此次“关爱员工能力发展计划”为2011年雅歌公益基金倾力打造的首个公益援助活动，目的是凭借当今世界500强企业应用的国际先进的人力能力评鉴工具与管理方法，提高员工在岗位上的“软实力”，协助企事业单位建设自己的人才队伍。目前在全国各地已经成功举办多场“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师”技术认证培训。
继获得Rtcatch中国区总部的10000套Rtcatch产品捐助后，又得到了北京英贝佳尔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提供了100场“关爱员工能力发展计划”公益讲座免费师资支持。雅歌公益基金又在5月13-15日的北京站“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师”技术认证培训中，获得了信诚人寿公司北京卓锋智博营销处向雅歌公益基金捐赠价值4万元的200份交通意外保险，这份保险是“畅行无忧198”，可拥有航空50万元、地面20万元的人身保障，2万元的意外医疗和每天50元的住院津贴。这批捐赠承诺理赔总金额人民币1亿元，其中地面包括：机动车，火车，轮船，地铁，公交汽车，私家车，单位公车，班车等等，就连客用电梯也算承包范围。此项捐助可为雅歌的未来人力资管理师提供保险保障。
捐赠现场上，信诚人寿公司北京卓锋智博营销处李卫红总经理说：雅歌公益基金从“关爱企业、关爱员工”的角度出发，给社会带来了很好的反应；信诚人寿将携手雅歌公益基金，力争把“关爱员工发展计划”做到更完善！
同时雅歌也向社会呼吁，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人才培养的公益事业中，也希望与更多的机构合作，共同把所获捐赠送到需要的人群中。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在京起步
5月13日下午，由《时代周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2011，全球经济与中国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北京高峰论坛隆重召开。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在此次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
皮萨里德斯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解释了当今社会“高失业”和“用工荒”为何矛盾冲突却又同时存在的现象。他的理论不仅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常见冲突，为人才的供需提供合理机制，还适用于其它现实世界经济领域。
此次北京高峰论坛上，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发展中的就业动态”，演讲内容以其建立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为基础，演讲内容覆盖了人口、就业、教育、住房、福利等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钟伟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此次高峰论坛，并作了精彩演讲。据组委会人员介绍，皮萨里德斯将围绕“2011年中国经济走向”这一主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做四场不同议题的高峰论坛。
科德宝交出完美销售答卷
2010财年，科德宝集团在中国的业绩创下历史新高。与前年相比，集团销售额增加了46%，达到32.7亿人民币。2011年第一季度延续了这一增长趋势，销售额环比增长28%。集团在华员工总数超过4500人。“凭借中国市场的活力增长和中国分公司的杰出表现，科德宝中国再一次成为整个集团成功的核心驱动力，”科德宝集团中国地区代表兼科德宝特种化工公司首席执行官文汉德先生在5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表示道。
科德宝集团2010年总销售额高达500亿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30%。经营利润增长了52.9亿人民币。从销售额及利润方面评估，2010财年当之无愧地位列科德宝集团历史上最成功的年份之一。“经济的超预期快速复苏、市场占有率增加、经济危机期间对流程和成本结构的优化以及严格的财政管理是我们在2010财年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文汉德先生评价道。
关键词：现代性 风险社会 信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0-0062-02
从蒙昧时代到知识时代，人类走出丛林以来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运行和治理机制，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各阶段也遇上各种风险和挑战，社会自我创造的运行机制时常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展欲望与需求，使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想办法控制与疏导过分的欲望与冲动，避免社会系统崩溃。
今天，我们逐渐进入到全球化的现代性社会，其突出特点便是中心化和反思性，社会生活趋于更开放、更反思、更多元。全球化逐渐改变民族国家原有社会秩序，动摇了过去牢固的生活根基，导致了从社会制度向个人生活的全面变迁。而这种社会秩序和个体生活的全面变迁，一方面不嘧躺出各种各样新的风险和危机，另一方面也使人产生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毫无疑问，社会运行机制持续运转所需要的张力，非常依赖信任机制，因为人类社会文明就是建立在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认可与信任之上。但是制度规则对人的约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一旦制度突然对个人失效，甚至整个社会层面失灵，那么社会就会出现瓦解甚至崩坏的迹象。正如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思考非常忧虑，他提到：“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1]
一、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2] 正是自启蒙思想家们以来对“自由”的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才打上自由的印记。
以自由为核心，现代性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权利关系，也就是建立对各种社会运行机制的认可与信任。现代社会的所有的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构造的社会维度都是以信任为基础，这是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的重要条件，而信任之所以产生又是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信任某个象征符号或者专家系统的前提是个体认同这个信息媒介与信用系统，也就是说个体认同一个已经存在于脑中的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或者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社会或者系统对同一种状况会产生不同的信任与怀疑？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里，信任的层次不一样，也就是环境对个体的保障与安全层次不一样。
吉登斯也认为信任里包括个人的信任和社会系统的信任。所谓风险即意识到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在《现代性后果》第三部分中，吉登斯从各类脱域制度出发阐释现代性的条件，表明数量众多的人生活在将地区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环境中，实现个人生活领域信任的维系。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人生活领域的信任关系重点在于“再嵌入（re-embedding） ”：重新转移或者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使这些社会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在现代社会，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
二、风险社会与信任机制
在一个高风险强度、高风险环境、宽风险范围的现代社会中，风险不再是一种黑天鹅，而是不管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顶层设计者都需要充分考虑到的因素。在现代制度中，风险不仅作为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所导致的损害而存在，也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3]风险产生于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也就成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现代世界的风险损害了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也损害了个体性安全的感觉。同时，风险来自各种因素的混合，它结合了政治、伦理、演绎、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因此，风险是依据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
所以，在风险社会当中应当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对损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专家，而应提高安全标准，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以此来明确具体的责任人，从而使决策者和责任者透明化、具体化。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信任社会，人们从以往的对“个人的信任”转为对“社会体系的信任”，具体表现在对各行各业的“专家体系”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些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成为人们从他们身上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随着科技的普及，风险也相应地随之普及，甚至超过科技普及的范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都处于现代性社会所带来的安全与危险之中，即存在风险。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当中，个人将面临种种新的要求如秩序、监控与强制。所有这些现代的、非传统的秩序，透过就业市场、国家福利、管理体系的运作，可谓繁复严密。不可否认，这些社会运行规则是对个人的约束，但同时也可以认为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使个人能拥有“独立的生活”。现代秩序不仅仅是为了对行为进行限制，更重要的是企图进一步激励个体和群体行为。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在竞争中尽力去谋取供给和奖励，需要关注风险的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人自由决定的，而是被强迫的、自我异化和导演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网络。因此，在风险社会中，同时又会伴随着与社会秩序相一致的信任机制。个体一直存在着摆脱社会机制束缚的动力与渴望，对约束的厌恶，其实本质上是安全感的匮乏，不认同已有的社会机制能够保护自己免受风险的侵害，这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
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性、集团性、结构性。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为探讨基础的，现代国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物质匮乏，而是L险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以及风险所造成结果的严重性。所有民族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转型，即由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而在这个风险社会里社会与个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毁灭，即社会透过发展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使社会走向自我衰亡。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的民族政府来承担。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国际间的力量，共同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对中国状况的思考
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国正逐渐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造成安全风险的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其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及严重的不负责任，为风险发作埋下了种子。其三，社会发展失衡对城市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这些仅仅是目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则是信任风险。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得以维系都需要有不可或缺的两种关系：一是法律关系，二是伦理的信任关系。这两种关系不仅是市场经济存在的灵魂，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以伦理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间信任关系，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机制的信任关系。两种信任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信任程度越高，对强制（从而法律）的需求就越少，尊重他人的意识越高，出现背信的行为就越少；反过来说，法律义务越普及、执行标准越规范，人们对人际伦理的信任度就越高。公民对政府降低风险的期望与政府降低风险的能力之间形成巨大的“真空”地带。公民和政府总是力图降低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降低了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双方努力的更主要成果是促使外在风险转化为内在风险，从而增加了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内部的风险。尽管所信任的人存在背叛的风险的可能性，然而社会运行机制对个体的约束会让人在采取违约行为时，考虑到成本与收益问题。社会成员也并非盲目地对某人产生期望或者依赖，而是理性地参照他人以往的声誉、人格能力等熟悉程度，来进行信任风险管理。从现代社会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和社会内在机理来看，具有内在反思性和超越性动力的现代性依旧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社会成员在风险社会中，依然在不断的选择信任或摆脱约束，希望借此维持自我的动态平衡。因此，中国目前出现的许多来自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阵痛，必须考虑在个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等多种维度下如何建立能够应对风险的社会信任机制。
参考文献：
[5]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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