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09:43:0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经验，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坚持主要领导挂帅，提供组织保障
综合治理工作好与坏，领导重视是关键。2010年，区委紧紧围绕“创造稳定环境，建设平安xx”的综治主题，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领导力度，确保了一方平安和稳定。成立以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张军为组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国汉为副组长，区政法各院局等17个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区综治办设立办公室，选派精悍力量组建工作班子，负责排查整治日常工作。在区里资金缺的情况下，抽挤出资金**元，用于解决综治工作和创平安工作的专项经费。
二、坚持制定工作方案，目标任务到人
综合治理工作成与败，责任强化是前提。一是在思想上摆正位置。将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并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责任明确化。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打、防、建、管、教、改”等方面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强化督查，严格奖惩。三是制度规范化。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基本标准，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特别在重点整治工作方面，区综治委制定《关于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的方案》（阳综治[2010]3号），明确排查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责任，提出四项工作措施，量化目标任务，达到“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考核目的。
三、坚持突出重点排查，力求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工作大与小，群众利益是信号。我们密切结合辖区实际，确定一批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实行重拳出击，严打整治，不留死角，不留尾巴。同时，关注社区治安防控，全力压降发案。
1、在重点排查中，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今年以来，按照“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哪里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依法实施稳、准、狠地打击。排查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共排点地区和部位14个，其中区级重点1个，街道（管委会）级重点13个，召开联席会议3次，开展大型集中整治行动2次，出动人员245人次，查处违法案件257起，破获罪案168件；查处治安案件127起，治安处罚335人；端掉“黄、赌、毒”窝点5个。
今年4月，结合文明创建，我区重点开展了“五小”（小美容美发厅、小浴场、小餐馆、小游泳馆、小休闲娱乐场所）场所、非法传销、非法行医和治爆缉枪等一系列集中整治行动。关闭“五小”场所143个；捣毁非法传销窝点49个，驱散传销人员586人；取缔无证行医108户，没收药品111件。全区没有发生有影响的“黄赌毒”治安问题，未发生危爆物品安全责任事故，金融单位内部没有发生被盗、抢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在社区治安防控中，对“三防”（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压降警情和发案工作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关于“三防”建设，第一次检查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的，向所辖街道（管委会）下发整改通知单；第二次检查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的，约谈辖区街道（管委会）负责人，现场整改。对连续三次检查仍未完成专项工作目标，且因工作滞后影响整个专项工作的，全区通报批评，并取消年度综治评先资格。关于压降警情和发案工作，凡辖区内有效刑事警情连续两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街道(管委会)要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相关综治单位开展一次集中行动，并将行动时间、方案事先报区综治办，事后报行动效果；凡辖区内的刑事警情连续三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的，街道（管委会）综治负责人要向区综治办说明情况，并在一周内组织2次集中行动；凡辖区内刑事警情连续四周同比上升，并超过预警值（同时高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要向区综治委说明情况，在一周内组织2次集中行动，并召开全街（管委会）动员大会，重点调度压发案工作。
为确保学校及周边安全防范不出问题，我区采取了五项紧急措施：（1）为每所学校增配保安力量，全区57所学校幼儿园拟聘请200名保安。（2）在未安装电子监控的30余所学校建设电子监控系统。（3）在学校设立警务室。（4）加强学校周边巡逻和守控。（5）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做好学校防范工作，发挥社区安保队员、“五老”志愿者、护校队等群防队伍的作用。
四、坚持集中力量整治，彻底根除隐患
上半年以来，我们主要在学校及周边、建筑工地及新建住宅小区、非法传销窝点、非法行医诊所、黑恶势力容易渗透的地方进行整治，打防并举，巩固整治成果。
1、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整治。今年3月福建南平事件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高度敏感，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同时责成综治牵头，迅速采取措施全面进行整治，确保我区学校及周边治安良好。区综治办重点开展了两个摸排。既：深入学校摸排问题查找治安隐患，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整治。摸排学校周边重点人群重点对象，落实管控，防患未然。
全区学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以来，共打掉犯罪团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人，破案起。其中，刑事拘留人，送工读学校人。检查网吧369家（次），取缔黑网吧4家，收缴电脑等设备25台（套），2家违法经营网吧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罚。新设交通安全标识11个，并对部分交通设置以及警力部署进行了调整。取缔无证经营饮食摊点43个，清理学校周边违规占道165处。
2、建筑工地、新建住宅小区治安综合整治。
我区建筑工地、新建住宅小区治安综合整治有的放矢，严厉打击侵害建筑工地和新建小区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绝不允许“三霸”坐大成势。一是坚持重点建设项目环境整治“包保”责任制，落实“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限期整治”。二是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加大服务力度，深入推进企业、工地平安创建活动，促进企业、工地、小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三是继续坚持“三建两审一挂牌”制度，为建筑工地打造治安防火墙。四是坚持“五个一”、治安防范、巡查联防三项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建筑工地的自我防范能力。
3、非法传销专项整治。突出城郊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打击传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查处传销窝点12个，遣散传销人员780余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5名，刑拘9人。同时，区工商分局各工商所联合街道对辖区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防止传销人员向其它街道转移。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经验 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构建一种适应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型治理理念。只有真正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与作用，带动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社会组织对于提供服务，拓展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区、乡村基层自治，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树立社会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依托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尊重自治，推动社会自律，使社会治理政府化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化，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主要做法和经过
贵阳市观山湖区秉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者良性互动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在实践中践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组织地引导群防群治，构建社会和谐。
（一）落实发展政策，引导发展方向
贵阳市观山湖区通过深入调研，分类发展，倾斜政策，加大扶持等措施，重点发展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自治维权等五类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截止2015年12月，全区已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共有7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58家，社会团体2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1.6个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超过江苏省现代民政示范区要求的每万人拥有8个的标准，但是全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覆盖敬老养老、幼儿教育、文体娱乐与艺术、社区卫生服务、助残助孤、志愿者服务、环保、社会工作等方面。
具体做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广泛宣传，多层次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观山湖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工作方案》和《观山湖区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视情继续适当放宽会员数量及开办资金要求，进一步简化手续。对备案组织已达到登记注册的协助其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二是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深入各社区调研，指导基层挖掘社区好的服务项目，选好项目带头人，把项目社会组织化，对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好的从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支持。同时挖掘社区热心公益人士、骨干分子带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积极开展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社会组织生命力的源泉，我区注重引导各社会组织开展贴近居民、满足群众需要的各类活动；四是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基地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实施公益创投，提升能力建设
2015年起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实验活动，依托社区搭建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服务，通过创新机制、资金保障、培育与孵化等措施，助力初创期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公益项目为抓手，引导社会组织挖掘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针对社会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活动经验欠缺大多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期望得到更多专业力量的指导的需求，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专业社工与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对接，全程督导公益项目的活动策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等，促进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顺利实现有关项目目标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水平，扶持壮大初创期社会组织。
（三）凝聚社工力量，激发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为解决。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缺乏这一瓶颈，云龙区民政局采取多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建设社工人才队伍。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唤醒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良性互动。不定期邀请专家、专业人员开展系列社工人才培训、社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建立成长支持小组等活动，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组织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对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引导社工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会组织服务中，达到“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工素养，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贵阳市观山湖区积极探索，把开展志愿服务与推进“三社联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管理、志愿服务信息收集、记载、保存机制、志愿服务星级评定与回馈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等各项制度。将社工与志愿者这两部分人力资源有效结合，实现互动合作，资源互补，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联动运作”的方式，推进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合作，产生“1+1+1”大于3的效能，在全区引导形成了“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是引导优秀社工人才领办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技巧服务于社会有需要人群和社区，创造最佳社会服务效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
二、经验与启示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实践中进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格局，并探索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实施公益项目为抓手，达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倡导公益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目的。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2015年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89.38%，同比增长0.74个百分点，位列全市第一。
由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依然面临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同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民众的心里还不是很清晰，人们还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到实践的过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要增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频率，还需加强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育发展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治理，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度等方面做进一步尝试。
通过从实际出发，贵阳市观山湖区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即：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宣传常态化，监管社会组织构成要素常态化，弘扬公益精神常态化，社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规范化，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培育自筹资金能力强的专业经济协会重点化。以明确理念、大胆设计、开拓创新、突出重点、鼓足精神、合法实践来规划新一轮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政社互动”的试行，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土壤，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通过“三社联动”，倡导“以人为本，慈善为怀”的社会互助精神，增强全社会“助人、互助、自助”的公益意识，吸引社区居民更多的热情参与，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治理现代化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郑琦.社会组织监管：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3（2）.
[2]吴津，毛力熊.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J].兰州学刊，2011.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1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现状
据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较好的地区多为一线城市，一些经济欠发达区域在建设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制约着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如下：
1.1存在“两种模式”的弊端
所谓的两种模式。一是在资金投入上存在困难，费用花费较大。二是，相关治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有限，很多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关，地区之间的治理和管理也具有双重标准，无法保证城市污染建设的正常运转。
1.2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有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手段，无法保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也不能发挥管理的效力。例如，我国南京在2012年治理水污染中，虽然运用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治理对策，但是却没有形成制度规范，在实际管理中缺乏效用。
1.3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化起步较晚，在众多排污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交给专业公司运营的企业。但是从中国大环境上着眼，很多城市的认识还相对薄弱，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理能力和技术手段都有待提升。
2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应该采取的有效方式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在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我国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建设工作，根据污染设备建设的实际，完善相关管理对策，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
2.1加强社会城市环境污染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法律是规范行为的基准，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建设问题的核心，也是引导工作积极开展的重点，有助于规范运营单位的工作流程。因此，我国相关管理机构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鼓励城市开展环境污染治理，通过法律的制定明确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为城市环境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2环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励政策
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与社会管理发展的政策还不完善，必须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上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的治污能力，使城市环境污染与社会管理服务尽快实现市场化。例如，国家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根据城市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运营服务方法，形成良性竞争的机制，充分发挥治理功效，为相关机构提供一定政策上的优惠。
2.3强化监督职能
有效地监督监管是保证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良好运转的保障，也是做好管理的有效环节，对此，环保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运营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定期检查设备使用情况，保证管理运营朝着专业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4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
环境污染治理要注重双赢，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使城市环境治污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需要平衡双方的利益，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在优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空间。另外，治理机构还要确定合理的、科学的运营经费，这项经费的开支必须要低于排污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从而取得运营市场的最终认可，实现运营公司与排污企业的双赢。
3结语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学院，辽宁 抚顺 113001）
摘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高校的主渠道，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建构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理论体系；教学体系；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77－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传播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是当务之急。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关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哲学实践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质是接受理论的主体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中介对理论进行反映、择取、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联结的、完整的活动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并外化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和践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既是一个内化的整合过程，又是一个外化的践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就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过程并将其内化为行动指南、外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理论体系，也包括实践体系。高校通过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给大学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厘清理论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理论体系是我们所教的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而教学体系则是我们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的问题，其核心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包括教学方案的设计和教学效果的考察。理论体系以教材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完整性，教学体系则是教师依据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等构建起来的，具有灵活性。理论体系是灵魂，教学体系是手段和载体。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大学生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理论体系转化为知识和观念体系，成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只有将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必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问题意识和理论传授相结合；二是优化教学内容与改进教学方法相结合；三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四是课堂讲授与辅助教学相结合；五是教学过程考察与考核方式改革相结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模式的构建
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以及接受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达到预期目的。
1.遵循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遵循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设计教学体系，实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体系到信仰体系的转化。根据在省内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所做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如下思想特点：思想开放活跃，稳定性较差；思想自主独立，自我意识强；竞争意识强，注重能力培养；追求自我实现，受挫能力弱等。当代大学生成长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如：阶段性规律；知、情、意、行矛盾规律；环境优化综合效应规律；师承效应规律等规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遵循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重塑教学内容，转换表达方式，调动技术手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遵循接受规律和高校大众化双主体互动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任何传播活动都不是传播主体的单独活动和单向作用，还必须具有接受主体的能动因素的介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要根据接受主体的个体差异采取最佳的传播方式，以求得接受主体接受效果的最大化；接受主体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对教育主体施教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后，有选择地接受；接受主体的接受选择反过来会影响传播主体的行为，促使传播主体调整传播手段、方法，形成良性循环过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探索教学互动模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双主体相互促进和影响的正能量。
2.构建“知——受——化”模式，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传播（授）——接受（受）——信仰（化）的过程。理论传播的主体是教育者，是传播源。理论接受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而相对于接受主体而言，理论传播主体又是接受客体。接受主客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双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践行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境，如理论以及理论传播的手段、途径，思想传播和接受赖以存在的接受环境等。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根据“知——受——化”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阶段；其次是接受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并受其影响阶段；再次是接受主体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吸收，并逐步转变为一种信仰的阶段。从接受主体的接受角度看，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被动性接受阶段、认同性接受阶段和信仰性接受阶段。因此，要对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在接受的三个阶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实效性。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知——受——化”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我们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从“授者”入手，让理论走进大学生
“授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知——受——化”模式中，“授者”是“受者”“知”的主要力量，在传播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作为“授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本身是信仰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力量，对学生具有极强的直接影响力。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言与行。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钻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与阐释，而且更应该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相结合。遵循师承效应规律，为大学生做榜样，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
第二，注重话语体系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于被学生接受的关键。话语体系是“授者”和“受者”之间的桥梁，是两者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生长，都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够使其充满活力地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必然面临着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指导中国当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用当代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使话语体系适应形势的发展。只有实现从书斋式文本话语体系走向生活式话语体系，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走向开放式话语体系，才能使青年学生易于接受。
2.从“受者”入手，让大学生走近理论
“受者”，就是大学生。从“受者”入手，就是从学生的自身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接受规律入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法，从而使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措施有：
第一，组建教学团队。在本科生教学中，组建由教师和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教学团队，建立研究生助教制度，并逐渐完善，产生良好育人效果。调查结果表明，同学们对于这一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本科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系统,是一个多赢的设计。它有利于拓宽师生间的沟通渠道，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提高理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钻研业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制度中的教师与助教的定位与分工明确。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专业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发者、课堂教学的研究者、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价者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者。教师主要负责教学整体设计，进行专题讲座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研究生助教的辅教学主要是在主讲教师专题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并根据主讲教师布置的作业，组织课堂讨论、社会调查、参观、课外读书等课内外教学活动，形成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互动，增强教学效果。其中，研究生助教的选拔和培训是重要环节。研究生助教应当是政治觉悟高，思想道德素质好，为人师表，做事认真，有耐心，有热情的党员研究生。对研究生助教的培训，首先是岗前培训。根据研究生助教的岗位职责和角色定位，对研究生助教进行岗前培训，使他们了解助教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岗位认知，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教育学知识和教师的基本技能，使他们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其次是岗中培训。在教学的过程中，研究生助教通过听课、集体备课、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等，在实践中增进技能，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适应研究生助教工作。再次是岗后总结提升。一轮辅助教学结束后，通过学生信息反馈和主讲教师的点拨评价，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之相互配合。首先，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一是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并针对具体问题在大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体攻关；二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着力引导大学生从对案例通俗故事的兴趣和认同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在引导大学生的同时服务大学生现实诉求，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其次，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采取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与表现形式，紧密结合大学生现实的思想水准、认知水平和道德状况，把思想的严谨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生活化，将学校教育重点转移到发展思维和培养能力上来。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在课堂教学中，灌输教育模式必不可少，但是也要讲求语言与方式的灵活性，改变“一言堂”为参与式教学，在师生“共鸣”中达到教育目标，运用隐性教育手段，寓教于课内外活动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三是通过读经典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学习效果。根据课程性质，给大学生介绍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通过这一活动，推进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把握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第三，基于对学生学习过程考察和学生能力评价的考试方法改革，构建教学——考核互动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进行协同改革，使之互相促进，达到育人的目的。改革中建立三大模块，一是学生能力评价模块：考察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知识体系的入心程度及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考核的基点。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点，可以采取闭卷、开卷、口试、演讲报告等考试形式，锻炼和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哪种考核形式，都需要与教学内容改革相配合，彻底改变应试教育考试模式，不是单纯知识点的考核，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核。二是学生学习过程考察模块：考察大学生主体性、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和内化于心的过程。根据课程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参与，拟定“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办法”，扩大学习过程考核在总成绩中的权重，对学习过程各个环节的考核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这个环节中，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参与积极性的增强和实际能力的提高，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机结合起来。三是社会实践考核模块：考察大学生将理论外化于行的过程。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直接的反映。重点解决学生政治理论课成绩为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平平，以至行为不端的现象。这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课程的态度（上课出勤、纪律、日常行为规范）、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情况（根据不同课程而定）。目前，我们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特点建立的考试模式有：开卷、闭卷考试相结合；期中、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从“化”入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头脑
“化”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大学生头脑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化的成果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从“化”入手，就是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使之成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创立了校内外社会实践互补模式。
第一，开展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形成模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大力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人员和经费上投入到校外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实施活动中。通过课题引导，使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理论层次，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依托课程开展社会实践的各项要求，布置任务、组织小分队、社会调研辅导、审阅评审调研报告、组织优秀学生在课堂巡讲，把社会实践有机地纳入到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在校内外组织参观、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除多媒体教学外，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重点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先后组织部分学生到红色景点、历史遗迹、博物馆等地参观调研，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把握理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受学生欢迎。由于开展校外社会实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校内社会实践活动，如校内专题调查、辩论赛、讨论等形式，以弥补校外社会实践规模限制的不足。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成果在部分高校理论教育中的实验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进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的重要抓手，青年学生又是祖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而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手段日月新月异，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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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大环内酯类(阿奇霉素)和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单用或联用B类酰胺类经验性治疗效果。方法 177例CAP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给予阿奇霉素和左氧氟沙星单用或联用头孢噻肟钠判断疗效。结果 阿奇霉素总有效率87.78%,左氧氟沙星总有效率98.85%。结论 左氧氟沙星单用或联用优于阿奇霉素单用或联用。
【关键词】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含肺泡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入院后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本病通常急性起病,以发热、咳嗽、咳痰、胸痛为最常见症状。绝大多数CAP患者在有条件医疗社区均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但CAP仍然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是患者住院的常见原因之一。患者住院后医生应根据临床表现,估计各自可能感染的病原体,首先给予经验性抗炎治疗是很关键。我科自2008年1月至2009年7月收治了177例CAP住院患者,给予经验性抗炎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所有病例均符合1998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订的《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1]诊断标准,且按中国CAP指南病情评估方法与Fine危险分层[2]三级～五级的住院患者177例,其中男性101例,女性76例,平均年龄(58±18)岁,Fine危险分层三级40例、四级89例、五级48例。
1.2 分组方法第一组:90例,男性52例,女性38例,Fine危险分层三级22例,四级45例,五级23例,选用阿奇霉素静脉滴注,严重者选用头孢塞肟钠+阿奇霉素静脉滴注。第二组:87例,男性49例,女性38例,Fine危险分层三级18例,四级44例,五级25例。选用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严重者选用头孢塞肟钠+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疗程3～7天。
1.3 数据收集体温、呼吸频率、血压、心率、意识状态、实验室参数(血常规、血钠、钾、氯、血肌酐、血二氧化碳结合力、动脉血气分析、血糖、肝功能),心电图、胸部X线报告(肺部受累范围及结果)。
1.4 观察方法详细记录患者治疗症状及体征(咳嗽、咳痰、呼吸频率、体温、两肺呼吸音及音)等变化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并观察胸部X线片结果。
1.5 疗效判定标准显效: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完全恢复,胸片提示肺部炎症完全或大部分吸收;有效: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明显好转,X线胸片提示肺部炎症部分吸收;无效:病情无变化或加重。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四格表X2检验及Ridit分析,P
2 结 果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见表1。
3 讨 论
从本组临床观察资料提示,阿奇霉素单用或联用治疗CAP的效果明显不及左氧氟沙星单用或联用。由于CAP的常见致病菌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氏菌,但也要重视非典型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多见),它已成为CAP的重要病原菌,而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都具有抗非典型病原菌,所以治疗CAP时被广泛应用。由于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耐药率逐年上升已高达70%[3],若继续单独或联合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作为经验性治疗CAP的选择药物,势必会造成治疗失败率增加。由于喹诺酮药物的不断更新,喹诺酮类药物同时覆盖CAP常见的G+(肺炎链球菌)、G-(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等)以及非典型病原体和部分厌氧菌,所以喹诺酮类药物对CAP治疗更具有优越性[2]。经验性治疗大多数CAP患者可在3天内能获得临床疗效,当患者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减轻,无发热(间隔8小时测量2次体温小于37.7℃),白细胞计数下降,胃肠道功能正常,可改成口服同类抗生素治疗,如果其他临床指标较好,即使患者发热,仍然可改用口服同类抗生素治疗。对大多数患者而言,除非临床病情明显恶化,在72小时内不应改变最初的抗生素治疗。在有条件的医院,得到细菌培养结果后,应给予针对致病菌的敏感抗生素。对于Fine分层五级的患者和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患者常规联合用抗生素。CAP一旦诊断,在患者的处理过程中,医生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初次地点和抗菌药物的选择,由于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未能普及且有误差,不能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经验性治疗仍然是最普通和最及时的治疗措施。在基层医院设备条件差、患者多,经验性用药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案).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1999,22:199-201.
关键词：儒家文化；东亚文化圈；社会治理模式
1 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东亚文化基本概况探究
儒学是中国汉文化的精神基础，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一种贯穿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形态。历史经验表明，按照儒学精神组成的社会具有极其强大的内聚力和自觉能力。儒学也是一种极其和平的文化，它主张人类依靠自觉自悟的力量，发展人类良知，使人类在自觉、自悟、自律的社会秩序中和平相处。从儒的内存精神中，人类能够获得建立新秩序和新文明的力量。
东亚的地域范围包括东亚大陆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国家越南等。东亚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和平和包容性”。费正清先生认为，“在该（东亚）地区出现的文字制度，连同其道德观念，政治模式，社会形态，艺术倾向，文字形式及历史记载，这一切使东亚文化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分支。”
2 中日韩三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异同
1、经济模式差异
经济发展也是人的发展，人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会在一定程度决定一个民族的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力。在日本，儒家文化孕育了一种目标取向的政治文化和理性的经济伦理，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观念”。坚持“发展取向”的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从民族经济利益的角度，协调经济的发展。正因为这种“发展取向”的政府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抓住时机，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体制一维持一整合的价值观念”，其功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而不是鼓励人民去开拓疆土，追求财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具有保守、反对革新变法的性质。但是在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活动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倡导忠诚、献身精神、责任感、集体主义，这些文化价值为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家庭的熏陶，这些文化价值世代相传，成为泛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区域文化发展
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淡化，华夷秩序体系崩溃。东亚进入了一个混杂的新时代，直至今日，这种混乱仍然留存在东亚的文化中，使之“分崩离析、纷纭复杂：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在东亚同时并存”。
韩国社会依然以礼为基础，重在孝和忠，倡导简洁、素朴、单纯、俭约、光明正大等行为方式，更多地关心现世的、现实的生活而对死后的世界敬而远之。在日本，源于中国儒教传统的“忠孝观”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以忠孝为伦理的体系中，居首位的当然是忠，而与忠紧密相联的便是孝，所不同的是，韩国是以孝为先的父子序列，日本是以忠为先的主从秩序，韩国崇文，日本尚武。
3、社会福利模式比较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家庭制度源远流长。历史上，在家庭内部、甚至在扩大化的宗族组织中，家庭成员间彼此顾恤扶持、互帮互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保障系统，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家庭保障是我国一项优秀的传统资源。近年来，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儒家传统文化遭到冲击，人们的家庭观念逐渐淡薄，家庭保障有弱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上，整个社会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过度看重社会保障制度，而轻视家庭保护。
韩国的福利政策非常强调家庭及孝的思想。1989年修订的《老人福利法》第3条明确规定要保持和发展以敬老孝亲为核心的家族制度。此外，韩国的国民生活基本保障法、国民健康保险、医疗保险法中都是以家庭作为支付单位，征收或缴纳社会保险金，家庭成员间都有连带责任。政府对于家庭制度的重视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社会也是一直十分看重家庭的。如今日本的社会福利仍以家庭为计算单位，家庭主妇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不是由个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丈夫和丈夫就职的企业来分担，即使妻子正式就职，其纳税以及缴费也都与丈夫的收入相联系。日本的社会保障政策设计上以男性为主干，妇女处于附带地位，它反映了日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试图恪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
3 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建议
1、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东盟及韩国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居间调停作用。从小的共识出发进行经济合作，逐步扩大合作的领域，搁置争议，扩大共识，目光远大，着眼未来，不拘泥于原有的模式，积极探索新的合作范式。因为，这样做无须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键词：道德治理；价值取向；和谐善治；价值实施
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17-0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民间组织是社会权力的主体，作为社会道德治理力量发挥着社会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转移的职能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权力。我国的民间组织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慈善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影响着现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社会活动空间，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域，政府体制改革向服务性职能倾斜，使得民间组织的社会能力得以扩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充实了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现代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民间组织具有市场和政府无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场域很好地弥补市场或政府调控的失灵。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民间组织提供的无偿公共服务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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