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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传统文化的特质，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儒家学派。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性。
春秋以前，中国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桓公召集诸侯的“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氏、高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孔子希望，在社会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严地上升。“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机会的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文化垄断，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相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经”，在春秋时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成为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优劣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时期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显。所以，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在儒家看来，要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张之洞，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1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
如果就中华文化发展的表现看，她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具有其特有的根源性。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原初性的民族。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原初的民族，所以才能够独特地从根源上运用其心灵，这种运用心灵的特质，正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而武术恰恰就是这种文化生命活的标本和存在体。
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在产生的原初就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形态，在思想源泉上就有深刻的差异性，中华文化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而希腊文化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言曰：“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生命里最为根本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形态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首先向生命之处用心。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个方面本质上就是在修己与安民两方面。“生命”是最为复杂的东西，甚至难以用属性和本质这类哲学范畴对其进行解析，因而当今武术本质的研究仍旧是一个难题，这是传统武术自身所蕴藏之生命本体所决定的。正是因为生命的复杂性，才有人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明代武术家戚继光也说：“去外寇易，去心寇难。”武术的本质力量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类似尼采所提出的“超人精神”，即“不断超越”才是生命的本质，因而有学者在西美尔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习武者内在的非理性生命冲动才是武术本质性的灵魂〔2〕这一命题。这种关于生命的冲动是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发动之处，实际上表现在武术文化的生命当中。
正德和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利用厚生或安民则是对待他人的生命。所谓“对待”意指如何来调护我们的生命、安顿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国文化特质里之保命全形、注重生命、把握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解剖或者解释，乃是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把握。因而正德、利用、厚生这一组观念形态是属于道德本体的一个范畴形态。传统武术在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时正是采取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生命观，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和“以德化人”，这才有了太极拳 “化动四两拨千金”这种让敌人倒伏却不致命的高级技击术和少林武术禅武“恕”的宗教精神；在对待自我生命方面，武术中的养生之术则更为高妙，有《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这种养生功法和混元桩、三体式等桩法，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养生功，具有导气、养神、通经活络的综合作用；另外在武术的习练过程中，对练武的时辰、环境、方位、衣着等都非常讲究，所以有“闻鸡起舞”、“早不朝东，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风如避箭”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谚，还有四戒、五损、十忌、十八伤、廿六宜等非常具体的摄生法则。
实质上，武术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生命观并非仅是人的自然“生命”，自然之生命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是在中华文化里蕴藏的那种精神性生命，即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道德从本质上就从属于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而正德即是道德的，利用和厚生是道德形上学的实践，这就开启了后来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正德是内圣之事，律己要严，要时常反观诛己；利用和厚生是外王之事，对待他人要宽。也即是说“生命”观在武术的文化内核中是一个观念形态，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态，在经过儒家的理论化改造后就形成了“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
2传统武术与儒家的仁智合一
从根本上讲，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始终被“仁”给笼罩着，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仁”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仁智合一”当中却是没有智的，因为智存在于具体的道德措施当中，在利用和厚生中表现，在道德实践的形上学笼罩下为实用的表现。武术之具体形态正是这种实用的表现，韩非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侠文化的出现使古典道德实践成为物化和肢体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成为表达侠的生命价值观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汲暗、郭解、剧孟等诸游侠像王侯将相一样被单独列传，或贬或颂间无不渗透出狭义行为中透出的道德精神。
“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被呈现，从解释学角度看，“仁”并不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系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仁看作“全德”的代名词〔3〕，也即是说仁包含了德的诸多内涵，如“杀身成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必有勇”、“忠孝谓之仁”、“知之方为仁”等，因此从仁的不同含义中看出，仁实际是形而上者，而智、礼、信义、忠孝是形而下者，谓之实践仁于社会之中，仁的笼罩地位在此时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把“智”而非义作为仁的第一实践体，是由于智是第一心的，换而言之，智是最靠近本心的。智者知也，通明万物，方达吾心，能直接通达人心的第一实践就是“智”，那么它理所当然的成为厚生的统领者。知后方能有礼，知礼方能有信，只有名觉父母之心才能懂得孝悌，因而智是德在实践层面上的第一属性。
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柔弱胜刚强”的技击艺术，《太极拳论》有言道：“……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查‘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4〕因而对武术而言，智是被放在首位的，武术修炼的高级阶段必须由智来承担，很多精要之法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自体悟才可触及，其必然经历一段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期间智力因素占有极大比重，善思考者、有灵犀者、坚持不懈者往往能成就一番武学事业，而浮躁不定者、愚笨木讷者和半途而废者则成就有限或者一事无成。从另一角度看，习武本身是个人修炼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历程，那么是否也可以把武术定义为境界形上学的实践体呢？自古习武者皆修心智，而心智正是武礼、武品、武义之根本，因而在实践层面上说“仁智合一”竟不如说是“智为唯一”。
仁的观念形态在根本上是为了安顿我们的生命而形成的，虽然看起来广大无边，无法予以进行概念性框定，但却有一个中心要领，就是通过孟子的“仁义内在”而确定善的标准。仁义本是由于如何安顿和调护我们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显出的一个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即是说：生命不徒有其自然之表，不仅仅是清一色的肉体生命，其间包含了一个异质性的理性生命，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生命。以此推论，仁义必是内在的东西，因而性善必然性的成立，放在武术的层面，我们即可以说武术绝不是徒有其表的暴力美学或是套路艺术，他本身涌动着的是“仁义内在”的生命意志，是在明澈之后的理性心和超验心。这个理性心和超验心的浮现，靠的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以智寻仁、以修寻心的求索行为，把外在的一起悬置和虚无化，从而达到彻底消除传统武术人自身存在的一切方法意识和思想观念，彻底放松身心，从而使此心得以彰显〔5〕。这一过程正还原了传统武术真正的文化特质所在。
3 传统武术彰显的道德主体性
若以儒家仁义必内在为毋需证明的先决条件，那么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必然成立，便可以由恻隐之心见仁，修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仁、义、礼、智四心就是心之德，亦即由心见性也。这一个心性我固有之，非由外而发我，因而是先天内生的。那么这个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们又称之为道德理性。这是定然的如此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的统觉”，即“我思”必伴随我所有之一切之表象〔6〕。那么这个心性一旦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完全壁立千仞般地树立起来，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才为天人合一之道的真正内涵。
本文开宗明义地讲过，武术承载了中华文化本体的特质，真正的武术大师往往把徒弟的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的第一要务，因而武术练的是体魄，修的却是真心，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应当是纯粹技击运动的武术却在后来演变出了桩功这一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修炼方式。不同的套路运动形式是不同的修炼法门，不同的习武经验则是通往本心的不同路径，可以武修禅，可以气修身，所谓外练筋骨皮，而内练一口气，练筋骨皮与练气两者都是修炼的必由之路，直到习武者可以真正悬置自己的外在肉体、尽己之性时方显本真。那么尽己之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上面通天，下面通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有“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综合统摄而成，而无论心、性、伦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发。儒家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一个着手建立人的道德理性和主体性，一个则竭力消弭人的道德主体性，一个悬置了人的肉体兽性，一个悬置了人的精神理性，其中孰优孰劣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通过习武这样一个由外化到内化的习练过程，达到一种主体显现的状态，那么这个过程便是树立理性人道德主体性的过程，无论从中华文化的心性一面还是从礼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尽理性精神”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实在是饱满之极，牟宗三先生称其为“圆盈的形态”〔7〕，那么武术之圆盈形态的表现则是完满的道德人格。因而我们往往发现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武林至尊的地位总是给予少林，这不是因为少林武术多么的所向披靡，而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的武术修为正体现出那种类似圆盈的形态，该形态恰恰彰显出了习武者的道德主体性，虽然小说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成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武术的精神实质所在。
4结语
通过对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儒家仁智合一的实践形式和对中华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彰显的逐步剖析，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践行了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深刻展现了中华文化道德本体的特质，并认为只有真正了解了武术所特有的这种文化形态，才可以从根源上寻到武术之真，从而为建立一个属于武术自己的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震,杨丽.武术本质层次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9.
〔2〕吴福友,付文生,席饼嗣.从生命哲学探讨武术的本质与发展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5):60-6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三联书店.2008.9:89.
〔4〕太极拳全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8:710.
〔5〕乔凤杰.武术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9.
【关键词】 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所谓“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形式中区别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礼，主张对民“齐之以礼”。汉儒对礼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到宋明时，礼学更成为理学的范畴，如《直讲先生文集・礼论第一》言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曰仁，曰义，曰信，礼之别名也”。总之，礼既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
关键词：英国;绅士;文化传统;BTEC;世俗消融;价值重构
作者简介：顾月琴（1975-），女，江苏太仓人，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史等。
基金介绍：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比较与借鉴：国外现代四大职教模式研究”（编号：D/2013/03/113）、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CBE职教模式研究”（编号：2013SJD880068）、第二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策略的实证研究”（编号：ZYB196）、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自筹课题“经济转型视角下高职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动态匹配与互动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编号：B-b/2013/03/056）。
中图分类号：G719.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22-0088-04
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无意中浏览到一组经济统计数据，对比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经济水平差异很小。但时隔仅30年，韩国在工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纳发展缓慢，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4。虽然这种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亨廷顿认为，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并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1]。本文也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分析近代英国在丧失世界霸主地位后，经过不断探索所确立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BTEC。
一、文化内涵与英国绅士文化概述
从文化视野阐释英国教育的历史变迁，就首先需要厘清文化的内涵。而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文化进行了诠释：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所谓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2];而德国著名文化学者卡西尔则在《人论》中提出，所谓文化，实质上就是人性的创造过程。他把全部文化活动形式的演变经历都看成是一个塑造人性、创造自由的历史过程。因此，文化具有多维性、复杂性和渗透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既可以体现在无形的方面，如信仰、观念和价值等，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如实物、符号或技术等;亨廷顿则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笔者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本文的“文化”也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并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地区世代沿袭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它可以分为包括服饰、礼仪、庆典、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显形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心理倾向、信念等隐形的文化传统。隐形的文化传统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和广泛的渗透性，它几乎影响着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包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看法[3]。
英国最早实现了工业化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但它同时又保留着较多的文化传统。“不列颠的文明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文明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最后积淀成一个岛国的文明，积淀了不列颠民族的心态特征”[4]。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加上宗教、政治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使英国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绅士文化是其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一方面以传统的贵族精神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并对英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绅士文化传统对英国教育的影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实行政治变革的国家，长期以来，英国的工业产品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19世纪开始，英国逐渐丧失其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霸主地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当欧洲其他国家都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的时候，英国却缓步不前，深受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等诸多社会问题困扰。探究其经济衰败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英国的绅士文化传统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便在英国本土，人们也经常拿教育说事，把英国“二战”后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归根于不过硬的职业培训。为何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它源自于这个民族的特征、政治环境和文化模式以及这个民族与世界之林的关系[5]。
当人们提及英伦臣民，不免会联想到“绅士”二字，用它来概括这个民族的特征和精神气质。绅士文化是英吉利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以贵族精神为基础，融合了新兴资产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其中绅士风度是英国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英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努力方向。一般来说，英国绅士文化体现在贵族精神上。表现为：第一，骑士精神，崇尚光明磊落;第二，鲜明的贵族等级制;第三，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第四，推崇文化和知识的价值;第五，因循守旧，缺乏变革精神。
绅士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等领域。其中折射到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第一，培养“绅士风度”的精英分子，即具备高贵品质和杰出能力的人才;第二，对受教育者的限制比较大，一般仅限于社会中上阶层[6]，认为贵族是有着高贵血统和门第的人。因此，英国绅士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对教育的选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受传统绅士文化的影响，英国推崇精英教育，一直到19世纪初的英国中等教育，其主流教育理念还是培养进入上层社会的绅士，古典学科占绝对优势，甚至没有技术教育的立足之地。而且，英国的高等教育也将招生对象限于贵族、牧师、医生等中上阶层，甚至将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排斥在外。在课程设置上，拉丁语、文学、神学等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工业和技术需求被边缘化，完全忽略了产业革命后社会发展对技术教育的需求。
英国一直有着推崇自由主义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政府对教育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禁止国家以任何形式干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绅士文化的熏陶下，英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具有渊博的知识、优雅的举止、不凡谈吐的绅士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对技术教育抱有天生的歧视与偏见，并自然而然地在人文和科技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此时的英国社会，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对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积极培养适应产业革命发展的技术人才。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英国职业教育的严重失衡和职业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缺乏足够合格的技术工人和产业人才，造成了英国后来经济水平和整体实力的严重下滑。而英国贵族精神因循守旧的特点，使得机器时代对英国传统学徒制的改革不尽彻底，一直到19世纪末，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典型的学徒制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7]。
而英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在1948―1979年的31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5%，远远低于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948年的10.2%降至1978年的4.3%[8]。因此，有专家指出，长期绅士教育所培养的绅士，其博雅、勇敢、对国家的责任感、对自由的爱好、不屈从强权等品质是值得称赞的，但其保守的一面却又令人叹息[9]。也有学者指出，英国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较为轻视，这种轻视引发了很多困惑与愤怒，也影响到劳动者自身。英国技能熟练的木匠或工程师无法享有其同类人士在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所享有的社会地位[10]。
三、英国BTEC职业教育模式的简介
19世纪中期前，英国的主流教育理念依然只注重培养人的道德和心智，职业技术教育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迅速把握时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崛起。为恢复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更为了促进经济领先，英国摆脱了绅士文化传统的羁绊，将教育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发展相联系，重构教育价值理念，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1881年，英国成立了“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主要从事研究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情况，包括英国本国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在其后颁布了《技术教育法》;学校也积极进行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各项改革，打破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了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英国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产业人才，使英国能够在后来的发展中迎头赶上。而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英国形成和完善了BTEC职业教育模式，并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以推广和实施。
BTEC是英国著名的职业资格授予机构之一，其全称为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由英国两大职业评估机构TEC（技术教育委员会）和BEC（商业教育委员会）合并而成。BTEC模式，是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在国际上提供职业教育证书课程的职教模式，现在已成为英国爱德思国家学历及职业资格考试委员会（Edexcel Foundation）的教育品牌。目前英国BTEC课程主要是文凭课程（Diploma）和证书课程（Certificate）两类，分为初级（First）、中级（National）和高级（Higher National）三个级别。BTEC课程共涉及九大与实际环境有关的门类，包括艺术设计类、商务类、建筑类、工程类、健康与保健类、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类、土地类和乡村发展类、媒体类和旅游类，而专业则多达上千门，涵盖许多实用领域，如设计、商业、护理、电脑、工程、酒店和餐饮、休闲和旅游等[11]。BTEC资格证书可以通过多种学习途径获得，如学校及工作场所等。
BTEC作为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除了英国本土开设外，还有130多个国家和7000多个中心实施。BTEC教育模式能成功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目标方向明确，突出通用能力的培养
BTEC培养目标明确，具有清晰的人才培养方向，其最大特点是无论哪个领域、哪个级别的标准，都强制性地包含生存性的核心能力，这种核心能力被认为是未来从事一切职业必备的通用能力。根据相关企业的意见，BTEC将通用能力归纳为七大领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与他人合作共事;交往和联系;安排任务和解决问题;数字的运用;科技的应用;设计和创新[12]。为评价学生的通用能力，BTEC还对通用能力的7个领域提出了18项学业成果，包括：自我安排任务和承担责任;尊重他人的价值、信仰和观点;与他人的良好合作与交流;将能力运用于新的领域;用语言和形体参与交流;利用信息资源、发现并解决常规和非常规问题;使用多样性的科技设备和系统;进行多角度思维等等。
BTEC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通用能力的培养，与德国双元制与北美CBE中的“关键能力”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里的“通用”也绝非仅限于特定专业，而是普适性的，即不管何类职业都应该具备的能力，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这样，即使学生就业后面临转岗，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岗位适应性和竞争力。
（二）更新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
BTEC课程更新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并将这一理念贯彻实施于BTEC的整个教学过程中。课程大纲由课程专家根据各行各业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定，突出对学生通过学习应该获得的成果的描述，而教师的教学也主要围绕这些应该达到的成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占主导地位，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不仅如此，学生还参与目标制定、评估方法讨论、决定制定和评估过程等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中心地位的作用。而教师则主要是指导和引导学生，要求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强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强调师生交流互动。
此外，BTEC学生还享有投诉的权利。当学生的自我评价与教师的评价发生差异时，在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学生可以质疑教师的评价结果，并逐级投诉。而教师也必须倾听学生的意见，并做好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BTEC教育模式中，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三）质量监控完备，注意内外审核的结合
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校教务处和督导室承担着质量监控的任务，测验、考试，听课评价、期中期末教学检查等方式是他们采用的主要方式。而BTEC则建立起内审和外审相结合的质量审核制度。内审员和外审员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BTEC项目的教师和专职管理人员担任内审员，工作职责包括：内审工作计划的制定;指导课程教学;教师课业样本的审查;学生课业的抽查;听取师生意见;内审工作报告等。外审员则一般由专家担任，定期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进行审查，主要包括检查学校质量评估与监控系统的运行与效果;检查学校制定的有关BTEC课程教学的各项规定能否贯彻执行;检查学校内审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检查从事BTEC课程教学的教师配备及教学设施状况等。
BTEC教育模式中，内审和外审相结合的制度，监督程序严格规范，既体现了目标管理，又体现了过程管理，很大程度上确保了BTEC的教学质量。
（四）考评方式独特，重视成果形式的多样
BTEC教学要求每门课程每学期安排2～3个课业，学生学业成绩考核评价包括课业评价、平时表现的评价和能力增长的评价。传统教学模式中，考试是评价学生学业水平的唯一方式，而考试成绩也成为唯一可供证明的数据。BTEC模式考核从学生角度出发，证据成为关键依据，成果作为衡量学习的标准，主要包含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无论哪方面，都需要在日常教学中逐步积累，并成为教师考核学生成绩的依据。一般而言，依据的获得有多重途径，如来自社会和学校等第三方的评价;学结、自我评价和笔记;还有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等等。所有的证据都由学生自己收集整理，并汇编成册，涵盖内容广，可以是个人总结、测验单、教师的书面反馈意见，也可以是实验或实习报告、问卷调查、工作记录、计算机文档及软件等。建立汇编不仅可以为学生申报成果和教师评估专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等级提供基础证据，而且还可以向用人单位展示学生成就及潜能。
这种以课业为主，辅以其他多种考核方式的评价形式，不仅客观、全面，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长效性。它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也便于相关企业对学生的综合了解。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虽然BTEC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打通与普通教育的衔接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BTEC都摆脱了传统绅士文化对教育的羁绊，紧紧立足于就业市场，服务地方经济，并吸引企业积极参与，增加实践性教学，努力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动手能力强的技术人才，实现了由传统绅士文化向现代科技文化的华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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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特征。消费者的“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是产生“阶段性消费”现象的微观基础；而“谦和、低调、面子、攀比、群体规范、风险厌恶、风险敏感、节俭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则又是“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形成的根源。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这样，一方面由于“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人们注重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另一方面“节俭”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美德，在这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过度自我控制”的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保守、谨小慎微，消费抱有负罪感／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的“保守消费”特征。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阶段周期，每一个阶段周期内都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低消费倾向”现象。
关键词： 高职教育 文秘专业 文化特质 实践探索
高职文秘专业是培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备秘书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技能，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能力及人际沟通、协调能力，掌握参与政务、办理事务及组织公共活动的基本技能，能在各类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工作和公共事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按照就业岗位的要求，高职文秘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具有较高素质。这种素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素质，又包括文秘从业所要求的专业技能、职业观念、职业情操等专业素质。要达到文秘专业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加强文秘专业的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文秘专业人才的文化特质，在内容上具有传统文化的性质，而由于它的主体是高职教育对象，因此它又是文秘专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特质的培养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专业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学校为主要活动空间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系统，它作用于人的触角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良好的文化特质对人的内在深层次心理结构的完善、潜能的开发、个性的塑造、心理健康、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文明素养的提升等有强大功能，是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内驱力和亲合剂，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包括师生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在内的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特质的内核，它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能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它同时具有认识的整合功能，为学生提供行为参照系，长久而又深刻地响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同时，外在的、既渗透着人文气息又彰显着时代精神的专业文化氛围，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深邃学生的思想，丰富学生心灵，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秘书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加强文化特质的培养建设已成为高职文秘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展开对高职文秘专业人才文化特质培养的探讨。
一、传统文化特质培养途径探讨
传统文化对文秘人员的影响非常重要，从基础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接受，到深层的传统文化精神内化为文秘人员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质，是一种全面、立体的作用。因此，传统文化的教学在高职文秘专业教学体系中就必须得到应有重视。
（一）创新思想，树立“课程群”意识
为了能够高质量实施传统文化教学，使传统文化精华在得以保护和传承的同时，又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高职文秘专业必须做到创新思想，重视课程，树立“课程群”意识，采取多样化、分层式的课程设置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繁多，体系庞杂，所以我们要树立“课程群”意识，以一门必修课程为主，多门选修课程为辅，其他课程参与渗透，专业课程有所涉及的方式实施传统文化教学，这种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可通过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具体实施。比如说：必修课程重在普及知识，关键是利用传统文化精神对学生进行能力和素质培养；选修课程重在培养专长，教师要在选修课中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在掌握传统文化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更加深入的思考；相关课程参与渗透，重在塑造人格，在文秘专业中能够参与渗透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大学语文和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这两门课程。大学语文课程中有大量内涵丰厚、思想深邃的传统文学经典，教师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唤起学生的审美体验，让他们领悟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至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以科学的思想陶冶学生精神世界，塑造学生健康人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文秘专业学生而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知识、管理学知识、公文写作知识等都可归入专业知识范围。通过以上四个层次的交叉结合，基本上能够将文秘专业传统文化的教学贯穿始终，这四个层次的课程可在不同年级、分层次、循序渐进地进行，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自觉传承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化于心，塑造个人品格，提高专业素质，为顺利就业打下基础。
（二）改革教学方法，激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1.变知识为故事，增强课堂讲授的趣味性
传统文化的知识是生动而形象的，教师要增强课堂讲授的趣味性，既要能够深入浅出，把晦涩深奥的理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道理讲述出来，把简单明了的知识用形象趣味的语言讲述出来，更要精心设置讲授的环节，教师可利用如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技术，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图文并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身临其境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2.变课堂为舞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教师可采取任务驱动方法组织教学。教师预先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自行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加工，并让学生走上讲台，探讨他们感兴趣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现象，教师和其他学生可适时提出质疑，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对许多知识会掌握得更加牢固。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能锻炼学生搜集整理知识的能力、组织表达语言的能力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等，这些都是文秘专业学生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3.变动脑为动手，开展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实践
教师可以将课堂搬到博物院、文化旅游景点展开，让学生在参观文物、游览古迹的同时加深对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真正将参观和学习相结合；只有让学生亲身经历，才能引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教师还可以结合社会实际和专业实际，组织茶艺、礼仪、书法等兴趣小组，在这些兴趣小组活动中，学生掌握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知识，更是自己将来从事文秘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技能。
二、专业文化特质培养途径探讨
（一）文秘专业文化建设理念提升
专业文化是在专业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目的是约束专业中的学生、教师和管理者，“以市场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培养进入职场的职业人员，为社会培养人才，输送新鲜血液，尽量贴近职场，实现学生就业“零距离”，缩短与职业角色的距离。
秘书人员的职业素质，应该是文化知识、社会知识、科技知识、专业技能整合、互渗、交融在一起的，而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颇。加强专业文化建设，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专业技能的学习。浓厚的专业文化氛围还可以陶冶学生职业情操，熏陶学生职业理想，端正学生职业观念，培养学生职业习惯，并可培养未来文秘工作所必需的敬业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团队与合作精神，等等；促使学生热爱专业，通过专业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促使学生热爱专业，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文秘专业在模拟公司、校外实训基地多种实践平台上，通过模拟实训、技能大赛、社会实践多种方式，学生全程、全员参与策划、组织各项活动，体验秘书职业特点，在做中学、知行合一，通过体验、反思、融入职业角色，完成从学生到职员的角色转变。所以文秘专业文化建设更体现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二）本校文秘人才专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1.一个实训大楼――文科综合实训楼
在文科综合实训楼中，学院紧密结合文秘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实践教学体系为依据，共建设了4间实训室。实训室搭建起校企合作、师生互动的平台，使学生的主体性、体验性进一步得到关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念进一步得到落实，为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多元化的职业能力、培养应用复合型一线文秘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吴文化园位于文科综合实训楼一楼，作为教育部“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是我校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平台，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于一体，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吴地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永恒魅力。吴文化园在素质教育上发挥其文化孕育功能，有力地提升了专业文化建设品味，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2.两个大赛―――秘书职业技能大赛和秘书礼仪大赛
通过组织技能大赛，给学生提供大量秘书综合实训机会。职业技能大赛的组织工作由学生组成的秘书协会全权负责，从开会讨论、起草方案、下发通知、组织竞赛、新闻宣传到最后的资料汇编，都会涉及会议、礼仪、公共专题活动、写作、档案整理、沟通等方面的秘书知识和技能。我们通过举办技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真正使学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竞赛选手要参加秘书职业技能大赛指定项目，参加舞台竞赛为主的决赛，充分展示学生的综合技能。最后对所有获奖选手进行表彰，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发给证书和奖品，优先推荐获奖选手到社会企业顶岗实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激发专业热情。
3.三项措施――模拟公司实训、职业资格考证、顶岗实习
第一，创建仿真的模拟公司，以实际工作中的典型任务驱动，设置实训项目，将企业秘书一线工作中最具典型性的职业活动搬入课堂；实训过程中采用企业工资制考核方式，按照职场标准营造职场文化，每天在仿真的生产环境、企业文化和职业体验条件下，使学生在仿真文化氛围中，培养与锻炼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综合素质。第二，文秘专业文化建设的目的，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为导向，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的应用型秘书人才。鉴于此，我们将秘书实务实训考核与秘书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核挂钩，以取得资格证书作为实训课程的最终考核结果。为此，根据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要求，学校专门建立秘书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组织学生进行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考核内容由注重考核秘书理论知识转变为考核秘书职业能力。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学生的岗位能力，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用性和竞争力，实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职业岗位的接轨。第三，加强校企合作，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为学生的校外实训创造平台。建立实训任务书和档案册，对学生在校三年的实训量进行量化管理，促进学生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外社会实践；分配学生到市区内有关机关单位档案室顶岗实习，毕业生可以定向分配到校企合作单位进行毕业实习。学生面对的是真实的岗位和真实的工作任务，对学生的能力锻炼起到很大作用。
传统文化和专业文化一同构成专业人才的文化特质，专业的人文素养更多依赖于文化特质的影响。有专家学者在《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一文中指出，学校教育培养有知识的人，这是无可非议的事，但不要忘了崇高理想、高尚人格、神圣信仰的追求，意义世界对于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学生的知识人化。
高职教育，除了需要对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之外，还应该提供给他们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专业课程所给予学生的仅仅是将来从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一个现代职业人，只有既具备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掌握了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才算较全面地具备了职业发展的条件。因此，要达到文秘专业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具备未来持续发展的条件，我们目前除了要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注重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之外，还须着力加强文秘人才文化特质的培养，而这一点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刘莲花，薛占峰.中国传统文化对秘书职业群体的影响[J].党史博采，2011（3）.
[2]韩晓.略论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实现途径[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6）.
[3]黄晓燕.职业学校开展专业文化建设的探索[J].职业技术，2010（8）.
[4]鲁洁.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J].教书育人，2005（19）.
[5]邵文文.高职文秘教育中的专业文化建设浅谈[J].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1.1徽文化的概念
徽文化是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本文所引的“徽文化”是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指风俗民情、文化艺术，还包括社会经济、学术理论、文献著作、精神信仰、宗法伦理、历史人物等等.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非常丰富,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就是要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与支点.
1.2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界定
徽文化所涉及的外延广泛，内涵尤为丰富.特别是其包含的工艺技艺、徽派建筑、文学艺术等领域,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源泉.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是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以徽文化的科技观、人文观及与之相契合的行为方式、心理为原则、取向,建立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理念内涵、表征、表象与方式、方法等.
2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
2.1价值原则
所谓价值，用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可以解释为：人与满足人某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主体，起主导作用，而客体满足人的需要即有用性是客体有价值存在的前提，即客体能满足人的需要是客体价值属性的终极目标.因此，对主体“人”有价值是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计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该设计的首要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作为一项设计活动,其首要目标是构建一种符合人需要的合理、健康与绿色生态的室内空间.
2.2继承发展原则
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需要保留与传承的.吸收徽文化的精华部分，把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通过现代艺术设计语言表现在我们的现代室内设计实践活动中，以创新与发展的视角再现徽文化精髓，这是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应追求的继承发展原则.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通过挖掘、提炼与汲取的是徽文化的精髓部分,这是构成该设计活动的前提基础和意义所在.当然，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目标不是复制再造徽文化，如果仅仅追求文化的回味而对传统文化的抄袭复制会让文化停滞不前，这样的设计也不会得到现代人的文化共鸣.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是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以现代人特有的文化视角和价值追求，,通过现代室内空间的设计实践，对徽文化进行有目的的优化组合与转换提升，赋予徽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与精神特质，以一种极富徽文化特色的设计活动及设计结果———室内居住空间的形式达成徽文化在新时期、新领域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诉求.
2.3绿色生态原则
设计是人类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创造满足人需要的器物、服务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产生消耗资源、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改变或转换设计理念和思路，尽可能地让设计活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依托的是徽文化及其特定地域形成的人文与自然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特征是生态的独特性和脆弱性相依并存的.绿色生态原则是现代室内设计应当遵循的设计原则与人文情怀，,即我们的室内设计工作要以人为本，为我辈及子孙后代考虑，节约资源、绿色环保，创设绿色环保又蕴含地域特色的现代人居空.具体来讲，在设计工作中,要树立“生态先行”的观念,无论是先期的构思设计,后续的材料的选择，还是后期施工过程等,绿色生态原则应该是贯彻整个设计活动始终的原则.
3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方法
3.1符号再现
符号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是信息的物质载体，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的徽州文化艺术，探析传统经典徽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与再创造.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第一种方法也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徽文化符号的再现.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空间布局上，现代室内设计可以直接模仿传统徽派建筑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方式而设计新的空间，如曲直婉转、采光防潮等；其二，在内部装饰上力求精美，充分运用木、砖、石雕艺术，在窗棂（木鬲）扇、门罩屋翎、花门栏杆、神位龛座上，精雕细缕.现代室内设计可以借鉴符号学的方法,对传统徽派建筑的空间结构和内部装饰中突出的特征符号经过简化、提炼后直接使用.这种手法因为入门快而且主题表现直截了当而在现代室内设计方法中被广泛运用.
3.2符号再生
所谓“符号再生”是指对传统徽派建筑的空间结构关系和内部装饰所包含的一般原则、原理,通过变异-升华的步骤方法指导现代室内设计实践活动.现代室内设计不仅要对传统的布局进行传承，更要符合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徽州传统的室内空间布局有一些不能符合现代人对室内空间的要求，我们不能将传统形式照搬到现代室内空间中，但是我们可以取其典型的符号语言，在形象上则通过形式美法则中的变形、错位、逆转和对比等手法,将原有传统形态结构重构，达到“似是而非”的视觉效果,既有传统室内空间的影子又有现代人们对室内空间布局的追求，既能将传统的符号语言进行传承发扬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引发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回味以及对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情感共鸣.
3.3隐性关联
前文所述，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要赋予徽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与精神特质.在设计实践中，可以也应当需要采用一种对徽文化抽象表现又隐喻相关的设计手法.提起徽派建筑很多人就想到粉墙黛瓦、马头墙，觉得只有这些才能代表徽文化、徽派建筑，实则不然，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我们在进行现代室内设计的时候不能拘泥于这些传统的形式，而是应该从深层次去挖掘徽文化的内涵，从大众的生活习惯和民俗上去提炼，古徽州的徽商精神、徽骆驼精神、黄山松精神、新安版画的创作意境等等这些都可以合理地运用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用联想和隐喻的手法将这些精神运用到室内空间中，可以更好地符合现在大众审美和情感的诉求；第二，对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的典型形象、结构和装饰模式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进行变异使其具有原型的“隐性表征性”.时代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的设计不能一味的沉浸在对历史文化的回忆里，传统的装饰材料是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我们的装饰材料和装饰手法停滞不前，我们的时代就不会发展.传统的徽派建筑室内空间讲究高墙围合小开窗，内部空间通过天井采光，室内陈设中瓶镜钟声的寓意传统等等，这些形式在传统建筑空间中非常和谐，可是要是照搬照抄到一个现代室内空间中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生活习惯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进行设计.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要敢于对徽文化符号的提取与重构、打破和分解，以获取新的表现形式.而“隐性关联”法就是要求我们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用新材料、新技艺、新题材、新风格的理念重新解读徽文化精神，解放创作思想,既可以开拓现代室内设计视野，又可以在深层领域取得与民族地域文化精神的关联.
4结语
一、加强小学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宋词、《论语》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穿越时空，延伸扩展，把握文化特质
传统文化是厚重而凝练的，在精巧的篇章中蕴含丰富的哲理与情感。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探究适合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文化特质。比如，教师可先向学生介绍作品作者所处的年代，讲述作者的人生经历，把学生思绪拉到作品创作的年代及作者所处的境遇，体会此情此境，领悟其思想。再者，在本作品的基础上延伸扩展一些与此作品相类似的或相关联的文章，让学生在欣赏、比较其他作品中更深刻地理解本作品的内容及思想情感。
三、结合生活实际体味传统文化内涵
文化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要更好地体味文化内蕴，就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以某个传统节日为契机，结合生活实际带领学生体味传统文化内涵。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可以引导学生查询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信息，在查询的基础上整理资料、布置作文，并以黑板报、讲故事、演讲等形式交流。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如果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让学生有计划地去探究，去实践体验，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深远的。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乐趣，在快乐中、无意识中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通过“对对子”“灯谜”“诗词朗诵”等形式让学生领略汉语的结构之美、韵律之美、节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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