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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的基本常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法渊源
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国际法渊源主要见之于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GATT1947》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补充规定和《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其规定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性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进行如反倾销协议确定的比较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①其原因在于，GATT/WTO制度是由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创制的，其运行也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倾销认定时，所有价格的确定及比较都要求在市场经济国家正常贸易过程中；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交易中，西方国家认为其企业完全受政府控制，其价格不能反映其正常的价值，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正常价值的依据。所以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就不能以该国企业的有关价格作为依据来判断倾销与幅度。
二、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内法渊源
1、美国的国内法渊源
美国在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美国在《1930年关税法》、《1979年贸易法》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等法律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关规定中。根据美国国内立法的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该外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第二，该外国劳资双方协议工资的程度；第三，在该外国允许设立合资企业及引进外资的程度；第四，政府所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第五，政府控制资源分配以及对企业产品价格及产量控制的程度；第六，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适当的其他要素。②
2、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渊源③
欧共体于1968年制定的《802/68号条例》是其第一部反倾销法，其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对该法进行了修改。1995年的《384/96欧盟理事会条例》第二条第七款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如何计算正常价值作了特殊规定。然而，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欧盟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列举的办法，凡被列举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国，欧委会就会认为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可靠依据，并在实施反倾销时给予“特殊待遇”，即统一反倾销税规则和替代国制度。④
三、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依据
1.《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定反倾销条款》（“中美反倾销条款”）
“中美反倾销条款”规定，“中国和美国同意可以维持它目前的反倾销方法，该方法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这一条款的有效期为15年”；“中国可以要求美国调查机关按照美国法律审查某个特定经济部门或整个经济体是否属于市场导向”，从而争取排除“非市场经济方法”的使用。这里的“非市场经济方法”就是美国现行反倾销法中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价值的方法――生产要素价值法。
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继续实行目前的非市场经济方法，即允许美国根据WTO《反倾销协定》第二条第七款和GATT附件I关于第六条第一款注释和补充规定第二项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采用非市场经济方法时，不必负举证责任，即不必证明中国是“贸易被完全垄断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⑤
《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了中国“入世”15年内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案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从法律上解读，该条款有以下要点：
第一，颠倒了对调查产品反倾销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举证责任，增加了中国生产者的举证责任。根据WTO《反倾销协定》和GATT附件I的规定，WTO进口成员方对被调查产品反倾销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负有举证责任。但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规定，如果被调查的中国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类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方可以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即“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赋予了WTO进口成员方对被调查的中国出口产品自动使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权利。《入世议定书》第15条颠倒了举证责任。
第二，按成员方的国内法市场经济标准审查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增加了中国出口产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难度。如果按照WTO《反倾销协定》的规定，中国已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但是，《入世议定书》第15条要求中国根据WTO进口成员方的国内法证明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四、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本质的法律分析
1.这是对GATT/WTO宗旨和原则的严重背离
GATT/WTO的宗旨就是追求公平自由竞争，为此，它确定了最惠国待遇、非歧视等基本原则。但GATT/WTO却又在其体制区分“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贸易救济中区别对待，这严重背离了GATT/WTO的宗旨和原则。
2.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严重歧视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1955年GATT仅仅提出了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用其自身的价格进行对比并非总是适宜的可能性，但并未提出解决方案，也未规定判定市场经济的具体标准。这就为美欧等西方国家或地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留下了足够的创造空间，他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漏洞，打着维护公平竞争的幌子，从其本身利益出发制定了任由其自由拿捏的替代国制度(类比国制度)、一国一税制度(单独税率制度)，又颁布了任由其自由解释的市场经济判断标准。这些都是极具弹性的规定，行政当局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过程极具歧视性和不公平性。⑥
注释：
①参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7页。
②陈力:《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82页。
③实际上在WTO体系中欧盟并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真正具有法人地位的是欧共体，鉴于人们的习惯，在此将欧共体表述为欧盟。由于欧盟独特的政治经济组织形态，在此意义上，将其归结到国内法的范畴。
④杨瑶：《欧盟反倾销规则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9期，第38页。
［关键词］ 内部资本市场；功能； 陷阱 ；法律规制；利益侵占
［中图分类号］ F2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11－0005-05
一、引言
国外理论研究表明，由于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激励不兼容问题，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通过外部资本市场得到完全满足，内部资本市场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企业的内部资金调配满足成员企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优化资本配置的目的。虽然中国理论界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实践中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却非常普遍。大量企业通过设立财务公司以及关联交易等渠道进行内部资本的配置。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常活跃的兼并重组行为以及大量“系族公司”的涌现进一步扩大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形成中国比较典型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一方面许多企业集团受益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灵活运作，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诸如三九系、德隆系、格林柯尔系、托普系等企业集团由于严重的资金危机而陷入困境，内部资本市场的不良运作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有必要对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及其潜在陷阱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
二、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
国外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于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这主要源自于：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比外部资本市场更完全；内部资本的配置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提高资本供给的可靠性；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治理及控制功能。Deloof（1998）及Islam and Mozumdar(2002)研究表明在外部资本市场落后的国家，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内部资本市场在此阶段具有如下特定的功能。
（一）融资渠道优化功能
内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取决于外部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由于中国外部资本市场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因此其在中国现阶段的首要功能就是作为外部资本市场的重要补充，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替代渠道。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中国企业现阶段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政府对于企业的直接拨款急剧收缩，企业的资金需求必须通过银行贷款或股权融资解决。而目前市场规模发展迅猛，设备技术更新加快使得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扩张规模及技术创新。尤其是加入WTO后，国外资本大量进入迫使中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各个行业原有的均衡被打破，行业内的兼并整合已是大势所趋，这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2）相对落后的外部资本市场无法满足需要。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政策性因素及治理缺陷，存在大量的呆坏账，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严重及监管控制的加强，又普遍存在“惜贷”的困境。大量的储蓄存款无法转变为对企业的贷款，大量的资本闲置在银行账户上，无法投入到生产领域。而中国的证券市场首先是融资规模非常有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2003年非金融企业新增股票市场融资额为1 438亿元，仅占全部资金来源的4.6%①。其次是证券市场本身有先天缺陷。为国有企业脱困融通资金的初始定位以及保证国有控股权的要求造成股权分置，导致股票市场的畸形发展。另外，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民营企业无论在银行贷款还是上市融资方面都要面临更大的阻力。
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作为现阶段企业的替代融资渠道功能已经初步显现。财务公司是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申请设立财务公司。截至2004年8月，中国共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有74家，资产4 500亿左右②。中国资本市场上近期出现了大量的“系族”公司（比如远大系、三九系、德隆系，等等）。截至目前，被称为“系”的企业集团已达40多个，涉及200多家上市公司（朱武祥等，2005）。 “造系运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多级法人组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以满足系族公司整体的融资需求。而实质上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远不止这些，国内数千家企业集团正通过各种关联交易形式进行着内部资本市场运作。
（二） 产业整合催化功能
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有利于加速产业整合。Stein（1997）研究表明内部资本市场中的剩余控制权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可以通过“挑选优胜者”（Winner Picking）将内部资源配置给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中国目前企业均面临产业及产品结构的整合问题。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和盘活国有资产为目的的兼并重组行为异常活跃。由于内部资本市场具有相对于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集团通过内部的资本市场进行产业、产品结构重整的交易成本及信息成本远低于通过外部资本市场来运作。尤其是由于以往政府的“拉郎配”等行政干预行为造成企业内部产业结构混乱，更是迫切需要企业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重新配置已有资源，对非优势、非核心业务进行剥离，将内部的剩余资金投入到核心的优势产业上。
（三） 公司治理改进功能
众所周知，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正如外部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本配置的同时也起到了公司治理的作用， 内部资本市场同样具有优化企业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环境下是对外部资本市场治理功能的有效替代。如果某个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存在，当信息不对称严重时，外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通常难以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控制。但如果其处于一个内部资本市场中（即集团的成员企业），高层经营者出于自利目的将利用其信息优势以及内部审计、绩效考核等多种内控工具对下属公司进行更有效的监控。另外，在中国各种企业组织形式中，只有上市公司是比较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形式，虽然其公司治理状况也广受质疑，但至少代表了良好的发展方向。上市公司通过兼并非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构建出的内部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硬化被兼并企业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上市公司的组织优势渗透到非上市企业，强化对其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
三、内部资本市场的潜在陷阱
虽然在中国外部市场不成熟的环境下，内部资本市场理应发挥重要功能，但由于中国治理环境存在重大缺陷，内部资本市场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极易发生功能异化，存在诸多的潜在陷阱。
（一）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最大潜在危害之一③。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索取权相分离。在这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具有潜在动机将利益从其拥有现金流量索取权较小的部门转移至索取权较高的部门，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利益输送（Tunneling，Johnson-et al., 2000)。集团内部形成的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这种较为隐秘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能（Khanna，2000）。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利益输送的案例已经是屡见不鲜。许多公司由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为典型的有“三九医药”（000999）、“ST重实”（000736）、“湘火炬”（000549），等等。例如“三九医药”2003年年报显示：“三九医药”向控股股东“三九药业”拆借资金余额为162 794.34万元，向最终控股公司拆借资金23 273.98万元，向同属最终控股公司的关联公司借款12 291.55万元，最终导致“三九医药”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万良勇、魏明海，2006）。而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存在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中国民营集团及地方国有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并不能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反而使其加重（万良勇，2006）。导致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运作的潜在原因是复杂的，既可能是由于管理者企图将利益转移至自己的名下，也有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降低失业率等公共治理的需要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移至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
（二）过度投资与多元化
内部资本市场的另一个潜在陷阱是增加了过度投资的可能。由于内部资本市场有利于实现资金的自由调配以及整体上融资能力的增强，因此企业的投资更容易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④。这对于存在过度投资倾向的企业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度投资与过度多元化是中国目前最为常见的企业病症之一。这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市场上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较快以及不同行业间利润相差悬殊，资本逐利的本质往往诱使经营者尚未来得及制定一个完善的发展战略便仓促上马，当然也部分地是由于一些民营企业家急功近利的心理所造成。
曾经风光一时的“德隆集团”通过高度控制金融机构的方式构筑起一个巨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利用内部的资金往来（包括合法与非法的方式）支持高速扩张的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在东窗事发之前，“德隆集团”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建材、食品、汽车等诸多毫不相关的产业。虽然表面上资产规模迅速增大，但其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是一种资金推动型的低效增长。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并非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反而加速了其死亡，成为“德隆神话”破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德隆”类似的还有格林柯尔系，其采用“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和“收购目标”共同构成“收购三角”模式构筑起巨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帮助其完成企业高速扩张战略，但也同样难以逃脱土崩瓦解的噩运。
（三）风险扩散效应
企业经营存在风险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法人制度下，独立企业的风险通常不会或很少会波及到其他企业。然而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集团内部单个成员企业的经营与财务风险很容易扩散至整个企业集团，导致整个集团陷入危机，企业法人制度的天然风险屏障荡然无存。目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只关注了银行、证券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在商业周期上的传导作用，而事实上内部资本市场同样可能成为经济波动在产业部门间传导的渠道。Lamont（1997）研究表明在1986年石油价格下跌时期，石油公司明显减少了下属非石油分部的项目投资，石油行业的危机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传导致使其他行业受到影响。在金字塔型组织结构盛行的环境下，单个控股企业可以通过多级法人架构控制巨大的经济资源，单个成员企业的经营风险对社会的危害被无限放大。尤其是现今出现的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交融的产融结合集团逐渐盛行，实业资本的经营风险很容易通过内部资本市场传导至金融部门，引发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或者反过来，金融部门的困境也可能将实业资本拖入泥沼。
我们再以“德隆”为例：“德隆集团”拥有庞大的产业群，而且包含有银行、租赁公司及证券公司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为“德隆”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其中存在大量的违法操作）。然而过快的扩张速度以及巨额的二级市场护盘成本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德隆系”全面陷入危机，下属几家金融机构也由此陷入困境，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积聚。
（四）低效率补贴
Scharfstein and Stein（2000）的二级模型证明分部经理寻租行为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集体主义”，业绩差的分部从业绩好的分部获得资助而无视效率的高低，即低效补贴现象。成员企业如果存在对这种低效补贴的预期将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则更为特殊，低效率补贴不仅可能由于二级人的寻租行为引发，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与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补贴一定会广泛存在。地方政府出于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公共治理目标具有对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动机。大量国有企业先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以及关联担保等手段融得大量资金，再通过资金拆借、关联收购等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完成对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补助。在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逐渐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的同时，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低效补贴却再次将国有企业往预算软约束的泥潭里推，而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以及国有银行成为最大的利益牺牲者。
四、中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弥补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规制的目的也在于减少自发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负面效应，防止对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权益侵害。现实中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法规，而是散见于一系列相关法律之中，从中国法律规范体系看，主要包括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公司法》与《证券法》
前文分析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的潜在陷阱中核心症结就是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中国《公司法》、《证券法》相继修订并实施以后，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健全、完善的中小投资者保护体系。比如《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并且关联人不得参与表决；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将负有赔偿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此之外，修订后的两部法律对股东的信息权、表决权、诉讼权等进行了重新界定，比如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股东可以提出议案，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人；股东也可以直接相关责任人，等等。此两部法律为遏制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关联交易的禁止性法规
2003年8月，中国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纠正与防范利益侵占行为的具体措施（俗称“56号文”）。2003年9月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对大股东占款清欠作出了规定。这类规则实际上是对集团母公司与下属上市公司间的部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进行了禁止性的规定，使其运作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
这些规则出台的直接目的是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本来具有效率性的正当的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也一并禁止了。基于此，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该等禁止性规则存在一定的争议。杨如彦和孟辉（2004）对关联交易的研究表明：无论何种情况下，促进讨价还价机制的完善和机会增加都占优于禁止性法律规则。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赖于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信息披露充分以及契约各方拥有对等的契约权力，即订立契约的渠道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强制力。而现实中两个条件都不充分。中国国有企业的财务信息至今仍然属于机密，不对外披露，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质量也不容乐观，比如“三九医药”就曾先后三次被证监会及深交所批评未及时披露资金往来的相关信息。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中小股东只占很小比例，而且出于执行成本的考虑，很多人选择不参加股东大会参与决议，这就意味着期望通过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起到实质性规范作用在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保护契约权力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尽管中国上市公司也建立了监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等，但是由于产权及股权结构等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被严重削弱。因此，在现阶段不可能单纯依靠内部契约制约不当的内部资本市场行为。据此笔者认为局部的禁止性规则至少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应当在多长的时期延续则要视公司治理改进与产权改革的速度进程而定（魏明海、万良勇，2006）。
（三）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这主要包括由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与制度以及证监会和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规范中涉及到关联交易的规定，比如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这些法规并不直接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进行禁止性的规定，而是借助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对其进行间接的管制。这对于降低内部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正是由于其属于非禁止性规则，因此其监管效力非常有限，比如在证监会公布对“三九医药”公司及主要责任人未披露“三九医药”公司与其关联公司间巨额的资金往来事项进行处罚的决定后，“三九集团”仍然从“三九医药”转移资金。虽然中国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准则形式上已经比较完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真实性与完备性仍然有待提高。
（四）财务公司的监管法规
财务公司是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重要载体之一。财务公司的建立有利于使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更加透明化、规范化。而对财务公司的规范则直接影响到财务公司运作的业务空间与风险控制。中国财政部于1991年颁布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财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财务公司是办理集团内部成员单位金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04年银监会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对设立条件及从业范围等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允许财务公司办理对成员单位的贷款、融资租赁以及内部的咨询、服务等11项业务。该办法规定的较高的进入门槛以及对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禁止性规定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及金融风险。随着整体上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以及风险监控能力的增强，财务公司的进入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时业务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注释］
①温娇月，阮健弘：《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中国金融》，2005年第2期。
②“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答记者问”，http：//cbrc.省略/mod_cn00/jsp/cn004002.
jsp?infoID=809&type=1。
③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内部资本市场中的成员企业都是全资子公司，则不会存在这一问题。
④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过度投资问题：一种是由于经营者与股东间存在的利益不一致，经营者希望通过过度投资构建自己的企业帝国（Empire building）；另一种是决策者由于过于急切地希望壮大规模或涉足其他高利润行业而导致过度投资或过度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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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s and Pitfalls of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and Legal Regulations
WAN Liang-yong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过对本次调查问卷的统计与分析，当前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作如下归纳:
(一)高职学生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本知识普遍不足当前，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主渠道是大一年级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其课程性质为公共基础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高职学生对专业课比较重视，而对公共基础课不太重视。对于这门课，只是临考应付拿学分，不大重视课程涉及法律知识章节的学习。甚至还有不少学生主观上抱着“只要不违法犯罪，不学法律无所谓”的错误观念不放。因此，不少高职学生都缺乏比较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对法律基本常识和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太乐观。问卷题目“我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答对的只占61．3%;“我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哪个?”答对的只占45．1%;对于“如何评价你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知”这个问题，认为“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学生只占55%。由此看来，从对法律的认识和态度来看，有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的态度比较消极，由此导致高职学生法律基本常识和基本知识的普遍不足。
(二)部分高职学生缺乏法制观念，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弱根据本次调查，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比较熟悉的占32%，对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法律《民法》比较熟悉的只占21%，至于《刑法》，比较熟悉的只占9%。“当你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你准备怎么办?”只有41%的学生选择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8%的学生选择通过武力解决，20%的学生选择通过关系解决，20%的学生感觉很委屈但认为这事没有办法解决，11%的学生不在意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样的认识水平，导致很多学生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更不用说付诸诉讼。更有甚者连自己违法犯罪了都还不知道。
(三)高职学生的法律能力普遍欠缺法律能力是体现公民法律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包括守法能力、用法能力和护法能力。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高校违法犯罪学生已占到高校学生总人数的1．51%。当前，高职学生守法能力不高，违法行为不断增多，主要表现在犯罪率的不断攀升和犯罪类型的不断增加。比如，新形式的网络犯罪行为—制造网络谣言，上传不当言论攻击报复别人等。问卷题目“你会买偷来的、价格比实际价格低得多的自行车吗?”回答“会”的学生占25%。由于受经济浪潮和文化思潮的冲击，部分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发生偏移，自我意识出现矛盾和偏差。因此，很多学生对发生在身边的违法犯罪事件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缺乏作为公民应有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守法、用法、护法能力明显较差，往往不能自觉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综上所述，总的来看，当前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水平还比较低，法律基本常识和基本知识比较缺乏，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对法律的信任程度、理解程度和自觉守法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见，培养和提高当前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尤显重要和必要。从小的方面来讲，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是提高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是引导和保障高职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从大的方面来讲，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是国家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
二、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思考
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水平是社会、家庭、学校、学生个人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是提高高职学生法律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引导和促进高职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针对上述当前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笔者认为培养当前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素质和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研究和分析教育客体特点，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努力促进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高职院校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教育客体———高职学生的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众所周知，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法律需求，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的专业性高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时，必须针对职业特点满足职业需求，努力体现法制教育的职业需要。“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可见，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强化高职学生的“职业法律意识”，努力培养和提高其法律意识。
(二)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推进其教学改革与创新，努力发挥好这门课的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公共必修课，是向高职学生系统传授法律知识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高职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学科。培养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增强高职学生法制观念应贯穿于这门课全过程。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学生真正重视和真心喜欢这门课，努力让这门课起到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作用，让课堂教学成为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努力发挥好这门课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学校要重视该课程，保证充足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资源。要适当增加课时，充实任课教师，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进修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其次，教师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在讲解法律知识时，应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精选典型的且与学生生活比较贴近的案例，正确剖析，增强教学趣味性、实用性与教育性，以此努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内容的取舍上，要注意专业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要重点讲解民法、刑法、行政法、婚姻法、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让学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帮助学生形成依法办事，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思想意识。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让教学内容更加生动、直观，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
(三)理论联系实际，要开展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活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作为课堂理论教学的深化和延伸，实践教学是提高法律基础课教学质量、培养和提高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组织高职学生积极参加法律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激发他们学习法律的兴趣，而且通过法律实践活动的检验，进一步修正和充实他们的法律意识，更真切接触法的现象，深入法的本质，形成对法的正确看法，以此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要多组织学生参与一些与法律有关的实践活动。例如，可组织学生观看《今日说法》、《法律讲堂》、《道德观察》等法制节目;邀请相关办案人员或专家学者到学校作法制讲座，让学生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学校在制定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时，让部分学生参与其中，要及时采纳学生的合理意见与建议，学生应自觉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和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可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原被告等角色，让学生掌握诉讼程序，提高守法意识;可组织学生旁听法院庭审，亲身体验审理案件的程序，直观了解我国的审判制度等。
(四)要创设和营造立体式法治环境，以此培养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提高高职学生法律能力立体式法治环境可细分为三个层面:即校园、家庭和社会层面。1．校园层面。高职学生生活在校园环境之中，这对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素质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学校要依法治校，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要树立依法治校理念，深刻认识依法治校的意义。要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培养学生权利意识。其次，学校要开展多样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校园法制文化活动对培养和提高学生法律意识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要努力激发学生参与校园法制文化活动的热情。再次，学校应重视大众传媒(报纸、电视、网络等)对培养和提高学生法律意识的作用。高职学生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大多来自大众传媒。学生要学会正确选择和利用大众传媒，学校应加强对学生利用大众传媒的指导与监督。2．家庭层面，即要重视和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质量，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淡薄的法律意识会直接影响子女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从家庭层面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家庭是青少年法制启蒙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法律教师。如果从小就重视对子女的法律启蒙教育和法治教育，这无疑对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产生深远影响。3．社会层面。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多管齐下，这样才能形成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法律素质的强大合力。因此，国家要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必须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党全社会要高度重视法律教育，完善社会监督，净化社会环境，强化社会治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全社会创设有利于高职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一、活动主题
集中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建设“和谐”，保障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及纪念《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
通过集中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表达诉求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二、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全县政法综治中心工作，深入学习宣传全省、全市、全县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深化宣传内容，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宣传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为深化“平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广大公众对全县政法综治工作的理解和参与热情，进一步开创我县政法综治工作新局面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办在综治宣传月活动中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集中宣传工作的领导，我办成立综治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
四、时间安排
2012年3月上旬至4月上旬。
五、活动内容
1、办机关开展一次《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处罚法》、《刑法》等综治相关法律法规常识考试。
2、开展纪念《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综治宣传活动一次。
3、重点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乡村宣传政策法规、治安防范基本常识和建设和谐的重要意义，并提供涉农法规咨询。
4、在各主要街道发放宣传单，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
5、及时报道和反馈我县综治和和谐建设成果、先进典型和宣传月活动成效。
6、在矛盾纠纷相对集中或可能出现集体上访等的项目乡村群众，开展以案释法集中宣传活动，教育引导群众通过正常渠道依法反映诉求，制止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
7、主动配合县委县政府及县直各部门开展法律知识宣传、法律知识咨询服务等活动。
六、工作要求
1、及时行动，结合具体情况和服务职能，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形式，集中开展建设和谐宣传活动。
关键词：高职院校 大学生 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15-02
一直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重视，使其处于教育边缘化的位置。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适用型人才和技术性人才的需要量不断的增加，近几年来高职院校越来越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决定将其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国家和社会开始重视高职院校的发展，高职院校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的问题，如教学设备差、师资力量弱、学生素质差等诸多问题。在许多的高职院校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也非常的欠缺，还会出现许多集体斗殴的现象，遇到矛盾时并不是用法律等正当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比较野蛮的以怨报怨方式。本文将着重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帮助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健康成长。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
法律意识在一般看来，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法律现象的认知和把握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于法律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又拥有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把握形式”。但不管法律意识怎么定义，它们具有的共性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知识形成的一种包括认识、理解、心理上和情绪上的意识形式。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对于法律意识的把握是非常欠缺的，其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包含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知识是指一些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在许多的高职院校里根本就没有开设法律基础知识的专门课程，而是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一门课中附带的讲一点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使得学生在学习中没有学习到相关的法律知识。一些高职院校也并没有专门教法律的老师，是将其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下，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讲解法律。这就在法律知识的课程和教学方面使学生学不到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缺乏。另外，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许多相对本科的大学生来说自学能力和自制能力比较差，在课外业余的时间里，很少主动地去学习法律的基本知识。这也导致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基本知识的缺乏。
2.法律观念淡薄。法律观念是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常识性的判别。在多数高职院校里，大学生由于没有学好法律的基本知识，很多对于法律的功能、作用并不了解，因而就不会拥有一定的法律观念，运用它来解决矛盾和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与利益。许多学生的学习还过于功利化，认为有用即学，没用则不学。当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许多的同学不是付诸法律的意识，而是采取私了的方式，有些甚至出现暴力和的事件。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许多的学生要么采取的是忍气吞声，要么采取暴力的方式，而从不诉诸法律等等。由此充分地说明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观念的淡薄。
3.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是人们对于法律效力、法律权威的崇拜和敬仰，并以之来作为行动准绳的一种信念。一个人只要具备了法律的信仰，内心就会产生守法、用法和执法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要产生法律的信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高职院校里，由于许多的原因使得大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欠缺，许多学生根本就不相信法律，反而会相信一些非法律的准规则，法律信仰自然会严重的缺失。在许多高职院校的法律信仰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法律的信仰，每一年在高职院校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得到很好的佐证。
从以上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现状的分析得出，许多大学生由于学校、教师和学生自身等原因导致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困难重重，因此，必须首先分析出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是什么，以找出解决的途径。
二、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关键
根据社会对于大学生的界定可以看出，大学生是集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于一身的高素质群体，学好法律的基础知识也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需。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比较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但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法律意识的培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关键应在于以下两点。
1.让高职院校大学生懂得法律的基本常识。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由于受专业的限制，许多的学校都采取的是三年制的教学方式，培养的目标的是专业型的技术性人才，所开的专业主要以经济适用型为主。学生在校学习基础知识的时间一般只有两年，而并不像一般本科那样学习四年。学习基础知识的时间也就非常短，还要完成课程所需要的学分。这使得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两年的基础知识学习时间非常的仓促，加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差，因此，在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方面，也就不应该像本科生那样的要求，要学生完成相应的学分并熟知法律的条文。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应在于使他们懂得法律的基本知识，这一方面使他们能够守法，行为时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当权利遭到侵犯时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2.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主守法和践行法律。许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由于自身的素质及自主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在自己与别人发生冲突时，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非理性的暴力。同样在遇见别人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往往也是袖手旁观。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就是促进其能够自主的守法和践行法律，这其一就是帮助高职院校大学生拥有法律的意识，形成守法的精神，不去做一些违法或有损于法律的事情；其二就是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能够践行法律，在自己和别人遭到不法的侵犯时运用法律维护自己、保护他人，而不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其三就是能帮助高职院校大学生健康的成长。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
1.改革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由于学校的性质而并不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法律知识的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合二为一开设，这门课就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其中谈到法律知识的仅有三四章的内容，而且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少而简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想学到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就显得相当的困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必须向法制国家迈进，相应地人们的素质也必须得到提高才能适应。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必须予以改革。而具体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让学生们懂得一定的法律知识。首先高职院校在注重职业技术培养的同时，也应注重基础文化课程的设置。法律基础课程应作为文化基础课基本课程之一，而不是附带在思想政治教育下，开设一门专门的法律基础知识课，让学生对这门课程引起重视。其次在课程的章节安排上，应把最基础的法律部分，如民法、刑法等放在开头的几章里。因为这会引起学生的关注，如若放在后面的章节里，往往会被忽视而让学生学不到知识。再次在课程的时间安排上，不要总是把这样的课程安排在一天最后的两节课上，应下午前一二节或早上三四节课上，这样学生才愿意或容易接受。
2.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教师作为大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素质对于学生的教育和成长至关重要。在国内目前的大多数高职院校中，法律基础知识课一直是系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下，并且只是简单的作为小小的三个章节来讲解，而教师并不是专业的学法律的教师，多数由教思想政治的老师上课。这就会导致法律知识教授的老师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缺乏应有的法律素养，使得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高职院校里，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首先就要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用专门学法律的人士来教授学生法律知识。学生就既能接受专门的法律知识教育，也使得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素质得到真正的提高。
3.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要高职院校大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除了以上课程设置的调整和教师的法律素养外，学校还可以外在的加大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也就是运用广告和海报等形式来宣传法律知识，以帮助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具体的途径有：一是学校可以将法律的基础知识部分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学生，让学生在业余时翻阅，或当学生在不懂或遇到困难时可以及时地阅读和运用以学习法律知识；二是学校学生处可以制作展板，在展板上附上许多相关法律的案例，让学生们有兴趣去看和思考，并从中学习法律基础知识；三是学校可制作宣传片和相关的法律性的光碟，挂在校网上或是在公开的场合、节日上放映，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知识。
4.建立大学生自主的法律咨询中心。在高职院校中，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拥有着自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法律意识的培养里，学校的相关机构就可以创立一个自主的法律咨询中心，此中心的目的就是为广大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法律知识咨询。在运行的方式上必需要有专门的老师来加以指导，学校给予大力的倡导和支持。这样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时，就可以先咨询法律咨询中心，最后用理性的方式、法律的方式，而不是用非理性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中，遇到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时还可以自主的咨询以解决难题。以此就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方便而快捷地了解法律知识和解决现实问题。
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于法制社会的今天来说已成为必需，而要做好法律意识的培养工作，就必须认真的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探讨其关键性，最后才能找到合理的培养路径来。本文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提出了四个途径，从外在性来看，主要是要改革高职院校关于法律知识课程的设置和加大外在法律知识宣传力度，这有利于深化法律知识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从内在性来看，就是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和创立属于大学生自己的法律咨询中心，这就从内在调动了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最终帮助形成具有较高素质的综合性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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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常识是法律知识中使用最多的部分，直接与公民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息息相关，法律常识的普及程度是衡量公民知法的重要指标，也是保障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幸福生活的基石。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代表着最先进的文化，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栋梁。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常识，不仅可以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可以用来保护身边人的合法权益，更可以给周边的人宣传和传播法律知识，逐步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生力军。现有的教育体系，将大学生分为文科和理工科，文科大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理工科大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这种学习侧重点的不同，使得理工科大学生所学习到的社科知识较少，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法律常识，使得理工科大学生不能很好的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逐年升高，大学生犯罪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研究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现状，可以更好的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法律素养，为减少大学生犯罪、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最直接的依据，并助力于法治中国的早日实现。
二、现状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一所具有石油特色的理工科院校，该校的大部分专业属于理工科，没有开设法律类专业，对研究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程度具有代表性。通过调查问卷和走访的方式，调研了该校本科生，其中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份数为480份，将调研的结果作为分析理工科大学生法律常识普及程度的依据，从单项和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现状以及原因，根据分析的结果，指出教学中的不足，给出合理的建议。
（一）单项分析通过走访和查阅相关资料，将理工科大学生应该掌握的法律常识分解为：基本权利类、消费者权益类、校园安全类、合同类、刑事类、劳动劳务类、旅游类、婚姻类、纳税类和食药品安全类。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法理学理论，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18个基本法律常识问题，随机发放给全校的学生，经过整理核算，具体数据见表1。从采集到的数据来看，同学们对旅游方面的法律常识了解充分，与之对应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处罚在旅游景点乱刻乱画的游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般是不会处罚游客，而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却认为应该处罚，这与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的规定相一致，该法律的颁布时间在调查问卷发放之后，相关的法律常识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有89.9%的同学能选出正确的答案，认为可以对文物上乱刻乱画的行为进行处罚，相应的法律常识最有可能来源于旅游地点的相关提醒和同学们对乱刻乱画行为的痛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同学们并不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而是缺乏相应的获取渠道。正确率次高的类别是基本权利类，是《宪法》和法理学常识的具体体现，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其正确率为73.9%。相对应的三个问题中，正确率最高的问题是：学生上课时是否可以去上厕所？这是一个与学生学习息息相关的问题，其正确率高达86.0%，说明大部分同学明确的知道：自然人享有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剥夺、限制的权利。通俗的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3]，这与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内容相一致，同学们相应的法律知识充足，进一步说明：在现有理工科院校的教学环节中，普及法律知识的途径单一枯燥，相应的宣传力度不足，不能满足同学们相应的法律需求。正确率次低的类别是食药品安全类。在设计题目时，为了能更好的反映出同学们所掌握的法律常识，食药品安全类所对应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假药认定的多选题，其正确率只有35.1%，即使是随机选择，也会有超过25%的正确率，这与实际统计的正确率仅差十个百分点，说明同学们在辨别假药方面的法律常识严重不足，在食药品安全方面难以明确的辨析商家各种违法和侵权行为，给广大同学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正确率最低的类别是合同类，所对应的问题是：对于一份已成立的合同，其中一部分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此时该合同的合法部分是否继续有效？依照《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合同的合法部分依然受法律法规的保护，然而仅有33.6%的同学能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同学错误的认为合法部分不受法律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同学们所掌握的一部分法律常识与现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对一些基本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误解。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比较专业，所蕴含的法理理论过于深奥；一方面与同学们未曾重视相关法律常识有关。我们相信，作为道德修养较高和逻辑性较强的理工科大学生，其生活常识和逻辑理解能力足以理解这些专业性较强而与生活联系紧密的法律常识，只是缺乏相应的关注，缺乏对法律常识的兴趣。其它类法律问题的正确率介于以上四种之间，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二）综合分析经过单项分析，已经找到影响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因素，为了能更好的评价理工科大学生群体的法律常识普及程度，给不同的类型赋予相同的权重，并与正确率相乘得到一个可以综合评价的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由公式计算出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为54.7，该数值表明：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法律常识普及程度不是很高，只占到应该掌握的一半左右，加之设计的题目都是一些简单的基本常识题等因素的影响，理工科大学生的实际分值可能会更低。如此微薄的法律常识，是很难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甚至不能察觉自身权益所受到的伤害，这对理工科大学生维护自己正当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极其不利。当理工科大学生离开校园的保护，步入社会和工作岗位后，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当下理工科大学生缺乏法律常识的现状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学们的共鸣。
三、应对策略
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法律常识缺乏的现状，从国家、社会、院校、个人四个层面探讨，提出一些合理的改进建议，以增加理工科大学生所掌握的法律常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为构建法治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对于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来说，法律方面的必修课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部分组成，需要讲授的知识很多，而相应的课时却很短，限制了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学生很难在课程的学习中获得足够的法律常识。因此，建议国家的相关部门，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分离出法律基础部分，配以适当的课时单独设置必修课，让同学们有充足的课时学习法律知识。同时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加大普法力度、制定落实相应普法规划、增加高校法治建设的投入，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普及法律常识，使学法、知法、守法的观念深入理工科大学生的日常。
（二）毕业的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其法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法治进程，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希望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学法、知法、守法的同时，也积极的为理工科大学生普及法律常识。通过法律援助、法律互助、法律讲座等方式，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学习法律常识，增加他们的法律素养，使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都懂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约束自己的错误行为，敢于和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行为做斗争。只有不断的注入、壮大高素质的生力军，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每个社会成员才能切身感受到法治社会带来的幸福。
（三）院校是大学生学习法律常识的主要场所，课堂讲解是获得法律常识最有效的途径，现有的教学体系不能很好的普及法律常识，需要不断的革新，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优化：1.丰富教学方法，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好奇心；2.改革考核方式，使同学们在课堂之外也能积极的学习法律常识；3.针对理工科院校法律必修课的不足，可适当的增设不同方面的法律类选修课；4.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5.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坚持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4]。
Abstract： In the gradual process towards a society ruled by law in China， legal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ust-have qualiti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o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course is importa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combined with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for improv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course.
关键词： 法律素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教学
Key words： legal literacy；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legal awareness；teaching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267-02
0 引言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中国社会正逐渐迈向法治社会，任何人尤其是大学生们都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法律素养已成为大学生们必备的素养之一，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已成为高校必须承担的任务，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正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的最好切入点。
1 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所谓素养，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1]其实就是指人们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内化和融合，并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等产生影响。法律素养就是人们对法律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实践运用法律的能力和自觉提高的综合体现。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则是指大学生认识、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或素质，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法律知识是理论基础，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是法律素养的外在表现，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当前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主要表现在：
1.1 法律知识缺乏
当前，绝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并想去学习法律知识，事实却是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欠缺。
第一，基本法律知识缺乏。基本法律知识是指作为普通的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律常识，包括一般的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和我国主要的部门法知识。[2]调查发现学生对这部分法律知识缺乏整体上的了解，尤其对我国主要的部门法知识掌握情况更不乐观。
第二，基本法律常识缺乏。很多学生无法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不清楚哪些是“可为”，哪些是“不可为”，不知道违反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处罚，这些基本常识的缺乏使当前大学生的基本行为选择出现了问题，导致犯罪率上升。
1.2 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促使公民积极守法。[3]
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混淆道德与法律。常常将法律问题道德化，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法律问题，不能准确地辨别道德与法律及二者的关系。
第二，对待一些社会现象和涉及情感因素的问题的评价和处理缺乏公平公正的标准，习惯将感情因素加入其中。
第三，对于一些涉及到个人权益的事件，很多学生不愿意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3 法律能力欠缺 法律能力是体现大学生法律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内化与外化能力。当前，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不理想。首先，大学生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不强。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只是通过《基础》课的课堂教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公共课任务，修满学分，自然也不会在课后去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其次，大学生将自身法律知识外化的能力弱。很多学生没有真正理解法律意义，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意味着一种权利、一种保护，从而不善于将自己的法律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缺乏维权意识，不懂如何维权，更缺少维护法律尊严的行为。
2 《基础》课在培养大学生法律素养上存在的问题
05方案改革后，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面对新的变化，作为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主要途径的《基础》课的法律部分教学遇到了诸多困境，在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教学课时无法容纳全部教学内容 合并后的《基础》课，教材几经修改，但法律部分的内容并无突出变化，法律知识完整的章节只有第7、8两章，另外第5、6两章中也有少部分法律内容，从篇幅上看，法律部分只占教材的1/3稍多一点。基于此，高校都大大缩减了法律部分的教学学时，而且大部分高校是按照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来划分教学，一般留给法律部分的教学学时在10到20学时之间，仔细分析教材，其涵盖的内容与原先的《法律基础》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内容更为精简而已，罗列出较多的法律条文，缺乏帮助理解的辅助型教学内容，知识晦涩难懂。这使原本就存在的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更为突出，致使很多学生甚至是任课教师都觉得无所适从，影响了教学效果。
2.2 教师的教学能力难以达到教学要求 新的《基础》课内容体系和讲解上要求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既能在德育中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又能在传授法律基础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要把握《基础》课的真正目的，然而很多教师难以把握这一点，在教学中依旧遵循以前的教学模式，把二者割裂开进行教学，这对大学生在德育的过程中同时培养自身的法律素养是不利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对法律知识掌握较少，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知识结构，进而在教学中无法得心应手的讲解法律部分，更不能从深层次上将德育和法制教育融汇贯通，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3 实践教学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实践教学是一种以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教学，成功的实践教学可以引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促进理论教学的发展，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情感，提升法律素养。然而很多教育者由于理论课教学学时的缩短，教学任务重等原因，就大大压缩实践教学或简单安排实践教学，没有具体的规划、制度约束等，致使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学生无法从教学实践活动中获得感性认识，提升学习兴趣，反过来也不利于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实践教学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3 《基础》课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途径
3.1 注重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基础》课的课堂仍然是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主渠道，这是所有教师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面对当前法律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教师应建立起清晰的法律知识框架，教学中突出重点，解决难点，根据教学目标、学生可接受性、社会需求来安排教学内容；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式、亮点追踪法、讨论式。尽量利用社会中的热点以及和学生有关联的案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启发思考，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分析问题，得出结论。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尽可能在短暂的课堂时间内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兴趣，培养法律意识，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进而增强课堂法律教学的实效性。
3.2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 作为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基础》课教学应尽可能多地、合理地安排法律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参观监狱；和学生一起观看法律题材电影，并一同分析影片中的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法律辩论赛和模拟法庭；帮助学生组建法律社团；课程组可以与校外建立法律社会实践基地等。这不但可以减少课堂教学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亲身体验的机会，帮助学生实现对法律知识的内化和外化，激发学生学习、参与法律的热情，提升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3.3 提升教师的法律素养 合并后的《基础》课要求教师既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又要有较高的法学素养。
第一，教师要充分利用较少的课时将法律知识讲完、讲好、讲透，必然要求教师要全面掌握法律知识，总结法律知识特殊的教学方法，方能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教师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等，并在讲授的过程中将其融入教学内容，使法律知识与法治理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法律教学的目的。
第三，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健全，新的法律条文等不断出现，学生的法律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这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教师应通过各种交流、培训和自主学习不断增加和更新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能力，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3.4 合理开发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网络教育的辅助作用在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显得尤为突出，为此，应积极打造网络教育平台，充分延伸课堂教学，将课程内容延伸到网络。建立教学网站，将教学课件、教案等教学资料传到网上，实现与课堂教学的同步；建立法律交流论坛和QQ群等，对学生的法律困惑给予及时的解答；设置一些网络虚拟法庭、案例追踪、法律游戏软件等，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巩固法律知识；开设法律视频教学等丰富网络课堂。网络平台的合理开发利用，不但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也能增强法律部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本门课的教学吸引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面向2l世纪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
联想起近年来各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红头文件”屡屡出现：如有地方曾发“红头文件”规定，每个单位每年都要购买数百上千条本地特产名烟“一品梅”作为礼品和接待用烟；有地方则以一纸“红头文件”为本地滞销的小糊涂仙(神)系列酒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某地房市清淡，商品房卖不动，于是也是市政府出来“购空置房”以“消化存量房产”；有地方国土局竟然用红头文件给200多农民工5、6年没有拿到的工资当欠条……现在又出现了在一个工作日，全局只留下一个人值班，其余人均用公款“倾巢旅游”的事件，很多人都忍不住发问，如此弱智的“红头文件”一再上演，国家法律何时能够加以禁止？
以贵州省德江县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合下文，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在限定时间内到县里新发现的“扶阳古城”参观游览，以期推动古城旅游；贵阳市白云区为解决农民卖西红柿难，区委、区政府办公室联合下文，要求区内各单位干部职工每人购买100斤西红柿“助农”这两件事为例，对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助推当地经济的良好动机，公众和广大网民并没有什么质疑。人们认为不妥的是，用发“红头文件”这种方式推销产品、推销景点的做法。
党政部门遇事发个“红头文件”，既显重视，又挺省事，在一定条件下也管用这是事实，但用发“红头文件”处理十分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就要慎之又慎了。道理很简单，“红头文件”用之于具体经济、社会活动，往往都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干扰市场运行，破坏市场公平，弊大于利，过去那些年里，我们吃了多少这样的亏？
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把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让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退出对市场活动的干预，才由此获得了今天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不能用发“红头文件”这种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具体经济、社会活动，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常识。时至今日，为什么还时不时有地方的决策者干出违反这种基本常识的事情呢？
行政的全部尊严在于为民所用，为民的前提条件在于悲悯贫弱。但是，一旦程序和机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被过分强化，行政行为本身带给社会的，就只剩下僵硬和冰冷，而不能充分表达对贫弱者的悲悯和同情，亦不能解决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这些“红头文件”的“怪”现象的背后，我们不仅要看到“红头文件”式旅游的不合理性，更要警惕这种权力“行为艺术”背后的公共理性、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谈到违法的“红头文件”何以大行其道时，社会科学家胡星斗表示，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哪一级行政管理机关制定出台的红头文件，都应该遵循效力更高的上位法的规定，并不得与其他的红头文件发生冲突。而且，我国全面清理红头文件，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要求和行动已经实施多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审核把关不严。尽管任何一份文件的出台，都有着严格的流程，但是在文件审核把关的过程中，对即将出台的文件是不是与某一部法律法规相违背，一般少有人问津。二是权力制约不够。“红头文件”虽然比不上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但是它同样具有某种带有强制性的执行力。遇事就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成了很多地方的习惯，加之由于法治意识的淡薄，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件实体和程序是否合法更不加理睬，如此监督管束不力，违法“红头文件”怎能不肆意泛滥？三是群众诉求不畅。其实，很多违法的“红头文件”一出台，便会引来非议乃至群众上访。但是，有关职权部门却常常百般“狡辩”、万般“搪塞”，就是不肯叫停明知违法的“红头文件”，使得群众的诉求被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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