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8: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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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 费米尔 诺德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简介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以“目的论”为其核心理论，强调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它从新的视角审视翻译活动，在宏观上将翻译纳入人类行为活动，强调其目的性，而不是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所追求的简单的“文本对等”。它从译入语的视角重新诠释翻译，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语码转换，而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活动。它不仅是译者操作原文本的过程，还涉及翻译发起者或委托人、原作者、译文读者等一系列相关因素。译者应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读者的具体情况，决定原文本信息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现形式。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关注也就构成了功能翻译理论学派区别于传统语言学派的显著特征。
二、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费米尔(Hans J.Vermeer)
费米尔是德国海德尔伯格大学翻译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语言和翻译研究。费米尔是翻译家卡塔琳娜・莱斯的学生，并与莱斯合著《普通翻译理论框架》。在该书中，他提出该学派核心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Skopos”是拉丁语，即：purpose。“目的论”学者认为，作为交际行为的翻译，它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确定。因此，原文本在翻译中只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为适应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要，更加有效地实现译文的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照的不应是“对等”理论中倡导的原文及其对等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这些因素决定了处于特定译语语境中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手法，而不必拘泥于与原文对等导致在异语文化环境中的交际功能受到影响。费米尔提出翻译过程应遵循的三大规则，即：目的规则、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目的规则指译文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连贯规则也被称为“文本内一致规则”或“语内连贯”，它反映的是文本内的关系，及译文能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译语文化及其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规则或称“文本间一致规则”。它反映原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译文文本不能随意创作，过多地偏离原语文本。费米尔把目的规则放在第一位。它贯穿整个文本，适用于文本的各个部分，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目的规则要求原文与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就放弃忠实规则；如果目的规则要求译文不通顺，那么就要放弃连贯规则。费米尔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合适度原则。合适度指译文是否达到翻译目的及要求，以及在哪种程度上达到翻译要求。功能派学者认为，一句译文本身无所谓合格或不合格，只有当它与所预期的交际功能相对照时，才能作出这种区分。以“合适”为标准来指导翻译。扩大了翻译的范围和翻译技巧的适用范围，翻译被看成是一个从原文化到目的文化的连续体。
2、诺德(Christiane Nord)
功能翻译学派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诺德。她是德国马格德堡理工大学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教授，代表作是《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这本书详尽地整理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用简明浅显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阐释了其思想，将理论中纷繁复杂的概念和术语特别是其核心概念“翻译目的论”和“翻译行为理论”进行阐述；针对功能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忠诚原则”；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纪实翻译”和“工具式翻泽”两大翻译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体系。
“忠诚原则”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尊重原作者，也要对译文读者负责。翻译的原则是尽量求得与原文的一致，不能离原作的意图太远，协调译文目的和作者意图，力求原文作者、翻译活动发起者、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达到一致。“忠诚”指译文目的必须与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一致。即译文既要为读者负责，也必须尊重原作者。通常，原作在翻译时，原作者希望作品的意图可以在译入语中得到忠实的传达。虽然翻译过程中改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当译者对原作者保持“忠诚”时，原作者才情愿将作品交给译者。诺德所指的忠诚是一个伦理概念，指译者与他人合作的翻译活动中的责任心。诺德的“功能”方法论立足两大原则之上，即“功能原则”和“忠诚原则”。她修正了“目的规则”的不足，克服了翻译的随意性，避免了把翻译当作一种“用目的语写作”的趋势。
她还提出“纪实翻译”和“工具式翻译”两大译法。“纪实”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原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纪实翻译”强调源语文化，重在“再现原文化发送者与原文接收者之间交际时的情境”。“工具”指“以原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做异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工具式翻译”强调译语文化，重在表达“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收者之间在新的交际情境下的互动”。在纪实翻译中，交际语言虽已改为译文语言，但交际情景还是源语文化。源语文化的语言特征仍得以保留。在工具式翻译中，交际语言和环境变成了译文语言和环境，原文的语言文化特征仅做交际中的参考，重点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传递原文的实际内容。
三、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贡献及其不足
关键词: 文艺概论 教学改革 理论 实践
培养和提升人文素养,是高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类的课程,是承担素质教育任务的重要课程。但是当今中国很多大学都从原来的培养知识性人才转向培养应用型人才,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更注重专业的实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素质教育很容易被认为是空中楼阁,看着好看,实际上落不到实处。文艺概论这样的基础课程,尤其是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更是易于沦为学生混学分的工具,真正对文艺学感兴趣的,寥寥无几。但是,文艺概论课程不可能取缔,素质教育需要落到实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革文艺概论课程的教学?怎样使其应时势要求而变通,但又不失其根本?笔者做了如下思考。
一、在观念上加强从道到术的转变
在这个概念里,道应该理解为理论和思想,术是方法和途径。文艺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程,从课程目标来说,要求学生学习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理论,但是,对于非中文专业的文科学生来说,以学习理论为目的,显然对他们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和吸引力。那么,如何将无用之用转为有用实用,笔者认为,首先要进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道到术的转变,把学习文艺概论的道改为以其道为术,使其成为学生理解文艺作品、增强人文修养的工具和途径。
在以往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以文艺概论中的理论为中心,所举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个理论,那么在以后的课堂上,教师可以用理论作为工具,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作品。例如在讲到文学作品中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时,文艺概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文艺作品中,情感与思想密切相连,情感应该受到理智的控制。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情感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鲁迅:“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黑格尔:“啼哭在理想的艺术里也不应是毫无节制的哀号……把痛苦和欢乐满肚子叫喊出来也并不是音乐。”黑格尔:“艺术要驯服并且涵养冲动。”这些理论都是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把这些理论理解了记下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能运用这些理论去理解文艺作品。教师要求学生运用文艺作品中情感和理智的关系来鉴赏郭沫若的作品《天狗》和艾青的作品《大堰河——我的保姆》。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地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能量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便是我呀!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郭沫若的这首《天狗》一向被誉为五四精神的代表,其中狂飙激扬的感情,通过热烈奔放的词句表达出来。抒发了诗人否定旧的社会现实、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张扬个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时代精神。在我们学习了文艺概论之后,我要求学生按照文艺作品中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和诗歌的美学特征,重新感受一下郭沫若的这首《天狗》。学生们感觉到这首诗歌缺乏诗歌的审美特征,情感太过奔放,缺少理智的束缚,所以情感就像洪水一样泛滥,失去了美感。那是不是白话诗就容易显得简单直接,缺乏含蓄蕴积之美呢?接下来,我们举了艾青的一首白话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让学生体会,在理智束缚之下的情感表达,是怎么样体现出含蓄而深沉的美感的。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些平白如话的诗句里,感受到诗人对他的保姆,和他的保姆对诗人所具有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表达没有用号哭或者呐喊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细节的描绘和平实的语言,润物细无声地把感情的流露潜入读者的心中,让我们感动。
在运用理论来学习和分析作品的过程中,相信能一箭双雕,既能让学生对理论的认知更加深刻,又能加强他们对作品的深入理解。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发展,新词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本文以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框架为指导,分析了名词+名词组合,形容词+名词组合以及拼缀词意义构建机制,并且讨论了合成组合后新词的语义关系及其特征。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比比皆是。作为语言现象中的“新贵”,新词频频出现在广告、影视、文字作品及日常生活中。因其创新、鲜活、意味深长、时代气息浓厚,一直以来倍受语言学家、年轻人以及一些追求时尚人士的青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词,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名词+名词组合和形容词+名词组合的新词是一种语言活力的标签。没有新词的诞生,该语言也即将会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成为死亡语(dead language)。然而,对于新词意义的构建过程,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在认知语义框架中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曾经有人尝试用概念隐喻解释,但由于概念隐喻是一种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映射,关心的是确定概念关系及对他们做出的阐释,较少关注即时语境下的自然语言认知机制,所以阐释力较弱。新词的意义构建过程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能够“对隐藏于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揭示。”(王文斌,2004)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
2. 概念合成理论
上世纪末,由Fauconnier 为首的一批美国学者在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概念合成理论。该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里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使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utual Packet)(Fauconnier&Turner 1996:113)。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4个空间构成的:两个输入空间(InputI, Input II),一个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以及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里;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该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这样,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自该理论提出以来,Coulson(2001)等人就意识到该理论在阐释词义合成方面的作用,但他们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批评概念隐喻理论和结构分析理论等解释模式的缺陷,说明用概念合成理论解释词义构建过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却未能从积极的一面较为系统地论述词义构建层面的概念合成机制。
3. 概念合成理论(CBT)对于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英语中新词的形成方法尽管多样,但完全由新造、外借等途径形成的新词只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新词都是通过对语言中业已存在原材料进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
3.1 CBT对于“名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在新词中,“名词+名词”型的合成是最主要的形式。大致可划分为三种构建模式:联合型、偏正型、隐喻型。
联合型的新词是指把两个成分合并在一起,产生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即包含A的某种含义又包含B的某一方面,但又不仅仅是两者的简单相加。比如:社会角色日益模糊的今天,人们常会听到这样的称呼“妈咪先生”。不妨分析一下,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位男性(InputI),但又不仅仅是一位男性,因为他还具备妈咪的一些社会特征(比如照顾家庭);另一方面,这个人又仿佛一个妈咪(Input II),做着妈咪的工作,尽管不是女人。通过两个词各自激起的心理空间,对两个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的构成概念的部分元素组合,并在层创结构中形成各个输入空间以前均不存在的新关系(即指在家中即当爹又当妈的男人),这种组合过程也正是一种新范畴/意义构建的过程。
偏正型是指前面的名词说明后面的名词,具有修饰作用,中心意义由后面的名词表达。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比如,问题女孩、纳米飞机、健身俱乐部、网恋等等。以“纳米飞机”为例,在这种构建中,两个词分别作为两个心理空间存在着部分映射关系(即纳米可用作飞机材料),然后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由提取结构所激活的型式结构(pattern)会不断完善。换句话说,人们会在大脑中作一个潜意识的转换——用纳米材料作的飞机,在经过合成空间的进一步加工,形成层创结构从而解读了这个新词的意义。
隐喻型指的是名词的某些特征映射到中心词N上,产生某种隐喻效果,从而产生新的合成概念,构建新词意义。这样的组合方式往往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比如:豆腐渣工程、蜗牛邮件、灯笼裤、铁军。这些类型的名词同样是两个名词激活的概念作为输入空间并投射到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结构通过扩展,使得自身的层创逻辑在合成空间中得以完成认知运作。“豆腐渣工程”通过一系列映射——合成的过程最终解读的意义是那些偷工减料、质量差的工程,好比豆腐渣不堪一击;“蜗牛邮件”指周期长,邮件延误,好比蜗牛一样慢的邮件;灯笼裤是指一种中间肥大、两端紧的裤子,穿在身上好比撑开的灯笼;铁军指那些吃苦耐劳、刚劲顽强、无坚不摧的集体。
3.2 CBT对“形容词+名词”型新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Fauconnier(1994)认为心理空间就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形容词和名词所构成的输入心理空间在环境信息和背景知识的影响下形成一个具有层创结构的整合空间,组合后的词有的已成为常用语词,有的可以引申其它意义,产生新的概念。这类组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容词不改变名词的性质。比如: popular songs(songs liked by many people),无论怎样变化,它永远都是“歌曲”。这种新词在概念合成框架中的意义构建类似于偏正名词的认知机制。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种类型是形容词改变名词性质,这样的例子也比较多。比如,cold bench, black income, pink collar等。以 “cold bench”为例,形容词 “cold”激活的心理空间显然要和“冷”有关,寒冷、冰冷、冷清诸如此类;而中心名词bench又使人唤起另一个心理空间:板凳、座位、位置等等。二者共同映射到合成空间,经过进一步完善、扩展、结合百科知识,不难得出最终的词义——冷清的接待。
当然有的时候形容词与名词搭配还会出现一词多义现象。也就是说,在合成空间中会生成若干个合理的层创结构。这时候就要通过各种语境信息。比如,口气,场合,上下文甚至是说话人的手势表情来判断,找到最佳关联,解读新词意义。
3.3 CBT对拼缀词意义构建的阐释
所谓拼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通过截段或是紧缩方式构成的词。比如汉语中的“娱记、房改、足协、外企”等,英语中的“email(电子邮件), blog(博客), smartdrv(智能驱动器)”。
周启强,白解红(2006)曾在Fauconnier&Turner (2002)对语义合成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合成过程中原型词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特点,把拼缀词划分出4个类型。这些类型背后隐藏的是同一个认知机制——概念合成。以email为例,它是electronic 和 mail 的合成词。“电子”能够激活人们对现代科技的很多认识:计算机、网络、方便、快捷等,“邮件”激活传统邮件心理空间,包括寄信人、收信人、邮编、信封、邮票等等。两个输入空间有很多对应关系(即映射):网络系统对应交通工具、信息对应邮件内容、使用者对应邮递员、电对应燃料或人力。它们的共同点(类空间):人、邮箱、邮件、邮政编码。这些特征一起投射到合成空间层创结构中,通过三种整合运作: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扩展(elaboration)最终得到email的意义,即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信件。
4.结语
词汇的形成与其意义构建是语义研究的基石和重要课题之一。新词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创造出来的,具有时代性、新颖性的特点,有的还会固定下来,成为大众词汇。阐释新词意义构建的认知发生机制对于英语词汇意义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Fauconnier提出的概念合成理论不仅能够统一解释很多新词意义构建的整个过程,并且对于很多活的语言现象,诸如仿拟、委婉语等也会具有很强的阐释力。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思路为未来科研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空间。
参考文献:
Coulson,C. 2004. Review of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J].Cognitive Linguistics15/4: 575-594.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M]. New York:CUP.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虽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有望克服拉美一些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不远的将来做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实现“强国福民”，即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相应学术中心的转移，这是不仅是因为经济中心会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场所，而且新兴经济中心的本土学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逐渐上升。20世纪的美国伴随形成全球经济霸权而确立其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历史就是鲜活的例子。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关于曾宣称历史终结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就是国际专家学者关注的宏大历史叙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学习借鉴国际理论和经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先农村后城市的分步推进、先“特区”试点示范后逐步复制推广以及价格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体制等改革政策实践，逐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比重和效率，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阻力和经济成本、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通过“增量式”的市场体系构建和相应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经济要素的创新创造活力，使经济的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空前提高。这些改革发展举措都是对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存在制度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形成后续改革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的成效。与此相伴，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通过采取区域性“优先发展”和产业领域的渐次开放策略，不断发挥我国要素禀赋等的比较优势和有关区域的区位优势，并逐步实现市场空间和产业领域在时序上的渐次开放，采取优势资源优先聚集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策略，逐步演进到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拓展了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市场空间，通过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构成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毋容置疑，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探讨将也必将日趋具有世界意义。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发展阶段，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推进经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步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使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累积、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当前，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和基于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日益增强，以要素市场化和投入量增加为标志的要素驱动型改革发展难以为继，因而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新阶段，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在更高基数下趋于下降，而对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民生幸福等元素在内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我国面对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情况、新常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并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事业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思想。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既具有世界意义，也立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实践，并与时俱进、动态创新发展。如为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曾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基于经济空间优化和人口空间分布调整、体现生态（环境）、人文（教育）、智慧（信息）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概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了国际借鉴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干中学引发的后发优势，和消化引进吸收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国际理论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者。
二、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前景”创想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引领的新阶段。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引发的深度经济结构调整尚未结束，中国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相应调整发展模式，而外部可以借鉴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案例资源趋于枯竭，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自身亟需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政策实践的示范意义和“溢出”效应扩大，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智慧，希望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中获益，这就对我们政策理论研究的同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世界经济已步入需要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再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理论创新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正如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中的“美第奇”效应一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交叉融合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创新“解决方案”，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不仅要立足自身发展，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而且要放眼全球，直面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着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冷战结束后的日裔美国学者傅山提出的宣告西方模式大获全胜“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曾预言的“文明冲突论”，到国际新儒学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话理性”理论而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再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互鉴论”，进而提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无疑是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大调整、历史性大变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转嫁危机走出困境，不仅面临使美元因面临“升降两难”的“特里芬”之谜的困境而国际霸权地位下降，而且也暴露出其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府“财政断崖”风险危机；日本以邻为壑以求自保的所谓安倍经济学，所释放出的货币宽松至负利率的“毒箭”，也未能使其经济起色好转；在欧洲不仅几经折腾的欧元区内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曾惊现退出欧元区的危机，现如今作为金融大国的英国也面临脱离欧盟的公投，失去向心力的“双速欧洲”可谓若隐若现；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国家也遭受资源价格波动下跌严重冲击；中东石油国家不仅面临资源价格下跌、石油美元回流美国的压力，个别国家还饱受内乱和战火之苦，引发的难民危机还殃及欧洲等地；气候反常变化，国际疫情频发等等。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新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应对长期依赖凯恩斯学派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借鉴西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等供给学派的思想理念，提出宏观微观相结合中国特色结构性“供给侧”经济政策改革方向，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供给模式，谋求改革和创新红利，主要包括：通过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和优化升级，改革商事制度，复制推广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善营商环境和服务体系，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拓市场空间，重塑市场经济生态。当前的关键还在于打造与趋于强化的约束条件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这些政策措施必将推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境界，跨界融合创新的局面已经展露曙光，文化创意、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业态也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着眼于“富余”产能国际转移合作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已初见成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和核能已经走出国门，不断落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合作中也要着重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国内发展中需要坚持，在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更应反映在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内不同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脉历史渊源，促进国内外统筹协调发展，按照生态经济模式，循环高节约利用国内外资源，参照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伙伴国家健康永续发展，同时注重将产能转移合作与开拓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空间相结合，而不能只是将传统富余产能简单转移，而且还要注意尊重合作伙伴特色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善于发现并吸取他人优点，促进和谐协调、共荣互惠发展，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三、寻求经济学研究突破的“理论创新”尝试
在经济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甘落后，呈现积极创新的昂扬面貌。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演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着眼金融行业发展新趋势曾提出《大金融》学说。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研究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群体力图创建的中国特色《新供给经济学派》，并为我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政策做出有益贡献。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家突破性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示范意义。与此同时，海外知名学者，如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傅山教授开始反思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中的忽视政府作用一些弊端，从而对中国政府在创造经济奇迹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揭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蕴含的资本和劳动深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内在矛盾，而国际学界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德国及北欧其它国家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不俗表现也对社会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有基于此，本人作为国家首批高端宏观经济智库试点单位的一员，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在此不揣冒昧，提出本人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初步设想包括下述创新要点在内的“新宏观经济论”学术命题，供各位学界先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GDP”概念
在经济学通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以中国新近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引领新一轮“再”全球化的宗旨，迎接“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倡导“新GDP”发展概念框架，即“全球发展推动（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ION）”，并将五大发展理念核心要素融入到“新GDP”经济核算体系之中。
（二）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模式
当前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推行的政府与市场协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概念，局限于具体投资项目的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而国资委倡导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仅限于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层面的不同性质的股权合作关系。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加宏观的经济模式框架诉求出发，将PPP概念扩展到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PPP（PUBLIC-PROFITABLE CPHILANTHROPIC）”模式框架，其中PUBLIC公共部门代表政府，PROFITABLE代表盈利部门的市场，包含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比单纯的PRIVATE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含义更为贴切，而用公益PHILANTHROPIC置换PARTNERSHIP，将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二元思维，进而拓展到涵盖由PHILANTHROPIC延伸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机构等，在国内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大量研究基础上，如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的政策扶持，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培育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三）适应新型产业形态的“新金融”理论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讲求“信、达、雅”。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译者都在遵循着“信、达、雅”的原则，近百年来，我国翻译标准理论以严复的“信达雅”为起点，朝着“信达切”、“忠实通顺”、“出神入化”和“信”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留下了四条清晰可见、相互关联的历史轨迹。各派思想虽遵循的路线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不同，但他们的主张却出自同一起点，为着同一目的，给人以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感。在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之中，只有遵循着一种让译者首先成为所要翻译作品的最忠实的读者，才能通过他，带给我们这部作品真正的灵魂，也就是说，一部优秀的外国作品在以中文的形式，呈现在国人眼前之前，他的译者，已经是这部作品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读者，因为只有一个用心的译者，才能带给我们这部作品的原汁原味。
对于中国翻译体系的演进，香港学者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只是地区翻译学中的一种”，“是翻译学中的许多个层级、许多个门类中的一个”1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翻译学还不是最健全最完备的，但是这种不健全体现了我国翻译家对翻译传统的继承，诚然“信达雅”发展到今天依然遵循着最原始的翻译精神，排斥着一些西方的翻译理论思想和方法，但是也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不断的进行修正、完善。
目前，中国翻译界要克服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无条件继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翻译理论的精神，“信、达、雅”精神我们要坚持，但是新翻译理论我们也要吸取，尤其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和吸收。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新历程
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能拿传统自居。要本着学习的心态接受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
在探索我国的翻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翻译理论。罗新漳先生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毕竟还不多。要是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理论了解、研究得不够，那可以说我们对本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显得不足，因应该把我们当前研究中感到不足之处都归咎于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信达雅”不放，或是说唯有“信达雅”好。从现代的眼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仔细研究国外翻译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理论，但其发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理论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全盘西化”或“中国文化本位”的倾向。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把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包袱”，是一种“障碍”，同时还应该把它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译论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翻译实践。它是顺应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规律，只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各家译论，就也不难发现，构成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各家论述都是以我国的文化为背景，以前人的理论为依托，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而创立的。严复的“信达雅”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今天，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中就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以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吸收仍要以我们原有理论体系为基础，考虑到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各家学说之长，补我们研究之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翻译理论。
三、结语
传统与现代的翻译理论之争，其实是传统翻译精神与现代翻译理论的合流，这种合流标志着翻译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我们要认真吸收传统翻译理论的精神，又有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只有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建立我国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帮助翻译家们译出更好的作品。
一、企业多项目管理的概念
企业项目管理（EPM）与单项目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企业项目管理所关心的是企业所有项目目标的实现。一个企业在同一时间内可能会有很多项目需要完成，如何经济、有效地同时管理好众多的项目是企业项目管理的核心问题。
为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和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企业项目管理常常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多项目管理。所谓“多项目管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项目经理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在组织中协调所有项目的选择、评估、计划、控制等各项工作。
二、企业多项目管理的意义
1.有利于企业成本极小化及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成本可简单看做是企业获得各种资源付出的代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计算成本时不仅要考虑会计成本、显性成本、增量成本、个体成本，还必须要正确估量机会成本、隐性成本、沉没成本和社会成本。显然，在单项目管理时我们更多地只能考虑各种短期的、明显的成本开支，因此就会出现尽管某一个项目在预算范围内实现了项目目标，但并未给整个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与机遇。但采用多项目管理后，企业就可以从多方面克服单项目管理带来的弊端。例如采用多项目管理后，尽管人员属于职能部门，但他们能够为适应项目的变化需要而在各项目间流动，当某个项目因为用户要求暂时停工，或者其他项目进度吃紧时，就可以将项目成员调配到其他项目中去。这样通过在项目间共享人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全面降低公司及每个项目的成本。又例如某种资源稀缺，但几个项目同时需要使用这种资源，在进行多项目管理时，我们就能在充分考虑计算这种资源用于不同项目时的机会成本，做出合理决策达到资源的最优使用。综上所述，采用多项目管理能从企业的高度上合理配置资源，降低机会成本，克服短期效应，追求企业利润极大化与持久化。
2.能调整各项目进展节奏及优先权满付的灵活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尽管多个项目的目标均应全面实现，但是在某一时间段各个项目对资源要求的迫切性并不完全相同，同时交付的时间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此，通过采用多项目管理后，更能有效调整各个项目节奏，使产品交付更具有灵活性。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均包括明确需求阶段、可行性分析阶段、项目计划阶段、项目执行阶段及项目结束阶段。由于每个项目的背景不同，项目目标存在差异，因此项目各个阶段的划分也是柔性的。采用单项目管理时，我们更多追求的是尽可能压缩各个阶段的周期，使项目越早结束越好，这样必然带来资源的严重冲突。但采用多项目管理后，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宏观调控，在最终全面实现各个项目目标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及实时调节项目在各个阶段的进展节奏，缓解资源需求高峰，做到张弛有度。
3.有利于充分利用及提高企业核心技术，促进技术进步。企业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通过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可以优化产品及企业结构，可以发展规模经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素质。而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创新为制高点的系统工程。对于单项目管理来说，它是以一个项目为主体，以实现项目目标为最终目标的管理过程，这种目标必然制约了其推动技术创新的能力。例如在开发新产品时需要某种企业目前尚未拥有的技术，而要获得这种技术可以采用购买及自主开发两种手段，当购买的费用远低于自主开发的费用时，若是单项目企业一般会采用购买方式。但采用多项目时，若这种技术还能同时用于其他项目、甚至将来的项目时，就可能考虑采用自主开发的方式。即使是引进了这种新技术，企业也会依靠内部技术开发机构去吸收、消化、改造与实施，从而转化为企业内部持久性的技术源泉。另外，在多项目管理中通过有效的项目组合，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基础核心职业技能所有项目共享，这样这些技能就能得到良好应用。另一方面，能将不同项目的技术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核心技术，拓宽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关键词:苯乙烯 醇酸树脂 机理 工艺
传统的不饱和油(脂肪酸)改性的醇酸树脂分子中具有羟基、羧基、双键、酯基等反应性基团,因此,可以通过化学合成的途径引入其他活性基团,使醇酸具有广泛化学改性的基础。化学改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如改性剂起羧基作用、改性剂起羟基作用以及利用双键反应的化学改性等。化学改性中尤以利用双键反应的化学改性最为重要,其中以苯乙烯类改性最为典型,主要有共聚法和预聚物法两大类。
一、苯乙烯改性醇酸树脂的机理
1、共聚法
乙烯类单体改性醇酸树脂常采用共聚法。按照共聚法中苯乙烯的加入时间及加入方式不同,可分为前苯乙烯化和后苯乙烯化两种方法。
(1)前苯乙烯化法 前苯乙烯化法主要包括植物油的苯乙烯化法、脂肪酸的苯乙烯化法和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法三种。对以上几种苯乙烯改性方法的工艺要点分述如下。
a、植物油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首先,苯乙烯单体和油在引发剂存在下反应,生成共聚油这种均一产物,该产物可直接代替植物油制备醇酸树脂。苯乙烯化的植物油,先用甘油(季戊四醇或其他多元醇)醇解生成脂肪酸单甘油酯,然后用苯酐等多元酸进行酯化。
b、脂肪酸的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先将苯乙烯和引发剂滴加进盛有DCO酸的反应釜中,进行脂肪酸的苯乙烯化反应,然后真空蒸馏除去剩下的苯乙烯,再向反应釜中加入甘油等多元醇,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醇解,最后加入配方量的苯酐等多元酸进行酯化。
c、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以适当配比的含共轭双键和非共轭双键的混合植物油为原料,如DCO和亚麻油(或豆油)、桐油和亚麻油(或豆油),加入LiOH等醇解催化剂,并用一部分甘油、季戊四醇等多元醇进行醇解,生成单甘油酯;然后加入苯乙烯、二甲苯和引发剂,在适宜温度下进行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反应,生成苯乙烯化单甘油酯;再用多元酸(如苯酐)及剩余的甘油酯化,生成苯乙烯化醇酸树脂。
(2)后苯乙烯化法 后苯乙烯化法又称为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法。该法的工艺要点是:首先合成含共轭双键的基础醇酸树脂,然后用基础醇酸树脂和苯乙烯单体(有时还包括少量丙烯酸类单体),在引发剂存在及合适温度条件下,进行共聚反应(即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直至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粘度。该法的工艺特点是工艺过程容易控制,利用常规醇酸树脂的生产设备即可进行改性醇酸树脂的工业化生产。
苯乙烯与含共轭双键的脂肪酸、植物油或醇酸树脂能发生共聚反应。苯乙烯与含双键的脂肪酸共聚容易,与含非共轭双键的脂肪酸则共聚很慢。例如,桐油脂肪酸中90%含共轭双键,共聚时容易成胶;脱水蓖麻油(DCO)中25%左右的脂肪酸含共轭双键,共聚极慢,发生共聚反应的同时,苯乙烯将自聚成聚苯乙烯(PS)而与油相分离。在共聚过程中,通常发生如下反应,它们按不同机理进行。
2、预聚物法
预聚物法主要有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法和羧基预聚物法两种。
(1)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改性法 该法以聚苯乙烯二醇改性为代表,它主要是通过在聚苯乙烯分子链的末端上引入羟基反应性基团,然后通过化学反应将聚苯乙烯聚合物引入醇酸树脂中。聚苯乙烯二醇在改性中起到了双重作用:第一,它所提供的活性羟基,代替了常规醇酸树脂合成所用的甘油或其它脂肪族多元醇;第二,长链聚苯乙烯的引入赋予改性醇酸树脂以较高的硬度、良好的耐水性和耐化学品性。此类改性工艺较复杂,难以工业化生产。
(2)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改性法 此法的工艺要点为:首先由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等丙烯酸单体合成带活性羧基的预聚物,然后该预聚物可以直接代替部分多元酸(如苯酐等),在植物油的醇解物的酯化过程或两步法脂肪酸酯化过程中进行酯化反应,这样,带羧基的苯乙烯预聚物将接入到醇酸树脂分子链上,该法又称作共酯化法。这样,改性醇酸树脂将集中醇酸树脂、丙烯酸树脂、聚苯乙烯(PS)三种物质的优点,所得树脂的耐候性、柔韧性和耐溶剂性优于单纯以苯乙烯改性的醇酸树脂。但此类改性工艺复杂,改性产品价格较贵。
二、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改性工艺研究
苯乙烯改性顺酐醇酸树脂的工艺特点为:采用后苯乙烯化方法进行改性研究,保证了改性工艺过程简便易操作,改性醇酸树脂的质量稳定;采用溶液聚合法进行苯乙烯改性醇酸树脂的接枝共聚反应,克服了本体聚合法中易出现反应体系的温度升高过快和反应不稳定等缺陷;另外,以含共轭双键的活性较高的顺酐作为多元酸部分代替苯酐,可提供足够多的接枝共聚活性位点;在引发剂加入前,使苯乙烯单体(或混合单体)进行一定时间的热聚合,这样,改性工艺过程将更加稳定。改性过程的工艺要点为:首先在带有搅拌器、热电偶温度计(连接温控仪)、回流冷凝器等附件的四口烧瓶中,加入称量好的基础醇酸树脂、St、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烯酸丁酯(BA)和部分溶剂,加热至125~135℃,保温1h后,将配方量75%的引发剂及部分溶剂加入滴液漏斗,在3~4h内滴完。保温2~3h后,分次补加剩余的引发剂。保温过程中,间隔1h取样,检测聚合反应体系的粘度和不挥发分含量,但体系的粘度和单体转化率均合格后,迅速降温,兑稀出料。
工艺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常规后苯乙烯化法改性醇酸树脂,一般是先加入基础醇酸树脂,然后滴加大部分混合单体与引发剂,再分次补加剩余单体和引发剂的方法。但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该方法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采用滴加方式加料,反应体系中单体浓度较小,反应速率较低,反应时间较长;第二,由于同时存在单体的自聚及单体与基础醇酸树脂的接枝共聚等竞争反应,降低了接枝共聚反应的速率,减少了接枝共聚物的产生量,影响了改性树脂的外观和质量。为此,从工艺优化的角度考虑,我们增加了混合单体的热聚合这一过程,稳定了工艺过程,提高了聚合反应速率,改善了改性树脂的质量。如果改性剂为苯乙烯(St)单体,则热聚合过程将生成较多苯乙烯均聚物(PS),如果改性剂为St与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丙烯酸丁酯(BA)的混合物,则它们可能会先生成部分丙烯酸预聚物(PP),这些在热聚合过程中生成的PS和PP将同样参与接枝共聚反应,并且会由于它们的产生,避免了聚合反应过程中局部升温过高,容易产生爆聚现象,此时,树脂的分子量剧增,以致出现凝胶化现象。
另外,工艺优化还从反应温度、改性剂与基础醇酸树脂的比率、引发剂的选择、加入方式和加入量等几个方面考虑,通过科学地设计实验方案,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提出反应温度以125~135℃较合适,改性剂采用混合单体比单一改性剂能获得较好的漆膜性能,改性剂与基础醇酸树脂的比率在30~40%较合适,引发剂的加入量占混合单体的1.8~3.2%,且需采用分次加入较有效。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力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54-06
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问题，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太降温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目前还有进一步升温的必要。因为随着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愈益彻底的贯彻，这一理论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微观看，界定和维护广大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从宏观看，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产权体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王海杰博士的《”劳动产权”概念辨析》［1］（下简称”辨析”），廓清了”劳动产权”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认可了劳动力产权范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似乎并不彻底，值得研究的问题仍很多。仅就王海杰博士的”辨析”一文而言，特别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第一，劳动力产权概念是否严谨，能否替代劳动产权概念；第二，”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1］；第三，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应如何科学界定。拙作《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2］提出了人力产权范畴，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以及确立人力产权范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再作探讨，兼与王海杰博士商榷，故曰”再论”。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必然性
（一）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对比分析：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王海杰博士对”劳动产权”概念四种观点的分析富有理论价值，但若把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凸现这些概念对劳动者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概括的含混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研究障碍。
作为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经济学范畴，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各自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李惠斌教授笔下，”劳动产权指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3］（p21）曹天予教授则认为”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产权，指的主要就是劳动者根据其付出的劳动（即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产权的最主要表形式，因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是在生产中（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现的。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权一样，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4］（p31）显然，二者对劳动产权概念定义截然不同。前者指劳动财产权；后者指劳动者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王珏教授笔下的劳动力产权。王珏教授认为，”劳动力产权可以理解为：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劳动力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是规范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也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历史性。”［5］（p40）虽然王珏教授的劳动力产权概念的内涵比曹天予教授的劳动产权概念的内涵更丰富也有一定的本质差别，但二者与李惠斌教授的劳动产权内涵有共同的本质不同。由于三者在研究同一问题使用概念内涵上的不一致，理论说服力变弱是必然的。这构成提出人力产权概念以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现实表层原因。深层历史原因是劳动产权范畴产生300年来，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依托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形成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不同理论概括。
（二）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深层历史原因：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不同理论概括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末出版的《政府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增量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者，因此使得个人的财产具有了合法性，因而称其为劳动产权”。亚当・斯密在洛克发表《政府论》约一百年后，对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自己拥有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财产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3］（P23－24）可见，在亚当・斯密那里，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内涵已由劳动财产权演变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技巧的产权，即演变为劳动力产权。由于亚当・斯密进一步从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论证了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之洛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误解为劳动力价值。对此，马克思曾在其”工资”理论中做了深刻剖析，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5］（P585）二是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误解为劳动力产权。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洛克。因为在洛克那里，劳动者是其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而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者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等同于劳动力产权了。马克思在肯定亚当・斯密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的天才观点的同时，扬弃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缺憾或谬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阐明了工人应该拥有自己人力产权的各种权利。马克思论证界定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术语说，就是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即人力产权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剥夺过程，亦即劳动本质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进而，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本质异化复归的道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主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7］（p12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洛克的”劳动产权”范畴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范畴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充分说明劳动的本质，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扬弃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的谬误”［3］（p24），准确地阐明了劳动者产权权利，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可见，劳动力产权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不宜甚至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科学范畴。从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和洛克、斯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对劳动力产权概念的重视及内涵的科学阐述，我们既可以看出劳动产权或劳动力产权概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上的不统一构成的研究上的不便甚至障碍，又可以看出不宜用劳动力产权概念概括马克思的论述。由此可见”辨析”关于劳动力产权论述的残缺性，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残缺性。因而，探讨准确恰当概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的概念势所必然。于是，人力产权概念应属应运而生。
与此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从洛克劳动产权（财产权利）论到斯密劳动力产权论，再到马克思活劳动价值论以及其揭示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理论演进轨迹，反映的是物本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这类概念，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揭示的已近乎一目了然。也这是马克思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才使人力产权概念从经济学范畴体系中析出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的人力产权理论，需要现代理论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中，加以发掘和弘扬。
二、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和确立的实践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过程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
1．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和析出的历史性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谓人力产权，即劳动者基于自身劳动技能获取生存、发展、享受资料，保障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以及自身价值实现的对其人力所有、占有、支配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中人的要素被称为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掌握先进技术或知识的活劳动要素被称为人力资本，并被视为经济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生产力的日益现代化，生产力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加速缩小的趋势看，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即人力资本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成为有较高技术者或特殊专长者的专用术语的情况在淡化。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彻底消除的具体时间，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已经取得主人地位的所有劳动者，应该一律视为人力资本而与物资要素资本相区别。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中，就可以而且应该对经济中一切人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人力产权，一切物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物力产权或资本产权。
2．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和以人为本本质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形态相容共存产权制度中的人力产权。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和一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经济关系中人力产权属于劳动者个人的同时，其价值的实现，必然借助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具有主人加商品的二重属性和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重身份。家庭层面，是人力产权维持和发展（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主人；政治层面，是社会的主人；经济层面，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同时，兼有公有企业的主人和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还可以是私有企业的雇主或雇员。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要层面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和人生价值实现权。包括就业权、就业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其次是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的公有经济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资格应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力。表现为所应有的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即主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应有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取得及享受的权利，以及对全民经济和其所在公有经济组织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再次是劳动者与时俱进地提高技能、完善自我需要的学习、进修等不断提升人力产权价值的附属权利，即人力产权的全面持续的发展权。因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可以简要概括为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历史地看，后三种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是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才可能较充分享有的权利。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私人垄断社会的劳动者人力产权权利，长期以来，基本被局限于基本生存权之内。［8］(P1584)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等各项权能和权益的充分实现。因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力产权各项权能和相应权益的实现。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或以人为本的精髓。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围绕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这一商品（市场）经济最微观市场主体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基点，都是人力产权。人力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点”，其所拥有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各种商品，只是其人力产权实现的一种派生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演进史的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迁史。”“作为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力产权异化（资本主义部分）、复归（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2］(P55-56)，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髓。所以，人力产权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作为科学概念，应该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精髓。
（二）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
假如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看，人力产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说到底，人力产权是基于生存权、发展权实现的权利。而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诚如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所处的关乎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一贯态度一样，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马克思说：”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9］(P491)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这种天赋性权利，在原始社会，首先表现为原始部落的公共产权，成为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一种形态，在部落内部人们之间公认和部落之间相互承认。其次表现为私有产权，即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随着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几乎同时产生的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出现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P37)”耕地起初暂时地，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地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私有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11］(P164)”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P309)可见，无论人力产权、物质产权、公共产权、私有产权，还是产权观念、产权理论及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长期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伴生伴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各种所有制是产权的制度化形态，它基于人力产权的尽可能充分实现，客观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变迁的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产权的制度化演进理论。
可以说，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的人力产权以及派生的公共、私有等产权形态，是各种现代产权形态的起步或基因形态。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从产权理论角度讲，是一个由此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升华而相应演进升华的产权形态变迁史。当然，人力产权以及其他一切产权形态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受特定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影响以至由其决定。
由上述可见，无论就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这一本质而言，还是从人力产权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看，王海杰博士”辨析”中的”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的观点都难以成立。
再者，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规律，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士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和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把交易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站在生产资料垄断者立场上，根本不研究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挖去了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这一经济关系最本质内核的交易关系，只剩下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性外壳。因而，当”清晰”产权的时候，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产权应该清晰给谁。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就采取模糊的方式，以所有权无足轻重（如张五常）等谬论加以搪塞。回避甚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的以人为本本质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我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的过分激励”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漠视广大职工人力产权权益的”产权改革”造成的收入过分悬殊、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弱化、社会稳定严峻等严重后果，已经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逾越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分析。
（三）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确立的实践意义
作为阐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范畴，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产权是来自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当人力资本概念特指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时，与其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关的一束权益，便构成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而人力产权则泛指企业中一切人力要素的产权，既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又包括广大工人的权能和权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除了在于上述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和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决定的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这一历史性原因外，还在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受资本家剥削的理论和史实。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特别在公有经济中，不应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从社会主义人力资本中析出，而不按劳分配地单独优待。新自由主义者教条地套用西方企业近几年呈现的两个发展趋势（企业利益群体的主体由出资人向出资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转变；由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的理论，导致的过分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激励而轻视甚至忽视广大工人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国企改革实践，事实地成为国企存量资产分配不公而加剧收入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创新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而为改革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见，科学界定人力产权概念，以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人力产权概念确立的理论意义
在商品（市场）经济研究中，以人力产权这一概念代替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相对科学
人力产权概念与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相比较相对科学的理由，一是定义确切、简明。人力产权准确、明了地定义为经济中劳动者基于劳动技能的一束权利，比劳动力产权概念的表述简明、上口；同时，又不像劳动产权可以理解为劳动财产权，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产权那样，易引起歧义以致谬误，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不便，观点传播效果上的降低甚至错误。历史上，自洛克提出劳动产权概念大约100年后，斯密对洛克劳动产权概念的歧义，使”他没有看到这种劳动财产权的历史分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逻辑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谬误”。［3］(P24)现在，王珏教授与李惠斌教授等对劳动产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分别从劳动力产权和劳动财产权角度对利润分享制度论述的情况，不利研究的深入。二是内涵宽广。人力产权概念定义为劳动者对基于劳动技能的劳动成果的一束权利，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财富的创造上，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收益权和享受权。所以，人力产权概念既概括了劳动力产权的内涵，又内在地包括了劳动财产权的劳动产权内涵，还不像劳动财产权概念那样仅仅局限于劳动收益权的合法性，且体现了人类劳动目的的根本性质。三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自洛克以来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范畴，即把劳动财产权统一定义为劳动产权，把有关劳动者劳动技能及劳动成果的一束相关权利统一定义为人力产权，放弃拗口且定义不确的劳动力产权概念，同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狭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凸显人力产权概念特有的以人为本本质。这样，人力产权概念既可以超越历史时期地广泛应用，为理论界对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提供表达上的方便，又凸显经济学的以人为本本质，打上创新的现代经济学的烙印。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范畴支撑。
（二）确立人力产权概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需要
在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过程中，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必然的。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以致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产权理论家，而且是博大精深的产权理论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家。西方著名学者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力产权的研究。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首要核心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史。［3］（P55－56）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位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必须拥有人力产权，才能取得交易资格，然后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说，人力产权是每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他人形成生产关系的起码条件，是前提。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人力产权。奴隶之所以没有人力产权，是因为奴隶社会制度决定了奴隶本质上不是任何形式产权的产权主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与产权是完全分离的，奴隶没有本属于他的人力产权的所有权。无论从奴隶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奴隶在奴隶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奴隶仅仅是如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的财富生产工具。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人力产权角度论，奴隶的人力产权被彻底异化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奴隶主产权。这可以看作人类生产关系，当然也是人力产权演进变革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仅就近代和现代历史看，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获取劳动岗位的前提，都必须是人力产权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从一切资源资本化角度看，劳动者不拥有人力产权，劳动力不借助商品化的外壳，就难以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力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力产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揭示的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理论。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确立人力产权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同时，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使之为我所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正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几乎没有对人力产权的研究。如果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此还有所涉及的话，那就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但那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精英”的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既重视一般劳动者人力产权研究，也重视企业”精英”人力产权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几乎是两码事。这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因为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教条地套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诸多片面乃至错误观点。典型的如国企产权改革研究一味地过分强调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的激励，轻视甚至忽视乃至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国企广大职工权益的观点，以及因此引发收入过分悬殊以至出现两极分化迹象也认为无害甚至必要的观点等等，已经造成了莫大损失。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精英”几乎不付一文地持大股和国企一般职工获得很少历史贡献补偿地由主人转为雇员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剥夺。由此已经引发及正在引发的带有长期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加速显现等等严重问题，已经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绝对不应也绝对不能轻视的。所以，借鉴现代西方产理论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再度出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和间接剥夺等不良现象。教条地套用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诸多失误告诉我们，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尽快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已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除上述两方面理论意义外，人力产权概念的确立、使用，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带来的诸多便利还有：第一，利于与洛克、斯密等使用的劳动产权概念相区别，以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研究新阶段的一个标记；第二，利于解决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劳动产权概念见解不同，一时又难以统一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理论歧义问题；第三，如果撇开资本特定的历史内涵（剥削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要素看作资本，那么，同人的要素资本概念与物的要素资本概念相区别，人力产权概念与物力产权或物质财产权概念相对应，通俗易懂，利于与通常使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容易融合使用，不会感到生疏和误解。
总起来看，一方面，人力产权概念较准确、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确立人力产权概念，也就为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定位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理清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判定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标准。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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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198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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