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15:27:4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发展根基，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8，（5）.
关键词：宏观经济;企业发展;影响;对策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企业筹资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现状下，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席卷全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我国很多企业融资困难，甚至导致部分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企业惨遭破产，可见，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融资发展，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部分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弊端。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调控机制，政府如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放出更多的货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更加多样化、贷款渠道也会更加顺畅。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虽比不上计划经济政策那样明显，但政府进行的很多宏观调控政策都会给企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指向性影响，促使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紧跟宏观经济走势 创新企业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是企业发展的指向标，未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企业战略转型，促进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态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要想做好自己的企业，首先要成为宏观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分析家，同时保持自己企业的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要灵敏。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依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确保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降低企业风险。为此，企业重大决策应尽量集体进行，吸收有关人员的参与决策，这是确保企业决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比如，青岛著名品牌海尔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敏锐的嗅到了多元经济的新气息，从单纯制作冰箱，逐渐扩展到洗衣机、冷柜、酒柜等其他产业，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海尔从最初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今天全球家电第一品牌，与历代经营管理者的与时俱进、紧跟宏观经济形势不无关系。
（二）结合企业实际，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下，企业应注重联合重组，走集团化发展之路。美欧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调整和大重组的新动向。为此，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发展大势，突出强强联合，在联合重组中优化自身结构，走集团化、集群化发展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态势，如黑龙江省的哈电集团就是在与国外企业的兼并重组中趟出了新路子，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此外，现代企业还应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注重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创新发展之路。创新是新时代宏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现在和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依托于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三）不断与时俱进，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要想促进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永葆青春活力。比如，传统的医药化工企业对环境污染较大，但在建国之初，国家将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了第一位，那时的医药化工企业高度重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产量，以满足日益庞大的医药消费需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认识到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再提倡牺牲环境式的经济发展，此时，具有前瞻性的很多医药化工企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走势，高度重视提高技术含量，严格控制污水污气的排放，比如通过对甲基多巴等产品的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废污的产生，有效的保护了环境，促进了医药化工企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紧跟宏观经济走势，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坐标定位，创新企业发展战略，自觉趋利避害，抓住宏观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股市常被称作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作为经济预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背离，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报特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伞锋对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做了归纳分析，并得出启示：从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应重视这种背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背离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内在缺陷日益显性化
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承担了为国有筹集资金和解困服务的角色，使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得到了逐步释放，保证了改革全局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但是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国有企业筹资和解困服务，造成了中国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从而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强调筹资功能，忽视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了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产生了占总股本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使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仅限于流通股。
在这样一个功能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缺陷。由于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以及限于对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认识，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转让和流通等制度，对后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市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二是企业弄虚作假，包装上市。企业上市和增发新股要靠政府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上市被看成是从政府手中获取的资源，其关键不是依靠企业真正实现转制和拥有优良资产，而是说服政府。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包装上市、打包上市和突击改制等现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这些企业虽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发行用通道制和核准制代替了原来的指标制和审批制。这虽然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指标制条件下的股票发行的非竞争格局，股票发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时，由于政府重视筹资而轻视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长期疏于监管和没有退市压力的市场环境下，养成了许多后天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损害出资人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无偿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搞违规的关联交易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虚报利润，进行虚假重组来愚弄股民、抬高股价；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过赚取股价差来获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见表1）。
从上看，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预期收益的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恶化成为制约股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预导致股价异常波动
中国股市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等习惯于频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预，经济手段和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不仅使用频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预对股市的影响相当大，市场上几次较大的异常波动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没有一项政策减小了市场的波动。
由政策来决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透明度，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跟风操作的所谓羊群行为较其他市场更为普遍。这使股价变化趋同，从而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和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为防止风险的暴发，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这又带来了股价的暴跌。过度投机和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了股市的异常波动，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证券市场内在机制的成长，与政府直接干预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冲突表明，从稳定股市出发的政府干预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稳定，反而还会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动。比如，1996年在货币供给趋缓、宏观经济向好的形势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证综指从1996年1月的537.35点，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点大关。10月份以后，股市上涨达到疯狂程度。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12条政策。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从16日起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日，沪深股市绝大多数股票以跌停板报收。
有关是否减持国有股政策的一波三折，是造成股市第三个周期第二波段下跌和此后走熊的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三：货币政策对股市与宏观的不同
股票市场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这一中间目标的调控，会对股市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不一致时可能会放大其背离程度。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流入股市资金量的变化上，从而引起股价的波动。多年来，中国股市被称为资金推动型市场（或称资金市），就是指股价的上涨主要靠增量资金推动，而不像成熟市场那样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值使股价得到提升。
背离原因之四：心理预期差异对股市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股价的变化是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反映。对股市的预期可以看作是对影响股价变化的所有变量的预测，这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股市处于第三周期的上升阶段（1999年2月－2001年6月），股价波动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相一致，都表现为持续攀升（见图3）。但从2001年中开始，转入下跌阶段的股市与较为稳定的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发生了背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是因为影响这两个心理预期的变量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包括股市涨跌在内的一些因素会对宏观经济的心理预期产生共同的影响，但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还受其他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关系不大，比如上市公司结构、股市发育程度、股市扩容速度、对股市的直接干预等。
由于预期是多种复杂变量在决策者头脑中的反应，预期的不稳定往往导致股价呈现不规则的波动，这比服从于成本定价方式的实体经济的稳定性要差，也是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出现差异的本质原因。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看，反映在心理预期上，一方面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出现背离，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与宏观经济走势出现了离背。
1、从规制的角度看，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是相反的1995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从单纯强调的初创阶段进入到发展与规范并重的阶段，“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今后较长时期也不会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的预期是从放松到管制、从行政干预到制度约束。这种心理预期冲击着，中国股市十多年来形成的注重投机而不是投资的盈利模式。监管越严格、制度越健全，留给投机者的机会就越少，大量资金就会从股市上撤出。
2、证券市场加速国际化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随着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起步、允许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转让，以及QFII制度的实施，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正在加速，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重大调整。过去10多年来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投资决策和盈利模式可能因此失效，走向开放带来的直接、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投资价值和价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整个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涉及到市场分割走向市场统一，以及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等问题。开放还意味着资金流动范围，将从原来的与国际市场完全隔离逐步走向相对隔离，并最终走向全面自由流动；意味着投资者构成的变化和投资品种的丰富。显然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对于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也正是这种预期上的模糊，成为投资者无法做出决策的根本障碍，所以选择等待和暂时离场观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关键词：场景 数据业务量 语音业务量 单站业务贡献量
Trac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ase station traffic
GAO Chang Beijing Telecom planning & Designing institude Co.，Ltd，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3G and 4G network has been deployed， the depth of coverage of the network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on the precision gradually improve； through the base station side tracking data for a year， based on actual data， standing in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scenarios of business contribution. As a reference for network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scene；data traffic； voice traffic ； single station business contribution；
一、 前言
过多年网络建设，目前市区和县城面覆盖基本完善，乡镇和高等级景区基本实现达到覆盖；线覆盖方面高等级线路，如高铁、机场高速已经实现连续覆盖。后续网络建设主要以市区内补充覆盖和边缘区域的扩展覆盖为重点；线覆盖以完善高等级线路覆盖，补充拓展低等级线路覆盖为主。网络建设进入进入投资精细化阶段。
随着网络的演进、网络覆盖日益完善和网络内容日益丰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对业务的使用习惯和使用欲望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兴建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也发生改变。以上两点共同作用造成不同场景下业务量的发展趋势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投资效益。
二、 各场景业务量存量和自然增幅
业务自然增长，即分析存量基站在一年期间业务增长幅度。
面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数据业务从内至外单站业务量递减，即平均站间距越大区域单站业务存量越小。语音业务从内至外单站业务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即密集城区到一般城区业务量增加，成熟城区至郊区单站业务量递减。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从内至外业务增长潜力递增，即平均站间距越大区域，单站业务量自然增幅也随之越大，语音业务和数据业务保持统一；从单站业务增量角度，语音密集城区至成熟城区增量增加，成熟城区至郊区增量减少；数据业务增量，密集城区至开发区增量增加，开发区至郊区增量减少。
线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线覆盖场景语音业务量和数据业务量国道和省道业务量较高，机场高速业务量较低的原因是机场高速前一年统计时段尚未开通，其他线覆盖场景业务量差距不大。国道和省道单站业务量较高和目前该场景基站分布特点相关，选址多为行政村附近，形成主要覆盖道路并兼顾覆盖行政村的兼顾覆盖。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机场高速业务增幅最大，且数据流量增幅尤为明显；铁路线路包括高铁和普铁，业务增幅均较高；高速线路基站业务增幅明显高于省道和国道。对比数据业务量和语音业务量增幅，线覆盖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第一类，机场高速语音业务与数据业务增长幅度相近，相对其他线覆盖场景机场高速双增长是由于用户增加引起，且机场高速用户对数据使用意愿快速提高。第二类，高铁和普铁，语音业务均增加200%左右，数据业务均增长45%左右，相对语音业务，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快。第三类，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该场景下语音业务使用意愿较高，但是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低。省道单站语音业务量增加，但是数据业务量降低，一方面说明省道用户的增加，另一方面说明省道用户对数据业务使用意愿的降低。
点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语音和数据景区与乡镇差距不大，行政村相对业务量较低。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景区业务量增幅最大，且语音和数据同时保持高速增幅，说明景区用户对于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快；乡镇和行政村增幅基本相当，行政村数据业务量增幅较大。
综合业自然增幅数据，业务增长幅度较大的场景分别为机场高速、景区、高铁、普通铁路；增量较大的场景分别是景区、高铁、机场高速、乡镇和行政村。
三、面覆盖内新建站贡献增幅
将新建站及新建站周围一圈基站形成的区域作为一个业务单元，在业务单元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业务的整体提升量与前一年业务单元的业务量比作为本年度数据业务和语音业务的增幅。
将分场景区域存量基站本年度相对前一年业务量的增长幅度作为本年度年该场景的自然增长幅度。
比较本年度年有新建站区域的业务增长幅度和自然情况下业务增长幅度，来判断该站对于整体业务提升的贡献率。
对本次面覆盖区域内新建的250个基站，分区域业务量增提提升幅度方面呈现由内至外即由密集市区至新兴城区和郊区增长幅度逐步增加的趋势；增加基站区域业务增幅相对于该场景业务自然增幅语音业务和数据业务增幅相反的趋荩语音由内至外逐步增加，而数据业务由内至外逐步减少。
新建基站对本业务单元的贡献算法：
新建站单对业务单元的贡献量主要说明在不分担其他基站业务量情况下，新建站对业务吸收的贡献情况。密集市区单站业务贡献量最高，开发区次之，成熟城区再次，郊区/新兴城区最低。
四、总结
本文跟踪和分析了某地市基站建设前后一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基础设施投放力度不同和用户习惯变化的双重作用，各个场景下的业务量增长幅度不同，数据业务量和语音业务量增长幅度不同。通过数据分析，在高铁和普铁，客户的数据业务使用意愿很强，而机场高速作为高等级客户集中区域，数据业务和语音均呈现高增长趋势。景区的数据业务增长非常显著，对应了客户的景区数据需求强烈。另在城区，呈现外来人口集中在郊区和开发区，或者人口外迁的特点，可作为投资方向选择参照性指标。
本文定义业务单元自然增幅和单站贡献业务量，对基站建设收进行有效定义。
对数据跟踪和分析结果可预判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性，可作为网络建设效益评级的依据。
参 考 文 献
[1]肖云，陈森. 移动通信业务预测方法研究[J]. 无线通信，2011（2）：48-52.
[2]冯毅，曹恒. 业务量预测建模与分析[J]. 邮电设计技术，2008（9）： 25 - 30.
[3]庞京，王坦.移动通信系统数据业务量预测研究[J].信息技术（2014）09： 37-42
[4] Report ITU-R M. 1768.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on of spectrum requiremen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estrial component of ITU - 2000 and systems beyond ITU - 2000[R]. 2006.
[5]，张玉艳. 基于GSM/GPRS /EDGE 网络的业务量预测方法研究[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2011（12）： 16 - 20.
珠海农信联社的发展概况
珠海农信联社的发展历程，最早可追溯至1952年11月15日前山南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这是珠海第一家金融机构。1952年至1996年间，珠海市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先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代管。自1952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成立以来，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管理；1958年起，下放管理，取消了农村信用社的独立存在身份；1979年11月1日起，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支行成立，农村信用社归农业银行代管。
1996年12月31日正式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行独立经营；1999年8月11日，原珠海经济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斗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成立原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2000年起，原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在辖内开展机构重组。但这一轮改革确实没有实质性的成效，珠海农信社的经营管理依然困难重重。
2005年，为明晰产权关系，在清退所有原有股金的基础上，以发起人方式向社会公开增资扩股4.09亿元（共有8000多名自然人或法人投资者），建立了股份合作的产权模式。2006年12月9日，珠海农信联社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珠海农信社正式告别二级法人，实现了市一级统一法人。2009年6月2日，珠海农信联社实现票据兑付，收到央行划拨的15.45亿元央行专项票据资金，资金实力大大增强。
截至2012年9月末，珠海农信联社内设12部1室5中心，下辖12个信用社和84个分社，含联社本部合计97个营业机构，从业人员1137人；资产规模24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89.2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4.93亿元；资本充足率23.26%，核心资本充足率20.16%；中小微企业客户和“三农”客户数量居珠海全市最多，涉农贷款余额为珠海全市最大；经营利润逐年大幅提升，2012年的经营利润预计超过6亿元，自2007年以来已连续五年被评为珠海市纳税贡献百强企业。经过60年来的发展，珠海农信联社已发展成为珠海市历史最悠久、营业网点最多、服务面最广、服务最基层的本土银行。这都保证了其向农商行改革步伐的持续推进。
植根“三农”市场，打造农村金融品牌
珠海农信用联社在积极推动农商行整体改革的同时，其在坚持服务“三农”、支持本地经济定位的基础上，也在积极寻求业务产品的创新，努力打造带有自身特色的农村金融品牌。
在扎根“三农”市场方面，珠海农信用联社始终秉承“服务三农中小微，深耕细织大作为”的企业定位，以“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和快捷化”为目标，积极推动“三农”服务发展。专门成立了“三农贷款专营中心”，承担涉农贷款产品研发、风险管理、利率定价等职能，并在香洲、井岸、斗门、白蕉、乾务、金湾、珠海港等信用社设立了7个“三农贷款分中心”，建立专业化高素质的农贷员工队伍，持续增大支农贷款投放，竭力为“三农”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在自身的产品经营方面，珠海农信联社还打造了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摇篮”和专门为“三农”服务的“金太阳”两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品牌。“金摇篮”以“贷”给小微企业雪中炭为理念，针对小微企业贷款需求“短、频、急”和担保条件不足的特点和问题，开发了商标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存货质押、出口信保等创新型免抵押融资产品，支持了大批小微企业。欧比特、世纪鼎利、可利电气等曾经的小微企业在珠海农信联社的支持下，已发展成为上市企业。“金太阳”以“贷”来生态农业新希望为理念，针对“三农”企业靠天吃饭和目前保险机制严重缺失的特点和问题，推出了海域通、承包通、诚信通、农联保等一系列特色产品，基本涵盖了“三农”领域的融资需求。
作为本土金融机构，珠海农信联社还针对珠海本地农业的特点，倾力支持珠海本地特色种养殖业、高新科技农业和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在多年的信贷支持下，世海饲料、乡意浓、之山水产、绿阳菌业等一批产品科技含量高、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白蕉海鲈、桂山鲍鱼、平沙罗非鱼、乡意浓有机米、无土栽培蔬菜等一批地方农业品牌应运而生。“十里莲江”等生态农业旅游项目更是在珠海农信联社信贷资金的支持下，快速启动，初现成效，既美化了新农村生态环境、又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也带动了村镇经济的发展。
珠海农信联社作为最植根于当地发展的金融机构，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和便利性方面更是值得称道。其在珠海全市共布设了97个营业网点、204台ATM机，是珠海市网点最多、服务最基层、辐射面最广的银行机构。其网点覆盖了其他银行都退避三舍的偏远村镇，并在桂山、万山岛布设网点，有效填补农村金融空白点。同时，珠海农信联社还在农村地区布放了700余台POS机、转账机并大力推广手机银行卡等电子结算工具，推动在海岛开展刷卡一条街活动，提高了农村金融便利性。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珠海农信联社承接了农村地区1.4万户农保养老金和2.4万户农保津贴，9万户居民和未成年人医保的代收以及30万户电费代收等工作量大、占用资源多但惠及千家万户的金融业务。珠海农信联社还与市妇联、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合作，推出“巾帼创业贷款”、“农村青年创业贷款”、“下岗失业小额贷款”等扶贫创业产品，有效支持了弱势群体创业致富。面对历年的台风等自然灾害，珠海农信联社始终坚持从维护“三农”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受灾农户开辟贷款“绿色通道”，大力支持农户救灾复产。
农商行的改革发展之路
在坚持自身定位，业务稳健高速发展的保障下，珠海农信联社的农商行改革之路也在持续推进。
2009年，广东省政府决定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后，珠海农信联社积极参与其中。并于2010年3月31日和2011年1月13日，分别获得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广东省政府的批复。随后，2011年1月27日，珠海市政府成立珠海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珠海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全面启动了珠海农商银行的组建工作。2011年12月5日启动了农信社名义下的增资扩股工作，至2012年3月5日按期圆满成功完成增资扩股，股本总额由6.75亿元增加到18亿元，为珠海农信联社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2012年8月3日至8月24日，开展征集珠海农商银行发起人工作。珠海农商银行根据股本金来源和归属设置自然人股和法人股。共征集8306户投资者作为珠海农商银行发起人，股本总额为18亿元，企业法人股比例高于股本总额的50%。特别是吸引了广东粤电集团、广东温氏集团、珠海华发集团等实力雄厚的投资者成为珠海农商银行的股东，进一步优化了产权结构。
生态农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文章作者：zhshxin 文章加入时间：2005年8月6日21:15 生态农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县（市）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其改革与发展进程如何，对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成绩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加以重视，一个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即将来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县域经济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指的是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功能完备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中国作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个重大关系：一方面
，没有高技术、大都市和大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绝大多数人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中国县域人口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这就是说，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见，县域经济也就是地地道道的“民生经济”。另外，县域也是中国目前“三p”问题（pollution－污染、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的集中区域，是民生问题的集聚点。县域经济没有大发展，中国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经济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生问题”是县域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是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而县域集中了中国主要的贫困人口。因此，消除贫困成为县域“民生问题”的基本主题。同时，县域经济是中国的“稳定经济”。目前中国有7亿多经济资源人口，其中3．6亿从事农业生产，1．8亿从事于农业相关产业。这就是说，县域经济发展将解决我国80％以上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我国目前的基础产业大部分是和县域相关的。而且县域也是目前我国弱势群体最大的聚居地，是二元结构矛盾的突出区域，也是各种社会危机的高发区。因此，稳定问题在传统中国的县域治理中一直没有被解决。我们目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中国经济社会治理遗留下来的稳定问题，而县域“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生态经济是县域经济最根本的发展方向。目前，县域国土总面积89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93％。中国主要的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草地、湿地等主体生态资源大都分布在县域。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土资源和生态基础，建立和维护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发展的生态屏障。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中国的生态问题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人居环境。因此说，中国的县域经济是最基本的生态经济，是未来中国及亚太地区清洁生产的环境基础。县域经济工业化必须强调适度工业化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过去那种“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分散污染的工业道路必须停止。如果山川、河流被污染了，那将是几代人的生存苦痛！因此，我们强调，县域招商引资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不能将中国的县域变为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转移污染的场所。同时，县域也应率先在全国实行“绿色gdp”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指标。 什么是生态经济？从目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的力度来看，人们为了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对自然资源的享受程度、发现和利用新型原材料，企图改变物理环境；但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人类对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物成员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影响，也越来越增加。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为生态经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所谓“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既包括物质代谢关系、能量转换关系及信息反馈关系，又包括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关系。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功能。 生态经济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饮水困难。为此重点搞好三大工程：即防洪、除涝和灌溉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三）种植业生态工程。推广优化测土配方施肥，开辟有机肥源，合理施用化肥农药，运用多种生态模式，改善生态环境。主要是进行亩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 （四）禽畜牧业生态工程。 保护和开发海拔200米以下山场，发展畜牧业养殖,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全市畜牧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大力推广适度规模养殖和立体养殖，抓好饲料的综合利用开发，处理禽畜类便的有机污染，使其无害化和资源化。主要任务是建设三大养殖基地和两个厂，即水禽基地、瘦肉型猪基地、蛋鸡肉鸡生产基地和新蛋白源厂及有机生物肥料厂，实施立体生态养殖(内地种蔬菜，水上养鸭、水下养鱼虾);在农村大力推广“沼气”，搞好“三建一改”，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 （五）渔业生态工程。合理调整结构，抓主导产品。沿江、湖泊、池塘作为重点发展区。新增精养鱼塘和特种水产养殖面积；发展水库河沟放养区；发展稻田流水养殖区。 （六）林业生态工程。襄樊地处北亚势带常绿落叶混交林地带，有木本植物117科272属1025种（含变种），其中原生分布归化种92科227属881种，引进树种25科45属114种。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珙桐；二级保护树种蓖子三尖杉、香果、杜仲、银杏、胡桃、鹅掌揪、大果青 、巴东木莲、峨嵋含笑、枰锤树、山白树、水青树；*保护树种秦岭杉、华榛、领春木、多猥实、厚朴、桢楠、黄杉、青檀、白辛、银鹊树、紫斑牡丹。其他珍稀濒危树种有铁坚杉、巴山松、毛叶连香、川桂、牛鼻栓、棣棠、常山、飞龙掌血、双盾木、檫木、青钱柳、黄果冷杉、天师栗、铁杉、青夹叶、腊梅。调查登记古、大、奇树木58种1280株，初选8个树种的优良林分布28块、976公顷，初选优良单株10种41株。引进树种中引种驯化成功并用于成片造林的主要有湿地松、火炬松和63、69、72等品种的杨树。近年来又陆续发现稀有植物南方红豆杉、野生牡丹、古桩腊梅，引起国内外重视。我们要坚持造管并举的方针，狠抓造林绿化，确保造林质量，实行经济林与用材林及薪炭林相结合，多树种与多林种短期安排和长远规划相结合，提高生态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 （七）农村环境生态工程。主要是农村能源建设、庭院生态经济建设和改厕工程。襄樊市地理位置的优越，表现在既有充沛的降水，又有众多的河流和库塘，地表径流量和地下水蕴藏量都很可观。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其中属长江水系的汉江、沮漳河两大河流流域面积为全市河流流域总面积的绝大部分。年均径流总量85亿多立方米，正常年过境水量约400亿立方米。全市最主要的河流汉江，自丹江口水库坝下陈家港流入襄樊境内，经老河口、谷城、襄阳和襄樊市区，南出宜城市岛口村入钟祥市，境内汉江全长216公里，有30条支流直接汇入汉江，流域面积17357.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88%。汉江水系条件与欧洲著名的莱茵河相当。全市有大中小型水库845座，堰塘88461口。水能潜力巨大，适宜发展各类中小型水电站，实现“发电--灌溉--淡水养殖”的水资源高效利用。根据“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与“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推广省柴节煤灶,兴建大中型沼气池，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推广小型风力发电装置和微型水力发电装置，开辟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充分利用庭院的有限空间，发展立体种植和养殖，提高综合效益。办好多种形式的生态农业园。 （八）绿色、有机食品经济生态工程。襄樊市类型多样的地质地貌和生态环
境，使其生物资源绚丽多姿，并呈现出南北兼备的鲜明特色。就食用植物资源而言，既有亚热带型的油茶、木梓、茶叶、柑桔、等林木，又有暖温带果树，如板栗、枣、梨、苹果、桃等，还有大量的山林土特植物。拥有各类林特产品500种，常见的有300种以上，如山葡萄、猕猴桃黑白木耳、香菌等，以及稀有名贵中药天麻、黄连、当归、灵芝、党参、猴头等等。若就动物资源而言，境内动物也具有种类繁多、南北过渡性明显的特征，但更富于南方色彩。据调查统计，全市常见兽类有40多种，鸟类30多种，属于国家保护的兽类有8种，鸟类有5种。各种时令果蔬和大棚反季蔬菜。绿色和有机两大类食品的开发将遵循“先易后难、稳步发展、建立基地、开发市场”的原则,做好区域规划,确立开发品种。到2012年全市实现茶叶、蔬菜、水果、水产4大类及水稻油菜等18 个产品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6个产品国际有机食品组织认证。 生态农业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它把种植业和林业、牧业、渔业以及相关加工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互利循环、协调发展的关系，不仅实现农产品生产的优质、高效、低耗，而且吸收、消化和利用来自生活领域和其他产业的部分排放物，发挥重要的生态调节功能。从襄樊的条件来看，有的地方可以建设大型生态农业园，但是广大农村由于人多地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立中小型生态农业园比较可行。目前有五种生态农业园模式：一是以鱼塘为中心、周边种植花卉、蔬菜、水果的生态农业园；二是按科学方法进行动植物共育和混养的生态农业园；三是种养植和沼气池配套组合的生态农业园；四是以山林为基地、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园；五是江水、库水和河口养殖加工型生态农业园。建立生态农业园，可在加强技术和管理指导的条件下积极推广。 文章出处： 自己创作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关键词】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建筑业；支柱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建筑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质量高、工期短、造价低的建筑核心产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作为时代进步的驱动力，已经渗入到各行各业。也成为建筑行业生产效率增长的活力之源。
1.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1）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行业内部竞争日趋激烈，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建筑企业的技术力量上，更是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上。建筑企业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将管理科学理论及时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提升经营管理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技术创新是建筑企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谋求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行业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低技术含量企业，由于思想认识的偏差及国家扶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投入较少，也是制约建筑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2）建筑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新的施工技术、新的施工工艺、新材料、新结构和新机具的研发、生产及推广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建筑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借鉴成熟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通过引进，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进行二次开发。选择有商业价值和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开发项目进行自主研究，开发新的服务产品，为承揽新任务进行技术储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建筑企业通过降低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建筑产品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建筑企业只有真正解决技术创新主体缺位的问题，使企业成为有创新战略、有筹资能力、有自主开发能力、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才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核心技术，才能占领相应市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的首要目标是“项目优先”。在承接到工程项目后，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和专业特点，要充分调动和合理分配企业的人、材、物和资金资源，选派适合的项目经理、管理团队及施工班组。
（3）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工程项目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推广QC小组活动，创建工法、优质工程，打造企业良好形象。创建省级文明工地、创建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创建鲁班奖、长安杯、兴安杯奖等。使建筑企业对外宣传有良好的形象名片。
（4）此外，在工程项目的准备、实施过程中，建筑企业应有计划的安排人员到工程实际中去锻炼、实践，以造就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精管理的企业储备人才。同时，要善于摸索和总结，以形成适合企业实际情况、具有企业特色的管理方法，提升项目管理整体水平。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开始见到成效。由于中央财政投资在带动银行贷款、带动社会投资、带动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是，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出口总额已接近国内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由前几年的年均增长20%左右转为大幅下降，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困难。预计年内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复苏，我国全年出口将下降5%—10%。因此，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除了稳定出口，关键还在于扩大内需的力度能否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而扩大内需政策能否在近期和长远都发挥作用，财力支持和政策效能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只有扩大内需政策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真正实现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不仅在今年而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
调整需求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转变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转变发展方式中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提出来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的局面，实现这一转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居民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是我国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突出表现。20__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近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与低消费率相对应，20__年—20__年，投资率年均达到42.4%，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如果消费市场不能相应扩大，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账必然增加，将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出口连年大幅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增加、顺差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贡献率偏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二是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三是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个人消费信贷征信体系，优化消费信贷市场环境。加快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居民教育、医疗负担。扩大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快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转移接续问题。四是围绕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建设以铁路为重点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加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一代互联网建设，促进互联网、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大力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完善农村电网，加快乡村道路建设，扩大“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品种。五是把促进房市、车市、股市联动发展作为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房市、车市在一定程度上受股市影响。为保持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应在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同时，改善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避免大起大落。同时，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居民消费，不仅经济结构将得到改善，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将有较大提高。这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根本目的。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就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相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产业结构中的突出问题。20__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3.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第三产业落后，造成就业矛盾突出，制约经济发展。
在第三产业中，严重落后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研发、物流等生产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围绕科技研发形成了包括知识产权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风险投资市场、技术培训市场的技术进步服务体系，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全方位服务。我国技术市场尽管发展较快，但远远满足不了企业需要，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物流业发展落后，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造成物流成本较高。发达国家的流通成本一般占GDP10%以下，我国则高达18%。把相同的货物从成都运到上海，比从德国汉堡运到上海的成本还要高。扶持、壮大物流业，建立跨国、跨地域的现代物流体系，建立一批物流中心，发展一 批物流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监理、征信、认证、价格评估、招标投标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比较完善，从业人员众多，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政府的一些职能，对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大事件，信用等级被评为A+的雷曼兄弟公司瞬间倒闭，正是监管缺失、信用评级机构丧失职业道德的结果。我们应以此为反面教材，打破对国外市场中介机构的迷信，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三是社区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发达国家，社区服务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社区服务的内容很广，包括教育、医疗、家政、体育、健身、心理咨询等。我国社区服务业刚刚起步，居民的许多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大量劳动力就业困难，这个矛盾可以通过发展社区服务业来解决。目前，不少城市已有一些办得很好的社区，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社区工作者，在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就业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优化要素结构，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地区和企业却能逆势而上，奥秘就在于它们注重技术研发投入，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提高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比如，深圳市在全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发展势头强劲，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形成了鼓励技术研发的政策环境，培育起一批高技术企业，成功实现了由外资企业为主向内资高技术企业为主、由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道路。又如，深圳华为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0%，全公司近一半人员搞研发，去年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在全球企业中跃居首位，合同销售额增长40%以上。我国不少城市的科技资源要优于深圳，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科技资源要优于华为，只要能像深圳和华为那样建立技术进步机制，把广大技术人员的创造智慧充分激发出来，就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推动自主创新，需要高度重视管理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与技术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应根据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全球竞争的需要，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学校应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应建立和培养技术创新队伍，并为科技人员开展发明创造搭建良好平台。
创造出口需求，千方百计遏制出口下滑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