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09:07:3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前言
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并通过这种两重属性与经济社会产生密切联系，现代系统理论将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而人口、经济、社会等都是其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等人口系统的情况及其变动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凭空判断。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的人口数据为例，评价分析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将韶关市看作一个具有复杂功能的特殊系统，人口、经济、社会都可以看作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以韶关市2000—2010年人口、经济、社会指标为例计算评价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分析韶关市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及空间分布是否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协调性，全部数据来源于2011年韶关市统计年鉴。
二、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全面、客观地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状况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应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涵。2.实用性原则。合理地选择指标，指标数据应易于统计，统计数据能确保权威性。3.完备性原则。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能反映和测度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4.可行性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那些在统计上无法量化、数据不易获得或相对不十分重要的指标可暂时不列入。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相关原则，选取的指标如下：
三、人口、经济、社会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评价的原理及具体步骤如下：1.收集整理基本数据，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求相关矩阵、特征根、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3.求主成分及其得分；4.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与其特征值的乘积和得到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本文利用spss软件处理上述数据，可自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计算主成分得分。
下面以人口子系统为例，简述系统评价过程：
第一步，收集原始数据，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所选变量的值见表1，将表1中的6个变量数据粘贴至spss软件中，利用数据分析、降维、因子分析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分析软件输出的公因子方差见表2，表2给出了提取公因子后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它刻画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xi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变量x1的共同度为0.980，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对变量x1的方差做出了98.0%的贡献。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子的效果是显著的。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韶关市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以前是上升趋势，以后呈下降趋势；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年以后人口系统水平又变回负值，2010年水平与2000年相差不大，说明人口方面2005年以前是不断进步的，2005年之后水平呈现逐年退步趋势；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07年之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这与韶关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与日俱增的进步密切相关。
四、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韶关市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呈现出不同趋势，其中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在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如果韶关市人口水平继续沿此下降趋势发展，人口问题可能会成为制约韶关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
导致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出现先升后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韶关市人口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尽管韶关市户籍人口每年都以低速增长，但常住人口数量自2005年292.26万人以后不断减少，2010年人口数量降至282.66万人，这主要是由韶关市劳动力流出数量大于流入所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于缓解资源压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转移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本地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对本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韶关市本地有多所技校，但是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首选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只有少部分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从而不利于韶关市工业发展。
其次，在校生人数呈下降趋势。尽管韶关市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在校人数在2000—201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由于多年来人口只维持低水平增长率，小学在校生人数由2000年的338916万人降至2010年的207299万人，在校生总人数自200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韶关市当前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关键词：城市化 协调度 测算模型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并且在空间上相对聚集从而对人口，能源，信息，资本的吸引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过50%，上海更是接近90%（见图1、图2），城市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出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过程理应分为“量”与“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面积扩展所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和外出务工途径所形成的“主动市民化”进入到城市人口核算体系中，但是城市化内涵中所包含的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国的城市化中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象是造成我国当前大型城市转型升级阵痛，中等城市经济发同质化严重，小型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红等（2000）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特点对城市化的影响；黄雪丽（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资料和经济指标资料得出了上海过度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载体和区域载体两个部分来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党兴华（2005）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关中地区的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度测度模型；贺韶伶（2005）从社会学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得到城市化必须要与民主化过程相辅相成；刘静等（2010）利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钰（2011）从城市化本质和内涵出发，借用spss软件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评估。
尽管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时间短，任务复杂，很多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学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各种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就不同的指标进行打分，这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义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但是之前的学者多将研究聚集于某个单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结论，从而无法从整体上比较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协调度以及三个因素与整体的协调性。
第三：有学者使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此用于城市化内涵的三个因素之间关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仅适用于两因素之间的协调度测算，无法推及到三个因素的协调性研究。
在总结上述不足的基础上，本文转变思路，以上海市为例，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分别设置其指标并且借鉴系统动力学中的多因素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建立PES模型对其单独协调度和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对未来推进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三、PES模型的建立与指标设置
1、系统协调度定义
设PES系统分别由人口子系统（S1）、经济子系统（S2）和社会生活子系统（S3）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由F1，F2，F3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标的函数表示，而PES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用F*表示，则单个系统协调度Hi的的定义为：
则PES系统整体协调度为：
表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表示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个单因素比较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并且根据定义HT（0，1），并且当时达到最大值1。
2、指标体系的建立
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于人口城市化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经济城市化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产值比例、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社会生活城市化选取了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万人实有道路长度、万人人均公共绿地和万人拥有公共医疗床位数，并分别委以相应的权重。（见表1）
3、指标标准化
在多个指标用于测度时，为了避免指标间的覆盖效应，因此将各指标的数值标准化，采用极差法进行，原理如下：
（3） 当xi>min（x1，x2......）时
（4） 当xi
4、指标值的测算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类推得到，则
根据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分别求出其导数，其公式如下：
四、实例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城市化过程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先利用公式3将所获得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6分别计算其发展速度并取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度和系统整体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测算指标走势图如图3所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而就发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于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综合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可以得到，经济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统其次，社会生活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比较缓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行业，使得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标超越于就业的指标。
五、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系统的快速增长，但是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增长却略显疲惫，近些年来上海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高位持续增长，三次产业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居民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却滞后于人口和产业的增长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发展，使得上海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系统协调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进行的突击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持续性能很低，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若没有相关长期政策的激励和支持，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将再次进入下滑轨道，将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通过淘汰机制将部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人员使其自身作出迁出的抉择，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单纯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二，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变升级，虽然当前上海市经济城市化的协调度在三个指标中最高，但是其发展速度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实现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完成三二一产业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时大力扩展城市中与市民自身素质匹配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在稳定投资总额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金引向民生，教育，环保等长期性事业中来。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缓，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发展速度来说，社会生活城市化都处于三个指标的落后位置，政府应该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将过去进行经济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长效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西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 2001
[2]王钰.城市化质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J].城市探索，2011；9
[3]陈志等.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 2007；3
[4]贺韶伶.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城市化问题的认识[J].湖湘论坛，2005；5
[5]吴跃明等.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2
[6]林秀梅等.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7]黄雪丽.上海人口城市化的特征分析与展望[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4；3
[8]周向红等.知识经济时代与上海城市化进程，2000；3
[9]刘甲朋等.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4；1
[10]刘艳清.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协调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0；5
[11]赵显洲.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9
[关键词]协调发展;投影寻踪;指标体系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在快速发展经济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协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协调发展的研究首先是从对经济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开始起步的。
申海元,陈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系统的评价体系,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实证研究中。柯健,李超[4]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及数据包络最优分割聚类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中,提供了协调发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张晓红,戴昌钧利用灰色预测计算国民经济与电力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以此对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马敏娜等[6]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提出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因素引入分析当中,由此产生了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的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王西琴、刘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系统的指标体系,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评价中,作为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的方法,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苏州市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发展对策和建议。齐晓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和隶属度函数对西北五省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指出陕西省为中级协调水平,宁夏、甘肃和青海三省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新疆处于初级协调。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引入了资源利用作为一个子系统,建立了经济-环境-资源的三系统评价体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核算与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陈国权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思想内涵出发,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作了系统分析,着重论述了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内部冲突与协调的关系。
纵观整个协调性评价的研究,目前的协调发展对经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和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也比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数据包罗和灰度赋值法。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还比较少。
本文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并引入投影寻踪模型作为权重赋值的依据,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探讨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协调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均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指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作为一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分割。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不断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由协调―不协调―高层次协调,循环往复,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一个时期内一定区域内经济与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就是衡量和评价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过程,并由此反映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达到使该区域整个有机系统中诸要素和谐地、合理地发展,达到总体发展的最佳。“协调”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中,而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根据曾嵘等人对北京市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设计出北京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1. 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投影寻踪(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
维空间上,从而寻找出反应高维数据结构或特征的投影,达到研究高维数据的目的。利用多指标进行测度能从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画系统的特性,但问题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确实指标权重带来的误差,本文使用投影寻踪进行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投影寻踪建模步骤如下:
步骤一: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分为两步:
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有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有
(2)
其中, 分别为第j个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指标特征值,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然后将 尽享标准化处理,即
(3)
其中, 分别为第j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步骤二:设样本是p维观测数据,投影寻踪所要研究的是通过研究这些数据的一维投影来分析数据的结构和特征。设是p维单位向量,数据在a方向上的一维投影值为
(4)
步骤三;投影指标就是的函数,构造为:
式中,为投影值的标准差,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他的选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内的投影点平均个数不能太少,避免滑动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随着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据研究,其最佳取值为任意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其计算式为为单位阶跃函数,当 ,否则。
步骤四:当给定样本数值时,投影指标函数只随投影方向a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维样本数据的某种等级特征结构。因此通过求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的问题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对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进行计算,以求得北京市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从而反映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发展情况,并作为北京市协调度计算的基础。
2. 北京市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作为复杂系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不稳定和不协调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调节,才能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系统整体及各个子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进而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效应。协调发展协调性是指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及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合作、互补、同步等多种关联关系,以及由这些关联关系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的协调结构和协调状态。其次,这种关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协调关系。
事实上,协调发展系统运行的协调与否,不能简单地以“协调”或“不协调”来衡量。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更多是处于“协调”与“不协调”之间。所以,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只能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进行描述。作为[0,1]区间上的实数,隶属度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依据这一思想,可以构建北京市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函数。由于北京市复杂系统包含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四个子系统,因此,这里涉及的协调发展协调函数包括某一个子系统的对另一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函数,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状态协调函数。具体如下:
(1)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的协调发展,x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表示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其中,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的定量计算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获得,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为自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交响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2)描述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统、j系统和k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和k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表是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对应年j系统和k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其中,通过建立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和k系统为自变量进行一次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项式的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较小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各个子系统的投影值作为各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利用线性回归拟合的方法计算出其他系统对该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系数,以及某一子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从而计算出评价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协调度,并以此作为计算北京市各子系统之间及北京市整体协调发展的依据。
四、北京市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1.北京市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投影寻踪模型,对1992～2007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人口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分类投影方向参数(如表2) 和根据投影方向参数计算得出某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和总体综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统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经济子系统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环境子系统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统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经济子系统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环境子系统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协调性评价结果
为了方便起见,以P、E、R分别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分别以P、E、R的一个为因变量,其他子系统为自变量,进行线性方程拟合、二次方程拟合、三次方程拟合。选择最优的拟合方程,计算出个子系统的最佳估计值。再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各个子系统的综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两子系统间、三子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指数。结果见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协调发展协调性评价的结果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处于相对良好的发展状态。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平均协调发展指数0.9450;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次之,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351;人口-经济的协调性最差,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8927。如果进一步划分协调发展指数U的范围,定义[0,0.5]为极不协调,[0.5,0.85]为不协调,[0.85,0.95]为基本协调,[0.95,1]为协调的话,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均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特别是自1999年开始至2004年的连续6年间,人口-经济的协调度稳定处于0.97以上,达到并超过了协调发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经济在某些年份出现了较大的不协调,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经济协调度相对较低。从原始数据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快速的增长,经济发展指数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与1993年基本持平,没有显著地变化。这说明是的发展不协调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早于人口社会的发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两子系统间协调发展指数
而2007年出现的人口与经济显著地不协调,则是因为2007年的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出现了显著地下降。而其他两个子系统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状态。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开始人口社会子系统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张)和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公里)出现了显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运营总里程从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达到9.58%。于此同时,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和千人拥有床位数(张)也出现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从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达24%;而千人拥有病床数量(张)从2006年的6.77张下降到2007年的4.71张,降幅达到30%。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子系统的特征值从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时期的北京市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使得经济发展子系统的特征是从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导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仅为0.5787。同时期的人口-环境协调指数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波动。通过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投影值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对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发展不仅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重视质量的提高。
从整体的协调度来看,人口―经济―资源的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205,在[0.85,0.95]内,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从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发展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基本协调状态。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体发展基本处于一个基本协调的良性发展状态。
五、结论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综合水平,以综合发展水平为基础研究了北京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协调发展状态从整体上讲一直处于较为高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的状态。这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约发展道路。人口-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这些年份显著地快于人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三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指数平均值看,均已达到 基本协调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北京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逐步形成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综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不断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申海元, 陈瑛, 张彩云, 裴艳飞, 樊慧荣,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西安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 23(9), P29-33.
[2] 陈志,张振,孙志国,湖北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09,11(287),P114-116.
[3] 李勇, 王金南,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与实证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6,19(2),P62-65,111.
[4] 柯健,李超,基于DEA聚类分析的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2,P144-148.
[5] 张晓红,戴昌钧,基于灰色理论的我国电力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分析,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35(4), P483-487.
[6] 马敏娜, 连飞,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 2008,15(267), P114-116.
[7] 王西琴,邢思齐,张远,张兵,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生态经济, 2009,2, P45-49.
[8] 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统计与决策, 2007,1(229), P64-65.
[9] 郁晶,陈婷 ,凌虹,苏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4(5), P130-134.
[10] 齐晓娟,童玉芬,中国西北地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2), P110-114.
[11] 李芳林, 查奇芬,江苏省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江苏商论,2008,2,P6-8.
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旨”的一种教育类型，承担着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重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贵州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面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亟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此过程中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是贵州经济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元素。
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
中央办公厅主任指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地理海拔的相对“高地”。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在发展上长期处于相对‘洼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靠后位置。”仅以“十一五”初年即2006年为例，贵州用仅占1.8%的国土面积，却供养了占全国3.0%的人口，但生存质量不高、生活水平偏低、人口素质较差。例如贵州部分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仅占全国的比重为：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36%。从人口素质上看，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6、1.0、1.1%;财政总收入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9%，进出口总额0.1%，实际利用外资0.3%，外商直接投资0.1%，在校研究生数0.7%，普通高校在校生数13%， 2007年的“人口素质”这项指标的小康实现程度才达到57.1%，至于广大农村的“人口素质”指标小康实现程度更是低达22.7%。
可见，人口素质低是妨碍我省经济发展，提高小康水平的“短板”，“十一五”时期，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处在挂末位置。进入“十二五”，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两加一推”战略布局，吹响了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号角，在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激励声中，全省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中央出台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机遇，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厚积薄发、弯道超车、错位发展，各项经济指标较以往有了突然猛进的增长，尤其是GDP增速济身全国三甲并保持稳定增幅，贵州掀起了追赶发达地区的浪潮，并响亮的提出了“十二五”确保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力争翻一翻、突破一亿万元的目标。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如此迅猛，一方面为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的时代责任。
二、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要发展、教育须先行。要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经济社会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职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省委、省政府实施“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这对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促进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极好机遇。“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缓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人才短缺，提高人才储备数量和质量，促进就业再就业，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加快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教育发展水平，根本的核心在于其赖以依存的产业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培养人才的教育，二者的相互依存度尤为紧密。职业教育本身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壮大经济实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有力地推动相关产业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全面推进“两加一推”主基调、“四化同步”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贵州贫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为此，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四化同步”战略。目前，贵州缺乏技术技能型人才，据人力资源部门统计，“十一五”末，贵州省仅有专业技术人才资源78.42万人，技能人才资源54.51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资源30.19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仅有8.59%。根据《贵州省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到2020年，贵州省技术人员、农村技术人员资源分别要达到91万、88万和8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占在业人口的比重要达到11%。这就要求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将大量人力资源转化为技术技能人才，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贵州实现脱贫致富的迫切需要
按1274元扶贫标准测算，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418万，占全国2688万的15.6%，居全国第一。按2300元测算，全省贫困人口有176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近一半，两项指标均为全国第一。2014年，按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国家扶贫标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0多万人。在“两加一推”的进程中，要解决就业问题，既需要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岗位，也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市场竞争力，使他们能够从事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或顺利外出发展。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孩子进入职业院校就意味着带动家庭脱贫，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让每个贫困家庭都至少有一名靠技术技能吃饭的人，早日脱贫致富。
（四）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完善职业教育自身特性的需要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办学，在国民教育中与经济社会建设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是脱贫致富的“直通车”。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州用包括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和石漠化土地、仅占全国1.8%的土地面积，供养占全国3%的人口。人多地少是基本省情，就业问题在贵州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目前，贵州有80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全省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有数十万人，还有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支撑
“十二五”以来，贵州进入了一个需要人才，创造人才的时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第二轮实施阶段，“国发2号文件”加大了对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国家级开发区贵安新区为龙头，一大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和项目建设上马，城镇化建设进度加快，随着全省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创新持速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是各行各业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应用、实用型人才更是紧缺，急需要职业院校提供源源不断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然而，我省高职院校数量不足、规模不大、办学水平撑支不齐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2012年末，高职院校也只有24所，高职在校生规模只14万人，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38万中的36.8%，2014年，高职院校为29所，在校生16万人，也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41.9万中的38.2%，高职院校生均校舍面积和仪器设备值在全国处于挂末位置。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因此，必须创造条件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扩大高职教育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智力和人才的需求，把我省巨大的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势，为我省经济社会实现后发赶超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采取多种措施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十二五”末期，是我省实施“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进入攻坚的深水期，更是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全省面临着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需求，更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勇于担当，在办学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上实行全面深化改革，主动寻求创新突破，培养更多合格人才，助推“两加一推”、“四化同步”战略实施取得实效。
（一） 强化完善制度建设
以人事制度改革和绩效工资制度深入实施为重点，全面推进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的全覆盖，调动全体教职工积极主动干事创业、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爱岗敬业的热情，在学生就业促进制度，定期举办和参与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制度，教师贡献激励奖励制度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搭建新平台，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
（二） 加大办学资金的措筹力度
营造“有为有位”的工作环境氛围，主动争取上级关心支持，享受国家和省有关职业教育各项政策投入，通过“向上要、财政给、社会融、企业投、对口帮、自己创”等举措加大融资力度，形成和完善办学经费良性投入机制。
（三） 着力实施二级管理体制机制
通过办学宏观统筹，在全面实行精细化科学管理基础上，试点下放并赋予二级单位管理的办学自主权，激活各级办学主体的内生动力，强化后台管理的智能化和指挥的高水平，提高前台服务的精细化和高效率，做到人人都是主人，层层都有活力，营造科学、健康、创新、绿色的和谐发展氛围。
（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坚持呼应全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来抓。一是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更为积极地推进人口战略研究，将人口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真正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注重稳定性和连续性，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把农村这个重点和流动人口这个难点抓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三是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实，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计生家庭和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真正作为造福群众的大事、好事、实事。一是结合当前重大改革，围绕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优厚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二是把关心、关爱、关怀群众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围绕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实。三是充分尊重群众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全面规范政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计划生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益问题。
坚持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好几个关系。一是在工作目标上，要处理好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关系，在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和老龄化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发点上，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群众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注重实现计划生育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标准上，要处理好完成人口计划与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关系。四是在统筹政策上，要处理好均等与优先的关系，要争取经济社会重大决策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戚戚相关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待，而绝不能与国策抵触，更不能阻碍国策的有效施行。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