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7 09:24:2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腾冲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经济发展
傈僳族是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现约62万人口，主要居住在云南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高山峡谷之中[1]。傈僳族先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商、周时期属青藏高原北部一带的古氐羌部落族群中的一支，傈僳族人民为了生存从青藏高原迁徙到四川盆地，再经云贵高原进入澜沧江、怒江峡谷地带生息繁衍[2-4]。腾冲地区的傈僳族于清康熙四年从怒江迁移至此，由于民族人口数量的弱势与迁徙的客观因素，使得傈僳族民族本源文化与地域内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族源相同而地域文化不同的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和傈坡等支系[5]。由于傈僳族的生活习俗，一直选择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的地区栖息，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保留了傈僳族独特的传统文化[6，7]。
云南省腾冲县界头乡大塘社区，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坡（25°38’N，98°40’E），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北与泸水、西与缅甸交界，国土面积133.64km2，海拔约1850m，年平均气温13.8℃，年降水量1800mm[8]。大塘社区大河边傈僳族自然村是完全由傈僳族村民组成的村民小组，该地的傈僳族村民是从怒江洲泸水、碧江、兰坪，大理州云龙，保山市潞江坝及缅甸岗房等地迁徙至此，现有农户45户，人口285人，13个姓氏，16个家族。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粮食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土豆等，经济收入主要以烤烟、林木产品和畜牧养殖为主[9]，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约2500元。村民交流的语言有汉语和傈僳语2种，但是现今已没有人会写傈僳族文字。由于大塘产业基础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缺乏经济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来源[10]，与曲石乡的烟草、油菜、粮食基地相比，不具备大面积开发农业的条件。本文重点探讨了大塘社区傈僳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以期从花傈僳族传统文化着手，寻求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1.传统文化
1.1服饰文化
居住在大塘社区的傈傈族，由于传统服饰色彩艳丽、图案丰富多彩，自称为“Xiangxiang Pa”，当地的其他族同胞根据他们美丽的服饰而称之为花傈僳。当地傈僳族妇女服饰主要由包头、银须项圈、串珠珠、披挂、大裆裤、膝箍、吊筒、竹麻尼等组成，同时佩戴傈僳族民族服饰中最重要的装饰元素“贝饰”，主要款式有拉本里底、海贝集、俄勒帽等。傈僳族男子传统服饰称为“喜鹊衣”，由傈僳语叫“Wu Te”的青布包头头饰、项圈、白布长衫、大襟衣、腰带、大裆裤、漆箍、吊筒、竹麻鞋组成，配以海贝带花包、胸花、辫花缀、长刀、箭包、努子、弹笼和火枪等装饰物，有些富裕的年纪较大的长者，还爱挂珊瑚或玛瑙耳坠。
与怒江地区傈僳族相比，大塘社区花傈僳族服饰装饰更加丰富多样，无论是形态各异的头饰、银光闪烁的耳饰、色彩艳丽的颈饰和层次多样的胸腰饰，以及流光溢彩的佩饰，都显示出了当地花傈僳族人民的爱美情节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1.2传统节日
虽然大塘社区的傈僳族属花傈僳支系，但也同样保留有傈僳族传统的节日，规模较大的有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阔时”是傈僳语音译，为“岁首”、“新年”之意，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11]，每年12月20至22日举办，相当于汉族的新年。过年期间每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庆祝节日，村中架起秋千架、跳高架，开展打秋千、跳高等体育竞赛。同时在春节期间还要举行“澡塘会”，傈僳族人们相聚在温泉边一起洗浴，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他们用圣洁的温泉水洗去一年的污秽，迎来吉祥。
刀杆节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举办，已有数百年历史。刀杆节这天，几名健壮男子先表演“蹈火”仪式。他们双脚，跳到烧红的火炭堆里蹦跳翻滚，表演各种绝技。第二天，他们把磨快的36把长刀，刀刃口向上分别用藤条横绑在两根20多米高的木杆上，组成一刀梯。表演者空手赤足，从快刀刃口攀上顶端，并在杆顶表演各种高难动作。刀杆节是僳僳族人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更是僳僳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这项惊险的传统祭奠仪式，已演变为僳僳族好汉表演绝技的体育活动。
新米节又叫收获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九至十月，当稻谷、玉米成熟收获季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以举行收获节活动方式，品尝刚收获的粮食并煮酒杀牲聚众活动来庆祝一年辛劳的收获。在聚众活动中，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自带酒、肉和米饭聚集在村寨中央的晒场、草坪或者附近的田地中，人们燃起篝火，边聊天边饮酒尝新。老人围着熊熊的火塘过讲述远古的祖先历史故事，男女青年三五成群欢歌笑语，弹着琵琶歌唱丰收，往往通宵狂欢，尽兴方散，这种活动往往延续十几天，因而，傈僳族习惯上称九至十月为“醉酒月”。
1.3表演文化
傈僳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唱歌跳舞，每当有传统节日时，能歌善舞的傈僳族都要进行表演[12]。花傈僳作为傈僳族重要分支，唱歌更是大塘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当地舞蹈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模仿动物行动的舞蹈，如鸟王舞、鸡吃食舞、猴抓虱舞，反映被人们所猎取捕获的鹿、熊、猴、兔，到人们所驯服的猪、鸡、羊、马的沸腾的王国，一个鸟飞鱼跃、鸡跳羊斗，充满生机，充满生命活力而异常热闹的天地。鸟兽舞大多是独舞形式，跳舞的人怀抱琵琶，自弹自舞，舞蹈趣味幽默诙谐。二是生产生活舞，当地居民将生活中的动作姿态，如收小米、开火山、狩猎、洗衣等赋予艺术的韵味，表演起来活泼多变，热情奔放。三是表现战斗的舞，这种舞蹈表现勇猛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男子的阳刚之美。群众自娱性的《琵琶舞》是年节、婚嫁时人们最为喜爱的舞蹈，只要弹拨乐器“弦子”一响，从儿童到老人都会翩跹起舞。“跳戛”是一种集体歌舞，过去只要一跳起来就要跳几天，短的也要跳一夜。常在堂屋和院坝转着火塘、烧着水酒，边唱边跳，由长辈或有威望的人及其他人相和。结尾时，由群舞者唱高八度。《锅庄舞》是彝族、傈僳族所喜爱的舞蹈。“锅庄”，则因为最初围着火塘跳的舞而得名。
歌唱与当地花傈僳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13，14]，民间谚语说：“盐不可不吃，歌不唱不得”。花傈僳族人民在探亲访友、打猎放牧、田问耕作、谈情说爱、节日聚会、婚丧嫁娶时都要唱歌，更有甚者就民事纠纷或打官司时也用唱歌来表达、调解，堪称世界歌唱一绝。花傈僳民歌按歌曲功能和歌唱内容可分为两类，其中歌曲功能类可分为九种，分别是：（1）木刮亦称木刮哺即叙事古歌；（2）摆时即山歌；（3）优叶即情歌；（4）喂然哦即结婚调；（5）尸乌刮即丧葬调；（6）密达即劳动歌；（7）赤罗嘎即牧歌；（8）萨讷其哦即儿歌 （摇儿歌、摇篮曲）；（9）然哈枯即祭祀歌。歌唱内容类可分为十部即“大调十部”。
2.传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探索
2.1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
建立专门的资料整理、文物收藏、档案管理的机构，整理和收集传统文化，建立社区文化博物馆，展示花傈僳族的传统文化。请专门的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字作科学分类、收集、贮存，除了对现有传统建筑和民族服饰进行文字和图片资料保存外，还要注重对传统手工制作方法的记录，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保障花傈僳族民众在文化保护方面的主体地位。积极培养文化传承人[15]，保障花傈僳传统文化传承。
2.2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连接点
挖掘、筛选出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化嫁接的文化因素，促使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使文化成为花傈僳族走向现代化的支撑。
塘社区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可现代化的因素，如恋爱自由、婚礼简单、火葬习俗、重视生态、保护水源及水源林、重视畜牧、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尊长敬老、耻于偷窃等。此外还有许多直接可与现代经济嫁接的文化因子，如服饰、节日、民间文学艺术、刺绣、传统饮食等[16]。只要认真挖掘、筛选，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经济接轨的文化因素，导入现代科技文化、经济文化，使传统文化融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那传统文化也就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如对傈僳族的传统节日阔时节、澡塘会、刀杆节、新米节等进行包装、提升，利用举办民族传统节日，充分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民俗和风情，吸引本民族及外地游客参与，既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花傈僳族群众带来了经济实惠，又使本民族文化得到了保护、传承。经济发展了，就能唤起花傈僳族爱护、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2.3实施经济的文化战略
如何从过去不经意的“文化资源”中开发出经济效益，为大塘花傈僳族脱贫致富开辟新思路，这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意识。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特点，但表现方式不一，开发的价值、难度不一，“文化战略”则帮助我们寻找闪光点、开发点。例如大塘社区花傈僳族作为山地民族，它的采集、生产方式和民风民俗，对于外民族、外文化的人就极具吸引力，加上当地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宝贵的旅游资源，加以组织开发就是财富。因此，大塘社区的花傈僳族传统文化不能为保护而保护，而应将其注入旅游业的发展之中。一方面扩大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体现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不同特色；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业为其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积累资金，从而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2.4收外来优秀文化
经济发展给大塘花傈僳族传统文化带来冲击，加之汉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同时腾冲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商业文化，都使其传统文化内外交汇，导致花傈僳族传统文化衰退、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该现象必须正确应对，这就需要主动、积极地吸收整合外来优秀文化，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大塘花傈僳族有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在当今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更不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只有敞开胸怀，吸纳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并充实到本民族文化中去，民族传统文化才有生机和活力。
3.结语
大塘社区是一个非常具有旅游开发潜质的地方，温泉群、田园风光、抗战历史、大树杜鹃等。近几年来，进入大塘开发、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多，旅游开发将作为大塘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把握好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花傈僳族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并存的局势，有巨大的可塑性与发展空间，合理把握文化开发与经济发展共进，是今后大塘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科]
【参考文献】
[1]王学辉.法人类学的体验——云南省怒江大峡谷傈僳族习惯法文化简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7）：233-244.
[2]杨套华.傈僳族刀杆节伦理意蕴研究概述[J].金田（社会视野），2002，12：270.
[3]马世雯.傈僳族的传统思想及其当代社会观念的演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7（5）：39-43.
[4]高志英.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J].学术探索，2007，3：117-121.
[5]杨晨飞.傈僳族历史变迁对其传统体育的影响[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3，29（3）：63-65.
[6]赵学先.民族理论视野下怒江傈僳族的发展[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3）：25-29.
[7]斯陆益.僳僳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8]薛纪如.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
[9]沈立新，马建忠.高黎贡山西坡大塘村社会林业活动研究[J].云南林业科技，1998，（3）：58-62.
[10]熊清华，朱明育.高黎贡山周边社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侯兴华.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J].保山学院学报，2012，31（3）： 84-89.
[12]李茂林，斯琴高娃.傈僳族风俗志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3]李艳芳.傈僳族婚俗类大调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 2013，26（3）：91-96.
[14]张兴荣.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 一是资本积累； 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 三是技术进步水平； 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a 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k 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 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 f 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 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 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 变成夕阳产业， 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 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 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 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 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 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 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 是不断前进的， 是动态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 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将一个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国， 转变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
综上所述， 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在这个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 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说，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济环境的影响，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生成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 而西部企业家却非常稀缺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 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是笔者对传统经济学的“悖论”， 亦或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马宏伟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j] 经济评论，2003 , （1） 。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创新； 企业家精神； 观念人力资本。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 一是资本积累； 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 三是技术进步水平； 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A 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K 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 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 F 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 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此，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hi138/Com]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视野下，现代经济发展推动着各地区经济模式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必将引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文化顺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作的文化调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潜移，这种文化在潜移过程中会与固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新的冲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化经济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找到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新途径，在发展经济、保持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达到既发展民族经济又保持传统文化的双赢目的，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p#分页标题#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再次，在现代化人际关系交往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意识中的原始习惯定式对新变化的不适应，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调适困难，影响着经济发展。如:鄂伦春人中的“乌力楞”氏族组织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内部劳动技能差的人也能够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质保障，面对现代化竞争意识加强，一部分鄂伦春人显得无所适从。固守传统、缺乏积极发展新经济等思想观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他们很容易与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不上节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对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内心深处对驰骋大自然的留恋，使他们对农耕文化或更进步一些的现代文明产生纠结。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袁张帆.现代儒商企业的伦理审视[D].华侨大学，2006
[2]张英杰.论儒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3]王静玉.汲取儒家文化精华，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D].河北经贸大学，2013
[4]林锐.儒商之道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D].华中科技大学，2006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文化转型；文化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就中国文化发展与方向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讨论的主要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就文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退去，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又复兴，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西方文化与新儒家文化复兴二者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然而，随着步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谈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再徘徊于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之间，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无需多言的中国现代文化已应运而生。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本身即具有十分宽泛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应，指核心主要价值观层面的，而目前我国在文化方面的讨论主题，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围绕这一层面展开的。就观念领域而言，我国文化思想领域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二、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纵观古今历史文化发展，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持续发展不间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文化产生于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文化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必定呈现持续发展的姿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来推动的，而文化自身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融合，也决定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站在世界的前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而且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切的属性和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中国自1840年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随着外来经济资本和坚船利炮的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文化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呼声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们思想文化界对于文化讨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逐渐走上轨道，对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更多的应该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以文化作为原动力，而经济作为文化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立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推动文化的发展，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
而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化的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已民族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具体借鉴西方文化问题上，首先要对西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对其共性与个性，内容上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归纳整理，以求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转型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及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既不可以全盘西化，也不可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而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经济发展待定文化复兴，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转型道路。
参考文献：
［1］程建平.中国文化转型的路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2］吴艳，颜秉玺，颜佩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研究综述［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09.
[关键词] 文化经济发展负相关性自成逻辑
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一、文化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导向和现代人力资源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起着导向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航。这种理性的精神支撑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一切过程和环节。特别是普遍文化认同在减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方面，以及在适应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能够起到其他系统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高水平人力资源的倚重就显得更为突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奇迹”，尽管“奇迹”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良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力”。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区域生产力水平较高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而深刻的意义。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优势的竞争,更是文化优势的竞争。
二、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为文化提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当我们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经济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动力和流通市场。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是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恩格斯就曾说过，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在经济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由于文化艺术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需要，而当这种需求量逐渐增大时，必然会使其物化成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价值，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这样，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流通。文化产品正是在这一流通过程中实现其价值，并为其自身的再生产积累资金以实现自我发展。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发展规模” 。
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经济发达，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相反，经济落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变更我们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才能够战胜强势的西方文化。因此，现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经济现代化，只有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构建政治现代化，上层建筑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这种直接作用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坚定地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三、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和经济总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然而，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有的时候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甚至成负相关性，即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自成逻辑”。
我们注意到，文化发达，与之并存的经济有可能非常落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优势等同于生产力优势、经济优势。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变为经济优势还需要通过许多中介和环节。
同时，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除了正面的效应之外，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们的文化鉴赏水平逐渐下降。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
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却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也即负相关性，正是说明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文化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同样，经济发达也并不意味这文化发达。
综上分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文化与经济虽然其发展各具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对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文化对经济具有导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动效应，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非自成逻辑性要求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快速、有序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陶一桃:经济文化论[M].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
[2]程恩富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云南省
一、引言
云南省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和生产方式，这些因素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进而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不仅能够为一个地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氛围，同时也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因此，将传统文化因素纳入经济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文化模式对区域特色经济形成的影响机制。一个地区能够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是区域社会对生活与发展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能够与当地文化相契合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当地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技术支持上，还是在组织系统、技术系统上，都有一定的关联。技术系统是所有产业都要具备的，如果所选择的技术系统与该区域的文化不能够协调统一，该区域的人就无法更好的摒弃原有的模式而去接受和适应它。文化模式下的技术系统不仅是特指的生产工具，更是生产工艺，即使人们使用的工具改变了，工艺还是会继续延续下来。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要与文化水平保持一致，本土文化正式这一环节的内在基础。区域文化对于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间接和广泛的影响。文化对产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方向的影响都是直接性的，但是对劳动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是间接性的。本文借助经济分析工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正式制度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区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2）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区域的社会群体意愿、利益等形成了一个文化氛围和环境，能够起到调节社会关系和支配行为的作用。当今占主体地位的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促进生产，但同时也遇到了自然与人类对立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的结果。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不健康的观念也影响着正常的消费途径。只有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文化建设才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正常健康的致富手段才能够营造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3）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进入小康社会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模式也由功能性消费向审美性消费转变。产品不再仅仅是一个实体，更多的代表了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从产品的设计、包装到产品营销，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围绕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各种文化因素形成了无形资产，是企业经济竞争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价值，随着经济的文化取向日益增加，二者之间也呈现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状态。因此，可以使区域文化和经济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2.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影响
（1）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选择的影响。制度的制定是建立在约束主体福利的基础上的，本文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前者是成员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例如法律规章等，后者是源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二者都对人的行为有着规范作用。格雷夫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的两种社会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路径。热那亚人建立了能够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圆形的制度，主要是由无限连带责任、提货单制度、永久合伙性质、保险制度等形成的，同时建立了有效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不同的文化价值能够形成不同的正式制度，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制度体系。
（2）区域文化对地方正式制度变迁的影响。一种制度形成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变迁是制度创立之后被打破，被新的制度替代的方式。正式制度的变迁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同初始制度安排一样，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会产生很大影响，是一种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不同于正式制度的变迁，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速度都赶不上正式制度，所以前者延长了地区制度变迁、阻碍了制度创新。
（3）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实施的影响。意识形态能够提高人们遵循制度的自觉性，减少了制度安排服务费用成本，大大减少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易于执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则难以执行，前者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则相冲突。正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执行和正式制度变迁，正式制度会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所以本文用正式制度代表区域文化程度。
综上所述，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选择、执行和变迁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当正式制度和文化一致时，就能够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但相冲突时，就会阻碍制度的发展变迁。所以当文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不一致时阻碍制度的执行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双重的。
三、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1.模型与假设
为了研究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假设二：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正式制度安排可能是从外引进的新制度，也可能是从初始制度演化而来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因此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区域文化的函数：
LNY=LNA+aLNK+bLNL+cLNI
其中Y表示经济发展程度，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I表示正式制度安排。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云南省2010年的数据，区域文化程度采用经济性观念、经营性观念和制度性观念三个一级指标来衡量，这三个一级指标下含有17个二级指标，以此来判断云南省的文化程度，如果得分高，则说明该地区的文化程度高，反之较低。正式制度主要通过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分配格局变化程度（FPGJ）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本文选择的计量软件是EVIEW5.0。
3.回归分析
可以看到，调整后的R方为0.883047，F值为227.5141，因此模型拟合较好，假设成立，即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有所影响。主要是因为正式制度的执行有赖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后者能够有效的提高前者的执行效率，但是当二者有冲突的时候，后者就会阻碍前者的执行效果。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是优先于正式制度而存在的，地区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制度安排的差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有引导作用。所以，区域文化是通过对正式制度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对云南省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见表2）。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方为0.781643，因此模型拟合较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经济的发展受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制度等文化的影响，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正式制度能够减低经济的不确定性，通过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构成一种固定模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降低行为的不稳定性；其次，正式制度能够节约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信息成本，降低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最后，正式制度能够促进形成一种激励结构，使个人与社会收益达成一致，有效的统一人们的权利和责任。
四、结论
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今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随着经济学和文化变量越来越受到重视，二者的关系也不断的被验证。本文利用云南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这样的结论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除了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改变传统落后的文化观念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创建一种先进的文化氛围，提升区域竞争力。文化是多种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制度的创新和减低制度的实施成本有赖于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从而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云南是传统文化水平很高的地区，虽然传统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传统陈旧的观念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使其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这也是保证区域经济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的基础。
第三，文化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之一，我国还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封建社会思想较为严重，文化观念落后，而东部地区则较容易接受新鲜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理念。要加强落后地区的文化，创建先进的文化，减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1]李艳艳.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初探[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87-89.
[2]游细斌，魏清泉，汤放华.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路径探析[J].热带地理，2008，28（2）：139-143.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