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5:10:3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拜物教；三个组成部分
一、拜物教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在狭义的拜物教中，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在不同阶段其含义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广义上的拜物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对物的崇拜，主要凸显的是在蒙昧状态之下，人们的雏形。狭义上的拜物教，绝大多数学者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作拜物教。”狭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开始萌芽，在以大量商品堆积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也提供了拜物教发展的土壤，也是我们研究拜物教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
“商品拜物教的物……不仅包含了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方法，而且通过商品交换的抽象形式，生发出了辩证法的独特意蕴，即形式相对于内容的独特关系和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抽象的交换形式，得以透视资本运作的秘密，进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交换背后隐藏的是劳动者之间劳动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可感觉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创造，是财富的象征，是拜物教的基础与物质条件。商品的超感觉性在于其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创造，是迷惑交换本质的主要原因，让人们看不到商品交换背后劳动的交换。商品的这两种属性都促使了拜物教的滋生。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枢纽打开了剩余价值，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
如同绝大多数学者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拜物教的成因一般，他们也把这种假象归结为马克思说描述的“异化”现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些学者的姓名。马克思揭示拜物教首先是一种异化现象，即对象由主体创造产生，而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不可回归的状态。假如我们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它们走路、说话甚至思考，进一步脱离了人类，并意图统治整个地球，这就是机器人的异化。异化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不可回归性。同样，作为商品的物，都是由人类创造，是人手赋予了它们价值，而现在，它们成为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仿佛这种价值是商品与生俱来的，成为了一种独立个体。
问题在于，我们既然知道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的假象，为什么还对它趋之若鹜？我们既然知道了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本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盛行拜物教？但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这就涉及到了物象化，人不能直接表现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依托一定的中介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堆积，人与人的关系只能靠商品、货币或资本来体现。这就滋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仅仅用异化理论也不能正确把握拜物教盛行的深层次原因。能把拜物教的原因归于物象化的学者占少数，其中以韩立新为代表。笔者也赞同韩立新的观点，该理论也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三、从哲学角度剖析
相对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拜物教的时间久远，对马克思的拜物教哲学批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近几年。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唯物主义中的“物”与拜物教中的“物”的区别以及从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出发，指出拜物教的批判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从哲学领域解放出来。在这个角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李惠斌。
“物神秘化”，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所言：“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仅仅能够被我们直观地反映的，我们不能参与其中，而是处于任何客体之外，是一个旁观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物神秘化”。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实践引入了新唯物主义，强调人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而非消极地去反映世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就切断了拜物教的哲学可能性，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物是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物是人创造的，它们没有任何神秘和不可认识之处。并且，在马克思分析作为商品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实际上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等于劳动这一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远离了拜物教的陷阱，也更加科学化。
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把物神秘化，是否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哲学，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哲学。这如所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批判理论颠覆了一切旧唯物主义，揭开了物的神秘性，使之变为积极主动的哲学体系，也奠定了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论断，指出了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给人们提供顺应世界、服从现状还是改变世界、改革现实的理论，二者的差别是消极、保守还是能动、革命的差别而不是知与行、是否知道运用理论于实践的差别。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人的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实质。”
从该角度出发，李惠斌提出了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世界观并不能得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因在于我们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深重，二者之间根本无关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观指导应该是实践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且物质与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之是服务于世界的起源以及二者谁产生了谁，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只在世界的“大本大原”的背景上有效，第一性不代表第一重要。
四、关于从科学社会主义剖析拜物教的综述
广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就开始潜滋暗长，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财富的象征无限堆积，拜物教在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金钱的土地上疯狂生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利益与金钱的社会，商品作为财富，且商品的价值只有靠交换才能实现，那么这种迷惑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即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自然备受追捧，三大拜物教合乎情理地大肆扩张。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他不关心生产什么，只关心利润的牵引。这就决定了第1部类和第2部类的生产冲突，生产与消费不平衡，产品相对过剩，引发或刺激经济危机。资本家竭尽所能投资以获取剩余价值，最终却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他们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资本家才能摆脱作为金钱的奴隶的命运，拜物教也才能真正消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孔明安.论商品拜物教中的辩证法意蕴[J].与现实，2014（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夏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在西方中的演化路径[J].与现实，2014（2）.
[5] 李惠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对旧唯物论的颠覆及其意义[J].与现实，2014（2）.
意识脑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识真伪，即它可以辨识自己脑区中的表象是来自于外部感官还是来自于想像或回忆。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政治意识的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政治意识的知识1.意识
起源：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生理基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本质：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无论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实践。
2.意识的能动作用
人的意识的能动性特点和表现：
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世界时具有目的计划性;
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世界时具有自觉选择性;
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世界时具有主动创造性;
人的意识在改造客观世界时能动作用的体现：
人的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人的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人的意识对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即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奋进;萎靡的精神，则会使人悲观、消沉，丧失斗志。
3.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方法论】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符合客观。
【原理内容】人的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方法论】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
4.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①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
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反对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意志主义，又要反对片面强调客观条件，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思想。
高中政治选择题怎么答1.抓住立意。
每个政治选择题只有一个立意,即一个中心思想。因而,看到试题后,认真阅读,并要很快地找到它的中心思想,最好用一句话的形式提取出立意。然后,再看题肢的设问,这样就能很快地找到答案。当然,对于简单的试题来讲,读完也就应该做完。
2.找关键词。
一般来说。每个政治选择题的关键词大多在题干的最后一句话中,如“范围关键词”：经济学道理……、哲学道理……等。“内容关键词”：措施是……、制度是……等。“形容词关键词”：根本……、主要……等。“动词关键词”：表明……、说明"…·、体现……等。立意和关键词相结合,对做难度稍大的题目有较大的帮助。
3.排查误项。
高考政治试题中有一部分是难度大的题目,甚至有些题肢的设置一时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排查法,先把明显错误的选项去掉,然后进一步缩小范围。
4.不得已,猜。
对于实在拿不准的政治题目,千万不要放弃猜答案的机会,可用猜测法。如果此题大多数人都不会,每一个人都有猜测得分的机遇。先用排除法排除能确认的干扰项,如果能排除两个,其余两项肯定有一个正确答案,再随意选其中一项,这就意味着你答对的概率为50%,如果放弃就等于放弃了这50%的得分机遇。即使一个干扰项也不能排除仍不要放弃。
高中政治大题答题技巧1审设问范围。这就要求明确答题时所依据的知识范围，看这个知识范围属于经济、哲学、政治，还是选修模块知识。在回答时要注意两点：第一，设问范围是隐性的，需要结合设问与题干材料来确定;第二，答题所依据的知识可能具体到某一模块的某一知识点上，因此答题时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教学生会理书 所谓理书，就是理清课本的内容、结构层次。从内容上讲，学生要理出哪些是基础知识，即理出课本中有哪些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些基础知识学生不仅要找出来、画下来，更要理解这些基础知识，记住这些基础知识。找出来、画下来是前提，理解是关键，记住是落脚点。三者缺一不可。例如：“物质”这一概念，课本上写得很清楚，找出来、画下来是比较容易的事。至于理解，仅从定义的阐述方面，就可分四个层次理解。“哲学认为”，这就表明所阐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从而为以后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划清界线埋下了伏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的。“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不等于“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能反映”不是“已反映”，它只是表明意识能够反映物质，不是说意识已经反映物质。“客观实在”是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具体形态的概括和抽象。为了准确地理解“物质”这一概念，还必须明确客观实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要把握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同哲学的物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这些知识，才能算理解了物质这一概念。最后还要准确、清晰地记住这些基础知识。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算是从内容上理清了书。从结构层次上理书就是指学生看书后，能理出课本上共讲了几个问题，先讲的是哪些问题，后讲的是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是从哪几个层次和角度来阐述的？列举了哪些事例来论证的。这部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与前面所学知识有什么联系。为了帮助学生理清这些问题，教师可在起始阶段出些思考题供学生理书时参考。以后再逐步让学生自己理清这些问题。
教学生会扩书 课本上阐述的内容与事例往往受篇幅的限制，有些内容不可能阐述得很细、很深，列举的事例也不可能很多。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扩书，充实课本内容。指导学生对课本所阐述的内容进行扩充，引导学生列举自己熟悉的最新事例来论述课本上的观点。这既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需要，更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例如：我在讲价值规律时，课本阐述的理论观点虽通俗易懂，但事例不多不详。“市场是学习价值规律的大学校”，我就指导学生到市场做调查，回校后用调查的事例来充实课本。这样，由于将书本知识同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课本内容变得更丰富了，知识被学生学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
教学生会改书 课本上讲述的内容与事例受时空的限制，难免有局限性，列举的事例总会带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教育本身要求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教学内容应跟时代的步伐合拍，列举的事例必须是当前的现实事例。对那些已落后于形势的内容必须修改，对陈旧的事例必须更换。例如：高一《思想政治》教材讲“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时，列举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的递增包干承包制，这种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前中央决定扩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乏更好的典型。因此，引导学生用报纸上最新的改革典型来修改这部分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既保证了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又促进了时政课的学习。改书要慎重，防止随意性和负面效应。所谓随意性，即课本本身是正确的，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片面的，甚至是不可靠的材料随意改动课本，破坏了课本的科学性。因此，凡是修改的部分都必须是中央已明确肯定的。所谓防止负面效应，即防止学生因改书而产生“思想政治课前面学了后面改，学了也无用”的错误想法。我经常向学生说明：凡是科学理论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要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科学在社会变革的时展得更快是正常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已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是符合的认识规律的。
教学生会压书 所谓压书，就是把课本知识归纳成很少一部分内容，甚至归纳为几句话或几个关键词或字，这样有利于记忆。这种归纳必须建立在系统掌握课本知识，领会其精神实质，深知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压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否则只能是挂一漏万。开始指导学生压书时，可对一段或一节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生归纳概括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节或一课书内容的归纳概括。例如：我曾将高三《思想政治》第一、二课内容压缩为“国家”两个字，由此引申出：国家的基本阶级及阶级关系；国家制度——民主；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管理形式——政体；国家职能——对内对外职能；国家结构——我国的“一国两制”。这种压书示范对学生学会归纳概括课本有很大的启发。
教学生会评书 这是对学生看书的最高要求。应该说这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一要求的。但我认为必须引导学生逐步地有层次地向这方面发展。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的最佳选择。学生读完一段书、一节书或一课书，写出自己的读后感想、体会、收获，甚至对课文进行评述，写出眉批、总批，如能达到这种水平，就真正达到了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以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较大提高。
一、第一层次——方法论，即
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科学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列宁说过：“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就去解决个别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这也就是在会计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哲学是关于界、人类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它主要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发展观。
（一）辩证唯物论
1.会计的物质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会计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其实践的对象即资金及其流转是物质的价值；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输出的会计信息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簿记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如实描述资金及其流转情况，那么，虚幻的假象不仅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使会计失去了真实存在的理论基石。
2.会计的运动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实质上就是资金的流转过程。会计作为一种技术，反映的是企业的资金营运状态和经营成果，也就是对运动中的资金进行描述，所以会计核算要坚持运动观。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恩格斯说过：“运动应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否认相对静止，就会抹煞事物的界限和质的区别，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事物，更谈不上对事物进行量度。因此，会计还必须树立相对静止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如实反映资金所处的状况，即财务状况。
3.会计的时空观。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脱离时间和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伸张性。会计的几个假设就是建立在物质的时空观念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时间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会计主体假设是在空间观念上确立的。通过这几个基本假设，确定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的时空范围，会计这门学科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唯物辩证法
1.会计的对立统一观。对立统一即矛盾，是指一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或发生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会计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会计中内在的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发展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揭示，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指导我们如何进行矛盾，既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事物，又要分清主次，并把这两者综合起来。只有在完整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并用之于会计实践时，才能对会计有正确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才能领悟出诸如语言、技术以及会计并无阶级性的结论。
2.会计的质量互变观。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发展和存在的数量的规定性，二者统一在度的范围内。如果突破度的范围，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就会发生变化。会计是一个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信息系统。如果会计突破度的范围，不再提供会计信息，那么会计就失去了本来面貌。如果提供的会计信息超过其度的范围，不能如实反映业务的，不能为决策提供依据，那么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会计实践中，必须把握量度，树立起会计的质量互变观。
3.会计的否定之否定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继承和克服，即继承了旧事物的合理内核，摒弃了旧事物中不合理的内容，这就是事物的创新。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观点，完整地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发展史上，具体表现为：古代会计理论被否定，产生了创新的意大利式会计；意大利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出现了创新的英国会计；英国式会计理论被否定，形成了创新的美国式会计。，美国式会计理论也正面临着被否定的挑战。因此，在会计研究过程中，要树立起否定之否定的观念，敢于对存在及权威挑战，才能不断创新。
（三）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会计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它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会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某种会计是特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没有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会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推动会计发展的基本力量。
二、第二层次——系统理论，即亚哲学
所谓系统，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围绕特定目的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广义的系统理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即指“新三论和老三论”。它们是新兴的横断科学，使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哲学的基本精神，它们是哲学的具体化、模型化。关于广义的系统理论，简单地介绍如下：
1.系统论。系统论是由L.V.贝塔朗菲创立的一门科学，这是狭义的系统论。它认为系统必须是由若干要素（至少两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现实的系统都是开放系统，系统功能的表现过程也就是它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解释了哲学的物质观，即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组成的世界。
2.信息论。信息论是由美国数学家申农创立的一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研究存在于通讯和控制系统中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门通讯理论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广义信息论。它被广泛理解为所有运用或移植信息论观点来研究各种问题的理论，阐明了一切物质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
3.控制论。控制论是由美国数学家N.维纳创立的一门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实际上，它是自动控制、技术、无线电通讯、医学、数理逻辑、技术、统计力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是涉及和应用面非常广泛的一门有关控制问题的系统理论，如果说申农主要是从信息的发送端来研究信息，那么，维纳则着重从接受端如何利用信息来加以研究。
4.耗散结构理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非平衡系统理论之一。该理论是由比利时生家I.普利高津最先提出的科学假说。它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由混沌向有序化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该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是不断地在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当这种交换达到一临界值时，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有序状态，它充分诠释了哲学的运动观，以及质量互变规律。
5.协同论。协同论是由原联邦德国科学家H.哈肯创立的。它是研究和比较不同领域中多元系统元素间合作效用的理论。它认为不同系统间存在着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的目的相似的特征。人们可从横向上研究不同事物的共同规律，并运用已知领域的成果探索未知领域的奥秘，从而解决处于“黑箱”状态的难题。
6.突变论。突变论是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基础上，由比利时数学家R.托姆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通过描述系统在外界点的状态来研究自然界各种形态、结构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连续性的突然变化现象，从而向人们提供了事物在外部条件作用下发生突变时，如何促使事物向良好预期转化的思考方法。这是哲学突变观点的具体解释。
与上述系统理论观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观点指导下的系统理论的方法。所谓系统理论的方法，是指按照客观事物的系统性，把人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放在系统环境中加以研究的科学方法。即从系统理论的观点出发，综合精确地考究研究对象，以达到整体功能最优或问题能得到最佳处理的科学方法，包括功能模拟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模型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系统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方法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和说明，为理论研究补充了更具体、更深化的方法基础，使理论研究的视野更广阔，整体性更强，立足点更坚实。会计作为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特点和功能，因而也可利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来创建会计理论并指导具体的会计实践。
三、第三层次——会计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指以有关的理论成果为依据，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各方面进行逻辑分析，从而寻求其规律性的一种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另外，由于数学是运用数字、文字、模型等进行推理的一门逻辑科学，数学方法实质上是逻辑方法的具体运用和说明；从广义上来讲，逻辑方法包括了数学方法。
1.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思维形式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进行思维的具体方法。逻辑规律是指在思维形式中起作用的规律，诸如同一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等。形式逻辑作为一门思维科学，既有认识的作用，又有表达和论证思想的作用。思维形式的运用是否准确，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律。人们只有在遵循了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和概念的要求后，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
2.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本质上是哲学的逻辑，是哲学的逻辑职能，它比形式逻辑“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辩证逻辑作为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反映，作为认识史的，研究的是思维形式如何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联系和转化等问题，“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而，在整个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不但要运用形式逻辑，更需要运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观点去分析综合事物。辩证逻辑的主要规律有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性思维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在发展中具有阶段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将其概括为“两条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简言之，就是：“具体抽象”-抽象的规定。“抽象具体”-具体的再现。前一个具体是具体的客观事物的具体，后一个“具体”是理性认识的结论，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的描绘。马克思的这段话也是对整整三大卷《资本论》最简洁的、最高度的哲学概括。
在这“两条道路”上是运用“范畴”作为“理论”的结点不断展现的，这些范畴差不多都是成双成对的，而且有鲜明的阶段性。诸如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
（二）历史方法
历史方法就是通过研究某一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概括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将其延伸到具体研究对象中的一种方法。采用历史方法研究会计理论，就要联系会计理论的来龙去脉，明确它在会计发展史中的地位，从而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我国会计界对会计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对会计本质及其基本职能的认识较多地采用了历史方法。
“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是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这些话是恩格斯用来阐明《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对于理论来说，也应该是完全适用的。当然，理论同历史毕竟不是一样的，理论体系必须摆脱历史形式，正确地采用逻辑形式。要避免历史进程中迂回曲折的甚至反复的现象，也要摒弃历史进程的随机的偶然性，作为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应该是同级、同阶段的事物或现象中的完全成熟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反映。
四、第四层次——会计理论的具体
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一般包括描述性方法、规范性方法和实证方法，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描述性方法
所谓描述性方法，是指运用归纳方法对许多个别事物进行，找出这些事物的共性，并概括出普遍性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具体到会计研究中，描述性方法主要于两种情况：第一，在广泛调查研究占有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会计主体经常发生的会计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概括和，从会计实务中归纳出会计理论；第二，广泛收集已有的会计资料，并就某个具体的认识进行概括和总结，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归纳，得到新的会计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会计界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利特尔顿和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理论主要是从会计实务中总结出来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的第4号公告“名词公报”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即通过对事物进行罗列的方法，概括和归纳出结论，从而形成了会计的概念结构。
采用描述性方法得出的会计理论，称为描述性会计理论。由于描述性会计理论主要是从会计实务中提炼出来的，研究者容易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主观因素的，因而，描述性会计理论主要是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服务的，难以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二）规范性方法
所谓规范性方法，是指利用演绎方法，由普遍性原则推导出个别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会计研究中的规范性方法是指那种从目的和假设出发，从中导出为实际应用提供依据的合理原理和原则。
规范性方法不受现实事物的影响，强调“应该是什么”，因而会计理论研究者常常从特定的价值判断基础出发，力求从逻辑高度概括出最优的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其现实目的就是为制订会计准则（制度）服务的。
采用规范性方法形成的会计理论称为规范性会计理论。规范性会计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会计方法和程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使得会计报表缺乏可比性。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会计学家极力推崇规范性会计理论，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是，规范性会计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是：虽然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的会计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如果研究者依据的假设或前提是错误的，那么其结论也必将是错误的。因此，规范性理论有时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而且在完成了归纳或演绎之后，一般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验证。
（三）实证方法
所谓实证方法，是指与描述性方法、规范性方法相区别的，通过观察或实验取得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测试而形成结论的一种研究方法。会计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某一特定会计理论的验证；第二，对存有分歧的不同观点、方法和理论的验证；第三，理论创新。
实证方法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强调会计“是什么”的观点，因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主张，要象那样，以观察到的事实资料和感性认识为依据，来构建真正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
采用实证方法得出的会计理论称为实证会计理论，由于会计实证研究中收集的数据资料局限在过去发生的事实上，因此注定了实证会计理论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验证已有的会计理论，而不能对会计实务起规范指导作用。但是，会计实证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实证会计理论一旦形成，可以累积起来，有可能形成科学完整的会计理论体系。
1986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罗斯。L.瓦茨（Ross.L.Watts）和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 L.Zimerman）出版《实证会计理论》，此书的中文版译者黄世忠教授写道：“书中将实证会计理论的最重要学术贡献归纳为两个方面：（1）研究了会计数据的潜力，检验了会计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雄辩地证明了充分披露的会计信息是推动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要素之一；（2）提出并检验了分红假设、契约假设和规模假设，解释了会计数据在制定和执行报酬计划、债务契约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例如：当实行以盈利为基础的分红计划或者它的负债率比较高，则它可能选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增加经理人员的报酬，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又如，企业的规模越大，它就越有可能选用可减少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成本。为此，该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详尽介绍了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实证会计理论是以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数理统计模型为工具，以“提出假设-设计模型-收集数据-解释结果”为模式，借以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的会计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研究的方法，以后从弗里德曼的“实证学”移植过来实证研究方法。至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美国经济学界会计学界出现了一种风气，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只发表实证研究的文章。认为只有实证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实证分析才是经济学中唯一的可以被使用的方法。陈岱孙先生认为这种偏见是有害的。他曾指出：“实证经济论著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数学模型分析了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结果。但这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完全与社会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既然任何实证分析都离不开它所设定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会经济环境之外，可见社会价值判断是始终无法回避的现实。经济学说史可以证明：规范分析与辩证分析相结合是经济学的一贯原则。古代、中世纪、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19世纪后期，庞巴维克著的《资本实证论》正式提出“实证论”这个字眼，但书中还是采取逻辑分析而没有采取数学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分析才得到发展，但规范分析也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福利制度的分析，都有长足的进步。要使经济学成为“致用之学”，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必须结合。
上面讲的虽然是经济学，但其基本精神对会计学也是完全适用的。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生态林业建设；现状；问题；策略
生态林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生态农业的提法出现的，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在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原材料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合理布局的生态林业建设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做好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促进生态林业建设的科学化，成为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许多的单位都已经设立了独立的生态林业建设管理部门，完善相关的生态林业建设分析体系，对生态林业建设数据进行规范的研究和分析。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基础，是自然与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的互相弥补。生态林业建设是按照“生态利用”的标准而进行的森林经营利用。它按照生态经济学的原理，科学利用原有自然条件与各类资源，在促进木材、家具、造纸等产业发展的同时，给人民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我国生态林业建设情况分析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森林资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持续的生态林业建设增加了人工林的面积，使林地覆盖率从1950年的5.12%增加到1998年的16.15%。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有关专家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效益评估与监测结果显示，近10年间，京津整个工程区累计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固碳量净增长2 700万t，相当于多固定了9 920万t的二氧化碳；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和侵蚀面积呈逐年递减趋势，蓄水保土功能不断增强。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水蚀）平均值由2001年的779 t/km2a下降到2010年的242 t/km2a，下降了68.90%；土壤侵蚀面积从2001年的1590.5万hm2下降到2010年的969万hm2，减少了39.10%；土壤风蚀总量由2001年的11.91亿t下降到2010年的8.46亿t，降低了29.00%；释尘总量由2001的0.31亿t下降到2010年的0.26亿t，减少了16.20%。同时，工程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民收入明显增加。1999-2010年，工程区人均GDP从1999年的4 687.0元增加到2010年的27 192.7元，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17.30%。扣除物价影响因素，工程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1 956.3元增长到2010年的4 084.8元。工程建设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23.00%～28.30%，工程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2012年工程林业建设任务为52.53万hm2，其中人工造林20.71万hm2，飞播造林5.43万hm2，封山（沙）育林26.39万hm2。
然而，森林覆盖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森林质量的提高，既没有缓解全国范围内木材紧缺的现状，也没有解决我国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因此，恢复和保护天然林成为我国21世纪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问题。1998年，我国提出天然林保护工程计划，意味着我国真正在行动上开始考虑森林的生态功能.然而，被动保护不是长远之计，科学地经营森林生态系统才是主动解决我国林业问题的办法。
二、当前生态林业建设存在的不足
2.1.对生态林业建设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导和员工并没有意识到生态林业建设的本质，甚至想当然的认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就是植树造林，以为单纯的扩大植树面积就可以。
2.2.部门之间协调沟通不畅单位生态林业建设工作的整体性，能够提高建设效率。但各部门的生态林业建设往往相对独立运作，致使不能及时了解各类信息，各部门的信息沟通也不顺畅。这样，生态林业建设中不但没有强化部门联系、优化各部门分工，反而造成工作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对结果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3.业务流程不够完善因为许多业务的多样性、临时性等特点，如雨季、干旱、病虫害等。许多单位当前往往有着各种应急方式并存的现象。业务的分割必然会造成内容的重叠设置，而且，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其它因素发生变化，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和其它业务系统必须同时对接口进行修改，如果无法优化组合，势必会导致业务功能的重叠、脱轨、安全性降低。
2.4.工作人员专业技能不足根据生态林业建设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看，其综合素质有的仍没有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管理思想和创新理念不够，理论基础不牢，掌握的知识陈旧，工作水平与效率较低等。工作中，部分人员利用漏洞违法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生态林业建设一项投资巨大且社会影响深远的工程，如果专业人员不能充分掌握相关技术，熟练操作，那更难保障工作效率.
三、提高生态林业建设水平的策略
加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保障财务信息的顺利进行，要有着单位领导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也不能脱离生态林业建设人员的实际操作，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和各科室的紧密合作。笔者通过实践了解，认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要从下面几点着手。
3.1.建设理念
3.1.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生态林业建设的生命力所在，生态林业的建设、经营一定要和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合拍。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基础上，建设可以造福当代人利益的生态林业，让林业资源可以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符合群众对林业资源的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达到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共赢。生态林业建设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实施科学完善的规划部署，科学的按部就班的建设不但可以优化生态环境，还可以促进林业资源的生态林业。目前的生态林业基本是自然保护区、原生林、海岸线与风沙带地区的森林系统为主，同时包括库渠、居民区、道路、田野周边、水域两岸等地段的防护林。生态林业有着点、面、带、线相贯穿的网络状布局特点，是结构清晰、重点突出的和谐生态环境，可以在整体上确保生态林业的科学规划，可以多方发挥出生态林业的自身作用，达到环境改善与经济增收的要求[2]。
3.2.生态林业的稳定和形式多样化
由于林业的长期性，生态林业的规划结构要保持稳定，可以充分的起到优化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由于各个省市的气候、生态、地质、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纯林式、牧业式、林工式与林渔式等林业建设方式大量的应用在我国的生态林业建设中。包含许多生物种类、各种层次结构的生态林业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林业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化和结构稳定，达到科学的使用森林资源。
3.3.生态林业的均衡适应性建设
生态林业是否能够适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地区森林资源的发展与利用。生态林业的建设要能够起到良好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就需要按照经济的客观发展水平实施科学规划，符合所在地的现有经济条件与客观自然条件，达到有着完备作用和良好效益的生态林业链。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增长林业资源，维护生态均衡，而这些内容都是随着环境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要在规划中科学考察其均衡性与适应性[3]。
四、结语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环境的和谐，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正逐渐改变。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我国新时期生态林业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态林业建设工作涉及面广、触及点多、社会影响大，必须要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把它纳入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整体规划，把如何保障林业建设的顺利高效作为林业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研究，因此，各单位的生态林业建设工作要进行协调， 做到以人为本、长远考虑、统筹兼顾、稳妥推进，促进我国生态林业建设的良性发展。（作者单位：河南省鹿邑县马铺镇政府）
参考文献
[1]邓根和，石怀绶. 生态经济型林业结构组合与经营研究. 林业经济问题， 2001（2）：7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