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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德育的基本矛盾，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农村基础教育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农村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必然要求。
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教学水平低、教学设备落后，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暑期实践调查，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时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的问题，不断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对解决“三农”问题、培养更多人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1.1农村基础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整体性薄弱状况没有根本扭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相对发达的农村，“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已顺利实现，素质教育也在全面推进。近年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义务教育寄宿制项目工程、远程教育工程和“两免一补”工程。在各方面努力下，我国农村学龄儿童失学、特别是农村女童失学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抑制。在我们所调查的河南淅川厚坡镇，男女平等观早已树立起来了。此外，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提高了对教育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加强了对基础教育的领导；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教师待遇有所提高；加快了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中小学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逐年提高；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状况正在改变，“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正在得到贯彻落实。在调查的过程中，厚坡镇郭主任介绍说，该镇共有41个村，村村都有学校，危房改造工程也已经顺利完成。除此之外，我国2004年高考中农村考生占55℅，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成就。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性薄弱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扭转。这主要体现在相当一些地区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真正普及，青壮年文盲仍然存在，青少年辍学现象仍很严重,教育环境很差；同时，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严重不足，农村教育负债严重。据测算，1名小学生每年需要公用经费202元，1名初中生每年需要325元，而现在按“一费制”收取的学杂费，小学生每人只有100元左右，初中生只有150元，缺口50%以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无力填补缺口，导致一些正常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更谈不上素质教育。
1.2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和以往相比，农民对教育更加重视了。农民通过各种途径逐步了解到知识的重要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大大增加。“农民普遍感到供孩子上学是个不小的负担，虽然很穷，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供孩子读书，盼着他们将来有出息。”在大部分农村，学生流失率下降，这与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不少农民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有的农民还不定时地与老师联络，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并不要求孩子做家务，而是让他们复习功课。此外，农村高考考生人数超过城镇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越来越高。不过由于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制约，其重视程度还与社会的要求相差甚远。有的农民觉得孩子读书无望，就干脆带出门打工早点赚钱；连温饱都没解决的那部分农民，更是无心顾及孩子的学业。
可见，我们对农村基础教育不能盲目悲观，而应该仔细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从而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2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
2.1观念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仍以应试教育为核心，教育观念尚未转变。面向新的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迫切任务之一是“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或者说摆脱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建立和完善素质教育体系”。而“素质教育年年喊，应试教育天天做；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流行话语真的很让人心痛。高考的指挥棒导致全体学生去挤“独木桥”，学生、老师和家长全被绑在高考的战车上，由此导致学校教育往往重视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而忽视大多数学生。农村教育“只为升学服务”，导致大多数农村学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
2.2差距问题
由于受种种因素制约和经济条件限制，城乡教育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这主要表现为城乡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分配和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城市教育基本达到现代化，而农村中小学仍然是一个教师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堂课。先进的教育手段、教学设施、教学器材、教学条件无从谈起。农村与城市相比，教师素质相差越来越悬殊，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越来越悬殊，教学的设备、条件相差越来越悬殊，致使城市与农村的教学质量相差越来越悬殊，农村的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此外，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学历比例严重失衡。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比例。这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还造成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造成了城乡人才的不平等竞争，使我们的社会就业机制难显公平。
2.3经费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的确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从而也导致教育经费的来源被切断。当然这不是税费改革的错，但是目前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确实太严重了。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预测，当前教育经费投入又一次呈明显下降趋势，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约100亿元。经费严重短缺直接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经费运行缺乏有效地监督机制，农村教育已经负债累累，教师几乎没有福利、奖金，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公用经费入不敷出。一中学校长说，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实行一费制之后，几乎没有经费来源，学校正常办公经费无法开销，加上财政应拨的办公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学校运转更加困难。
2.4师资问题
一方面，农村教师不配套现象严重，不少学校聘请有临时代课教师，很多教师都是上了这门课再上那门，有些还是跨年级上课。更糟糕的是，有时根本就没有老师上课。据调查了解，由于农村教师的待遇低，办公条件差，有的老师闹情绪没有心思上课，这些教师所担课由其他教师代上。由于照顾不过来，只能让一些班级学生自习或做作业。另一方面，由于一批学历低、素质较差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再加上民师转正，导致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年龄结构也不合理。农村课程改革对目前的农村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角色行为必须实行全方位的转变。由于农村教师队伍年龄资历、学识能力、身心状况差异较大，因此转变过程困难很多。
3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若干建议
3.1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首先，要引起上至中央、下至乡镇政府的重视。虽然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的实地考察，真正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效解决问题。此外，要把政策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这是防止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途径。另外，要认识到农村教育系统及目标改革的急迫性。并且各级政府要真正明确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不能再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样。
其次，要引起全体教师、学生及家长的重视。所有农村教师应该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教书不应仅仅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更是在培育祖国的花朵，拖起明天的太阳。教师应克服各种困难，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提高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社会输送更多人才。作为学生，要胸怀大志，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迎难而上，通过接受教育而走向成材之路。作为家长，要转变落后的观念，支持孩子上学并想方设法为子女提供条件。
再次，要引起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重视。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体，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的实况，从而引导他们来扶持农村教育。
3.2千方百计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
缩短城乡差距，是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方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方面要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加大经费的投入，用来改善农村的教育设施、教学环境、师资状况等。第二，要多多开展城乡教育交流活动。相关部门首先要提供城乡交流相应的条件，如交流的场所、经费等。活动内容和形式则要丰富多样，比如不定期举行城乡基础教育研讨会，让城市中小学的老师、学生走进农村，让农村中小学师生参观城市的中小学，增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同时城市的师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优越环境，农村师生则可开阔眼界，学习更多先进的方法。第三，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努力。
3.3全方位拓宽渠道，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经费问题，必须多方面开拓渠道。一方面，加大和调整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向基础教育落后的农村中小学倾斜，建立农村“控制辍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要设立农村中小学教育专项资金，将城市所征教育附加税全部用到农村基础教育中。再者，建议尽早在全国范围普遍建立由政府公共经费负担的政府助学金制度，以使贫困学生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并获得较为充足的经费资助。此外，建议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个人捐助和到农村去兴办基础教育。
3.4建立农村基础教育的监督机制
各级政府能否依法实施教育经费转移支付，能否依法加大本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能否依法承担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管理责任，都会直接制约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为了督促各级政府真正贯彻落实农村教育政策，防止教育经费浪费与流失的现象发生，有效促成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政策的倾斜，并克服教育执法检查中搞形式、走过场、假账应付以及发现问题不予深究的现象，要建立健全农村基础教育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对违反各种教育法律、政策的人和事，应及时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应追究法律责任。要加强对学校管理干部及教师的约束，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校长的任期目标管理，对学校乱收费行为和教师工作不称职、质量不高及严重体罚学生的行为，在评价、聘用上，都应实施一套严格的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谭细龙.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J].与现实，2005（3）
财务治理是我国现行企业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价值最大化，基于我国现行诸多企业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因此，尚未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基于资本运动矛盾与平衡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的重要性，以至于对其研究和运用力度相对薄弱，导致现行基于资本运动矛盾与平衡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成熟。结合我国企业的发展特点，这里从四个方面分析基于资本运动矛盾和平衡的企业，即财务共同治理、财务相机治理、财务动态治理以及财务文化治理。
首先是财务共同治理。财务共同治理体现了企业资本运动中利益相关者矛盾基础性平衡的要求。现行财务共同治理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即第一，以财务收益分享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均能够从企业财务收益中获取到相关的利益报酬；第二，以财务监督机制确保合理利益相关者均有参与企业财务监督的相关权利；第三，以财务监督决策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均有参与企业重大财务决策的相关权利。
其次是财务相机治理。财务相机治理体现了企业资本运动中利益相关者矛盾危机性平衡的要求。财务相机治理是指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保证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取到企业的财务控制权。现行财务相机治理包括四项内容，第一，所有者相机治理。当企业经营者的不良行为时，相关投资者可以通过监事会进行强行制止，进而，对并购行为给予支持等相互性治理措施；第二，债权人相机治理。当企业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可申请企业破产，并对企业的所有资产进行清算和重组，且对企业经营者的硬约束；第三，员工相机治理。员工是企业的一份子，有权参与企业的各项管理，当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降时，其员工可以采取一定的相机治理措施，要求更换企业相关经理人员，并重新选拔有能力的人才任职；第四，政府相机治理。当企业生产经营违背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时，政府要依法给予相应的惩罚。
再次是财务动态治理体现了企业资本运动中利益相关者矛盾动态性平衡的要求。财务动态治理作为一种博弈和谈判机制，利益相关者格局的变化势必造成财务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进而，决定了财务治理结构的动态性。一方面是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变化，掌握现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变化应从三方面进行分析，即具体主体不变假定、同类利益一致假定以及角色单一假定；另一方面是财务治理的动态要求，财务管理具有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的动态要求应建立在谈判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与冲突，而社会信任度、合作盈余水平以及文化差异共同决定相关利益间的合作关系，市场竞争压力、时间偏好以及风险态度共同决定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因此，应企业应切实协调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最后是财务文化治理。财务文化治理体现了企业资本运动中利益相关者矛盾自觉性平衡的要求。财务文化治理是指企业在一段时间之内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即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以及意识形态，同时，企业文化治理建立在文化维度基础之上，运用文化激励和约束手段，以实现企业生产经营公平和效益的平衡为预期目标，进一步引导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现行财务文化治理具有隐性和柔性等治理特征。文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是财务文化治理机制的主导因素，因此，这就需要通过信仰、观念、道德、伦理规范以及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培养，切实增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归属感、心理满足感以及声誉认同感。
二、基于资本运动矛盾与平衡的企业财务治理路径
一般状况下，财务治理是由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共同构成，一方面是内部治理，企业市场机制、政府机制以及社会机制共同作用于内部治理，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内部治理效率。外部治理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并且直接关系到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良好的外部治理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水平以及功能发展，进而，影响着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
（一）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二元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二元监督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成熟与完善，独立董事在我国企业治理中难以充分发挥其拥有的职能，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是企业控股股东持股过多且复杂；其次是独立董事趋向于不独立的现状；最后是独立董事不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的各项经营状况。因此，这就需要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强化董事的独立性，尤其是注重提高独立董事的数量的质量，同时，建立健全的独立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完善的监视会和独立董事二元监督体系，切实充分发挥出其机制和体系应有的职能，为推进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保障。
（二）企业财务文化的培育和利用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财务文化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般状况下，企业财务文化被划分为两部分，即广义的财务文化和狭义的财务文化，广义的财务文化是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包括知识、信仰、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物质设施等；狭义的财务文化是指财务人员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精神风貌、伦理道德、传统习惯以及人际交往等。加强企业财务文化的培育和利用，应树立起共赢目标、平等思想、创新精神以及责任意识等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进而，构建良好的财务文化氛围。
（三）董事会构成中的“关键种”强调和多元化要求
一般认为，董事会制度是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在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被看作是由市场诱导并演进出来的经济组织，它的中心任务是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并最有效率地对关系进行控制。为什么要存在一个董事会制度，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外部控制权市场是对经理败德行为最有力的约束，但董事会是监督经理的一个成本最低的内部资源。尽管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董事会职能有弱化的现象，但并没有人因此否定董事会存在的必要性，毕竟董事会的设置是企业权利制衡的枢纽。基于资本运动矛盾与平衡的财务治理实现路径，首先就是要在董事会构成中体现“关键种”和多元化要求。
1.“关键种”理论与董事会构成。生物学上有所谓的“关键种”理论，不同物种在群落中地位不同，一些珍稀、特有的，对其他物种具有与生物量不成比例影响的物种，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它们消失或削弱，整个生态系统就可能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物种被称为关键种。“关键种”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应将“关键种”作为加强多样性保护的基准对象，将“关键种”的管理作为整个系统群落管理的中心，围绕“关键种”来形成生物保护的各种策略，而当生态系统发生问题时，从系统恢复角度讲，也要围绕“关键种”重建并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稳定性。
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所有者（股东）天然具备“关键种”特性。因此，董事会首先要被看作是股东利益的代表，持有不同股份数量的股东要在董事会中拥有与其股权相应的代表董事，董事长应是最大股东的代表。
2.董事会结构多元化。随着企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在利益相关者群体博弈机制理论下，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董事会结构。董事会的身份不仅仅是股东的人，而是企业资本的受托管理人，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企业资本得以保值和增值，并公正地平衡资本收益的不同权益。为此，在股东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基础上，还应引入：其一，员工董事。这是保证员工参与企业重大财务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员工董事应由职代会按照多数同意原则民主选举产生，以充分体现员工董事产生的民主性。其二，银行董事。银行董事制度是保证银行参与企业重大财务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助于稳定银企合作关系，充分发挥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信息和人力资源优势。
参考文献：
[1]李红光.浅析企业管理中的财务信息化建设.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8).
[2]吕海林.浅谈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经济师.2011(01).
[3]黄茂钦.浅议我国集团财务制度的有效执行.金融经济.2008(18).
[4]韩峰.关于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金融经济.2009(06).
关键词：县域经济；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4-0020-04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
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党和政府的文献文件中一直采用的是“县级经济”概念，其实“县级经济”和县域经济是两个性质和内涵都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行政经济概念，而后者则属于区域经济概念，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指以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区域单位，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源、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因此，县域经济在内涵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矛盾（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矛盾束缚了县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阻碍了县域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二元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
1.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尖锐矛盾，突出表现为“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即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是小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化对资源配置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二是与农业产业化对经营规模的要求相矛盾；三是与农业产业化对农产品技术含量的要求相矛盾；四是与农业产业化的开放性、灵敏性的要求相矛盾。江苏宜兴的板栗、百合等传统农产品由于加工、分级等技术不过关，市场销量不理想；蔬菜由于农药残留，市场前景不乐观，不仅导致了农产品优质化进展缓慢，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农产品加工的升级和龙头企业层次的提高，很不利于农业企业的国际化竟争。如果不解决小生产方式的制度，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农业”的矛盾，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2.工业化与农业经济的矛盾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任务中的第一条，也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县域经济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县域经济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它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工业化矛盾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率先”的实现。表现为：一是农业比重过大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2004年宜兴服务业比重占34.6%；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设施严重落后；工业生产格局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状况，使目前推动县域新型工业化的社会成本很高。二是乡镇企业集聚度差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发端于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苏南模式”，它的典型特征就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小工业”与“大农业”矛盾非常突出。三是县域消费市场的萎缩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从2003年统计资料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饮食开支是1958元，农民的食品开支是820元，差距是2.41；城镇居民非食品的开支是3040元，农村居民的非食品开支是850元，差距是3.61。2004年，宜兴农民人均纯收入60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940元，农民所享受的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县域消费市场相对萎缩，新型工业化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3.资源瓶颈与规模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效益经济，只有规模经济才能产生效益。要达到规模经济，首要的是大规模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实际上，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存在着“瓶颈”问题，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短缺。首先，由于现行财税体制的向上集中性，造成县乡财政普遍拮据，产业投入严重不足。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2004年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已不少于1万亿元。绝大多数县域都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其次，目前中国的科研、教育、资本、人才、信息等活性资源在大城市高度集中，造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力严重不足，从而形成县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脱节的局面。再次，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少，消费力低下。目前县域人均社会总产值是全国平均水平70%，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4，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3，仍有2/3的农民由于收入低而缺乏消费能力。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新路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实质上是传统社会遗留问题的集中表现。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县镇行政管理及公务员薪酬制度等方面。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以宜兴为例创新宜兴经济发展思路，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创新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
目前我市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分量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偏少。解决以上产业结构性矛盾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也是当前应对宏观调控、提高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
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经济增量。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自主创新为主，积极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强化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工业运行质量。按照宜兴市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以非金属材料和氢燃料电池两大国家级产业基地以及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为依托，加快崛起精细化工及医药制造业、高技术环保产业、新型建材复合材料制造业、新能源制造业和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积极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加快对纺织、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竟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全面推进宜兴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一体化对县域发展的基本要求，也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宜兴市的开放型经济是一条“短腿”，2005年，市委、市府提出了“学赶江阴，三年翻番”的奋斗目标，把发展开放型经济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主攻产业关联度大的龙头项目，大力拓展引资领域，扩大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利用外资规模，延长产业协作链，壮大工业基础，为新型产业开辟道路。
第三，尽快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建立前瞻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规划和专题规划，突出搞好市及中心镇的工业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提高县域工业集聚水平。综合规划应该包括发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交通网络规划、乡镇驻地规划、县城建设规划和城镇区位功能规划等。利用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以园区为载体，将中小企业集中，发挥工业的集聚效应；通过园区招商，将外来企业集聚到园区，引导县域中小企业加入到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中去；积极发展配套经济，扩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外延，重点培育电线电缆、化纤织造、环保、陶瓷、服装服饰、精细化工、机械铸件等七大产业集群，拉长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形成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基地。
第四，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壮大县域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农民素质已经成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抽样调查显示，宜兴市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1.4%，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数只占15.7%。在劳动力转移人数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3%。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感、离异感和观望感。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教育，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新农村就业分流机制，引导部分农民去发达城市打工。新型工业化还必须同县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形成宜兴具有山区、圩区、渎区区域特色的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将工业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培育县城特色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壮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基础。
2.创新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有效解决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农户”的矛盾，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产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中介缺失”，农户在与企业关系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收购企业中。为此，有关专家提出一系列的“公司+农户”模式：公司+信息型龙头企业+普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公司+信息型农业大户+普通农户，等等。但这些模式中都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项目的盲目引进破坏耕地、资本排斥劳动、公司一旦亏损就撤资导致农民更大亏损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三点：一是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体制基础。二是强化村集体的经济组织功能。条件好的村可以参照以色列的“基布兹”模式，搞有特色的村级合作经济；一般村最好以村集体作为农民代表同企业进行谈判，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换取农民就业、纳税、社会保障和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投入和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持，这就要求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必须进行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改革。四是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辅助手段，科技进步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保证。所以农业产业化对于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虽有极大的正面贡献，但这种贡献不可能长期延续。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核心问题仍在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使我国农业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3.创新县域国土管理体制
我国的土地资源虽然总量巨大，但人均土地拥有量很少。宜兴市仅有耕地50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0.5亩，且质量较好的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97.476万亩，用地指标仅有3300亩，而建设用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因此宜兴市土地负荷相当沉重，人地矛盾也相当突出。
保护耕地资源应该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工业化发展需要工业园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要尽快由法律确认下来；另一方面，作为县域政府，要努力搞好土地经营，扩大增量，盘活存量。具体方法是先建立县级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在此基础上，政府再采取以下做法优化配置土地资源：（1）建立土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完善土地市场运作机制；（2）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制度，保证政府稳定的土地收益；（3）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形成统一完善的土地市场体系；（4）建立市场化的土地开发机制，为土地资本运营制度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4.创新县域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目前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市管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乡对立的矛盾，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现在这个体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可忽视的阻碍。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体制；其次，多了“市”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于县域间的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不但违背了市场经济国家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而且也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但必须清楚，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管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或行政管理手段的变革，而是一场深刻的地方政府制度改革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必须从战略高度、从国家宏观体制完善的高度进行深入慎重的研究，根据“缩省强县、创新市制、市县分治、省县直辖、乡镇自治”的思路进行全面的创新改革。
关键词：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学训矛盾；培养理念；能力本位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3）01―0009―07
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竞技篮球全面发展和快速提高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是我国竞技篮球运动项目发展过程中最为关注的焦点。通过文献研究，前贤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提出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发展策略。但是，针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矛盾根源与基本问题，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缺乏专门的探索，而剖析人才培养的矛盾根源与基本问题却是解决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系统工程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围绕管培矛盾、学训矛盾、培养理念、培养路径、培养效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探究，以期为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内竞技篮球一二三线教练员为研究对象，选择管培矛盾、学训矛盾、培养理念、培养路径、培养效果为内容，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矛盾根源与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矛盾根源分析
2.1.1管培矛盾 管培矛盾是指我国竞技篮球运动项目教练员人才培养过程中责――权――利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管培矛盾的本质反映的是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
探寻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管培矛盾的历史性根源，离不开对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背景的分析。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现行竞技体育管理机构的设置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即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机构。“政府主导”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模式，1998年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和调整之后，在原有自上而下设立的体委系统基础上，经过调整成立国家体育总局一省（直辖市）体育局一地方体育局三级政府管理机构。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机构，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第二种是社会群团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共青团等部门中设置的分管体育工作的机构，这类组织的管理权限也仅限于本系统内部。第三种是民间体育组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职业俱乐部。项目管理中心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特殊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中心既是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又是协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具有双重性。显然，通过上述我国竞技体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情况，基本反映出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在“管――办”过程中的性质，这只是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初衷。
竞技篮球运动项目作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体改革方向与大环境保持一致。事实上，当前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管理主要由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篮球运动协会共同管理。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篮球运动协会作为我国竞技篮球运动项目的管理机构，在教练员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执行各自的权力，履行各自的义务。从某种程度上讲，关于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发展后备力量培养的重大性战略问题，这样的战略性任务应该由国家的政府组织机构承担。作为民间组织的篮球运动协会只能负责本组织内工作事务。然而，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赋予中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既具有政府事业单位的属性，同时也具有民间组织的特点，集“官――民”于一身的双重属性。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国有企业”，行政力量是其运转的主要动力。篮球运动协会成为了体育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与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关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职责不清，官民一身”的背景下，面对教练员人才的培养，当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不负责任”的现象。
同时，由于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内一二三线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人事产权极为复杂（如图1所示）。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部分教练员的人事产权在政府系统（各体育局），一部分教练员的人事产权在社会群团组织（部队体工大队），还有一部分教练员的人事产权在民间体育组织（各职业俱乐部）。但是，教练员人才的使用权并非这样简单，关系错综复杂，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有的人事权在部队，使用权在体育局；有的人事权在体育局，使用权在俱乐部。教练员人才的人事产权一人事使用权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在教练员人才管理和培养过程中由“谁负责”的难度。
由此可见，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管培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管理机构的性质不同，权利和责任也不一样，利益诉求也存在差异；同时教练员人才本身人事产权的不明晰，增加了两个机构的管理难度，导致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相互推诿。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就是一方面提倡“政事分开”的领导原则，一方面却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中保留行政权力。在责一权一利矛盾关系冲突下，面对人才培养这样一个浩大、繁杂的系统工程，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篮球运动协会都要负责任，但是两者都没有尽到责任，最终受伤害的是教练员，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问题至今仍然成为制约我国篮球运动水平提高的“瓶颈”问题。
2.1.2学训矛盾 学训矛盾是指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在青少年运动员成长时期所发生的文化教育和运动专项训练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学训矛盾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竞技体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关系。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优秀运动员退役之后转型而来。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运动经历，同时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即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不系统，文化素质和人文教育缺失，严重制约了教练员后期的可持续发展。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讲，学训矛盾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影响非常深远。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文化教育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如图2所示）。学校教育在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文化素质和人文教育培养过程中起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竞技篮球教练员在运动员的成长时期，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基本上都要经历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级培养历程（如图3所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在运动员成长时期都能和其它的学生一样接受正常的文化教育，那么教练员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应该处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事实上，由于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在接受文化教育培养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少儿体校――青年体校――国家队接受运动专项训练。并且，最佳专项训练年龄和接受文化教育培养的年龄存在冲突，例如篮球运动项目青少年进入专项学习的最佳年龄为12岁左右，而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往往也正是进入初中学习的主力军。学习和训练成为他们人生抉择中最大的矛盾。
根据我国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教学单位在义务教育阶段（1―6年级）都开设语文、数学、英语、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但课时的权重和普教不一样，教学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特别是进入初中或中专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运动水平的提高，经常需要集训和参加比赛，上课出勤率更低，且不进行补课。调查报告进一步显示，优秀运动员的训练时间相当长，而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却要少得多。整体来看，优秀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呈现年龄越大上课时间越少的趋势。到了大学阶段，运动员文化课学习的出勤率更低，由于训练和比赛的任务繁重，身心疲劳导致学习效果很差。
现代教育规律以及竞技体育训练规律同时表明，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科学水平，需要时间保证；同样，要使运动成绩到达高水平，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然而，从“人”的角度出发，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对于绝大部分优秀运动员来说“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既要文化学习好又要专项训练水平高，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国竞技体育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为了“为国争光”和“奥运争光”，优秀运动员们必须舍弃文化课学习，全身心地投入到专项运动训练中去。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在优秀运动员成长时期同样也逃不脱文化课学习与专项运动训练冲突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都具有较高的专项运动水平和丰富的运动经历。但是，从受教育（仅指全日制）的经历来讲，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不系统，文化素质和人文教育存在严重缺失。
文化素质教育不系统，文化素质和人文教育缺失的这种现状给后期转型为教练员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致命的障碍。从竞技运动的发展规律来看，教练员的执教理念深刻地影响本项目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篮球竞赛不仅是运动员的体能、技术、战术、智慧、心理、经验和意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较量，更是教练员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竞争，从各种级别的比赛中反映出国内教练员的篮球理念与篮球强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执教理念的发展，从而影响执教能力的提高？追根溯源，教练员有什么样的训练理念并不完全取决于具体的训练行为，而主要在于对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对运动训练的感悟水平以及是否具有执着的敬业精神。众所都知，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在篮球专项运动训练过程中不缺乏对运动训练的感悟和执着的敬业精神，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问题的关键恰恰就是受学训矛盾的影响，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文化教育不系统，掌握的文化知识数量和质量不高，文化素质和人文教育存在缺失。然而，文化知识却是理念形成的基础，对于竞技篮球教练员来说，文化知识不仅是训练理念的组成部分，更是促进训练理念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文化知识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训练理念的是否正确和先进的重要因素。如果教练员缺乏文化理论知识的支持，不仅很难形成正确的训练理念，而且还会缺乏对本专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现代运动竞赛中占据主动权。
2.2基本问题分析
2.2.1培养理念 理念是人们在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一种理性观念。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理念就是对我国应该培养什么样类型教练员人才的基本认识。岗位培训是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为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我国体育教练员的综合素质，国家体育总局从1989年起正式施行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并提出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正是基于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合理评估之后总结出的深刻认识。
事实上，“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培养群体之上。但是，通过对我国竞技篮球运动管理层的相关领导进行访谈，了解到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群体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就是“素质”较低，特别是“文化素质”低。因此，要真正实现“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首先要解决“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在我国，竞技体育就是看成绩，为国争光就是看金牌，看第一。竞技篮球教练员的“素质”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一个综合体，素质是基础，能力是表现。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能否进行“素质教育”的尝试。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整体上提高教练员的“综合素质”。当前，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更多的是接受“专才式的教育”，比如岗位培训、专题学习等。“专才教育”的特点就是过于强调“学以致用”，这在教练员的培养过程中表现尤其突出。它的缺陷表现在基础理论知识面不宽，文化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很显然，“通才教育”的特点正好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来培养个体各方面的能力，但是知识总量的增加与教练员学习时间较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很显然“通才教育”是很好的方式，但不是很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提出“素质教育”理念的原因。在素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体育和教育相结合，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培养坚持素质、知识、能力并重的价值取向。增加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体教结合”文武并重，全面发展；“通专结合”扬长避短，突出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素质”低下的局面。
由此可见，中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提倡“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必须提高教练员人才素质，厘清“素质――知识――能力”发展关系，即：素质是基础，知识是本源，能力是表现。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以“能力为本位”，就必须给教练员打下厚实的基础，丰富他们的知识，才有可能实现能力提高的目标。忽视教练员人才的素质教育，知识学习，一味追求“能力”提升，将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2.2.2培养路径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主要包括两条路径（如图4所示）：参加教练员岗位培训和进入教练员学院学习。
1987年中国开始实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制度，迄今为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体育教练员培养上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就集体项目来说，我国竞技篮球运动项目教练员人才的培养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中国篮球运动协会组织教练员岗位培训这条培养路径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管理体制。篮球运动协会是一种社会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组织的权益。在国家行政权力和民间组织利益产生矛盾冲突，又缺乏完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管理失效，培养路径不畅的困境。其次，培训主体。主要指每期接受岗位培训的教练员。部分教练员岗培意识淡薄，把岗培当走过程。由于职前、在职缺少系统学习，教练员本身事务繁杂，在短暂的岗培时间里，很难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再次，培训客体。主要指教练员岗位培训师资。长期以来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岗位培训师资结构合理、实力雄厚，云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教练员进行授课。但培训师资没有固定的人事编制，没有形成有效的师资梯队，师资人员不固定，整个师资属于“临时组合”，阵容豪华但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最后，培训载体。主要指教练员岗位培训的课程、大纲、教材、内容等。当前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岗位培训载体存在的问题表现在课程设置目标不明确，教学大纲不具体，课程内容不科学，教材陈旧。
我国第一所教练员学院于2010年6月16日在山东济南正式挂牌成立。为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教练员学院挂靠山东体育学院，为其二级学院，位于山东省体育训练中心内。教练员学院直属山东省体育局，山东体育学院承担主要教学任务。教练员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拟定并实施山东省体育教练员培训教学计划；组织省体育系统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负责省退役运动员转任教练员岗位培训及其他职业培训；承担国家体育总局和山东省体育系统其他人员的培训任务。同时也负责对基层教练员的培训，每期学员培训时间为半年。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于2010年12月21日正式揭牌成立。国家教练员学院挂靠北京体育大学，为国家教练员学院提供人才支持和人力保障。教练员学院是我国教练员在职培训的专门机构，特别是国家队教练员的知识更新、素质提高和国家级教练员的岗位培训的专门机构。教练员学院在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培训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启动学院建设，完善学院功能，周密设计国家队教练员的培训计划，加快培训课程建设和专家团队建设，注重培训质量，为各省、市教练员培训提供支持和帮助。教练员学院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培训视野，引进先进理念和人才资源，注重培训成果的总结、提炼、转化和推广，提高培训效益。各省市体育局和各项目中心、国家队要高度重视教练员培训工作，通过提高教练员素质来促进训练质量的提高。全国各高等体育院校要积极参与教练员培训工作，为教练员培训工作贡献力量。国家教练员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主要负责承办国家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组织开展教练员教育培训体系和科学管理研究等。
通过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两条路径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仅仅依靠社会民间组织对教练员人才进行培养还不能满足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需求。面对竞技篮球教练员培训工作不完善，教练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更新慢，培训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个性化水平不高的现状。教练员学院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可以说，教练员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教练员在职培训工作迈入正规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但是，通过“国家”和“地方”教练员学院两个案例不难看出，我国成立教练员学院进行教练员人才培养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教练员学院和教练员岗位培训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管理体制，培训对象的层次有所不同，但总体目标基本相近。同时，本研究认为作为两种培训机构，教练员学院和教练员岗位培训班两者之间的关系，体育相关管理部门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教练员学院具有明显的“皇家血统”身份，可能导致竞技篮球教练员为选择岗位培训路径带来困扰。
2.2.3培养效果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效果是指培养过程及结果对培养对象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总和。简单的说，就是指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过程效果以及培训结束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过程效果主要表现为教练员人才对待岗位培训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岗位培训机构对教练员培训完毕后的考核评价两个方面。笔者通过教练员岗位培训和跟队期间对不同层次的教练员进行访谈。其中，绝大部分篮球教练员非常希望参加教练员岗位培训，弥补在执教和训练方面的不足。同时，有25%左右的教练员认为参加岗位培训所得到的与自己期望的不一致。另外，有15%左右的教练员认为岗位培训所讲的内容理论性太强，理论与实践有点脱节。甚至，有5%左右的教练员对岗位培训所传授的训练理念有抵触，坚持自己的训练理念。通过对篮管中心、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受聘于教练员岗位培训讲师团队的专家和教授进行访谈。专家、教授们认为在岗位培训期间，绝对大部分篮球教练员认真严肃对待岗位培训工作。在培训期间，能够及时的完成布置的作业；积极参与相关讨论的话题，并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专家、教授们同时也反映有些教练员在培训期间不遵守纪律，晚上出去应酬，影响培训学习效果。从整体上讲，我国不同层次和级别的竞技篮球教练员希望通过岗位培训来提高执教能力和训练水平，态度表现积极认真。从这一点是来看，反映出的培养效果较好。笔者通过岗位培训团队的专家教授了解到，当前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岗位培训，一般都是通过交作业的形式来结束本次培训学习。教练员岗位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通过培训结业典礼直接发放岗位培训结业证书。从某种程度上讲，教练员凭一份作业结束一期岗位培训，是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出他们培训效果的，这种考核评价方式不够科学，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据一位资深的培训专家讲，教练员岗位培训师资团曾经尝试过采用考试的手段来检测学员们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情况，结果很多学员都不能达到所设置的考核标准，同时学员产生考试惧怕心理，影响下期教练员岗位培训正常开班。从竞技篮球教练员培养考核评价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考核手段不科学，不能充分反映教练员在培期间掌握知识能力的实际情况。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为教练员人才在实践带队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社会业内外的“口碑”两个方面。从我国竞技篮球运动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青少年篮球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的成绩还不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这一个层次上教练员的执教能力和训练水平。另外，我国有很多具有篮球天赋的运动员都来自于基层，这也反映出在基层还是有不少高水平的教练员。但是，从国家队以及职业篮球俱乐部的这个层面来讲，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执教能力和训练水平不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年在我国篮球教练员岗位上不断增加的外籍教练员数量，反映出我国本土教练员存在的现实差距。笔者针对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执教能力和训练水平设置问卷，按照“非常认同――认同――不认同”的量级，对篮球运动训练领域的专家、教授；篮球运动管理部门的行政人员、管理者；体坛周报记者还有资深球迷共20人进行调查，描述性统计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从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执教能力和训练水平的调查结果来看，65%的调查对象认同，只有35%的调查对象不认同，由此可见，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的“口碑”还不错，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教练员人才培养效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必须明确中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篮球协会两者“责――权――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教练员人事产权，确保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学训矛盾致使教练员丰富的运动实践经历与接受的文化教育不系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缺失之间的矛盾关系，严重制约了教练员后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提倡“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创新理念，首先必须提高教练员人才素质，厘清“素质――知识――能力”发展关系，即：素质是基础，知识是本源，能力是表现。目前仅仅依靠社会民间组织对教练员人才进行培养还不能满足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的需求。教练员学院具有明显的“皇家血统”身份，可能导致竞技篮球教练员为选择岗位培训路径带来困扰。我国竞技篮球教练员人才培养过程效果比较理想，但考核评价手段缺少科学合理性；从社会效果来看，与国外教练员相比，本土教练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体评价“口碑”较好。
3.2 建议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 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 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 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 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 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 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 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 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 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 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 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 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 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 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 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 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 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 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 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 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 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 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 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 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 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 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 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 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 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 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 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 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 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 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 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 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 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 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 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 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 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 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 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 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 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 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9(26).
[2]陶涛，国际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李小娟，金融全球化需要国际金融的协调与合作[J]经济问题，2004(9).
［关键词］善本图书；科技手段；新型替代品
［中图分类号］G258.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105-03
一、善本图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善本图书（大多指古籍善本）的管理、服务与利用状况令人担忧，尤其在一些地方性的图书馆更为严重。由于善本图书获之不易、保管困难，普遍受到各个收藏单位的高度重视，随之产生了“只藏不用”的畸形倾向。善本书库常年紧锁，一旦确认为善本则秘不示人。一般图书馆的所有善本图书概不外借，偶尔有些可以在馆内阅读，但不准带出或复制。有允许复制、拍照者，须交高额的底本磨损费和管理费。因此，善本图书的管理与利用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经常有善本图书的利用者与工作人员吵架、发生不愉快事情的情况，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善本图书管理员与利用者之间的正面冲突，其实是制度、管理方法与充分利用之间的冲突。其次，绝大多数善本图书管理员一直在知识的大门外充当看门人，没有真正融入学科领域，从而严重制约了善本图书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导致信息服务工作被动。因此，一般的图书馆只是被动、简单地保管善本，能够见到善本的只有图书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时间，善本都是蛛尘封锁。本地的利用者难越雷池一步，只能花很多时间、花巨大财力去外地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等）查阅。这是对国家资源与财富的极大浪费。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与症结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列举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善本图书管理员要尽可能地保管好善本资源，这是他们的职责；而用户想尽可能地利用善本资源，这是他们的需要，从而造成了善本图书保管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冲突。仔细分析，其矛盾冲突的交点就是善本图书资源，其实就是一个是否直接接触善本图书的问题。如果我们想方设法制作一些善本图书（底本）的替代品来流通或使用，这样收藏单位可以安全地保管善本图书（底本），用户也可以尽情地利用善本图书资源，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三、保管、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的解决
（一）善本图书的确认
从馆藏的图书中寻找、确认善本，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基础性的工作。
善本是与普本相对立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它既是本体性的概念，又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
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善本有它自身的属性与特点，以古籍为例，它的文字内容准确性高，纸张好，雕刻、印刷、装帧精美，并且现存数量很少（甚至是孤本）。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善本总目编委会给善本下的定义为：“精加校仇，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 [1]并且进一步讨论了善本的范围，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善本被淘汰，新的善本又在出现，善本与普本这一对立概念在相互转化。如新的“藏书洞”的发现，将会出现很多的善本，同时很多现在认为的善本将会变成普本，现在的普本又有可能变成以后的善本。
因此，善本图书的确认要在现有的馆藏基础上，既具有敏锐的目光和精确的鉴别能力，又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对善本的鉴别，其具体操作可以 “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全面考察。要把古书抄写印制的时代早晚，同它的学术资料价值和艺术代表水平综合起来加以考核。有时侧重某一面，取其一点，全面中有重点，看重点又不忘全面考察”。[2]历史文物性指古书印制、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或者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学术资料性是指经过精校细勘和精注精疏，或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有学派特点、有系统。艺术代表性主要指能反映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在装帧上能反映书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3]
（二）寻找善本图书的新型替代品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善本图书管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必须走出传统，寻找其替代品――多种载体形式、多种流通与利用渠道相结合的新型载体。“让保护文献的着眼点从维护文献载体转向仅对文献的内容加以保护，这不仅是保护方法的变革，也是保护思想的革新，是为利用而保护文献思想的体现。”[4]
1．影印出版
影印指出版发行善本的影印本，这种方法是最普遍采用的一种保护善本、发挥善本价值、弘扬文化的有效办法，并且在影印出版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到目前为止，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出版了大批的善本古籍。比如，近年来影印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等，使孤善原版古籍化身千百，广泛流传，人人可以就近读之。2001年11月，全国高校古委会主编的《日本皇宫存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由北京线装书局影印出版，这些善本为全国高校古委会历尽艰辛，系统引回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宋元汉籍孤本，价值很高。同时，影印出版这种方法能够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古籍原貌，并且经影印出版的善本数量可以人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研究和利用者的需要。因此，它在现在和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影印出版善本有缺陷：首先，是善本（底本）的获取。如果从外单位甚至国外引进获取底本，复制费用高昂，困难重重，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一般的图书馆无法完成。其次，影印技术本身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因此，影印出版成本较高，一般的收藏单位无力购买。再次，由于有的古籍善本年代久远，几经流传或保管不善，出现破损、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等，影印出来效果不佳或难以再现古籍原貌。鉴于这种情况，还需寻找其他出路。
2.数字化处理
数字化处理指用电子扫描仪将善本图书扫描进计算机，从而进行数字图像处理的一种现代技术。与影印出版相比较，数字化处理有其明显的优势：首先，它可以在扫描后进行技术化处理，能起到较好的修复效果，弥补善本（底本）的缺陷，最佳地再现古籍善本的原貌。如底本纸张泛黄，可以在扫描后采用背景色设置，从而去掉发黄的底色。如底本字迹模糊，可以调整数字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和图像设置，使图像清晰，达到恢复字迹的目的。其次，数字化处理成本低廉，只要有底本、计算机和扫描仪，就可以进行善本图书的复制。第三，可以为本馆的联机查寻或更大范围的联机（网络化）奠定基础。数字化处理后实行本馆联机，本馆读者可以在计算机上查寻，多个利用者同时使用，互不影响。同时，读者检索方便快捷，读者与馆藏的善本不直接接触，减少了善本的磨损或毁坏。这样既很好地保护了善本，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善本资源，也节省了读者的时间，一举几得。第四，古籍数字化不单是对典籍的复制和再现，而是将传统内容与现代工具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工具与内容的统一体。全文检索是古籍数字化要重视的技术，简单的全文匹配检索在几乎所有的文本编辑和对象数据库中都能实现。同时“要求古籍数字化必须深人文献内部的知识单元，通过古籍文本内容的深人揭示和关联重组，达到知识发现的目的。为此，对古籍的内容进行深度标引就非常有必要，在实际标引过程中不应放过任何含有学术信息的关键词，比如文献中的人名、官阶、地名、年号、典故、制度、族属、语词、范畴和其他专名等都应制成索引，力求做到从任何角度都能检索到读者所需要的信息”。［5］
李国新先生特别强调古籍数字化成果应具备研究支持功能。具体来说，是指“能够提供有关古籍内容本身科学、准确的统计与计量信息，提供与古籍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辅助工具。这些信息、资料或工具都是古籍内容的增值或补充。比如古籍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数据，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必要的背景知识、参考资料的汇聚，在线标点断句工具的配备，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界面的设置，字典词典、历史年表、历史地图等研究工具的加载，等等”。[6]近年来不少古籍数字化项目已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李国新先生所提到的这些方面。
但是，本馆的联机只是区域性、地方性、封闭性的，只能尽本馆馆藏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本地读者，如果该善本的数量很少，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馆藏，外地读者只能花很多时间和财力千里迢迢来查寻，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物尽其用。如果要突破这一局限，还需采用更大范围的联机（网络化），实现资源共享。
3．网络化与虚拟馆藏
网络化与虚拟馆藏指利用计算机系统和通信网络连接各地区、全国甚至全球信息资源的逻辑意义上的图书馆馆藏。即各个单位、各个图书馆将其善本图书资源录入或复制到计算机中，然后联机输入到通信网络中，各个联机的用户终端可以自由接收，同时善本拥有者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其资源补充输入到网络中。由传统的独立的个体操作向社会化操作转变，在馆藏和服务对象两方面，突破地域、国界的限制，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这样就突破了图书馆有形的围墙限制，从实体走向虚拟，从孤立走向网络，形成开放式的动态流通，实现虚拟馆藏与资源共享。
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启示。1995年，我国已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古籍数据库的倡议。现在宜加速研制步伐，在研制过程中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如“日本从60年代初就开始对本国现存古籍进行整理和编目，1963～1976年由岩波书店刊行了9卷本的《图书总目录》，其中古籍38万件。1980年开始研制古籍综合目录自动化系统，经过10年的努力，1990年建成的数据库正式运行，并刊行了《图书总目录续编――古籍综合目录》（共3卷）。这个目录所录古籍涉及日本63个图书馆和文库、83个其他收藏古籍的机构(如博物院等)，共收古籍4.3万件，采集古籍书目约9.1万件。该数据库以有效检索日本现存古籍为目的，在整理以往的古籍目录有关数据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古籍书志的特征，如版本、出版商、收藏者、形态等数据的记录，增加了一些新的著录项目，为检索者区别古籍和选择检索特征提供了方便”。[7]
用扫描仪和计算机为手段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复制的善本容量有限，大部头的类书、丛书无法复制。同样，利用虚拟馆藏时，对于数量较大的图书信息，读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查阅完，无法下载或拷贝、软盘存储。这就需要激光技术，实现大容量的光盘存储。
4． 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
光盘或移动硬盘存储指利用激光和媒体技术将信息存储到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上。制作者采用一次写入光盘（WORM）或可擦除式光盘（E―RW）存储信息，最后以只读式光盘（CD―ROM）的形式出版。单位或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收藏、利用。如果版权允许，可以复制，使用者可视情况将其复制存储到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这种光盘和可移动存储设备存储量大，适合于大部头的图书，如《四库全书》、各地或各国的“大百科全书”、丛书、类书、系列类图书（如“二十五史”等）。由于光盘存储量大，但它的存放空间很小，因此它最大的优点在于节省空间、便于收藏和保管。其次，和扫描复制品一样，光盘存储和可移动存储作为善本的替代品流通使用，可以减少底本的损坏，读者利用方便快捷。但光盘制作成本较高，一般的部门凭自己的人力、物力难以制作，当然其出版物售价也较高，因此，普通的读者没有实力收藏、利用。
由于以上几种善本复制方法各有利弊，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以兼通使用、相互弥补。另外，还要注意对古籍善本替代品的保护。缩微制品、数字产品、光盘或移动硬盘等可移动存储设备都有其使用和存储寿命，如果保存和使用不当，其存储寿命就会大大缩短。注意了以上问题，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善本图书管理与利用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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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家真.从传统中走出――论文献保护发展的方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22.
［5］李明杰.中文古籍数字化基本理论问题刍议[J].图书馆论坛，2005，(5).9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综述；结构；矛盾；规律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结构的研究
1.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的研究
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首先要弄清楚这个过程的构成要素，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目前主要的观点有：
（1）三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要求三个要素组成的。也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教育内容、受教育者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1］而于光远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是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三个要素。［2］三要素说的几种观点，其共同点是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要素，不同点在于对除此两要素之外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的认定。这些观点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形成初期的观点，已经涵盖当今流行的四要素说的部分内容。
（2）四要素说或三体一要素说四要素说认为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介体）、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环体）。［3］三体一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三个独立的实体和媒介要素（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活动）组成。［4］
这两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二者在形式上看有区别，但实质上二者都承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或社会）环境、媒介（或介体）这四者的运动和相互关系构成。只是对这四者的具体内容和地位认识稍有差异。三体一要素说是将四要素以“体”和“要素”来划分，更加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整个教育活动中的地位；事实上也承认所谓的“三体”也是要素，只不过是本源性要素，而“媒介要素”是非本源性要素。［5］
（3）多要素说（五要素及以上）主要有五要素说、六要素说、八要素说等。五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五大要素。［6］六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主体活动，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7］八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目的、内容、原则、方法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噪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反馈这八个基本要素。［8］
五要素和六要素说都把教育环境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之外，八要素说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也纳入其构成要素。多要素说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构成要素划分较为细致，有些甚至到了繁杂的地步。究其实质，是将四要素说中的教育介体或教育环境做了具体的划分，略显繁杂，缺乏概括和凝练。所以此几种观点未能为多数学者认同，影响不大。
（4）系统说：早期系统说（十大子系统）和分层系统说早期系统说从系统工程学的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划分为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内容系统、方法系统、环境系统、思想系统、原则系统、信息系统、决策系统、评价系统十个子系统。这十个子系统是思想教育母系统的十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9］分层系统说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分为多个层次，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价值、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内容、评估、方法等是第一层次的要素。而第一层次的要素内部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包含第二层次的要素，第二层次结构之下又有第三层次结构。［10］
系统说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系统性，也表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早期系统说较为复杂，分层系统说也只是提出研究的思路，而缺乏实际系统研究，故影响都不大。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构成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分歧与共识并存。四要素说（包括三体一要素说）凭借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囊括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一优点，逐渐占据了主流的位置，逐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11］但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其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地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其对思想政治教育起重要影响作用，但能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还待进一步的研究。有的学者就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就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体。至于教育环境，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不能将其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12］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表述较为模糊、内涵过于狭窄。四要素说认为教育介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双边活动的中介，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13］然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的双边活动绝不仅仅只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又如何体现为介体，作为介体其地位和作用差别在哪里，能否合并作为一体,这些都要讨论。“介体”一词是从生物化学上借用来的一个名词，如何表述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并科学界定其内涵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和基本环节的研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阶段的主要观点：三阶段论和八阶段论三阶段论包括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发展过程角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内化阶段、外化阶段、反馈调节和重新教育阶段。［14］八阶段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问题阶段、准备阶段、沟通阶段、启发阶段、转化阶段、提高阶段、解决阶段、评价阶段等构成，这一系列阶段有机地结合，便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过程。［15］
这两种阶段论，前一种更为学界所认可，但从内化、外化、反馈调节这些具体的词来看，更多的强调的是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形成和实践过程，如内化是受教育者的内化，外化是受教育者外化，虽然其中必然包含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但这应该是受教育者政治思想道德形成和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似乎不应以其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来划分。后一种观点过于繁琐，虽提出较早，但影响不大。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环节的主要观点：三环节论、四环节论和五环节论三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包括确定目标、促成转化和反馈控制三个基本环节。这三个基本环节前后相继、相互渗透，构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16］也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方案、实施、评估三个阶段。［17］还有的论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包括：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实施影响，促成转化；信息反馈，评估控制这三个环节。［18］
四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包括：确定教育目标和制定教育计划、选择教育机制、指导受教育者践行社会要求、总结检查。［19］
五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搜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调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结五个环节。［20］
这几种划分环节的观点主要从行政管理学理论中移植而来，总的来看，这些意见大同小异，没有原则分歧。区别在于后一种都比其前面的一种在具体环节的划分上更加详细，共同点是都从动态的和实践操作的层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问题在于反馈或控制阶段和“三环节”中的第三环节重复，也就是环节和阶段的划分有冲突。
（3）部分学者的观点部分学者倾向于不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划分为阶段和环节这两个方面来探讨，而是将这一总过程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子过程，把具体的阶段和环节纳入子过程中。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含三个相互联结和相互制约的过程，即教育者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转化过程，是三个过程的统一。［21］在教育者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中又分为五个环节（见上文）。又如，认为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实践活动过程；德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实践活动过程。这四个子过程的依次展开,构成了德育过程。［22］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和环节的划分问题比较混乱，主要的表现：一是环节与阶段概念区分不清。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时说：“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方案、实施、评估三个阶段”［23］。既然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如何又划分为三个阶段呢。二是阶段和环节的划分不一致问题。由此，争论主要围绕两个焦点：一是这一过程是否需要以环节和阶段的方式来划分。二是这一过程如果划分为阶段和环节，这就需要厘清阶段与环节的区别以及二者的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可以将阶段纳入环节来考察，而不要区分为阶段和环节，这样也可以避免二者在某些方面重复的问题。即，准备环节，主要包括目标、机制、方案等；实施环节，主要包括内化、外化等；评估环节，主要包括反馈、控制、调节、准备重新教育等。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
1.划分为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的研究
（1）对基本矛盾的研究主要有这些观点：第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四因素的相互矛盾关系的集中表现。［24］第二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与教育工作对象现有水平的矛盾。［25］第三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实施的社会对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现状之间的矛盾。［26］第四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主要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求同受教育者具有的政治思想水平之间的不一致，这一矛盾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发展的基本力量。［27］
这四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思想政治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现状的矛盾；区别在于，这个思想政治要求是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还是教育者掌握（或转化、实施）的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即社会的要求与教育者掌握的社会要求的区别。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的原因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否有区别的不同理解导致的。有学者认为应该将这二者加以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的社会发展要求同人的实际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28］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应该是经教育者转化和掌握的社会思想品德要求，而不是社会直接的思想道德要求，即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29］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体现第一种观点认为，基本矛盾的展开体现为：教育要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本人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着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30］第二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从认知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的差距上;从情感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具体的优势需要的差距上。［31］
有很多学者将第一种观点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后的具体矛盾，实际上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是具体矛盾，仅将上述矛盾看作是基本矛盾的体现。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应当是教育目的、任务、途径、方式方法与教育效果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内部矛盾。［32］第二种观点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体现，关注了受教育者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视点。
（3）对具体矛盾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是基本矛盾的表现，主要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受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受教育者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教育介体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33］第二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是指教育目的、任务、途径、方式方法与教育效果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内部矛盾。［34］第三种观点，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划分具体矛盾：准备阶段的具体矛盾、实施阶段的具体矛盾、总结评估阶段的具体矛盾。［35］
这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是把“四要素说”中四要素之间由于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六对关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第二种观点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操作步骤层面讨论具体矛盾；第三种是从过程的阶段论述不同阶段具体矛盾。
2.系统论的分层研究
之所以将这种观点单独列出，是因为其既不同于以往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划分为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的做法，又在系统分层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故而单列。
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矛盾依据其存在与作用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外部环境的矛盾；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部的矛盾，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过程中内部各子系统（主要是教育子系统和接受子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自身（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矛盾。［36］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子系统与接受子系统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子系统包含了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几个要素，接受子系统则主要是指接受主体自身。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可具体表述为:1）接受系统的状况对教育系统具有决定作用。2）作为接受主体，一方面，社会化的需求使之要努力去适应、接受教育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主体性又在不断地对来自教育系统的影响进行选择、过滤。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部的其他矛盾都会受教育系统与接受系统矛盾运动状况的影响而调整与改变。［37］
系统分层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归结为施教与受教过程中教育子系统与接受子系统的矛盾，并作为其它一切矛盾的根源。较之传统的观点在概括性和系统性上，都有很大进步。但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表述并不明确，是依次递进的还是相互平等的；其次，对教育子系统和接受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证不够充分和完整，缺乏细节论证，意思的表达不够明确；第三，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的影响和制约机制也有待作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学者们都认同存在基本矛盾，而且这个基本矛盾与三者有关——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要求、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现状（或水平）。虽然有的学者在基本矛盾中未明确提及教育者，但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要求传达给受教育者的过程中教育者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矛盾的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是具体矛盾内容上的区别；二是具体矛盾与基本矛盾的体现（或展开）有无不同。系统分层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把具体矛盾纳入三个层次的矛盾系统中来研究，这样也许可以避免矛盾丛生的局面。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
1.基本规律独一说
基本规律独一说，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其下又包括若干个具体规律。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适应超越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而在具体规律上有差异。一些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包括：双向互动律、内化外化律、协调控制律。［38］另一些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具体分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积极施加教育影响的规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认知、互动的规律；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环境作用相协调的规律。［49］第二种观点从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所要解决的具体矛盾来着手，认为内化与外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40］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为: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一定要适合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或状况）的规律。［41］有学者从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心理规律入手，认为其基本心理规律可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导的施教系统必须适合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的规律。［42］两种说法角度不同，但有类似之处，就是强调重视受教育者的状况，但都忽略了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要求这个重要的方面。
2.基本规律多元说
基本规律多元说，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或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规律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
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包括：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过程充足规律；人格行为规律；自我同一规律等五个基本规律。［43］第二种观点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可作表述为：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这三大规律。［44］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有全局意义的规律主要有三条，即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的规律；协调自觉影响与控制自发影响辩证统一的规律；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的规律。［45］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和个性化相统一、互教性和自教性相统一，要求和需要相统一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大规律。［46］
3.新规律说
有的学者认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有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第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规律；第二，社会化规律；第三，主体间多向互动规律。［47］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与时俱进，遵循自身特殊的规律，即动态平衡规律、和而不同规律、开源引流规律、整合超越规律等。［48］
4.阶段规律体系说
阶段规律体系说，即认为既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内化、外化和反馈检验三个阶段，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自然就包含内化规律、外化规律和反馈检验规律三条规律。这三条规律又都各自拥有自身的子规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构成了一个规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内化规律，主要有内在需要驱动律、主体素质支配律、教育方法影响律；第二，外化规律，主要有主观精神参与律、外在环境制约律、内化外化反复律；第三，反馈检验规律，主要有交互整合律、协调控制并存律。［49］
综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研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分歧很大。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对规律的认识问题。规律是客观的，人类只能认识和利用它，而不能创造和消灭。我们现在已有的各种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观点，并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本身，而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属于认识范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差异的产生也就是可能和必然的了。其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认识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认识的不一致。人类认识和发现一事物的规律，总是基于对这一事物内部矛盾的认识，对矛盾的认识不同，对规律的认识自然也不一致。
从已有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来看，虽然分歧较大，各说其事，但大多数学者在具体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时候都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上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多数也还都是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适应、超越、协同、协调、双向、互动、统一等等，这些词汇无疑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和表述。也正是因为对这些关系的认识的不同，才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众说纷纭的局面。但是，以上的这些观点是否就是或者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明确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关系是研究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否有区别，有哪些区别。在讨论如上文所述的构成要素、发展环节阶段、矛盾、规律等问题上，我们发现多数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没有进行认真的区别，这是造成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阶段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环节和阶段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的异同。这些问题的澄清都有赖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关系的界定。此外，对这两者的界定也利于厘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的范围。
2.要用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其构成要素、发展环节或阶段、矛盾、规律都是密切联系的。各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前后呼应、互相印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作用过程可以划分为一定的环节或阶段；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致的情况，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要素之间的相对（或相反）的、不一致的作用关系，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环节或阶段、矛盾、规律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相互照应的，成体系的。例如，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与其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要能相互印证。因为我们要在首先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识其规律。事物的内部矛盾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认识事物的矛盾，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获得对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规律应该反映矛盾，矛盾应该是规律的。如果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研究成果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成果脱节或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无疑这个研究是失败的。
3.要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身是实践的，是一项实践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应该基于思想政治育的实践，任何脱离这一实践的纯书斋式的学术探讨都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能够指导实践，所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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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性德育模式；建构原则；策略
德育要正确对待人的需求，防止对人的异化。当前学生主体在人际交往、价值观念、职业抱负等方面受到社会阶层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其身份角色呈现多重性与复杂性，其个体道德需求与社会道德需求存在明显错位现象，同时他们又面临文化和价值多元的环境，导致道德价值判断不明确，选择受困惑，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道德人格不健全，在知、情、意、行方面存在较突出的转化障碍和脱节现象，其道德自我建构和道德社会化的发展呈现不同趋势，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发展日益不平衡。道德主体表现出的这些新的特征和现象应当得到关注和重视，研究主体性德育、构建主体性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主体性德育及模式
主体性德育就是指以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为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的德育。要求教育者通过组织适合学生品德成长的价值环境，激励学生自觉积极参与教育过程，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促进学生德性的发展，通过学生的自主建构和提升将德育要求转化为自己的素质，以促进学生的素质全面和谐发展。
主体性德育模式是在主体性德育理论思想指导下，基于丰富的德育实践并结合主体性德育过程的全部特征，为完成特定的主体性德育目标和德育任务以及为满足主体德行的发展需求所形成的稳定而简明的德育结构理论框架，以及具体可操作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程序和方式。主体性德育模式是介之于主体性德育理论和主体性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它是对在主体性德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较为系统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德育经验，加以抽象化、结构化，使之形成特殊的理论形态，又是在主体性德育思想支配下，对德育实践作出的简要的、易于操作的程序表述和方法策略。主体性德育模式的结构要素包括：模式的主题与理念，模式解决的矛盾与目标设定，模式的条件与资源利用，模式的操作程序与策略，模式的评价体系。
二、主体性德育模式的建构原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学校德育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德育观，才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一种科学的教育哲学观，是教育工作者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在德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要求德育应当使人得到尽可能的、完善的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就是指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德育的价值主要是“人”的培养而不是“人力”的训练，德育的首要任务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并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
(二)和谐性民主性原则
和谐与民主体现了时展的主流趋势，体现了新的德育价值观，是主体性德育之主体德性生成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要素，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道德教育有表象或形态上的‘转化’问题，但本质上却是内发和生长或建构的过程。”这是生长着的主体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教育者应当创造和谐民主的有利于受教育者德性生长的价值引导环境。苏霍姆林斯基曾强调，教育的艺术源泉就在于教育意图寓于友好而自然的关系之中。
(三)生活实践性原则
生活实践是德育的“基本事实”，是和道德―体的，脱离了生活实践，道德也就成了僵死的条文和抽象的原则。不与生活实践相联系，不在生活实践中体验道德价值和生成道德观念，德育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通过练习学会行为规范。如果我们学会做该做的事情的话，那是通过做来学会做的。”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其根本在于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主体性德育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本德育精神的体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德育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是主体性德育的新理念、新要素和新任务。
(五)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结合原则
传统德育之所以不能将“个人”与“社会”达到统一的相互对立，就是因为在方法论上将二者作为固定的、僵化的范畴。主体性德育中的“人”和“社会”不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人和社会。主体性德育应当认真研究和直面鲜活的“人”和现实的“社会”，以实践的、活动的、辩证的方式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主体性德育既应坚持自己的价值追求，更应回归到现实活生生的德育生活中来，培养把自己的生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优秀公民，而不是只顾个人利益、无视社会义务、只知向社会索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使之在承认个人利益和需求的合理性的同时，将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起来。
三、主体性德育模式的建构策略
(一)理念更新
主体性德育在德育过程中弘扬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激发人的自我超越精神，尊重人权，创建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环境，重构新的德育目标，即将人的德性发展，尤其是将道德人格的完善作为德育目标。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是德育本质的发展和深化，体现了人由手段逐步成为目的的发展规律。主体性德育模式把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题和理念，把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发挥学生主体性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把发挥德育教师团队的主导作用作为保障实施的关键。
(二)目标调整
德育提出的目标与受教育者品德素质现状之间的矛盾规定着德育过程的本质，并对德育全过程运动发展起支配作用。是德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在基本矛盾中，一般来说，教育者提出的德育目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受教育者的品德素质现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德育，就应该根据德育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适度调整德育目标，使目标的设定满足个体德性发展的需要，并在“最近发展区”的目标基础上实现德育主体的自我超越。在目标调整过程中要注意总体目标与层次目标的有机结合，要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不同需求和个体差异进行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的层次划分。
(三)资源整合
首先要增强德育教师的人格魅力。有调查显示，在“德育教师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的问题中，学生认为“帮助一般，没什么特别记忆”的竟占了58.1％，认为“根本无帮助”的占了17.7％；其次要进行德育环境的资源整合。德育资源的利用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将德育教育中有价值的观点、规范与学生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再次要加强课堂教学与生活实践教学相结合，变“三个中心”为“三个为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主渠道”。最后要开发和利用网络德育资源。2009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学生网民比例最高，占到网民总数的33.2％。学校德育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削弱其不利的一面，借助网络资源与手段改进德育工作。比如认真研究网络德育中的有益现象，把握其隐含的德育价值与机制，促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程序优化
要取得好的实践效果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德育活动必须遵循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发展规律；二是德育教师团队要发挥超前的主导作用，即教师要有预见性，要形成教师团队的合力。教师或教师团队要按照“理念设计培训引导践行”的程序路径来发挥主导作用，学生要遵循“践行真知真情意习德人格提升”的程序路径来发挥主体性。这一路径符合主体性德育思想和德行生成机制原理，即先要个体践履对个人、对他人和社会来讲是合理合宜的规范，随后经过个体自己的仿效或内省，经过教师的引导、家长的点拨或参照合理道德标准的行为等途径，个体逐渐认识到这些行为背后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个体从内心产生实践这些行为的情感与意志，再通过移情作用和意志信仰形成主动的行为，最后经过反复践行这种行为使德行成为习惯并内化进自己的道德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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