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5:10:2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增长的利弊，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金砖国家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弹性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让世界惊叹。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平均增长近10%的历史奇迹；印度经济近几年也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俄罗斯被称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巴西今年也摆脱了经济停滞逐步走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在全球经济出现近2%负增长的情况下，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仍然实现了9.1%和7.7%的高速增长。金砖国家原指“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也加入进来，成为“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在许多国家地区问题看法接近，近几年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因而研究金砖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作出比较便很有意义。鉴于数据的难获得性，从世界银行相关网站得到的样本数据只到2009年，此时，南非还未加入，所以本文只分析前四个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最先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从50年代开始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文章是人力资本的奠基之作。与舒尔茨同一时期，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其代表作有《生育率的经济分析》等。另外，美国经济学家名塞尔从收入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1962年，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丹尼森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用计量的方法探索了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为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罗默和卢卡斯，他们采用数学的方法，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学者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及大量的经验研究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的人力资本研究起步比较晚，9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才传入我国。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例如陈彬（1996）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作了回顾。有的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解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刘小宁（2006）从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力资本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有些学者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储中志（2005）认为，中国的初级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中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较为显著，高等教育层次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十分显著。
三、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将金砖国家分为两组：俄罗斯和中国；巴西和印度。原因在于两组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不一样。前者人力资本水平采用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后者因为数据的缺乏，人力资本水平用毛入学率来代替，从而估算哪个层次的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更重要的影响。前者采用的经济模型为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基于王金营对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改进，即Yt=A（t）K■■H■■h■■。后者采用的是有效劳动模型，即Y■=A■K■■（L■H■）■，其中的人力资本H用小学/中学/高学毛入学率来代替。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网站的开放数据库的相关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整理所得。由于中国的数据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上不全，所以中国的部分数据是根据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四、人力资本对“金砖五国”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因为数据来源不一样，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将金砖四国分为两个小组，即俄罗斯和中国一组，巴西和印度一组，并分别比较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俄罗斯和中国）
将Yt=A（t）K■■H■■h■■对数化，有InYt=InAt+αInKt+（1-α）InHt+βInht+μt
进一步，有回归方程（InYt-InHt）=InAt+α（InKt-InHt）+βInht
1.据俄罗斯的数据，利用SPSS18得到如下结果：
系数（俄罗斯）
由此可得，InY-InH=-0.38+0.739（InK-InH）+1.55Inhh
T值： （0.281） （22.029） （5.651）
R2=0.988 F=282.636
从拟合的结果来看，拟合度超过了98%，各参数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说明所选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能正确地反应俄罗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过整理，可得Yt=A（t）K0.925H0.075h0.237，其中A（t）是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拉动，其产出弹性为0.925，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只有0.025，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为0.237。
2.根据中国的数据，利用SPSS18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系数（中国）
由此可得，InY-InH=0.529+0.875 （InK-InH）+0.135Inhh
T值： （4.834） （7.21） （4.218）
R2=0.99，F=363.605
从拟合的结果来看，拟合度超过了99%，各参数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p=0.000），说明所选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能正确地反应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过整理，Yt=A（t）K0.944H0.056h0.047，其中A（t）是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主要是靠物质资本的拉动，物质资本的额弹性达到0.944，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小，其弹性只有0.056，和俄罗斯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差不多，都很小。但是俄罗斯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相对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虽然两国都是物质资本对经济在起主要的拉动作用，但是俄罗斯的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要更显著一些，我国的人力资本发挥的效用并不如想象中大。
（二）有效劳动模型（巴西和印度）
Yt=AtK■■（LtHt）β
Ht为t年三个层次学校在校率。三个层次的学生在校率分别为：小学学生毛入学率；中学学生毛入学率；大专及以上学校毛入学率。
两边取对数得，（InY-InH）=InA+α（InK-InH）+βInL，其中H=XX或ZX或GX。
我们利用上述方程，对三个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作出估计，可以得到如下三个方程：
Y=A（t）K0.835XX0.165L0.222
Y=A（t）K0.891ZX0.109L0.183
Y=A（t）K0.998GX0.002L0.041
从结果可以看到，物质资本对巴西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物质资本增加1%，经济会增长0.8%以上；劳动同样对巴西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来看，小学教育的作用是最显著的，中学教育次之，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方程中小学教育的弹性为0.165，其余方程的教育的弹性都很小。
利用相关数据与上述方程，对印度三个教育层次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Y=A（t）K0.838XX0.162L0.164
Y=A（t）K0.81ZX0.19L0.193
Y=A（t）K1.162GX-0.162L-0.42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物质资本对印度经济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作用。物质资本增加1%，经济将会增长8%以上。通过三个方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学教育的相对于其他教育来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最显著的，这个结果和王金营（2000）《中国和印度人力资本在紧接着增长中作用的比较》一文的结果相同。中等教育层次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巴西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则是小学教育。两国相似之处在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货币供应量的定义。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
2.货币供应量的分类。
我国从1994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其中，M1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量，流动性较强；M2是广义货币量，M2与M1的差额是准货币，流动性较弱；M3是考虑到金融创新的现状而设立的，暂未测算。
3.货币供应量的意义。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无法直接作用于最终目标，此间需要有一些中间环节来完成政策传导的任务。因此，中央银行在其工具和最终目标之间，了金融变量，叫做中间目标，作为中介目标的一项重要的金融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宜以货币供应量或其变动率为主要中介标。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直接影响经济活动。(2)货币供应量及其增减变动能够为中央银行所直接控制。(3)与货币政策联系最为直接。货币供应量增加，表示货币政策松弛，反之则表示货币政策紧缩。(4)货币供应量作为指标不易将政策性效果与非政策性效果相混淆，因而具有准确性的优点。
但以货币供应量为指标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改变，但还要受其它种种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如现金漏损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非中央银行所能完全控制。二是货币供应量传导的时滞问题。中央银行通过变动准备金以期达到一定的货币量变动率，但此间却存在着较长的时滞。三是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对此有些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从衡量的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仍不失为一个性能较为良好的指标。
第二节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用公式表示为：GDP：CA＋I＋CB＋x，式中：CA为消费、I为私人投资、CB为政府支出、x为净出口额。
2.GDP是经济发展的观察指标。
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的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较高的速度，目前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指一国运用其拥有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或者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另一种是指一国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提高。
可以这样说，GDP增长快并不能片面的代表经济增长快(例如很多重复建设，还有大量消耗资源等等)，但GDP不增长经济肯定上不去。如果GDP增长不看重数字，而是强调实质性的增长的话，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是一样的。现阶段GDP还是经济增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3.货币供应量和GDP的理论关系。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促进的观点。促进论认为，货币供应量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下降，由此导致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相应的增加；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一致的关系。一致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风险压力将会增加，由此可能导致居民，企业等的行为紊乱。是社会的有效需求发生变化，加剧投资行为，最终将抑制一国经济的增长；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货币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价值的符号。
一般地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增加。从短期看，多投放货币，通过价格的变动调整能够刺激国民经济的产出，就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由于长期经济的增长是有社会制度，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增加货币供应量会被物价上涨所吸收。我国经济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投放较多的货币供应，以保持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过多，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负效应。从长期来看，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随着现代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货币不只是经济增长的一层面纱，而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显得尤为明显。
第三节 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
1.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定义。
居民消费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教育和通讯、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一组固定商品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价值)／(一组固定商品按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100％。
我国从1984年开始编制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经过数次的改革，在CPI的计算公式、调查方法、权数的获取等方面已较为成熟。我国CPI构成和各部分比重，最新以调整为：
(1)食品 31.29％
(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4.25％
(3)居住 17.82％
(4)交通通讯 9.25％
(5)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9.04％
(6)衣着 8.51％
(7)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5.84％
(8)烟酒及用品 13.89％
2.CPI是反映物价的重要标准。
一定经济范围内所有商品的总体物价水平，通常通过一系列的综合价格指数来反映。使用较多的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生产价格指数)。目前，国际通用的衡量物价水平的价格指数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从消费者角度观察价格的变动，能够真实地反映价格变化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还将劳务包括在里面，能全面反映居民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我国也将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当作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要指标。
3.货币供应量和CPI的理论关系。
经济增长与失业是宏观经济永恒的主题，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两者通常是分开进行研究的。失业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在长期，失业率由自然失业率来确定，而经济增长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作为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奥肯定律，实际上只是对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统计结果数量关系的描述，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只关注长期增长的动力，并不研究增长对失业的影响，其模型假定经济是充分就业的。
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会对失业状况的变动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早就为熊彼特（1934;中文版:1990）所关注。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创新的竞争不断地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的均衡结构的过程，即“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而这种“创造性破坏”会导致技术性的失业。[1］(144-150)1980年代以来，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内生化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新思潮，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简称A-H）的理论为代表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Aghion和Howitt（1992）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随机因素的，由垂直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2］(323-351)也被称为新古典熊彼特主义的增长理论（Mulder, et al.2001）。[3］(151-171)在此后的十几年中，A-H以及一些学者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A-H（1994）在1992年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技术进步背景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4］(477-494)其他一些学者则对A-H的这一研究扩展至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的增长与失业，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等方面。本文将在 “创造性破坏”的基本模型基础上介绍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与失业理论的这一重要进展。
一、体现“创造性破坏”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2］［5]假设社会中存在三种可交换的物品：劳动力L、消费品y和中间品x。劳动力可用于两种用途：中间品的制造和研发，在研发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为n。消费品的生产投入只有中间品，其生产函数为：y=AF(x)，其中A为生产力参数。中间品由劳动力一对一的生产，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间品制造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研发部门主要从事中间品的研发，创新的到达是一个泊松过程。创新的泊松抵达率是：λn，即在研发部门投入的劳动力越多，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为固定参数。模型中假设新技术会完全取代旧技术，拥有新技术的中间品制造者成为中间品市场的垄断者，并且专利法对技术进行永久性的保护，所以直到有更先进的技术出现，这种垄断地位才会消失，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t表示创新发生的次序，中间品创新的结果是推动生产力，具体地，是增大消费品生产函数中的生产力参数A，At+1=γAt，γ为创新对生产力提高的规模。
模型主要是通过研发者、中间品垄断者以及劳动者的最优化来确定劳动力在研发和中间品的制造这两个领域的配置，进而得出在这种均衡配置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劳动力通过比较中间品制造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决定自己在哪一个部门工作；中间品创新成功后，中间品的垄断者的优化决策决定x的产量。研发者通过研发活动的优化确定研发的投入。研发的期望利润为：λntVt+1-wtnt，其中wt为研发部门劳动力工资，Vt+1为第t+1次创新的价值。因此，研发部门最优化的条件是：
这个方程表示某一次创新的价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垄断利润流的净现值。nt+1为第t+1次创新之后的研发投入。方程体现了“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即第t+2次创新成功后，第t+1次创新所获得的技术将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创新的未来的利润流要减去将来可能的由下一次创新造成的损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创新的价值就越小。进一步：
[AKx-D](ωt)为经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联立（4）和（5）两个等式，可以得出均衡时的n和ω，并且这个均衡([AKn^],[AKω^])是唯一的。得到均衡值[AK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长路径。因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对数化后的平均增长率为：g=λ[AKn^]lnγ，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发投入n是增长的唯一的内生的动力。由于工资、利润和最终产出都是以γ的规模增长，所以这也是一个稳态均衡。
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
Pissarides（1990）在均衡失业理论框架下，借助搜寻匹配理论比较早地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6]他认为更高的生产力的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回报，这会引致就业的增长，最终降低自然失业率，这个过程被A-H（1994）称为资本化效应，但Pissarides（1990）并没有把失业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在其模型中，经济增长是外生的。
A-H（1994）在“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框架内，以Pissarides（1990）的搜寻匹配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使用旧技术的部门和企业，导致劳动者的失业，这被称作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当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时，技术进步使得创建一个生产单位的报酬也增加，投资者被鼓励依据新技术去创建新的生产单位，赚取新的技术可能带来的利润，与此同时会吸收新的劳动力，这被称为资本化效应。
对于“创造性破坏”效应，假设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为m(1,v)，其中1表示参与匹配的总劳动力，v表示空缺的总岗位数。m为v的增函数。在稳定状态，总的空缺岗位数保持不变，均衡的失业率由下式决定：
其中u为失业率，S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p(v)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等于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即p(v)=[SX(]m(1,v)[]1[SX)]=m(1,v)。上面公式的左边表示工人失业的流量，用生产单位老化的频率（[SX(]1[]S[SX)]）乘以当前仍在生产的生产单位数目(1-u)；右边表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
（1）式可变形为：
当由技术推动的增长速度加快时，生产单位的生命期S会缩短，对工作岗位的破坏速度也会加快，使均衡的失业率上升。这是“创造性破坏”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生产单位生命期缩短时，生产单位的投资的回报期也相应缩短，这阻碍了新生产单位的建立，空缺的岗位降低，失业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减少，这又使得失业率上升，这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间接效应。
对于资本化效应，在模型中，研发的自由进入条件为：
其中，d为经过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研发沉没成本，λV为研发的瞬时预期收入，λ为创新的泊松抵达率，r-g为资本化该项预期收入的净贴现率。当增长率提高时，净贴现率下降，意味着创新的净现值上升，这会刺激研究机构的进入，而当更多的研究机构进入时，就有更多的未来生产单位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即v会上升，从而降低了失业率。这就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资本化效应。[7］(733-753)在模型中，当p′(v)很大时，g接近于r，资本化效应起主导作用，当p′(v)足够小时，“创造性破坏”效应占主导地位。
A-H（1994）的模型中只有技术的全面的更替，没有逐步的技术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则引入了技术的逐步更新进一步讨论了Pissarides（1990）、A-H（1994）所提出的资本化效应。[7］(733-753)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摧毁旧的工作岗位来采取新技术；另一种是企业保存旧有的工作岗位，使用原有的劳动力，更新原有技术。采用更新技术的方法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购买体现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以及培训原有工人操作新技术的费用。在模型中，这种技术更新成本比较低时，企业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岗位，使用原有工人逐步通过内部革新来更新其技术，结果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降低了失业率；而当这种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时，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岗位被破坏掉，这样，经济增长会提高失业率。
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形下增长与失业的关系
Boone（2000）、Lingens（2003）以及Meckl（2004）在“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会讨价还价、效率工资等因素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选择不同的创新方式时企业的决策对失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8］(581-600)他将创新区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产品创新是指产品质量的提高；过程创新是指缩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的创新，即新技术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更省人工。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即存在工会、效率工资等因素的影响下，工资偏高，此时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决策是更多地采取过程创新，削减劳动力成本，而较少地采取产品创新。这种加重失业的创新方式会导致长期的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的经济增长率。
Lingens（2003）的模型引入了工会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讨论了失业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9］(91-104)这成为其显著的特点。在他的模型中，劳动力分为高熟练工和低熟练工，中间品制造部门既使用高熟练工也使用低熟练工，研发部门仅使用高熟练工。工会只针对低熟练工的工资进行谈判，在工会讨价还价的影响下，低熟练工的工资会上升，这一方面会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现值，降低企业家研发的意愿，也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低熟练工的工资上升会使低熟练工失业增加，又因为低熟练工与高熟练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这样制造业部门低熟练工数量的下降会降低高熟练工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制造业部门的高熟练工的工资会下降，促使高熟练工从制造业部门流向研发部门，从而提高创新的泊松抵达率，经济增长率也会相应提高。这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主导取决于中间品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如替代弹性小于1，则后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工会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替代弹性大于1，则前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
Meckl（2004）在A- H（1998）[5]的框架中，引入了效率工资，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相互消长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相关，高工资部门即研发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份额越高，则失业越严重，同时经济增长率也越高。[10］(65-82)
四、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影响
Mortensen（2005）进一步把搜寻匹配理论与A- H（1994）的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容纳经济增长与失业相互联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试图分析政府的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影响。[11］(236-258)在经典的“创造性破坏”的增长理论中，自由进入条件即均衡条件是[SX(]w[]h[SX)]=V=[SX(]π(w)[]r+δ[SX)]，其中w为工资，h为技术生产力的参数，[SX(]1[]h[SX)]为研发活动所花费的时间，r为利率，δ为创造性破坏率即创新的泊松抵达率。在Mortensen的模型中，劳动力市场是存在摩擦的。创新成功的企业进行中间品的生产要花费时间寻找劳动力，这样创新的资产价格方程变为：rV=η([SX(]π[]r+δ[SX)]-V)，η为厂商找到劳动力的速率，寻找工人所花费的时间服从期望为[SX(]1[]η[SX)]的指数分布。工人在寻找工作时资产价格方程为：rU=b+λ(W-U)，U为工人进入失业状态并搜寻新工作的收益，b为工人就业的机会成本，W为工人在生产部门就业的收益，λ为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率，W由下列方程决定：rW=w+δ(U-W)。这样前面的自由进入条件就变为：
因此由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情况下的自由进入条件和均衡失业条件可以得到稳态增长路径上创造性破坏率δ与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θ之间的对应关系。在δ与θ的空间中可以画出自由进入条件和稳态的匹配条件（见下图）。[CR9T5]
EE线为自由进入条件曲线，0M为稳态匹配条件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是稳态增长路径上δ与θ的取值，δ为创造性破坏率，代表经济增长状况，θ为市场紧张程度，代表失业状况。这样就可以通过研究就业政策如何影响两条曲线的变动，来考察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影响。
政府可使用两种就业政策：工资税（payroll tax）和失业保护政策。就业政策是工人就业的机会成本，也构成了厂商建立新工厂的成本。在加入工资税τ时，企业主雇用一个工人需要支付w(t+τ)。工资税会降低厂商的利润也会降低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工资税的存在会导致EE曲线向左下方移动，0M线向上平移，所以工资税上升提高了厂商的成本，这会导致市场紧张程度上升，也就是失业率上升，而对创造性破坏率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就业保护政策是指企业在倒闭时要为工人支付一笔费用。就业保护政策的存在会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现值，即创新的现值变为：V=(π-δT)/(r+δ)，这意味着技术垄断企业在下一次创新到来时的损失会增大，所以EE曲线向右上方平移，0M曲线不动，这样导致δ与θ同时增大，也就是说就业保护政策一方面由于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会导致失业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厂商的创新的积极性使得增长率下降，或者说就业保护政策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与失业呈现负相关关系。
五、简短的结语
Aghion和Howitt形式化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失业的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以后的文献主要循着两个思路对A-H模型进行了扩展。一个思路是更加细致地讨论了创新的模式，如创新可以区分为技术完全替代的创新和逐步的更新，也可区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而不同的创新模式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也不同。另一个思路是引入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和就业政策等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如效率工资和工会针对工资谈判一方面会影响厂商对前述的创新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劳动力在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配置，这两个方面又都会影响增长与失业。就业政策主要通过加大厂商的成本来影响经济增长和失业状况。这一系列的工作在宏观经济两大主题，即经济增长与失业间架起了桥梁，为研究两者关系奠定了微观基础，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失业关系的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1］[ZK(]约瑟夫.熊彼特(1942).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ZK)]
［2］[ZK(]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J］. Econometrica , 1992, Vol.60.[ZK)]
［3］[ZK(]Mulder，P. , Henri L.F. De Groot, Marjan W. Hofkes,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comparison of insights from a neo-classical and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1, Vol.68.[ZK)]
［4］[ZK(]Aghion P, Howitt P,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4, Vol.61, No.3.[ZK)]
［5］Aghion P, Howitt P,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8.
［6］Pissarides,C. A.,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M］. Oxford: Blackwell, 1990.
［7］[ZK(]Mortensen, D.T. ，Pissarides C. 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998, Vol.1, No.4.[ZK)]
［8］[ZK(]Boone,J.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ownsizing and Unemployment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1,Vol. 110, No. 465.[ZK)]
［9］[ZK(]Lingens, J. The impact of an unionised labour market in a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J］.Labour Economics, 2003,(10).[ZK)]
［10］[ZK(]Meckl, J.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wage differentials, and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 2004, (26).[ZK)]
［11］[ZK(]Mortensen，D.T.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Policy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 AprilMay 3(23).[ZK)]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Schumpeterian Economic Theory
Liu Zhiming1 Guo Huiwu2Abstract: Aghion and Howitt combined Schumpeterian mode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Search-match theory of labor marke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economic growth has unemployment-enhancing effe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unemployment-mitigating effect of capitalization. Some scholars discussed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incomplete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policy's effect on them. The framework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relations between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Key words: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关键词：农村物流；顺丰速运；物流体系
2009年4月国务院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物流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第八条指出优先发展农产品物流业；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其中包括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便捷高效、绿色环保、安全有序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可见国家政策将向物流体系的构建倾斜。通过对顺丰速运农村服务体系的研究，为物流企业发展农村市场给予指导，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顺丰速运农村模式
顺丰速运初期采用加盟模式，但难以管理且服务质量差，收派件效率低。收回权后，顺丰统一管理，政策统一，服务质量和收派件效率均得到大幅提升，迅速成为业界知名快递企业。目前顺丰开放的区域主要为华西、华中、华北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农村市场，具有排他性，即合作方只能与顺丰一家快递企业合作。顺风开放更偏向于“内部消化”，顺丰首先鼓励自己员工通过模式创业，并在资金等环节提供支持。在顺丰方面看来，自己公司员工比较熟悉物流及顺丰，能够保证顺丰的服务质量。除了在资质审核时将保持慎重的态度，顺丰还将保障网点的操作规范，软硬件都将统一到顺丰的管理体系，对收派情况进行实时追踪。而占据7亿人口的农村市场最普及的物流企业就是国企邮政经营的EMS，竞争性低，派件效率较慢，市场化程度低，不能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需求。顺丰开放农村市场，打造“农村最后一公里”配送业务。
二、顺丰速运开放农村利弊分析
1.顺丰速运开放农村市场内部利弊分析
顺丰速运公司统一管理，政策统一，无论是服务质量还是收派件效率均得到大众好评，迅速成为业界知名快递企业。顺丰开放农村，对企业本身最大的考验就在以下三方面：服务质量、收派件效率、管理系统（顺丰独家阿修罗系统）。
2.顺丰速运开放农村市场外部利弊分析
顺丰速运在农村快递市场有两大主要竞争对手：国企邮政EMS以及民营物流企业日日顺，还有其他民营快递物流企业，外部利弊分析见表2。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顺丰速运开放农村市场不可避免与其他企业竞争。
三、结束语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快速增长的农村物流需求与落后的物流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现代物流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是必然的趋势。顺风速运建立农村物流服务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认真研究农村市场，提前规划，科学决策，制定新的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农村市场的前景是广阔的，顺风速运将作为农村物流的领头羊，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姬中英等.物流业态认知与创新[M].中国财富出版社.
[2]赵萌，邬文兵.我国农村物流发展战略探究[J].中国流动经济，2012（11）.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关键词]城镇化；区域经济增长；影响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城市的各方面条件相较于农村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素质等方面，所以就会不断有一些条件稍微较好的农村人口向其所邻近的城市进行迁徙、落户、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所聚集的区域经济起到促进、发展作用。因此，进行对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与分析，找出其中的最优对策将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其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细致的分析，让大家能对它的了解更加的深入。
1.城镇化的相关概念
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指农村地区向符合城市地区各方面指标提升、转变的过程。比如，我国的经济特区深圳，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本来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农村，在我们国家的政策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不仅在我们国内的城市中名列前茅，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它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用城镇化去表达，虽然是一个特例（有了政策的扶持），但是确实是其城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城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及现象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分析、表述：其所在地区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的农业为主向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除去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的相关转变，其所在地区或者国家的社会状态从传统的农耕状态向现代化工业生产状态转变的过程；城乡的人口分布结构以及城镇地域形态的转变，随着城镇化的进行，不断的有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城镇的规模不断的发展、壮大，其各方面的设施不断的建设、完善；乡村的人口受到城镇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实现农村向城市的跃迁。总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代表着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包含着很多方面的相关因素[1]。
2.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
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含义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概念，从纯数字的角度去分析，可以直接用所在区域的所有相关因素创造和已经拥有的社会总财富去表示，也可以用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规定的城镇化的相关标准去表示。影响其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是区域外个人、单位、企业等的资金投资。比如，有些外地的个人来到此地进行就业，就直接地为此地创造了价值，虽然可多可少。有些外来的个人或者企业来到此地创业，不仅在此地租房、买房，还又进一步地招兵买马，间接地带动了当地的生产力，为其创造更多的财富，还能带动当地的消费升级。有的人发展好了，就又会在此地买房、置业，这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更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第二是区域外人口尤其是高技术、高学历、高资产的人口的涌入、迁徙，包括在此区域内工作、创业等一切生活、生产的活动。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高学历、高技术、高资产的人群，他们所带来的生产力是普通人的数倍之多，是一群非常强大的力量，和上面的第一点里所说的人群是有所不同的。其创造的价值是相当大的，当然也得需要那些普通的人群的协同合作，俗话说得好“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是区域内的一切相关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等。也可以用一句话就简单概括，就是区域内人力、物力、财力的不断增长与转变，促进其区域间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进步、跃迁。比如，在此区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当地政府就会有足够的经费去建设一些公共设施（公园、地铁、图书馆、学校等），使当地的教育、医疗等方面能够得到升级、改善；或者改善一些公共设施等，或者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大型的公司等，让其在此区域不断的发展、完善，为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娱乐等各个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作用[2]。
3.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非常的明显。城镇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的内在需求，在某些程度上使社会各方面的生产力得到了刺激、提高。有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由以前的传统、小面积耕种转变为利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大规模、更高效、高产量的耕种模式。比如，当地有些有条件的农民会大面积的承包一些那些不再愿意耕种的、小面积的耕地的农民的土地，将其作为自己的农场，并在其中进行一些生产、耕种的相关活动。运用一些现代化的农耕设备，比如，播种机、自动化喷水、撒药飞行器、联合收割机等，不仅提高了耕种效率、产量等，还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解放了不少那些不愿意小面积耕种的农民的劳动力，让他们从事其他的可以为自己带来经济来源的相关工作。这是一种多么好的进步，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值得发扬、接受的模式。城镇化的相关区域内各个产业，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各类娱乐场所以及各项设施也在不断地更新、升级，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地高效、和谐、健康，也是城镇化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3]。第二，一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越高，说明此地区社会、经济、人口的数量、素质、公共设施等相关因素就越接近一个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状态。尤其是所在区域人口的素质方面尤其明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会直接或者间接地看到、体会到农村与城市、大城市与小城市等区域内的居民的素质真是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可以用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们去表达也不为过。从他们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就能区分开来，甚至是他们的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我国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其在经济、文化、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高的标准，这些城市的第三产业（娱乐、服务、影视等）都非常得完善，当然也为其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其所在城市的相关公共设施（地铁、高铁、生态公园等）也建设得很完美，为当地的居民在工作上、闲暇之余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还有其所在城市的一些学校、相关教育机构在全国来看也是非常顶尖的（北京大学、上海复旦等），其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各方面的素质也是顶尖的，为我国培养了很多高、精、尖技术人才，为我国的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可利用的人才。然而，在我国的一些不太发达的城市或者农村，就是另一种状态。比如，新疆的石河子、甘肃的玉门、广西的柳州以及一些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及医疗设施等都相对落后，就需要不断的推进城镇化的进程，才能在各方面向发达城市靠拢，缩小与它们的差距[4]。
4.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第一，任何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促进都有一定的原则、规律、利弊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要想让两者之间都能更好地协调发展，就需要运用一些理论、措施让其协调发展。对于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也不例外，需要权衡利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在农业转型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对其土地资源或者其所在区域的生态造成破坏，以及其所在区域的相关环境造成破坏，都是一种不理智的错误做法，一定要予以规避。比如，在某些城市的边缘需要开发一个楼盘，在其建设之前一定要先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对其楼盘的位置、结构、大小等进行合理布局。而且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不要对当地以及附近的生态造成破坏，在工程结束后，还应该对其所在的区域进行垃圾的清理、生态的还原等；或者在城市的郊区建设一片工厂，假若占用的是一片农田地，首先一定要获得政府的批准，因为耕地是受国家保护的，如若征用的话，一定得需要相关当地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同样在工程结束后一定要做好收尾的工作，并需要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高污染的事物进行合理的无污染处理，以防止对当地的生态（植被、树林、河流等）、空气质量以及动植物、当地居民等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污染等[5]。第二，在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运用国家政策作为管控、协调的手段。俗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道理，有了国家政策这个有力的后台，就能最大限度的保障两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大多问题并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的处理、解决，并为其保驾护航。比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征用一些土地（耕地、林地、乡村居民区的民房等），一定要遵守、依据相关国家、政府的一些风力、法规进行合理、合情、合法的处理，切不可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了国家、政府、当地居民的合法利益。由此，造成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非法占用农民宅基地、非法破坏当地原有的优质生态等，这些行为都是严厉禁止的，都是非常恶劣的违法、违反道德的可耻行为。俗话说得好，“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希望那些利欲熏心、不法分子能够知错就改，不要踩着道德与法律的红线去做那些违背良心、法律的事情，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6]。
5.结语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信息科技发展迅猛，以互联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创新与金融发展呈现出深度融合，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使经济的增长也随着金融发展的新型模式有了新的增长趋势。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和金融结合的产物，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实现资金通融、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从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金融功能在不断完善，同时带动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兴起，经济在区别于传统模式下快速增长。
1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状
（1）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内涵。互联网金融与电子银行的关联是基本业态。主要模式分为：“直客式”模式、“集成式”模式和“渠道式”模式。“直客式”模式为行业大客户与银行关联的上下游交易平台，这种模式还在起步阶段，是大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首选模式。客户的资金直接打入企业的网银账户，企业在于各大经销商进行利润再分配，这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为企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发展模式。关于“集成式”模式，“支付宝”是典型的代表。知名品牌的商业企业借助这种网络平台，为卖家和买家提供金融延伸服务。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为市场终端客户提供更快捷的交易环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渠道式”模式是将众多的散户集聚发展的新模式。各大企业可以借助该渠道发展自身的电子商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该金融模式会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农村、小城镇客户购买商品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互联网金融拓展新的市场，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2）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点。我国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银行和电子商务。互联网时代银行服务模式创新，移动金融是商业银行正在崛起的重点。其内容主要包括手机银行发展、智能终端金融服务创新及移动金融商业生态圈建设。通过手机银行建设，推动基础金融服务的全面移动化，以满足随时使用，推动基础金融服务的移动化。以移动支付为切入点，建立完整的移动支付服务体系，打破传统业务与部门职能设计的束缚，使经济发展更加开放，实现经济新阶段的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再创新高，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电子商务成为未来金融服务的必争之地。如今，社会网络化趋势明显，人们的衣食住行处处可见网络的身影，消费方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客户通过网络金融实现自主、自由的支付与买卖，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3）互联网金融存在的潜在风险。在关注互联网金融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新生业态对金融系统的冲击。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处于非监管的状态。我国的监管制度及法律规范方面有缺失，而且行业自律也极为松散，这使经济环境存在安全问题。我国互联网金融公司尚无法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对于违约人无法惩戒，对行业的长期成长极为不利。此外，由于信用信息交换困难，容易引发恶意骗贷、借旧还新的风险，不利于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健康增长。再者是技术方面的安全考验。金融互联网虽然大大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较为突出的信息和资金安全问题。现在的网络黑客会利用互联网金融的缺陷，窃取客户信息，进行贩卖或诈骗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安定。
2互联网大趋势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发展建议
（1）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服务功能。互联网时代的客户需求，随着网络生活习惯的养成而变得多元化。银行的发展最能体现经济的增长。所以，银行在互联网环境中，应延长自身的服?樟刺酰?将融资服务嵌入客户完整的需求结构中，扩展自身的服务范围。未来商业银行可以扮演的综合服务角色分为三大类：服务咨询的提供者、信息资源聚合与传播者、生活服务的介入者。商业银行作为互联网金融生态的塑造者，不能仅将眼光放到金融服务领域，还需要将服务链延伸到客户的各需求层次，并进行跨行业整合，整合平台，聚合资源，挖掘客户衣食住行等全方位的需求。像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产品的出现源自互联网企业和个人交易客户对金融支付的需求。银行恰恰是社会中发挥信用中介的主体，商业银行应该整合各类专业功能，利用自身庞大的客户群发挥信用中介功能，优化网银用户体验，实现信息化下的经济快速增长。
（2）提高合作能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典型的平台型商业模式，其精髓在于通过打造一个完善的、成长潜力大的开放型的生态圈。构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单的创新并不能给经济社会带来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下，多方合作才能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银行方面，面向电商和大数据金融的服务转型，突破传统服务的契机，扮演好渠道或中介撮合的角色。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方面，严于律己，对该平台的订单、交易、物流等大数据资产化管理，将消费客户的浏览、搜索、比价、购买行为进行数据登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进一步带动经济消费。企业方面，积极创新，应用互联网开展线上服务，打破时间空间对企业发展的限制，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高服务能力。总而言之，想要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就要多方面整合资源，提高服务能力。
（3）加强监管力度，规范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是存在不利影响的。为保护金融创新，避免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政府适时出台法律法规的管理策略，明确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范围、监管办法及违规处罚制度。工商、税务等部门在部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机构的监管。工业信息以及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行业监管部门，可从信息技术、信贷政策、金融安全等角度，联合科研院所等机构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研究。公安机关加大对网络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使网络金钱交易有足够安全的环境。监管者不仅对金融发展进行监管，也要对新生事物有一定的包容水平，刚柔并济才能有效管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化，使经济增长阳光化。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认识人力资源和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顺应管理改革思路，提高政府对人力资源决策的科学性问题。理顺人力资源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利于全社会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经济效益。
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分布适当、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帮助。为此，我们需要认真的了解人力资源的态势，找出利弊，提出有效的措施。人力资源数量是两种生产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适度的人口规模，相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下岗人员与再就业人员的保障安置都是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继续抓紧人口数量控制，改善人力资源配置，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的可协调发展机制。从而使国民经济在建设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形成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源集聚与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响应党的号召而实现的两种手段。
改革开放的30年间，人力、人才流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扩大的十分重要的助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调整产业体制，都是加强城乡融通的关键措施。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给城镇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经济、文化和科技还是明显落后，现行社会的保障制度是提供他们生产、生活、教育服务的重要依据。经济发展受阻，准确来说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新的政策制度。
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管理成正比，但人们追求的经济效益短期行为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成反比，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人类矛盾不断加剧。
为了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规律，认真研究和探索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大力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加大生产要素，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型，淘汰掉体力繁重的农耕活动，给劳动力创造了求知、求新的社会环境。
从目前情况看，人力资源的社会定位有一定的变化：在流向上，实现了村到乡、乡到乡，进而转为乡镇到城市和农村到城镇的多元化迁移；在职业选择上，由从事农副业为主走向农副产品深加工、务工经商乃至投资兴办企业；在供职方式上，由单一的劳务型转向技能型或经营管理型。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行业，而这些行业类型复杂、投资来源多样，内部管理制度、措施不尽配套，不规范。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缺乏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企业将面临淘汰。
在这样背景下，一些低效益的服务业在短期内难以有新的转机。只有具备较高素质和技能的人才会捕捉机遇，寻求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更多的劳动力所具备的生产、服务技能与日益增长的生产经营、社会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有机化不相适应，他们不得不重新择业或回归农村。提高他们的素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社会工作。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