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6 15:10:2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对自由的保障，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曾有这么一幅漫画：一只鱼儿终日只能在水中，它心想：要是没有水的约束，那该多自由啊！于是鱼儿就来到了岸上，可是没过多久，鱼儿就因为缺氧而死亡，永远失去了自由。这幅漫画令人想到了“法律与自由”这一问题。
现实生活中不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寻找自由，最后也和鱼儿一样失去了自由的人。这些人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弄清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早在古希腊和启蒙时代，先哲们就对法律与自由问题作出论述。亚里士多德说：“法律不应该被看作（与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孟德斯鸠有一个归纳性的总结：“政治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离不开法律，不仅仅表现在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事情，更表现在法律在保障和促进自由的实现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可以简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把现实的、应有的自由提升为法定的权利；（2）法律通过明确自由权的范围，实现对公民的自由的限制和保护；（3）为公民行使自由排除障碍；（4）为公民的自由提供条件和机会。
同样，法律也离不开自由。一个没有充分尊重和适当保障自由的法律，是一个非正义的法律，也就是说，是否尊重和保障自由是评判法律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对自由的追求还会推动法律变革，使我们制定更好的法律。
总之，只有弄清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我们才能在法律的条条框框中尽享自由带来的快乐，才不会重蹈漫画中鱼儿的悲剧。
关键词：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基本经验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提出“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这两者的契合点就是要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推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是要加强我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研究我国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现状以及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大众传播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律制度
大众传播是指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大众传播法律制度是指现在正在发生效力的所有调整大众传播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大众传播活动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决定了大众传播法具有广泛的法的渊源，是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涉及多种法律文件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体。总的来说，不管大众传播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如何，其都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保障大众传播活动中公民、大众媒介正当行使表达自由的法律制度；二是对表达自由进行合法性、正当性限制的法律制度。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立法虽然比较零散，缺少专门立法，但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等在内的大众传播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的大众传播法律制度基本建立。
1、为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
表达自由的保障是指为表达自由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使其不受侵犯和破坏。表达自由作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组织、世界各国的共识。世界各国对表达自由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大致包括宪法保障、立法保障和司法保障。宪法保障分为直接保障和间接保障。直接保障就是宪法明文规定不得通过任何立法来限制表达自由，并在实践中通过司法判例和制定非专门性法律来保障，这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代表；间接保障就是宪法原则性地规定保障表达自由，但又规定了限制表达自由的例外情况，并允许制定专门性法律来限制表达自由，这以现行联邦德国基本法为标志。立法保障包括制定特别法进行保障以及在一般性法律中予以保障。司法保障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在行宪、司法实践中通过总结各种司法原则提供的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如禁止事先约束原则、绝对主义原则、优先地位原则、双重基准原则、内容中立原则、较少限制手段原则、禁止法律模糊和限制过宽原则等等。
我国现行法律对表达自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的保障属于间接保障，并且将对不同表达行为的保障规定在不同的条文中。我国现行宪法没有使用“表达自由”的措辞，但表达自由内含于宪法的第35条等条文中。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对表达自由进行保障的最一般、最核心的规定。同时，现行宪法还规定，公民享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权(《宪法》第4条)，以及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
立法方面的保障没有制定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等特别法，在一般性法律中，除《著作权法》提供对大众传播活动中基于创作作品和基于传播作品而享有的表达自由权利提供保障外，其他涉及大众传播活动的法律对表达自由的规定多为限制性的。在司法保障方面，由于我国现有司法体制下法院不能直接援引宪法条文作为判案依据，又缺乏对表达自由提供保障的特别立法，使得司法保障比较模糊，不够细化。
2、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
表达自由是一种相对权利，世界各国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一般通过3种途径进行：一是在宪法中对表达自由的限制进行原则性的规定；二是通过立法、法律的适用来限制表达自由，设定法律界限；三是行政限制，行政部门以各种规定制度和行政措施来限制表达自由。限制的种类包括：事先约束，事后惩罚，准人限制，内容限制，地点、时间、方式和对象限制，其他附带限制。
我国对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备与成熟。首先，我国宪法第5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对大众传播活动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对大众传播活动表达自由进行立法、司法、行政限制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最高规范。其次是立法、司法限制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仍没有制定专门的大众传播法，而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刑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中。司法机关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调整表达自由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公正审判、公序良俗以及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平衡，来实现对大众传播活动中表达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
最后是行政限制。我国对大众传播领域中表达自由进行行政限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政策来进行。这种行政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体准入限制。我国媒体准入实行许可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想从事媒体活动，必须经国家媒体管理行政机关批准，取得相应资格后才能进行。
第二，内容限制。对大众传媒传播内容进行限制是世界各国大众传播法律规范的通例。我国在规范出版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的行政法规、规章中都规定了限制内容，最集中体现在《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第27条规定。
第三，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限制包括对有关媒介社长、总编辑(编辑)任职条件的限制、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的限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任职条件的限制、记者证和记者站的管理。
关键词：学术自由；法律保障；实现
中国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043―04
一、大学学术自由法律保障的历史与现状
大学学术自由的法律保障要追溯到1850年，当时的普鲁士宪法第20条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首开以国家宪法的形式保障大学学术自由的先河。后来，很多国家纷纷将大学学术自由纳入宪法规定的权利范围。例如，阿根廷1853年宪法第14条规定，“学术研究及讲演自由。”日本1946年宪法第23条规定，“保障学术之自由。”德国1949年宪法第5条规定，“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学是自由的。”希腊1975年宪法第16条规定，“艺术、科学、研究和讲授自由，促进它们的发展和提高是国家的职责。”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宪法中没有直接使用“学术自由”的词语，但却通过有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方面的条款，给大学学术自由以逻辑上的保障。目前，除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给大学学术自由赋予了宪法保障。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学学术自由法律化保障之路起步较晚。我国1982年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大学学术自由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设立相关条款，规定大学可以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服务；可以自主进行与国外其他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可以自主设立教学、科研、行政等大学内部组织机构；可以自主进行大学内部的人员调整与分配等。这些规定，在更大程度上明晰了大学学术自由的范围。
二、大学学术自由的构成及其法律约束
大学学术自由的构成，主要体现在学术思想表达的自由、学术活动的自由、学术成果发表的自由、学术职业保障与自由等方面，它们受法律保障的程度一般有所区别。
(一)学术思想表达的自由
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就某一问题独立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在大学，表达自由主要体现为大学教师在学术领域范围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威胁地通过讲学、演讲等方式进行公开表达的权利。从法律保障角度看，与学术思想自由的绝对性相比，表达自由则是相对的。例如，主体不能“表达”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主体“表达”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等。“有害思想”的表达一旦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或侵犯了其他客体的合法权益，就构成了侵权并会受到法律的制约。
(二)学术活动的自由
大学的学术活动一般包括教学、研究、学习等内容。
教学自由，是指大学教师有意向、有中介、符合一定规范要求地表达学术观点、传播知识的自由。大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内容外，从教学内容的组织到教学方法的设计都应该是自由的。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各个环节的行为都是被动的、服从的和被支配的，他们就不能成为教学的主体或不能发挥教师的教学主体作用。
研究，是大学重要的功能之一。学术研究自由既是一种社会自由，也是一种个体自由。就其作为一种社会自由而言，它是指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不受外界控制或干扰的权利；就其作为一种个体自由而言，它是指教师个人在研究活动中所拥有的不受外在力量所影响的高度自主或自治。学术研究有其内在的逻辑，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这种内在逻辑。研究自由是学者发现新知识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学者纠正错误所必不可少的，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纠偏或纠错的过程。因此，法律必须给学者以研究自由权，使其保持自由的思想和行为状态，而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威胁。
学习自由，主要指学生在整个学习活动中，自主思考和采取行动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状态，以及与之相关并支持这种状态的一系列权利。学分制、选修制的发展和完善，正是学习自由需要的表征。在我国，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和“公民权”受到法律保障的程度是不一致的。当学生的“公民权”受到侵犯时，往往会得到司法的保护；而当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受到侵犯时，司法救济则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应该加大学生学习自由权的司法保障力度。
(三)学术成果发表的自由
政府应该为学者提供便捷、开放、自由的学术成果发表环境，不对学术成果发表者进行审查、迫害和人身攻击。
不同国家对于学术成果发表自由的保障程度不一。比如，大陆法系将学术成果的发表排除在学术自由之外；而英美法系则将学术成果的发表纳入学术自由的保护范畴。我们认为，英美法系对学术成果发表的规定较为合理。因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合作与成果的分享，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同他人共享自己的学术成果，这样可以使其他学者少走弯路，从而共同促进本学科学术的健康发展。
(四)学术职业保障与自由
享有学术职业保障与自由权，对于大学或学者来说意义重大。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学术职业或岗位长期聘任制度来保障学者的学术职业自由权，避免其因受到政府或其他方面的压制而产生的恐惧，保障学术从业人员不会因为职业外的因素而遭到解聘。多年来，尽管德国、美国的社会各界对学术职业长期聘任制度的批评不断，但这种学术职业保障制度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众多优秀人才来从事学术职业，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人有目共睹。面对一些批评和争议，许多大学纷纷实行“聘后考评”的方式，以弥补这种职业保障制度实施中的不足。
三、大学学术自由的实现
(一)政府：完善法律法规
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文对大学的学术自由作了原则规定，承认公民和大学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权。但是相关的法律条款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给出详细的界定，而在另一些条款中对学术活动又进行了适当限制，这就使得本来就不明确的学术自由权的概念变得更加含糊不清。总的说来，大学的学术自由权在我国还显得太过抽象，给人一种看不清、摸不着之感，不仅学术自由的行使者不清楚自己到底拥有哪些权利，遇到有关学术自由权纷争的案件，就连法院也对学术自由权究竟有无遭到侵害而束手无策，很难为被侵权者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因此，对学术自由权的保护没有落到实处，侵犯学术自由权的事件偶有发生。
学术自由权宪法保障的目的是，保护权利主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学术自由的正当权益，当其学术自由的权利受到外部力量的侵害时，能够为其提供及时、合理的司法救济。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应该修订保障
学者学术自由权的相关法律条款或出台相应的单行条例。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款或单行条例的原则是，一要明晰学术自由权的内涵与外延；二要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立场区分看待，减少外部力量对学术研究的不当干涉；三要保持学术机构独立和学术价值中立，将学术机构和行政、立法等国家机构相分离并实行学术自治；四要完善学术机构的学术规范，明确学者的学术责任，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设有学术自由边界的社会，无论谁都不想试图逾越到边界之外，而在边界之内社会给予学者最大限度的宽容与自由。
(二)大学：建构学术制度
大学学术制度的建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提倡学术至上。一要切实理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官本位”依然主导着大学，行政权力总是大于学术权力。行政对学术的不当干扰，阻碍了大学学术自由权的发挥。因此，必须明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内涵与边界，使它们各司其职。二要制定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大学在职称晋升、科技奖励等过程中，过于看重、专著的数量和所发刊物、出版社的等级，并不注重论文本身和专家的评审结论。正因为对学术成果没有统一、合理的评价标准，使得大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对于真理与知识的自由追求精神被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市侩主义所取代。三要完善学术评审制度。在日常科研立项、学位点申报、科研成果鉴定等学术管理过程中，常常受到人情、利益、权力等外在因素的干扰，学术评审的学术性和严肃性被异化为个人或部门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失却了学术尊严，亵渎了学术自由。
2.实现学术民主。学术制度建构的要旨就是要给学者营造一个自由探索科学与真理的良好氛围，实行学术民主是其必由之路。一是要实现学术界内部重大学术事务的决策民主。在涉及研究成果的评定、精品课程的评审、人才工程的建设等资源在各大学、学术机构的学科和研究者间的分配等时，将决策权、评价权真正回归学术事务的利益主体，行政主管部门由原来对学术事务的包办、决策变为进行执行与监督。二是要实现大学内部学术事务中学者的参与民主。可以通过提升学术委员会的地位、赋予教代会及学术团体一定的学术权力等制度建构，使学者真正享有对大学内部学术事务的平等参与权。三是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学术事务协商民主。大学或学术机构内部一般可分为行政管理群体、研究群体、学习群体等三个基本群体，它们在价值取向、利益追求上往往会有不同的诉求。要在三个群体间构建日常沟通、共同协商的平台和机制，及时解决三者间在学术事务利益诉求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
3.改革学术体制。学术体制主要由学术体制的各种规范(如学术评审标准、学术奖励标准等)和学术体制的运行程序(如评审程序，专家遴选标准和程序等)两个要素构成。学术体制应该遵循其内在的规范与程序，而不能为外在其他因素所左右。大学学术体制改革，必须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一要构建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与用人机制，为学术活动不断提供新鲜的人才与活力。二要完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建设要处理好评价主体、评价目的和评价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成果的终结性评价层面，还要进行研究成果的过程评价、诊断评价。要注重成果的创新度，提高评价过程的公正度和透明度。三要建立健全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的社会监督与批评机制，遏制学术失范行为。
(三)学者：恪守学术规范
学术失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科研项目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学术成果评审中弄虚作假。一些学者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成果评审中，为提高命中率，搞不正当关系、虚报业绩甚至弄虚作假。二是学术成果的伪造、剽窃。为使自己的论点能站稳脚跟而故意编造虚假数据或有选择地运用局部数据，或直接侵占他人的研究成果，丧失求真、诚信的学术道德操守。三是学术奖励名实不符。为了产生学术上的马太效应，在学术奖励、学术论文署名上故意名实不符，使学术奖励与成果持有者之间产生变异，营造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那么，学者如何恪守学术规范呢?我们认为，第一，要确立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只有树立高尚的学术精神，学者才不会因利益、名誉等外界因素而浮躁，不会使学术发生异化。第二，强调学术自律和学术责任。在目前功利盛行、学术浮躁、道德滑坡蔓延的社会大背景下，学者更要老实做人、诚实做学问，从自身不失范做起，担当起恪守学术职业道德的重任。第三，崇尚为人师表、身先垂范。大学教师不但不将自己在学术人格和道德操守上降低为普通人，同时，还要要求学生遵循学术规范，培养他们良好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习惯，为学术界培养高素质的学术研究生力军。第四，自觉与失范行为作斗争。大学学者不但要做自己学术规范的守护人，要有义务和责任凭着学术良心公正地指出他人的学术失范之处，抵制和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规范、净化学术空气，还学术一片洁净的天空。
[参考文献]
[1]董云虎，刘武萍，世界各国人权约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严海良，学术自由的道德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2).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谢定海，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J].中国法学,2005，(6).
[5]杨春平，应当制定学术自由保护法[J].法学季刊,1986，(3).
【关键词】法律；自由；权利；义务
一、法律及自由的界定
（一）何为法律
什么是法律？我们知道法律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这种规则是有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确立的部门制定出来并被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中规定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同时因为法律被人们普遍认可，所以其也具有普遍约束力。而这种模式正是为人们的自由所规定的限制。我们这儿的法律不仅仅包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还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既包括成文法也包括普通法。
（二）自由的界定
鉴于对自由认识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给自由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但是我们会试着更准确的把握自由的精髓内涵。我们认为自由，既是满足自身；又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状态。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地试图对自由加以界定和概括，但是自由的概念一直在不断变化。自由的概念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同的人对自由的概念与意义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每一次对于自由概念的新认识，都带动人们观念的变化和思潮的改变。当然不同的关于自由的概念的认识也会给人们更好的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我们想更好的认识和论述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无疑也必须首先进一步理解自由的概念。
在英语中自由用“Freedom”表示，其含义是不受任何羁束，自然生活和获得解放。我们所要探讨的自由是指不受束缚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即包括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自由从分类上来讲，既有感性自由又有理性自由；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有形式自由也有实质自由；有思想自由也有行为自由。就法律来讲，法律中所涉及的自由主要指人们的行为自由，因为法律不能对人们的思想进行准确的判断，只能通过个体的行为推测其思想的内容。换句话说，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其实是法律与行为自由的关系。思想自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中。
二、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一）从法的本质看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能直接成为法律。必须有国家制定和认可。也只有国家才能够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而经过国家制定的法律可以相对容易的取得普遍遵守，因而产生普遍约束力。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够被人们普遍遵守。具有普遍约束力不代表法会被所有人自觉的遵守，对于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形，国家采取强制力保障其遵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社会生活有序平稳的运行，由此法具有其社会属性。
（二）从法的特征看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规范必然有其规范性。比如法律的模式规范。法律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模式，告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有怎样的规范，违反该规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模式限制，让人们知道，违反这种模式会产生怎样的不利后果。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有着比较准确的预期。一个人想做什么样的行为，在有着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他必然会考虑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的后果。对比不同的行为后果，他也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进行社会活动。法律所规定的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个别人的，而是对于在这个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具有普遍约束力。法律包括：授权性规范是指行为人可以这样行为；命令性规范是指行为人必须这样行为；禁止性规范则是指不许这样行为。授权性规范比如公民有言论自由。命令性规范比如上市公司登记等等。禁止性规范则是指刑法中规定的等等。其中禁止性规范明显的是法律对于自由加以的限制。
（三）法律本身对自由的限制――义务
法律规范中规定了一些行为人必须为或者不为的行为，这也是法律为约束行为人而设置的义务。义务，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不图回报的价值付出。法律上所讲的义务就是指行为人与其拥有的权利相对应的责任，是法律规范对公民或者法人的行为规范做出一些行为上的约束。
义务是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就是对自由的制约。这种义务源于法律规定，因此也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或者说，打破了法律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实法律设定义务，既是对自由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自由的保护。社会是由无数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按照人人生来平等自由的观点来讲，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自己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对此个体自由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恰恰是对另一个体的自由的保护。设定义务是告诉人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不能侵犯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就个体而言，法律所设定的义务无疑是对自由的最大限制。
（四）法律对自由的保障――权利
本文中所讲的权利是指法律术语中的权利。指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法律在赋予人们这种权能或者利益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人们自由的一种保护。是不是说法律想更多地限制人们的自由呢？显然不是的。从法律中的权利义务也可以看出来，法律实际上正是通过义务这种方式保护更多人的权利。对于个体而言，在一方面设置了义务，往往表明个体如果继续在该方面行使自由，后果会是对其他个体的自由造成损害。如果没有义务的存在，个体如果行使自由过度，从而导致对其他个体自由的侵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都是得不偿失的，义务这是牺牲大部分人的自由满足个体的自由。对其他个体来讲这也是不公平的。
正如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表现方式之一，比如微博显然也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形式。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这正是一种自由。通过微博这种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本来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是不是说在微博上的言论自由不受限制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新闻曝光很多起微博造谣事件。就是有一些微博注册用户为了博取人们的关注，无中生有，编造一些谎话欺骗网民。更有者因为微博造谣对他人的生活工作造成严重的困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显然不能听之任之。因为法律在赋予人们自由的权利的时候，相应的也附带着对应的义务，即自由主体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能侵害其他权利主体的自由权利，否则，就会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由此产生不利于其本人的责任。
（五）从自由到法律
我们知道法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慢慢形成的。在人类社会历程中，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但是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生来具有，而且人人平等享有的。在最早期的人类社会，也许还没有法律和自由的意识，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存在。从最原始的自然法则，到后来慢慢形成的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即使没有自由一词的出现，人们依然切切实实的享有着自由，比如生存自由，最初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在最初没有法律规则的条件下，人们的自由也是毫无制约的。但是这样必然造成一些不平等现象，比如弱者可能在某些方面被强势者欺压。如此，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制订了关于个体的活动规则，违反规则者将被规则制定者处罚。如果说法律规定的权利是对理性自由的保护，那么其中的义务就是对于感性自由的制约。法律在赋予人们权利自由的时候，也限制人们过度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对他人的自由权利造成损害，因此对超出个人自由界限，会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自由进行规制。
我们知道法律是理性的产物。这样才能确保法律本身的平衡，也使得法律能够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处理纠纷。法律以其客观公正取得人们的信任，久而久之，法律树立起威信，使人们服从。或者说对自由的追求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律保护自由的方式就是限制自由，自由则在法律中通过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
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来说，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可以促进我们更好的研究法律的价值。从实践上来讲，正确认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密尔著，顾肃译.论自由[M].译林出版社，2009.
[2] 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3] 郭永祥.浅析法律与自由的关系[J].法制园地，2008.
[4] 袁才荣.浅谈法律与自由的关系[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言论自由是公民表达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实践当中，它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在西方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中，言论自由被看做公民最根本的、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该权利也是其他自由权利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①”我国学者杜承铭先生在《论表达自由》一文中将其概念定义为：表达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受法律规定、认可和保障的，使用各种媒介手段与方式公开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情感等内容而不受任何他人或组织干涉、限制或侵犯的权利②。
网络，一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的媒介，因其交互性、便捷性和大容量性等特点给言论自由释放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自我价值、观念、情绪的表达都不再是个难题，博客、BBS、聊天工具等多个板块和领域都可以成为倾诉的对象。此外，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还可以是舆论的参议者，网络正是凭借这些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难预测，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网民的数量还会继续呈增长之势。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探讨网络言论自由表达的保护和限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毋庸置疑，网络为言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给“言论”释放了比以往媒介更广阔、更民主的空间。然而，在欢呼雀跃言论自由如此易于表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负面效应。首先，网络言论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网络纠纷和网络侵权事件的增多就证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网络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领域，它既要肩负着个人情绪的宣泄又要承担 “公共领域”的构建，这个本来就相互矛盾的两个身份，让一些事实困境无法避免。哈贝马斯曾论述到，“公共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并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场所，其范围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通讯、交通、出版、书籍、杂志等，这个“由私人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③”而网络的普及，让私人信息大批量地介入了公共领域，即便如此，言论的自由也不能成为道德失控的借口，也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依据。不可否认，网络中不乏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信息，但是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隐蔽性、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以及把关机制的弱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使得言论自由的概念逐渐地被泛化，因网络侵权、违法、泄露隐私、人身攻击等负面行为的不断出现，严重扰乱了新闻传播的健康秩序。
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权受宪法保护，但宪法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对其给予了限制。当言论的自由度侵害到国家、社会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时，这种自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形式，其自由同样是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新闻自由的界限不能随意设定，只有恶劣的界限是随意的，优良的界限必须反映公民的统一意志，并以国家意志的外化形式――法律――规定下来，因而，法律就是自由的界限。④”
“没有人怀疑，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立法机构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禁止某种形式的言论。文字诽谤可以而且必须被禁止和惩罚。口头诽谤也是如此。致人犯罪的言论本身就是犯罪，而且必须被当做犯罪来处理⑤。《布莱克法律辞典》明确指出：“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言论的种类是有明确定义和恰当限定的。对诸如猥亵、、亵渎、诽谤、侮辱、挑衅等言论的禁止和处罚就不会引起宪法问题。⑥”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并非对每种言论的使用都赋予豁免权，对言论的保护仍要取决于它在被做出时的情形⑦。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言论自由相对保障的观点是有着法律依据的。
然而，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并非是法律一道把关即可解决的。法律的掌控随处都可能存在无法顾及的角落，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成千上万的信息不可能全在监视范围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之类的监管和控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语言的表达更多的是触及道德伦理的范畴，很多时候是处在无法用法律来制衡的“边缘地带”。因此，在网络时代，对于言论自由的把握更多的是掌握在用户自己的手中，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律意识的提升是防止言论自由泛滥的又一道防护墙。众所周知，法律的限制往往是明晰的，是可公开辩论的，而来自道德、传统、文明的限制则常常是潜在的、模糊的，风俗、习惯、普遍的社会心理以及各种人情关系等等，都可能对言论的表达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和限制，尽管这种影响和限制在形式上是非强制性的。
在我国，有学者提出了网络环境下个人自我约束和规范的四个原则：诚实和公正的原则、承担责任原则、伤害最小化原则和“批判原则”（对他人合法合理的监督上）⑧，此标准可以成为网民言论自我审查的一面“铜镜”。
此外，加拿大学者研究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包括用户控制――主要是授权父母和采取过滤技术)、私人管理(指服务商、社会机构和域名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制度化方式⑨。
实践证明“法治”、“自治”和“自律”是制衡网络言论自由超出底线的“三大法宝”。
处理言论过失的几个可行性原则
然而，网络世界中成千上亿的用户中，并不是所有的言论和行为都契合人类的法律和道德。当有些言论的表达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边界之时，又该如何定性处理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搜列了一些国外可行性的判例原则，可供我国参考和借鉴。
首先是衡平原则。该原则是美国大法官弗兰克福特在1941年“布里奇斯诉加州案”异议时首次提出的，该原则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时，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对该言论加以限制所得保障之其他价值，在具体的讼案中加以比较衡量，而保护其较重要者。如今在美国牵涉到言论自由案件时多采用这一原则。此原则重在法益衡量，即“当特定行为因公共利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却牵制间接、有条件、部分侵犯言论自由时，法律之责任即在具体案件中权衡比较这种相互对立之利益，决定予以何者以更大之保障。⑩”
这一原则有利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其缺陷在于法官掌握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的价值评判又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故容易导致司法分歧。
其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运用于言论自由的判定，无非就是要综合考虑言论的具体内容、发表言论的具体场景、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来确定言论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整个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法益衡量过程。言论自由的保障是相对的，其保障的边界是通过对个案的法益衡量来确定的。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无法为言论自由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人们只是试着以法益衡量原则出发,沿着根据言论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的理路，为言论自由划出大致的“势力范围”{11}。
最后“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该原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在1919年一个法院判决书中提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即“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产生实质性危害……如果某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保障。”据此思想和原则，只要少数派意见中包含着针对公共安全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都可以被排除在第一修正案保障范围之外。这就意味着，只要对国家、社会组织具有重大和危险性意义的问题，都不得对其自由、无拘束的讨论。毕竟“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既是一个表达自由保障的原则，也是一个表达自由的限制原则。只要公民的表达没有达到“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政界就应当予以保护。
对这种理论，也有不少的反对者，他们首先认为该原则的标准不明确，适用时容易搀进法官的主观看法，无法贯彻统一的标准，很难完全成为客观判断。其次该原则亦有同意禁止表达行为之嫌。
结语
网络时代个人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网络传播拓宽了个人的表达空间，被寄予了草根时代自由表达的期望，如果没有制度和法律的强有力保护，那么，真正受伤害的就不仅是作为传播者个体的言论权利，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破坏。致力于法治建设的国家，必须学会利用法律来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在化解纷繁复杂的网络纠纷问题时，要更多的考虑到言论本身“恶”的程度，以及相应的负面效应。其次，针对目前很多学者建议“直接立法限制网络传播”这一举措，笔者并不赞同，原因在于国内外环境还不太成熟。此外，虽然从技术上提高对网络的控制能力、提高网站审批门槛会起到立竿见影的阻止自由泛滥蔓延的效果，但其面临的阻力也是难以估计的。故更好的办法是把解决网络言论问题的重点放在处理和引导这两个环节上。中国的改革是在渐进中有实质性渐变的，充分考虑现实阻力，从各界都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去着手，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会相对少一些，因此，利用技术手段，巧借“外力”，坚持不懈，循序渐进，定能构筑一道各方都能接受、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传播的自由底线{1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人民出版社，1965，P 573-574
②杜承铭：《论表达自由》，《中国法学》，2001年3期
③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 1993 年第3 期
④ 杨保军著：《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⑤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著，侯建译：《表达自由的法律度》，贵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14
⑥ 亨利・坎贝尔・布莱克主编:《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 1979, 5th Edition, p. 565
⑦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 S. 47(1919)
⑧ 参见：方兴东：《博客：倡行自律的宣泄》， /new/display/23838, 赵伟，《网络传播中的博客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12日
⑨ 参见秦前红、陈道英：《 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 ，《信息网络安全》, 2006年 第5期
⑩ 朱武献：《言论自由之宪法保障》，载《公法专题研究》（二），1992年，第33页
{11}温辉：《言论自由：概念及边界》， 《比较研究法》，2005年第3期
网络，一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的媒介，因其交互性、便捷性和大容量性等特点给言论自由释放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自我价值、观念、情绪的表达都不再是个难题，博客、BBS、聊天工具等多个板块和领域都可以成为倾诉的对象。此外，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还可以是舆论的参议者，网络正是凭借这些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难预测，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网民的数量还会继续呈增长之势。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探讨网络言论自由表达的保护和限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毋庸置疑，网络为言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给“言论”释放了比以往媒介更广阔、更民主的空间。然而，在欢呼雀跃言论自由如此易于表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负面效应。首先，网络言论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网络纠纷和网络侵权事件的增多就证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网络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领域，它既要肩负着个人情绪的宣泄又要承担 “公共领域”的构建，这个本来就相互矛盾的两个身份，让一些事实困境无法避免。哈贝马斯曾论述到，“公共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并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场所，其范围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通讯、交通、出版、书籍、杂志等，这个“由私人构成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③”而网络的普及，让私人信息大批量地介入了公共领域，即便如此，言论的自由也不能成为道德失控的借口，也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依据。不可否认，网络中不乏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信息，但是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隐蔽性、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以及把关机制的弱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使得言论自由的概念逐渐地被泛化，因网络侵权、违法、泄露隐私、人身攻击等负面行为的不断出现，严重扰乱了新闻传播的健康秩序。
言论自由作为一项人权受宪法保护，但宪法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对其给予了限制。当言论的自由度侵害到国家、社会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时，这种自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形式，其自由同样是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新闻自由的界限不能随意设定，只有恶劣的界限是随意的，优良的界限必须反映公民的统一意志，并以国家意志的外化形式——法律——规定下来，因而，法律就是自由的界限。④”
“没有人怀疑，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立法机构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禁止某种形式的言论。文字诽谤可以而且必须被禁止和惩罚。口头诽谤也是如此。致人犯罪的言论本身就是犯罪，而且必须被当做犯罪来处理⑤。《布莱克法律辞典》明确指出：“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言论的种类是有明确定义和恰当限定的。对诸如猥亵、、亵渎、诽谤、侮辱、挑衅等言论的禁止和处罚就不会引起宪法问题。⑥”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并非对每种言论的使用都赋予豁免权，对言论的保护仍要取决于它在被做出时的情形⑦。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言论自由相对保障的观点是有着法律依据的。
然而，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并非是法律一道把关即可解决的。法律的掌控随处都可能存在无法顾及的角落，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成千上万的信息不可能全在监视范围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之类的监管和控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语言的表达更多的是触及道德伦理的范畴，很多时候是处在无法用法律来制衡的“边缘地带”。因此，在网络时代，对于言论自由的把握更多的是掌握在用户自己的手中，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律意识的提升是防止言论自由泛滥的又一道防护墙。众所周知，法律的限制往往是明晰的，是可公开辩论的，而来自道德、传统、文明的限制则常常是潜在的、模糊的，风俗、习惯、普遍的社会心理以及各种人情关系等等，都可能对言论的表达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和限制，尽管这种影响和限制在形式上是非强制性的。
在我国，有学者提出了网络环境下个人自我约束和规范的四个原则：诚实和公正的原则、承担责任原则、伤害最小化原则和“批判原则”（对他人合法合理的监督上）⑧，此标准可以成为网民言论自我审查的一面“铜镜”。
此外，加拿大学者研究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包括用户控制——主要是授权父母和采取过滤技术)、私人管理(指服务商、社会机构和域名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制度化方式⑨。
实践证明“法治”、“自治”和“自律”是制衡网络言论自由超出底线的“三大法宝”。
处理言论过失的几个可行性原则
然而，网络世界中成千上亿的用户中，并不是所有的言论和行为都契合人类的法律和道德。当有些言论的表达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边界之时，又该如何定性处理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搜列了一些国外可行性的判例原则，可供我国参考和借鉴。
首先是衡平原则。该原则是美国大法官弗兰克福特在1941年“布里奇斯诉加州案”异议时首次提出的，该原则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时，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对该言论加以限制所得保障之其他价值，在具体的讼案中加以比较衡量，而保护其较重要者。如今在美国牵涉到言论自由案件时多采用这一原则。此原则重在法益衡量，即“当特定行为因公共利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却牵制间接、有条件、部分侵犯言论自由时，法律之责任即在具体案件中权衡比较这种相互对立之利益，决定予以何者以更大之保障。⑩”
这一原则有利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其缺陷在于法官掌握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的价值评判又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故容易导致司法分歧。
其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运用于言论自由的判定，无非就是要综合考虑言论的具体内容、发表言论的具体场景、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来确定言论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整个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法益衡量过程。言论自由的保障是相对的，其保障的边界是通过对个案的法益衡量来确定的。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无法为言论自由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人们只是试着以法益衡量原则出发，沿着根据言论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的理路，为言论自由划出大致的“势力范围”{11}。
最后“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该原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在1919年一个法院判决书中提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即“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产生实质性危害……如果某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保障。”据此思想和原则，只要少数派意见中包含着针对公共安全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都可以被排除在第一修正案保障范围之外。这就意味着，只要对国家、社会组织具有重大和危险性意义的问题，都不得对其自由、无拘束的讨论。毕竟“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既是一个表达自由保障的原则，也是一个表达自由的限制原则。只要公民的表达没有达到“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政界就应当予以保护。
对这种理论，也有不少的反对者，他们首先认为该原则的标准不明确，适用时容易搀进法官的主观看法，无法贯彻统一的标准，很难完全成为客观判断。其次该原则亦有同意禁止表达行为之嫌。
结语
网络时代个人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网络传播拓宽了个人的表达空间，被寄予了草根时代自由表达的期望，如果没有制度和法律的强有力保护，那么，真正受伤害的就不仅是作为传播者个体的言论权利，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破坏。致力于法治建设的国家，必须学会利用法律来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在化解纷繁复杂的网络纠纷问题时，要更多的考虑到言论本身“恶”的程度，以及相应的负面效应。其次，针对目前很多学者建议“直接立法限制网络传播”这一举措，笔者并不赞同，原因在于国内外环境还不太成熟。此外，虽然从技术上提高对网络的控制能力、提高网站审批门槛会起到立竿见影的阻止自由泛滥蔓延的效果，但其面临的阻力也是难以估计的。故更好的办法是把解决网络言论问题的重点放在处理和引导这两个环节上。中国的改革是在渐进中有实质性渐变的，充分考虑现实阻力，从各界都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去着手，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会相对少一些，因此，利用技术手段，巧借“外力”，坚持不懈，循序渐进，定能构筑一道各方都能接受、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传播的自由底线{1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人民出版社，1965，P 573-574
②杜承铭：《论表达自由》，《中国法学》，2001年3期
③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 1993 年第3 期
④ 杨保军著：《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⑤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著，侯建译：《表达自由的法律度》，贵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14
⑥ 亨利·坎贝尔·布莱克主编:《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 1979， 5th Edition， p. 565
⑦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 S. 47(1919)
⑧ 参见：方兴东：《博客：倡行自律的宣泄》， ， 赵伟，《网络传播中的博客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12日
⑨ 参见秦前红、陈道英：《 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评》 ，《信息网络安全》， 2006年 第5期
⑩ 朱武献：《言论自由之宪法保障》，载《公法专题研究》（二），1992年，第33页
关键词：wto 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金融自由化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
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其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和相关规定都会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产生影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反作用，两者存在强烈的互动。
wto体系中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为金融自由化发展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构建了多边谈判机制与法律框架，揭开了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序幕。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作为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保障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证券业自由化的同时有可能成为其障碍，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及其价值取向
wto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构建的法律框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GATS及《金融服务附件》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GATS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其宗旨所述，“为服务贸易建立一个多边框架，借以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自由贸易，促进各方经济的发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原则及规定集中于GATS中，因此GATS构成了第一个有关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多边化的基本法。
鉴于金融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各国均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管制，对金融业自由化的发展的趋势而言，这些管制构成了主要的贸易壁垒。wto的成员达成了《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作为GATS的补充与进一步规定。该附件对GATS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并对审慎措施及其承认、金融服务贸易争端的解决、金融服务的定义做了规定。《金融服务第二附件》主要是有关金融服务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豁免，及各成员对其具体承诺中有关金融服务部分的改进、修改和撤消等规定。
《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确定了一些发达国家成员起草各自金融服务承诺的基础，提出了乌拉圭回合参加方得以通过不同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三部分的方式在协定下的金融服务方面承担具体承诺，但不得与总协定条款相冲突，并须保证达成的具体承诺在最惠国基础上实施。
《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中有重要意义的是各成员方关于金融服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和第2条豁免清单，在全面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将全球银行、证券和金融信息贸易的95％以上纳入wto的管理和争端解决机制之内。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通过市场准入及非歧视性原则及透明度原则及各成员方的具体承诺使各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促使各国在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保障金融资源以市场为配置基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优化配置。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作为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的规则，实质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法律体系，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必然会渗透到其成员方相关法律中。本文认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价值取向在于：自由、效率、秩序、安全。自由是整个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推进的自由着重于经济自由，在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因素中，经济制度起着重要作用，一种经济制度若不能实现一定的经济自由时，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制度，而实践和理论都证明了经济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为现实，市场经济需要广泛的经济自由，只有在充分实现了生产、交换、竞争、收益等自由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正常地运作，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阻止国家权力过度膨胀对经济自由的破坏，才能保障通过实施有效的法律规则促进竞争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所倡导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要求一国政府在国内及对外金融服务贸易中逐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这一过程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为前提，可以说，wto对各成员方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其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通过保障各成员方国内金融业的自由从而促进世界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通过确立市场准入、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原则促进了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的实现，体现了对自由的崇尚与关注。
效率是指经济组织以既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法的价值而言，自由与效率有着同质性。如前所述，自由在市场的功能主要是促进效率，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确立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宗旨以提高金融业效率，其大多促进自由化目标实现的规定都旨在提高国际金融领域的效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领域的竞争加剧。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使得各国金融服务贸易提供者能积极参与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由此可见，效率亦为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价值取向。
然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自由与效率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的任性，金融业的高风险性与不稳定性及其巨大的破坏性都促使wto亦关注金融业的秩序与安全，提出应尊重成员方国内政策目标，承认成员方有权对境内有关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并适用新的法律，规定了“谨慎例外”的原则，明确了wto对待金融业的自由化带来的效率与保障金融业安全的监管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态度，即在保障金融业安全稳定的秩序的前提下，确保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效率，后者是主线，前者是辅手段。因此，安全与秩序亦是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取向。
二、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影响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绝对的个体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与拘束、束缚、强制、限制相对应的，是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因此“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 （1）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要求行为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妨碍、不损害其它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以说自由就是社会正义，或者说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自由是社会正义的内容之一，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自由的限度是社会正义，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说要准确把握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离婚自由是基本原则，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的司法理念；无过错离婚主义体现出离婚自由的发达程度，体现出真正的离婚自由，也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做到的理想状态。真正做到离婚自由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程度，那么离婚自由如何体现社会正义？为了彰显社会正义如何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的合理限制？上文说过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那么离婚自由的合理限制应该界定在社会正义的范围内。笔者认为，社会正义在离婚自由中的体现或者说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应有之意应为：（1），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为基本前提，这是由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结合）和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决定的。（2），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埋葬死亡的婚姻，是为了解除双方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而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的加重的痛苦或造成一方精神上新的折磨。（3），离婚自由体现的是社会正义，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特有的生活困境，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其他成员创伤式的精神伤害。（4），离婚自由体现社会的进步，不能因为离婚造成社会善良风俗的损害。（5），离婚自由仍然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我国尚处在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自由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和历史优秀文化传统。（6），结婚意味着爱情的结合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承担，离婚也应该反映爱情的破灭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应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婚姻法调整个人、家庭与社会的不可偏废，决定了离婚自由必须兼顾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动态平衡的统一。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类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统一体。婚姻法的制定和实施为社会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引导和强制人们在婚姻家庭中满足其自然性能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需求。而婚姻家庭则是个人与社会相连接的纽带。准确把握和理解离婚自由的原则，一方面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家庭成员个体需要，保障个体利益，维护离婚自由这个基本人权，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不因一方存在过错而不准离婚。另一方面，婚姻家庭的社会性，要求我们在把握和理解离婚自由的原则的时候，强调要求个体和社会的动态平衡，要求离婚自由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化个体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强化家庭的经济职能和教育职能及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尚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经济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家庭的经济职能和教育职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实行离婚自由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离婚自由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婚姻法的民法属性决定离婚自由必须遵守法律原则和国家政策、必须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2）婚姻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基础性层面归位于民法，构成“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婚姻法通过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婚姻家庭、通过确认和保障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和完满实现。婚姻法的民法属性，决定离婚自由是在民法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框架下的自由，是相对的离婚自由。实行离婚自由不应该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相冲突。如现实一例，吴某经济实力较强，为了达到多子的目的，先后与张某、王某、李某离婚，张某、王某、李某与吴某离婚后各抚养吴某一子，吴某现又结婚。吴某结婚不以爱情为基础，婚姻的成立本身即损害了配偶的利益，这样的离婚自由法律应如何调整？又如，鹿某自身状况较差，而立之年终与精神状态愚钝之女杨某喜结连理。八年后，子8岁，鹿某自身状况发生了具大的变化，要求与杨某离婚。法院又该如何判决？笔者认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婚姻法追求的离婚自由，而是对离婚自由的扭曲理解，是对自由的滥用。吴某和鹿某利用离婚自由之名规避法律、违反国家政策、挑衅社会公共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对这种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才符合民法原则和民法精神，才真正符合婚姻法规定实行离婚自由的立法本意。
离婚自由的相对性还表现在婚姻法自身的约束。首先，婚姻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离婚自由是对结婚自由的补充和完善，是对婚姻自由的保障。无论结婚自由还是离婚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和离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指明了结婚自愿和离婚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婚姻问题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因此不得滥用离婚自由这一权利损害配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利益。其次，婚姻法属性上虽是私法性质，但亦应该看到婚姻家庭主体之间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利益价值运行规则，人身依附关系、伦理关系强烈，家庭成员间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所以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3）在一定程度上对离婚自由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和必要的调整。第三，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对婚姻自由的理解上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离婚自由的相对性、地域特性、特殊性更为强烈。所以婚姻法第五十条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婚姻家庭法作出允许变通的规定。
法律的正义性、导向性决定着必须对离婚自由进行必要的约束。婚姻法为婚姻家庭主体指明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和内在的运行机制，婚姻法在坚持离婚自由的同时倡导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反对封建伦理观念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及腐化堕落、贪婪享受等极端主义思潮的侵袭。马克思说：“婚姻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4）不负责任地追求离婚自由，违背保障离婚自由的根本目的，应当允许离异的，只是那些在实质上已经离异的婚姻，也就是说，只有在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确无和好可能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离婚的手段。其次，法律的正义导向性要求审判实践坚持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生动的判例具体引导婚姻家庭主体自觉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离婚自由符合法律正义的要求。《为了离婚，请“第三者”作证》（5）一文从法律正义性和法律导向性两个层面对离婚自由相对性进行了很好地诠释，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现予以摘录与大家共勉，作为本文的小结。法官认为：我国婚姻法允许离婚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互相忠诚，彼此尊重。林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公然与“第三者”同居并以此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诉求的行为，不仅是对配偶感情与心灵的莫大伤害，也是对法律关于夫妻之间应履行忠实义务规定的漠视，更是对社会善良风俗的违背。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但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并不是鼓励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过错方以此来作为自己要求离婚的理由。对婚姻一事，林刚应自我反思，冷静对待。作为丈夫要对配偶忠实，作为父亲要为年幼的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即使夫妻感情存在沟通障碍，也应予理智对待，不应为求一己之欲而置他人感情于不顾、弃家庭责任而不担，逆道德准则而行之。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说“不应当因为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离婚”，但绝不意味着当事人积极主张自己的过错，就可以获判离婚。“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的行为中获得利益”是各法律体系的立法精神。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也应适用于调整具有身份关系的法律。像原告这样，以主张自己的非法行为来获得权利，如果这种行为得到法律的默许，那将与社会道德背道而驰，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
参考文献：
（1）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王瑞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05-106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3） 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第三十四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4）《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卷，第183页。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