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5:59:4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摘 要 对武术传承来说它应该怎样进行、具体内容怎样并非自己孤立决定的。它的具体形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互动的产物，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极浓重的政治色彩。
关键词 武术 社会环境 教授 传承
武术作为一种社会遣产并不是一代人创造的，而是我们的祖先及后人的共同努力经历史的洗炼而积累起来的辛劳作品，如摩尔根所述“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心理学资料也表明，人的心理机制及价值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推动的双重作用。在原始的蒙昧时期，武术处在一个模糊孕育的初级阶段，武术传授作为武术传承的载体更是原始、古老、模糊，更谈不上系统、规范，但其一具萌芽便向历史庄严的宣告出人类生存发展对其渴然的需求，因为武术的存在并非在原始人每代身上都有着存与灭的演绎，而是一经发生便承延不断，正是武术传承不可置否地承担起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原始的武术教授主要存在于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内部，为了生命的延续或在自然界面前不至于被毁灭。原始武术学习产生的这种心理动机不是对武术价值宏展中产生出来，也不是对武术价值的自觉认识中产生出来，而主要是出自于“维生”的功利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维持个体或群体生活必须的生存中产生出来的。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引用人类学家著作中的大量材料证明了原始的各种活动的产生都有着原始人的功利目的，原始的武术传承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价值标定。
人类生存进化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现实无不告诉我们，人的生存是首位的，抛弃了人类的生存也不能有人类文化的产生、人类其它需求的存在，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时武术传承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特定表现形态和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和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有着内在联系，这是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属性。这种基本属性根本地制约着和规定着武术教授现象的内容和特征。对武术传承来说它应该怎样进行、具体内容怎样并非自己孤立决定的。它的具体形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互动的产物，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极浓重的政治色彩。当然，对武术传承具有根本影响的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从原始的武术传授到现代的武术教学无一脱离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导限。
社会和环境这两个词所概括的现实内容及特征，古今中外有着较大的丰富性。《说文》中讲“周礼二十五家为社”把“社”作为社会活动的组织单位，《管子・乘马》记有“方六里，明知曰社”，“社”成了地理单位，“会”指人联会集合，“社会”指人们汇集一处。1903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翻译为《群学肆言》取得了与西方“社会”一词完全相同的含义，在学术界社会的内涵有着众说纷纭的界定，我们姑且不管社会学家对“社会”一词的界定如何，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勿庸质疑的，特有社会环境条件下的武术传承呈有各自具体内容及与众不同的特点，人类文化史和教育史均表明武术的产生先于儒学，武术教学的存在同样先于儒学教学。在儒学未现的前历史阶段，原始武术教授是原始人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刀、斧、弓、矢既是生活工具又是维护生存的武器，我们民族的祖先就是在这些简单的原始工具中演绎着原始武术传承的雏形。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教育渐成系统，武术教学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随着人们生活经验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武术教学由简单趋向复杂，由杂乱趋向系统。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明确的客观性，武术传承的存在与进步也正是出自人类社会的客观需求，正是因为人类能动地创造了社会，社会又以其客观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趋向。武术传承的具体形式理所当然地只有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正常的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同样，社会主体的需要具有复杂的结构性，社会在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时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内部人造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融合关系。武术作为这样复杂系统中的一支，要不断和社会总系统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就必然要跟随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适应。武术传承与时代环境因素相适应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政治经济气候相吻合无疑是推动其不断完善发展的直接动因。从人类之初武术教授的最初萌芽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武术已作变异发展的今天，人类历史发展的数千年的坎坎坷坷、跌跌荡荡中，人类社会存求的风风雨雨、沐雪浴霜中武术传承要与社会历史环境相融合的铁律无一更改。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0：10-11.
关键词 武术 社会环境 教授 传承
武术作为一种社会遣产并不是一代人创造的，而是我们的祖先及后人的共同努力经历史的洗炼而积累起来的辛劳作品，如摩尔根所述“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心理学资料也表明，人的心理机制及价值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推动的双重作用。在原始的蒙昧时期，武术处在一个模糊孕育的初级阶段，武术传授作为武术传承的载体更是原始、古老、模糊，更谈不上系统、规范，但其一具萌芽便向历史庄严的宣告出人类生存发展对其渴然的需求，因为武术的存在并非在原始人每代身上都有着存与灭的演绎，而是一经发生便承延不断，正是武术传承不可置否地承担起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原始的武术教授主要存在于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内部，为了生命的延续或在自然界面前不至于被毁灭。原始武术学习产生的这种心理动机不是对武术价值宏展中产生出来，也不是对武术价值的自觉认识中产生出来，而主要是出自于“维生”的功利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维持个体或群体生活必须的生存中产生出来的。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引用人类学家著作中的大量材料证明了原始的各种活动的产生都有着原始人的功利目的，原始的武术传承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价值标定。
人类生存进化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现实无不告诉我们，人的生存是首位的，抛弃了人类的生存也不能有人类文化的产生、人类其它需求的存在，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时武术传承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特定表现形态和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和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有着内在联系，这是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属性。这种基本属性根本地制约着和规定着武术教授现象的内容和特征。对武术传承来说它应该怎样进行、具体内容怎样并非自己孤立决定的。它的具体形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互动的产物，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极浓重的政治色彩。当然，对武术传承具有根本影响的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从原始的武术传欢迎进入dylw.net授到现代的武术教学无一脱离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导限。
社会和环境这两个词所概括的现实内容及特征，古今中外有着较大的丰富性。《说文》中讲“周礼二十五家为社”把“社”作为社会活动的组织单位，《管子·乘马》记有“方六里，明知曰社”，“社”成了地理单位，“会”指人联会集合，“社会”指人们汇集一处。1903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翻译为《群学肆言》取得了与西方“社会”一词完全相同的含义，在学术界社会的内涵有着众说纷纭的界定，我们姑且不管社会学家对“社会”一词的界定如何，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勿庸质疑的，特有社会环境条件下的武术传承呈有各自具体内容及与众不同的特点，人类文化史和教育史均表明武术的产生先于儒学，武术教学的存在同样先于儒学教学。在儒学未现的前历史阶段，原始武术教授是原始人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刀、斧、弓、矢既是生活工具又是维护生存的武器，我们民族的祖先就是在这些简单的原始工具中演绎着原始武术传承的雏形。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教育渐成系统，武术教学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随着人们生活经验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武术教学由简单趋向复杂，由杂乱趋向系统。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明确的客观性，武术传承的存在与进步也正是出自人类社会的客观需求，正是因为人类能动地创造了社会，社会又以其客观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趋向。武术传承的具体形式理所当然地只有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正常的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同样，社会主体的需要具有复杂的结构性，社会在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时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内部人造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融合关系。武术作为这样复杂系统中的一支，要不断和社会总系统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就必然要跟随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适应。武术传承与时代环境因素相适应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政治经济气候相吻合无疑是推动其不断完善发展的直接动因。从人类之初武术教授的最初萌芽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武术已作变异发展的今天，人类历史发展的数千年的坎坎坷坷、跌跌荡荡中，人类社会存求的风风雨雨、沐雪浴霜中武术传承要与社会历史环境相融合的铁律无一更改。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0：10-11.
对历史人物评价一向是史学界争鸣的热门话题之一。所谓历史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它不是指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有突出作用的、影响较大的、留下明显痕迹的人。他们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还会起决定性作用。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中学生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会在认识历史人物时形成思维定势，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低估、抹煞或夸大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对历史人物不能形成准确、客观、辩证的认识，这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公正。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带感彩。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前提
1.全面的客观性。
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给予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另外，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学生就不能掌握正确、客观、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提高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2.严格的历史性。
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从而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符合时展要求的肯定，反之则否定，同时注意不要用现代人的标准评价古人。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三、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应注意的要点
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夸大个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2.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
杰出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又不能忽略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应实事求是，重视确凿证据，坚持唯物史观。如曹操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和客观要求，但他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主要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初中历史书对曹操的个人资料介绍不多，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史实从哪获取？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枭雄？历史史实不准确就可能评价不客观、不公正、证据不全就可能有失偏颇。
3.一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规律的制约。
人民群众只能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违背规律则必将被历史遗弃。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我们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有时甚至起扭转历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规律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会犯历史唯心主义“归诸天命”的错误。
4.历史人物的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
关键词：族群；阶级；关联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94-02
严格地说，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阶级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但在现实中，族群和阶级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关于族群边界和阶级边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两者的边界都不是岿然不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和阶级的边界就会淡化、消解、或者交叉。族群和阶级的概念自产生以来，就被当做统治和支配的工具，灵活地运用于各种政体和各种社会条件当中，起到凝聚人群或者瓦解人群的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
一、族群
族群的概念从来都是科学分类、民间分类和政治分类的混合产物[1]401。文化人类学一直试图给出族群的定义，希望探究各种认同构成的过程，揭开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维度的意义。但是政治变革对各种传统文化领域及其生活在当中的人们重新划定了边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也对分析单位的恰当标准提出了疑问。很多调查者发现，他们所划定的边界在社会过程中变得非常模糊。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姆斯（Brackette Williams）认为，族群的边界通常在文化、社会、经济或政治上发生重叠。族群边界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连续性的。相反，它们是多样化的和相互重叠的[1]400-415。对人群进行分类固然是人的本性，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们自身不断变化的主观意识又早已决定任何分类都无法做到黑白分明、任何分类都会随时产生冲撞和矛盾。
社会人类学家艾伯纳·科恩（Abner Cohen）对族群的定义是：有着共同的行为标准模式、构成一个更大规模人口的一部分、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框架中与其他人群进行互动的一个集体人群。其中，共同的行为标准模式是指在如亲属、婚姻、友谊、仪式等象征性活动的语境下表现出来的集体表征[1]403。历史学家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将族群定义为系列包容与排斥的嵌入性二元划分的过程。人们在被划归某个群体时，既有主观标准也有客观标准，既有局内人标准也有局外人标准，采用哪种标准取决于定义成员身份时所使用的区分符号[1]414。人类学家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对族群的定义既是文化的也是情境的。他认为，族群既不能单纯地从文化角度界定，也不能单纯地用情境现象来解释。我们可以把“与生俱来”的“世系”当做族群的原生特点，因为它不随情境而变化，而族群的具体形式则取决于“婚姻的交换结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结构、以及群体间信息的交换结构”，这些因素都是情境性的[1]401-402。从以上三种族群的定义来看，划分标准首先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虽然借以标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特征相对稳定不变，但标准的选择却带有主观性，使用哪种或哪些文化特征来界定族群是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变化来决定的、根据人们的需要来决定的，也就是情境性的。
Ronald Cohen指出，原本平衡、共生的关系随着群体成员决定获取稀缺资源而变得不再平等，并出现层级。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进一步提出，族群是被认可的群体间的不平等差异，而不平等是一个或多个统治群体不断剥夺其他群体获得所需资源造成的[1]418。由此推断，族群间的不平等差异正是统治群体所希望看到的：统治群体不仅需要在自身和其他群体之间制造不平等，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稀缺资源、控制社会分配，同时统治群体也需要在被统治群体内部制造各种不平等的差异，包括各个被统治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和一个被统治族群内部的不平等。
二、阶级
阶级是一个社会中拥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阶级一词被广泛使用是在19世纪，它反映了西欧社会结构在18世纪末工业和政治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区分不同类型社会的是生产方式，即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就会引起一种不同的阶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统治阶级控制和指挥生产过程，而其他阶级直接为统治阶级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社会中阶级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指出宗教习俗、国家民族主义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韦伯还认为，不同于欧洲，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流动性高，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多。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西方社会中仍然存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分层，但是阶级的边界已变得不那么显著了。①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更强调一个人群共同的经济特征，而韦伯的阶层概念则侧重以权力、威望、职业来划分人群。前者从经济因素划分，后者以文化因素进行归类。
虽然阶级的边界总在变动，但阶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按照布迪厄社会空间场域理论的解释，能动者和能动者的群体由他们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相对位置来界定，每一个能动者都被分派给一个或另一个相近的位置，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同时占据这个空间中两个相对的位置[2]。
当一个阶级或阶层形成以后，它有可能被强化、被巩固，也可能被削弱、被消解。因此，阶级或阶层又是流动的。流动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兼人类学家詹姆斯·斯哥特（James Scott）发现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认为在特定社会秩序中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通常拥有不同的文化观念或者在貌似相同的观念下面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社会中到处充斥着不同人群和个体的“抵抗”[3]。当群体的经济利益趋于一致时，文化共识却不一定能够轻易达成，这也是文化复杂性的所在。被人群和个体有意隐蔽起来、却的的确确存在的不同态度、看法及抵抗倾向就是斯哥特所说的“隐藏的文本”。
法国历史学家琼·斯哥特（Joan Scott）也倾向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人们之所以认识不到他们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是因为缺乏文化共识。琼·斯哥特作为一位文化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社会经验和话语表达是不能单从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的，文化因素的缺失将导致解释的过于简单化[3]。文化是一种惯习，惯习协调了能动者在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和必要关系[2]734。没有文化的往来穿梭，社会关系网络就不会如此复杂。换言之，文化的作用是使社会复杂化。
工人阶级是在服务行业中工资低廉和缺少技能的人群。但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别，有些是熟练工人，有些是半熟练工人，还有些是不熟练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各异。工人阶级的总体特征是缺少财产的占有和依赖工资的收入。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低，受教育机会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①。工人阶级最早产生的地方是英国。1780-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并且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到了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就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4]4。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说“人类劳动的自然标准”应当被认为是“价值的实际标准”，产品应该按照其中所体现的劳动来进行交换[4]931。工人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全部归工人阶级所有，统治阶级依靠权力拿走了大部分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只得到自己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因而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即社会价值产品的分配问题：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工人阶级在分配社会价值产品中的适当比例应该是多少。这个时候，阶级利益是完全对立的[5]36。掌握权力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显然不会在分配比例上对工人阶级表现出仁慈，因为每一寸让步都是对自身利益的侵蚀。只要还能维持工人阶级继续生产、提供必要的劳动力，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不可能自动发生。
参考文献：
[1]Williams, F. Brackette. A Class Act: 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J].1989，(18):401
[2]Bourdieu, Pierre.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J]. 1985，14 (6):723-724
[3]Biernacki, Richard.“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Bonnell, V. & Hunt, L. Ed. 1999：54.
一、引言
“反身性”原则是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并作为“强纲领”最后一条理论原则。反身性原则要求对科学的社会学解释必须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提出该原则的初衷是为了保证自己理论的自洽性，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的严密性，更是为了确保“强纲领”的普遍适用性。要想使一个理论能够对研究对象具有解释效力，它必须能够解释自身，这也是对称性的一个要求。同时该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布鲁尔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学家对自己理论的信心。这条原则提出的初衷虽是为了确保“强纲领”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但该原则却恰恰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遭到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问题”。反身性原则提出本是为了维护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增加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力度，但事与愿违反身性原则造成了自身困境即“反身性问题”。该困境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是无法克服。
二、何谓“反身性问题”
“反身性问题”源于格尔兹称之为“曼海姆悖论”问题即：“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一方面宣称，所有思想、意识不过是一种源于特定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超文化、超主体的绝对知识；而另一方面他又以某种实在论支点作为其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精要，这便形成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特有的悖论形式。”反身性问题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里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当自然科学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的、利益的建构时，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所建构的知识也不可避免地被反诘：你的知识也是社会、利益的产物。因此“反身性内涵的普遍化演变为：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知识生产的主体，其制造的知识是无法超越特定情境下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因而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解释是一种永远无法打破的封闭式循环的悖论。”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一切信念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但在劳丹看来（L．Laudan）便意味着“如果任何信念均非理性思考或有见识的评价结果，而仅仅决定于信仰者的社会境况的观点成立……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而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求被接受。”不完全性定理用逻辑方式证明：任何一个符号系统要达到逻辑一致性，其前提就不能由系统自身内在地给出，而只能来自系统之外。例如理性主义的成立前提依赖于判断“我相信理性”，而该判断为真的依据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同理相对主义的成立也依赖于它以外的绝对前提“一切都是相对的”。由此可知，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本身都是不完备的，因而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所以任何对反身性原则的批判都无疑成一场自杀行为。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之间也因为必须面对反身性问题而无法自拔。“反身性问题”带来的难题是自我反驳、自我指涉。自我指涉是指“一个总体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总体本身，或者要通过这个总体来定义或说明”。比如希腊哲学家埃匹门尼德的著名悖论：“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相互指涉的例子：如果埃匹门尼德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他是克里特岛人，这句话也适用于他自己，所以他一定是个说谎者，那么这句话就是假的；反之，如果他这句话是假的，同理因为他是克里特岛人，他不是一个说谎者，那么这句话就是真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悖论。“反身性”带来的自我反驳是因为：自我反驳是指任何涉及全面的，可以转化为自指句的陈述都必定会表现出自我反驳性。例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这句本身就是绝对的，典型的自我反驳的例子。正如相对主义与社会哲学相同处都是对社会情境和历史条件的着重强调，都坚信所有的命题、论断和理论都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情境下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强调知识和意义具有社会性和历史特性。而理性主义批判指出：相对主义命题本身就是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相对主义必然是自我反驳的理论。反身性原则要求对其他信念的检查也要适用于自身，我们看到把反身性原则运用到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时发现：这些理论都有缺陷，都无法达到自圆其说因而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方面要以科学知识作为其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这种知识本身又是其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中的一部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总是结合在一起，很难将两者分开单独讨论。反身性原则要求对自身检验因而出现如下问题：关于“描述”的描述、关于“观察”的观察、关于“实验”的实验等。反身性问题如同悖论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束手无策，自我指涉的同时又自我反驳的循环反复，完全违背了布鲁尔提出该原则的初衷。
三、反身性影响
1．负面影响（1）布鲁尔继承了曼海姆学说的传统，把反身性原则列为“强纲领”中最后一个条件。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时，布鲁尔反驳指出反身性原则“不是自我拆台的虚无主”，“当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他们的学科可能有反身性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历史学感到忧虑。的确，这正是探讨知识社会学的人应当具有的态度。”“布鲁尔似乎并不真的鼓励对知识社会学进行反身诘问，他的反身性原则不过是一种自信的姿态或‘商品推销术’，用于支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地位并抵制反对派的攻击。”并且对于强纲领支持者来说，反身性原则并不是要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中实际贯彻的内容，而只是他们表达对自身理论自信的形式。巴恩斯、布鲁尔等也只是原则上接收反身性，保证理论的自洽性；科林斯、平奇等则坚持“反反身性者”；认为反身性会对他们的研究实践产生令人气馁的影响。反身性困境造了科学知识社会内部支持者的分歧。（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支持者由于在实践反身性原则时陷入到自我悖论中，减弱了强纲领的说明性：一方面强纲领主张认识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主义认识一旦运用反身性原则，就会使得强纲领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无法自拔。反身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强纲领的说服力减弱，成为其他学者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原则提出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和体现自身理论的自洽性，但终究是无法克服理性主义标准下的认识论纲领，最终陷入悖论中。（3）“反身性问题”的出现同样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入悖论中。反身性原则要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坚持的信念也要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宣称的各种信念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本身也无法避免被社会建构，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也是出于相对主义中。何谓社会建构，就是指包含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主张相对主义认识论。坚持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科学知识并无特殊之处；其次，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同时认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内容只能看成是社会过程的结构，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否定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事实的直接反映的观点。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派坚持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不可避免的陷入反身性原则造成的悖论中，正是这样的悖论，强纲领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宣称的理论的可信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因此拉图尔这样评价布鲁尔的反身性原则：“在拉图尔看来，布卢尔用社会因素来‘对称地’解释有关自然的信念，这实际上赋予社会比自然更多的实在含义，从而未能“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一旦我们用社会来解释自然，这就预设了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超越地位和权威性。由此看来，布卢尔对反身性的诉求失败了，因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未能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建构论’未能适用于‘社会建构论’本身。显然，这种反身性诉求很容易要么陷入悖论，要么陷入虚无主义。”2．正面影响反身性原则作为一个范式提出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原则成为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利器；该原则也构成了推动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演进的基本动力。该原则在批判其他理论、信念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护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对自身理论的自信。具体来讲反身性原则的价值体现如下：（1）认识论层面，反身性原则有助于人们克服对理性能力的自满情绪，认识到理性能力也是有自身的局限。同时人们理性能力的增强并不能表明人们对所处的环境运行规律的把握具有其必然性。启蒙理性一直宣扬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真理观：主张“世界是按照上帝的理性组织起来的”而且是有序的世界；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具有把握世界理性的能力，“发现真理，建构真理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反身性问题造成的悖论是理性主义者们无法克服和解决的，也同时也表明悖论的存在是对理性主义的上述理论的否正。正是这样的否正让人们认识到理性不是万能的，人们对世界的规律和真理的认识不具有必然性带有的阶段性和片面性。理性主义坚持认为存在有绝对的真理，但这样的认识遭到反身性质疑，通过这样的反驳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认识，不在迷信理性的力量。（2）经验层面上，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对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的分析作为其分析研究的蓝本，成功的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独到的学术观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观点坚持认为科学知识不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直观的反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其中有个人情感、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制约。现代的社会学家等各个学科都可以借鉴在研究实践中正确处理反思和自反等关系问题，加强人们对研究过程中的对社会性因素、个人情感等研究，关注人类思维的内在发展进程，注重个人在研究中所渗透的主观因素的影响。（3）应用层面上，可以把反身性原则应用到对各种社会现象比如国家政治结构、社会性别等展开研究，揭示这些现象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的，并因此进一步加强从经验层面上分析理性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所产生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社会后果等。同时在分析人类思维和行为后果的同时，也可以深入到这些社会现象内部更深层次的认识社会本质，利于人们更好的管理政治社会经济生活。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
从来世间万物，无一不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没有绝对脱离社会生活的物事存在。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的人。网络行为的主体——人，同样也是高度社会化了的社会人。虚拟的网络生活空间，正是现实生活蓝本的临摹。因此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单独议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不从社会学角度去进行积极思考、不考虑进屏幕背后的社会因素，窃以为都是不切实际的。
无可质疑，网络问题仍是社会问题。缤纷繁杂的网络行为，亦不应区别对待，仍然坚决地固守于社会现象之列。因此，网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其间紧要，莫过于从这些形形的现象之中找出主要的东西，把握住其规律性，但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本文意图从此角度作些理论思考。
一、转变传统教育思想模式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国人对网络热情的持续升温以及网络问题的日愈多元化、复杂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显得理论涵容量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调等诸多缺失。人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否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进而影响物质文明的建设。所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人所共识。
1、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现实性方面，总结起来，莫过于强调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化与外化的统一，而内化是关键，是外化的基础。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的理论基础是观念形态的人，而非现实意义上的人。马克思主张将人放到社会实践中进行分析，他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1] 在这里，人的现实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人是出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的个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它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该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2]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一切以现实的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为理论构建依据。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其理论起点亦应在此。因为网络问题的最终归结，不论它形式上多么变化多端，仍然要靠现实的、社会的人。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然要考虑进表面上隐藏而实质上支撑此类问题的社会的、现实的人的因素。诚如上述，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构建，主要在于实现其理论基础从观念形态的人向现实的、社会的人的转变。
2、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以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受教育者自身的自省、自习、自度等内化过程，方法上以“填鸭式”、灌输式为主，简单生硬，僵化陈旧，缺乏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全面、合理把握；忽略了社会体制、环境、公共规则对个人成长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具有明显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所以，在新时代新问题下，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理所应然。
网络空间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网络问题的本原在于现实社会生活，因为网络问题背后的操纵手，乃是活生生的现实人。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发展的，网络思想政治问题的解决，客观上必然要求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网络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但“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乎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面对层出不穷的种种网络新问题，我们需要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它，以新的方法来改造它。传统的单一的灌输式教育方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由于忽视了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人的主体能动性，仅仅将之作为一个简单的受教客体，将教育主体所希望的、或者统治阶级所希冀的道德规范采取“灌”、“输”的手段强加于受教育者，一方面可能导致对教育对象个人行为干预过多而严重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其产生某些逆反心理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事倍功半甚至于劳而无功。
3、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乃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先忧天下，后乐天下”的整体主义思想。这种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势。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它都激励和团结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同患难，共甘苦。但是，既然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那么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有思想和判断的自由，每一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他说：“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强迫他们只按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就是极有经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缄口如瓶，更不用说一般大众了。”[4]
综上，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要求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时，我们既不能摒弃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或集体主义，同时亦不能单讲个人主义。因为单一的集体主义不利于个体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完全的个人主义则是利己主义。最好的切中点，则是“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从集体和集体利益中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追求，而个人为了实现这个追求又必须同时维护集体的利益。”[5]具体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解决，我们仍然需要在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指标时注重把握这一原则。
二、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
认为，任何问题、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同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看到引起问题产生的多方面的客观原因。网络问题的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构建，需要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利用网络信息传播、人际交往及社会文化特点，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要求和网络化发展特点及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看到，网络问题只是众多社会问题的一类，属于特殊；解决这一特殊问题，得借助于一般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这是找共性。在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被单一的个性所蒙蔽眼睛，更不能只注重这些问题的共性而采用一般的、泛泛的方法。如果我们混淆于一般与特殊之间，将一般问题特殊化或者将特殊问题一般化，无疑于都会陷于思想工作方法简单僵化的境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和发生着巨大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不断科学化、现代化。因此，优化一般与特殊方法结构，时时兼顾一般与特殊，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方法保证。
三、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指“根据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要求，通过信息反馈和对信息的定性、定量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及其效果进行评判的一项活动。”[6] 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具有导向性、客观性、相对性等特点，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能起到及时的调控作用和诊断反馈作用，更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最终解决，客观上也需要构筑一套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因为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本身而言，也就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评估，可以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得失成败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可以说，二者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个整体。
1、以党性原则为指针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纵然网络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即使网络空间鱼目混杂，清浊难辩，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紧紧围绕党的宗旨和中心任务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西方品德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的实现之中。基于此，在评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时，我们要在评估的内容和方法上反映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这就是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要坚持的党性原则。以党性原则为指针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有利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纠偏作用。
2、以客观原则为准绳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对这一过程的客观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估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这就要求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必须要坚持客观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情感。因此，以客观原则为准绳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就必然要求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统一的规格要求与特殊评价结合起来，同时广泛接受群众意见，在兼听中求得真实，获得客观。
3、以历史原则为基准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
以历史原则为基准来构筑有效的检测评估体系，就是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察评估必须将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和将来的发展联系起来，决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现状，审视过去，预测将来。坚持历史原则，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评估对象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从中找出评估对象与社会历史条件间的内在联系。网络虽然是社会新生事物，但产生网络问题的思想根源，却有其固有的历史继承性。对产生网络思想问题追本溯源并分析其思想发展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合理地评估这些问题，从而根据历史经验制定出有效的评估指标系统。
参考文献：
[1]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年，第237，341页。
[3]《马克思恩克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79页。
[4]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第270页。
关键词 精英 精英主义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奥尔特加假说”从理论上给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以充分的肯定和认可，它在肯定社会精英所作贡献的基础上也承认普通民众，确切地说是非专业人士的实质性贡献。因此这一观点在当时也获得了极高的支持。当科尔兄弟提出对此观点的质疑时，带来了一系列反对浪潮。科尔兄弟认为科学的进步只依靠科学界的精英即可，普通科学家的数量减少并不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任何不良影响。科尔兄弟的这一观点可以看成是精英主义在科学界的一种突出表现。精英主义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它也必将存在。那么精英主义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它又会有怎样的改良和发展呢？
一、精英主义的早期发展
精英主义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要区分精英与非精英，首先得给精英的成长准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待其成长。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发展手段在国家的发展中越发显现其重要作用。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教育、科技、通讯、交通等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很大比重都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科学研发在技术的进步中起到关键作用。同时社会物质财富激增，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民众追求知识和自我素质提高的诉求急剧增长。这一切引出了一个后果：欧美社会进入了一个以“大众的反叛”为标志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越发容易区分精英与非精英，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矛盾也越发容易激化。谁更好的掌握科学知识或者是技术条件，谁就有发言权。早期精英不是智力的差距较量，更多的是一种家族实力的比拼。然而随着贵族的衰落，这种倾向逐步瓦解，社会群体开始有意识自立自强，文化决定命运的意识渐渐成为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主义其实是作为大众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样的一批人，在先天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更早而且更好的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这样的优势下，意识到知识逐渐成为获取话语权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时，他们也理所当然得更霸道的掌握了知识的掌控权。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逐步地意识到，掌握知识和政治的不一定非是精英人群，在广大民众中亦不缺乏有才之士。这些人也许缺少优越的先天物质条件和后天的培养环境，但是资质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或者是技能。于是精英慢慢地成为了在某一方面具有天赋和高超领悟力的人群代名词。
二、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真实面相，对西方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精英主义一出现，它的对立面便如影随形——反精英主义。现在的反精英主义形式有很多，最为有代表性的便是民粹主义和多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主义并不是针对精英主义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并不具备时间上的逻辑性。客观地看待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充分的认识精英主义、改良精英主义是很有效的。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1980年以后，大部分的学问都将民粹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 民粹主义的相反词是精英主义，尤其是政治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关注民众和盲目仇视精英的特性也导致了它作用的多重性。
多元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反对西方传统的学说，否认国家是唯一具有最高的机构，认为政治权力是多元的，他们极力推崇社会团体的作用，认为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应被分解，尽可能转移给各种社会团体，实现政治权力体系的多元化。他们并不认为权力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其所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团体利益。
通过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精英主义还是反精英主义都只是片面的强调了民主政治的某一个方面。精英政治或是所谓的“民主”政治，都没有全面的客观的看待精英和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个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中，个人的能力很重要，可是国家作为一个体制协调者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
三、精英主义的发展前景
精英在社会的发展中较之一般民众具有更强的专业技能和理解能力，从这一个方面来说，精英的存在也是社会群体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它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合理的。社会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受教环境，即使外在条件可以力求一致，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资质也各不相同。因此社会各个领域会出现不同的精英，在这个领域具有权威性，但是，精英的权威性与社会的民主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对峙的必然性。
总的说来，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即使只是作为一种短时的历史存在，那也会发挥它的历史作用。我们不应该盲目的摒除其一切思想，盲目仇视精英主义，因为在当今社会，要想做到完全的均一是绝对不可能的。正确认识精英主义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改良精英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1]V.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V.帕累托.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王浩然：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要旨与评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8年4月.
[6]王焱：精英选拔机制与早期精英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