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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危机特征，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关键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15日
从1978年开始，我国试图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诱导地方政府采取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的行为模式。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和行为目标，地方政府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并且这个市场主体具有了凭借掌握的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来获取最大化垄断租金的能力。作为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起着特殊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界定
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这一范畴，但对于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不明确。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等概念常被替换使用。在实践操作中，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形式多样、关联复杂，一些原本并不针对经济领域的行为结果往往会影响到经济领域，这反映在理论研究中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界定的模糊与分歧。导致很大一部分学者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等同于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认为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地方政府组织依照法律对地方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对策性管理行为”，从而否认地方政府是拥有独立经济利益且能够独立行使经济行为的主体。
本文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从中央政府财政分权过程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凭借财产收入通过直接的资源消耗参与资源配置行为，如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行为即属此类；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经济管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能够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宏观调控间接干预资源的配置。此类行为虽不是地方政府对实际资源的直接消耗，但政策执行效果能够广泛影响经济运行的效果。
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企业家政府
（一）传统的政府行为假设。经济学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仅作为其下属机构的地方政府）在这种利益一致性的社会中扮演“中心人”角色，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万能中心”。政府“中心人”角色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1、政府官员具有公正无私的品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的唯一行为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总体利益的最大化；2、政府组织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除人民利益和全社会利益外，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3、政府有完全的“理性”来执掌公共权力，能够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管理和组织经济，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政府“中心人”角色在各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的后果与目标的差异证明，上述政府“中心人”的行为假定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各级政府不是经济主体从而不存在有别于公共利益目标的独立利益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假定来源于某种先验理论模式的规定，而非从客观实践中抽象而来，实质上是把主观上希望的“政府应该怎样行为”等同于了客观上“政府就是如此行为”，违背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且在进行理论抽象的过程中，把个别而非整体的行为方式如大公无私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前提，使理论分析一开始便失去了一般性和准确性。因此，方法论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传统政府行为分析内容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不承认政府是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进而忽视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目标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导致对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偏差。
（二）修正后的地方政府行为假定——企业家政府。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修改上述假定前提，努力地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相符合。唯有如此，方有可能保证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与实践保持一致。
[关键词] 中心位置；门户位置；经济职能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经济区位在地理空间之中存在，地理空间通过经济区位发生作用[1]。尽管交通、通讯等技术进步削弱了区位对地方发展的作用[2]；但在较大尺度上，空间的有限性、唯一性并没有改变，空间摩擦或距离摩擦仍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世行报告抓住密度、距离、分割三要素，通过实例分析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3]。
在区位中，有两个特殊区位，即中心区位和门户区位。若一个城市兼有两种区位，则必是所在区域的首位城市，如武汉、郑州等；若不能兼得，则易形成双中心结构，如大连与长春、宁波与杭州等。区位不仅总体上影响城市发展，也深刻塑造了城市职能，如交通枢纽城市、港口城市等类型的特殊职能。
2 济南和青岛发展特征比较
2.1 综合经济
2011年济南市GDP为4406.29亿元，人均GDP为64310元；青岛市GDP为6615.60亿元，人均GDP为75546元。2005-2011年，济南市GDP年均增长率为15.29%，略低于青岛市的16.14%。青岛市发展水平优于济南市。
青岛市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济南市第三产业比重高于青岛市。但从2005-2011年情况来看，青岛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均快于济南市，且第三产业增长快于第二产业，经济服务化趋势显著。
2.2 第一产业
2011年青岛市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84元，略高于济南市的3455元。青岛市劳均农用地和劳均耕地为12.13亩和9.26亩，高于济南市的11.02亩和8.48亩；青岛市农产品出口额达49.78亿美元，远高于济南市的0.28亿美元；青岛市农业表现出更高的规模化、外向化水平。
2.3 第二产业
“一强一弱、一快一慢”是近年来青岛和济南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2011年青岛市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5824元，远高于济南市的26564元。2005-2011年，青岛市工业增长率为18.85%，远高于济南市的10.24%。
近年来，济南市工业竞争力呈下降态势。2005年区位商>1的行业有7个，竞争优势显著。2011年区位商>1的行业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区位商仅为1.04，竞争优势微弱。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信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机械制造、石化及化纤等传统优势产业均呈现衰退态势。青岛市工业则表现强劲。2005和2011年，青岛市区位商>1的行业均为14个。传统上青岛市以轻工业为主，2005年重工业超过轻工业。目前，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饮料、纺织等初级行业虽然优势有所下降，但仍保持显著优势；装备制造、服装、橡塑等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行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4 第三产业
2011年，济南市第三产业14个行业中，10个行业区位商>1，具有显著优势；虽然数量上少于2005年的11个，但行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传统行业比重逐步下降，新型商贸餐饮业、交运仓储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兴起。
2005-2011年青岛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8.84%，高于济南市的17.74%，但内部结构显著不同。虽然青岛市区位商>1的门类由2005年的6个上升到2011年的8个，但数量和质量（区位商）仍低于济南市。青岛市竞争力上升的行业主要体现在信息服务、金融、商贸、居民服务、教育等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则有所下降，而这两个行业正是济南市竞争力上升的行业。
3 基于区位视角的审视
3.1区位特征影响了城市竞争力
在传统自给自足、封闭运行的经济环境中，中心城市一般是区域经济中心。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门户城市作为区域对外联系的窗口，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通道，更具有经济优势。
作为我国重要的门户城市，青岛市经济发展比济南市更具优势。青岛市综合竞争力全面超越济南市，在我国（含台港澳）294个城市中，青岛市位于第7位，高于济南市的第25位。从6项分指标来看，经济增长指数和经济规模指数反映发展结果，济南市低于青岛市；其它4项指标可是为发展潜力因素，济南市除产业层次指标略高于青岛市外，其它3项指标都显著低于青岛市[4]。
3.2 区位特征影响了城市经济职能
在全球化时代，门户城市比中心城市在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截止2011年，青岛市累计实际使用外资392.84亿美元，远高于济南的73.67亿美元；青岛市进出口总额723.1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70.62%；同期济南市进出口总额为104.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5.25%。
与济南相比，青岛市第一产业具有更强的外向型。在外商投资从中小企业到大中企业、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之有很高的契合度；而济南市的产业结构受外资影响较小。第三产业方面，青岛市的交通、商务、商贸等职能更加突出，但由于沿海其他城市的竞争，相对优势有所降低；济南市作为中心城市，又是政治中心，在商务、科研等方面更具优势；随着内陆发展加快，交通、商贸、金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3.3 区位特征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南到北、由沿海到内陆的历程，城市总体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均受此影响。传统上，我国实行的是“低成本竞争”模式。但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力不断加大，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调整发展实体经济致使出口受限。这些都要求我国全面调整发展思路，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市在行政、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资源是其优势所在，重点应在总部经济、会展经济、创意产业、金融经济、教育产业、高新技术研发等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随着经济和消费中心向内陆的转移，交通和商贸职能将进一步强化。青岛市由于区位和滨海优势，未来海洋经济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小结
4.1 区位因素对地方发展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交通、信息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但区位因素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区位因素不仅影响城市整体发展，而且影响城市经济职能和发展趋势。且随着发展水平的变迁、区域格局的演变，区位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所变化。
4.2 山东省双中心结构要求处理好济南市与青岛市的分工
在综合竞争力上，青岛对济南具有相对优势。地理位置上相对较近，两座城市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交通运输方面，济南的铁路运输、青岛的海运各具优势。在科研机构竞争力方面，青岛与济南都处于国内较靠前的水平。在生活环境竞争力上，济南和青岛均有继续提高的潜力。在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上青岛相对较强。而在教育、科技、枢纽交通等方面，济南市则较有优势；济南市行政中心的地位带来一系列青岛所不具有的优势。
因此，济南市和青岛市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实施错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小建,李国平等. 经济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8.
目前的特色小镇可以分为两种：建制镇和非建制镇。2016年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特色小镇原则上为建制镇（县城关镇除外），优先选择全国重点镇。从这方面看，《通知》中提到的到2020年要培育的1000个特色小镇，其实是建制镇。后者以企业为主导，浙江地区数量较多较集中，目前比较成功的乌镇、西塘、云栖等都属于这一类。
《通知》还指出，县级人民政府是培育特色小镇的责任主体，制定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整合落实资金，完善体制机制，统筹项目安排并组织推进。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实施工作。而且还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这说明，培育特色小镇应该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行为。
政府主导优势凸显
政府主导型的特色小镇建设，整体上也是按市场经济原则来进行资源配置的，但是政府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能够迅速实现某种短期和长期增长目标。
一方面，政府拥有巨大的可供自己直接配置的资源。在财政收入上，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征税的能力越来越高，掌控的财力也越来越多，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最直接最大宗的资金来源。金融方面，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资产负债指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并用政府信用给予隐形担保，获取贷款，投向政府想做的项目。财政借款方面，债务意味着政府的借债支出，构成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当期支出，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庞大债务，亦构成了政府可以支配的资源。此外，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政府还掌控了制定各种政策的权利，可以为特色小镇建设创造经济发展环境，行政审批制就是其具体表现。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各项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许多微观主体也存在生杀予夺的直接效果。在我国人口资源东西部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下，老少边穷地区想要完全依靠市场经济自发成长起来，形成优越、成熟的投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作用下，才能有效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厘清界限，整合发展
政府主导建设也会存在诸多劣势。首先，容易产生政府目标偏差。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服务，进行宏观调控，不主张政府成为市场主体。其实在中央政府搞的特区、自贸区中，各地政府搞的开发区、特色小镇中，县里搞的招商引资中，各级党委书记实际上就相当于董事长，各级政府首脑相当于总经理，这种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弊端，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也极易产生政府目标偏差。因此，要推动政府转变职能，防止大包大揽，要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尊重一切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容易产生。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集经济资源和权利资源于一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滋生寻租腐败，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土壤。
【关键词】 残胃；胃镜；临床表现
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常可发生较多病变，已经越来越被临床所重视[1]，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残胃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残胃内镜及临床特点，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1月-2009年12月诊治残胃180例，男130例，女50例；年龄29～82岁，中位年龄平均47.9岁。胃切除术后复查时间最短3个月，最长22年，平均3.9年。原发病：胃溃疡82例，十二指肠溃疡28例，复合性溃疡20例，原发性胃癌38例，重度萎缩性胃炎1例。手术方式：BillrothⅠ式为46例、BillrothⅡ式为44例。患者多于上腹部疼痛，胀闷不适，黑便及胃癌术后复查前来就诊。
1.2 方法 由内镜医师对每位受检者全部食管、贲门、残胃、吻合口及近端小肠进行仔细观察，每例取病灶处组织2～6块送病理组织学检查，分析胃镜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比较不同手术方式残胃病变发生率的差异。
1.3 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12.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应用χ2检验。
2 结果
160例残胃病变包括良性病变：残胃及吻合口炎130例，内镜下表现残胃及吻合口充血水肿、多发性糜烂，大多伴胆汁返流；残胃及吻合口溃疡32例，内镜下表现常位于吻合口胃侧、单发、孤立的圆形、椭圆形或呈不规则形黏膜缺损；恶性病变残胃癌12例，内镜下不规则息肉样隆起，表面不光滑；或深凹的溃疡，表面不平上披灰褐色的坏死组织；或为广泛的粘膜浸润，表面呈结节或颗粒状，糜烂。92例BillrothⅡ式残胃及吻合口炎80例、残胃及吻合口溃疡22例、残胃癌10例均高于88例BillrothⅠ式的50例、40例、2例(χ2=27.89、25.82、5.78 P＜0.05)。
3 讨论
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正常的解剖关系发生了改变，随之胃分泌、排空、消化功能及正常菌群比例亦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残胃病变发生率明显升高[2]，本文残胃良性病变包括残胃及吻合口炎130残胃及吻合口溃疡32例，与切除了幽门及其神经支配，破坏了胃窦-幽门-十二指肠的生理功能，导致胃排空延缓及十二指肠逆蠕动增加，十二指肠液中的胆汁和胰液溶解粘膜上皮细胞，加速细胞分裂，从而破坏胃粘膜屏障，引起残胃及吻合口的炎症、粘膜萎缩、糜烂、出血有关，甚至溃疡形成，残胃及吻合口炎症、溃疡的临床表现相似，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等，因术后残胃容量小，多为胆汁性呕吐。残胃恶性病变为残胃癌，本组共12例（6.67%，12/180），残胃癌发病机理胃切除术后常可导致胆汁、胰液和肠液体直接返流入残胃，胃内PH值升高，含硝酸盐还原酶的细菌过度繁殖，促使亚硝酸类合成致癌物质二甲亚硝酸盐，引起残胃炎症或溃疡，萎缩，不典型增生及肠上皮化生等一系列病理变化[4]，促其发生癌变，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主要为上腹痛腹胀食欲减退、呕吐，少数有呕血及黑便等，残胃癌的。本文观察发现残胃病变BillrothⅡ式明显明显高于BillrothⅠ式（P＜0.05），与BillrothⅡ式术后十二指肠液及胆汁必须经残胃吻合口而进入输出攀，更易发生反流有关与关。
总之，胃大部切除手术后残胃并发症较多，目前质子泵抑制剂及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消化性溃病已有显著疗效的情况下，溃疡病应严格控制手术指征，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确实无法避勉手术治疗的需严格选择手术方式，以减少术后胆汁、胰液对残胃粘膜的刺激[4]。残胃癌是胃手术后远期并发症，在胃切除10-15年以上发病率较高（本文平均11.3年），应对术后10年以上的定期胃镜检查，消化科医生在胃镜检查时应详细了解术前病变及手术方式，常规予以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特别对于有结节隆起、溃疡糜烂等病变，应详细检查，以排除残胃可能的恶变，内镜检查时由手术破坏了正常解剖结构，故胃镜下识别病变的良、恶性较为困难，检查时应注意多部位、多方向活检；活检要准确，尤其是第一钳，不易准确活检的部位结合细胞刷检、组织印片等以提高阳性率；检查应少注气详细观察粘膜色泽、柔软度、扩张度；难以确诊者应短期复查[5]。
参考文献
[1] 杜素君.胃切除术后残胃病变40例报道[J].中国现代医生，2008，46（8）：65
[2] 胡建平,张.残胃病变316例内镜检查结果分析[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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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光莹,李俊玲,曲红梅.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病变内镜及临床表现[J].山东医药,2007,47(27):121-122.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自杀行为；特征
精神分裂症，在重性精神障碍中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1 %，对病人、家庭及社会危害大，有20 %以上的病人最终自杀死亡。为进一步研究精神疾病病人的自杀原因并制定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现将我们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520 例，应用统一的调查表进行回顾性调查，凡病史中或住院期间发生自杀行为者，视为阳性病例，病人的其他特征查阅病案获得。
2 结果
2.1 自杀行为的发生率及特征
52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发生自杀行为者42例，发生率为8.08 %。
性别分布：520例患者中，男39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7例，发生率为6.89 %;女128 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5例，发生率为11.72 %。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6，P＜ 0.05)。
年龄分布：不同年龄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1，各年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7.22， P＜0.05)，提示年龄越大发生自杀行为的危险性越大。表1 不同年龄组患者自杀行为发生情况（略）
职业分布：不同职业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2，发生率由高到底依次为:农民、教师、干部、工人、学生，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66，P＞0.05)。表2 不同职业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婚姻状况：自杀行为以离婚发生率最高，未婚者次之，已婚者少，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 P ＞0.05)（见表3）。表3 不同婚姻状况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病史分布：520例患者中有阳性家族史者124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3例，发生率10.48 % ，家族史阴性者396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9例，发生率7.32 %，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7，P＞0.05)。520例患者中伴发躯体疾病4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例，发生率7.14 % ；不伴躯体疾病者478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9例，发生率8.16 %，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 P＞0.05)。
病种分布：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4，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性障碍、嗜酒所致精神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反应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 51，P＜ 0. 01) 。表4 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2.2 自杀者特征
42例自杀时年龄21～58岁，平均32.75岁。自杀距起病时间2天～20年，其中发生在起病1月以内者9例、占21.42 % ， 1月～1年者14例、占33.33 % ， 1年～5年者8例、占19. 05 % ， 5年以上者11例、占26. 19 % ，多发生在起病1年之内。
自杀季节：发生于春季者15例（占35. 71 %），夏季13 例（占30. 95 %）， 秋季者6例（占14. 29 %）， 冬季者8 例（占19.05 %），春夏季发生率显著高于秋冬季（χ2=15.32，P＜0.01)。
自杀原因：受精神症状支配31例（占73.81 %)，其中幻觉妄想等症状支配者19例、焦虑抑郁者12例；因生活事件、心理负担所致7例（占16.67 %），疾病恢复期、对治疗缺乏信心、药物不良反应所致各4例（占9.52 %）。
自杀方式：自缢15例（35.71 %）， 服毒6例（14.29 %），投河投井6例（14.29 %），触电4例（9.52 %），割腕3例（7.14 %），跳楼3例（7.14 %），跳崖1例（2.38 %），撞墙2例（4.76 %），撞车1例（2.38 %），绝食1例（2. 38) 。
自杀结果：自杀未遂者28例（66.67 %），轻伤者5例（11.90 %），受伤致残者3例（7.14 %），自杀身亡者6例（14.26 % )。
3 讨论
关键词:特征定位;静态与动态;基于程序
1特征定位技术概述
对于确定的维护任务,纠正或完善系统的某个或某些功能,我们把这些系统待维护的功能称为特征。完成对特征的纠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与这些特征所对应的那部分代码。因此特征定位是实现面向特征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撑技术。
理解一个特征是如何执行的是程序理解中主要的问题。在真正的理解程序运行之前,必须先定位特征代码的执行位置。找出执行给定特征的源码通常是不容易的,例如现存的文档己经过时,或系统的初始设计师已经无法找到了。所以维护工作引入了不连贯的修改,这种改变引发了这个系统结构的退化。任何时候的修改使得对程序的理解更加难了。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辅助纠正性、完善性维护任务的程序理解活动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进行特征定位。它将来自系统问题域的特征映射到系统实现域的相应代码实体。而完成对当前任务涉及特征的纠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与这些特征所对应的那部分代码。因此特征定位是实现面向特征的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撑技术。总体来讲,需要通过特征定位恢复出的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追踪关系分为基本追踪关系和导出追踪关系两大类。基本追踪关系是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相关关系,特征与实现该特征的所有代码实体间具有相关关系。导出追踪关系是从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基本追踪关系推导得出。常见的导出追踪关系有特定关系和有关系。特征与代码实体间具有特定关系表明该代码实体参与实现该特征且不参与实现任何其它特征。特征与代码实体间具有共有关系表明该实体参与实现该特征且同时参与实现其它特征。获取一个特征的导出追踪关系通常还需要其它特征的基本追踪关系。
2基于程序静态结构的特征定位
2.1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
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定位特定系统特征的方法以人对一个特定的系统特征的认识作为特征定位的出发点。在定位的过程中依赖辅助工具分析得到的程序抽象视图以及辅助工具所提供的对浏览、查找、推理程序信息等活动的支持。但具体而言,其在系统抽象、定位过程和工具支持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系统抽象。其方法在特征定位过程中利用了抽象系统依赖图。asdg建立在系统依赖图的基础之上,但忽略了更细粒度的语句信息。
针对c语言,抽象系统依赖图中的节点代表函数和全局变量,节点间的边代表函数间的调用关系、函数与全局变量之间以及全局变量间的数据流依赖关系。
特征定位过程。他们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给出了理解人员和辅助工具在特征定位过程中的明确分工和细致的步骤。理解人员的任务是:确定初始节点;选择下一个要访问的节点;访问该节点;判断该节点是否与所调查的特征相关;检查是否己经得到了所有相关的节点。
工具支持。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中,辅助工具的任务是:构造抽象系统依赖图并可视化展示;根据当前访问的系统依赖图中的节点和边更新查找图;根据确定下来的与当前特征相关的节点和边扩展查找图。
他们的工具中提出了一个查找图的概念,它记录了当前查找过的节点,因此除了提供抽象系统依赖图的可视化以外,还支持程序理解过程中理解步骤的回溯、撤销以及重做。
2.2借鉴地图信息可视化技术的方法
该方法的本质仍然是利用工具辅助人的查找和定位,只是它针对那些分散实现在程序全局内的系统特征,尤其针对大型系统,以基于grep的正规表达式匹配为起点,首先在源代码中强调显示出那些查找到的与当前特征相关的所有语句行。其次,借鉴了地图信息的可视化技术,处理这些大规模空间分散但逻辑相关的语句行信息,为分散实现的系统特征的查找、定位、变更提供了以下辅助:为那些与特定系统特征相关的代码实体建立索引从而对其进行控制;支持在单一视图内展示分散实现的系统特征的所有语句行; 提供视图的缩放以支持用户在不同粒度的程序信息间切换;对实现一个特定系统特征的代码实体的不同修改状态进行标记,从而更好地控制分散实现的代码的变更,并保证代码的一致性;折叠当前不需要的代码信息,使得在一个视图内观察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2.3关注图方法
关注图的核心结构包括类、方法和属性,并刻画它们之间的调用、读取等关系。其方法中,关注图是程序模型的压缩子集,它并没有包含程序模型中涉及一个关注点的所有节点和边,那些能够根据关注图中已有信息准确地从程序模型中恢复出来的信息将被省略,如一个完全实现关注点的类,它的属性和方法肯定也是完全实现该关注点的,则关注图中只包含这个类,它的属性和方法是省略掉的。
关注图将代码中分散实现的关注点的信息集中地以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从而辅助支持对其定位以及进一步的变更管理。构造关注图的过程首先基于关键字匹配查找代码中与关注点相关的一个初始点,进而由人交互地对自动提取的结构化
程序模型进行分析,并以计算机辅助的方式构造最终的关注图,同时一获取关注图与源代码之间的追踪关系。
3基于程序动态结构的特征定位
基于动态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依赖对系统的动态执行。它首先为所关注特征设计测试用例。然后通过执行这些测试用例建立特征与代码之间的关系,获取对特征的定位。
3.1软件搜索方法
软件搜索方法关注获取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特定追踪关系。该方法针对每个需要定位的系统特征设计两组测试用例,一组测试用例的执行将导致该特征被展示,另外一组测试用例的执行不会涉及这个系统特征。用执行第一组测试用例得到的动态剖面中包含的代码实体减去执行第二组测试用例得到的代码实体,即得到特定于该系统特征的代码部分。
3.2基于动态执行切片的方法
程序切片(program slice)技术是一种分析和理解软件程序的技术。软件人员在代码调试和软件测试过程中,常常会不自觉的应用这种技术。目前,程序切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并出现了许多切片准则、切片算法和相应的软件工具。程序切片是一个可执行程序,是按照一定的准则从源程序中移去零条或多条语句来构造的。随着切片技术的发展,目前对于程序切片还有另外一种定义方法:由影响程序中某个兴趣点处变量值的所有语句和控制谓词组成的一个程序子集,该子集并不一定是一个可执行的程序段。从以上两种定义出发,实际上定义了两种程序切片,即静态切片和动态切片。切片技术从程序中去除不会影响感兴趣的变量语句,形成一个程序的子集,从而简化了程序,有利于故障的定位。
3.3基于形式化概念分析的方法
该方法不仅关注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基本追踪关系,其更为关注获取系统特征与代码之间的多种导出追踪关系。因此,即使只对某一个特征进行定位,此外,由于系统特征与测试用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依赖测试用例获取特征与代码之间的追踪关系还需要考虑特征与测试用例之间的二元关系。因此,首先对测试用例与代码实体间的二元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概念分析,为其建立一个概念格结构并将其可视化。然后,结合测试用例与特征间的二元关系,交互地分析理解第一步建立的概念格结构,从而获取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多种追踪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基于程序动态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同样需要具有对所要调查的具体特征的先验认识,否则无法设计恰当的测试用例。即便是在具有现成的测试用例的情况下,依然需要理解人员更进一步的工作。因为,为发现特征的错误而设计的测试用例对于定位这个特征可能并不总是完全合适的。而测试用例的自动生成技术通常更多地关注单元测试而不是针对特征的功能测试。可见,这类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对人的依赖,因此理解人员个人的专业水平会影响这类方法定位特征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必信,程序理解研究与进展,计算机科学,1999
[关键词]体验经济；消费行为特征；影响因素；政策建议；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8-0019-03
1 引 言
20世纪7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曾在《未来的冲击》一文中预言：体验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根据《体验经济》一书的作者，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和詹姆斯・吉尔摩对“体验经济”的定义，体验经济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与产品经济时代相比，企业从事产品生产与服务的重心从 “供给决定需求”向“需求决定供给”方向转移。
体验经济的到来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在体验经济时代下，企业拥有了在经营活动上的新思路，在经营模式上的新探讨，为原本旧模式下已经近乎饱和的市场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与此同时，山雨欲来的体验经济也给桎梏于陈旧经营模式下的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顾客流失、利润下滑、市场份额萎缩等一系列问题让不少企业惊慌失措，慌忙应对新经济时代下的挑战。体验经济的发展塑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生产者的经营重心开始向消费者倾斜，消费者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消费者的核心价值得以回归，也为消费者更大程度地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选择。
2 文献综述
随着体验式消费的兴起，体验经济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企业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新兴消费模式的冲击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面对如此大的变化，作为产品与服务供应者的企业该如何把握消费者行为，从而生产、提供符合当代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与服务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刘凤军（2002）从市场营销角度提出企业在体验经济时代应采取营销战略，通过对营销理念、营销重点及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改变企业在新经济时代所面临的营销困境；郭红丽（2006）从管理层面指出企业应该对顾客采取战略性体验管理，同时企业需要建立以顾客体验为核心的公司文化，招募并培训能传达体验理念的员工、设计体验式产品及营销环境，以此增强企业体验营销的效果。刘建新、孙明贵（2006）在分析顾客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由顾客体验形成的机理模型，考察顾客体验的形成机理，通过对模型的深入分析提出体验营销的实施策略，以此指导企业经营。汪秀英（2010）从消费者行为特征入手，指出当代消费者在体验消费时追求信息民主、渴望市场地位平等，消费者偏好与厂商进行互动型的消费体验，在体验后将自身的体验感受转化成企业的改进数据，使体验成果具有最大的价值。
3 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
在体验经济时代下，消费者所形成的行为特征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具有不同导向和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形成的是对体验行为的支撑力。本研究将消费人群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月消费、消费城区等为因素进行区分，从而探究消费者体验行为特征的影响因素。统计样本总数为500人，采取随机抽样调查，通过相应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3.1 女性高于男性，侧重点不一
从性别角度看，女性光顾体验经济店的比例为55.1%，高于男性40.7%。其中男性更喜欢旅游体验，女性更喜欢购物体验，说明男性的选择与兴趣更为密切，而女性的选择与生活更加密切。
3.2 中青群体占主导，倾向性较明显
在结合不同年龄段对体验经济的倾向与对体验经济的接触比较中发现，作为新兴模式的体验经济，在新时代经济发展下更为年轻人所喜爱，但是考虑到体验式消费的消费水平要高于其他经营模式下的消费水平，因此在选择体验经济的人群里，20岁以下的人群中选择体验经济占比高达85%，20～30岁的人群中选择的占56.4%，30～40岁的消费群中占74.4%。总体而言，40岁以下的人群占体验经济消费模式下的主导。
3.3 高薪博览者众多，行业存在差异认同
在各企业供职的人群中，表示曾光顾过体验经济店的平均百分比为46.85%，研究显示外企、国企、学生、商业贸易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专业技术人员行业中所占比例较高，而这些人群通常拥有较高平均收入水平，较高学历的特征。可见，体验经济的客户群多定位于薪酬高、与外界文化接触程度大的人群。定位这些人群的体验营销尝试更为普遍且更容易成功。
此外，在排除了经济能力的影响下，在调查行业中发现一些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接触的事物更为外向化的行业，如个体工商户、外企等，对于体验经济的趋势认同百分比较其他行业更高。如表1所示。
3.4 高发展城区居多，地域差别较大
在随机调查的几个消费城区中显示，北京市的朝阳区和海淀区的体验消费人群居多。主要原因为这两个城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其他城区更高，服务业在该地区的占比相对较高，人文气息更加浓厚，体验经济下的消费模式相对更受欢迎。
4 消费者体验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总结了消费人群状况特征的基础上，再对消费者体验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分别从认知程度、接触程度、倾向程度以及趋势认同四个方面对不同人群做了相关性分析。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城区、学历、收入、消费以及职业。根据STATA检验结果，在存在相关性（P>|t|
4.1 体验经济认知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显示20～30岁人群对“体验经济”这一名词的了解程度最高，接受能力敏感度最高，而60岁以上老年群体对它的了解程度几乎为零。可见，对于体验经济概念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年轻群体。其中选择没听说过“体验经济”一词的被调查者当中，选择有光顾经历的占87.4%。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出体验经济的概念在中国并未深入人心，虽然人们已经不断参与生活中的各种体验式消费，但并未感知到专有概念的存在。
调查项中 “Q：是否听说过体验经济？――A：1.听说过；2.没听说过” 其结果显示对体验经济的认知程度与收入情况呈负相关，即收入越高者对体验经济程度的认知越高。分析原因应与体验经济作为相对中高端的消费水平，中高收入人群对其认知程度相对低收入人群认知程度要高。同理可得，接触程度亦是如此。
4.2 体验经济接触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体验经济的接触程度调查“Q：是否光顾过体验经济经营模式商店――A：1.有；2.没有”中发现，高消费因素与接触程度有很大的关联，影响因素为-0.6211， 说明消费水平越高，与体验经济接触程度也越高。这一结果与体验经济的特征之一――“让消费者为体验付费”，从而使得体验经济归属于中高端水平的消费，是有直接关联的。
此外，虽然年龄因素与体验经济的接触程度并没有显示有直接关联。但在年龄方面也值得研究，在年龄的差异分布中，我们看到年轻人相比其他年龄段光顾体验经济的更多，说明体验经济更受年轻人追捧。还有40～50岁的年龄段，由于此阶段收入稳定，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消费者的年龄与所选择体验领域的指向仍然具有相关性，年龄偏轻者更关注于体验行为的兴趣方向，年龄偏大者更关注于体验行为的务实与乐趣，即追求与生活的关联度。
4.3 体验经济倾向程度
调查显示 “Q：在能力支持的情况下，是否会更偏向于在体验经济的商店进行消费――A：1.是；2.不一定；3.不是”这一消费行为经数据显示受到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对体验经济的倾向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小，去体验经济倾向越明显，因此在体验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总体呈年轻化趋势。
除了对明显影响消费者体验行为的因素年龄进行研究外，发现各职业对体验经济倾向程度也存在差异。分析其原因，商业贸易中很多都是从事国际商务，受到外界文化熏陶的程度比其他行业大，而体验经济这一范畴本身就是从国外引进，这就更能解释各行业对体验经济的偏好存在差异的原因。
4.4 体验经济趋势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到底体验经济能否迎合消费者的期望和需要，为商家和消费者带来效益呢？体验经济在国内的行业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还需要消费者来决定。
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62.5%的被调查者认为体验经济未来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说明体验经济这一消费模式受到超过半数以上的人群的支持。对于影响认同的因素，我们做了如下分析。
“Q：您是否认为体验经济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A：1.是；2.不一定；3.不是”
趋势认同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学历水平、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对其结果产生了影响，且皆呈负相关，因此随着学历、收入、消费的上升，选择1选项即认同发展趋势的结果越显著。
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所以不同学历的消费者选择体验领域的兴趣方向存在差异。高学历水平消费者的关注点偏向与兴趣，低学历水平消费者的关注点偏向于生活。随着学历的上升，认同体验经济会成为趋势的百分比逐步增加。
体验经济中包含着众多信息，面对大量的信息，一般人难以做到有效筛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学历较高的人群对信息具有较高的筛选能力。当消费者对于体验经济活动的要求越高、积极性越强时，则其相应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对体验经济的理解程度也就越深刻，从而对体验经济的趋势认同感也就越强。
在认知度与接触度的调查中已证实中高收入、消费人群体验行为更为频繁，而其对于体验经济的趋势认同更有力的支持体验经济未来的发展。
此外，在不同职业下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值为12.617，概率P为0.00，认为不同职业下对体验经济未来发展成为趋势认可度的总体方差有显著差异。
认可体验经济将成为发展必然趋势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
从不同职业对趋势的认可比例的折线图可以得出：不同职业的消费者，对体验经济的认识与接受程度会有一定差异，一般情况下，职业与参与体验经济的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脑力劳动者如白领阶层人士对体验经济的认识深刻，接受能力强，可以跨越“体验”这一具体过程而抽象地感受到“体验经济”的效益所在；而体力劳动者如蓝领阶层人士，对体验经济的认识需要通过一个真实的体验过程辅助其强化理解。
参考文献还提到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对信息敏感的人士，或所获信息量大的人士，对体验经济的敏感性强，如果时间允许，他们会对体验行为感兴趣。人们对体验经济的熟悉程度越高，参与体验经济的愿望越强烈。对于有过体验经历的消费者来说，对深层体验的愿望与要求会高于没有体验经历的消费者。由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对体验经济产生不同看法的关键。
5 总结及建议
前文通过实证研究，利用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
（1）体验经济的消费者主要集中于中青年、与外界新事物接触较多的群体，同时较高的经济水平有助于刺激对体验经济的消费，不同特点的人群对于体验式消费的关注点有所不同。
（2）不同年龄段、学历水平及职业特点的人群对于体验经济的偏好度及所认可体验消费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同。
（3）年龄、学历、职业因素对于体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认可度有所影响。对体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认可度在年轻、较高学历水平人群中较高，更易接受新兴事物的职业人群对体验经济未来的发展越有信心。
由体验经济不同消费者的特征及对其选择体验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为体验经济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提出几点建议。
（1）创业者在选择门店地址时可以综合考虑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及周围主要人群的特征。如相对来说，整体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人们将更倾向于在体验经济店消费，而门店设在周边来往人群多为在校大学生或外企、科研工作人员的地点，门店的光顾者及消费人群也会相对较多。
（2）在运用体验经济营销模式时，针对不同特点的消费人群可提供不同的消费体验。如针对偏好购物体验的女士，产品的特点及效用展现将刺激其消费；而针对偏好旅游体验的男士们，消费时的环境舒适度及消费过程中所获得服务的质量将影响其对产品的购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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