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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儿科重症医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小儿肾病综合征是肾系疾病中发病率占第二位的病症［1］，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病情较为复杂，若讲授方法不当，学生便会有很多困惑。就现代医学来说，其对肾病综合征的治疗有其局限性，而中医能明显地发挥其特色优势，加强肾病综合征的教学尤为必要。笔者结合自己的体会探讨如下。
1 启发式教学
目前，大学教学方法逐渐趋向于倡导以启发式代替注入式的教学，由教给学生知识向教会学生学习方法转变，强调学生学习的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就中医儿科学肾病综合征教学而言，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知识，肾病综合征就是要运用已学的这些知识分析辨治。这一综合分析思维过程就需要教师不失时机地引导启发式［2］教学为主，从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改变来引出本病，帮助学生由已知内容自主得出未知内容，或将其思路一步步引导到肾系疾病中来，使其印象深刻。
2 中西医结合教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儿童的医疗保健需求越来越高，特别是独生子女，倍受宠爱，家长求愈心切，需要临床医生对疾病的治疗有多种手段，面对这种社会需求，除了传授中医传统知识外，还应输送先进的现代医学诊疗方法。因此，在肾病综合征的授课过程中，在病名和病因的中西相对，或是治疗的取长补短方面，中西医结合教学都体现了临床的需要，使学生的知识更能接近临床。如水肿病，阳水相当于西医急性肾小球肾炎，而阴水相当于西医肾病综合征；治疗方面除讲授驱邪、补虚、利水，还结合西医讲授抗感染、应用激素等常规疗法。只要是西医常规而有效的疗法，均应向学生介绍，而西医疗效欠佳的则重点讲授中医的辨证治疗。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正确地认识中西医两套理论体系间的内在联系和互为利用，互为补充，促进中西医的融会贯通。
3 多媒体课件
多媒体［3］课件的好处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板书时间，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更加丰富，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接收更多的信息，内容丰富，印象深刻。课件中可以加入丰富的图片信息，通过图片，学生对阴水、阳水病人的表现比单纯的文字描述有更真切的看法，对于没有走上临床的医学生来说，病人照片产生的印象比文字更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讲，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学生临床实践难的问题，使其在进入临床实习前对疾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4 病案分析法
通过病案［4］的介绍，可以使某一疾病的多个知识点围绕该病例系统起来，既是对疾病的总复习，又能培养学生面对疾病时的思维能力，具有一举两得的功效［5］。如对肾病综合征的教学，我们借助病例，将课本上的基本知识作简明扼要的高度概括，把肾病综合征常见的中医辨证分型与病因病机、治则、方药结合起来，一线贯通，避免重复，节省时间，提高讲课的时效性，使学生对小儿肾病综合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学生在看到病例后，自动找寻有关肾病综合征表现的症状，找到一个记住一个，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学生弄清中医症状和西医疾病的关联，学会全方位思维分析判断病、证、症。通过案例教学不仅学到了现代医学相关疾病的诊断思路和方法，也加深了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论治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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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药物中毒是指阿片类药物、巴比妥类药物、安定类药物、氨茶碱等进入人体引发的中毒情况, 患者病情进展快, 如果抢救不及时则很快将死亡。从临床实际来看, 小儿发生急性药物中毒的例子并不少见, 因而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急性药物中毒患儿的抢救工作, 包括治疗和护理。血液灌流是拯救急性药物中毒患者的重要方式, 在临床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本次研究对行床旁血液灌流治疗的急性药物中毒患儿的临床护理做了探讨,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所选病例均为我院于201 3 年6 月至201 5 年6 月收治的急性药物中毒患儿, 共印例。所有患儿均采用床旁血液灌流进行治疗。其中, 男患儿34 例, 女患儿26例; 年龄2 口3 岁, 平均年龄( .5 2 1士1.34 ) 岁; 发病至就诊时间3 哄小时, 平均( .3 52士.0 4 ) 小时。药物中毒原因: 有机磷农药中毒19 例, 安定类药物中毒2 例, 卡马西平中毒巧例,其他药物中毒4 例。所有患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抑制、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并在经过尿检和胃基础胃酸分泌量测定、胆碱醋酶检查之后确诊为急性药物中毒。
1.2 护理方法。
所有患儿均采用床旁血液灌流进行抢救治疗,同时, 在治疗的过程中给予患儿相应的急救护理: 第一, 建立l}部寸血管通路。采用动脉直接穿刺法为患儿建立血管通路但是,考虑到患儿可能躁动、不合作, 所以护理人员应使用约束带将患儿穿刺侧的前臂、手掌等部位约束起来, 限制其活动。同时,为防止穿刺针滑脱, 护理人员应使用弹力绷带将穿刺针的针翼固定住。在灌流结束之后将穿刺针拔出, 并对穿刺点进行压迫止血海半小时放松压迫一次,直至不出血 。第二灌流器护理。在灌流之前先将灌流器静脉端向上, 之后再启动血泵, 以每分钟5-0 100侧的速度预冲30 00侧生理盐水。冲洗5 分钟之后再以每分钟10 侧的速度将肝素生理盐水注入灌流器和体外管路中, 并保持动脉端线上, 从而使灌流器充分肝素化。在冲洗过程中, 护理人员可用手轻拍灌流器, 从而将其中的气泡和微粒彻底清除。第三, 血液灌流综合征的护理。如果患儿在灌流开始30 分钟内出现了躁动、寒战、血压下降等情况, 则首先考虑血液灌流综合征的可能。对此, 护理人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护理:
①给患儿保温;
② 静脉滴注地塞米松, 并将血流量流速调低至每分钟30 侧;
③输入10 耐生理盐水。等到患儿的症状缓解之后将血流量恢复至原来的数值。第四, 凝血护理。凝血会大大降低灌流效果, 甚至会使患者不得不终止灌流团。因此,预防凝血的发生非常重要。对此, 护理人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预防:
①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从而保证灌流器充分肝素化。
② 灌流过程中定期监测A C 丁给患儿静脉输注肝素,等待10 分钟, 患者全身肝素化之后再开始进行血液灌流。灌流期间根据A -CI 结果追加肝素, 并在灌流结束前半小时内停用肝素。
③必要时给予患儿鱼精蛋白中和肝素。
④如果患者有凝血倾向, 则在灌流过程中使用生理盐水快速冲洗。第五, 血液灌流报警的处理开始前调节合理安全的报警线, 灌流过程中如出现报警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解除报警。第六, 监测生命体征。在灌流治疗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密切观察患儿的呼吸、有创血压、心率等情况, 给予患者吸氧治疗 。如果发现患者血压下降, 则应及时降低血流速度, 并协助患儿取头低脚高位。如果血压下降是因药物中毒所致, 则应在灌流治疗的基础上静脉滴注升压药。
第六, 致热反应的护理。为预防致热、寒战等症状,护理人员应在灌流治疗开始前预防性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第七,灌流结束后的护理。在血液灌流结束后需进行回血。然而生理盐水回血可能导致毒物、吸附剂解离, 从而再次进入血液中,所以护理人员应在灌流结束后用空气回血, 但是回血过程中也应注意防止气体进入血管导致空气栓塞。
2 结果
本次研究中, 经过床旁血液灌流与急救护理,60 例患者中有1 例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另外59 例患儿抢救成功并痊愈出院。
3 讨论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潍坊护理职业学院护理专业三年制中专一、二班的学生，共82人。在征得学生同意的情况下，随机选取一班（40人）作为实验组，采用循证医学教学；二班（42人）作为对照组，仍采用传统教学。两组教学课时、内容、进度同步进行。
课程及教材 两组学时和内容均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安排，选用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第2版《儿科护理》作为授课教材。
教学过程
1）循证医学教学法。实验组采取循证医学理念，充分利用医院和学校教学资源，讨论分析临床典型案例，应用图书馆资源查找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具体采取以下步骤：
①授课教师提前一周以多媒体的形式提前让学生认识、认知、认同循证医学教学法，更新学生受教育观念；
②针对儿科护理过程的疑难病案提出有关该疾病病因、诊断、治疗、预后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学生分为5组，将事先准备好的病案发给每个组的学生；
③每个小组针对自己的病案，利用图书馆和网络信息等渠道收集相关证据资料，并根据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评价文献的标准评价收集的证据信息的真实性；
④小组内进行归纳总结，结合证据提出具体结论和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案；
⑤正式上课时，每个小组在课堂上针对自己的病例进行讲授，同时其他小组可以提出问题，并可以提出建议；
⑥最后教师加以总结，简短地从专业的角度对每个问题的知识点加以重点强化，扩展和补充，解决学生遗留的问题。
2）传统教学法。采取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制作课件进行课堂讲授。
评价方法 传统考核方式注重理论知识要点的掌握，忽视对所学知识的灵活应用，最终导致头脑僵化，不能创新，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创新性医护人才的培养。新的评价指标从客观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对效果进行评价，更注重学生对实际病例的分析能力、文献检索和证据评价的能力。
1）理论考试。全部课程结束后，期末进行闭卷考试。题型主要分为两部分：客观性试题（选择、判断、名词解释）占50%，主要考核学生对儿科护理学基本概念、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主观性试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5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
2）学生评价。问卷调查通过无记名方式在实验组中进行，由满意度、学习兴趣、能力提高、临床思维的培养等方面组成，征求每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每项内容均采用ABC三级进行评价。
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处理按照两样本均数比较的t检验方法进行。
2 结果
理论考试 实验组学生客观性试题考试成绩与对照组成绩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尚不能认为两组学生在基础理论的掌握上有差别。主观性试题及平均成绩两组学生成绩有显著性差异（P
学生评价 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实验组学生对循证医学教学法给予了肯定，认为循证医学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证据检索和评价能力及临床思维的能力。结果见表2。
3 讨论
儿科护理学与医学专业学生熟悉的其他医学课程有很大不同，知识覆盖面较广，理论性较强。儿科患者年龄小、发病急、病情变化快，患儿往往不能自诉病情，不能很好地配合体格检查，以致影响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故儿科护理学的临床教学有其自身的系统性和特殊性，更迫切需要改进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和学生都很努力，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长期的死记硬背导致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差，其创新意识受到抑制；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循证医学模式教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即“反客为主”，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而不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即“变教为导”。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思想，进行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采用循证医学法教学组的基础理论成绩与对照组无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通过努力记忆，基础理论知识易于掌握，教学方法的变革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影响不大。循证医学法教学组在主观题上成绩显著高于传统组，可能的原因是循证医学教学法可帮助学生改变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对疾病的应对处理能力；而对照组缺乏自己分析、思考问题的锻炼，应对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则相对较差。
通过对两组学生运用不同教学方法教学所取得的不同效果的比较来看，循证医学教学法优于传统教学法，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型教学模式，对现代医学教育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循证医学取代传统的经验医学是儿科护理教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在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不足之处：1）按照循证医学的步骤和方法进行实践训练占用了学生太多的时间；2）学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缺乏；3）教学要求教师具备较高技能，且花费时间很多；4）循证医学教学法需要学生掌握熟练的英文阅读和数据库检索能力；5）远期的教学效果不清楚。针对这些新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完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临床技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性、高能力、高素质的儿科医护人员做好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循证医学；先天性巨结肠；小儿；临床教学
循证医学理论之风已刮遍整个国内医学教育界，为进一步探索出更有效的临床教学改革方法，我们将循证医学理论引入了小儿先天性巨结肠的临床带教课程设计中，旨在促进医学教育观念的进一步更新，提高医学生各项综合素质，从而培养出更多有创造力的创新人才。
1 在小儿先天性巨结肠临床带教课程设计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意义
1.1循证医学理念与小儿先天性巨结肠临床带教课程的设计目的一致
小儿先天性巨结肠的临床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同时也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深入理解医学理论的课程。这个课程开设的意义决定了临床带教课程设计必须要加强学生的相关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创新思维、科研素质等的培养，以为下一步深入临床实践打下坚实基础。而循证医学，其实质在于让学生主动参与、提出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在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其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教学互动、教学相长。循证医学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循证、评价并决策的思维步骤进行启发式教学，不仅注重对学生临床经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其思考并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学生主动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务实求真的科研作风、医德医风。循证医学的这些思想与小儿先天性巨结肠临床带教课程的设计目的一致，因而将其引入到具体临床带教中具有重要意义。
1.2 引入循证医学理论是继续教育的需要
循证医学理念实质上即一个不断自我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是继续医学教育并不断完善和更新医学知识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医学也从经验医学模式不断发展为生物社会医学模式，自觉运用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1]是社会不断发展向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只有真正掌握以问题为中心的循证医学理念、循证技巧及方法，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者，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2 循证医学理论在小儿先天性巨结肠临床带教课程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 开设循证医学课程，使学生接受和建立循证医学理念
笔者认为在进行具体实践之前，完全有必要向医学生开设循证医学这门课程。通过这个课程，让医学生在接受传统医学教育的同时，对经验医学能从批判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且，循证医学课程能让医学生从复杂琐碎的实践问题中理出正确的头绪并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中抓住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更新知识并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正确适宜的判断[2]。
2.2 进行小儿先天性巨结肠案例式教学
在小儿先天性巨结肠的临床带教课程中，笔者提倡进行小儿先天性巨结肠案例式教学。
通过具体的案例学习和讨论，学生能具体进行以问题为基础的主动性自我教育的学习，并在理论联系实践学习和巩固先天性巨结肠医学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和培养了自己的循证思维方式，具体开展包括对案例病史、体征等进行分析，并提高关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预防等相关方面待解决问题，再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文献检索，根据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证据进行真实性、临床价值等评价，并在整个过程中充分运用相关证据、临床知识、病人选择进行医疗决策的选择，从而充分认识到科学评价的实践效果及效益[3]。笔者认为在临床具体案例的学习和探讨中，学生的阅读习惯、逻辑思维能得到极大的改善，学生的计算机检索能力也能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知识的传播不再是教师的口口相授，而成为了一个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的目标和方向，学生主动吸收、主动寻求并掌握最科学有用的知识，从而优化了学习。
2.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医学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循证医学涉及文献检索、统计学、医学专业英语、计算机等各个学科，这就要求进行循证医学课程教导的教师不仅需有高水平的专业水平，而且还需熟练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能熟练应用。因此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医学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3 结语
循证医学教育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循证思维、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循证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结合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将是未来医学教育发展的方向。然而，将循证医学理论具体应用到小儿先天性巨结肠临床带教课程设计中，只是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结合的一个案例，而目前，我国的循证医学理论、实践研究还刚刚起步，将其引入临床带教课程并有效结合，也只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开始。要真正意义上将循证医学理念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还任重而道远，还有赖于我们对医学教育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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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hildren with Hirschsprung’s Disease Clinical Teaching Course Design
3年后，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再生争端，并又在美国规定的谈判最后期限即1995年2月26日，达成了《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结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的争端。
仿佛是在重演。但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随着历史的不断改善。中美两国第一次知识产权争端是围绕着“立法”问题，这次争端是围绕着“执法”问题。两次争端的中心问题不同，但都是通过谈判协调来解决，反映了在国际形势从“冷战”转为“冷和平时代”的情况下，全球走向一体化，各国科技经济既存在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一切国际争端都可以通过谈判协调来解决，可以避免彼此间采取贸易制裁和其它形式的制裁行为。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产生的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又结束了，但给我们留下众多启迪。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亟待提高
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已经15年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初成体系。我国在1983年实施了商标法，1985年实施专利法，1991年实行著作权法，在短短的10年中颁布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三大法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花费几百年做完的工作。同时，我国在1989年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4年加入了“保护产权巴黎条约”，1989年加入“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也初步实现了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接轨。另外，我国最近又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采取了通过法制管理、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协调机构的三种管理形式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取得相当有效的作用。
尽管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制度和执法制度以跨世纪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却未能同步发展，而呈现滞后发展的现象，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呈现较大的差距。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是由历史传统、文化水平和科技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1．从历史传统来说，虽然我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悠久文化和历史，拥有世界“四大发明”等古代的先进技术。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产生和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许多发明创造或是通过“祖传秘方”“世袭”沿袭下来，或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是大公无私地奉献给世界各国，始终未能形成激励创造发明的竞争机制。虽然到廿世纪初期在我国曾经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萌芽，但是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历史传统，而然地在国民意识中长期呈现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空白。因此，一旦从政府立法制度上完成我国这个跨世纪的进程，但是国民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上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不仅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教育的过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转变过程。
2．从文化教育来说，我国解放以来长期灌输一种“技术公有”、“知识共享”的思想，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将“知识作为有价值的商品”的观念加以教育，几十年来都接受了无偿使用他人的技术发明，无偿使用科研成果的作法。直到我国实行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技术作为商品、知识作为有价值的资本财富，才逐步地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对于政府制定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条例，由于缺乏广泛深入地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尚不能具备应有的国民意识，不能积极主动地保护本国或外国的知识产权。例如在改革开放中，我国部分领导和技术人员，为了引进外资和技术，在接待外宾来访和进行外事谈判中，不自觉地泄露了我国传统产品的技术给外方人员，使我国的景泰蓝、宣纸、唐三彩等传统产品技术流入国外，造成在国际市场中我国这些产品面临强有力地竞争对手；另外我国许多名牌产品出口到国外，由于商标保护意识不强，被国外当地商人抢先注册商标，了我国这些名牌产品的继续出口。同样，我国部分地区企业也在国内仿制外国的产品，造成对外国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地发生。
3．从和水平来说，我国作为发展家，经济和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1993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600多元（合310美元左右），而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达到2．4万多美元。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70％部分是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的，而我国却只有20％左右是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的。显然我国在改革开放10多年中技术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我国总体科技实力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公众的科学水平也比较低。按照有关公众科学素养衡量标准的指标体系，具备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过程、理解科学技术对的等3个条件，则被认为是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中美两国的有关数据可见下表。
中美公众科学素养衡量指标比较 中国（1992） 美国（1990）
理解科学知识 30．1％ 35．7％
理解科学过程 236％ 13．3％
理解科技的社会影响 1．9％ 26．4％
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 0．3％ 6．9％
在高技术产业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水平也相距甚远。据统计，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只占我国外贸出口的5％左右，199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8亿美元，进口159．1亿美元，进出口逆差达112．3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商品逆差的92．2％。我国外贸出口总体商品的结构，也表现出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出口比例低，随着国际市场上技术商品的比重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的外贸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就不容乐观。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竞争不过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一些地方和为了本地方和本企业的利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国家的，不顾国家整体经济利益，防止和假冒国内外的名牌产品，特别是高技术、高投入的商品，损害了国内外厂商的利益，轻则引起国内外的民事纠纷，重则引起国际关系的摩擦，两种情况均给国家、地方和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政府和国民的重视，告诫我们务必加快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适应国际发展需要。
二、科技发展不断更新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和形式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世界化的进程，在商品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奠定了传统产业革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保护对象主要为机械、化学发明与文学艺术著作。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保护形式能够较好地适应这一时期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速走向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例如60年代末，美国IBM公司率先使机软件这种新型的知识产品在世界上走上独占销售道路；70年代后，半导体芯片在美国商业化，并进入世界贸易的行列；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其在医药，食品、农业等领域得到广泛，高新技术领域已成为国际间技术竞争的热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国科技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高新技术产品是占领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的重要竞争力量。正因为高新技术竞争的激烈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重要，有关这个领域的知识产权国际纠纷层出不穷，冲突的激烈胜过以往任何时期，表现出与传统领域显著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于：
1．这些领域智力劳动创造出知识高度密集型产品，如一枚数毫米的半导体芯片上可集成数十万个元件，使用的原材料只占整个生产成本的1％左右。计算机软件的价值与其有形载体软盘、磁带等关系也不大，但它们的开发都要耗费大量的心血，如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开发涉及新的工艺技术和复杂的设备，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巨额资金；新材料产品可靠性检验，要花费庞大的费用，需要较大的试用时间；计算机软件开发凝聚着发明者呕心沥血的智力劳动等；激光唱盘和电影制片的载体材料虽然并不昂贵，但是灌输唱盘和拍摄电影过程中却要付出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高级编导、演员的无价的文艺创作劳动。
2．与开发成本不断上升，风险不断增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一旦投入市场，仿制、复制却相当便利且成本低廉。任何有相当技术背景的人都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和资金复制出集成电路芯片、机软件、激光唱盘、电影制片和原版书籍期刊、医药品等。正因为如此，在国际贸易中，上述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仿制、侵权屡见不鲜，一旦这类现象发生，投资者和发明者在这个领域的损失又是传统领域所不能相比的。例如，据美国官方估计，仅由于计算机软件的盗版复制，就给美国每年造成5亿美元的损失；而据欧洲电脑软件出版协会（SPA）统计报告显示，欧洲15国使用盗版软件的情况严重，每年因此损失大约10亿美元以上；美国指责南方29家工厂每年生产7500万张盗版激光唱版，使美国每年蒙受8亿美元的损失。
高新技术领域由有关知识产权的摩擦在作为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日益富有竞争力的新兴化国家（地区）之间表现特别激烈。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技术开发国的世界市场和国家利益，保护开发者在世界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而这个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也将促进技术开发者与、公众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有利于投资者信心的增强，从而加速高新技术的国际间转移，推进全球技术的。
高新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使世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使人们从思维到社会生活诸方面都产生一系列突破旧传统的变化，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课题，对高新技术新领域、新产品给予某种新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已经为越来越多国家所接受。但是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并没有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家的国民意识带来跳跃性的思维变化。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阻碍了他们对新技术革命中的新技术、新发明、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的认识，从而跟不上本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步伐和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进程，出现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准则相悖的行为和作法，更谈不上具备主动性地和前瞻性地预测下一阶段时间，随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而涌现出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新对象、新形式，这是一种观念滞后的效应。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观念滞后效应都或大或小的存在，而总体水平发达的国家的观念滞后效应则显得相应小些。
三、引进技术不能成为本国的知识产权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要处于科技领先地位还是发展中国家要赶上世界科技发展水平，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依靠本国的自主科研与开发，二是引进外国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是节省本国研究开发资金和时间，在短期内缩小同发达国家科技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国自1978年至1990年的13年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7000多项，使用外汇360亿美元。1991年技术引进359项，金额34．6亿美元；1992年经审批的技术引进合同502项，合同金额为65．9亿美元；1993年经审批的技术引进合同493项，合同金额为61．1亿美元。我国技术引进的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成套设备引进、关键设备引进、技术许可引进、合资生产引进、合作生产引进和技术服务引进等。长期以来，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方式是以进口成套设备生产线和关键设备为主，引进软件技术为辅；以引进为主，缺乏科研设计和生产单位联合引进；近来又为了吸引外资而以合资、合作生产引进技术居多。例如我国在化肥工业、电视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生产及食品饮料生产、激光唱盘生产等大量重复引进外国的生产线，这些生产线中的成套设备虽然对我国而言尚属于先进设备，但在技术母国而言，已经是处于下降阶段的技术设备，因为技术母国绝不会将刚刚研制开发且处于上升阶段的科技转让他人，为自己树立起市场和商品的竞争对手，而只是希望延长那些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技术的商业生命周期和市场效益，将其转移到综合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发达国家以各种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时，出现的一些越来越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这些问题表现为：
1．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拥有外国的知识产权。当先进技术主权国家向技术接受方国家转让技术时，并没有将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诀窍、商业秘密、商标等）给予完全转让，被转让的技术和设备的原配件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靠转让方的技术服务和配套生产，技术接受方国家并不能拥有转让国的知识产权。例如我国引进的化肥、石油化工、电视机、汽车、电冰箱、饮料、激光唱盘等生产线，都是由于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实现国产化而重复引进。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本国的设计能力弱、生产制造水平低、原材料质量差，不能实现创新改造；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并未拥有外国的知识产权，许多关键技术、专利、商业秘密不能得到，导致不允许仿制，而只能重复引进。例如我国引进的可口可乐、雪碧等饮料生产线，就根本无法拥有其外国的商业秘密（配方）和商标；另外前几年我国引进日本许多条彩电生产线技术，但其中有的专利是属于美国的，致使我国生产出的彩电出口到美国和西欧时，就造成对美国公司的侵权等。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为了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而损失本国的知识产权。近几年我国在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中出现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只要吸引外资和获取效益，而不惜以损失本国的知识产权（如商标、专利）和产品市场为代价。尤其是在汽车、电冰箱、化妆品、饮料等产业，为了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合作生产，不惜“改名换姓”，摘下本国的商标，而使用外国的商标，什么“大众”、“奥迪”、“夏利”、“标致”、“依维柯”等外国商标的汽车到处可见到在国内大街上“奔驰”，而我国原有的“红旗”、“上海”、“解放”、“跃进”等等商标的国产汽车消声匿迹。上海“美加净”产品在与外方合资后，其商标被外方以300万元买断，岂料改用商标后，厂方仅在第一年就损失了300万元。这种作法，不仅损失了本的声誉，严重地是以我国的知识产权和民族作为代价，长此以往，的自主技术和民族工业还要不要？南京“熊猫”无线电集团公司就弘扬了民族精神，宁可不与外商合资生产，也不愿更换该公司无线电产品的“熊猫”牌商标。
3．引进技术是为了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而不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侵犯别国的知识产权。近几年我国南方29个厂家引进了许多条激光唱盘生产线。由于在文艺创作著作权、技术制作水平和原材料生产的种种制约因素，这些生产线不能生产拥有本国著作权的激光唱盘，而被国内外的一些不法厂商，为了暂时的经济效益而复制生产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激光影视、唱盘，侵害了外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引起了知识产权所有国的指责，成为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的新一次争端导火线。为了维护我国的声誉，保护知识产权者的利益，我国政府不得不下令查除和关闭这些生产激光唱盘的盗版的工厂，以杜绝这类现象再次发生。
4．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要注重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及其产品。随着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我国同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在引进这些高新技术及其产品时，要注重保护本国的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市场。但是最近有一项统计反映的情况值得引起我国各界的重视。该统计表明，国外生产的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或占据国内市场的50—80％的份额：外国产传真机和摄像机分别占98％和99％，移动电话机占80％（主要是摩托罗拉公司和瑞信公司产品），大中小型机占75％，微型计算机占60％，录象机占60％，元件占70％，轿车占70％，机床占63％，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占50％。这些严峻的数据给我敲响了警钟。
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在不断扩大，并不等于我国技术的发展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而是应通过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和各种形式的合作，、了解和借鉴外国先进和发达的东西，运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开发本国的知识产权及其产业。否则我国广大的市场就会在引进外资、技术，寻求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情况下，舍弃本国产品的商标，在本国生产和使用外国商标的产品，出现万国牌汽车、万国牌冰箱、万国牌饮料食品、万国牌电视机。如此下去，我国的民族工业就会衰落，我国的科学技术就会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产品就缺少竞争力，我国的市场就成为外国产品市场。
四、维护国际贸易中技术的公平竞争
处于“冷和平”的世界各国技术的，主要取决于各国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商品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商品拥有的技术含量。商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附加价值就越大，商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因此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商品拥有的第一竞争力。要保护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就要保护商品负载的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及其知识产权，但另一方面，还要维护国际贸易中科学技术的公平竞争。
无论是科学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还是科学技术落后的发展家，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争夺商品市场，都会采取不同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方式。这些形式表现为：
1．技术贸易标的物（即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技术秘密）的所有人滥用上享有的独占权或垄断权，而在技术转让中采取限制性贸易惯例。这些限制性贸易惯例表现为：①限制对引进技术的、修改；②不平等地回授改进技术；③限制技术买者的产量或销售量、产品价格和品种；④限制技术买方出口产品；⑤限制买方获得类似的或竞争性技术；⑥强制技术买方从技术供方或指定方购买原料、设备或零部件；⑦搭卖行为；⑧限制技术买方在转让合同期满后继续使用先进的技术；⑨对专利权的不等议条款，⑩要求引进方支付失效专利的费用；⑾过长的合同期限；⑿对技术买方的经营和管理的限制。发达国家往往采取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
2．技术贸易标的物的非所有人采取侵权、盗版、窃取商业秘密、假冒商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技术贸易标的物的所有人合法权益的作法。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会发生。
3．第三代实质或潜在的贸易扭曲措施。由于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差距，对知识产权保护表现不同的利益取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对知识产权提供全面、高标准的保护，以维护其经济、的领先地位和本国的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反对这种作法，更多地强调促进科学技术的国际转让。而无论是对知识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还是实行过度地保护，均会损害各国的贸易利益，阻碍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已被视为：继第一代关税壁垒、第二代非关税壁垒相继撤除之后的“第三代实质或潜在的贸易扭曲措施。”
4．将知识产权保护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以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来取代国际贸易准则法规，和世界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惯例和条约。
美国在80年代后期，为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不仅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科学技术的政策，而且使其在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上也置于重要地位。美国几经修改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中的超级301条款和“特殊301条款”，就是将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结合起来，在国际贸易中向许多国家采取了“葫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和作法。
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在涉及我国民族尊严和立法、司法主权上坚持原则、决不退缩；另一方面在执法制度上，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存在的薄弱环节，接受了美方提出的那些有利于改善和加强我国执法制度和措施的合理建议，积极向关贸总协定TRIPS国际规范靠拢。同时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全局出发，有尺度地承诺为外国知识产权产品提供有限度的市场准入，从而使谈判取得进展，最终以经过九轮会谈达成协议。
而美国在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中，又以强大的经济贸易实力为后盾，采取以“特殊301条款”为胁制手段，与双边贸易挂钩的谈判作法，促使我方修改执法程序，严厉查处违法侵权行为，并提出为部分美国知识产权产品提供开放的市场准入；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美国承诺对我知识产权执法提供技术援助，宣布终止对我国的“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的调查和撤消实施贸易报复的命令。
由于美国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努力已经奏效，因此美国声称：杜绝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最大进展来自双边努力。那么，如何看待以“特殊301条款”为手段，在双边贸易中推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呢？
1．美国“特殊301条款”的威摄力建立在其强大的实力和国内市场接纳外国产品能力的优势上，同时也取决于各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两者缺一，就谈不上威摄力。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据我方统计）自1989年以来，连续几年以中国贸易顺差为主，因此若美国“特殊301条款”的报复机制一旦实施，对中方贸易的无疑是重大的。
2．美国以“特殊301条款”为手段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起来“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对贸易伙伴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损害美国利益的判断，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特殊301条款”对美国贸易伙伴中富有竞争力的亚洲等地区新兴化国家往往给予特别的“关注”。不难理解，由于中美贸易长期顺差，从美国利益至上的角度，美国终于对中国挥舞“特殊301条款”大棒，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突破口，力图达到重新调整美中贸易利益，改善美国贸易环境的目的。
3．美国运用上述策略虽然对维护自己有利的竞争地位取得了实际效果，但美国在此扮演了“国际警察”的角色：以美国标准评价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以“特殊301条款”贸易报复机制迫使贸易伙伴就范；不能令美国满意就单方调查、限期谈判、单方制裁，这种美国利益至上的作法并不符合当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精神以及关贸总协定的自由贸易原则。
西方人类学最初建立于一定数量的公设之上(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原始主义等等)，这些公设在几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于证明人类学研究社会的各种特质(宗教的、传统的等等)。针对西方中心的人类学模型的后殖民争论，引发了对人类学知识视角、构建模式，乃至其最近提出的“他性”认识论本质的重新审视。不过，非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尽管替代性理论和研究方法得以诞生，却未必会在这场实证主义的争论之后出现一种“霸权式”的西方人类学和一种西方的“地方主义”。在这一点上，尼泊尔的人类学案例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提示了一种双重的、不一定继承西方的殖民主义。
引子：人类学中的殖民问题
数年来，后殖民批评被大量引入“人”的科学，特别是参与到对人类学知识本质的质疑中来。民族学家的责任问题因而被从各个方面(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进行无情的后殖民主义审查，不论其批评来自于之前被殖民化及“民族研究化”的国家(这种情况曾十分常见)，或来自于以前的殖民者自身(现在越来越多)。从此，从事人类学被附上了沉重的罪孽：即自认为是“殖民”或“霸权”性的，以至几乎难以想像，研究者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开展些人类学的自我批评，能取得什么进步。于是，人们对西方霸权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中的作用有了广泛的争论，而且来自于前殖民地国家(通常也是19、20世纪的民族学家经验考察的地方)的声音的出现，则引发了一场激烈又不乏益处的讨论，其对象便是这个――必须承认――曾一度倾向于树立或认可某些明显依附殖民意识形态假设的观念(如原始主义)的学科。
后殖民主义思潮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从事民族学工作的政治条件，并考虑政治是如何作为背景组织起其知识的，不论是在研究本身的层面(民族学者在田野和受访者互动的方式，Ghasarian，1997)，还是在选择概念以解释现象的层面。
人们将永无休止地强调，正是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石铸造了西方认识他者的历史，因此也铸造了民族学或人类学，指引其工作和范式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19世纪的欧洲，当其诞生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时(Kilani，1992)。然而，攻击殖民主义太过容易：其范围含糊不清。作为范畴，又笼统地包括了某些人对他者历史的权威发声、被控制的政治单位、强加社会和智识模型等。殖民主义这一提法涵盖了太多内容，――但是其核心问题都是统治。如果说人们认可针对以上元素的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的确在科学知识中产生了回响，那么作为人类学家，我仍认为没有必要仅仅是为了不受怀疑而任由一个问题过多地占据我们――正如后现代主义曾做的那样。
围绕着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最终将一步步把(西方)民族学者拖向某种永久的自我鞭挞，仿佛他们曾是西方殖民计划的活跃人，理应担负起前人(沉重的)罪孽负荷(Bruekner，1983)，而且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社会都从根本上由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方式――界定。人类学知识从而长期遭受大量的指指点点，从内部到外部都被批评和殖民计划相勾结，而实际上，占其产出最低限度的法国也的确伤害了该学科的整体形象(Panoff，1977)。从滋生安格鲁一撒克逊世界中的后现代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米歇尔・福柯与“法国理论”开始，学界舆论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舆论，旨在将科学放人政治的角斗场，以便对其进行政治角度的考核(然而不对政治舆论做科学考核)。不过，后殖民的反思――它首先是反殖民主义的――仍存有盲角，其中之一便是地区殖民主义。后者并非一定揭示出西方帝国主义或其意识形态轮廓。本文即旨在探讨此话题。
东方主义和对亚洲的民族学想象
Peter Van Der Veer和Stephan Feuchtwang最近提出，人类学应转向对亚洲社会的研究(两人分别指印度和中国)，这不是为了衡量列维一斯特劳斯和路易・杜蒙的比较主义所珍爱的人类社会的“重大差异”(列维一斯特劳斯，1958；杜蒙，1964)，而更多地是为了在视角改换的框架之下，批评人类学所关注的本质：自我指向的西方人类学矛盾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我们谈论他者，如同我们就是他者”这一观念之上，然而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不但能引起对西方模型的修订(Van Der Veer，2009；Feuehtwang，2009)，甚至是对视角的修订――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尤其是，在西方和“剩余世界”的“大分享”框架之下，――Jack Goody曾呼吁其在建构认知模式中的重要性――亚洲社会占据了独特地位：相对于研究非洲或大洋洲的人类学而言，研究亚洲社会的(西方)人类学是学科中最为落后的一分子；但是如同非洲和大洋洲被同样标上想象中的原始主义标签一样，亚洲则被标上一份特别的他性标签――即东方主义。即便在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民族学者在建立亚洲的形象过程中仍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其首要便是将其封人一个建立于中东这样的熔炉的、宽泛的“东方”范畴。在这一视角下，爱德华・萨义德紧跟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之后，从西方把东方描绘成幻想之镜，以借助其建立文明和地理认同出发，对西方范畴进行了解构(萨义德，1978)。
人类学知识及其矛盾的争论：殖民主义和“双重殖民主义”
亚洲尤其提供了(社会一政治和民族志式的，但也是科学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西方的殖民思想以及行为所带来的影响被以不同方式解读。围绕殖民化及去殖民化的问题，数年来已经毫不夸张地对人类学讨论进行了(请允许我玩个小小的字眼游戏)
“殖民”，以致于人们有时把相对独立的后殖民研究跟当代的批评人类学搞混。而这些完全属于政治性质的争论背景，则显现出认识论模式之间的对立：功能主义和释经学(是基于功能的模型还是基于意义的模型)，现实主义描述(即宣称民族学家应“如实”描写社会和文化现实)和文本建构主义(即相反地认为民族志是对他者的叙事建构)，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通常，西方人类学家(特别是北美人类学家)会宣告实证主义和人类学中的简单二分法已经终结(例如像他们一我们，北部一南部，西方一东方等)。但实证主义仍有其吸引力：只需举出像“自然主义”倾向(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学)和相对的“文化主义”倾向(文本和翻译的范式)之间的冲突，便可理解19世纪时、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分隔出来的古老对立(研究自然的科学vs研究精神的科学)(Oba-dia，2007)。人类学中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谴责“自然主义者”固守科学主义的姿态且企图重拾实证主义的视角，而实证主义者们则相应地批评这些文化主义的“文本至上”的人类学家。
这场论战，其各自的论点、得失和理由都很复杂，在此不能一一叙述，但要牢记它引起了西方当代人类学的极大动荡和分裂，而实证主义则成为划分这两种趋势的分界线。但是，实证主义却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它可能藏在认知的“外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走向国际化、 传播到西方以外的过程中，为曾是人类学的简单“田野”或“对象”的社会所采纳和改革。
人类学知识的“地方主义”概念是在文化研究和底层研究的框架下形成的，它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不是为了简单地更进一步，而是为了转移。如果将关注的相互性推到底，那么面对西方在知识上的霸权位置(不论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最典型的研究他性的科学――人类学，首当其冲需要一场认识论的转变。首先，它得向众多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声音开放智识讨论，允许其表达，并且它为研究这些曾被殖民、刚成为人类学的新声如何“在别处”表达“别处”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
“地方”的提法至关重要：因为不但那些常被错误以为是普适的人类学理论依赖于其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形态(Lederman，1998)，且同样的人类学知识也会被不同的话题所“地方化”(知识的意识形态或认识论地区：结构主义、社会学主义、心理分析主义……)。跟这种双重地方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双重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以及科学的殖民主义，两者在尼泊尔的案例中造成的影响和激起的反抗不尽相同。这就是我们从尼泊尔人类学的最近历史中所学到的。
人类学在尼泊尔的发展
首先，尼泊尔人类学不是尼泊尔的人类学：前者把尼泊尔社会当作研究对象，长期为在尼泊尔工作的外国人类学家所统治；后者和前者的对象一致，但是由本土的研究者实行。针对那些对尼泊尔影响巨大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智识上的殖民主义的斗争，独特地没有采取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形式――让这些前“原始人”或“当地人”进入大学。不过，亚洲却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后殖民争论的一个特别活跃的熔炉。
其中，在印度尤其诞生了数个在人类学知识去西方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潮。虽然早期的印度式“比较社会学”是由欧洲学者建立的(路易・杜蒙和David Pocock)：Homi Bhaba，Gayatri Spivak和人类学家Ajrlln Appadurai都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同样，在印度繁荣起来的底层研究，其最初的使命是批评由“殖民者”所书写的南亚社会史，之后才广泛传播到原涉及的地缘政治地区之外(Poucheo-adass，2000)。从此，(几乎)全体人类学都遭到了这一批评，后者被引向外界且由文学所引发，在被人类学所消化后，人们将其称成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尽管如此，在西方成形的“后殖民”论战仍保留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它让欧洲和美国学者永无休止地反思和批评自我的过错，以至于他们把这一本来是谈论文化的人类学项目单独分解出来，转变为一项自恋的(谈论民族学者的)项目(Ghasarian，1997)；另外，它还铺展成一系列只和西方有关的争论――以至于争论的声音奇怪地都带有西方口音，即便它们来自于南方。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是印度，而且这种“后”尤其是“反”殖民的关系仿佛不以同样方式影响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社会，尽管它们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尼泊尔就是这样：如果人们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数量和总人口的比率，那里的人类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在这个面积约147000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和数十个被登记的族群的国家，几乎没有地区或者族群不被当成为民族志调查的对象。在尼泊尔的人类学，或者更应该说那些人类学，现在主要是针对同一亚洲国家的数种西方人类学。但是近30年来，一种尼泊尔的(也就是本土的)人类学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既独立又基于外来模型形成的、奇特的智识传统。
尼泊尔的人类学的出现
尼泊尔人类学实际上先是研究一个亚洲国家的西方人类学。她起步于Christoph Von Ftirer-Haimen-doff对北部山脉的夏尔巴人的研究(Ftirer-Haimendorf，1964)：从此，尼泊尔成为地球上被探索得最为彻底的民族志田野之一，以至于根据著名的Hopi人的谚语，一个尼泊尔家庭由父亲、母亲、孩子、狗以及一个人类学家组成(Luger，2000)。尼泊尔靠着它混杂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巨大的文化丰富性、还有――必须承认――美丽的自然环境及在一个拥有如此好客的居民的国家里从事田野工作的便利性，成为越来越年轻的西方民族学者的理想田野工作地点。对于当地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其学术配置远远不如西方。正如Krishna Hachhetu所指出的，“尼泊尔的社会科学长期为政府和社会所忽视”(2002：3640)，他指出，该国自20世纪50年代向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开放以来，主要投资在技术性科学方面。
然而，尼泊尔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仍成功地为自己清理出一条道路，从而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研究人和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当然，(在研究组织上)按国际标准建立起来的当地研究机构从197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知识的学习和建制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首先，Tribhuvan大学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和科学发动机。自1973年创立尼泊尔和亚洲研究所，1981年在Tribhuvan大学建立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以及1985年成立尼泊尔社会学和人类学会以来，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不间断地在其上升过程中举行(1992年的尼泊尔人类学：人民，问题和过程；1997年的尼泊尔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文化、社会、生态和发展)(更多细节参见Battachan，1987)。尼泊尔的人类学从一开始便依赖来自于印度和西方的双重影响，而且它必须在尼泊尔有关人的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后者由历史和经济学所统治。
通过逐渐从其外国奠基者中获得独立，尼泊尔的人类学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一门全国性的学科。但是尼泊尔还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关于是否要普遍重塑其方向和模型的真正争论，例如像印度人类学那样，特别是在路易・杜蒙逝世后，对其整体论方法的批评(Assayag，1998)。突然之间，尼泊尔的人类学仿佛在一种古典主义的、尼泊尔的人类学(由西方人从事)和一种尼泊尔式的人类学(由当地研究者从事)之间拉扯不清，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即便两者拥有相同的认识论、田野方法和概念，这两种人类学却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尼泊尔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应用研究的问题上公开地宣扬公共政治在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置入或便利化(Allen et al.，1994，Chhetri et Gurung，1999，Devkota，2001)。社会科学还未在大学里取得发展，便已经在当地发展的项目框架下被教授和被应用(在政治决策系统的层面，特别是pan-chayat)，这一必须和社会环境条件相调和的重点被保留了下来：社会科学应对何种需求和／或问题作出回应?(Battachan，1987)
发展一种应用的而非严格的学院和基础人类学同样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同意为其发展作出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常常变化的：社会科学通常在大学中被边缘化，除非是在非常的政治动荡时期(1990年代)；在那种时期，人们持有期许，认为社会科学能“产生”政治体系层面的忠诚公 民，而且／或者社会科学能为国家提供可支配的、关于社会资源的信息，从而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Hachhetu，2002)。尼泊尔发展自己人类学的努力过程显现出了某种民族自豪感。从而，当地所进行的人类学工作无论是否和国际合作，都表现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应用人类学倾向(Bista，1987：7)，后者必须并行参与到“民族文化和公民身份推广”上来(同上)。另一方面，学院框架出现问题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也借助于其他的赞助和支持，特别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资助，后者常能提供比大学好得多的资金和研究条件(Hachhetu，2002：3638)。
殖民主义的问题以及videshi人类学的批评
因为上述原因――这还要加上尼泊尔拥有其自豪的、没有殖民时期的历史，尽管有近处(印度)和远处(英国)邻居的多次尝试――在许多非西方人类学中被提出的殖民主义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摆在尼泊尔的人类学面前。如果说殖民主义在历史和国际上都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国家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确处于一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智识依赖的关系中。不过，有关尼泊尔，的确有一份非常古老的民族志(可追溯到18世纪)，其描述跟内容都清楚地揭示了其暗含的殖民计划(Beine，1998)。因为当人们提到殖民主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内部殖民主义的存在，而对后者的分析揭示出一种人类学认知的政治社会学。在该背景下，针对videshi(即外国人)人类学导向的批评最终推动了本土人类学的自治运动。前者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很少在尼泊尔传播其工作内容(其出版的受众是国际化的)；
――拒绝运用人类学知识为发展规划服务：
――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印欧人口，更多地只对占少数的藏缅族群(bothia)感兴趣(Chhetri和Gurung，1999)；
――对涉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变量不感兴趣。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尼泊尔而非为尼泊尔的人类学，另外，它重拾了某些研究“遥远”和“奇特”民族的人类学倾向：对尼泊尔人民做的民族志时常依附于这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后者在西方人类学中历史久远)，即把他们当作是未经探索的远方国度的居民，保存了某种形式的文化真实性(Beine，1998)。正是面对这种基于地缘文化的遥远建构人类学知识的沉重趋势，人们需要尼泊尔式的尼泊尔人类学。正如加德满都最早的人类学教授之一Dor Bahadur Bista合理宣称的：“在尼泊尔，传统在生活中至高无上；但讽刺的是，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们完全没有用来遵循的传统，只有用来建立传统的传统。”(Bista，1987：6)“传统”一词所指的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不仅是一个学院机构。而且对于尼泊尔的人类学来说，与印度和欧洲先辈(部分地，但必要地)割断世代联系、重新创立，这既是难题，也是机会。
然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已然开始描绘王国内部的殖民主义的轮廓，探索印度教被树立为国教以来，司法、政治、文化和语言框架的历史发展，以及后者如何影响尼泊尔公民身份和(被指定的)种姓、(争取来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Pradhan，2002)；并且，在此意义上，尼泊尔的人类学从未明显地从西方殖民问题上汲取灵感，而是完全集中在地方殖民问题(如印度教)上。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针对国家的印度教的批评，后者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系，在文化、宗教和族别上统治着少数族群(比如佛教)，将它们包纳其中(Pradhan，2002)。若不经此批评，尼泊尔的人类学便面临成为统治种姓和印度教传统研究被统治和低等种姓的人类学的危险，其基础是平原的印度教“文明”和山地的佛教“部落”――当地“初民”――之间的对立。
所以说，在尼泊尔的尼泊尔人类学所采取的发展方向有两条主要脉络：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和理论关注(内在)，另一方面，对西方人类学知识进行本土化的模式和过程(外来)。而这一本土化远非一种人类学输入的“被动”涵化形式：它旨在将学科真正地“尼泊尔化”(Nepalization)(Devokta，2011：34)以超越理论和分析模型的欧洲或美洲中心主义，还要摒除从事人类学过程中所暗含的文化浪漫主义。不过，从另一方面，对利于发展和政治机构的、工具化的民族志的强调，有把利益和角色完全和简单分开的巨大风险。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交界处，反对者们组建起一个各种智识传统相互遭遇的场所，这些传统带着不同的挑战参与到同一个人类学项目来，而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分化：单一文化和多种文化。
文化主义的持久性
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均已宣告埋葬了文化主义或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文化主义(本质主义)，而尼泊尔式人类学则相反地趋向于采纳文化和各种民族特色文化的概念。固然，最初一批由西方学者(Furer-Haimendorf，Hitchcock等)写成的专著带有Franz Boas的文化主义色彩(Beine，1998)，后者对做“部落”民族志即把社会和文化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相互区分的方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Gautam和Thapa-Magar，1994)。还有，从亚洲社会特别是印度发出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却矛盾地和令人不快地倾向于产出它们所反对的东西：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用以对抗西方的、同样被固化的身份认同(Amselle，2008)。
但是，普遍的喜马拉雅地区人类学以及特殊的尼泊尔人类学，都通过众多工作对解构文化本质主义和深层的族别主义作出了贡献――尼泊尔人类学的领衔人物David Gellner的研究对这一方法作出了特别有意义的展示，即提供有说服力的替代分析理论：相对于无所不包、决定论式的“文化”概念，应该选择采用“性”(agency)的研究方法，重新组织自身、社会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Self，Society and History)(Gellner，Pfaff-Gzarnecka，Whelpton，1997)。亚洲社会曾是各种族别理论的酝酿和形成之地，后者带来了一场对文化概念的完全修订(该运动的发起人有Michael Moermann，Edmund Leach)；此外，亚洲(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对研究人的科学来说分外具有创新意义，这远不止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的去中心化而已。只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Sherry Ortner或Vincanne Adams的研究都发展出了原创性的理论，前者用以解释尼泊尔北部因一段结构和整体上的政治历史引发的宗教转型(Ortner，1989)，后者透过大众旅游扩张看待对族别的模仿性创造(Adams，1996)。还有，Sherry Ortner也曾通过一段微历史对“现代化”的目的和终极论模式提出质疑(0rtner，1998)。
针对“浪漫主义”的指控，在尼泊尔的西方民族学家不乏强调：videshishi式的民族志文本和当地现实的抵触的确揭示出“异国化”的一面，但是作为范畴(被投射在西方身上)的浪漫主义也同样可以 回敬给尼泊尔研究者用做视角出发点的“发展”模型，后者既不中立也不客观(Fischer，1987)。同样地，和尼泊尔盛行的应用式和发展主义专著倾向相并行的，是一种将文化作为geist或文化的“精神”重新置入分析核心的民族志：例如Dor Bahadur Bista曾经将尼泊尔对发展规划的反抗解释为主要(但非全部)和印度教的宗教观念有关，特别是面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可能，产生一种“宿命论”思想的种姓制度(varna-iati)(Bista，1994)。除了这些最为人知的尼泊尔人类学家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志作品同样在这一“应用”的方法框架下完成，试图通过地方文化的各种形式解释社会一经济领域的落后原因。
回到悖论
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学院传统的标准化过程之一，还是相反地促成了特殊传统的涌现?以上介绍的尼泊尔人类学案例让我们得以将思路放宽到这两种可能之外：尼泊尔人类学同时是全球化力量和当地博弈的结果，既在面对其西方先辈时试图模仿，又追求自我的成熟。有趣的是，在选择“转向应用”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似乎“卡”在了Roger Bastide 40年前提出、后来被大量追述的一种可疑关系之中，即人类学作为工具服务于发展规划。显然，在这一导向中，人类学和当地文化、社会架构的关系被重新阐释，人类学家的工作和挑战根据社会和经济目的而被重新塑造――这些目的是由尼泊尔进入世界经济市场，向大型西方组织的经济、社会、卫生和发展标准看齐而决定的(Obadia，2006)。
在尼泊尔的尼泊尔式人类学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即殖民主义的循环：尼泊尔的人类学远离其原型、西方人类学(并且曾一度犹豫是否依附同样属于西方后裔的印度人类学，参见Battaehan，1987)，结果又回到了西方人类学，并且只保留了其中最实证主义的部分――这恰恰是西方人类学在带着批评意识审视殖民问题时已经清除了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学知识到处且永久受到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诱惑，它在普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欧洲和北美传统中，它首先将其“非科学”的元素肃清，继而以主观性、直觉或感情的形式将之重新纳入；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在受到西方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孕育后，则(再一次)来到了这一殖民时代的科学理想型。
英文名称：Chinese Pediatric Emergency Medicine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3-4912
国内刊号：11-5454/R
邮发代号：8-7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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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当张亚京留连于一个个保温箱之间时，她的情感迭宕不平。
保温箱内呵护着一个个早产的小生命，或许，他们都是急于“闯世界”的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就有生存的权利，而他们的生存权，需要儿科的白衣天使们来赋予。看着保温箱内蠕动着的羸弱的婴儿，张亚京感到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是多么神圣！她翻阅着这些早产儿们的病历，认真分析每一项指标后，制定出包括配方奶粉的服用方案等在内的极其精确的治疗方案。一天天过去了，经过张亚京他们的“袋鼠式照顾”，精心的监护、治疗和调养，一个又一个早产儿如期达到健康指标，离开保温箱，回到了妈妈的怀抱。日复一日，一个又一个早产儿继续进入保温箱，接受医护人员对生命的重塑……
他们的工作如诗如歌，他们的工作也繁忙琐碎。张亚京说，做儿科医生，有了爱心、耐心、责任心，再加上高超的医术和缜密的思维，那些新生命一定会在他们手中，像花儿一样绽放光彩。
选定亚专业方向
采访内蒙古包钢医院儿科首席专家张亚京时，她正在忙于给患儿看病。坐下来聊儿科、聊孩子时，她字里行间流露出爱孩子、爱儿科工作的深厚感情。
1983年，张亚京于包头医学院毕业后，在包钢医院儿科工作至今。张亚京因长期从事小儿内科疾病的诊断治疗、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92年，张亚京确定了自己的亚专业方向即新生儿疾病，从此在新生儿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早产儿管理，新生儿危重症管理，高危儿随访等方面投入了全部精力，使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进入了这一领域的高层面阶段。
张亚京说，小儿病情变化快，但修复能力强，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有着不同阶段的特点，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绝不能复制成人版的治疗方案。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各种病人，张亚京会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有时为了尽快明确诊断，她常常亲自带着病人做检查，不辞辛苦地往返于病房与辅助科室之间查找原因、询问结果。遇有疑点、难点，张亚京就积极翻阅文献资料或上网查询，摘录卡片，认真思考，使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
任何收获都离不开辛勤的耕耘。20多年来，张亚京在包头儿科学界有了一定的威望，现任内蒙古医学会儿科学会围产分会委员，内蒙古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包头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专家库成员。
此外，张亚京还承担着儿科学临床授课、硕导及全科医师培训等工作，近年来主持并参与了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及包头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并多次荣获冶金医学、包钢及包头市科技进步奖，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包头市领先学科
作为一名儿科专家，张亚京不但自己在业务上锲而不舍，而且还带动着包钢医院儿科不停地向前发展。包钢医院儿科注重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密切结合，注重利用综合性医院的优势进行跨学科合作。近年来，包钢医院儿科逐步向三级专业深入发展。目前，包钢医院新生儿专业、小儿呼吸、小儿肾脏、小儿血液肿瘤、儿童保健、小儿神经等亚专科已形成专业优势，其医务人员的技术梯队也基本形成，并且，包钢医院儿科能普遍开展儿童哮喘规范性治疗和个体化治疗，儿童癫痫的长程脑电图监测诊断与治疗等多项业务。2011年，包钢医院成为内蒙古卫生厅指定“儿童白血病”免费救治定点医院。在病人多、任务重的情况下，包钢医院儿科全体医护人员仍然能够齐心协力、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工作态度及医护质量受到很多患儿家长的认可。
针对新生儿医疗市场的需求以及儿童危重症医学的发展，包钢医院儿科新生儿专业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于2010年3月正式启用了风险大、责任性强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和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成为具有新生儿重症监护、普通新生儿病房及生理新生儿病房（爱婴病房）的专业体系。自此，包钢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跨入了自治区先进行列。
据张亚京介绍，近两年来，他们收治的新生儿、早产儿病例包括各类急、危重症新生儿近700例，特别是在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救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救治成功的最低出生体重儿为900克，胎龄28周。这名婴儿的成活，标志着包钢医院新生儿疾病救治能力和急救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张亚京说，包钢医院新生儿医疗工作的目标也已由降低新生儿病死率转到在降低病死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伤残率、提高患儿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上。
NICU为小儿危重病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大提高了危重新生儿的抢救成功率，有效地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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