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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运动医学外科，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美国是在19世纪后期才建立起注册医师制度,而推动这项改革的最大动力是以抗菌术和麻醉术的发明、细菌学的建立、免疫反应的发现和X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医疗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具有坚实而系统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才能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服务。这一时期,一批从欧洲归国的医学生将系统的临床课程、学校与医院的协作、医生职业的专门化等新观念带回美国,领导了按照欧洲标准改造美国医学职业的运动,如成立于1877年的伊利诺伊州健康协会就率先倡导提升医学教育水准。1883-1889年间,该协会发表了5篇报告,对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教育水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医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已获得过高等学校的学位;医学生医学课程的设置至少应包括两门解剖课以及医学导论在内的10门学科;医学生医学课程的学习至少3年,还须通过由外部进行的考试才能毕业。同一时期,成立于1876年的美国医学院校协会提出了类似的标准。伊利诺伊健康协会的倡议被各州纷纷响应,1891年,一个由各州考试和颁证委员会组成的全国联盟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医学课程的规范化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也加入到提升职业标准的运动中来,1905年,美国医学会成立了一个医学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和美国医学院校协会创立一套关于教育和注册的标准,这个标准后来成了评价全国医学院校的综合指标[3]。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兴起,民众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公共卫生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成立工会的运动风起云涌,也催生了各种医学团体的形成。这两种因素也构成了美国医学职业社会化进程的大背景[4]。
西方社会医学职业化除了与大学教育相联系的注册制度外,随着科学的进步,其职业的分化也逐步推进,最先开始的是内外科的分离。如16世纪的英国,医学行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圈层结构,其核心和最高层是少数具有大学学位的内科医生和人数更少的且通过某个大学考试后获得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他们可以在英国任何地方行医;而处于外圈和较低层次的大部分医学从业者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们属于不同的行会,行会法只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医;而在这个行业的更外围是大量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郎中,如一些充当助产士或儿科医生的妇女,一些杂货商-药剂师———他们除了配药外有时也行医。1518年,亨利Ⅷ世国王的御医,毕业于牛津大学并拥有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ThomasLinacre创办了内科医生法人团体(coporation),该团体获得国王授权,拥有在全英国举办考试和颁发执照的权力,并对伦敦周围7英里范围的行医活动和药事活动拥有监督和控制的权力,该团体于1551年成为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院。同年,外科医生也效仿内科医生成立自己的团体。亨利Ⅷ世的外科医生ThomasVicary,Maidstone联合英格兰所有的外科医生行会,组成一个法人社团,并于1540年获得国王的授权可以在伦敦地区对无照行医者进行处罚,并且每年可以接受4名死刑犯人的尸体用作解剖研究。外科医生与理发师职业正式分离是在200年后才完成的,但从1540年起,外科医生就不再从事理发师工作,而理发师也被规定除了进行牙科手术外不得进行外科手术。早期的药事活动是由杂货店主兼营的,那些从事药事工作的杂货店主们除了配药以外,也为患者提供部分医疗服务,如为患者诊断、开处方。17世纪,药剂师职业与杂货店主职业逐渐分离。1606年,药剂师们组建了一个与杂货店主行会有所不同的组织———药剂师协会(SocietyofApothecaries),11年后,在国王詹姆斯Ⅰ世的授权下,这个组织与杂货店主行会完全分离,但药剂师从事医疗服务的行为却受到内科医生的强力抵制。18世纪以前,内科医生的教育是学院式和等级制的,他们往往在行医之前就已获得了大学学位,而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则是学徒制的。随着外科医师与理发师行业、药剂师与杂货店主的分离,学校教育逐渐面向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并成为获得相应从业资格的必备条件。1763年,WilliamHunter创办了包括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解剖学校,以提供高水平的化学、外科和内科课程。
19世纪早期,很多杰出的医学家就是在这所学校接受的医学教育。另一方面,牛津、剑桥等大学医学院虽然授予文凭并颁发执照,但是这些学校教学内容陈旧不堪,脱离实际,以至于每一个有志从事医疗职业的学生毕业后都要到爱丁堡大学再学习其它课程并在伦敦的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得更新的知识和能力。18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社会对医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许多未经过学校教育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进入到医疗市场。另一方面,富人对医生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造成医学行业中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之间矛盾丛丛,尤其是1789年,一场严重的伤寒流行造成医学服务人员严重不足,曼彻斯特的医疗管理当局试图招募药剂师和外科医生,以增加医生的数量,这一举动激怒了内科医生。1794年,Percival撰写名为“医学伦理学”的小册子,呼吁对医疗行业进行改革并强调医疗服务的规范性。1815年,药剂师推动了药剂师法案的立法,该法案规定了药剂师对内科医生的从属地位,但该法案增强了药剂师协会的权利。该法案规定所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药剂师必须经过5年的学徒学习并通过药剂师协会组织的解剖和生理两门基础课程和两门医学课程的理论和实践考试,以及在协会承认的医院里经过至少6个月的见习后,才能取得执照和行医。法案还授权协会对违反者进行处罚[2]。该法案的设立提高了药剂师地位,也赋予药剂师全科医生的身份以从事医疗服务,而那些没有取得药剂师协会颁发的执照,即使有医学学士学位的人也不能从事药剂师职业[5]。1800年,旧的外科医生公会(Companyofsur-geons)改组成皇家外科医师学院。拿破仑战争使军队对外科医生的需求大增,而外科医生也在这场战争中受到更好的理论和实践训练,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医学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要求至少与药剂师的地位相当。他们与药剂师协会达成私下协议,按照药剂师规则提升他们的执照和地位。1823年,皇家外科学院设立了外科医师国家考试,以获得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MRCS)。许多年青人不仅希望成为皇家外科学院的成员,还争取获得药剂师协会的执照(LSA)。这样,“内外科医生”或全科医生就应运而生了,后来英国皇家内科学院也颁发内科医师的执业执照(LRCP),其级别高于LSA[5]。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在初级保健服务和医院专科服务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线,前者由全科医生提供,后者由专科医生提供。1911年,英国通过“国家卫生保险法案”,创立医疗保险系统,以保证全科医生的存留[5]。
西方社会药剂师的执照一直是最通用的资格证书,药剂师的规则也一直被“内外科医生”遵守,但随着19世纪科学的进步以及大学教育的改革,师傅带徒弟式的学习方法已然过时,学徒制渐渐让位于医学院教育。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医生比那些传统方法培养的行医者有着更全面的知识和更强的竞争力,他们希望清除那些无资质行医者以提升医学职业的声誉。因此,他们要求由一个权威的颁证机构来认证医学资质,让持证者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从事医学工作,并将没有资质者排除在行业之外。于是,追求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富裕阶层、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年青内科医师、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感受到无照行医者带来威胁的外科医师和药剂师,成为推动医学改革的。19世纪中期的霍乱大流行,促进了医学教育的改革。1858年,英国通过了新的医学法案,成立一个颁证机构———医学教育和注册委员会(GeneralCouncilofMedicalEducationandRegistration),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大学和各种医师、药剂师的组织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个强有力的机构现在被称为全科医疗委员会(GeneralMedicalCouncil),其成员均来自各机构和大学,隶属于枢密院,其职能是确保申请者只有在经过适当的课程学习和临床训练之后,才能获得注册资格。1858年所制定的法案初衷是保护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保证医生的利益,但它最终将医学从一门谋生技艺转变成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让医生也从该法案中受益[2]。医学专业知识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医学职业的分化,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至少有6个专业协会,包括外科、眼科、皮肤、妇产科、神经科和耳鼻喉科协会,而在纽约,也成立了皮肤、产科、法医等协会[5]。
医学职业的分化和各种医学团体的成立,对于协调医患关系、医医关系、医技关系、医学行业与社会其它行业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则逐渐演变成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20世纪上半叶,“科学医学”成为一种现代职业。高门槛、必修课、严格的执业资格、高品质生活、强有力的社会建制以及良好的公众形象成为这一职业的特征。现代医学的发展、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医疗保健市场。新的诊所、医院、医学研究中心、医学校建造起来。另一方面,与医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医学的建制化趋于成熟。这不仅极大促进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增进了社会对医学职业的普遍尊重。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极大的促进了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行业在努力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面临着严格自律,维护职业声誉,提升职业形象的艰巨任务。西方社会医学职业社会化的进程,为我国执业医师制度的建立和医学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
【关键词】 脑性瘫痪; 药物治疗; 外科治疗; 康复治疗; 干细胞移植; 儿童
脑性瘫痪(简称脑瘫)，是指自受孕开始至婴儿期非进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1]，是导致儿童神经系统严重残疾的主要疾病之一。随着医学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新生儿死亡率逐年降低，但因各种因素导致新生儿出生缺陷却逐年增高，中国于1998年对0～6岁残疾儿童进行全国抽样调查显示，0～6岁脑瘫儿童发病率为1.86‰，约有31万例0～6岁脑瘫患儿，并且每年新增4.6万例[2]。2001年又对0～6岁残疾儿童进行了全国抽样调查，其结果显示0～6岁儿童残疾现患率为1.362%，0～6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原因依次是：脑瘫、先天性骨节病、小儿截肢和周围神经损伤等。因此小儿脑瘫的防治是关系到儿童健康成长的大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生活发展水平及医疗条件差别很大。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较差，孕期保健不足，对脑瘫的认识和预防不够，使脑瘫发病率增高。针对各种原因导致脑瘫的发生，如何开展积极地防治、推广先进的康复技术，形成社会康复总体工程，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目标。脑瘫的康复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康复，并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原则。国内脑瘫的防治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李树春教授为首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带领下，才开始了小儿脑瘫的预防康复与研究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国内脑瘫的治疗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学科各专业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脑瘫的防治进入新的时代。
1 小儿脑瘫的药物治疗
随着生物医学发展，神经营养因子类和促进神经细胞代谢类的药物广泛用于小儿脑瘫的临床治疗，特别是在早期足量应用，可以明显改善患儿智力、缓解痉挛。根据小儿发育特点，其生后6个月内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神经细胞体积增大，树突增多，神经髓鞘逐步形成和发育，脑可塑性和血脑屏障通透性较大。如在这一时期给予药物治疗，并结合运动和感觉刺激，可能促进脑发育和髓鞘的形成。临床常用药物有奥拉西坦、胞二磷胆碱、氨酪酸、神经节苷脂、赖氨酸、万通口服液等。
早期足量给予患儿神经营养和修复药物，对患儿和发育是有益的。这些药物在急性期应用具有良好的神经保护作用。但由于脑瘫无专一的特效药物，在长期的康复治疗中是否有必要应用此类药物，许多专家众说不一。根据神经发育学的原理，18岁之前称为发育脑[3]，适当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神经细胞代谢药物是必要的。目前减轻肌张力过高的药物，包括神经递质的抑制剂：巴氛芬、地西泮、氯硝西泮等也用于国内脑瘫的治疗。而肉毒毒素注射通过抑制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可以迅速有效地缓解肌肉痉挛，减低肌张力，注射后一般3～5 d显效，药效可以维持3～6个月[4]。相关治疗在各地均有开展，但必须与传统的康复方法相结合，只能作为脑瘫综合治疗的的辅助部分[5]，注射24 h后应根据患儿情况开始康复训练。
2 小儿脑瘫现代康复治疗
20世纪4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康复治疗人员，广泛开展了对脑损伤或周围神经损伤后运动障碍的治疗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国际上先后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的治疗技术与方法。其中有Bothba、Vojta、上田法等。这些技术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康复技术体系，即神经发育学疗法。20世纪80年代以李树春教授为首的康复医学专家将现代康复技术引进国内，应用于小儿脑瘫的治疗，并逐渐推广到全国，目前已成为国内小儿脑瘫治疗的重要手段。
物理治疗是应用力、光、电、声、磁和热动力等物理因素来治疗的方法。其中徒手和仪器进行运动训练的方法，称为运动疗法。在物理治疗中，电疗法(直流电药物导入疗法、低频脉冲电疗法中频电疗法、高频电疗法)、光疗法、磁疗法、水疗法等在各小儿脑瘫康复中心已成为基本的治疗项目，并与运动疗法相结合组成完整的物理治疗科室。作业治疗是根据患儿的功能障碍情况，从日常生活的躯体和精神压力中、从工作、生产劳动中或闲暇活动中有针对地选取一些作业活动对患儿进行训练、教育。可有效地改变患儿精神状态，恢复身体功能，促进患儿的自主能力、认知能力的发育，防止关节萎缩、变形等。脑瘫患儿常伴有语言障碍，因此进行言语训练非常重要。语言治疗可包括：运动性构音障碍的治疗、语言发育迟缓的治疗。但在治疗之前必须对患儿语言系统进行细致的评估，根据患儿构音情况、认知情况，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引导式教育强调以主动训练为主的训练模式，以娱乐性、节律性地激发患儿兴趣及参与意识，最大限度的引导并调动患儿自主运动的潜力，并要求家长参与学习和训练。
脑瘫康复的理论基础是神经重塑，其核心是运动功能训练[6]。运动功能的评价一般采用量表的方式进行。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能够预测和评价脑瘫患儿大动作发育和康复训练的疗效，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目前脑瘫儿童粗大运动评估中使用的最广泛的量表[7]，其评分越高，表明粗大运动功能越好。通过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评价，结合作业疗法、运动疗法、语言疗法、引导式教育，感觉统合训练等新兴的康复医学技术将给脑瘫患儿带来希望。
3 小儿脑瘫外科治疗
与其他外科专业发展比较，脑瘫的外科治疗发展还不成熟。原则上脑瘫的手术治疗适应证是以患儿能够达到步行程度为前提，也就是说预计患儿将来可能步行的前提下，方可考虑手术[8]。目前国内开展的小儿脑瘫的外科手术有上肢矫形术、下肢矫形术、脑瘫合并脊柱侧凸选择性脊神经后根切断术等。外科手术可有效地改变患儿畸形，降低肌张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外科治疗后仍必须加强康复训练，同时适时应用康复支具防止再次发生关节挛缩变形。在手术出院之时应进行详细的医嘱和跟踪回访，指导患儿继续家庭康复很有必要。
4 中医药在小儿脑瘫康复中的作用
在未引进现代的康复治疗技术之前，中医药在国内小儿脑瘫的治疗上已发挥了巨大作用。小儿脑瘫中医治疗原则，可遵循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之宗旨，“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及“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原则，与现代医学多种康复方法及策略相结合，贯穿于中枢神经疾病神经修复的全过程。小儿脑瘫中医治疗方法较多，疗效显著。常用的方法有：(1)按摩点穴疗法，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治疗师采用各种手法刺激患儿躯体部位的经络腧穴，运动其四肢关节，起到调和气血、醒脑开窍、强壮筋骨、消除畸形的作用，从而达到有效地缓解痉挛、降低肌张力的目的。基本按摩手法包括：按法、摩法、推法、拿法、揉法、攮法、捏法、搓法等及分部按摩法，同时可以采用捏脊疗法、点穴疗法等方法。(2)针灸疗法，运用针刺刺激人体穴位或特定部位，以疏通气血调和阴阳，康复身心疾病。包括：针刺、电针、水针、耳针、头针等。(3)中药是中医康复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根据中医辨证观，分别施以不同的药物，以促使患儿精神、情感和身体功能的康复。中药康复的治疗途径分内治和外治两方面，可根据小儿脑瘫疾病的性质、部位、药物作用趋向及病之虚实的不同分别采用内服、外用以及内外合治的方法。
在不同类型脑瘫的康复过程中，针灸和按摩等可以有效地降低肌张力，提高肌力，且有改善脑瘫患儿的并发症。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痉挛程度较高的患儿，在采用针灸时应注意手法和穴位选择，否则过度刺激易加重痉挛。
5 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具有再生各种组织器官和人体的潜在功能，医学界称为“万用细胞”。移植的干细胞在一定时间之内可以能分化成特定的神经细胞，具有一定程度的神经功能。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用干细胞治疗脑瘫和脑损伤可明显改善患儿的功能，但其作用机制尚未明了，其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人体也没有严格对照实验数据[9]。干细胞的应用将影响医学界的每个领域，并给脑瘫等许多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然而此项技术应用于儿童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移植细胞的功能整合中细胞因子、生长因子、信号蛋白的作用、患儿的个体化治疗、灵长类动物模型实验等。总之，动物实验的数据强有力地证实将干细胞治疗应用于脑瘫临床是大有裨益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应用干细胞治疗脑瘫将成为现实。
随着医学学术的不断交流，康复医学在国内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掌握了现代康复医学的诊疗技术，但小儿脑瘫的康复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1)小儿脑瘫康复机构少而且分布不均，不能有效形成网络;私人建立康复机构虽较多，但管理不规范，给患儿康复带来极大不便。(2)随着小儿脑瘫发病率的升高，康复需求量不断增加，康复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康复队伍还十分年轻，康复治疗的理念、理论、技术、方法、途径等与发达国家仍有在很大差距，还需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探索、学习和实践。(3)目前小儿脑瘫的康复还主要集中于医院康复，如何发展为实践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相互结合的模式，是医务工作者长期坚持目标。(4)小儿脑瘫康复费用较大，时间较长，许多家长由于经济和精神压力过大，放弃对患儿的治疗，因此建立健全小儿脑瘫康复的救治和社会保障体制迫在眉急。这也更需要小儿脑瘫的康复治疗模式从医院模式到社区模式、家庭模式、学校模式的转变。(5)政府与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专业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环境条件的改善、观念的更新，能为小儿脑瘫康复的事业发展创造条件[10]。
综上所述，脑瘫的治疗是长期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过程，需要多学科广泛合作，积极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应用神经营养药物、现代康复技术，外科矫形技术，并结合传统中医中药，必将为中国小儿脑瘫的治疗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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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源於兴趣
司徒耀桂先生是一名医生，和他对帆船运动的热心一样，司徒先生将治病疗伤作为自己一生奉献的事业，也是兴趣使然。司徒先生说：“医学各类科目繁多，我对研究一些前列腺疾病比较有兴趣，所以後来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钻研。”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在所学专业上精益求精，司徒先生在医学道路上不断攀登。他先後就读於香港和英国著名的医学院。並得到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认同和讚誉，他是香港大学内外科全科医学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也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曾获得英国伦敦大学泌尿科文凭。
在香港大学就读期间，年轻而富於激情的司徒先生接触到了帆船运动。“大学时有许多的课外活动，当时我上了一个帆船训练班，觉得很有趣。後来，就在那个班里训练了一年。”司徒先生回忆说。年轻的心总是向往着不羁、自由、冒险和挑战。在与现代诸多单纯依靠动力体会速度的运动比较起来。帆船运动更多了一份博大和自然。司徒先生说：“当你可以用风，用大自然的力量来推动帆船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时，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从那时起，司徒先生便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30年来，他参加了许多遊艇比赛，这其中包括香港许多历史悠久的赛事。最近几年，他和他的船队更是屡创佳绩。在香港赴台湾的“海峡盃”离岸赛中、在香港赴菲律宾的离岸赛中，司徒耀桂船长所在的船队都获得了冠军。冠军的取得，是每个船员驾船技术高超的体现，也是整个团队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的结果。 司徒耀桂先生是船队中的掌舵手，他在全队的作用自然至关重要。
在帆船运动上，司徒耀桂船长是成功的。对於他本人的身份，他常如此开玩笑地说道：“说我是业餘的，可以；说我是专业的，也行。因为我们船上就培训了好几个相当专业的运动员。”在驾驭帆船的技术上，司徒船长是专业的。而在对待帆船比赛成绩的问题上，司徒船长则是“爱好至上，快乐就好。”业餘和专业之间没了界限。也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心态，有了这种技术和兴趣的结合，才使得他和他的船队能夠乘风而起，独领潮头。
好知不如乐知，这是求知的好心态。在工作中，真正永葆事业活力的人，也是能从事业中得到乐趣的人。司徒医生能在潛心钻研泌尿科领域各种疑难病症、在不断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过程中，得到他人难以体会的释然和欣慰。
司徒医生是香港最早用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医生。此外，许多先进的外科技术，他也是最早引用。前段时间，司徒医生就用微创技术顺利完成了一列前列腺手术，手术不到半小时。高技术设备的投入，既能提高医疗的精确度，也能为患者减少治疗时的痛苦。所以，司徒耀桂医生常常走在医学的最前沿，积极将最新的技术成果用於实践。
工作的顺意，休閒时间的增多，司徒先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他所喜爱的遊艇运动。他的队伍有十几个人。周末时，他们会聚在一起，交流技术，积极锻炼。2011年，在珠海举行的大规模专业大帆船赛中，经过两天的艰苦拼搏，司徒先生和他的船队“雄风号”夺得了总冠军。对於这次珠海“万山行”，司徒耀桂船长十分难忘：“比赛很艰苦，两天的天气截然不同：第一天，阴天不时有雨，第二天则是烈日当头。”
由於是在珠海和香港最大规模的帆船赛事，内地和香港许多知名媒体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在诸多媒体的爭相报道中，夺得冠军的“雄风号”风光无限。本次比赛的氛围和媒体的关注度，使得司徒耀桂船长看到了帆船运动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说：“珠海海域辽阔，海岛星罗棋布，十分适合帆船运动。香港帆船运动起步早，珠海和香港两地，可以进行更广泛的交流，相互了解，共同推动帆船运动事业的发展。”
赛事推动未来
司徒耀桂船长不喜欢刻板地给自己的爱好定下目标，但他说：“当兴趣越来越大的时候，当你对一项运动的技术、运作各个方面非常了解的时候，是可以有一些规划和展望的。”从起初对帆船运动的兴趣萌发，到如今成为香港中华遊艇会的创会人，司徒耀桂船长对自己航海技术的锻炼，从未中断。如何判断海上的风力方向和大小，如何正确操控自己的帆船，司徒耀桂船长早已谙熟於胸。船队的许多成员都得到过他的指导。
现在，司徒耀桂船长一个人拥有三条遊艇，其中两条购置已多年。2011年，他购买了一条新遊艇。这条新遊艇设计高超，由意大利专家专麽设计，风格浪漫、豪华且典雅。不仅如此，遊艇的材料、设备、配件的选用也十分考究。在材料上，选用了国际最前沿的碳纤维。各种设备和配件，也都具有良好的防震、防海水腐蚀的作用。作为运动型遊艇，这样的配备，真是如虎添翼。
在遊艇设计师眼中，遊艇被当作一件工艺品来做。司徒耀桂船长，也十分喜爱他这件最新的“工艺品”，他说：“这个遊艇的性能非常好。舒适性、稳定性和操控性都很好，而且速度也快。”
一个人拥有三艘遊艇，在经济发达的香港，这样的购置也不能不说是“豪华”。不过，表面的华丽，並不是司徒耀桂船长追求的目标。他说：“之所以买三条船，主要是为了比赛。不同种类的船用来参加不同的比赛。40英呎的，主要用来参加离岸赛；30英呎的，非常适合小团队的训练，也可以用来参加平常的比赛。”为此，司徒耀桂船长把自己的拥有当成是一种幸运。
去年，司徒耀桂船长和队友们组建了香港中华遊艇俱乐部，並建立了俱乐部网站。香港中华遊艇会的英文名是ChinaCruisingClub，会员们将其简称为“CCC”或“3C”，简约的名字，涵盖的会员范围卻很广：包括了所有华人。司徒耀桂船长说：“3C的目标是：团结香港、内地的遊艇爱好者，加强两地交流，促进内地遊艇运动的发展。”目标明确而务实。
在香港，有遊艇5000多艘。与此对应的，香港的遊艇产业、活动运作也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内地，遊艇仍然被当作稀少事物。特别是遊艇运动，更是少人问津。一个地区遊艇运动的兴起离不开高收入、水资源和爱好者。司徒耀桂船长说：“内地现在的状况是，经济发展了，海域条件也很好，但缺少一些爱好运动的人。”
为此，司徒耀桂会长计划和投资者合作，在珠海建立一个遊艇基地，预计泊位300多个。内地有潛在的市场需求，但如何更好地激发需求，开拓市场呢？司徒耀桂会长认为，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运作方式。他说：“现在内地有一些遊艇俱乐部的运作模式过於商业化，没有更好地开发遊艇的商业价值，一些俱乐部的会员入会後，每年参加的活动只有一两次。”
对於未来遊艇的发展，司徒耀桂会长表示，要从活动着手，多举办赛事。可以先教会员帆船运动的技术，然後吸引人来买船，壮大帆船运动的影响力。市场做大了，外在的商业赞助活动等等自然也就多了，而且，在实际的运动中，会员也能真正体会了遊艇的乐趣。对於遊艇的休閒功能，司徒耀桂会长说，这个也可以做，但扩大影响力，还是要靠活动和赛事。
康复医学最早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爆发必然伴随伤病员的产生，断肢、脑外伤等疾病患者急需医学的治疗和康复。而在中国，康复医学的真正发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还只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医学理念。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发生在带来无数受灾人员的同时，也推动了康复医学的发展。房屋的倒塌，山体的滑坡，造成无数受灾人员肢体残缺、偏瘫等，通过康复治疗，如假肢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脑外伤昏迷患者的触醒等，让许多人重回社会。吴毅教授说：“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时，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发现了中国医疗的两个‘短板’――灾难医学和康复医学，如地震、海啸等灾难后中国的营救措施不够，如伤病员得到治疗后的后期恢复成了问题。”因此发出呼声，大力发展灾难医学和康复医学。汶川地震，一晃如昨。如今的康复医学，正在蓬勃发展。
从“医疗体育”到“康复医学”
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成立于1957年，那时还叫医疗体育，在我国康复医学创始人之一范振华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以运动系统伤病康复为主的综合康复医疗工作。1984年，成立运动医学与康复医学科，为国内综合医院第一批建立的康复医学专科，在范振华教授、胡永善教授和吴毅教授三位主任的先后带领下，逐步开展神经系统疾病康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据了解，吴毅教授2007年到2010年承担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脑血管病康复治疗新技术开发应用研究”，通过与国内几所大学院校、生产康复产品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出“信号式功能性电刺激治疗仪”“助力生物反馈治疗仪”“吞咽障碍治疗仪”和“智能化下肢康复训练仪”等一系列康复治疗产品，通过了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推广到国内20余个省市，广泛应用于临床，提高了患者的运动、认知、言语和吞咽功能的临床疗效。
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发展，也算是国内康复医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相对源于国外的康复医学来说，国内还有差距。“我在十几年前去了美国学习康复医学知识，回国后完善我国的康复医学。时隔十年再去美国学习后发现，我们与国外的康复医学距离在缩短。”吴毅教授说道。目前，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主要分为门诊康复和病房康复两部分。门诊康复主要针对白领人群易患的疾病，如伏案工作造成的颈椎疼痛，运动方式不当造成的跟腱断裂和韧带拉伤等。病房康复针对的大多是脑损伤患者，以及脑血管疾病患者，着重于运动障碍、言语障碍、吞咽障碍等康复治疗。
从“触醒大脑”到“激活生命”
“北有天坛，南有华山”，这是中国脑外科治疗领域中的俗语。上海华山医院在中国南方属脑外科诊疗技术中最具实力者。基于此，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中的大部分患者也是脑外伤等相关疾病的患者。
大脑结构精密，一旦受损，治疗难度大。吴毅教授讲述了曾经的一个案例：“有一名小男孩，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不慎摔下，左侧大脑出血。进行紧急手术将左侧大脑内血肿取出后，小男孩仍昏迷不醒，身上插了导尿管、胃管、颅内引流管并切开气管。这时候，神经外科的相关处理措施也已做完，男孩仍未清醒。然后神经外科将小男孩转入了我们康复医学科。我们首先通过‘触醒’手段，将小男孩‘唤醒’。损伤一侧的大脑功能是不可逆的，但此时另一侧大脑是好的，我们通过相关处理措施来激活健侧大脑，慢慢地能替代患侧大脑，从而训练吃饭、说话、排便等功能。一个多月后，小男孩身上的管子就都拔掉了。两个月时，就开始了站立训练，慢慢回归了社会。”
“触醒大脑”，一个个昏迷中的人在吴毅教授的治疗中醒来。“目前我们有很多触醒手段，常用的有经颅磁刺激，经过一定的刺激，促进神经功能的觉醒。因为我们大脑中很多细胞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平时不会表现出功能。当一侧大脑损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激活’这部分静止状态的细胞，代偿已经失去功能的细胞，重新活跃大脑的整体功能。而在我们康复医学科，脑外伤昏迷的患者都不是躺着的，我们通过各种设备，如电动直立床、振动床等，使患者大脑受到外界刺激，以利苏醒。”吴毅教授补充道。需要注意的是，“触醒大脑”如同脑卒中的抢救一样，也有一个“时间窗”，昏迷3个月之内的触醒治疗，是黄金阶段，如果错过，触醒的可能就会低很多。
另一方面，脑卒中后的功能障碍也是吴毅教授的研究重点，如吞咽障碍、言语障碍、运动障碍等。近期，吴毅教授刚完成了《脑卒中后功能障碍关键康复技术优化及规范化方案建立》的课题。在该课题研究中，吴毅教授及其带领的团队完成了脑卒中后运动等功能障碍关键技术方案，并作了1部图谱书；通过临床康复的有效性验证，形成规范的、可供临床推广应用的脑卒中后运动、言语及吞咽等功能障碍关键康复技术方案，该方案将提高10%以上该类型病例的临床疗效；完成了相关病例180例，建立了专用数据资料库；并申请了国家级地方科技进步奖。
从“康复中心”到“康复网络”
“精准”定位癫痫病灶
所谓多模影像融合技术，就是将多种模式、不同时间段的影像学检查资料，包括头颅CT、多序列磁共振、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磁共振脑静脉血管成像（MRV）、弥散张量成像（DT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PET-CT等一系列检查资料，融合于一个立体模型，结合脑电图检查进行综合分析后，精确定位癫痫病灶，并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术中结合神经导航，精确切除病灶。在多模影像融合技术的辅助下，病灶定位精确性大大提高，可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神经功能，减少手术创伤。目前，多模影像融合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仅极少数医院可以开展。在国外，该技术也只在大型癫痫诊疗中心应用。
最大限度保护神经功能
我科自去年起运用多模影像融合技术辅助癫痫病灶定位及手术治疗，取得良好疗效，并由此改变了以往由于病灶位于运动或语言等功能区而无法手术的局面。数月前，我科接诊了一位5岁女童，该患儿出生后不久便被诊断为癫痫，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每天发作几十次，无法正常生活。经检查，我们确定其癫痫病灶位于脑右侧中央前回，该区域主要管理右侧肢体运动功能。如果按照常规手术方案切除病灶，势必会严重影响其右侧肢体运动功能，甚至造成终身瘫痪。于是，我们借助多模影像融合技术及完善的脑电图及皮层功能定位，对其进行了癫痫病灶切除，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运动功能。目前，该患儿已基本康复，完全无癫痫发作。还有一名患者，在美国留学时出现癫痫发作，表现为左侧上肢轻微抽搐。起初数月发作一次，随后加重到每月发作两三次，无法继续学习，只能回国医治。我们借助多模影像融合技术和三维立体定向脑电图技术对其进行了完善的术前评估，精确定位了癫痫病灶及其异常放电的传播部位，并在神经导航的辅助下为其实施了手术。目前，该患者也已完全康复。
特别提醒
在人们印象中，癫痫患者一旦发作，通常是抽搐、晕厥、口吐白沫。实际上，很多令人费解的怪异行为，也可能是癫痫发作的表现。比如，有些患者在走路时，会突然停下来呆滞半天，有些患者会突然掏出自己的手机、钱物分发给周围人，有些患者会在公众场合突然脱下自己的衣裤，还有些患者会在开车时突然违规行驶，但事后却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记忆。
专家简介
我国儿童外科基础教学早期兼容于儿科学和外科学，在医学院本科教学中，儿童外科基础部分大多出现于儿科学教材中，由儿童外科医生进行讲授，部分病种则在外科学讲授。在少数设有儿科系的医学院则具有较为完整的儿外科教学体系和师资力量，儿外科教学在儿科学和外科学的教学中提取出来独立成科，不再被外科学和儿科学大纲涵盖。上世纪90年代，医学院系改革，多数儿科系被调整，儿外科基本上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教学计划。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五年制的教学大纲中，儿科学没有儿外科内容，外科学中只有常见先天性心脏疾病和运动系统畸形，仅少数院校开设儿外选修课。
二、儿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中的困境
发达国家的儿外科规培已形成完善的培训体系。德国学者曾对20余个国家的儿外科培训模式进行比较。在美国，必须经过5年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并获得认证后才能进入儿外科专科培训，其余国家的平均培训时间为6年3个月。在我国，儿外科作为二级学科，在规培中作为培训科目之一独立招生。综合性医院极少设儿外科专业或缺乏规培能力，故儿外科规培基地集中在儿童专科医院，培训主要在儿外科各专业轮转。医师一旦完成规培，也基本就业在各儿童专科医院。由于受训面和就业面窄，儿外科规培基地生源紧缺。相反，每年的外科规培基地供不应求。由于外科规培未将儿外科纳入培训细则，经过规培的外科医师对儿外科临床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不具备接诊儿外科常见病的临床能力。他们一旦进入基层医疗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又不可避免儿外科病患。不难看出，现行的住院医师规培过早专科化，造成外科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培训与其在基层一线实际工作中所应具备的临床能力间尚不够契合。
三、儿童外科疾病就诊中的窘况
由于儿童年龄段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目前上海市仅有的四家设有儿外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儿外科医师超负荷工作仍然无法满足就诊需求。我们亟需将儿外科常见病的诊治下沉至基层医疗单位完成，但这一过程存在极大困难。首先，儿外科常见病的临床初诊主要在基层，尤其是面向社区的全科医师和分散在各级医院的儿科或普外科医师。近年的本科教育中缺乏儿童外科教学课程和临床实习，在全科、儿科、外科规培中也没有儿外科培训内容。因此，全科医师在新生儿访视和婴幼儿体检时往往漏诊新生儿或婴幼儿外科疾病，儿科或成人普外科医师容易在接诊儿外科急症或肿瘤患儿时发生漏诊误诊。造成该年龄段的儿童外科患者处于高风险状态。其次，在绝大多数的二级医院，儿童外科患者一旦明确诊断，即使是一些常见病，也很少能得到及时治疗，必须转诊至儿童专科医院。这势必导致儿外科常见病诊治在今后几年仍无法在基层医疗单位完成，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窘况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四、对策
对于上述现状和困境，要从根本上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医师的儿童外科临床能力，需要一个从院校教育到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长期而全面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建议将儿童外科常识融入本科临床医学教育内容，这不仅能普遍提高医学生对儿童外科疾病的认识程度，同时培养医学生对儿外科学的兴趣，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从事儿外科专业。
第二，建议将儿童外科列入临床实习轮转范围，尤其要加入临床医学儿科方向和全科方向的医学生实习内容中。临床实习是让医学生将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相互结合融会贯通的关键途径。通过临床实习，培养学生独立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第三，建议调整目前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要求，并在国家执业医师考核中加入儿外科内容。洛杉矶医学中心2009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外科住院医师普遍认为培训中轮转儿外科是具有价值的教育经历，他们期望每年有一些时间来做儿外科手术。因此，建议在现行的外科规培细则中，适当加入儿外科临床轮转，培养和提高外科医生处理儿外科常见病的临床能力。对于有条件开展儿外科培训的全科规培基地，建议在3年培训中加入2周的儿外科轮转，让全科医师通过临床实践熟悉儿外科常见病，初步具备在社区医疗服务中正确识别儿外科常见病的能力。
五、总结
【关键词】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应激性高血糖；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R47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614-02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长出现应激性高血糖，严重的疾病状态可以引起强烈的应激反应，从而导致机体痰中的物资与能量代谢受到阻碍，且应激性高血糖患者的病症结果与危重患者临床病理生理变化相一致[1]。对我院神经外科危重患者伴随应激高血糖患者，进行血糖控制与有效检测的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从2011年01月-2013年12月入住我院神经外科危重患者，且伴随有应激性高血糖患者240例，其中男性患者98例，女性患者142例，均年龄（65±3.5）岁。入院前无高血糖病史患者24例，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高血糖病症。将其伴有应激性高血糖患者240例，随机平均分配为两组；观察组及对照组各120例。
1.2 方法
对按入院进行手术治疗的神经外科危重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手术成功率达100%；先后顺序，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术后患者进行常规术后护理，而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护理干预指导，强化使用胰岛素进行血糖控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3 统计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13.0，率、构成比的比较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对我院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出现应激性高血糖240例患者，手术成功的患者进行术后护理。对其术后血糖的有效控制率进行对比分析，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后患者血糖的控制不如观察组血糖的控制有效，在进一步行护理干预指导的患者血糖控制率为98. 3%（118例）；而在常规护理模式下血糖控制有效患者为95例，占79.2%。对危重患者出现应激性高血糖行二次护理干预的血糖有效控制明显得以改善。
3护理干预
3.1 神经外科出现血糖升高原因
神经外科患者出现血糖升高的原因主要与患者年龄高以及遭受感染、摄入糖份较大直接相关联，据相关医学资料调查显示，当患者年龄大于等于55岁换上高血糖的可能性每年都会增加34%的机率[2]；另外肥胖症、糖尿病等等也是产生血糖升高的因素。
3.2 高血糖症状危害性
患者伴随有高血糖症状首先表现的是身体机体功能的降低，严重影响身体免疫力功能，导致吞噬细胞的吞噬杀手功能下降，并且微生物会在高血糖环境下快速的生长繁殖，极易导致患者出现感染现象，严重的危害生命。根据医学资料报告显示，当人的体内血糖水平高于6.0～8.0mmol/L的非糖尿病缺血性中风患者住院病死机率会增加3成以上，且会直接毒杀脑细胞[3]。严重高血糖患者导致全身浮肿，甚者身体各个功能器官衰竭，直至危害生命。
3.3 血糖控制护理措施
采用快速血糖仪进行血糖测定，对患者进行指端取血前的皮肤消毒，待干后进行血分抽取，针深2～3mm，且血样成血珠豆里大即可；最高可取33mmol/L，高于则不准确[4]。根据医院实验室利用快速血糖仪进行血糖值监测实验资料结果显示，快速血糖仪进行血糖值监测具有准确性，可以在控制血糖中使用。医学上，胰岛素是控制血糖的最有效的药物。神经外科患者手术救治中，患者是不能进食任何食物的，当患者出现昏迷、感染以及器官功能衰竭时，进行静脉滴注强化胰岛素措施，保障血糖水平在7.0～11.5mmol/L之间，且进行1h测1次血糖调整，直到患者血糖水平稳定，可进行2h测1次血糖。如果胰岛素滴注速度改变，需重新进行血糖测试时间，当血糖变化速度在大于20mmol/L小于3.5mmol/L时，就需要每半小时测1次血糖。术后，医护人员需谨慎照看患者，缩短寻访间隔时间，尤其是护理人员需时刻进行患者血糖指标注意，做到1h测1次患者血糖，增加病房巡护时间，防止患者术后出现低血糖现象。根据相关医学资料报道，神经外科患者强化胰岛素进行血糖控制，若持续进行胰岛素输入，就会很大机率的造成患者低血糖的现象，但是总结两年的治疗经验发现，强化胰岛素治疗中，低血糖反复患者与反复低血糖发作患者相比较神经、心理功能以及生活质量都差别。所以，在滴注胰岛素的同时应该滴注糖和营养，定时进行血糖检测，以免发生低血糖现象。
3.4饮食护理
神经外科危重病人，早期留置鼻胃管。根据病人胃肠功能状态，制定饮食计划。胃肠功能应激者，予静脉营养。胃肠功能恢复者，及时鼻饲流质。本组病人血糖升高在10 mmol/I 以下时，由营养师调整饮食，配以糖尿病匀浆鼻饲，效果满意。其余血糖在10 mmol/L以上，在饮食护理中，须禁止甜食、果汁、米汤，以防血糖升高过快。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监测血糖变化并加以调控。
3.5 感染的预防及护理
糖尿病病人易发生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下尿路感染及伤口感染。因此神经外科危重病人伴应激性血糖增高时，早期应做好呼吸道的管理，预防肺部感染。气管切开者做好伤口护理，预防切口感染。留置尿管者做好尿管护理，预防尿路感染。 根据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三个因素可知，神经外科病人为深静脉血栓的高危病人。神经外科手术后静脉血栓综合征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外科手术的平均发生率。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内膜的影响，增加了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主张尽量不在双下肢静脉输液及股静脉置管输液。对昏迷、偏瘫、活动无耐力者，须做被动活动、穿弹力袜、气压泵治疗。以上物理措施可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对活动无耐力病人，可协助病人床上主动屈伸下肢做趾屈和背屈运动，内外翻转运动，足踝的环转运动，以便促进下肢静脉回流。
4 结论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危重患者在应激情况下会伴随着高血糖的困扰，并且严重的高血糖现象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可能带来感染，严重者还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应该进行血糖控制措施以及护理降低血糖，并定时进行血糖检测。但是，目前，根据医学资料调查显示，胰岛素滴注有利于降低血糖指标，并可以改善患者预后恢复情况。因此，强化胰岛素治疗以及护理有利于改善人体功能免疫以及代谢，值得在临床治疗中推广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冯爱仪，陈容，快速血糖仪测定末梢血糖的护理质控[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7年11期
[2] 李春霖，降糖药物的治疗策略[A]，2009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临床营养新进展培训班论文集[C]，2009年
周良辅院士主要从事微侵袭神经外科的研究和应用,致力于新技术、新知识的研究和应用,在脑血管病、颅内和脊髓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的诊疗方面具有深厚造诣。2010年1月,周院士凭借其科研成果――神经导航外科的创新与应用,荣获2009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该奖项是我国医药卫生行业的最高科技奖项)。
入行:与脑外科结下“不解之缘”
1965年,周良辅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华山医院普外科工作。1970年,经过5年大外科轮转,已经做到住院总医师的周良辅被调到缺少医生的脑外科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
专业的突然转换,令周良辅面临重重考验:尽管脑外科与普外科同属外科范畴,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他必须“从头学起”;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脑外科的检查、治疗手段都相当落后,脑外科医生的工作最苦、最累、风险最大,而疗效却是最差的: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为病人换药、拆线、打脱水药;带病人做气脑造影检查(当时没有CT、磁共振,只能经腰穿或颅骨钻洞把空气打到病人的脑子里,然后拍X线片,确定肿瘤位置);中午11点左右开始开颅手术,等肿瘤取出来,大多已是晚上七八点,午饭晚饭一起吃;由于当时手术技术不成熟、止血效果差,常常是术后没多久,病人又昏迷了,不得不再进手术室止血,深夜十一二点才出手术室,第二天一早又要准时出现在病房里……
谈到当时的情形,周良辅坦言,突然被调到“无人肯干”的脑外科,他当时确实有点失落。好在,他心态比较好,很快就调整过来。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毅力,他起早摸黑埋头苦干一年多,终于掌握了脑外科的基本技能,心态也从最初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
周良辅说,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总是充满感激:庆幸脑外科“选择”了他,使他能够踏入这个充满无数未知的领域,并做出了一点成绩;庆幸5年的大外科训练赋予他扎实的外科功底,无论是复杂创伤的处理,还是显微外科技术,都令他一辈子受用;庆幸自己遇到了3位脑外科前辈,是他们的教育和指导令他快速成长起来。
行医:负责任的医生就该敢为患者冒险
周良辅说,医学有时是需要冒险的,没有冒险就没有突破、没有创新。面对危重病人,有良知的医生一定会想法设法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轻言放弃、拒绝病人,一定会“问心有愧”。
舌下神经鞘瘤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科疾病,由于肿瘤位于脑干(生命中枢)的腹侧,手术难度极高,好比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病人呼吸停顿,甚至死亡。一位来自广州的舌下神经鞘瘤患者在被国内多家著名大医院“拒之门外”后,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上海华山医院。面对这样一个病人,周良辅毅然决定冒险手术。经过周密思考和反复实验,他采用“枕下远外侧入路”的新方法进行手术,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不过,目前的医疗环境不是太好,不少医生为了减少纠纷、避免麻烦,确实不太愿意冒险做高难度的手术。”周良辅不无忧虑地表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若长此以往,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和医学的发展。医生和患者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面对的敌人是疾病。要打败这个共同的敌人,双方应该团结,还是对立?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周良辅认为,要改善医患关系、减少摩擦,互相尊重、相互体谅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医生对病人要多一点耐心,尽量多沟通、多解释;病人也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不要把医生当作敌人。谈到医生收“红包”问题,周良辅表示,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医风是正的,无论病人送不送红包,都会尽心尽力去治疗。不少病人担心“没送红包,医生就不好好治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科研:做医生是没有退路的,只能不断突破、勇往直前
周良辅说,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仅100多年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只要善于发现问题、肯钻研、有毅力,创新的空间很大。
多年来,周良辅一直在临床一线辛勤工作着,除了看门诊、做手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查资料和做实验上。为了寻找最佳手术路径,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上海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里,忍受着福尔马林刺鼻的怪味,在尸体标本上反复研究,独创多种术式,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颅底肿瘤手术中,他独辟蹊径,率先采用扩大经颅底硬脑膜外手术入路,使术中肿瘤充分暴露,并有效避免了颅底血管、神经损伤,提高了手术疗效;他独创 “三明治”法颅底缺损修复术,不必植骨即能防止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他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动脉瘤直接切除+动脉搭桥”技术治疗不规则形及巨大动脉瘤获得成功;为解决单一血管搭桥术后出现的脑血供不足问题,他采用‘载瘤动脉孤立、颅内外血管搭桥和多根血管吻合’新技术治疗难治性动脉瘤,再次获得成功……
进入新世纪后,周良辅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这一次,他把眼光放在了世界性难题――高难度、高风险的脑功能区(主管语言、运动功能)肿瘤手术上。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周良辅与工科专家合作,反复研究、论证,成功开发了“多功能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外科”新技术。运用该技术,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肿瘤、脑功能区和神经传导束之间的三维空间毗邻关系(误差小于1毫米),并在一个可视的虚拟人脑模型的指导下进行手术,不仅能把肿瘤全部切除,还能够完好地保留神经功能,有效防止术后发生偏瘫、失语等神经功能障碍。凭借该成果,周良辅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写科普:医生要会看病,还要会讲、会写
谈到科普,周良辅深有感触地表示,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神医张悟本”事件,其实在中国并不是头一次发生。上世纪60年代,“吃盐卤能长生不老”“喝鸡血包治百病”的说法曾经“红极一时”。这些看起来非常可笑的“歪理邪说”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们的追捧?根源就在于大家对医学科普知识了解得太少,不懂得分辨真伪。
周良辅认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能治好老百姓的病,还应当为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大众的健康素养做一点事,写科普文章、办科普讲座、参加义诊,都是很好的途径。当然,要写好科普文章并不容易,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基础,还要善于把深奥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老百姓能看得懂、能理解、记得住,其难度决不亚于写科研论文。
养生:坚持运动、知足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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