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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就业人员总量稳步增长。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全国19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新疆依靠自身的资源、能源和区位优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就业人员增长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秩序不断趋好。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新疆就业人员从685.5万人增加到924万人，增长了34.8%，年均增长约3%。可以看出，新疆劳动就业总量在这十年期间呈稳步增长趋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2.新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吸纳就业人员有限。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劳动力市场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就业人员逐渐增加，就业岗位趋向多元，就业渠道逐步拓宽，就业结构渐趋合理。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可知，新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56.64∶13.45∶29.91调整为2011年的48.66∶15.63∶35.71。由此可知，新疆产业结构的现实状况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有所增长，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成为吸引剩余劳动力、下岗职工、大中专毕业生的重要途径。此外，由于起步晚、质量不高等因素，新疆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行业结构不尽合理，教育、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行业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员，作为吸纳就业人员最多的现代服务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3.就业人员构成复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加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致使新疆劳动力市场基本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劳动力、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等群体共同作用，加剧了新疆就业问题的严峻形势。新疆民族构成复杂，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同胞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更大的阻力。此外，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信息等因素的制约，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大、中型企业数量较少，使得市场能容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有限。目前，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的失业人口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城市中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堪忧。
二、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高等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系统的顶端和劳动力市场高级人才的输出口，对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当两者相协调即供需平衡时，高校毕业生能够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促进。[2]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组合和结合方式。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和形式结构。[3]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2011年，研究生培养机构12所，研究生在校生人数14099人；本科院校11所，本科生在校生人数141763人；专科院校21所，专科生在校生人数116956人，成人高等学校8所，成人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59609人。实践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调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既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不同人才类型的需求，是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动力，因此，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新疆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随着制造业、房地产业、信息通信、旅游业、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急需大量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人才，而高校学科建设脱节了市场需求，造成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偏多，实用性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其次，新疆高校的专业类别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某些专业设置重复导致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类型雷同，致使在某些行业出现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超越了岗位需求，超越了社会产业发展的实际容纳能力，进而出现了教育过度的问题；再次，专业口径划分过细，法律、计算机、管理学等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过多，如生物医学、生物信息学、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综合学科专业发展缺乏力度，基础理论型学科较多，应用型学科偏少，造成高校毕业生难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4]
（二）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发展，使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有利于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结构需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字塔”型的高、中、低层次人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腾飞。目前，新疆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特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技术密集型为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表现为以职业教育为主，以研究生教育为辅；劳动力需求类型表现为以实用型、技术型为主，以知识型、研究型为辅。然而，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新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存在失调现象，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可知：2011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人数比例约为1:10:8，呈现出典型的“腰鼓型”人才发展结构，也说明近年来，新疆专科教育规模偏小，特别是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比较薄弱，本科、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本科层次的教育规模偏大，发展过快，使得整体就业压力增大，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相比，比例仍然偏小。
（三）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剧了新疆劳动力市场分化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从发达到落后的三级阶梯分布，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在人才需求总量和类型方面也不尽相同。与此相呼应的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较少，质量较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成为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高等院校，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新疆地域广阔，南北疆在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南北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北疆高校数量多，类型齐全，分布较广，培养出了类型多样的高层次人才，促使经济快速发展；而南疆高等教育数量较少，类型较单一，致使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南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就业人员在地域、产业、职业等方面的分布不均。
（四）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割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必须主动把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推动自身结构的合理配置，而不是消极等待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再作调整。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影响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由于实行“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管理等方面影响着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制约了各层次高校的办学自主性，致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比例失衡、发展失调。其次，由于体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民办高等教育融资困难，办学力量不足，大部分民办高校只能在公立高等教育的夹缝之中寻求生存，致使民办高等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社会认可度较低。再次，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目标趋同现象严重，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目标定位不准确，脱离自身实际盲目攀比求高，致使专科院校为“升本”需要，过多、过度进行理论教育，而忽视职业、技能、实用教育。[5]
三、优化新疆高等教育结构的应对之策
在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背景下，新疆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局面随之出现，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分析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不相适应的基础上，从推进新疆高等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优化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仅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制约，还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必须适时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科类结构调整的方向性和前瞻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应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自，将对高校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使高校充分享有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的自。为适应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新疆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开设复合专业和交叉学科，切实拓宽专业面，培养基础扎实、职业技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大发展偏实用性、应用类专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新疆明确提出“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现代农业等行业领域，必然对理、工、农、医等学科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新疆高校应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现有的学科结构，减少专业设置的重复率，增设市场需要的新型专业。其次，借助外力支援，开设新型学科。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支、受援高校数量逐渐增多，新疆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对口支援契机，克服自身办学条件的不足，通过联合培养、插班学习、教师支教等方式，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名校的师资、学科、实验室等优势，为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一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再次，新疆高校应从自身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出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的学科调整动态机制，在原有的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科布局，凝练学科特色，突出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新疆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培养院校、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院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腰鼓”型，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规格的人才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合理调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间的比例关系，随着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大量高层次创新人才，也需要一大批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还应把大部分增量主要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逐步控制本科教育规模。其次，明确不同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定位，新疆高校应明确自身的办学目标，本科院校要以建设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侧重于培养高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专科院校不盲目跟风，凝练自身的学科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技术，培养留得住、下得去、干得好的实用性人才，形成多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功能。
（三）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动南北疆经济协调发展
南北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新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北疆集中了全疆绝大部分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某些专业人才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南疆高等教育水平较落后，急需大量高级人才，致使“马太效应”的发生。为提高南疆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统筹协调，立足现有基础，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可以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大对南疆高校的资金投入力度，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重点建设一两所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高校，能够很好的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并在新建高校、学科布点和扩大高校办学规模等方面对南疆地区重点扶持。其次，南疆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努力建设特色学科和专业，着重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借助兄弟院校的优势，通过联合培养、教师支教等形式为南疆培养紧缺的高层次人才，进而支持南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政府应重点在南疆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适当扩大当地生源的招生人数，满足当地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四）优化高等教育形式结构，满足多样化的人才需求
[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
一、通过观察，了解成人的劳动，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
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的过度呵护使他们缺乏锻炼，养成了娇气、懒惰的坏习气，到了幼儿园生活仍不能自理，不仅自己不适应新环境，也给老师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在与家长取得联系后，我们安排幼儿观察家长们一天的劳动情况，了解爸爸妈妈各自的工作性质及对社会的贡献，然后根据不同幼儿的年龄特点，在幼儿园里开展主题系列活动。小班幼儿以看和说为主，大班幼儿以动手为主，通过“爸爸妈妈的一天”“我的小手真能干”“我帮爸妈做件事”等活动引发幼儿的劳动意识，同时，利用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等节日组织庆祝活动，让幼儿自己制作礼物送给关心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育幼儿学会关心别人，尊重别人。我们还经常带幼儿在小区里观看园林工人剪枝、浇花、除草，看环卫工人清理环境卫生，看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为居民们修理水、电、暖气设施，从而让幼儿直观地观察、了解不同人的劳动成果，意识到劳动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利用各种环境、各种活动激发幼儿的劳动意识，并带领大班幼儿组成劳动小组，专门负责小区内体育活动场所的卫生清理工作，让幼儿在亲自实践中体验劳动的快乐，从而引发幼儿对劳动产生兴趣。
二、创设适合幼儿的劳动环境，培养幼儿对劳动的兴趣
兴趣在每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要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必须先引发幼儿对劳动的兴趣。为更好地培养幼儿的劳动兴趣，我们有意创设了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劳动环境，开展了“我能行”系列活动。通过“娃娃家”“小巧手”“我会做”等游戏活动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劳动能力，教师在具体操作中让每位幼儿都参与活动，幼儿的兴趣油然而生，从而使劳动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们还为每个班配置了一块小种植园，作为幼儿的劳动基地，孩子们在种植园内种了韭菜、葫芦、丝瓜、花生、萝卜等，他们参与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浇水、拔草、施肥、除虫、采摘，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到了劳动的喜悦，激发了幼儿对劳动的兴趣。在体育活动中幼儿与教师一起动手布置游戏环境，摆放收取各种体育器材，如平衡木、拱形门、垫子等，幼儿参与到劳动中，不仅动手能力得到了发展，还掌握了许多知识。
三、在一日生活中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
学会自我服务是幼儿所有劳动中最首要、最重要的劳动。在中小班，我们主要训练幼儿以自我服务为中心，如学会自己进餐，自己穿脱衣服，自己洗手，自己学习整理床铺；在大班，幼儿作为大哥哥、大姐姐，要给中小班幼儿树立榜样，为此他们劳动习惯的养成更为重要。他们不仅要学会自我服务，还要为弟弟、妹妹和班集体服务，在劳动中培养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好品质。因此，大班幼儿每天要和教师一起打扫卫生、擦桌椅，午睡后帮弟弟、妹妹穿衣叠被；吃饭前分发餐具，收倒垃圾；帮教师整理教室，还要定期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清整责任区的卫生。通过一日生活各环节的活动，培养幼儿爱劳动、主动参与劳动的习惯。
四、家园配合，共同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
幼儿最基本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劳动习惯较差，主要是家长过分溺爱造成的，所以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如果不能与家长达成共识，形成家园共育，往往会事倍功半，所以，教师要加强与幼儿家庭的联系，请家长配合幼儿园共同实施对幼儿的劳动教育。教师应帮助家长认识劳动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家中尽可能多给孩子提供锻炼的机会，而不是什么都包办，要相信孩子，多给孩子点时间，多一些耐心，让孩子在家庭中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与家长们取得联系后，我们便指导每个家长为幼儿订一份家庭劳动计划表，详细记录幼儿在家的劳动表现，每周一次与教师交流幼儿在家的劳动情况，家园合作督促幼儿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有位教育家这样说过：“孩子的心灵是一块奇怪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收获行为；播上行为的种子，就会收获习惯；播上习惯的种子，就会收获品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能收获命运。”可见，从某种角度上说，习惯就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关键词：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情绪劳动
基金项目：洛阳师范学院2014年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G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情绪劳动（emotion work or emotional labor）一词最初是由Hoschschild（1979，1983）[1、2]提出的，指个人针对内外在情绪进行伪装与管理，以符合组织的规范与要求，进而使组织达到营利的目的的行为。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急躁），向学生展现积极的情绪（如热情、富有同情心等），因此教学过程是一种深刻的情绪活动，教师是高情绪劳动者[3-5]。
教师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其能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能力的知觉与信念。[6] 研究发现[7、8]，情绪劳动策略与教学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在二者的因果关系，看法并不一致，刘衍玲[9]认为，教师情绪劳动是影响教学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但孟涛认为教师教学自我效能感影响教师工作时的情绪[10]。因此，Ω咝＝淌Φ慕萄效能感与情绪劳动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广州、四川、河南、北京等地调查高校教师共350人，其中男性90人，女性260人。助教44人，讲师146人，副教授134人，教授26人。理工农医类136人，文史类134人，艺术类80人。0-5年的共106人，6-10年的共114人，11-15年的共90人，16年及以上的共40人。
2.研究工具
（1）教学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俞国良等人修编的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11]，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即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共27个项目，其中16个项目采用了反向计分，量表采用Likert6级计分，1为完全不赞成，6为完全赞成。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和0.84。
（2）情绪劳动策略量表
情绪劳动策略量表[12]（Emotional Labor Scale）是由Diefendorff（2005）编制的，量表共14个题目，包含三个维度，表面行为、主动深度行为、被动深度行为。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制，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9。
3.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三、结果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p被动深度行为>表面行为（p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校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学科性质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艺术类教师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类和文史类教师（p
高校教师一般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助教的一般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讲师和副教授（p
表2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不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学科性质差异。不同教龄的高校教师表面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事后研究表明，讲师的表面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助教和教授（p
3.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关系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表面行为策略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主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被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与一般教学效能感相关不显著。
以情绪劳动的三种策略分别为因变量，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对表面行为和主动深度行为的影响较为明显（3.0%、10.5%），而被动深度行为仅受个人教学效能感的影响（7.8%）。
四、讨论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总体较好，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即教师具备有能力教会学生学习的信念，而一般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11]对个体的积极信念与个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及强化有关，而一般教学效能感则与生活中的教育价值观念的承袭有关。
在情绪劳动策略使用的研究发现，教师在使用情绪劳动的不同策略时，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最多，较少使用表面行为策略[13-16]，对特殊教育教师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7]。本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说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情绪劳动具有较为一致的特点。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学效能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对男女的角色期望不同，造成了女性对自己能力的低估。另外，女性更为敏感，更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和个体感受，如果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完美的细节，就会让女性教师的自我评价降低，造成低教学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龄因素对教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有不同的影响。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一般教育效能感呈下降趋势，而个人教学效能感表现出上升的倾向。这与俞国良[11]、蒋灵慧[18]等人的研究较为一致。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在性别、职称、学科性质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表面行为在教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陈晓宁[19]、吴欣[20]的研究部分一致。这与调查被试、研究工具的不同有一定关系，而本研究是对高校教师整体进行了抽样调查，具有整体和全面性的特点。
3.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关键词：劳动关系；企业文化；和谐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127-03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体制改革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逐步深入到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经营模式和所有制形式也都实现了质的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我国企业劳动关系逐步向市场化转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资本天生的强势地位和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劳动者则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弱者，劳动者的利益缺乏有力的表达和维护机制。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念。目前，我国企业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然而，一些“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却更多地表现为漠视员工劳动生存权利、剥夺员工社会保障权利等。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落后的、缺乏人性的企业文化，只能成为限制劳动者多重利益追求的障碍和束缚，必然引起企业劳动关系的破裂。因此，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和员工态度、行为的关键因素，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一、劳动关系与企业文化
劳动关系是企业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利关系的总和，它受制于社会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罗兴武，2006）。企业劳动关系的运行情况直接表现为组织、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在和谐的劳动关系中，组织关心并重视员工的需求，员工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双方能够通过沟通、协商、谈判等多种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最终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而在失衡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组织并不十分关心员工的需求，员工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双方通过沟通和协商等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可能较少，在严重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会采取罢工、怠工和抵制等激进行为来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劳动关系双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使得劳动关系矛盾加剧，甚至导致劳动关系的破裂。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和员工追求的共同目标。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影响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企业文化建设是关键。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念。从企业员工的角度上讲，企业文化也可以被视为以员工基本利益诉求为核心所形成的员工价值观，以及在员工价值观主导下的员工思维方式、职业道德取向、行为方式和活动内容的总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期望企业与员工之间就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方面达成默契并且在工作中转化为自觉的行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与员工形成默契，满足双方需求，实现彼此期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企业文化以观念的形式，从非计划、非理性的因素出发来调控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对组织管理中各项制度规定的补充和强化，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并贯注于组织成员的行为中，使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自觉地团结协作。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又是员工对企业的知觉，这种知觉又形成了员工的信念、价值观和期望，通过企业文化，员工希望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尊重，实现自身的发展。员工认同企业文化，就意味着员工接受并认可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和管理理念，企业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重视员工的利益需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可与尊重，是劳动关系双方默认、彼此可以接受的最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现实基础。
二、劳动关系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
企业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劳动双方经济利益的摩擦，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则是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两种由利益取向相悖性决定的价值取向的对立和矛盾（赵建杰，2011）。这是劳动关系矛盾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原因，任何竭力否定甚至消除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戴春，2006）。
人是企业最重要、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管理行为都是密切围绕企业员工展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以员工自身的基本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包含着员工对事物最原始的认知和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并不会因为企业价值观的介入而发生改变。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性格。在企业和员工共同构建的利益共同体中，双方为了共同的追求和发展目标而努力，但在此过程中，员工和企业有各自的需求和行为规则，为了一方利益而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或者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都势必会扰乱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行规则。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企业员工的基本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既有较低层次的生存基本需求，以及经济利益需求，也有较高层次的情感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和政治利益需求。一般而言，员工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经济利益需求等低层次的需求，可以通过企业与员工的书面劳动契约来获取保障，而自我实现需求、情感需求、政治利益需求等高层次的需求，则需要通过在企业文化中建立起来的非书面的，包含有大量双方期望“内容条款”的心理契约来争取和实现。
书面契约和心理契约是约束和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两种基本途径。书面契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现实保障，也成为员工争取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由于书面契约而产生的劳动关系矛盾是可以通过企业制度和法律途径来解决的。而心理契约是员工与企业之间默认的、不成文的承诺与期望。在具体的企业环境中，当员工意识到企业有条件、可以满足自身某种需求的时候，员工的需求就会逐渐上升为利益诉求，并且默认组织应该满足他们这种期望，而当这种利益诉求遭到拒绝、得不到满足，甚至找不到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到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遭到违背，这种利益诉求就极容易转变为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员工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他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忽视员工需求而将员工视为攫取利润工具的企业，其缺乏人性的企业文化势必造成对员工的排斥。再加上，劳动关系双方地位悬殊，价值观念迥异、落后，消极的企业文化势必会导致僵化、紧张和不和谐的劳动关系。相反，一个尊重员工、重视员工需求的企业，其“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了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机制，即使员工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组织也会与员工积极沟通、协商，做出适当调整，及时消除员工的不满情绪，维持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
企业中的劳动关系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劳动关系冲突和合作贯穿于劳动关系运行的整个过程，对立的、落后的企业文化会激化矛盾，造成劳动关系的破裂；而柔和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则通过积极沟通将劳动关系冲突转化为双方的理解与合作，继续维持并推进企业劳动关系的顺利运行。因此，企业与员工的价值观冲突是造成劳动关系矛盾的深层次文化根源，而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只能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寻找解决途径。
三、从企业文化建设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问题，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企业与员工双方的利益，为企业的高效率运转提供保障。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关系中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也是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关系。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均衡化，是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平衡，这都需要企业培育、建立和发展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
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是组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判断一个组织的企业文化先进与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内部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稳定，而且是否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企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企业员工多重利益诉求得到有效满足（赵健杰，2011）。劳动关系中的双方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但其利益取向并不是完全绝对相悖的，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在利益诉求中产生的分歧具有相对性，这就表明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企业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应放在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协调性的劳动关系。为此，要将企业发展愿景同员工职业发展规划有效结合，将企业利益目标的实现与员工多种需求的满足高度统一，在双方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形成平衡的博弈状态，在深度理解与积极合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以人为本，尊重员工劳动价值和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对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人为本，具体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就是将人视为能动的、自觉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将人视为能够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一种“资产”而非“成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关注并重视人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知觉、感受和需求，承认人作为一项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其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机器产品价值的。
“以人为本”首先要求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尊重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就是要尊重劳动者的创造性，关心并重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问题，例如生命安全与心理健康，而不能将企业员工作为生产工具和攫取利润的手段。尊重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将员工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力量，缺少了员工这一创造性的、能动的生产要素，即使企业具有宏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本，其生产经营活动也无法正常运转。具体到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企业文化主导思想应当首先建立在对员工的各种利益诉求的关注上，建立在对普通员工以及他们从事的普通劳动的尊重上。只有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将尊重员工、重视并保障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益的基本理念渗透于企业实践活动中，才能确立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也才能通过对员工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高度认同，得到来自员工方面的普遍肯定，从而减少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完善企业员工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的预警系统
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劳动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而自劳动关系产生开始，劳动关系双方就一直进行着劳动力与资本的对抗和博弈。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资源的充分供给和就业岗位的相对稀缺，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再次沦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劳动者的权力架构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只能建立在偏重对员工权利的保护上。然而，对员工权益的倾斜保护并不是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人力资源是企业获取利润、实现发展目标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企业的发展动力和利润源泉。因此，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满足员工需求是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需要逐步渗透的基本理念。
完善企业员工权益维护机制，首先要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契约。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象主要是员工，因此企业管理制度要从人性、科学、可行的角度对员工行为进行约束，并要积极采纳员工提出的合理建议，最终为企业运行提供一套被员工广泛认可的管理制度。此外，企业与员工通过协商形成内容明确，权责清晰的劳动契约，这是对劳动关系双方的刚性保护，也是员工维护自身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律渠道。
心理契约是构建和维持员工和企业劳动关系的重要纽带。产生利益冲突，利益诉求未果，从而使员工感受到心理契约被违背，这是导致劳动关系矛盾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之一。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完善企业员工的权益维护机制，建立企业劳动关系的预警系统，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员工的权益维护机制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向管理方提出利益诉求、争取自身权益的规范化沟通渠道；另一方面，企业管理方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及时了解、掌握员工的心理需求，在劳动关系中保持主动，对于员工提出的利益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充分发挥心理契约的激励作用。一般情况下，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都会面临着不断被违背和被重塑的问题（姚建忠，2007）。即使员工因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而与企业产生劳动关系冲突，员工与企业双方也可以通过这个公开、坦诚的沟通平台作进一步沟通、协商，以获得彼此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劳动关系双方更乐于遵守彼此心理契约中的责任与承诺，有利于实现企业劳动关系的持续和谐发展。
完善员工权益维护机制，建立劳动关系预警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持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稳定性，防止企业劳动关系的僵化和破裂，这也是建设高效、先进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只有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逐步渗透“切实保障员工权益，满足员工需求”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才能继续维持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期望与信任，使双方能够在一个公平、和谐的企业环境中解决劳动关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三）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建立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
建设高效先进的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其本质上就是要“用人、留人”。然而，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本身具有隐蔽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企业无法准确预知员工的心理需求与期望。这就要求企业打造“命运共同体”，以此来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起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系统论”认为，劳动关系是在一个可以相互协调的动态系统中求得平衡的。在一个系统各方主体力量相对平衡的局面下，企业发展的好处能在劳资双方之间均衡分配，从而避免冲突，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建立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要求劳动关系双方以利益合作为基础，在行为协调、利益均衡等机制约束下，减少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将利益对立和行为对抗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控范围内（黄霖，2011）。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关系，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就在于要改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博弈的局面，尤其应该改变企业的“零和”博弈心态，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转变为利益交往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双方从对立到合作、协调的转变。所谓利益交往关系就是劳动关系双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利益，谋求最小的解决矛盾成本，而进行的交流沟通与协商所形成的联系（赵健杰，2011）。在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可以通过沟通、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劳资矛盾，从而避免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利益协调型的劳动关系也从根本上避免了激烈的劳动关系冲突对心理契约的动摇和影响，也是解决企业劳动关系问题的最佳方式。
在“企业命运共同体”的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求将大局观念贯彻于企业管理活动和员工行为中，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的“共同体”不是绝对的、无差别的统一，而是以利益差别存在为前提的包容和理解。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真正重视员工需求，将员工视为合作伙伴，员工也会在对企业环境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合理要求，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共同推进“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索劳动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在深层次文化根源上化解企业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构建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戴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2）.
[2] 黄霖.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探讨[J].企业管理，2011，（3）.
[3] 罗兴武.当代劳动关系管理理论及其发展[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3）.
【关键词】劳动就业 职业技术教育 经济发展 就业形势
一、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仅仅依靠传统的劳动方式注定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将会被淘汰。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技术的研发需要高端专业人才，而后期真正的投入生产则仰仗于底层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职业教育提高了人才队伍素质，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支撑了行业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劳动者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提高对工作的忠诚度，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热忱度高的技能型技术人才。
纵观当今职业教育整体形势，呈蓬勃发展之势。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仍将不断扩大，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劳动就业形势
当今就业者就业行业选择多元化，但合理就业的比率则很低，这是由对自身未来工作的要求看法以及自身能力素质决定的。多数就业者趋向于选择自己喜欢或者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并未考虑自身的能力能否胜任，因此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据最新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达38%，而研究生就业率仅占三成，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受教育程度高了，自视也甚高，不合心意的工作宁愿不做，把锻炼自己的机会也一并拒之门外。一方面劳动力的需求还较大，一方面失业待业的人数却很多，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形势严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就业市场。裁员，减薪，转行，跳槽造成了劳动就业市场的波动。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呈逐年递增之势，2009年突破600万大关，供求关系的偏离值正在加大。2010年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技能而离职，表明大学生在大学里所习得的知识大部分并非企业所需，毕业之后自然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而与之相反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带来的曙光。很多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往往很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成为企业抢手人才。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据有关专家判断，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已经超过了7%的警戒线。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没有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差距拉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求发展，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往往操之过急，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处理不好这些基本的战略关系，就会造成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供求不平衡。
三、劳动就业形势与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关系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需求量和消费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一方面。消费需求量的提升促使企业扩大生产，使产业规模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引导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就业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是支撑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力量，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根据上文所做分析，职业技术教育关系着整个劳动就业市场的稳定，而就业形势则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大势。因此，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仰仗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而具体政策的实施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部件的协调合作。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问题的症结在于供求不平衡，劳动力的紧缺不止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上。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那就能在寻求工作时多一块敲门砖。“术业有专攻”，有了一门技艺，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否则，就很难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职业技术教育是对针对劳动者所进行的文化技术教育，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使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劳动就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除了与劳动技能直接相关之外，与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凡是重视职业培训，劳动者素质的国家，适应能力强的劳动者，在就业中往往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多变的就业环境。
第三，发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措施。从市场就业情况来看，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还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支撑整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维持技术行业的良好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维持健康的经济形势。
五、结束语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要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重中之重。职业技术教育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能支撑技术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明智之举，也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一个大致分析，观照了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期彰显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促进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劳动关系管理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简介
1.中小民营企业
《公司法》规定，企业的种类是以企业资金的构成为标准来区分的，大体包括：国家独资、国家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以及个人独资企业等。根据以上对民营企业概念的解释，民营企业涵括了除国家独资、国家控股以外的其他非国有资本的企业。
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英文全称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现代化的企业早在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就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并未出现，据国外史料记载，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点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3.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主要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两方的努力以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具体来说是由雇主与雇员个人及其组织间产生的、争夺双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引发的，通常以合作和冲突等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中的经济、法律等因素都将对它产生影响。
二、中小型民营企业内员工现状
伴随着当今企业的急速成长，劳动关系管理这个观念日益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合理管理企业的劳动关系是极有必要的。
当前，中小民营企业关于各自责任的建设工作并未到位，就某省中小民营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实施现状为例，调查分析表明某省民营企业存在着大量伤害了员工权益的违法违规情况。主要表现如下：
1.工作时间长，劳动报酬偏低
某省民营企业员工每周工作6天的占比40.1%，每周工作7天的占比36.3%；每天的工作时长为8至10小时的占比38.8%，工作时长在10至12小时的占比27.1%，工作时长大于12小时的占比9.5%。此外，相关调查显示37.3%的员工因害怕企业会无故克扣工资而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加班。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这种工作超时的情况更为普遍。值得强调的是部分员工在长时间加班的情况下并未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2.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缺乏
由于民营企业资本较小，企业为了节省生产成本，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投入较少，缺乏必要的员工安全与健康配需。在实地考察中笔者发现，民营企业中存在许多对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因素，如有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粉尘超标的问题；更有甚者，员工需在简陋的防护措施下暴露在有毒有害气体中工作。
3.员工与企业文化契合度不高
目前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均为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员工更是缺乏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一方面，民营企业主主要关注点为企业盈利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中小民营企业员工流动较大，难以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
4.人身权利及尊严受侵犯
目前，在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中存在大量劳动者非自愿工作现象，例如：企业私自将员工的身份证或暂住证扣留；要求企业员工缴纳不合理抵押金或保证金；更有甚者，员工的日常生活均需受到企业的控制和监视。这些不合理的做法均侵犯了员工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
三、社会责任角度下中小民营企业劳务关系影响因素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认为对劳务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点：
1.经济情况
从我国当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经济情况与劳务关系（社会保障）呈正相关关系。较好的经济状况下，员工能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尊重。此外，稳定的经济下企业与员工的劳务关系表现的更为稳定，企业更愿意通员工维系长时间、健全的劳务关系，员工社会保障普及率更高。
2.法制环境
劳动合同制度建设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规范的契约关系是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保证，因此，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确立必须规范化。任何时候企业的管理者都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定范围内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条款，以及处理具体的劳动关系等活动，尤为重要的是要在此过程中加强业主们的法制观念的教育，熟知各式各样的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条文，同时要以身作则，做到知法守法、不违规操作。
3.工作条件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员工修养和素质、保障员工的工作安全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涉及行业往往门槛较低，企业缺乏技术性的核心竞争能力，所以员工素质对企业的竞争力往往比大型企业更重要。此外，目前的企业现状下，较低的工作安全保证来降低企业成本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员工工作时间较长、重复率较高，极易产生生产事故，从而增加企业的法律风险与赔偿风险，另一方面，较低的工作安全保证使企业缺乏高质量员工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4.工会建设
工会建设往往能正向引导企业与员工间的劳务关系。首先，工会是有效合理的沟通渠道，通过工会建设可以有效打通员工与企业的沟通；其次，工会可以较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减少企业与员工间的冲突；最后，工会可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更有归属感，增强企业凝聚力。
四、履行好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员工作为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将企业的责任与劳动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履行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相对地，企业只有形成积极有效的劳动关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企业更好地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企业自身长远发展的一个有效保障。
1.制定正确的薪酬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劳动报酬在劳动关系问题的处理中地位重要，因此，业主们要将工资标准定下来的时候，要开展一些考察活动，制定出相当合理的工资制度来避免劳资冲突。其次，要对考核职工绩效的体系进行改善，制定一种依据绩效来确定工资的制度；再次，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设立多种形式的奖金，如激励奖、合理建言献策奖、表现奖、重大贡献奖等。
2.有效发挥工会职责
目前，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双方之间的冲突往往难以有效、合理的解决，甚至产生暴力冲突，这不但影响了企业与员工利益，更影响了社会环境。建设工会并发挥其沟通协调能力能有效减少企业与员工间冲突，同时通过构建企业文化引导员工更能增强员工凝聚力。
3.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
员工对本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所以，形成正向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保证。通过定期对员工进行文化教育，让企业文化的精髓深入人心，才能使员工与企业共进步，企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4.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工作环境主要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建立安全的工作环境不但能降低员工事故率，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生产风险，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成本。其次，保证员工人身权利与人格不被侵犯不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增强了员工凝聚力从而提高企业效率。
五、结语
本文对于普通劳动关系管理和基于社会责任角度考虑的劳动关系管理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说明。普通的劳动关系管理包含的内容很多，有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监管和协商关系，劳动服务关系等。而在本文中论述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视野下的劳动关系管理是特指在民营企业这个大环境中，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关系状况，以及在此范围内所涉及到的劳工雇佣关系等内容。两者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普通的劳动关系管理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宽泛；而后者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出发，在特定范围内的具体表述，即专注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所以，本文对于劳动关系管理的研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论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和分析了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劳工关系的问题。
我国中小民营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通过以上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劳动关系管理的简单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属点，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在未来的世界里，只有承担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且拥有良好的劳动关系的企业才是最大的赢家。
参考文献：
[1]陈乃醒.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3-53.
[2]徐伟.经济转型期企业劳动关系运行特点及趋势[J].商业时代，2006，（10）：7-8.
[3]乔健.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报，2007，（2）：28-35.
[4]常凯.劳动权――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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