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5:44:1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开展情况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县**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三名副局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会后，我局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行动员、安排、部署，形成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容貌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确保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责任到位。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社区、社区所在单位、社区各住户以及社区各小区的联系单位的职能职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帮助社区、联系乡镇明确了各清扫保洁范围，完善了“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职工年终综合目标考核。
四是宣传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干部带动、街头、企业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并组织全局干部群众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万人大扫除活动”、每周周末的“文明劝导活动”和每周三的“门前三包劝导活动”。
五是保障到位。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2.7万余元专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请县级领导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进行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局组织人员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一小区坚持每天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巡查，对整治较为突出的问题，通知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积极配合社区和所联系乡镇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狠抓了丝绸大院的整治,采取单位出一点,市民出一点,企业拿一点的办法,共同筹资约5万余元,集中打造丝绸大院。目前，我局所联系的社区和乡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级领导表扬。
二、下步打算
关键词：动迁；安置社区；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提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个城市快速的扩张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郊区土地农村土地被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居住的房屋，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于是动迁安置社区也成为农村村民城市化后的居住场所。动迁安置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是一种新式社区，也是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历史产物。动迁安置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的社区，既存在着城市社区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兼有农村社区的一些特征。
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是众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处。近年来，按照嘉定新城规划建设的要求，自2008年起马陆镇进入大动迁时代。与以往城乡异地动迁模式不同，此次嘉定新城采用的动迁政策安置的房源是高层楼房。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一共有4个大型高层动迁安置社区，即远香舫、枫树林、金沙湾、唐家苑。其中远香舫动迁安置基地于2012年交房入住，安置房源3595套，共安置石冈村，众芳村、马陆村1200多户动迁户；枫树林动迁安置基地于2015年6月建成，共有安置房源2233套，目前已安置石冈村、彭赵村、马陆村440户动迁户；金沙湾一期于2016年3月竣工交房，将安置陆家村、马陆村448户1251套房源入户；唐家苑动迁安置基地于2014年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7年竣工，用于安置新联村380户动迁户。该四个基地都是高层商品房社区，享受嘉定新城区域内的动迁政策，是嘉定新城建设造就的新型社区，是嘉定新城最新一代的动迁安置小区。
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动迁社区管理形式与其他城市社区的管理形式相类似，成立社区居委会，按照现在城市社区的管理方式进行，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管理社区。由于缺乏经验借鉴，在动迁安置社区管理上发现不少问题，现对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简要分析如下：
一是政府对于动迁安置社区居民的市场化引导不够。动迁安置社区内居住的大部分是农村宅基地拆迁安置过来的“农村人”，受固有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大部分动迁居民无法一下子从“农村模式”转变成“社区模式”。动迁安置社区在硬件上虽然已经基本同步于城市商品房小区，但居住者的思想意识却与商品房小区业主相差甚远。很多动迁居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农村自给自足模式和村委会管理模式，对于物业公司和居委会联合管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很难适应，甚至可以说，很多居民认为社区管理模式就是物业费、维修基金、垃圾清运费、停车费等各种费用的累加，巨大的消费差距给动迁居民内心形成了巨大的阴影和心理恐慌，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很多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
二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较难改变。城市化运动过程把农民城市化为居民，户口簿上的“农转非”代表的只是表面身份的转变，但是千百年来骨子里的农村生活习惯却并没有改变，这需要两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改变。随地扔垃圾、在公共绿地晾晒衣物、小区绿地变菜地等现象屡禁不止，对社区环境造成破坏，为社区管理增加难度。
三是社区管理参与性的积极性较低。由于动迁安置社区的生活环境和之前农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从居住环境，宏观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在经济和生活的各方各面也都受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双重辐射。对于突然而至的城市化社区管理，一大部分的村民还处于抵触、适应的阶段，因此在参与社区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另外，动迁安置社区的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很多居民虽然最近几年十几年受到城市化运动的影响，了解了新事物，但是本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尤其是家庭管理角色的中老年人，很多都是法盲、文盲，习惯了以道德、风俗习惯等为行为标准依据去生活。他们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意识，也没有参与小区治理的能力。
四是小区居民缺失社区管理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马陆镇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工作中，政府组织基本处于主导的地位，很多居民对于社区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处于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例如小区的公共设施被破坏，窨井盖被撬走等等，都处于冷漠的状态。对于动迁社区缺乏城市小区居民应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动迁安置社区没有居民热情的参与，就少了最基本的生气与活力，没有治理与被治理者的沟通互动，最终造成动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结果十分不理想。
五是外来流动人口引起的管理难问题。截止到2014年，马陆镇共有人口1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7万，非农业人口有2.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共有6.3万。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数量，占了马陆镇总人口的一半还稍多。伴随着大动迁的全面铺开，动迁安置社区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在少数，且不难发现群租现象。外来人口来自祖国各地，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存在很多问题，也给社区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
一个成功的社区管理应该是由政府作为主导，居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的过程，目前嘉定新城（马陆镇）的动迁社区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还处在探寻摸索阶段，相信通过不断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模式。（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朱媛媛.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研究[D].苏州大学，2013.
[2] O栋.上海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4.
一、开展情况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县蚕桑局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张卿、××、刘文君三名副局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会后，我局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行动员、安排、部署，形成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容貌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确保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责任到位。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社区、社区所在单位、社区各住户以及社区各小区的联系单位的职能职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帮助社区、联系乡镇明确了各清扫保洁范围，完善了“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职工年终综合目标考核。
四是宣传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干部带动、街头、企业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并组织全局干部群众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万人大扫除活动”、每周周末的“文明劝导活动”和每周三的“门前三包劝导活动”。
五是保障到位。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2.7万余元专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请县级领导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进行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局组织人员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一小区坚持每天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巡查，对整治较为突出的问题，通知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积极配合社区和所联系乡镇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狠抓了丝绸大院的整治,采取单位出一点,市民出一点,企业拿一点的办法,共同筹资约5万余元,集中打造丝绸大院。目前，我局所联系的社区和乡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级领导表扬。
二、下步打算
（一）政府
从目前我国国情看，政府现在仍然处于占有社会资源的有利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权力来占有社会资源，并使其达到占有的最大化。在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使得政府可以主导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且在这个供给过程中实现自己权力的巩固，从而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由此看来，即便是在社区当中，政府还是担当着强力的主导者角色。社区治理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权力的约束，政府实际上成为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二）社区居委会
在我们国家，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是通过社区中的所有居民选举产生的，这是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实现自我治理的组织机构。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在当前我国社区中，社区居委会更多的参与到上级政府部门工作中。由此陷入每天忙于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各种任务，而不是更多的参与自治，这实际上也正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
目前在我们国家，城市社区中已经出现很多较为成熟的物业管理公司，而这些物业管理公司也已经充分参与到了社区治理的工作中。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的参与，可以充分调动社区治理各个主体之间的活力，有效的推动社区治理的发展。这顺应当前政府鼓励发展的社区治理多元化趋势。
以上任何一个社区治理主体在单独进行治理时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实现我们追求的社区治理效果。其中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不能充分激发市场经济下的治理活力，而社区居委会目前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正逐渐沦为上级政府部门的附庸。而物业管理公司等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监管，在对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不足。所以，要想达到社区治理善治的目的，只能彼此之间克服各自的缺陷，互为补充，实现协同治理。
二、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现状分析
（一）社区组织结构存在缺陷
一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街道办和居委会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部署。当前居委会更多的是承接街道办事处安排下来的任务，这就使得居委会无法更好的去完成自治工作。居委会对街道办的工作任务应接不暇，其对于自身社区的治理就无法更好的处理，这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是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发育不足。在我国城市社区中，成熟的社会团体比较少，大部分还处于摸索阶段，即使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团体，发展状况也不理想。不仅如此，在社区中的社会团体独立性不足，有较多的社会团体是由政府部门或居委会建立的，缺乏相应的活力，不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二）社区组织管理职能模糊
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划分，横向和纵向不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这种社区组织管理职能的模糊，直接导致社区内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彼此扯皮，无法实现合作共治，实际上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也降低了治理的效率。
（三）缺乏科学的社区治理目标
在我国以前的社区工作中，侧重点是社区的发展，忽视了社区中精神文明建设，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不足，同时还缺乏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升。这使得社区缺乏文化创新的活力，社区集体活动较少，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工作人员能力不高，对社区治理工作不了解，这样就无法较好的完成社区内部的治理工作。最终结果就是无法实现社区更好的发展。
三、针对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存在问题的改革探讨
（一）构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就是指在协同治理的理念指导下，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培育，加强社会层面的参与沟通，通过社会参与平台的构建，让多方治理主体彼此协同治理，达到善治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好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实现社会治理多元化主体的协同互动，再次把协同治理机制落实到社区治理中。
最终需要实现的就是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二）构建合理的社区组织结构，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这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是指：在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管理中，上级行政部门的专业管理要结合到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中，主要以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为主，同时做好专业管理的互动。由此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有机结合。
（三）明确社区组织管理的职能，确定科学合理的目标
社区组织管理过程中，要明确其管理职能，由此才能更好的实现社区组织管理的目的，达到社区组织管理的效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主要目标是构建有活力的、健康的和谐社区，这就要求社区居委会有科学的规划，能够根据社区实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自身社区制定社区发展规划。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应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让社区居民能够在社区中享受到集体的福利。
关键字：社区治理；多样化；公民参与；网络；开放式；意义
社区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上的社会单元社区，而社区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加强社区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生活素质，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日益表露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度增加。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以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前提，只有采取社区治理的多样化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目标。
一、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界定
就社区自身方面来说，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的。这是由于居民的流动性，经济结构的调整，郊区的兴起，一个全新的多元文化社会已经摒弃了集体密度的社区。因此，社区已经成社区在意义上是多样化和多方面的。社区已经成为支离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共享相同的领土几乎消失了。如果人们的社交网络还存在的话，那它们可能成为一种结合的类型：其延伸出的领域未必涉及邻里之间了。其他的人则更为分散，则社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公共治理理论家博克斯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体。” 这一观点强调了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权利。
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我国就是采用这种多样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单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联邦制的使命，同时，也维护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国地方政府的多样性的具体表现为三种模式：普通集权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区复合模式，这三种模式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区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就能力和传统而言，每个地方的社区在解决问题和组织以及实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样性使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区治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社区治理的多样化进行前瞻性的探讨。
二、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区治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其原因为：
一是期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抑制某些能够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资源。
另一个是希望通过社区治理来提高民主发展中的民主参与能力。社区在这两个方面可能扮演一个更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区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以填补，尤其是在公共预算缩水的情况下；
第二，社区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服务而且也能够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国社区治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制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变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社区的各项活动不能在孤独和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它们必须联接成为有机的整体，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之得以在公众展现。
因此，基于这些原因，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网络式的社区治理以及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1.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美国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完全实行自主自治，与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制度权利来提高美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缺乏社区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场经济，长期酝酿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国外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表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实现社区自治才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必经之路。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治理主要可总结为三种模式，即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这三种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因此，公民参与主要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 我们倡导采取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加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需增强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对自身道德素养的培养、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自身权利的维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事务也相对复杂起来，居民与社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对社区的各项需要也最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参与，邻里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就更易于调节，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此外，提高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还需加强公民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助。
为了保证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则：首先，公民必须了解其所在社区的治理原则。就如公共治理论论家博格斯指出的观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地方，我们期望发现自己成为能够连续、自主决定和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体。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应遵循的规模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过程；其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原则。这意味着公民拥有更多选择和决定社区未来的机会；再次，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原则。由于公民是社区的所有者，所以社区代议机构只能是公民的服务者而不是上级；最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表达清晰性。这个原则直接影响着社区决策。
总之，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会质量的改善。现阶段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几乎全部是政府启动，政府主导的，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完全由社区主体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区建设个案。 因此，通过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区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网络式的社区治理
目前，我国社区的软件建设发展滞后，突出表现为社区自治能力弱，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全，社区公共设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上升缓慢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社区建设模式产生的垂直结构制约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严重影响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全球网络化的发展，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减少了，而社区网络化发展逐渐成为当代社区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缩小社区空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具有灵活性。因为其是通过网络和市场原则来自建的由网络来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网络通常能灵活的与公共组织，私人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安排。
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对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摒弃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观念，逐步放权，引入多方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中。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效能。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协同性、整体性，优化政府结构，实施组织整合，纵向减少层级，横向加强协同。此外，网络式的社区治理可以增强政府工作的灵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数字化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区的工作协同机制。
总之，网络式的社区治理虽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获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区的一个较小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稳定或者不肯定的影响社区治理的因素。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达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标。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优点，其缺点我们也不可忽视。我们相信，网络式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能为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3.开放式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基于社区自治来吸纳社区各类组织的参与过程。这种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国城市的封闭小区可能在围墙内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态。但是小区的“经济准入制”，围墙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价的间隔一般，这将是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社区发展的重大障碍。
社区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其和所有的组织一样，都不可能是与环境绝对割裂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社区治理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而外部资源的输入过程则是外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制度的演化，在开放式社区治理模式下，外部主体的参与不是为了控制社区，而是致力于社区发展和提供社区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体对社区实施的是一种新的复合治理机制，也就是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更加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参与性。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所要强调的是社区治理主体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社区外的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创新来参与社区治理。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首先，明确社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二元对立”演化为“伙伴关系”，解决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问题；其次，通过实施复合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创新机制问题；最后，通过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总之，在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既为社区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为社区发展带来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风险。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始终需要关注的是防止内部主体过度依赖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的两个问题。伴随着社区治理的发展，开放式的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区治理多样化问题的研究意义
社会发展应该从社区治理开始，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没有基层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一个健康、成熟的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区。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应地多样化来对应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样性，因此，社区治理的公民参与式、社区治理的网络式以及社区治理的开放式对目前或者未来的社区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公民参与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民主性。社区治理的主体有政府主导变为公民主导，这样有助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也相应地加强了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网路式的社区治理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局限性。网络现在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交流方式，网络是虚拟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同时也打破了社区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难以达到有效的目标的局限；
第三，开放式的社区治理有助于社区治理的优化性。社区治理需要外部主体的参与，只用通过外部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则可以依赖外部资源来优化治理的条件。
总而言之，社区治理多样化的问题研究对社区治理的发展具有可靠的参考依据和为未来社区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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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中振，徐坷. 走向社区治理[J].党政干部论坛，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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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锦（1988.11-），女，湖南泸溪人，苗族，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行政管理专业。
陈伟东，李雪萍. 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02）.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一)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达到强化责任需要。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根据县综治办的要求，我乡认真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脱管人员、涉嫌重新犯罪和重新犯罪案件进行自查工作，认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有效监管。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开展，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并安排部署、落实责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管理。加大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力度，是规避治安风险、降低矫正对象再犯罪率的有效手段。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采取 “多方协作、联合布控、周闻其声，月见其人”的办法，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二、强化责任、落实措施
加大对走访工作的人员投入，努力构建以司法所为领导，村委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为参与主体的联合矫正工作机制，加强同各级单位的联系，做到信息畅通、行动一致，拓宽同矫正对象的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积极寻找同矫正对象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和平台，通过电话、当面、汇报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掌握矫正对象动态，方便对矫正对象进行得当的思想教育。同时，密切监督，严防死守，避免因信息反馈不及时而引发的矫正对象再犯罪情况。在矫正工作中，我们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以真情感动矫正对象，以此搭建相互信任的桥梁，大大的增强了矫正成功率。
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社区、配合公安派出所、综治部门为主的工作机构，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一是了解矫正对象最新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掌握他们的改造效果和改造中存在着的问题。二是通过自查自纠，严格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查找矫正执行期间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三是针对以上不足，切实整改，通过开展活动提高矫正工作水平和矫正质量。
截至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共6人，没有1人脱管、漏管，没有1人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二)按照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结合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我乡收到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后，及时组织召开了村(社区)三职主要干部、乡级各单位负责人、政府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就通知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领会、贯彻。
二是乡成立了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组长，乡综治办、乡司法所、乡调解中心、乡政府办等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小组，负责全乡的社区矫正工作，并明确了专人具体抓。
三是乡综治办年初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了2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目标内容，并分别与相关单位签定了责任书。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三)在20xx年5月13日区司法局召开的《社区矫正监管措施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各家所在下周的任务之一是自查自纠目前所里的社区矫正三大措施。以下为我所通过梳理、走访、自查自纠总结出来目前我所在社区矫正请销假、公益劳动和书面汇报三大措施的工作情况：
一、请销假
目前我所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5人，其中长期在外务工的有三人，分别是在盐城的矫正对象王某、在新疆的矫正对象蔡某和在无锡的矫正对象詹某。这三名矫正对象都办理了长期在外务工的手续，有其社区、家属签署的保证书，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还有矫正对象本人写的保证书。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请销假手续的履行率达到了100%。另外，我所目前24人有稳定的工作，其中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的矫正对象有两人，司法所专门在个别谈话教育课上对这二人反复重申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和相关规定，一旦发现有违规乱纪的行为，司法所会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日常考核办法对违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近期，我所还将再次印制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手册，确保发放到每一位矫正对象手中，强化矫正对象遵守请销假制度的概念，同时让矫正对象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二、公益劳动
我所目前的公益劳动基地已有两个，分别是组织交通协勤活动的迈皋桥地铁站华电路口，和组织为老人献爱心关爱老年人生活的迈皋桥真善美敬老院，目前即将新增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有区司法局与区市容局联合建立的迈皋桥华电北路环境保洁公益劳动基地。可以说，迈皋桥所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是很丰富的，结合迈皋桥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多、犯罪类型复杂、年龄差距大等众多特点，丰富的公益劳动基地为不同类型的矫正对象提供了合适的公益活动平台。
我所目前参加公益劳动的矫正对象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他因为年纪大、脑疾病或躯体性疾病的矫正对象虽然不能参加司法所统一组织的公益劳动，但大多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住家附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并拍下照片交到司法所来。
一、新社区治理体制下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
1、居委会面临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居站分设”（即居委会和工作站完全分开）等两种社区治理模式。理论上，社区工作站的设立似乎可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缓和日趋紧张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但实践中，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的居委会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尴尬。理论上，设立社区工作站后，居委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可以真正通过选举产生，专心开展社区自治。然而，实践中深圳市的几乎所有居委会组成人员完全都由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兼任，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级任务上，社区自治功能仍难以发挥。“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体居民利益的思路，无疑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下传统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权力系统天然代表全体人民的老路子，否则“居站合一”模式就会产生自我矛盾。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说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设”模式的尴尬。目前，深圳市只有盐田区完全实行“居站分设”，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也不尽如人意。首先，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彻底分开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问题。社区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达到社区的各项工作，而且承担了部分本应属于居委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居委会虽然不再承担行政工作却又暂未能担当起“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开展社区服务，难以实现自负盈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居委会资金来源存在困难时，工作如何实现良性运作？再次，由于居委会主任及委员们缺乏工作的热情、动力和民主的习惯，居委会难以真正运作起来。部分原居委会成员在居委会脱离政府“管制”之后，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甚至有某种失落和无所适从感。
第三，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设”的情况下，居委会不再承担行政性工作，与业主委员会一样应该同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现实情况是，居委会联系群众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会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影响力大于居委会就是最好的说明。有学者指出，业主委员会在维护居民利益、推动社区自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僵化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形成了很大冲击，如果居委会还不实现自治功能的回归，就有可能被业主委员会“挤垮”。
2、业主委员会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随着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兴起、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居委会自治能力的缺失，拥有住宅私有产权的业主成为了现代社区的真正主体，业主的社区自治要求日渐增强，并呼吁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业主联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化、专业化的维权组织的成立就成了业主的必然选择。
尽管业主委员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且其自身运作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它作为一个新型的社区组织，在社区内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对社区居民、居委会乃至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变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而且还推动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区组织关系的复杂性。
二、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现状及症结所在
1、二者关系的现状
面对业主委员会的兴起，有人开始怀疑居委会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区体制的呼声不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潜在冲突也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现。由于居委会角色错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居民开始绕开居委会寻求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运作与业主维权的开展。业主委员会还经常受到房管部门的行政干预，这些部门本该行使对业主委员会的辅助工作，但由于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清，这种行政辅助行为就往往演变成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反过来政府的行政干预又更加模糊了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因此，当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欺骗和损害业主利益时，业主委员会很难以合法组织的身份去捍卫业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的功能受到限制，从而不得不时求助于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一方面依赖居委会，另一方面又不断挑战居委会，而居委会角色的错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区内部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其“裁判员”身份受到业主质疑，甚至最后成了业主攻击的对象。
随着社区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区工作站承接了社区居委会原有的社区资源，作为“准政府组织”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摩擦开始部分地转为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体现在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社区资源、社区治理权、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其作为社区自治组织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凸现。现实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仍表现为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由于《指导规则》明确规定居委会领导业主委员会，使得二者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更为尖锐。
2、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现阶段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矛盾可归纳为几个方面：
（1）围绕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而产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数业主委员会从成立开始，就难以得到居委会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导规则》出台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必须得到居委会的支持，否则难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更不用说备案成立业主委员会了。另一方面现实中，目前居委会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参与社区治理，为了减少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所带来的“麻烦”，居委会往往不支持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甚至以各种借口延缓或阻止其成立业主委员会。
（2）围绕社区资源而产生的矛盾
社区资源包括许多方面，如居民支持、办公用房、活动场所、政府的社区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离开了社区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区组织都难以在社区继续生存。由于居委会长期以来“行政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居民对它的认同非常脆弱。当代表着居民根本经济利益——房产——的业主委员会出现时，居委会与居民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遭到了严重威胁，这使得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其次，在深圳，随着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社区成为独立的发展实体，社区的可用资源与办公用房、活动场所等越来越紧张，生存在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必然为争夺社区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导致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矛盾的深化。再次，当前政府的社区治理体制明显对一贯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会有利，其他社区组织则难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业主委员会。当政府的社区政策的天平明显向居委会倾斜时，业主委员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被激化，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围绕社区治理权而产生的矛盾
如果社区内同时存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部分功能重叠的组织实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必将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趋激烈。例如，以业主为中心的物业管理模式和以居委会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以财产关系、利益关系等为纽带的居民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和传统的街道、居委会行政管理组织之间的矛盾。
尽管国务院2003年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允许业主大会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由业主委员会选任物业管理公司具体执行。但按照《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负责协助政府或其派出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和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这种法律上对社区治理权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实际操作中的混乱。
（4）围绕着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而产生的矛盾
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围绕社区治理地位问题也产生了矛盾。从居委会的角度来说，理所当然地把社区治理归为自己的份内事，认为自己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理应在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业主委员会应听命于居委会或直接成为居委会的附属机构。而业主委员会则认为居委会代表政府对社区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社区依靠居委会达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会的附属机构。居委会要求把业主委员会纳入其管理框架内，而业主委员会则要求有独立活动的保证，围绕着双方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问题，二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而《指导规则》和《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相反加紧了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控制，如三级管理即市（区）主管部门、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纳入街道办、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的领导之下。虽然业主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维权的冲动不断高涨，但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约束，业主委员会存在“成立难、维权难”的问题。这是行政权力扩张与民间自治权试图寻求发展之间的冲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关系成了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的合理趋向
治理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重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其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及社会自愿者，是多个主体针对社会公共事务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共治过程。
1、创建合作互动型关系
当前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对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定位问题的几种主要观点，包括用业主委员会取代居委会、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居民委员会之中、将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合二为一、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二者间形成竞争关系、居委会暂时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能等等。但笔者以为：虽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卫生和社区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权利来源、管理边界、职责功能、代表主体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补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间竞争、冲突的关系也不可取，因为从法律地位和代表性来讲都不具有对等性。
笔者认为，应建立互相合作、依赖互动为特征的合作互动型关系，以缓和社区矛盾，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和谐社区。事实证明，无论是居委会，还是业主委员会，都无法拥有独立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有效的工具。”每一个社区组织都必须通过与其他社区组织交换信息、资源，通过相互合作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会为单一社区自治主体的社区治理体制下，居委会难免沦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过居委会渗透到社区的各个方面，居委会难以摆脱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区自治实质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当前进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应该在确立以社区自治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把改革现有的居委会与开发社区内其它自治资源结合起来，组成社区的自治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社区组织通过密切合作来实现社区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会负责社区公益性事务，业主委员会管理与物业或财产有关的事务。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内较为重要的两个组织，共同构成这个自治管理系统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动的新型关系，共同构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
在这种良性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架构下，社区治理将会在社区组织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达到“善治”。这一新型关系不仅有利于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开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构建和谐社区。
2、合作互动型关系的实现途径
（1）还权于民，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
根据治理理论的要求，从国家与社会层面看，应变过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隶属关系转为横向的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网络模式。
其一，坚持规模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和理性原则相结合的社区治理原则；其二，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三，确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建设顾问而不是控制者的职责。变过去的行政上下级关系为横向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根据居民需求制订社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
（2）加强制度建设，明确业主委会法律地位
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对《居委会组织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基层社区组织的性质、功能和建设的目标，实行政社分开，为建设和谐社区提供法律保证。2007年9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作出应有的规定，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和维护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公共合法权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为公益性社团法人。这样定位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不仅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解决物业管理服务市场诸多问题的迫切需要。
（3）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健全沟通机制
首先，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构建良性的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必然先要求加强居委会的独立性，把居委会从行政体制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还原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办法，通过项目管理和契约管理，由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务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从居委会剥离出来的工作；居委会则回归其“本位”，实行自治，负责收集社情民情，开展社区服务，调解居民纠纷等。
其次，要明确界定社区各组织的职能范围。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职能范围界定是双方构建良性关系的基础。社区管理中属于物业管理的内容，如治安、清洁、卫生、绿化、车辆停放等事务可以逐步由业主委员会通过合同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会则集中于社区居民事务管理与协调上，并发挥主导作用。“居站分设”是实现社区自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规严格规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各自的职责范围，不能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重新让居委会陷入行政事务的泥潭，慎防将居委会再次变为社区工作站的再派出机构的“怪圈”。
再次，构建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社区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的构建是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关系改良的重要条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就不会有良好社区治理体制。只有构建好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才能增强合作，社区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构建制度化的社区组织协调机制时，要摆正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是实现调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规则，而不是过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对社区组织的管制，让社区各组织自发调整彼此的关系，社区组织关系才能得到较优的组合，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良性关系才能实现。
最后，要理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沟通机制。目前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区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极不平衡，其中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与政府的沟通尤为欠缺。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尽量保持与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使社区各组织协调发展，这才能有利于社区自治的实现。为此，政府要主动完善回应机制。深圳市南山月亮湾片区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设”之后社区自治组织如何行使职能作参考。这样社区自治组织在收集到居民意见之后，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即通过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强化了政府对居民问题的回应。
四、结语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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