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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民族文化交流，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众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难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间能够有文化的交流与认同，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进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即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谐与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因素，兹仅就中国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数例，以探讨和谐与交流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满语文与中华民族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下面就满语文与清代满族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展开叙述。首先，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全面反映满族的产生方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思维方式，承载着满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满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有清一代，满语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是满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清入关以后，满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语言上尤为明显。然而，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放弃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国语”和“骑射”两个方面），满族独立于世的标志将不复存在。因此，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为此制定了保持“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使得满族文化不是被汉文化全盘取代，而是在借鉴和融合中有所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其次，满文与汉文化的关系方面。入关后，满族很快就被融入到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汉文化与满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反映到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文强势，而满语文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满语逐渐衰落，从驻防八旗到京旗，从关内到关外，这个过程是满语不断受到汉语这种强势语言“融合”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满文而言，清入关后满文的职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满文，而用满文创作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的极少；大量的满文档案、奏章、辞书、谱牒、神词、碑刻等，公文体或应用体的居多，而从深层次方面展示满文化的满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约4万首诗，但据目前所知，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却寥寥无几，这足以说明问题。清代的翻译科考试也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满语文的“国语”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满文更多地是一个外壳，承载汉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对于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从清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客观分析。正是由于满语文在清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与汉语文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却能创造出大量的满文文学、历史等作品，也与新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这里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满语文不再弱势，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也新特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
再次，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像“雪球”一样，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指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融合的一般过程为：接触———撞击和筛选———整合。在清代，既存在着满族“汉化”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汉人“满化”的情况[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动的、渐进的，即在互动过程中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二、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外国人都认为汉语难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传教士则注意到，满文因其为拼音文字而较汉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较容易学习。以著名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为例，在汉文与满文的学习上，他认为：“汉文很难学，首先是难说，因为每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而每个字依照其不同的读音，要表达15—20个不同的含义。再就是难写，因为有与字同样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们的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组合。”因此汉语文对西方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而满文恰巧没有这些难处。因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说：“他们的（指满洲）文字与语言都容易学。”“满文无论从文字或语法结构上看，都比汉语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另一方而，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需要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满语。清廷的统治者与决策人多是满洲权贵重臣，与他们交往，掌握满文甚是必备。加之满语和西方语言特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早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因为满语文比较好学，所以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们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27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帝，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同康熙帝用满语讨论西方科技，还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土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怀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继南怀仁之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张诚于1688年抵达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职。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资料记载为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将满语文学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张诚，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数此随帝出游东北和蒙古。因为他熟谙满族语言文字，是当时传教士中学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帮助清政府与俄国进行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场合充当翻译，还指导其他传教士学习满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鞑靼语概要》，在欧洲是满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整个欧洲的满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此外他还编写了满语教科书和《满语字典》四卷。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师宋君荣在研究并翻译《尚书》时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之所以要选《尚书》的满文译本作底本，满文的语言结构与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说：“欧洲人翻译鞑靼语，不至于像翻译汉文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受对汉文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约束。”
他受乾隆帝敕编，第一次将《清文鉴》译成法文，经法国王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主朗格莱斯补充满文字母后，于1789年至1790年间在巴黎出版，名为《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字典收录了约13000个词条，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满—西对照字典，堪称西方人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的集大成者。此外他还出版了《满洲文法》和《满法辞典》。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编著了《满文选集———为学习满文的人准备的满文文集》一书，由皇家出版社出版。在1828年他写的序言里，我们了解到，在此之前，阿米奥（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已将其翻译的Mandchouisaboukhabitkhe（《满汉词典》）及一份法语版的满语语法摘录寄回欧洲，这些著作后来由热尔比勇（JeandeThévenot，1633—1667）著Relationd’unvoyageauLevant（《特夫诺文集》）。1665年，郎格列（Langlès）又将其列入Mem-oiresconcernanantlesChinois（《关于中国人的纲要》）的第十二卷。因此，当时在欧洲已经有了满语的语法和词汇学习书，不过尚缺满语的文章选集，这便成为了JuliusHeinrichKlaproth决定编写这部文选的动机。这部作品中收录了许多满语文章，其中还包括一些汉语翻译成满语的文章。1789年，郎格列还出版了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cois（《鞑靼满法字典》）。在序言中，他再次强调学习满语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关键：它帮助我们进入中国人文学的土地，并让我们避免学习难度极大的汉字，这种文字系统甚至吓坏本地人。然后，郎格列又接着补充列举了学习满语的众多优势：我们对满文书并无任何认识，这种语言的利益不可比拟，它能代替用来书写古书的其他三个或四个其他语言。作者警告，如果翻译词典时只是简单地去翻译一部现成词典，就会局限于只是对中文释义进行翻译。由上可以看出，以郎格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多语种的语言资料来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广泛收集资料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肯定和效仿。西方传教士充分认识到满文文献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大量收集满文图书运回国内。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关键词]横山马市；民族文化；互动交流
[作者]凌绍崇，百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44－005
横山马市是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古称横山寨博易场，通称横山寨。这是南宋时期的名镇，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平马镇郊。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所形成的横山文化，对于宋代以来岭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横山马市的兴起与繁荣
(一)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过程
横山寨的得名由来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设立邕州朗宁郡横山县；后来到了宋代，设立了军事行政单位的横山寨；再后来，在邕州横山寨设博易场。于是形成横山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购战马，宋代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说：横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人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反映了大理国与南宋以马市为主，开展多种贸易的盛况。时年交易量约1500匹；到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购买数量增至3550匹。横山寨成为当时岭南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商贸非常活跃，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马大集，也是茶马古道南路东端起点站。横山马市除了官方的马匹生意，民间的贸易也是十分兴旺。据考证，这一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缅甸的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为我国西南的“丝绸之路”。由此，横山寨成了广西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兴旺繁荣，横山寨因此而崛起，成为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
横山系今田东境内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岭，延绵数里，气势横亘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为横山。清代《方兴汇编写》日：横山“在州城东南10里，山势蜿蜒横烈，故名。”横山寨就坐落在这横山山岭的怀抱之中。横山寨外城应是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5公里的范围。这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区，已经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了。横山寨、横山寨博易场、横山马市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置的横山县治到宋代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横山寨被毁，历经六百多年，均为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一定的辉煌的历史和风雨历程。
(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横山马市所以能够兴起和繁荣，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横山寨原为军事管理单位，因横山一带及其周边战略地位显要而闻名。由于局势原因，当时南宋已不能从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战马了，只能转而求索于西南。宋朝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强与番国交趾、大理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设置了这一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与番国搞好关系，巩固国防，安抚边疆。横山马市与横山寨军事管理单位有着很大的关系。横山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贸易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当时，在广西设立了三个大的博易场，其中横山寨的规模是最大的。
从政治上看，横山寨的设置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丰富了中原与面西南边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举兵反宋失败后，宋代继续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糜制，这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山马市得到了兴起与繁荣。
2、经济因素
横山寨是宋朝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诏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贸易点。随着横山马市发展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这期间，横山寨成了西南经济集贸中心，商贾往来，马匹、茶叶、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长。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随之兴旺起来，加上横山县治所在、横山寨驻兵，人口多了起来，横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这是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果。
宋代在这里设立马市，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马匹交易市场，从这里运走不计其数的马匹支援北边的战事；云南和广西都是产茶和马的地方，是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茶马道南路的东起点，当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茶叶、盐铁、布匹、丝绸等货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当时的横山寨异常繁荣昌盛。
3、文化因素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横山马市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横山文化的发展。横山文化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横山文化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的结果。民族经济的融会，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文化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横山寨市场贸易的繁荣。
4、地理因素
横山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边，是宋代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决定设马市于横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决定的。“运马临安山十分方便”。从水路上看，自横山寨东下可达邕州、梧州，经珠江水系又可从灵渠进入长江水系经湘水、洞庭进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进入右江，船运到横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驮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经右江东下拐弯左江可通往交趾。从陆路上看，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往今广西德保、云南富宁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国，如大理、罗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缅甸、印度直到西亚，重新开辟了一条中国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后来横山寨演变成了茶马古道东端的起点站，进而成为南宋中国一个颇具特色的马市大集。这与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
(一)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
随着军事和民间贸易的发展，横山马市汇聚了各路人员，中原汉人来到西南的横山马市，与当地壮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了贸易经商，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横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当时南宋中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成了壮族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见证。大量汉人定居横山寨及其周边，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当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时道教沿珠江流域从湘粤向桂传播，道士足迹遍布壮族地区，道教在壮族地区进入全盛时期；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
族民间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见，横山寨不仅是壮族古代的经济繁华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中转站
横山寨不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为一个茶马大集外，而且还起到了文化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谓文化中转站，就是将先进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地方，具有运筹、中介、协调、传播的功能。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胍诀、千金方等书”，可见横山马市还是一个重要的书市，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与交流所产生的创新文化，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横山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结果――横山文化的发展
横山文化源远流长。横山马市是南宋最大的马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之都，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横山文化由此而来。可以看出，横山文化发展包含着几个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横山文化产生于桂西壮族地区，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壮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创新文化。融合与交流是横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们对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可以说，横山文化正是壮族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壮族的古壮字也正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古壮字亦称土俗字。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再如壮族“唐皇调”等音乐曲艺是用壮语演唱的长篇曲艺，唱本有《李旦与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内容多是内地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曲艺是怎么传人呢?那是汉族商人、文化人从外地传入横山马市，然后与壮乡的山歌相结合，成为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长篇曲艺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曲艺在今田东能广泛流传，说明古代的横山寨及附近的平马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兴盛，使横山一带成为壮族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
2、兼容性。横山文化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表现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横山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横山文化中表现出来。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婚姻结合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和影响是大的。当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边疆，就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横山马市的兴起和繁荣，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一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在精神文化的创造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民族音乐舞蹈等，在这里交汇融会，，如产生在横山一带的壮族《嘹歌》、《排歌》等鸿篇巨著，就兼容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长期的交往中，壮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铸造了祖国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3、多元性。横山文化之所以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着多元性的特征。横山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外来文化，而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比较早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贸易中，壮族与汉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形成产生的横山文化自然带有多元性的特质。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经济贸易。横山马市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横山马市的经济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之需，壮族在积极与汉族及周边的其它民族发生了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它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以横山马市为辐射的众多的墟市，马市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贸易。
三、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
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也将发生剧变，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起推动或阻碍作用。横山经济贸易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族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横山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假如经济发展得好，可以给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物质保障；在横山马市的贸易发展中，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人广西，对文化、农业、科研、医药等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郊新村;民族文化;地方政府
【作者】秦红增，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淇楸、毛筱倩，广西民族大学2012级人类学专业学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缘起与概述
2006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中国自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该报告还指出，未来中国社会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上下几千年所延绵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里。因此，人口进城也意味着文化进城，“文化重构”是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
就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粗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内生型”，即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实现的城市化，原来的乡村变为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卫星城，譬如东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城镇构成。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助农业产业化、外出务工，以及旅游、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实现的乡村都市化。
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身份、居住地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生计方式、消费观念，甚至组织方式（如成为公司的农户、员工等）已被纳入城市范畴。二是“外推型”，即乡村社会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无地或失地农民，是通过“新村”营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运动，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身份虽已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场所、生计方式、消费观念也渐渐向城市靠拢，但乡土社会固有的地缘性不但没有被触动或弱化，反而因为其要面对强大的城市扩张力量，迫于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而得到强化，其农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认同。[2]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都面临“文化重构”问题，但不同的转型路径，重构方式也有所差异，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难以借助几个模式来概观。不过就现有的社会实践及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民族或乡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人际网络、土地、生态等，开办各式各样的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山家乐等，搞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观念结合起来，满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闲暇消费需要。如笔者曾研究过的桂中武台新村的例子，乡村民众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优越、生态良好、奇石丰富等优势，发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的农家乐。[3]类似的例子可说是多不胜举。[4]二是“留住乡村文化”，这类大多为乡村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区域。相较于城镇的繁荣，原有的乡土文化凋敝零落，这有违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兴起了“文化留村”等保护乡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来推行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构，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生计，以往这类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新的生存境况下，农民如何重构民族或乡土文化却涉及很少。但是这类村落由于被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体系以内， 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历经了巨大变迁，文化重构形势更为严峻。
从目前中国内地城镇化实际情况看，“城中村”被视为顽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对于市郊而言，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不对的。从目前境况来看，中国快速地、贪大求全的“造城”运动已显现出不少弊端，而如何发挥“城郊”的优势则成为新型城镇化必然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在这一区域进行“文化重构”，并形成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城郊文化空间”。可喜的是，近一两年来，随着保护乡村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镇化与文化保护方面来。如张士闪就提出要“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让农民自我发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研究对象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就是例证。
留肖壮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目前建成的90户房屋中，已有89户入住。近年来，该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走出了一条有产业特色、经营规模化的城郊型新村发展路子，并成为国家民委、财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首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笔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去参观过一次，当时正在营建当中。2014年6月、11月，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又分别两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在两次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上论述而成。
二、留肖壮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构的空间解析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同的研究者，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尔人》将空间分为物理（朴素和实在，原本的）的、生态（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当地人建构的）的和结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价值观，研究者建构的）的三重空间，更谈到在努尔人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联络紧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个时段、哪个场所举行何种活动是约定俗成的，从而形成“文化空间”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空间就是文化事项与活动分布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交叠形成的场域，而这种场域依据文化的脉络而定。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郊区被无限制地纳入到了城市发展体系，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间楼房林立，变为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要么异地搬迁，另立具有商贸、租赁、住宿等功能的“新村”。无论是哪类形态，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地租、楼租等租金生活，所寻找的新职业多为散工、零工，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尽管当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气，但在新的特色种养产业链中，当地农民仍处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时连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较高额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建立在土地及农耕之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原有的、承载民族文化的空间已不复存在。
从逻辑意义来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间便是存在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不同罢了。当然，由于是新村建设，又是城郊，相较原始部落，其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虽然很难按普里查德三个空间逻辑来描述，但是仍属于村落“空间”，我们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构逻辑与过程来剖析其中的空间文化构成。
（一）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下的留肖“新村”营造
从留肖新村营造缘起来看，政府与社区精英的合力是关键。旧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南宁市城区的不断扩张，当地村民就萌生了异地迁村重建的想法。当时市政府刚好酝酿启动旧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为南宁市较早实行“旧村”改造的村子，也成为着力打造的城郊壮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规划与建设
在访谈过程中，留肖新村王队长说：旧村距离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离，但是环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旧村的时候，山高，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宽，只能通行自行车、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1980年的时候，开始分田到户，平均每人3亩土地，村里种了十几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间，村民收入偏低，后来就种植辣椒、西瓜、甘蔗。因为农田收入偏低，一部分农田就变更为水产养鱼，但山路狭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村里走出来，后边其他人也陆续出来。1998年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为了以后的发展，便商议村庄的重建事宜，后来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帮着策划申请。新村建设是请专家规划设计，并且询问村民意见，村民全体同意后，才开始修建。我们村是壮族村，所以专家论证后，依据民族特色设计了图纸，村庄完全按照图纸的设计装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现代建房的标准，是按照防8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二）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元素与标识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村落文化体现在各类“物理”的空间当中，譬如戏台、庙宇、祠堂、学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楼、风雨桥。如果没有了这些“空间”，村落文化便无从依附。经过持久的文化积淀，这些空间也就成为村落的“文化标识”，内化为村落“文化空间”。留肖旧村旧址就在离新村约3公里的山坡上，人们可以从高大茂盛的古树、破败的老屋、残存的晒场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与标准的村落文化空间相比，则少了许多。不过，在新村营造过程中，由于定位是“壮族”新村，壮族文化也就准确地体现在新村的文化“结构”里，新建的民居、办公场所、围墙，无一例外地将铜鼓等用作装饰，借以强调其壮民族内涵。换言之，新村里各类“物理”空间，已与壮族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标识。
案例2：留肖坡新村对壮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动综合楼、文化广场、灯光球场、文艺舞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设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许多壮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墙上的装饰图案，多为铜鼓、绣球、壮锦、收获的果实以及壮族日常生活的生产工具等。特别是村民小组办公楼墙上，巨大的铜鼓和绣球图案在村庄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见。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长廊”围墙上，有的写着标语，宣传广西精神、雷锋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画着民族体育项目，例如抛绣球、板鞋舞、打陀螺、抢花炮等，都配有壮文;还有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绍。这不仅是对村民进行宣传，还给外来者提供一个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在留肖新村的设计、建造中，充分考虑了壮族民众的居住结构、民间信仰等生活惯习，统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栏式”的4层楼房。一楼可以用柴火做饭，大厅设置神坛，2、3、4楼可以用来居住，顶楼可以散步、养一些鸡鸭，这使得壮族在长久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壮族“干栏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留肖新村90栋家屋统一为4层“干栏式”居民楼，大门朝东南方向，一楼入内为大厅，正中是神坛，房间分别为主人房和厕所以及厨房，有些住户还和以前在旧村一样用柴火。2、3、4楼大都有两间房间，可为客房（套间样式），也可用作仓库等，每层都有1-2间厕所。村里有些人将新屋的几层租出去，或者是单间出租，甚至整栋楼都出租，不过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顶楼为悠闲场所，村民可以在楼顶散步，也可以养一些鸡鸭。两栋互相依靠的楼房顶层的看似“小阁楼”的装饰，实际上还可以用来区分两栋楼楼顶的使用权。
（四）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间”是硬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化展现，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号外，新村文化重构可说是失败的。在留肖新村，当地人除了在空间上重构壮族文化外，还花了很大力气营造壮民族文化的活动氛围。如“每月一节”“节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艺传承”等。
壮民族有着“每月一节”的节日习俗，大致为：春节的蚂拐节、陇峒节，二月的祭社节，三月的花王节、歌圩节、清明节、龙母节、布罗陀诞辰节、开耕节，四月的牛魂节（敬牛节）、拜秧节，五月的药市节、农具节、五月五，六月的诞辰节、莫一大王节、尝新节，七月的祭祖节，八月的请月神节、跳岭头节，九月的庆丰节，十月的赶降节，十一月的壮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从山上移居下来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节”节日保留了传统壮族节日习俗的框架和部分内容，还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节日传统，构建了新的“每月一节”节日习俗。
案例4： 村王书记谈新村“每月一节”
正月初七开年，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过得最隆重的节日。
具体时间从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过节。到了初七这天，全村的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二月初二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当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鱼塘边一种叫白头翁（音译）的草进行加工的绿色糍粑。另外还要吃土鸡蛋。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三月三主要的活动就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四月初八拾垃圾，节日气氛较淡，但每家每户在这天也会杀鸡、鸭吃。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说法，因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冲来垃圾，就要捡起来。五月初五端午节，比较隆重，家家包凉粽。六月初六的牛魂节气氛比较淡。因为牛为人耕田犁地比较辛苦，特地让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为中元节，也称“七月半”。这个节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鸭肉，出嫁的女儿女婿都要回来，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汉族人一样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二十九与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但是村里人现在比较少人在这一天扫墓。十月留肖坡没什么节日，但是对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饭的习俗。十一月过冬至，各家各户吃鸡肉鸭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节”，过小年，送灶王，打扫干净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中，留肖新村会在村头民族文化舞台上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参与者不仅有本村村民，也有来外面的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广场舞、健身操、电子琴演奏等现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识问答竞赛、唱红歌等环节。活动所呈现出以壮族文化为主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化表演体系。
此外，留肖新村还专门建有“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栋独立的3层“干栏式”楼房。2008年初次参观时，当地陪同干部介绍说文化室除村委会办公用外，准备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调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先期已经开展。比如用“竹笼机”制作壮锦，穿针引线做绣球等。陪同我们调查的兴宁区民族局马局长就说：为留住传统技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3年兴宁区民族局在留肖壮族新村开设为期半年的织锦、绣球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未来这里将成为兴宁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展示基地。通过开办培训班，引进壮锦产业，不仅能丰富南宁壮族特色村寨的内容，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工艺、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门特色工艺技能，促进增收，走出一条特色产业道路。当地村民们也讲，土地留转后，家里的地没有了，但学习制作壮锦让我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传统手工艺，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学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卖给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当然，其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价值
2014年3月，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1]笔者也曾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12]因此从社会整体转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其价值在于防止在该类区域单向度“城市化”的发生，让郊区成为有力连接城市与乡村、现代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间地带”，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的核心内涵。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近年来，伴随着各地的造城运动，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的建立成为城市向农村拓展、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区域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不仅导致诸多文化传统与资源的流失，也造成许多城市新城区千城一面、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伤痛。因此，作为联络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的城郊文化重构必须加以重视。
当然，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改观。正如留肖壮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当地民众的协同努力下，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区之中，这也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镇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断推进郊区民族文化的重构，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化过程，才不会产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剧，才能够确保城郊作为城乡的交接地带所应发挥的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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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光大，可是，一个民族有了民族精神却没人把它发扬光大，那么也不行。因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一员应尽的义务。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光从嘴上说说就可以了，我们还应该投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中去。就拿生活中的举手之劳说起吧，居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镇的人，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各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在友好交往，善待对方的状态下，这便是不可缺少的团结的力量。
还有，我们青少年一代，应多帮助弱者，尊老爱幼，使老年人不孤独，幼儿们不寂寞，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被爱包围着。
我们只要多为别人，多为中华民族，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努力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能多做一些有益的事，那也算是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出一份力。
【关键词】弘扬 ；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 留学生 ； 体育教育 ； 对策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2-0140-02
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力度差距直接限制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现代价值取向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和对本土文化的漠视逐渐侵蚀了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致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而目前，来华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的规模在逐渐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互动的庞大群体，鉴于对文化传播的需求，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可以形成文化的双边传递效应，我们可以将留学生群体作为传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媒介，采取有效措施使留学生习得我国传统体育项目，领会传统体育文化内涵，旨在达到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
1.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背景
1.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现状
1.1.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沦落与衰颓
当前，西方文化的引进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延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的迅速蔓延和现代人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发生交流和碰撞，例如我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它蕴涵了我国传统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儒学文化，可谓是我国体育史甚至整个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1]。然而现代武术在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盛行的时代，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地创新其运动形式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其竞技特征也越来越明显，逐渐把传统的武术表现形式创新得面目全非，民间武术也由于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的转变而不断陨落甚至消亡。如松溪内家拳，目前仅于四川一隅苟延残喘。尤其是作为传承和发扬文化圣地的高校，更是在竞技体育的引领下走上了时尚体育的前沿，象征性的传统项目开设也仅限于为当代青少年展现武术项目的“花拳绣腿”，其文化的传递与弘扬已经从深层开始衰败。我国传统体育长期面临着上至体制政策的忽视，下至百姓万家的舍弃，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传统正在衰颓与陨落。
1.1.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变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衰颓现象是体现民族性格的特质在减少或者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文化的倒退，只是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渗透和融合。这种融合是一方面积极地传扬了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更迭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模式，另一方面，由于有些现代元素与历史特性的悖离，也将导致一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产生变异。如 “搏击”和“散打”等项目， 就是在传统武术文化中形成的现代传统体育运动形式，它就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和项目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合理演化。融合是传统体育文化在新形势下得以保留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变异是现代社会对传统体育文化无奈变革的需求，其目的都是为了阻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倒，也是促进其繁荣的渠道[2]。
1.2拯救民族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和必要性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又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我国产生了兴趣，世界各地来我国留学的留学生也逐渐增多，这为我国推广和传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机遇和空间，我国应该借此机会，大力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力扭转我国文化传播的弱势地位。在西方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必须大力倡导民族觉醒，否则，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民族文化不自保，不回归就预示着湮灭[3]。所以，大力弘扬我国民族精神，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尤为迫切了。
2.留学生体育教育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预期作用
2.1留学生体育教育在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工作做得还不够，国际体育界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还很欠缺。所以，我国高校为承担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不仅要对本国学生普及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更要合理利用本校的留学生资源积极宣扬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大量招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将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同时，有利于加深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发展民间交流，增进友谊。
来华留学生教育主要是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相得益彰[4]。“请进来”模式是让来华留学生能够亲身感受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习得我国传统体育技能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则就是有把握让习得我国传统文化的来华留学生将我国文化传扬海外。接收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有利于扩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范围和力度。
2.2留学生体育教育可以促进我国体育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教育国际交流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是国际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的时代潮流，也是促进教育国际化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留学生教育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高校教育的重要构件，也是我国高校发展的一大亮点。当前，在教育国际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下，留学生教育成了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办学规模与层次的有效途径。来华留学生在规模、层次和水平上，都呈现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留学教育和管理模式。我国国家教育部明确指出，中国要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留学生的数量，及这个学校对世界各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标志。建设世界知名大学、增大中国高校与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话语权，是推进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在留学生中推广传播我国传统体育具体措施
面对现代社会巨大机遇和挑战，我国高校要全面推进体育专业留学生的教育事业，使体育类专业留学生工作真正上国际轨道，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3.1提高对体育专业来华留学生工作的认识
来华体育留学生工作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略影响的体育教育工作。通过加强开展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力度，可以培养中国特色的国际体育专业人才，促进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沟通和技术交流[5]。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应鼓励和支持我国高校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体育留学生教育工作，从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体育留学生教育工作，在理念和认识上强化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水平。
3.2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制度
完善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服务机制能够为工作效率和质量提供有力保证，使我国高校在留学生教育管理方面更加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以提高在世界留学生市场的整体竞争力。这是高校开展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高校走向海外留学市场的前提。
3.3扩大来华留学生的招生规模
生源是留学生教育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学生来源，留学生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我国是体育大国，也是体育强国，我国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实力。在现代竞技体育领域，有些项目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更处于世界前列。我国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可立足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优势，将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放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上，在世界各地大力宣传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国际留学生生源的“供与需”之间寻求最佳契合点。
3.4优化体育专业来华留学生的课程设置
来华留学生来我国主要目的是学习，我国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基于这中需求，我国应该在来我国学习的体育专业留学生中开设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课程，以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例如，可以为来华留学生开设传统的导引、养生学等。
4.结束语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灵魂，在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视域下看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其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在华留学生的体育文化习得过程为切入点，论述来华留学生得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的习得，以及即将产生的文化国际化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旨在论述如何通过留学生这个联通世界的特殊团体，达到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汪灵灵.留学生课程设置中地域文化的思考[J].长春教育学院学，2012（11）.
[2]王霄飞.美国正闹“留学生荒”赴美留学首次负增长[N].环球时，2004：11-29.
[3]崔庆玲.来华留学教育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J].教育与现代，2008 ，（3）：76.
[4]郭必恒，林凡，周钧.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留学生事业的影响及对策性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1998，（5）：48―49.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传播
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国家将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与对话之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条跨越千年的古老丝绸之路重焕生机，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酝酿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影视艺术的创作来源，同时又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1 “一带一路”建设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覆盖面广，涉及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在数千年历史中都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明，它们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突出反映。[1]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被誉为少数民族之乡，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应充分发掘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2]
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云南偏远欠发达山区，脆弱的人文环境在外界的强势冲击下将被一元化消融，这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威胁。然而，我们坚信的是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其中，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2]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而且是它内在的灵魂。[3]立足云南本地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以全新的思路，探索新模式，推动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大环境下将获得更多传播的机会。本文将以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作品为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究影视与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播的关系，力图解决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2 影视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当地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受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4]影视艺术就是视觉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影视艺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提供了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影像和声效，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丰富了传播内容，这是其他艺术无法媲美的。利用影视艺术的优越性，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能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与手工相关的事物在逐渐消失。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民族文化逐渐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原始特性被用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融合现代消费观念，迁就浓厚的商业文化，这就使民族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原有的民族语言、手工艺也随着全球化浪潮渐渐褪去原有的本色。因此越来越多的民族风俗、即将消失的仪式、濒临失传的手工艺等等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被保护起来。
笔者曾深入到大理白族阳南村进行实地考察，走进村落时，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穿着白族服饰、用白族话交流外，60岁以下的中青年，普遍都不穿本民族服装，基本不说本民族语言。年轻人从服饰上看很难反映出民族身份，白族人自己缝制的服装已经很罕见了。笔者认为，保护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应从重新认识和接受开始。
影视艺术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包括电影和电视两种形式。在艺术门类中，它出现的时间最短，但却是发展最快，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最具科技含量，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样式。影视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以形象逼真的视听语言再现生活，满足了受众在娱乐、审美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影视艺术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古老艺术样式的新型艺术，它包含了文学、戏剧、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它借鉴了人物、叙事、故事情节等文学、戏剧艺术的共性特征，注重表现人的精神境界，体现一定的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不仅能增强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对民族形象的塑造也是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传统、历史和宗教等等。一部影片只有具备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这是地洞察到少数民族人们的内心生活状态，才能保证文化上的原汁原味。[5]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记录和传播日渐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将有助于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3 影视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认知者对于该国家认知的反映。历史上，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面貌。从哲学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的崇拜和赞美，到19世纪的政客商人对中国形象“堕落的黑暗王国”的丑化；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黄祸论”的流行，到20世纪对红星照耀下的苏维埃政权的礼赞；从费正清对于现实中国中传统的探究，到觉醒的龙、可怕对手的言论，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认知者眼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撰写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就将美国的中国形象细分为6个时期：18世纪的崇敬时期；1840年至1905年的蔑视时期；1905年至1937年的仁慈时期；1937年至1944年的钦佩时期；1944年至1949年的幻灭时期；1949年开始的一段敌视时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方面，是外来者认知该国国家形象的体验对象；它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本面容，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在努力提升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但是目前，从文化建设方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还存在着一些困境，如思维与观念的惰性，我们常常重视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常常重视现代色彩，而忽视文化传统；常常重视西方文化，而忽视东方文化。同时，我们还在民族文化素质方面存在一些弱点，如国民文化素质有待全面提高、崇洋心态、现代化的物质形态化等。我们的文化理论也十分薄弱，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比较严重。此外，我们仍然存在上下之间的差距，如政府行为与民众意识的差距、领导意识与群众观念的落差等。
党的十七大强调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筑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注重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注重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含量。
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设中，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努力发掘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着世界性的重要影响。自孔子以来的中国优秀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更为世界所折服。欧洲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志》中就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关注西方、崇尚西方，而忽略了本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掘与弘扬。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中，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在充分发掘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是全球化背景中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人们常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构成某种威胁，其中包括在世界性的文化趋同中对本民族文化带来的弱化影响。文化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面容，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生活形态。梁漱溟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时认为，“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至少与各部门各方面相连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了中国人”。这表明，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在城市改造建设中注重保护文化遗址和民族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传承民族节庆和民俗传统，在文化艺术中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民间手艺的传承保护。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本色构成了民族的面貌，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推进文化建设中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提升国家形象，也才不至于在全球化背景中模糊了民族的身份和认同。
三是在汲取域外文化精髓中建设当代文化。推进文化建设、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并非意味着封闭、排外。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大国的气度，不断接受和汲取域外文化精髓。要以“拿来主义”的姿态，经过分析甄别，分清精华与糟粕，在传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汲取域外文化精髓，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在与时俱进中使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世界接轨。余英时在《以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中指出，“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各大文化当然都经过了多次变迁，但其价值系统的中心部分至今仍充满着活力。”这一分析，道出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因此，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应充满信心地汲取域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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