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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能值分析；水足迹；流域生态外溢价值；流域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1-006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0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水资源过度开发、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频发，水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保护水生态环境和实现人水和谐，国家先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如2012年1月，国务院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三条红线；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针对水资源保护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水流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流域作为提供人类可使用淡水资源的最大来源，其水生态环境保护及水资源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流域通常具有跨越多个行政区域的属性，流域上、下游地区间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围绕水资源的开采、分配和利用发生利益冲突，导致跨行政区域的水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加剧。流域上游为保护水生态环境和保证水质，需要付出高昂的环境保护成本，而流域下游在无偿享有上游提供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还不断发展社会经济，这必将导致流域上下游区域间的矛盾。为保证流域整体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下游地区给予上游地区适当的经济补偿已成为解决我国流域经济发展失衡、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 文献回顾
如何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典型流域的补偿方式确定和补偿标准测算上[1-3]，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探讨和标准测算上[4-6]，鲜有学者从供给与消费的视角研究流域生态补偿。伏润民和缪小林认为基于供给与消费的视角，若生态环境供给主体在剔除自身消费后，还可向其他地区提供其剩余生态价值，也即某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扣除该地区自身消费的生态价值后还存在剩余，那么该地区就存在正的生态外溢价值，理应获得补偿，生态外溢价值的数值即为补偿标准[7]。
国内外鲜有学者测算生态外溢价值，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展开，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方法。Costanza等[8]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定量评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推向。此后内学者开始广泛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采用市场化评估法、显示偏好法和状态偏好法三类方法[9]，其中市场化评估法包括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收入因子法等方法，如肖强等采用市场价值法和生产成本法定量评估重庆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得到总生态服务价值为2 579.91亿元[10]。虽然这类方法的估值相对准确，但容易受到市场不完全和政府干预导致市场价格扭曲的影响，还容易出现重复估算的问题。显示偏好法包括旅行成本法和内涵价格法，如杨怀宇等利用旅行成本法评估池塘养殖的娱乐休憩服务价值，得到总娱乐价值为1.90亿元[11]。但这类方法对消费者行为有严格的假定，评估结果对选用的统计方法非常敏感。状态偏好法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其中又以条件价值法的应用最为广泛和成熟，如俞h与何秉宇采用条件价值法对新疆天池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非使用价值进行估算，得到新疆天池湿地每年可提供0.52亿元的生态服务功能非使用价值[12]。但这类方法从调查实施到结果处理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差。
一些学者认为能值分析法可以改进或弥补上述测算方法存在的价值判断标准差异的不足[7]，该方法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Odum创立，他提出以能值为基准，利用能量守恒定律将生态系统中不同质量、不同种类和不可比较的能量转换为同一标准的能值进行比较分析[13]。由于能值分析法采用一致的能值标准，使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货币流和能量流具有可加性和可比性，是测算生态服务价值的一种有效方法[14]。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算，如席宏正和康文星应用能值分析法估算洞庭湖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发现洞庭湖湿地每年约可提供2 599.55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15]；李丽锋等将该方法应用于评价盘锦双台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得到供给服务价值、调解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分别为116.65亿元、890.65亿元和12.21亿元，总生态服务价值为1 019.51亿元[16]。但能值分析法测算得到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不等同于生态外溢价值，其测算的是一个地区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没有考虑本地区自身消费的生态价值。
因此，本文在能值分析法的基础上构建拓展的能值模型测算流域生态外溢价值，将能值分析法与水足迹法有效结合，通过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有效避免简单列举生态服务功能存在的局限性，并利用水足迹法确定并剔除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得到流域的生态外溢能值，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公平与客观的补偿标准。
2 流域生态外溢价值测算：拓展的能值模型构建
在测算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过程中，要充分体现生态补偿的依据合理、方法科学和客观可比等原则，具体表现为：一、以现有的相关政策和文献为依据，认为流域生态外溢价值是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扣减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进而得到生态外溢能值的基础上，根据能值-货币比率转换而得；二、科学的方法是测算生态外溢价值的核心，选取的能值模型和水足迹模型可科学测算流域生态外溢价值；三、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要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避免忽视或遗漏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导致的不可比较。基于以上原则，构建拓展的能值模型测算流域生态外溢价值①，以此作为对流域开展生态补偿的依据，详见式（1）。
式中，i=1，2分别代表流域上游区域和下游区域，Vi代表各区域的生态外溢价值，λi代表各区域的能值-货币比率②，OEi代表各区域的生态外溢能值，FEi代表各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CEi代表各区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当OEi>0时，说明该区域在扣除自身对生态能值的消费后还为其他区域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获取的金额为Vi；反之，当OEi≤0时，说明该区域的生态服务能值不足以或正好弥补自身对生态服务的消费，处于生态亏欠或生态平衡状态，应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支付的金额为Vi。
2.1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能值分析法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是流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值体现，本文采用能值分析法进行测算。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需要考虑流域生态系统的环境投入能量和人类投入能量，其中环境投入能量包括太阳能、雨水化学能、雨水势能和表土层损失能，人类投入能量包括林业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工业废水治理。通过能量循环和能级转换为太阳能能值，为流域生态系统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以此体现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值。根据能值分析的原理，构建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模型，详见式（2）。
式中，j=1，2，3，4分别代表流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投入的太阳能、雨水化学能、雨水势能和表土层损失能，FBij代表流域自然环境各类投入的相应能量，FKj代表流域各类投入的能值转化率，k=1，2，3代表流域生态系统人类投入的林业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工业废水治理，FLk代表人类各类投入的相应能量，具体指标参数见表1。
2.2 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水足迹模型
流域生态外溢能值是由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扣减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所得到，本文采用水足迹模型测算流域水资源消费系数，将其作用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得到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水足迹理论最早由Hoekstra[18]在Allan[19]虚拟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认为水足迹是指某个已知人口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所有产品与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它从消费的角度反应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真实占用水资源的情况。水足迹理论将水资源相关问题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反映人类对流域生态系统的消费程度。
构建基于水足迹的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模型，通过将流域水资源需求（水足迹）和水资源供给（水资源可利用量）相比较得到生态服务消费系数，定量评价人类对水生态系统的利用程度，将其作用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得到自身消费的流域生态能值，详式（3）。
CEi=FEi×WDiWSi（3）
式中，WDi代表流域水资源需求，即水足迹，WSi代表流域水资源供给，即水资源可利用量。
2.2.1 水资源需求测算
人类通常通过消费由水资源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间接方式进行水资源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水资源即为虚拟水[20]。虚拟水以“看不见”的形式蕴含在产品和服务中，由于人类生活直接利用的实体水资源量一般较少，因此产品形式的虚拟水消费是水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21]。水足迹需求的计算公式见式（4）。
WDi=CVWi+AVWi+RWi+ENVi+NVWIi（4）
式中，CVWi代表农业产品消费的虚拟水含量，AVWi代表工业产品消费的虚拟水含量，RWi代表居民生活用水量，ENVi代表生态环境用水量，NVWIi代表净进口虚拟水含量（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净进口虚拟水含量的计算困难和需水量较小，计算过程中可忽略不计）。
其中，农业产品消费的虚拟水含量是目前虚拟水计算的最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测算和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测算。
（1）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测算。农作物的类型、灌溉条件、生长区域及管理方式等决定了农作物产品生产需要的水资源，因此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通常只是特点地点下的一种估算。假设农作物自身包含的水分忽略不计，农作物实际需水量即为其在生长期间的累积蒸发蒸腾所消耗的水资源量，农作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通常采用世界粮农组织推荐的标准彭曼公式进行计算[18]，见式（5）。
ETc=Kc×ET0（5）
式中，ETc代表农作物产品c的虚拟水含量，Kc代表农作物系数，用以修正实际农作物与参考农作物间生理及物理特征的差异，ET0代表参考农作物蒸发蒸腾消耗的水资源量。
（2）动物产品虚拟水含量测算。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依赖于动物类型、动物成长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的饲养结构，其计算公式见式（6）。
WC=WCF+WCD+WCS+WCP（6）
式中，WC代表游锊品的虚拟水含量，WCF代表动物成长和加工饲料需水量，WCD代表动物饮用水量，WCS代表清洁圈舍等服务需水量，WCP代表产品加工需水量。
2.2.2 水资源供给测算
水资源供给是指一个地区在统筹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基础上的水资源可利用最大水量，包括地表水可利用量和地下水可利用量。水资源供给的计算公式见式（7）。
WSi=Wai+Wbi-Wci（7）
式中，Wai代表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Wbi代表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Wci代表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重复量。
3 渭河流域上游生态外溢价值实证测算
3.1 背景描述
渭河流域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山，由陕西省潼关汇入黄河。渭河全长818 km，流域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三省区，分为上、中、下游三段，其中宝鸡峡以上为上游，宝鸡峡至咸阳为中游，咸阳至入黄口为下游。渭河流域总面积达134 766 km2，其中甘肃占44.1%、宁夏占5.8%、陕西占50.1%。渭河流域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基础性水源，水资源对于干旱地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渭河流域出现了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加剧和水土流失治理缓慢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严重制约渭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完善，使渭河流域上游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区域经济的矛盾日益严重，虽然流域中下游（陕西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和杨凌示范区）联合流域上游（甘肃天水、定西）针对甘肃省提供的水质状况签订生态补偿协议，提出流域中下游对上游天水市和定西市各补偿300万元、总计600万元的补偿方案，专项用于支持流域上游水污染治理工程、水质监测能力提升和水源地生态建设工程项目，但根据调研组对陕西省水利厅的调研，发现此金额远无法满足流域上游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成本的补偿。
3.2 实证测算
根据构建的能值拓展模型测算渭河流域上游生态外溢价值所需指标，从《甘肃发展年鉴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4》《2013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FAO的CLIMATE数据库和CROP数据库等相关统计资料中获取相关数据，对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价值进行实证测算。
3.2.1 生态系统服务能值测算
由于流域生态系统各类投入转化形成太阳能能值的函数关系已确定，根据式（2）可测算得到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为2.07×1022sej，其中自然环境投入和人类投入通过能量循环和转换形成分别形成太阳能1.16×1022sej和0.91×1022sej，为渭河流域上游的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服务，具体如表2所示。
3.2.2 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测算
渭河流域上游地区包括甘肃省的定西市和天水市，由公式（3）可知上游地区水资源消费系数为上游水足迹与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值。根据渭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从以下4个方面测算渭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水足迹：①农业用水量，包括农作物产品生产用水量和动物产品生产用水量；②工业用水量，主要包括工业生产、建筑等用水量；③居民生活用水量，包括居民日常做饭、洗衣等用水量；④生态环境用水量，包括灌溉绿植、清洁环境卫生等用水量。
单位产品虚拟水含量的确定是测算流域上游地区水足迹的关键。由于工业产品种类纷杂，且虚拟水实际消耗的水量较小，因此常常忽略不计工业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只计算工业产品的实际用水量[22]。农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利用部门，用水量占全球总用水量的比例高达80%，各类农产品实际蕴含了大量的虚拟水[19]。单位产品虚拟水含量的计算一般采用世界粮农组织（FAO）推荐的标准彭曼公式和CROPWAT模型获得[18]，单位产品虚拟水含量与产品消费量的乘积为虚拟水量[23，24]。渭河流域上游地区2013年的水足迹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地区的水足迹为31.17亿m3，同时根据《2013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可计算得到上游地区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为71.20亿m3（定西市32.53亿m3，天水市38.67亿m3）。得到渭河流域上游的水资源消费系数为0.44，将其作用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为0.91×1022sej。
3.2.3 生态外溢价值测算
根据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生态能值自身消费的测算结果，将其带入公式（1），计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能值为1.16×1022sej，可知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下游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理应获得补偿。
采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以定西市的能值-货币比率4.41×1013sej/US$计算[25]，得到生态外溢价值为2.63亿美元，由《2014中国统计年鉴》可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20，因此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价值为16.31亿元。进一步确定上游各市应获得的补偿量，一般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行分摊[24]，得到定西市应获得补偿7.50亿元，天水市应获得补偿8.81亿元，具体如表4所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能值分析法与水足迹法有效结合，构建一个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模型，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根据能值分析法和水足迹法计算得到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生态能值自身消费判断上游地区的生态盈亏状态。结果表明，渭河流域上游地区呈生态盈余状态，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下游地区提供生态服务。为激励上游地区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支付水资源生态环境补偿。然后采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上游地区应获得的补偿金额，并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一步分配上游各市应获得的补偿金额。本文构建的拓展的能值模型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与利用水足迹法确定并剔除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避免忽视或遗漏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导致的不可比较，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该方法对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U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流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落后于下游地区，而中央对水源地水环境保护的重视又进一步限制了当地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上游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下游地区无偿享有上游地区提供的生态外溢价值，应提供横向转移支付分摊上游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成本。2016年5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江河源头区以及具有重要饮用水源或重要生态功能的湖泊，全面开展生态保护补偿，适当提高补偿标准。通过扩大中央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和流域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提高流域上游地区的一般性均等化财政水平，提高上游地区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努力水平。
其次，完善水资源市场构建。构建反应市场供求和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水资源市场，明确水资源产权。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推行水权交易制度，合理划定和分配水权，探索地区间、流域间、流域上、下游等水权交易方法。研究制定水权交易管理措施，明确可交易水权的范围和类型、交易主体和期限、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平台运作规则等。开展水权交易平台建设。”在保证水资源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构建有序的环境产权市场开展水资源产品的交易，使水资源的价格机制在水资源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最终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后，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虽然我国目前关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取得一定进展，但缺乏专门针对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的法律法规。流域生态补偿缺乏最基础的法律保障，使许多条款之间可能重叠、交叉，或由于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使这些与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条文失去可操作性。我国应尽快出台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例如《流域生态补偿法》或《流域生态补偿条例》，保障流域上、下游间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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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代码；技术转化；生态化技术；人性化技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03
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对于工业文明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人们从价值理念、经济理念和政治理念的变革等维度进行了诸多的批判与反思，并展望着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生态文明。本文尝试从技术维度着手，在分析技术代码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在解放自然维度和解放劳动维度中实现转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这种转化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转化的具体途径。
一、技术代码与技术转化
技术是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在自然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设计、制造和运作各种人工事物或人工过程的活动，是工具性的物性要素（机器、工具、材料等）与价值性的人性要素（人的目的与价值）的组合与显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某种程度的统一。在这点上，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了技术与目的性、价值性的联系。他说：“一件用具不能用，这就暗含着：‘为了作某某之用’指向‘用于此’的指引构架被搅乱了。”[1]
技术代码，就是多样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导地位的特定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而形成的一定“构架”，是物性要素的配置规则与人性要素配置原则的综合，是“技术关系网图”与“社会关系网图”的交叉。技术代码中的人性要素包含不同的组分，其间有冲突，也有权衡。技术转化，就是指在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多样的物性要素进行相应的组合与配置，体现出不同的权重之别，从而使现实中的技术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正如拉普所言：“技术领域中一切事物是人创造出来，因而，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的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和目标。”[2]多样的人性要素与多样的物性要素复杂的相互作用方式，即意味着多样的“技术可能性空间”的敞开。技术的现实世界就是从多样的可能世界中转化而来的一种，同时又蕴育着技术未来转化的多样可能性[3]。如20世纪50年代，汽车设计的尺寸变大，重量增加，并配有各种小配件和沉重的保险杠，就是因为作为交通工具的速度和效率要求，让位于成功和物性威力象征的社会符号价值[4]，从而影响了其物性要素的配置权重。
忽视或者否认技术代码中人性要素的存在及其“指引”作用，就可能得出技术中立论或技术自主论的观点。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只是遵循着物性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体系，生态危机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与技术无关，从而否认了技术转化的必要性。技术自主论实际上也是只看到技术代码中物性要素的作用，认为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自主性和扩张性，能够并且正在将整个世界塑造成为一种被控制的对象。“自主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身就是目的”[5]。“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6]，而且更是造成了对人的总体控制和对社会的极权统治。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否认了技术转化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往往求救于“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式的“自然宗教”[7]。
现实中的技术体系，都是多样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配置而成的总体构架，是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一定社会的政治理念、经济理念和伦理观念等人性要素，插入技术的物性因果链条之中，就会影响物性要素的配置方式与相互作用方式，从而使技术的转化成为可能。现实中生态环境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的实际存在，既表明了现行技术体系转化的必要性，也为这种转化指出了总体性的方向，即解放自然维度的生态化技术和解放劳动维度的人性化技术。
二、技术的生态化转化
我们知道，任何技术产品一般都具有基本属性、环境属性、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经济属性及社会属性等指标。基本属性指标，主要指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等最基本的性能参数。环境属性指标，主要指水环境指标、大气环境指标、土壤污染指标、噪声指标、固体废物指标等。资源属性指标，主要反映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有效利用程度。能源属性指标，主要反映着能源利用的效率。经济属性指标，主要指生产成本、用户成本和社会成本等。社会属性指标，主要指与文化、道德、人伦等相关的一些因素[8]。这些属性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物性要素和人性要素。人性要素中多样的价值追求，如经济的、生态的、道德的、审美的等，会使产品的这些属性之间出现不同的权重之别，从而使不同的产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功能。
“生态化技术”，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维度上，能够节约能源和资源，对生态环境无害或危害小，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的技术。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就是指将生态效益始终作为诸多人性要素中的核心原则，去指引技术系统中物性要素的配置与构架，以自觉的生态理念为指导，始终突显产品或工艺的环境属性、资源属性和能源属性中的一种或全部。人性要素中不仅存在着生态性追求与经济性、审美性等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博弈，而且即便同样是追求技术的生态效益，也仍然存在着人们对于能源利用、噪音污染、废物排放等属性指标的不同偏好。这些具体、不同偏好之间的权衡与统一，恰恰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生态化技术，也表明了现实中技术的“生态化”程度总是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动态性，技术的“生态化转化”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就此而言，技术的生态化与否，与技术的经济效益无关。尽管技术体系中总是凝聚着人性要素中的经济性追求，技术的具体应用也会产生无法剔除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其它的一些效应，但并不是说只有追求“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最优的四大效益有机统一”[9]的技术，才是“生态化技术”。理想状态的“生态化技术”，追求的是“最大的能源和资源节约，最小的环境危害或无害”；而技术的经济效益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则是“最少投入，最大产出”。所谓“四大效益有机统一”的“生态化技术”，在理论上仅是一种虚构，在现实中也并不存在。
技术的生态化转化是一项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种方式的综合应用与相互促进。首先是政府法规的强制性方式。政府关于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的宏观政策与法规，既要兼顾经济效益，更要突显生态效益；要根据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承受能力，从资源产业到制造业、废物处理业等进行长远的生态规划；规定一些环保方面的最低技术标准，迫使企业在材料选择、能源利用、生产加工、废物处理等各个环节实施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其次是市场激励的诱导性方式。要通过环境质量体系认证等手段构建生态消费市场，引导各类经济实体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生态效益，自觉进行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再次是舆论引导的伦理性方式。要通过各种大众媒介宣扬生态伦理，提倡生态文明，并内化为社会公众的内在信念，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技术创新者、决策者和应用者作出有利于技术生态化转化的评价、选择和决策行为。
三、技术的人性化转化
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用技术手段全面控制自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的控制，对自然的统治必然通过技术的统治影响到对人的统治”[10],因此，自然的解放与劳动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关联，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技术转化，不仅包含解放自然维度上的生态化技术，还内在地包含着解放劳动维度上的人性化技术。
谈到劳动解放，人们一般将其与异化劳动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联系起来。“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11]。但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异化包括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过程异化，仅仅止步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是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如果说，变革所有制的政治革命是消除产品异化，实现劳动解放的重要历史前提，那么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也是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步骤。
我们知道，作为技术之体现的机器体系，并不仅仅是一套单纯的“工具”，它实际上还意味着一系列的分工原则和操作程序，就像刀叉之类的器具还意味着一系列的就餐仪式与程序一样，技术也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统一。技术的分工原则，使工人成为技术体系中的齿轮。在空间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一个生产部门，受之束缚，听其剥削，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某一环节。在时间上，工人的劳作、用餐和休息等活动，按照时钟的机械摆动被切割成细密的时段，受到流水线式程序的严格控制，并保持高度的紧张。劳动在工人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是强制的、非自愿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感受不到自在和舒畅，而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这种机械、片面、异己的劳作偏离了工人最初的意愿，生成和塑造出片面的劳动者和生产关系，并且最终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种源于技术的应用而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力控制现象，不像传统的政治权力那样是为某一个资本家所拥有，也不是仅仅通过去除产品异化的所有制变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种能够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奴役现象，实现人的解放的人性化技术。这种人性化技术，就是在任何形式的生产方式之下，要求作为技术之体现的工具、机器体系，在使人适应、服从具体劳动过程中，能够不危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人舒适、方便、省力，并感受到劳动的自由和舒畅；就是在技术体系的人性要素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去指引技术体系中物性要素的构架与配置。
如何使劳动者感受到劳动的“感性的光辉和诗意”，实现技术的这种人性化转化，马克思从变革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人人参加劳动、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说：“不言而喻，没有每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快乐。”[12]但是，如何解决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重心。由此，在理论上马克思将分工和私有制等同起来，在实践中则更加注重消灭私有制和废除产品异化现象。“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3]。至于如何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技术体系的奴役和控制现象，并不是马克思当时关注的焦点，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描绘，并将其推至遥远的未来社会。马尔库塞也主要是从着眼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宏观角度，来探讨消除劳动者的“单面化”现象，展望技术未来规划的。他说“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起来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个控制力将不妨碍个人的自，而是使得这种自成为可能。”[14]
我们认为，解放劳动维度的人性化技术，其实现与转化路径，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进行生产的社会化变革，消除产品异化的社会根源。通过这种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制变革，消除阶级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并克服作为技术控制之基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片面分工。要变革生产机制，使生产的目的服从于满足人们的根本需要，而不是将生产作为人的目的，将财富作为生产的目的。
其次，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扩大广大劳动者在技术选择和劳动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权利和资格，克服技术精英的霸权统治，并且通过教育的民主化和普及化所提供的智力资源，为技术选择和人性化转化创造条件。
最后，对应用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现行技术，变革其技术代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指引和配置技术中物性要素的核心原则。在具体微观的劳动过程中，变革管理理念，强调劳动者的有效参与，改善工作环境，注重劳动安全，关心劳动者的身心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并落实于从技术设计到技术应用的每一环节。
四、结 语
生态化技术强调的是人类在利用技术行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时，要注重生态效益，不打破自然界自我净化维持平衡的生态阈值。这样的技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必然是以人的终极价值为目的的技术。人性化技术强调的是人在适应技术规则的具体劳动过程中，要注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这样的技术实际上是将人的身心平衡与协调发展当作“自然生态”一样去关注。两者契合与统一的内在依据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和意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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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Ecotechnology and Human Technology
FAN Hong-f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Jiangsu，China)
关键词：森林资源；商品林；可持续经营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1016102
1 引言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木材以及土地的需求量增大造成大量林木资源流失，生态环境的污染以及空气质量的不达标，使人们开始重视森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有林场是国家土地以及森林重要的保护者以及管理者，不仅承担着保护国有森林资源的职权，同时还是我国林木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传承单位。
2 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战略目的
2.1 林木经济的转换
林木资源的合理经营以及利用，可以有效保障我国林木经济增长，提高我国基础经济建设发展能力。我国商品林业资源可以为社会需求提供多样性林木产品，如桌子、椅子、屏风、纸张等，可以推动社会工业化快速发展，并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生产质量。林木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可以有效确保林场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对于林业生态环境以及林木培育都极具帮助。林业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可以为森林资源发展建设带来全新生产动力，以此打下我国商品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林木资源同时作为我国农牧行业中的重要支撑链，其能够有效确保我国农业收成以及牧业生产稳定发展。加强林木资源科学利用以及转化对我国农、牧、林行业经济间相互转化，促进和带动各项行业经济关联化，协调各行各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社会生产效益
社会生活生产对于林木资源的需求十分巨大。人们的衣服、实物、住房以及部分交通工具和用料都离不开森林资源。同时林木资源还可以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能够提供更多社会人员工作方向。创新我国国有商品林监管制度，完善林场生产以及培育平衡体系，切实提高林场基础工程建设，对于我国经济以及社会生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3 环境绿化，实现生态可持续利用
众所周知，树木具有净化环境以及提供氧气的功能。因此可持续发展我国国有林场对于日趋变差的我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帮助。国有林场的持续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空气质量，同时还可以扩大我国生态环境，为未来经济效益做出极大贡献。
比如，国有林场初始建设规模极小，随着可持续经营建设，林场由小变大，而对于商品林的开采依旧是10%，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我国绿化植被面积，带动我国空气质量提高，同时还因为林场面积增加，林业资源供给能力提高，从而提供更多林业资源完成经济转化，实现生态环境以及经济转化良性循环。
3 商品林可持续经营管理阻碍因素
据相关研究报道，目前我国国有林场树木繁多，不过大部分国有林场规模颇小，经营管理内容涣散，同时部分林场中多以经济价值低的树木为主。以我国福建省举例，当前我国福建省总体林木规模大，不过细分下来每一个林场规模便颇小，同时在福建省林厂内，经济商品林植被面积非常小，难以实现经济模式转化，繁多的低经济价值树木培育于商品林当中，使林木资源结构不合理、不明确，不能实现商品林实际经济效益的有效转化。将其有效推广进市场之中，致使供需矛盾加剧，难以协调市场供给份额与市场需求的配给。
据相关林业人士统计，当前福建省国有林场在税款中上交的企业运营资金，约占全面总收入52%。并且大量的退休人员以及内部辞退劳务费用也严重加大了国有林场资本投入，降低了经济效益高效转换，致使为了填补经济漏洞，加大对林场资源开采，不能有效保障林业可持续发展。因此由于林业资源税收问题过重，同时林业管理费用较高都致使国有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建设难度大，利益分配不均匀，造成经济效益与林业生态环境难以平衡发展，会严重打击商品林管理者经营工作积极性。
4 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经营策略
目前我国商品林建设管理内容相对单一，没有摆脱传统林业生产内容[1]。只能够提供单一木材生产，没能实现林业资源经济转化最大化，整个国有林场对于林业资源利用率过低。因此强化国有林业资源内部建设，丰富林业资源产业机构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国有林场商品林市场竞争能力，多元化发展林业资源建设问题，使林业资源产品结构趋于多元化、多样化，从而实现林业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发展可持续林业资源经营战略。
4.1 优化树种，科学配置商品林林业资源结构
众所周知，国有林场商品林工作任帐鞘渌途济价值较高的林木品种，从而实现林木资源市场经济转化。当前我国林业资源中，树木结构种类分配不够合理，没有实现林业经济在土地利用上最大效益化，从本质上讲，降低了林业资源效益转化，不能高效带动土地、林业资源、经济效益的科学转变。
因此优化商品林树种问题，可以有效实现土地资源以及林业经济最大转化[2]。如要进行短期盈利最佳种植项目应当是桉树，桉树从2010年开始经济价值在稳步上升，目前其价格已经达到400元/t，并且在未来其价值还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同时其种植风险程度较小，适合短期种植。
而要想进行长期种植，推荐油茶种植[3]。近些年油茶行业前景喜人，产业发展前景广、生产力度加大，以广东省为例，目前其油茶林生产基地达265万亩。油茶作为一项长线投资生产项目，其第四年就可以开始生产，在第八年就开始进入大量生产周期，每亩油茶地年均可收获50 kg，市场价格平均在50元/kg。平均下来每年利润可达到2000元以上。优化树种种植结构框架，极大推动了林业资源可持续建设，对农业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帮助。
4.2 提高林业产品资源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生产内容
提高林产品生产价值，注重其包装以及文化附加值[4]。目前市场上，最值钱的往往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文化的积淀，以及广告带来的产品附加价值。加强林业产品附加价值可以有效提高林业资源经济转化效率。保障每年林场生产效益的情况下，降低林业资源开采数量，实现林业资源可持续开采，对推动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3 培育森林生态其他资源，提高生态环境有效利用率
森林生态结构不仅仅包含树木资源，同时森林中种植食用菌以及珍贵药材，可以实现有限的林业土地产生更大的经济收益。加快培育森林环境中其他林业产品种植，从而实现林业经济最大化建设。
4.4 推动现代化林业资源建设，加强林业管理建设水平
注重现代化林业资源管理，可以从本质上提升市场林业资源竞争能力以及林业管理质量。注重林业产品深加工技术以及林业资源现代培育技术，可以有效带动林业资源建设，以及提高林产品推广能力。实现科学化林业资源管理水平，将粗放式林业管理模式转变为细致农业管理，从而带动国有商品林可持续经营建设。
4.5 建立相应林业动态监管系统，健全林业资源保护制度
为能够及时发现林业资源管理建设问题以及林业生产问题[5]，健全林业资源监管管理系统，可以有效规避林业生产建设问题，带动林业资源科学化管理和生产动态管理。从林业动态监管系统中实时监控林业产品现状，对商品林生产结构以及可持续培育进行合理分析。实现经济、土地、林业资源的合理分配，最大化经济效益，带动国有商品林可持续经营。
5 结语
森林资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基本需求资源，合理规范其使用方向，加强其运营管理制度，防止林木资源浪费可以有效保障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环环相扣，互相融合。因此为有效_展林木资源可持续利用，一定要侧重森林资源的保护，从而保障林木资源可以在使用中不会出现供需不平衡现象。同时还要保障长期进行林木培育工作，积极投身林木资源建设工作，促进森林生态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确保国有林场的可持续发展经营战略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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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系统 知识生态 知识生态系统 平衡
[分类号]G350
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众多，其结构具有高复杂和高维度的特性。如何确保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合理匹配，充分发挥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难题。本文借鉴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方面的知识，研究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对于丰富知识生态学的内容，指导企业开展知识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及其平衡
1.1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
在生态学中，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总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相互联结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生态系统…“。在企业中，所有知识主体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其他知识主体而存在，知识主体之间通过这种依赖关系形成一种有规律的组合，相对于每一个知识主体来说，生活在其周围的其他知识主体连同知识环境构成了其生存的外部环境，知识主体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量和知识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整体。我们把这种知识主体与知识环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叫做知识生态系统。具体来说，企业知识生态系统是指在企业中知识主体之间以及知识主体与企业知识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知识交流与知识循环而形成的统一整体，是一个由企业知识与知识主体以及知识环境(包括知识管理技术、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知识战略等)所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
1.2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平衡一词是由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自然环境没有遭受人类严重干扰的天然状态。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认为，生态系统的各部分――生物与非生物、生物群落与环境，可以看作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因素，而在成熟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因素接近于平衡状态。我国著名科学家马世骏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及功能均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平衡之中，这就是生态平衡。生态学家曲仲湘认为，生态平衡指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组成、种群数量、食物链营养级结构彼此协调，组合正常，能量和物质的输入率与输出率基本相等，物质贮存量相对恒定；信息传递畅通；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环境与生物群落高度适应，整个系统处于协调和统一状态。曹凑贵等人认为，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内各部分(生物、环境和人)的结构和功能均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平衡，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一种良好状态。
综合上述有关生态平衡的观点以及知识生态系统的特性，可以认为，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是指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协调、结构优化、功能良好的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
2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的具体内容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是指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主体种类和数量等合理匹配、知识流动畅通高效、相对稳定的状态。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强调的是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虽然包括某些方面、某个子系统的平衡，但更重要的是指整个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
2.1 结构优化、层次分明
2.1.1 知识主体之间合理匹配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有一定的量比关系，量比关系不同，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功能都会不同。因此，在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时，知识主体分工合作，有的充当知识生产者的角色，有的充当知识分解者的角色，有的充当知识消费者的角色。当然，知识主体可以在同一时期充当多种角色，也可以在不同时期充当不同的角色，在多种角色中相互转化。例如，从事技术创新的员工个体起初是知识消费者，当其对原有技术知识有所突破、创造出新的技术知识以后，他就转变成为知识生产者。
2.1.2 知识链与知识网络完备 在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呈链状、网络状扩散和流动，拥有知识各个层次的知识主体成为这个链条中的节点和知识源。知识主体因为知识的扩散、流动发生着密切联系；而且每一个节点都是知识源，它的知识传递制约着下一个节点的知识接收。正是由于知识主体之间生产、分解与消费的明确分工，形成包括知识搜集、加工、整理、组织、传递、共享、创新与提供等环节的比较完备的知识链。知识链规模不断扩大与相互交错，众多的知识链形成庞大的知识网络。
2.1.3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层次分明 任何系统都是其他系统的亚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由许多亚系统组成的。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层级系统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层次分明，有利于生态系统本身的运动和功能的发挥，同时，小层次上的非平衡性可以转化为大层次上的平衡性，有利于系统整体的平衡性。根据生态系统层级系统理论，一个完整的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应包含知识个体、知识种群、知识群落及知识生态系统4个层次，如图1所示：
2.2 功能良好
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是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在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通过由不同层次的知识主体构成的知识链、知识网流动，实现知识转化、转移、共享与创新，进而实现知识价值的增值。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功能良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知识资源丰富 知识资源丰富，是知识流动畅通高效的前提。没有知识资源，就谈不上知识的流动，只有知识资源充足，才能为知识流动提供实体，保证知识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这里的知识资源，不仅指企业组织内部的各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还包括企业组织外部(包括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供应商、经销商、客户与竞争对手)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
2.2.2 知识交流便捷 知识管理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知识的交流，没有有效的知识交流，知识管理也就无从谈起，知识转化也无法实现。知识转化的基本途径是知识在员工之间交流，成为组织的群体知识。因而，要达到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态，必须创造各种有利于知识交流的空间和平台，使不同层次的知识主体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及手段便捷地进行知识交流。
2.2.3 知识流动渠道畅通 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程度、丰富程度、易用程度决定着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的最终效果。因此，要达到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态，必须加强知识流动渠道的管理，增加知识流动渠道的数量、质量和提高其易用性程度。
2.2.4 知识转化高效 知识转化普遍存在于不同主
体层次的知识载体中，既可以发生在个人层次、团队层次和组织层次上，也可以发生在个人与团队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以及团队与组织之间。要达到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态，必须对个人、团队和组织层次的知识转化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改进和提高各个层次组织的知识转化效率及效果，使整个组织的知识转化能够支撑起企业持续的创新和发展。
2.2.5 知识转移效果明显 知识转移效果指的是所获知识的主体范围大小及所转移知识的丰富度，可以用知识获取的范围、知识宽度和知识长度三个维度来衡量。在平衡态的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中，参与知识交流的知识主体人数众多，所获取的知识种类繁多，内容专门深入，知识转移效果明显。
2.2.6 知识共享效率显著 没有知识共享，任何形式的组织目标都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共享决定了企业组织的发展过程。知识共享效率用数学表示为：知识共享效率=现实中知识共享结果／知识共享的最大预期目标结果×100％。知识共享效率，反映了知识共享实际结果与预期目的之间的关系，其结果的大小决定了其知识应用与创新的效率。
2.2.7 知识创新能力突出 知识流动的最终目的是利用知识进而创造新知识。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依赖于员工的知识创新能力，即企业员工在智力活动中善于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员工知识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企业各种创新活动顺利开展，也关系到企业持续动态竞争优势的形成。在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态下，企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与激励措施使员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突出。
2.3 相对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关系来看，两者是不相等的。因为，在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着知识创新和知识价值增值。知识创新价值增值的现实表现就是知识向价值的转化，知识创新后得到更新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创新知识转化为价值后，也就实现了知识创新的价值增值。知识向价值的转化有多种方式，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两种途径：知识产业化和知识资本化。知识产业化是指创新知识直接成为知识产品，从而取得价值；知识资本化是指创新知识对物质生产的价值贡献。
因此，知识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整体的动态平衡，这是因为企业知识生态系统时刻在运动和发展之中，是运动着的平衡状态。处于平衡态的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物质、能量和知识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始终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局部、小范围的破坏或扰动都可以通过系统调控机制进行调节和补偿，局部、小范围的不平衡可转化为整体的平衡，局部的变动或不平衡不影响整体的平衡。
3 如何维持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平衡
3.1 冗余调节
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冗余种的概念。在生物种群中，若某些物种去除后不会引起生态系统内其他物种的丢失，同时，对整个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些物种就是冗余种。
对于企业知识生态系统而言，冗余度调节就是要使相同特性的知识主体具有一定的冗余，并且知识生态环境、知识资源也具有较大的冗余。知识主体的“一定冗余”不仅可使系统结构与功能正常，实现系统结构稳定(淘汰一些知识主体，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基本保持不变)；还可以造成竞争压力，激励知识创新动力，进而实现系统状态的稳定(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创新动力强劲、有序持久)。因此，要达到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态，应该实现系统内部的一定冗余，使知识主体既有竞争压力而又不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与系统结构的稳定，同时保证知识生态环境、知识资源较大的冗余，确保环境因素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3.2 反馈调节
无论是系统输出成分被回送，重新成为同一系统的输入成分，或是系统的输出信息被回送成为同一系统输入的控制信息，都称为反馈。反馈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是指使系统输出的变动在原变动方向上被加速的反馈。负反馈是指使系统输出的变动在原变化方向上减速或逆转的反馈。正反馈使种群数量迅速增加，远离原来的水平；负反馈使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应变能力增强，使种群数量稳定在平衡点水平。
在企业的发展初期，知识个体的创新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与增强，企业的知识输出(知识产品)随之不断增加，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便拥有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从而招聘更多的知识个体，那么企业内部具备相似的存在目标、特定的知识能力，并分享生存资源的个体不断增加，由知识个体组成的知识种群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从而形成正反馈现象。正反馈使知识种群数量迅速增加，远离原来的水平，使企业知识生态系统远离平衡状态。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企业内部的知识种群规模较大与个体数量较多，导致知识种群密度过高，超过了企业群落的可容纳量，带来了知识个体的生存压力，知识个体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最后必定会淘汰一部分知识个体，知识个体数量减少，知识种群规模随之减小，从而形成负反馈现象。负反馈使知识种群数量减少，接近原来的水平，使企业知识生态系统达到和保持平衡。
因此，在企业发展初期，知识种群数量低的情况下，正反馈起主要作用，随着知识种群数量的增长，负反馈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使种群迅速而又稳定地接近企业的容纳量，保持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3.3 竞合调节
在群落水平上，生物种间通过相互作用，调节彼此间的种群数量和对比关系，同时又受到共同的最大环境容纳量的制约。群落内物种混活，必然会出现以食物、空间等资源为核心的种间关系，长期进化的结果，又使各种各样的种间关系得以发展和固定，形成有利、有害或无利无害的相互作用。多个物种在一起相生相克，保持系统稳定。
在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内部，由于利益、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非线性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知识竞争，它是指知识主体在市场上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既定目标而不断进行的角逐过程。由知识的发展、改进和更新以及企业间获取知识能力的不平衡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企业间竞争，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主要趋势。
关键词:能值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保护;评价;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7;X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0-2457-03
Agro-ecosystem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 Sichuan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SHU Liu1,WANG Bo1,ZHOU Shun2
(1.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Deyang618000,Sichuan,China;2.Chengdu Industry College, Chengdu611730,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in Sichua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ergy analysis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as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value release. Moreover, output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Key words:energ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system protec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能值是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提出的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是将一种流动中或被储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能量数量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形成过程的投入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值。能值理论是基于系统生态学观点提出的能量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定义了自然资源拥有的真正能量和价值。由于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形成都需要太阳能量,因此以太阳能为基准能够衡量各种能量。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矛盾的日益凸显,农业生态系统能量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主要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反映生态与经济能量值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益的双重评价。但由于不同性质的能量不能直接相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农业生态系统不同于简单的自然资源能值分析,其不仅要求输入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同时也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输入劳务、机械、化肥等非自然属性能量,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管理就是通过上述投入的管理来实现的。
1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能值应用
总体来看,能值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资源能值评估。能值分析能够提供评估环境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更加关注货币的作用而忽略环境和生态的因素,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环境外部性,GDP和GNP也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但能值分析能够同时衡量人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更好衡量某一地区财富标准的是创造经济财富的太阳能值。根据Ulgiati等[1]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15年鲸鱼的平均能值的货币值高达2.6亿美元,可见从生态能值的角度讲,越稀有的物质形成需要越多的能值投入,因此对应越高的价值。此外,Ulgiati等[2]还指出,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估。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及其与外部资源、经济及环境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物质关系、货币关系以及信息关系。如何在分析系统中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目前仍然是生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原有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能量分析等生态学框架容易将各种利益分离讨论,无法完整反映系统的内部机理和动态过程,能值分析则是在对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定量分析方式。第三,国际交流能值评估。自然资源自身所含有的能值要远远高于购买该产品所付出的的货币价值,因此,从能值角度来看,当一国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产品时,国家受到了巨大的财产伤害。因为原始产品的能值比较高,而出口产品的价值通常仅仅是对为取得该产品而付出的劳务价值的补偿。
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指标及能值分析体系的构建
2.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Brown等[3]的理论建立能值转化基本模型,太阳能值M=B×T。其中,T为太阳能值转化率,B为可用能量。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结果建立能量体系和能值系统,并根据一系列衍生指标对四川地区生态农业系统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要《四川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
2.2四川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的建立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分,是承接华南、华中以及西南、西北的重要交汇点。四川位于东经97°21′~108°31′,北纬26°03′~34°19′,其土地面积为48.6万km2。从投入产出两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别评价。其中,对投入的评价主要考虑3个方面:环境能值投入,包括太阳能、风能、雨势能、雨化学能、地球旋转能和土壤损失;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化肥、农药、机械和能源等后期非自然投入;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有机肥、农膜、种子和人力。对产出评价主要按照行业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4类[4-6]。选取2012年四川省相关年度数据,综合上述指标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总能值进行综合评价。
在指标计算方法上,按照能量(J)概念对各类投入产出要素进行能值列示,然后以太阳能为基准对其他投入产出要素能值进行转化,其中太阳能转化率(T)为1,其余按照能量关系给予相应的转化系数。宏观价值=该投入或产出的太阳能值×四川省2012年农业总产值/总能值。根据上述方式,计算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投入产出能值指标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3基于能值体系的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评价
从四川农业生态投入情况来看,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所占比例较高,约达50%,这主要由于四川省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征所决定的。四川省属于盆地,太阳辐射密度较低,积温低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同时,盆地丘陵地形也决定了四川地区农业难以进行大规模农机投入,因此,在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更多的是化肥等。此外,从太阳能值角度分析,四川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能值投入与可更新能值投入比重基本一致,各占约23%,这一环境所占比例与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的环境因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在10%~20%的经验数据差异不大。但从宏观价值角度来看,产值分类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则为41%和3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较高的特征说明,四川地区农业产值仍然较大地依赖其自然环境,四川地区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进行了较好的经济补偿。
从四川农业生态产出情况来看,种植业仍然是四川地区农业的主要形态,产出能值所占比例超过50%,其次是畜牧业,约占37%。种植业与畜牧业在产出能值中所占比例的高企对投入特征进行了有力解释,在4项考察的子行业中,种植业与畜牧业均不仅要求自然资源投入也要求后续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
4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策略
通过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能够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角度了解农业生态体系的整体和各部分的投入产出情况、运行经济效率以及环境负荷程度[7]。应该根据上述能值分析体系中指出的四川农业生态体系特征,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完善的保护,因此提出如下保护策略。
1)要增加科技辅助能值投入,优化系统能值的投入结构,从而实现产出效率的优化。由于四川地区盆地地形环境复杂,适宜居住和生产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加之工业辅助能值投入能力偏低,从而制约了人力能值效用的发挥。同时,低人力效率也导致了对环境开发的低效率和浪费。四川省地形沟壑纵横,海拔高差较大,太阳辐射密度较低,水土热的配合存在一定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能值与产出效率均较低。因此,要积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方式提高辅助能值投入的效率。
2)要积极调整系统能值产出结构,提高系统产出效率[8]。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四川省农业产出的主要方向,其中种植业所占比例超过50%,成为引领四川省农业经济的主要动力,畜牧业虽然近些年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所占比例远远未能超过种植业,林业与渔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发展水平不高的特征表现更加明显。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会不断上涨,应该继续加强畜牧业的能值投入。此外,四川盆地地区林地资源丰富,林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发展林业一方面能够进一步调整四川地区农业的发展结构,另一方面也是以农业带动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针。四川地区应当以现有林地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林地面积,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同时也能够实现防风固沙、遏制水土流失和涵养水源的保护作用。提高环境资源质量对实现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与环境能值的双重提升。
3)加强环境资源保护,扭转当前四川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能值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虽然整体上较为健康,但仍然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过高,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对自然资源中的水、土壤均形成恶性和难以逆转的破坏,未来可能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以及耕地退化等不利的生态结果[9,10]。因此,应该从根本上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逐步减少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化肥与农药的投入,依靠科技投入的同时,还要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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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静脉产业园； 循环经济价值链； 优度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2-0012-05
一、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的首选战略，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模式之一。而加快建设各城市和城市圈的静脉产业园更是保护城市环境、削减城市污染，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但纵观目前的城市清洁产业的发展现状，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低下的现状亟待解决。
静脉产业园是以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将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经过压缩、堆肥和燃烧等方式转化为新的资源和产品的产业集群，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园区主要以“废弃物―再生资源―产品”为运行路线，而这种资源的价值增值过程往往存在着最优路径，即通过园区企业之间的协作和分工，将再生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可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价值增值最大化的动态长链过程。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企业之间分工合作不理想和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使静脉产业园中存在着“不经济”“低效益”的价值链，从而影响整个园区的效益。因此，探索科学全面的静脉产业园价值链评价方法，找出园区内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低下的价值链以对其优化，是提高静脉产业园整体效益的关键。
价值链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先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进行的种种价值活动的集合体，这些价值活动共同构成了整个企业价值创造的“价值链”。据此，学术界也相继出现了从多种视角来构建产业循环经济价值链的思想，如王建明等（2009）基于价值网视角从宏观产业链和微观企业两个角度间接地评价了江苏地区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赵春雨等（2009）通过分析工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价值构成要素及运行模式，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得到各价值要素对循环经济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程度。而对于静脉产业园的循环经济评价分析，日本学者的研究已走在了世界的前沿，提出了采用物质流分析（MFA）方法和从物资生产率、再利用率、最终处置量三个方面建立指标来评价静脉产业园的绩效。而我国对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不多，主要以王军和岳思羽等（2009）学者通过分析日本北九州静脉产业园的物质流转情况，从园区经济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控制和园区管理角度细分指标，提出建立静脉产业园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已被环保部于2006年9月采用，并制定了《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T 275.2006），成为规范静脉产业园的建设和运行的标准指南。但是目前对静脉产业园的循环经济评价很少从价值链的角度来准确测算评价内部不同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文将从静脉产业园的价值增值角度来评价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即从“废弃物―再生资源―产品”这一价值流路线来建立评价考核要素。具体来说，应以各价值链的废弃物收集和处理效率、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比率和转化的成本利润金额以及废弃物转化中的二次污染量和环境损害水平等角度来横向比较园区各价值链的运行效率。
二、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要素
静脉产业园的生产链条延长过程一般包括废弃物回收、再资源化、最终处置和再生资源加工四个阶段。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原理，工业园区各价值链上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并不是由企业各种活动价值的简单加总而得，它还包括各企业价值运动的相互影响性。因此，在考虑影响工业园区价值链运行效率因素时，除了要考核四个环节内部的价值运动，还应将这些价值运动的相互联系所创造的价值考虑进来。具体来说，第一，废弃物的回收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将城市的废弃物以一定的组织进行有序的回收和分类，最大限度地回收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是本环节的重点，这是各废弃物再资源化的价值运动的开端。第二，废弃物再资源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一定的技术和投入新的原材料和能量，将分选后的废弃物进行资源重新加工以循环再利用的过程，这是静脉产业园各循环经济价值链价值增值出现明显悬殊的阶段。第三，废弃物最终处置阶段。这一阶段是将前两个阶段产生的最终废弃物在无害化处理后以最合理的方式处置的过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污染，是保证园区环境效益的阶段。第四，再生资源加工阶段。这一阶段是按照各再生资源的价值属性和市场信息，运用专业设备和技术，将其加工成不同类型产成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园区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阶段。因此，总结以上四个阶段各自的重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建立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评价要素：
第一，废弃物处理水平。静脉产业园的首要任务是消纳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产生的废弃物，因此其循环经济价值链的效益应首先体现在其处理园区废弃物上所做的贡献，它主要表现为各产业链处理的某种废弃物相对于整个园区回收和新产生的该种废弃物总量的比例。而园区某种废弃物的回收和产生量可以该园区的数据监测部门监测到的数据为准；园区各价值链的废弃物处理量则可根据链上各企业的相关数据加总求得。
第二，资源再利用水平。资源的再利用是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得以延伸的前提，因此应将资源再利用水平列入园区各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体系中来。从各价值链某种资源重复利用量占整个园区的利用水平来评价资源的再利用率。
第三，废弃物再利用收支水平。在静脉产业园的废弃物再利用过程中需要企业投入原材料、设备和人工成本等。如果再利用成本远远超过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则企业再利用资源的动力就会变小，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则易出现断裂。当再利用成本远远小于再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园区内循环经济价值链则会不断延伸，直至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到平衡。所以，废弃资源的再利用成本和收益的大小是直接关乎静脉产业园内循环经济价值链存续的关键。
第四，废弃物排放水平。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生态效益还有赖于园区内最终废弃物排放量和其带来的外部损害成本，而园区的最终废弃物排放率可由各企业的废弃物排放量的测度值获得，也可通过物质流分析方法测度出园区内各企业产生的废弃物总量的相关排放数据，并依据废弃物排放水平，利用专业环境成本系数值转化方法（如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开发的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Endpoint Modeling，简称LIME法），从价值角度测算出排放的最终废弃物的外部损害成本大小，以找到园区内循环经济产业链上生态效益低下的环节。
三、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构建
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要素分为价值指标和物量指标，评价指标的单位并不统一，为了能客观地得到各价值链运行效率结果，本文采用可拓优度评价法的思想，结合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结构特性来建立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得出选取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优和最差的循环经济价值链（刘潇，2006）。
（一）可拓优度评价方法原理
（二）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评价模型案例分析
表1中的指标C1～C12可描述为两类：
生态效益方面。第一类是资源再利用水平指标。C1：废弃物处理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所处理的某种废弃物数量与园区收集的该种废弃物数量的比重；C2：废气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废气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废气总量的比率；C3：废水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废水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废水总量的比率；C4：固体废弃物利用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收集和被重复利用的固体废弃物数量与链上各企业生产过程中收集和新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量的比率。第二类是污染控制水平指标。C5：最终废气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气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气总量的比率；C6：最终废水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水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水总量的比率；C7：最终废渣排放率，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向外排放的废渣量与生产过程中最终废渣总量的比率；C8：最终废弃物的外部损害成本，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最终废弃物排放量所对应的外部损害成本大小。
经济效益方面。C9：循环经济价值链利润总额，表示一定时期内循环经济价值链所创造的利润总额；C10：表示一定时期内循环经济价值链所花费的成本支出总额；C11：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本期较上期利润增加额；C12：表示循环经济价值链本期较上期成本减少额。
结合表1的原始指标数据可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方面，的废弃物处理率和废水利用率是最低的，而最终废气和废渣的排放率又是最高的，进而导致最终废弃物带来的外部损害成本也非常高；经济效益方面，其循环经济利润总额在偏低水平，并与前期比较无较大提升倾向。因此，首先，要提高其废弃物处理量，充分发挥其在园区的应有的作用。然后，应该改善设备以提高废弃物利用率，并严格监控其废气排放情况。最后，此价值链上的企业应借鉴价值链上企业的管理经验，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来提升利润增长空间。
另外，价值链的优度评价结果也偏低，其生态效益指标中最终废渣排放率和外部环境损失成本都很高，而且其利润额小于成本额，从而出现了“循环不经济”的困局，必须不断降低循环经济运行成本，优化价值链产能排放方式，提升其运行效率。
四、结论
静脉产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建设静脉产业园既是有效治理城市污染和环境管理的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将废弃物转化为各种有用资源、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我国静脉产业园的建设尚在初步阶段，从园区不同产业和企业角度来评价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生态和经济效益是找到园区薄弱环节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实践中，静脉产业园的运行效率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园区的集约化程度不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差和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结合实际，继续保障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准确评价。对于持续高耗能、高污染、不经济的产业链应及时改组以优化升级，链上效益极差的企业则应及时予以取缔；而对于已充分实现了生态效益但经济效益相对落后的产业链，政府则应加大补助力度，从而从各产业链逐个提升运行效率来提高静脉产业园的总运行效率，以努力构建一个环保、高效的静脉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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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土保持的价值
水源涵养林具有固持水土、保育土壤肥力、防止土壤流失及防止泥沙滞留和淤积等功能。森林遭到破坏后，土壤失去保护屏障，一旦发生降水，土壤便遭到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土地养分流失、肥力下降。而水利工程将由于携带泥沙的径流流入，造成泥沙淤积，使用寿命缩短。根据影子价格法，可测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林木保育土壤的价值总计为2万4004元/a。
1.1减少土壤损失的价值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土壤耕作层平均厚度为30cm，每km2山杨林、落叶松林等林地比无林地平均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335.75t/hm2。林地土壤平均容重为1.1t/m3，则森林可减少土壤流失量相当于减少土地废弃面积0.1017hm2/km2。怀柔水库一级保护区水源涵养林面积为3.13km2，森林减少土壤流失保护土地价格为5480.50元/hm2，由此得森林减少土地损失的价值为1745元/a。
1.2减少土壤肥力损失的价值据研究表明，北京市森林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为3%，其中全氮含量为0.19%，全磷含量为0.02%，全钾含量为0.08%，由森林减少土壤流失量实测值335.75t/（hm2•a）可以算出，森林减少土壤有机质、氮、磷、钾的损失量分别为10.070、0.638、0.067、0.268t/（km2•a）。用等效的化肥价值作为森林保护土壤养分的影子价值，可计算出森林减少土壤肥力损失的价值为1万6070元/a。
1.3减少泥沙淤积和滞留的价值（1）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同无林地相比，有林地平均减沙率为80%，减沙量为335.57t/（km2•a）。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生态公益林每年减沙总量为1050.33t，相当于减少库容损失807.92m3。按单位库容造价5.71元/m3计算，可得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为4613元/a。（2）减少泥沙滞留的价值。采用挖取泥沙的费用作为影子价格，根据挖取1t泥沙的市场价格1.5元计算，可得出森林减少泥沙滞留的价值为1576元/a。
2固碳制氧转化太阳能的价值
森林通过吸收大气中的CO2，将其固定和储存，并释放出O2。本文采用造林成本及煤炭热值价格作为影子价格来核算出林木固碳制氧价值。
2.1固碳制氧的价值据“十一五”森林资源普查结果显示，相比“十五”期间，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立木蓄积增长量为1万9.99m3，相当于每年固定CO21821.81t，提供O21341.33t。折算成造林成本，固定CO2和提供O2的单价分别为273.3元/t和369.7元/t，可计算出固碳和提供O2分别为49万7907元/a和49万5890元/a的价值。
2.2转化太阳能的价值计算据测算，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生态公益林主要树种油松、侧柏、刺槐、柳树及杨树的平均热值为2万kJ/kg，年干物质生长量为118.82t，相当于年转化太阳能2.38万kJ。用煤炭价格作为林木转化太阳能的影子价格，可折算出转化太阳能的价值为1806元/a。
3净化空气的价值
3.1吸收SO2的价值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中的数据，森林对SO2的吸收能力为：针叶林215.6kg/hm2，阔叶林为88.65kg/hm2；另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我国每消减100tSO2的治理费用为6万元，即SO2的治理成本为0.60元/kg。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生态公益林的针叶林面积为201.02hm2、阔叶林地为111.67hm2。采用SO2的治理成本作为林木吸收SO2价值的影子价格，可以得出吸收SO2的价值为4万9280元/a。
3.2吸收氟化物的价值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数据，毛白杨、刺槐和加杨等阔叶树的吸氟能力最高，达4.65kg/hm2；侧柏、油松等常绿树的吸氟能力为0.50kg/hm2。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生态公益林面积为201.02hm2，其中阔叶林地111.67hm2、针叶林地89.35hm2，采用燃煤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等筹资性标准的平均值0.16元/kg作为影子价格，可计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内林木吸收氟化物的价值为99元/a。
3.3吸收氮氧化物的价值据相关机构测定，森林对氮氧化物吸收量为6.0kg/hm2，采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等筹资性标准的平均值1.34元/kg为林木吸收氮氧化物价值的影子价格，可计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内吸收氮氧化物的价值为2514元/a。
3.4滞尘的价值据测定，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10.11t/hm2，针叶林的滞尘能力为33.20t/hm2，采用燃煤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等筹资性标准的平均值0.56元/kg作为林木滞尘价值的影子价格，可计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内水源涵养林的滞尘价值为4370元/a。
4景观游憩价值
作为京北的标志性景观，怀柔水库以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景色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怀柔参观旅游。这不仅为怀柔区创造了一个宜居的生态环境，也为怀柔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助力。根据北京市测算出的全市年平均森林最大游憩收益为2174.50元/hm2，可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内水源涵养林为怀柔区带来的旅游收益即其景观游憩价值为67万9944元/a。
5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性价值、馈赠价值及存在价值等。核算生物多样性存量及价值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工作。为此，本文中只核算野生植物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及水源涵养林的使用价值。怀柔水库区生态群落稳定，库区山地、滩地、浅水区及水域等各种地形元素丰富，陆生乔木、灌木和水生植物配置丰富，结构健康合理，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根据北京市82.9149km2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结果49.349亿元计算，怀柔水库一级保护区312.69hm2林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为186万1056元，见表3。
6结论与建议
怀柔水库一级区内生态公益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数据，对其部分主要价值做一测算。水库一级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及生物群落相对稳定，上述生态价值也是大体稳定的。因此，对上述各项的价值量进行贴现，求出现值。取贴现率r=10%，根据公式：现值P=11V（V为年产出量），可以得出怀柔水库一级区内水源涵养林总价值为1亿1583万元。其中环境价值为0.84亿元，占总价值的73%。各价值依大小顺序依次为：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固碳制和转化太阳能、景观游憩、净化环境、保育土壤。由此可见森林环境价值在其诸多生态价值中的重要性及水源涵养林生态价值的构成特点。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经济区；发展战略；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生态战略、经济战略、区域战略、流域战略等在内的复合战略，它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资源削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提出的，即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责任，并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其理论特征表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 使传统发展观从以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 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转向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对全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1]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手段、任务、意义等方面考察，可持续发展观是贯穿整个战略的一条主线，两者要求是一致的。如从战略意义看“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遵循产业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推广生态文化，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贡献，这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忧虑、怀疑和误解，有助于为我国开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台，展示作为大国负责任”，树立了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仅此即可以看出，它与可持续发展观意义是相同的， 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看，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对立统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态原理，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保持两者协调发展。生态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子系统发展的转化器，可以使生态子系统产生巨大的效益。生态经济系统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它的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复性和递增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富有弹性和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可以在压力不超过生态阈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功能和负载能力，不断增加产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化的生态效益，但当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便打破了系统内部的平衡机制，即外界干扰一旦超过生态阈限，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甚至瓦解。”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相匹配，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自的运动及循环渠道进行耦合，达到维持平衡状态，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有序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中介，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成为可能。
正是依据以上原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财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招商选资，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两者互相产生正向乘数效应。”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两者平衡和良性循环，其理论依据就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传统的人文思想。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开放的视角看，既包括单纯社会领域内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谐，又包括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及各自内部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自身和谐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期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奠定物质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体现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坚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制约和谐社会构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区域价值目标，就是实施中部崛起，使鄱阳湖区成为承东启西的枢纽、东西互动和南北合作的支撑点，对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和谐社会理念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把人还原到自然中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家园的价值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诠释，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生态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谐社会理念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价值目标。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生动的实践，是要遵循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方向，把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把生态和经济两大命题有机统一起来，把开发和保护两大主要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要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下决心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江西在科学发展的同时，环境更优美。
2.科学发展观决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本质内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这一本质内涵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科学发展观所决定、所影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必须把发展作为核心。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发展，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抱着“金饭碗”讨饭，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态，突出生态就是为了更好节约和有效利用。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为了眼前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科学性，决定了必须转变传统发展不科学的方式，使发展有新思路新举措。江西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积极实践，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世界难题，使江西人民既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又切实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江西的青山绿水。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处于指导思想地位。
参考文献：
[1] 刘蓉，梁云，田双全.生态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EB/OL].http：//省略/moba.aspx？id=32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N].江西日报，201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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