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6:35:0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的发展规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黑龙江省；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前言
进入21世纪，房地产行业蓬勃兴起，在解决人们住房需求的基础上，正发挥着对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已经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整合社会整体产业链条、促进生产交换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之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在部分区域形成了泡沫，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上，近些年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这些政策有的不能够起到设计的效果，有的效果并不明显，客观地看，这些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忽视是效果不佳的真正原因。为了挤去房地产经济中的泡沫，更好地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和研究。黑龙江省是老工业大省，但房地产经济由于起步较晚，加之我省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导致出现了各种特有的情况和问题，这使得研究者必须立足黑龙江房地产经济发展历史和经验，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进行客观地了解，进而掌握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使其更好地为法治我省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服务。应该立足于黑龙江省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实际，在说明房地产经济发展对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的前提下，对我省的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展开深入地讨论和思考，确定影响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探寻应用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促进我省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措施，以便为黑龙江省房地产政策决策者更好地运用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做好抑制房价泡沫、发展房地产经济，实现全省经济健康的发展。
1、房地产经济发展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价值
1.1 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经济促进作用
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的发展，就会带动家电行业、建材行业、装饰装修等等各个行业的发展，这样的带动效应可以拉动我省经济的快速增长。
1.2 房地产经济发展具有扩大内需的作用
通过房地产的消费，可以带动当前国内的内需，内需的增加有利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发展，在产量链条上拉动了我省经济的增长。
1.3 房地产经济发展具有扩大就业的作用
房地产业是人员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对我省就业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作用。此外，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吸纳就业人口，使我省的就业形势进一步好转。
2、影响黑龙江省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主要要素
2.1 省内GDP的影响
黑龙江省宏观经济发展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他们可以互相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的收入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会有所上升，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房价稳步上涨。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和房价是正相关的关系。
2.2 利率的影响
在房地产市场中，无论是利用房地产投机还是投资，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当银行的利率下降时，大量的企业或者是个人就会贷款然后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促进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之，利率上涨，就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所以说利率的变化和房价是呈负相关的关系。
2.3 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也会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会有所增长，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房价上涨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所以说消费水平和房价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2.4 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房地产企业贷款难度增加，会引起房价下跌；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贷款难度减小，就会引发房价上升。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房价会下跌；反之，则房价就上升。
3、促进黑龙江省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3.1 加强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运用
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产经济，努力使房地产经济向对资源集约利用的方向转变，尤其要提高对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作好房地产发展中的科学规划，使房地产与其他行业协调发展，进而带动我省经济健康增长。
3.2 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规模相适应，保持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比重，促进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理性化，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牢固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之。
3.3调整现有土地政策
避免以前出现的房地产交易暗箱操作的行为，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性，使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于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房地产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对黑龙江省的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解和掌握。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房地产经济发展可以在客观上促进经济进步，但同时过快的房地产经济发展会产生我省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泡沫，这充分显示了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两面性，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利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规律，规范房地产的发展，使房地产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合理、科学和有序的状态下。由于我省房地产经济起步较晚，对于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资料相对匮乏，这必然会导致认知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的困难性，希望同仁能够认清这一实际情况，在对我省房地产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更为全面的房地产经济发展规律认知，以便指导实际的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1]盛学永.房价收入比要与国情市情相适应[J].科技创新导报.2012（24）.
[2]谭峻，赵妍.房价收入比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和全国整体数据的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2（09）.
[3]谢洁玉，吴斌珍，李宏彬，郑思齐.中国城市房价与居民消费[J].金融研究.2012（06）.
[4]易宪容.挤出房产泡沫让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J].IT时代周刊.2013（01）.
[5]徐小鹰.房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预防性储蓄效应视角[J].经济问题.2012（10）.
在当前的时代之中，房产行业在国家的总的经济中体现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其成为了带动经济进步的关键行业，而且对于货币以及财政政策的落实等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要认真的分析其发展规律。
1 房产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带动意义
在我们国家，它是经济的基础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其发展带动了内需，而且也带动了有关行业的进步，其对于国家的经济进步来讲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不过在经济进步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的不利现象，干扰到经济的几部，因此要积极的应对存在的变化。
1.1 行业的进步带动了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进步，对于国家的总的经济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像是房产行业的进步，就能够显著的带动家电本文由收集整理以及建材和装修等领域的进步，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此类行业的进步，能够切实的带动经济的进步。
1.2 经由群众对房产的消费，能够带动很多行业的消费，其牵扯到很多层次。对于房产消费来讲，其是一项综合化的消费活动，因此群众的消费活动，使得内需扩大，带动了经济的进步。
1.3 行业的发展要靠着很多的工作者来扩充其实力，因此能够有效的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行业的发展速率越快，其供应的就业职务就越多，就可以更加积极的缓解目前的压力。除此之外，行业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而且也增加了就业机会。
2 积极的分析当前的房产经济的发展特点
我们国家的房产行业是一步步发展得到的今天的成就的，该过程是有很大的变化性，从最初到目前总共历经了四个时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l～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通过比对这四个阶段我们得知国家的房产和走起的体现形式有着非常显著的改变。其时间在增加，而且变化的幅度降低了，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我们可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行业除了要持续这种发展规律，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行业的高速前进带来了非常多的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不利现象，对于房产发展太快的担忧，国家设置了很多的调控法规，这种发展态势过热的问题，其实是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
3 当前的宏观经济对于房产市场发展规律的意义
3.1 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总的经济进步和行业的经济进步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意义，其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的高速前进，带动了国家的生产总值的提升，此时群众收入也开始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中，群众的物质生活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于房产行业的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带动意义，价格稳定上升。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和房价是正相关的关系。
3.2 利率的影响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要靠着充足的资金扶持，其是一种非常显著的资金性的行业。在行业之中，不管是结合房产来投机亦或是投资，均要靠着非常多的资金投入，在利率降低的时候，很多的单位或是个体就会贷款然后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促进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利率的下降，在还款难度上也有所下降，那么就会刺激一部分消费者进入的市场中，贷款购房，推动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反之，利率上涨，就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所以说利率的变化和房价是呈负相关的关系。
3.3 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在消费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会有所增长。这种消费水平是在不断的累积过程中逐渐上升的，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房价上涨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所以消费水平的增长会促进房价的提升。所以说消费水平和房价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3.4 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央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再贷款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改变货币供应量，这会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存款，进而影响其贷款供给能力。银行贷款能力的变化会影响住房贷款的可获得性。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贷款难度增加，会引起房价下跌；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贷款难度减小，就会引发房价上升。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房价会下跌；反之，则房价就上升。
4 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4.1 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产经济，努力使房地产经济向资源集约利用的方向转变，尤其要提高对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应作好房地产发展中的科学规划，使房地产与其他行业协调发展，既要发挥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带动经济增长，也要避免那种过分超前，危害经济的行为。
4.2 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确保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特别注意到以下经济状况：（1）密切关注房地产投资规模的变化。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规模相适应，不能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保持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比重，防止比重过大或过小；（2）投资结构要合理。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更趋理性化，要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定位，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牢固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成为市场需求拉动型投资扩张。
4.3 变革目前的土地策略。我们国家在之前的土地出让形式中面对很多的不利现象，此时就使得开发商对于其使用不合理。价格增加，就会使得房价变高，因此要对土地策略积极的调节。在出让的时候，要防止暗箱操控，确保交易工作是公平的，确保行业发展顺畅，确保经济有序前进。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
金融业是世界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世界城市实现国际控制力的重要载体,任何城市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都离不开金融业。国际金融中心在政治、经济方面创造的巨大的价值使很多国家都在为把本国的城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断努力。上世纪70年代,除原有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开始迅速扩张外,一批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和开曼群岛)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市场迅速崛起并纷纷筹划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中处于关键地位。目前,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都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一半是首都城市,而在国内金融中心城市中更有五分之四为首都城市,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国际金融中心化”的规律。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蓝图中处于关键地位。
通过发展金融功能新区促进金融业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并由单核心模式转变为多核心模式。其中,国际金融功能核心区一般聚集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大型企业总部和金融市场交易机构;国际金融副中心区一般聚集新增的传统金融机构、新兴的创新金融机构和为金融机构服务的中介机构。例如,新兴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通常较弱,在外部冲击下很容易因经营成本等“硬约束”而搬离金融功能核心区,选择次优的副中心区经营。
发展金融功能新区有助于形成“共赢”新格局。例如,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副中心区与金融城核心区在金融服务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分布体系。按照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落户在这两个地区,在其中的金融城老区域,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增至40万。金融功能副中心区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承载力,缓解了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功能核心区造成的压力,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集聚更多的金融伴生产业。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都拥有优良的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即除金融企业外,还都有相关的共生产业和伴生产业集聚,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例如,伦敦既是国际金融业的聚集地,还是英国众多商务服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区内不仅有金融“巨鳄”,还有1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包括信用合作社、邮政储金组织、小型风险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用软件开发公司和数据集成服务公司等。
北京已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
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具体来说,是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控制、影响。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一方面,通过巨量的金融资本或资产运作,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国经济金融决策的中心,总部经济发达,拥有众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外资金融机构,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性人才,全国有近40%的金融资金清算集中在北京。2009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20.9亿元,同比增长13.5%,居北京各行业之首;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5%,居全国首位;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7%,在服务业中占比达19.1%,北京金融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等,无不具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大力发展金融业是必由之路。北京早已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未来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关键是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北京金融业发展。世界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必然要从大国首都的定位来思考和谋划长远发展,而金融业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至关重要。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北京在金融业发展中要牢固树立国际化意识和争创一流的理念,从更宽视角、更高层次谋划和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北京金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贡献能力。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首都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上的“先天”优势。从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存在的“国际金融中心化”规律来看,北京由于其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条件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作为首都,北京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凭借其拥有的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及时汇集、传递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资讯,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重要的经济与金融信息。因此,把北京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已成为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重点推进多元化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的规律来看,北京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对金融功能区金融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统筹和综合协调,突出各功能区的特点及优势,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展北京金融业发展新空间,丰富金融产业内涵。从长远来看,金融功能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金融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北京市2008年提出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建设发展布局,北京将重点推进9个功能定位互不相同的金融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努力打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北京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要在“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共生产业、伴生产业共同集聚于此。在“硬环境”方面,要合理布局发展空间,完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提供健全的产业配套环境、良好的生活服务环境和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等;在“软环境”方面,要大力推动形成开放的市场竞争、高效的政府服务、透明的产业政策、高度的人才集聚、便捷的信息应用以及和谐的社会人文等环境或条件。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通过金融创新等政策的制订促进北京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如下措施: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如加强信用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和自助银行等相关金融业工具的创新;鼓励金融业务创新,如创新实践代收代付、保险和政策性银行业务;鼓励金融制度创新,如试行金融混业经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实际,寓发展于服务之中。世界城市是北京的长期建设目标,当前,北京在控制力、影响力等方面与其他世界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认为,北京在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中具有的最大优势是政策。作为国家金融经济决策中枢所在地,“一行三会”主体、四大国有银行总部、两大投行以及国内大型期货公司等国家级决策机构、监管机构和中国最高级别的金融集团都聚集于此,北京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金融政策优势。此外,在金融管理控制、金融支付结算、金融信息流动、金融行业标准制订和金融批发业务等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基于作为首都城市的优势,北京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定位在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上,将服务中央企业、服务首都发展和服务周边繁荣作为自身的主要功能。
在旅游景区规划中，保护和开发的协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旅游开发战略不当或缺乏系统规划的开发会导致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一些旅游景区的规划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过度开发和不合理规划的问题，给旅游景区带来了冲击和威胁。澳大利亚海湾地区的规划开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却体现了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少见的协调。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景区规划，使得拜伦海岬成为一个可持续保护区域，同时也成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一、拜伦海岬保护区概述
拜伦海岬保护区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面积为95.5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以海洋性亚热带雨林气候为主，为动物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并有宜人的风光。沿着海湾和太平洋海岸，环绕着美丽的沙滩，可以在此举办各种各样的海上活动。
这个地区拥有着关系到旅游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居民居住用地外的缓冲区域、海岸地区视野辽阔的景观、观景台和小径、热带雨林溪谷、岩石峭壁、沙滩、海洋生物以及日月的升落等美妙景象。另外，在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上还生活着100多种鸟类、驼背鲸、考拉、东澳灰袋鼠和蛙类。在文化资源方面，既有欧洲人在该地区的开发、殖民、冲突、贸易和土地利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有数千年以前土著居民创造的文化遗产，包括生活遗迹和他们的手工艺品等。在研究和教育价值方面，该地区为研究多种类型的资源提供了机会，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解说可以起到教育的目的，具有较高的研究和教育价值。如该地区对学校团体、研究者和观光游客开放，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和教育的机会。除此之外，该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旅游和经济价值，最明显的就是自然观光和游憩市场刺激了住宿、交通、游览、餐饮服务、通讯和旅游纪念品等领域的就业。
土著居民已经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几千年，其中Arakwal部落在该区的规划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的海岬保护区是1903年划分确定的。到1933年，该保护区的很多土地被分割作为居民住宅、采矿和放牧之用。成立于1997年的拜伦海岬信托组织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实体。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环境恶化，职责是管理该区域。拜伦海岬旅游保护区在Cape Byron信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发展其旅游业。
二、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的成功因素
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划、文化资源管理规划、周边地区管理规划以及游憩、旅游和访问者的使用规划等几个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协调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开发，使得景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减少了景区在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具体分析，其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资源管理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规划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资源。无计划地随意践踏、驱车以及无组织的游憩活动，已经对这些自然资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100多种鸟类的生活家园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规划中禁止在该地区内牧羊、禁止家中喂养狗、猫。规划还对防火管理进行修订，防止采砂活动以及不规范的游客使用、破坏和侵蚀天然的沙丘地带、海岸和其它地形景观。设计方案时，设施、标志、停车区和帐篷的设置，要考虑视觉景观，不能干扰和破坏景观的美学价值。规划指出，要出台新的污水管理办法，要重新规范和控制各类噪音污染源，如轻便的交通工具、发动机和摩托车等器械的使用。
（二）文化资源管理规划
规划中重点强调了土著居民的遗迹、遗址和典礼场地的保护。信托组织和Arakwal部落自治组织协调合作，共同提出保护、管理和解说的战略。通过改善解说中心来减少进入遗址等场地的游客的数量。另外，对历史资源的保护、恢复和解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对意义重大的遗址进行系统的调查。规划对重要的附属建筑物进行必要的保护，对历史建筑进行适当的修复，以及禁止那些有争议的游憩用途。
（三）游憩、旅游和访问者的管理规划
如何平衡资源保护和游客使用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由于距保护区1小时车程范围内居住着约50万人口，所以需要计算景区的容量，以便进行游客的管理。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开展一系列的信息活动，以提高大众对该保护区资源价值的认识，以及促使公众认同游客控制措施的必要性。行动计划中包括建立一个网站，建立新的解说标识系统，以及建立游客道德规范和使用指南手册。对当地居民来说，保护该地区的地方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通过低密度的开发和使用才能保护这一重要价值。建立信托组织的目的在于鼓励当地居民全程参与到规划、管理政策的制定与行动过程之中。拜伦海岬友好自愿者组织是促进这种合作关系的要素之一。
游客控制措施包括公路安全车距、车速限制、对私人车辆征收费用从而鼓励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规划还提出了新的游客废弃物控制措施。该地区的资源保护政策要优先于商业游憩的发展，信托组织要负责对经营许可和促销活动进行控制。
（四）对周边地区的管理规划
一个地区的利用方式会受到其邻近地区的影响，因而进行整合性的规划是十分必要的。信托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拜伦郡和其边界上的Wakeegos、灯塔路社区之间的合作。信托组织和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之间正在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即提议建立的Arakwal国家公园和Arakwal原著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合作。信托组织和拜伦县县政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用于改善植被、水质、游客的安全性和道路可达性等方面的条件。改计划还鼓励在社区内开展各种活动和节事。
三、对我国景区规划中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几点建议
旅游景区规划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旅游开发活动在空间、环境和经济方面达到平衡，需要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整合协作，共同规划旅游未来发展。结合澳大利亚拜伦海岬保护区规划的成功因素，对我国景区规划中旅游开发和保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旅游。旅游规划中在充分利用好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要注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然文化资源。除了认真执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外，地方管理组织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当地景区管理细则，并认真落实。
2.建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地方景区管理机构，鼓励当地居民全程参与到规划、管理政策的制定和行动过程之中。
3.计算景区容量，进行游客管理。实现资源保护和游客使用之间的平衡在旅游规划中极为重要，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公众认同游客控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游客数量控制。
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状况用劳动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刻画。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经历了快速下降，对此，大部分学者用产业结构变迁、有偏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以及产品与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等中期因素解释其成因国内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周明海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载《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6期，第92-105页。国外研究的一个综述参见：Schneider， D.， “The Labor Shar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Sfb Discussion Papers， 2011.，很少有研究将劳动份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联系起来，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演变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
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业劳动份额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发现，制造业劳动份额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制造业劳动份额将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讨论了总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页。。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与总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稳定的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购买力平价，以下同）。上述文献尽管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仍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并且转移劳动力的工资远低于其边际贡献，其理论基础是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存着严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 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关系，但U型演进路径特别是拐点位置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本文将摒弃转移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假定，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自雇者等因素纳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在实证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52个经济体197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很好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基于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劳动份额正处于U型曲线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将有助于拐点的尽早到来。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是理论分析；第三节是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结构变迁的动因及路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可以以由习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存工资获得无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将推动产业结构迅速变迁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同意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认为农业产出的变化将引起人口数量的相应变化，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的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结构变迁是诸如异质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等供给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而工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着工业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节中，我们将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变迁路径。借鉴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们的模型包含了两个产业：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生产工业品的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除生产农产品的农业部门、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外，还包括了自雇者，它与企业一样供给工业品。将自雇者引入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发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除进入正式部门就业外，大量不取得雇员工资而为自己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关于自雇者与雇员较为详细的界定参见联合国统计署：《国民收入核算体系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根据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计，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非农自雇者数量多于雇员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则发现，自雇者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发展中国家总劳动报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自雇者收入往往会超过雇员报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的产出；La，t、Lms，t、L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所使用的劳动；Kt为企业的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我们假定，农业与自雇者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有两种：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其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γM和γT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农业与自雇者技术进步速度相同，放松这一假定并不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满足γM>γT且传统技术进步速度相当缓慢，在短期为零。企业除使用劳动外还使用资本，外生技术进步速度为θM，满足θM>γT。
我们假定，农业在某个时刻tn之前一直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自雇者在企业出现之前也一直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由于自雇者采纳现代技术需要启动资金，而在经济发展早期，自雇者通常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其收入w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高于F2时，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现代技术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讨论。。由于规模经济以及生产外部性等原因，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推进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们还假定，企业的出现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1。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随着资本积累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工资w保持不变，其生产函数为AK生产函数；反之，为通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与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样，我们假定无限寿命经济代表性当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at为农产品；mt为工业品。代表性当事人每一时期提供一个单位劳动并消费上述两种商品。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经济没有人口增长，所以总劳动力可以标准化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数在增长与结构转型模型中被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法则”，即食品消费支出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由式（4），在任意时刻，由于代表性当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农产品需求被满足之前，工业品消费为零。而当基本农产品消费被满足后，只有工业品消费才能增加其总效用。这一效用函数从需求端出发很好地解释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迁的动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业剩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在农业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使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农业吸纳了全部劳动力。当Ya，t ≥且经济剩余小于F1时，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成为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工业品的自雇者。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工业（自雇者）的劳动力配置以及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w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并没有使用资本，所以劳动份额固定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当农业与自雇者经济剩余缓慢增加并能承担固定成本F1时，企业开始出现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尽管相当缓慢，但长期来看，仍会有经济剩余和人均收入缓慢增长。。在企业出现之后，我们假定在某个时刻之前，农业仍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才能反哺农业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一阶段，企I的出现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由于企业使用资本和现代技术，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产的工业品时，自雇者将破产，企业将获得来自自雇者的全部劳动力供给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工业化初期可以观察到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破产。。由于这一阶段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率在短期可以视为不变，所以企业只能以固定工资wt==A获得雇佣劳动。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高于，将诱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产品供给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农产品需求的存在，农产品供给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诱使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所以在农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之前，社会均衡工资率将保持不变。
给定工资率水平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式（4）所定义的AK型生产函数，任意t时刻经济的总劳动份额LSt由下式决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相比，由于工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阶段总劳动报酬等于第一阶段。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远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业的产出将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因此，劳动份额在这一阶段将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下降。当自雇者全部转变为雇员时，企业总产出中劳动份额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深入展规划中总劳动份额将下降至极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劳动份额下降是总体趋势，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第一，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数量越少，劳动份额的低点越低。第二，生产技术。A越高，劳动份额低点越高。第三，企业技术进步速度。θM越大，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劳动份额的下降会越快。第四，财富的初始分布。根据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财富的初始分布对个体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影响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劳动份额，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够承担使用现代技术的固定成本，劳动份额的下降速度将会变慢，劳动份额的低点也会提高。
当农业引入现代技术后，结构转型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农业引入了现代技术而不断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资不再固定不变，企业生产函数由AK型转变为Cobb-Douglas型。不考虑自雇者影响，此时经济的总劳动份额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总劳动报酬不断上升，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性质，所以第三阶段的劳动份额随资本积累将由第二阶段的下降转为上升。在这一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将驱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减少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工业的扩张也使得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个经济生产函数最终可以用单部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刻画。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要素分配份额不变，所以总劳动份额最终会收敛到α并恒定卡尔多曾经归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六个程式化事实，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其中之一。参见：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与第二阶段一样，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传统技术的生产率和及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等，均会对劳动份额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敛值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的U型变化规律，但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有三个本质区别：第一，工资率固定不变并不依赖于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这一假定。第二，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为主。第三，拐点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力是否消失，而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理论上讲，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的关键，在于解释总劳动报酬慢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下降，以及总劳动报酬快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上升机理。已有研究用工业部门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来解释劳动份额下降原因，而在解释劳动份额上升时，又假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是下降的，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实。因为劳动边际产出远低于工资并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同时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人均资本存量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是一种共同趋势，所以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倒退，劳动边际产出下降与人均资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们在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机理时，将工资率固定不变归因于农业生产率长期停滞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被“钉死”，同时将自雇者因素引入，说明总劳动报酬不变情况下总产出的扩张机理，这与经验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雇者比重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释劳动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机理时，并不要求企业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更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事实。
三、 实证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劳动份额度量问题，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调整，方法过于简单。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由于非农自雇者数量高于雇员数量，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劳动份额被严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业劳动份额而不是总劳动份额检验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关系，尽管减轻了度量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但其结论能否扩展到整个经济，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还将对中国劳动份额未来变化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判断，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节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U型动态演进的拐点取决于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同时，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进也会对总劳动份额水平和变化拐点构成影响。限于数据原因，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难以直接刻画，因而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来间接衡量。按照上节的理论分析，农业引入新技术的时间越早，劳动份额拐点的出现就越早。因此，当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后，我们预期拐点出现的时期将会被推迟。因此，我们设定了以下的计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为经济体i在t时刻的劳动份额；pppi，t为人均GDP；ppp2i，t为人均GDP平方；asi，t为第一产业份额；ssi，t为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为一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为残差。
（二）数据
Gollin提供了三种调整初始劳动份额的方法，其中第一种调整方法用雇员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来调整劳动份额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这种调整方法在劳动报酬的界定上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劳动者报酬的界定最为接近。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与中国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Gollin方法1来调整初始劳动份额。
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账户体系中被统计在私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账户，在SNA1993和SNA2008账户体系中则被统计在混合收入账户，联合国相关年份的《民核算统计：主表与详表》提供了部分国家私人与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数据。从这一数据来源中，我们根据Gollin方法1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0年期间总劳动份额面板数据集。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除劳动份额外，其他数据来源分别是：第一产业份额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计算；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减去第一产业份额；人均GDP数据取自PWT8.1，为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数据；回归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为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给出了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和劳动份额的均值。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劳动份额1和劳动份额2均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劳动份额2，其U型特征较劳动份额1更为明显。相比劳动份额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计算的劳动份额1明显低估了总劳动份额，并且低于6000国际元和高于16000国际元阶段的低估更为严重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表明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会存在一定数量使用现代技术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调整方法也会低估高收入经济体总劳动份额。。
表1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份额均值
人均GDP雇员报酬/GDP劳动份额1劳动份额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
（三）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固有差异，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劳动份额数据集中部分国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参照李稻葵等人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表2报告了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均GDP的单位为千元。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在控制了第一产业份额、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后，U型关系仍然稳健。
回归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对劳动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其平方项为正，显示出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推算，其拐点大约在6728国际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变价换算，回归①所估计出的拐点大约为5850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所估计的6000美元的拐点位置非常接近。回归②报告了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拐点位置较回归①发生了变化。根据估计的系数值推算，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劳动份额变化拐点大约在814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400多国际元。回归③加入了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数估计值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所推算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6343国际元，比回归①低了近400国际元。回归④同时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计出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795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200多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的发现一样，我们发现投资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负，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并没有显著影响，见回归⑤。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规律，但农业发展状况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会对拐点位置产生影响，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回归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内生变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据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思想，劳动收入者与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一个较高的资本分配份额将推动投资增长，进而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鉴于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我们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对模型④进行重新检验，结果报告在回归⑥中。过度识别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System GMM估计结果有效。我们发现，相比回归④，回归⑥的变化并不大，估计值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200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700国际元，2009年则超过了8000国际元。根据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我国劳动份额应该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份额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劳动份额变化不符合U型规律，还是存在着推迟拐点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从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我国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向企业转移为主，而拐点的真正出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结构转型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会因自雇者大量转变为雇员而迅速下降；拐点出现后，由于社会均衡工资率持续提升，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将会减缓，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现代技术，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与之相对应，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后，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也将呈现由快速下降转变为缓慢下降的特点。
表3给出了数据介于人均GDP4000国际元到9000国际元之间不同阶段第一产业份额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后，第一产业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国际元区间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国际元区间的8.9%，下降幅度达4个百分点。而在拐点出现前的更早阶段和拐c出现后的更晚阶段，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却小得多。
表4给出了2006―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和人均GDP数据。我们看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6155国际元，第一产业份额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10.3%，4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类似阶段跨国样本第一产业份额均值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几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尽管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但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9%，所以从这一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由于我国并没有进行混合收入统计，需要独立估计出非农自雇者即个体工商户收入占GDP比重。图1给出了李琦所估计1995―2007年期间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国劳动份额再估计》，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符合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估计2007年之后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这里通过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演变来间接评估这一指标的变化。图2给出了1999―2013年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2，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达到16.1%，较2007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当前个体工商户（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现明显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规律，力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初级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U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指出了农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是劳动份额实现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基本前提。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近年来劳动份额及其变化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拐点出现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数据表明，农业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劳动份额拐点的真正出现。由于我国土地所有制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较为缓慢。因此，要推动劳动份额变化拐点的尽快到来，必须给予农业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比“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劳动份额的拐点将会很快出现，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2009（1）。
虽然于北京地点或者北京人有关的开车旅行，在中国大陆各省市绝对不是最早的(至少和广东相比)，但现在确是发展最蓬勃。场面最宏大，也是最混乱的阶段。仅仅从某汽车专业网站为各品牌、甚至为各型号汽车所开辟的车友会论坛，就可见一斑。
京车组织数目惊人
A：奥迪车友会、Acura车友会
B：BMW车友会，奔驰俱乐部、保时捷俱乐部、菠萝菠萝蜜、宝来车友会、毕加索车友会、奔腾车友会，奔奔车友会、比亚迪车友会
C：CRV俱乐部、CTS俱乐部
z：中华尊驰车会、致胜车友会
除26个英文字母排列以外，他们还有按照数字0～9排列的车友会：206俱乐部、307俱乐部，300C车友会、350Z车友会。
另外，其他大的门户网站内的汽车版块还有加起来数量能够接近三百个的各个车会，很响亮的比如“QQ小学”，“新奇军”……
再加上各个汽车企业论坛、社区论坛，专业越野论坛，甚至几个摄影论坛内的汽车分舵，所有这些和汽车有关的论坛数量超过500个。
北京虽然有320万辆汽车，其中私家车仅仅200万辆。对于200万辆汽车，500个论坛是否太多了呢?
旅行频繁却有点躁
以北京车友参与为主的各个面向全国的汽车论坛为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访问浏览，每家论坛每周都有由个人牵头组织周末郊区的植树、烧烤、吃鱼、吃豆腐等很表面化、形式化的，以开车出游为出行方式的休闲旅行。每家论坛每月也都有少量“有一定旅行经验”的车友组织从北京出发的，前往河北海边、山东海边，华东省市、两广、两湖、西北某省的多日自驾游。原本他们还是网上的车友，但当他们的座驾驶离集合地点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已经演变成了汽车旅行者。每个论坛也都不乏一两个艺高人胆大的汽车旅行者，能够单车或者几车奔赴。新疆、东北国境等地。
如果8月份你恰好在北京，当你看到一个个贴着车标的车队浩浩荡荡仅仅开出50公里就停下来，在路边野餐，绝对不要羡慕他们。你看到的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汽车生活，只不过是还在模仿西方50年前的休闲方式。你看到的车队“腐败”地点也不是他们的行军营地，他们吃饱喝足后不会驾车奔赴大西北，而是集体调头打道回府。留守北京的西方人，有车没车的，反而喜欢每两周聚集起来，自驾或者打出租，前往北京郊区某几个福利机构，花时间陪那些智障的孩子玩三个小时，然后像下班一样回家。在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志愿者”的概念，没有郊区旅游或者自驾旅游的概念，仅仅过了一个普通的周末而已，一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这就是思维意识的巨大差别。不是说有车喜欢前往郊区的中国人都向西方人学习就正确了，而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兴趣点和思维方式，比人家落后半个世纪。这个差距远远大于国外汽车质量和中国汽车质量的差距。不要认为大家现在都去过近郊某处一个儿童福利村就是已经开始拉近与西方的差距了，那种几十辆车呼啦就突然开进这些没爸没妈的孩子们的院子里，像救世主一样放下些文具，逗留不到半小时，就集体又呼啦发动汽车，奔赴远郊吃鱼的主战场。这种行为叫浮躁。
浮躁的氛围无法涌现出真正的严肃的汽车旅行者。当我们这些每周迷恋于郊区自驾的人开始从内心很平淡地关注北京的福利机构的时候，我们当中才能够有真正世界级的汽车旅行家。
所以，从这些现象(不是数据)来看，北京喜欢汽车的人基数很大，喜欢汽车旅行的人基数更大。仅仅北京这500家汽车分舵，阵势已经是相当吓人了。但至今，我们没能有一家车会能够在世界上有名，哪怕有人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老甲壳虫车友会一半的名气。人家每年组织一次纵穿这三个国家的老甲壳虫汽车的拉力赛，无论是在马来半岛，还是部分西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说世界驰名的“巴黎北京老爷车自驾”了，人家的会员不过200辆车而已。
当然，我们有一些英雄。比如廖佳，何旭东等人。他们开车旅行、探险的行为，无论经历还是勇气，都不是一般人敢想像的，只有敬佩的份儿。他们的成长也都是花费了大量的个人积蓄，经过自己“家庭车友会”或者“社会车友会”的培养，才成长起来的。廖佳在开车旅行上的成长，如果有车友会培养的话，也就是她和她表妹两人的车友会而已。
汽车在国外已经出现了120年，国外汽车的普及也因为美国老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生产而普及了80年。而在中国大陆，北京还算私家汽车发展得早的，也仅仅是从2003年非典前后，汽车才开始大量进入家庭。如果从数量和规模上再早计算几年，从跨世纪的2000年到现在，也才不过八年而已。一个城市，八年中涌现三到五个汽车旅行的专家或者英雄，其实已经很多了。如果非要从这些远行的英雄往前计算一个人，那么估计是明朝的徐霞客了，而且这人还不是北京的。中间的“断层”相当严重啊。
京车旅行的发展轨迹预测
关键词：DEA CCR模型 BCC模型 经济发展效率 贵州省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研究意义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三大省份组成部分之一，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2011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居于全国26位，比上年增长15.0%。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贫困面广程度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将非常突出。仅仅贵州省四个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毕节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67.6%，因此对省内9个市（州）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对寻找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构建贵州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依照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贵州省经济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随后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研究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多投人多产出生产单位的效率分析与评价方法，正式提出了运筹学的一个新领域：数据包络分析，其模型简称CCR模型，该模型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比较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评价。
2.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DEA方法的指标选择应满足数量、代表性、可得性、稳定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对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可以得到一个输入和输出值，而且这些数值是正数。
第2，从效率比的原则上考虑，输入的数值应该越小越好，而输出的数值应该越大越好。
第3，不同输入和输出的单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数、收入、花费等等。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结合DEA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评估的特殊性及数据收集问题，本文确定了三个输入指标和三个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3财政预算支出/亿元
输出指标：Y1财政预算收入/亿元；Y2地区生产总值/亿元；Y3税收收入（万元）。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1.DEA计算结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贵州省9个市（州）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贵州省2011年各市（州）经济发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结果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黔西南州；4个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毕节市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0.999，纯技术效率为1，已经基本达到了DEA有效；铜仁市的各种效率均处于最后位置，投入和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从纯技术效率分析：
贵州省市（州）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贵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铜仁市和黔南州的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处于边缘非有效，只需稍加改进即可达到纯技术有效，黔东南州的纯技术效率为0.833，处于较低水平，应着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从规模效率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市（州）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开放聚集发展资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以达到经济发展有效；毕节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3.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贵州省各市（州）的投人产出的经营效率，本文计算了非DEA有效的三个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对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进行了投影，结果见表2。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财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别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东南州和黔南州应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技术生产率、减少财政预算支出，致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和黔南州的财政预算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7%和27%，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此外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税收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0%，24%，12%，表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注重骨干企业的发展，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大型企业。
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为提高贵州省经济效率，推动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建议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环境资源，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
第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发展，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促进企业、社会等各项资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新泉，彭永行.《管理决策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1
[2]郝明玉，陈俊国.河南省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9）：171～174
[3]王艺青，张思涵.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57-59
[4]庄劭菁.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北方经济，2012，10：77-79
[5]吴立波，夏显力.基于DEA模型的河南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评价[J].广东农业科学2011，3：166-168
关键词：dea ccr模型 bcc模型 经济发展效率 贵州省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研究意义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三大省份组成部分之一，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2011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居于全国26位，比上年增长15.0%。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贫困面广程度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将非常突出。仅仅贵州省四个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毕节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67.6%，因此对省内9个市（州）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对寻找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构建贵州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依照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贵州省经济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随后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研究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多投人多产出生产单位的效率分析与评价方法，正式提出了运筹学的一个新领域：数据包络分析，其模型简称ccr模型，该模型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比较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评价。
2.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dea方法的指标选择应满足数量、代表性、可得性、稳定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对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可以得到一个输入和输出值，而且这些数值是正数。
第2，从效率比的原则上考虑，输入的数值应该越小越好，而输出的数值应该越大越好。
第3，不同输入和输出的单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数、收入、花费等等。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结合dea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评估的特殊性及数据收集问题，本文确定了三个输入指标和三个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3财政预算支出/亿元
输出指标：y1财政预算收入/亿元；y2地区生产总值/亿元；y3税收收入（万元）。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1.dea计算结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贵州省9个市（州）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贵州省2011年各市（州）经济发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结果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黔西南州；4个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毕节市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0.999，纯技术效率为1，已经基本达到了dea有效；铜仁市的各种效率均处于最后位置，投入和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从纯技术效率分析：
贵州省市（州）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贵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铜仁市和黔南州的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处于边缘非有效，只需稍加改进即可达到纯技术有效，黔东南州的纯技术效率为0.833，处于较低水平，应着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从规模效率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市（州）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开放聚集发展资本，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以达到经济发展有效；毕节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3.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贵州省各市（州）的投人产出的经营效率，本文计算了非dea有效的三个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对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进行了投影，结果见表2。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财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别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东南州和黔南州应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技术生产率、减少财政预算支出，致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和黔南州的财政预算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7%和27%，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此外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税收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0%，24%，12%，表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注重骨干企业的发展，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大型企业。
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为提高贵州省经济效率，推动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建议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环境资源，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
第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发展，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促进企业、社会等各项资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新泉，彭永行.《管理决策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1
[2]郝明玉，陈俊国.河南省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9）：171～174
[3]王艺青，张思涵.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57-59
[4]庄劭菁.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北方经济，2012，10：77-79
[5]吴立波，夏显力.基于dea模型的河南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评价[j].广东农业科学2011，3：1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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