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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广东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76-03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腹地广阔，发展后劲强劲，综合竞争实力名列全国省市的前茅，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7792.24亿元，比上年增长7.8%，人均GDP达到63452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10330美元。[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原因，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已日渐制约广东经济发展，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全省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一、增长极理论与梯度转移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早提出的。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经济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1]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即增长极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2]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3]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
二、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分析
广东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广东省根据区位分布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划分为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四个经济区域，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个市，东翼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个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阳江三个市，粤北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划分依据：2014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广东省GDP为67792.24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GDP为57802.21亿元，占全省78.91%，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总值15448.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1.1%，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从2014年广东各地级市人均GDP和排名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见，地区间的人均生产总值亦相当悬殊，珠三角远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水平与珠三角地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
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来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东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粤北山区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财政收支这一层面上比起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表现出财政能力弱化的现象。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珠三角遥遥领先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西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珠三角的14.44%，相差达到6.92倍。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的差异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广东各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也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4]
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广东珠三角地区53060.4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2：45.33：52.67。东翼三次产业比重为8.75：55.87：35.37。西翼三次产业比重为18.77：42.23：38.99。粤北山区三次产业比重为16.29：41.70：42.01。对比可以看出，珠三角产业总值Ⅲ>Ⅱ>Ⅰ，根据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看出，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服务业输出阶段转变。东翼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翼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18.77%，表明农业在区域生产结构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非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非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太高，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三、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区优势，充分发挥核心带头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核心区”。[5]珠三角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处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边区域提供劳动、资本、原料、市场而发展，区域差距随着发展而不断扩大（见表3）。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粤东西北地区财政收入、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与珠三角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珠三角财政收入与粤东西北相差1603.64亿元，2013年扩大到3824.63亿元，珠三角财政收入比粤东西北地区有着明显优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益于近年来对粤东西北地区投资力度的加大，粤东西北地区投资明显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资仍达到粤东西北地区的2.4倍（见表4）。
（二）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经济增长极
从2014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排名来看，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内部经济总量接近，中心城市龙头经济作用不明显，难以聚集辐射周边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内部差异小，说明粤东西北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增长极，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产业分工水平有待提高，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进行梯度产业转移首先应该存在梯度差距，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拉力。[6]然而，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梯度转移，造成地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争夺等负面影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制约经济发展。低梯度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高梯度地区实现资源的互补和双向流动，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另一方面要利用优势，主动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梯度转移仍需大力推进。[7]
四、基于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建议
（一）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凸显增长极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要继续发挥珠三角增长极作用，推进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和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粤东西北地区要实施新的中心城区规划，拓展城区空间，提高城区辐射力，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加强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内外经济圈、经济带的联系与对接，承接先进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转移。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要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提高其竞争能力。要加强投资引导，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区域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下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三）继续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粤东西北地区要继续做好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及承接工作，加快产业集聚，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支持，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各大区域之间的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正视广东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继续发挥珠三角经济中心对外扩散、展现辐射优势的同时，引导和促进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参考文献：
[1] 高煦照.增长极理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7（6）.
[2]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5）.
[3] 徐忠爱.“泛珠三角”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6（3）.
[4] 刘昭云.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协调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2010（5）.
[5] 赵 阳，姚丽虹.基于发展极理论的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地区内不均衡发展为基础主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或产业带动，主张选择这些地区或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①先导产业增长；②产业综合体与增长；③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
二、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现状
2004年10月，第三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成都召开，川滇藏三省区在会上就发表了携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合作宣言，旨在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区，三省区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川、滇、藏三省区将在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方面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重点将实施对旅游区范围进行总体规划等问题，并对“香格里拉”区域内的旅游区功能、基础资源、生态环境、产业选择等问题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重点地区先期发展特色旅游，联合推荐促销精品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
据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门率先抛出“橄榄枝”，欢迎四川、等省区联手合作保护和开发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资49.3亿元打造川滇两省内交界处的旅游景区，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则通过去年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与云南在“茶马古道”的开发上进行了尝试，出台了“大香格里拉”计划。区域联合开发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经形成。2001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县成了滇川藏三省区“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催热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各种产业的发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去年香格里拉县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5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0.3亿元。而迪庆州接待游客数量5年内从几十万猛增至200多万人次。香格里拉县去年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8.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7.5%，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3%。
三、结合增长极理论分析旅游业对“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拉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任何单独的旅游企业或者单独的景区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旅游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能为旅游者提供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到全套景点组合。发展旅游业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基础条件，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香格里拉”区域内公共设施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近一年来，自治区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境内，投入了6000多万元，对昌都强巴林寺旅游基础工程、八宿县然乌湖旅游景区等风景区进行的重点建设，扩大旅游服务设施总量，形成功能齐备、运作有序、服务规范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云南省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云南境内，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香格里拉县噶丹松赞林寺旅游服务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态苑安、德钦县佛山乡老西集镇市政容貌以及德钦县弦子节庆广场；昌都地区评审了2家三星级的宾馆、1家二星级的宾馆和8家旅游定点宾馆饭店，创办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在旅游区开展地方民俗表演等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促进旅游企业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经营体系的建立。
(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加速人才的培养。目前，三省区已开通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互联网旅游信息服务，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务网站就有10多个，大大方便了广大旅游者。一年来，三省区相互协作，加强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省旅游局为自治区培训了100名导游，为昌都地区培训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时，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外来旅游人员的增多，丰富了当地的知识文化，带来先进的技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
(3)带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作用和明显的关联带动功能，尤其适合于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旅游业还是一个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让世界了解本地，让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导产业”，是吸引境外人士来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从事经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与经济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旅游业不仅应当是该区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而且在带动本区域对外开放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区域以旅游业的发展方式来带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本区域应该走的最有效的途径。按照增长极理论由点带面，由局部带动整体的原则，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环的基础上，尽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个区位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串通起来，构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环，以形成对外旅游的竞争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走生态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积极培育旅游业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4]第二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会议文件.2003
【关键词】 增长理论；区域；发展
一、增长极理论研究综述
（一）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F.Perroux（1955）提出。Perroux在研究经济非均衡增长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类似于“磁极”的中心，这个中心会吸收周围的资源维持自身增长，而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Perroux将这种中心抽象为“增长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存在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具有创新优势，又存在规模经济，会不断吸收周围的资源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此时区域差距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的优势会不断扩散到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此时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Boudeville（1966）将主导产业和地理空间引入增长级理论，提出主导产业所在城市即为增长极，增长极的等级由城市规模决定。Myrdal（1957）利用循环积累因果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他认为，市场一般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即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发展较慢的地区则会不断处于劣势。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对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同时存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Hirschman利用“联系效应”来解释产业间互动关系，并提出，政府可以利用“联系效应”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在短期内发挥较大的极化效应。J.Friedmann（1966）的中心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会通过与地区的不平等交换来维持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在中心与之间，存在过渡区域，过渡区域兼有两者特征，又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变。
总结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增长极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区域内主导产业；（2）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3）地理空间；（4）政府政策。
（二）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有所设计。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京津冀地区发展以北京市为中心，建设当中政府政策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过程中市场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何奕（2005）以上海地区为例，收集了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从历史沿革、产业链、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徐溯，郁俊莉（2013）以深圳特区为例，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参数检验，分析了深圳的增长极效应。龙茂乾，孟晓晨（2014）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京津冀城镇群中北京地区的极化―扩散效应。龙茂乾和孟晓晨结合Friedmann的中心理论，选取就业规模、交通成本、行政因素等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中心―结构正在接近拐点。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区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城市群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于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存在部分问题。
（一）尚未建立成熟的区域互动机制
在我国区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如何互动、地区之间如何互动、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如何互动，尚未形成成熟的机制，这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扩散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如果要大范围地进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往往需要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协调，而各地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较强，主导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这又给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了挑战。以钢铁行业为例，众多钢铁企业所在地区以钢铁产业为主导产业，这在短期内固然可以维持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但长期内却有可能形成囚徒困境，造成生产过剩、债务危机、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等问题。
（二）发展阶段难以衡量
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但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增长极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确定之后，会面临诸多问题：（1）极化效应要持续多久；（2）U散效应何时出现；（3）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靠自发进行还是靠外部干预（4）政府如何干预才能有效发挥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功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给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带来了挑战。
（三）极化效应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常会有更多好的投资和就业环境，这会吸引周边地区资金、劳动力、技术向中心城市大量转移。中心城市吸收了周边的大量资源，会进一步增强极化效应。周边地区由于缺少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心地区，这又会导致周边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流向中心城市。如此循环往复，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四）扩散效应尚未占据主导作用
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效应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并且极化效应没有减弱的迹象。以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为例，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发挥作用的渠道十分单一。虽然我国在道路设施、政策环境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农民增收大多靠进城务工，而城镇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数量极其有限。
三、增长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增长极理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未来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增长极发挥扩散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决策则依赖于收益和成本。增长极之所以会出现极化效应，是因为中心地区收益较高、交易成本较低，而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设施不健全，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企业收益较低。
制度方面，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引导企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基础设施方面，要不断完善区域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缩小区域内的中心地区和区域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金融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行业开发新产品，使企业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方面，地区要制定优惠措施，吸引中心区域的人才流出。
（二）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
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能快速带动本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充分进行行业分析，实行差异化的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在确认主导产业之后，充分利用主导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
（三）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
中心地区与地区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剧变，而是通过一定的中间过渡地带来传导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过渡地带既有中心地区扩散的资源，也有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资源，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发挥过渡地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
（四）及时调整^域发展政策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统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指标数据，保持对经济数据的敏感性。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时确定经济发展中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程度，根据分析结果，适当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如果区域内极化效应非常严重，极少部分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区域内较多的资源，就会出现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现象。而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过于依赖于某个中心或单一行业，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会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此时就应该通过稳健的政策，适当调整区域内的产业政策，培养新兴产业，降低区域经济风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Perroux F.A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y，1&2：307-320
[2]Boudeville.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
[3]Myrdal，G.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London：Duckworth，1957
[4]Hirschman，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5]Friedman，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6
[6]何奕.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7]徐溯，郁俊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09-114
[8]龙茂乾，孟晓晨.基于京津冀城镇通成本的北京极化―扩散效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76-81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介；区域经济增长；增长要素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我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支撑行业，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我国金融业创造更加宽松且有力的环境，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内容。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问题，以现有理论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实例加以佐证，以期为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阐述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论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从金融中介为出发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涉及的区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广义范围上的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例如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即溶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畴内，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额，一般而言是一个数量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个较长跨度的时间上（通常是指一年），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增长率表明了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率概念，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二）^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该理论在理论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在国内外实践过程中已被多次证明，我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两种看法分别是，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贡献作用。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而地区间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不同是构成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细化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根据徐婷在《中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后，笔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争的区域经济差异，在当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下，若忽视既存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会使得金融经济改革与初始目标偏离。我国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长期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双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长期直接因果关系，短期不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存在明显的短期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区域金融中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单向存进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三、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增长内涵与机理。我国区域金融机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与机理可以通过如下路径：
1、直接作用机理。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
2、间接作用机理。第一，区域经济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金融业的不断迅猛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基于投入产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从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机构和区域经济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区域经济机构发展、技术进步、能源消耗、区域经济增长。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逐步健全、运转顺畅，区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在技术水平可以给予保证的情况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科研行业，由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区域能源的消耗，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关于区域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参考Beck的相关理论，在此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规。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投资的有效性。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资者对于金融环境不至于怀疑，从而加大投资金额。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规健全的金融环境下，人们往往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影响巨大。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可以使资金流动顺畅，加速外部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竞争，从而降低利益集团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的抗拒。该项要素完备可以促进区域金融中介发展，进而保证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3、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没有具体条文和强制执行力的规范，一般是由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引导人民规范交易，减少冲突，可以减少区域经济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应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据东、中、西部的差异，可以说明我国上升为地区的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极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不应当只是追求数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是应该追求经济上的效率c质量。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区域金融中介实施“融入较低资本成本、投入较高经济收益、资产流动速度快、机构办事效率高”的运作过程。
2、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真正地实现市场经济才可以更好地实现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投高投资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依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拥有数量的多少以及获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条件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无疑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解决多年的遗留问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2]董直庆，滕建洲.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
【关键词】金融发展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而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最后突出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证研究的新方向。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各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敛和发散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也成为如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Myrdal（1948）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各区域间的经济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区域间的差距通过“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得初始条件较好地区优势不断巩固，而落后地区则越加贫穷，这就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长极理论，他强调的是那些拥有支配地位或者国家主导产业的部门成为增长极，进而联动的影响周围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一）国外研究历程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专门研究金融发展以及从金融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处于争论的状态。从历史来看，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便开始了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并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一大批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最为著名。他认为货币能够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因而它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的提出，了之前古典经济学派统治多年的结论，为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指出，货币是影响产出水平和产出组成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指出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结构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分析35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结构，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平行关系，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金融结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增大”，这项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薄弱点，但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金融压抑论”，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这种理论认为，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实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价格的扭曲将会极大的阻碍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抑制”相对，Shaw还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放开过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化体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随着金融深化的展开，问题也随之而来，过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与经济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他们构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关键词：河北省；区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
1 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
区域经济，指在生产要素、商品劳务不能完全流动，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创新能力具有部分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前提下，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和。区域经济发展就是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
对外贸易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商品或服务的交换活动，其本质是商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的跨境转移和重新配置。
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按照的观点，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交换与生产的关系。较系统地论述贸易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之后的亚当・斯密、李嘉图、俄林等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展。其中较为著名的是d・h・罗伯特逊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对外贸易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而到了70年代，克拉维斯提出了对外贸易不是增长的“发动机”，而只是增长的“侍女”（handmaiden）的见解。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较晚， 大多集中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
我国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外贸易对一个地区有推动作用不代表对所有地区都有推动作用。因此， 本文采集了相关的统计数据， 对河北省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力求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性。
2 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2.1 衡量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对外贸易量指标为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很多，如GDP、GNP、GNI等，本文选用GDP来衡量，这也是我国常采用的一种衡量指标。本文选取1989～2008年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与GDP，数据来源于2009年经济年鉴，其中的进出口额是采用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8252）进行处理后得到的，金额单位为亿元（人民币），其具体数值见表1。
2.2 数据的处理过程
本文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处理，所谓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称回归方程式）。如果在回归分析中，只包括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且二者的关系可用一条直线近似表示，这种回归分析称为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其数学公式为yi=a+bxi+εi。本文是利用excel进行的数据处理，其基本步骤为：
1）利用数据建立散点图，选中数据，再依次选择“插入”-“图表”，选择X，Y散列点图。
2）添加趋势线，单击新生成的X，Y散列点图，在依次选择工具栏按钮“添加趋势线”-“类型”中选“线性”，“选项”选择“显示公式”和“显示R平方值”。
3）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001，按n-2查相关系数临界值表，查出相应的临界值 ，将相关系数R2与其进行比较，当R2>= 时，其相关性水平显著，说明该模型通过检验。
2.2.1 进口总额与GDP 的回归分析
设进口总额为自变量，GDP为因变量，分析结果见下图：
其中，n=20，查出相应的临界值 =0.6524，R2=0.9108，R2> ，其相关性水平显著，即进出口总额对GDP的影响是显著的。
以上模型从经济意义上解释，当进出口额每增加1个单位会给GDP总量带来6.5465个单位的增加量。因此，今后应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国民区域经济增长能力。
2.2.2 出口总额与GDP 的回归分析
设出口总额为自变量，GDP为因变量，分析结果如下
其中，n=20，查出相应的临界值 =0.6524，R2=0.9228，R2> ，其相关性水平显著，即出口总额对GDP的影响是显著的。该模型从经济意义上解释，当出口额每增加1个单位会给GDP总量带来10.405个单位的增加量。
2.2.3 进口总额与GDP 的回归分析
设进口总额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分析结果如下。
其中，n=20，查出相应的临界值 =0.6524，R2=0.8802，R2> ，其相关性水平显著，即进口总额对GDP的影响是显著的。该模型从经济意义上解释，当出口额每增加1个单位会给GDP 总量带来17.454个单位的增加量。
3 结论与思考
3.1 结论
本文对对外贸易整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区域经济增长与进、出口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出口和进口共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在早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出口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到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我们更应该注重进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出口的扩大意味着有效需求的扩大， 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进口的作用， 河北的进口品中有大量的省内急需的关键生产设备、高新技术和重要原材料， 这些进口品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些进口品是直接为出口服务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就现阶段而言，进口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大的。
应制定进口战略，把进口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有秩序地促进那些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原材料及先进的设备和适用技术进口，加快进口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对外贸易的新趋势，对外贸易要求的发展应实现从对外贸易观念的创新到对外贸易战略政策、体制的创新，直到对外贸易法制制度、贸易构成和贸易工具的全面创新。
3.2 思考
虽然我们可以得出，进口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当增加1个单位的进口量和增加1个单位的出口量时，那么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了2个单位，可是区域经济增长量此时却存在矛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虽然不能解释上述原因，但我们至少可以明白：（1）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加量运算；（2）在影响河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三个量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口；（3）虽然进口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最大，但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提高进口水平，而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增加进口的方法策略。
参考文献：
[1] 于俊年.计量经济（第二版）[M].对外贸易经济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荣增等.区域经济系统论纲[M].科学出版社，2011.
[3] 朱廷，于宾.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文献述评[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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