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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KC；清洁技术；碳排放；畜禽养殖业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2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5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温室气体排放受到更多重视，畜禽污染排放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研究，全球养殖业中畜禽粪便甲烷排放总量约2 000万－3 000万t/a，占已知人为甲烷年排放总量的5.5%－8%，占农业甲烷气体年排放的12% ［1］。根据FAO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中的数据显示，每年由牛、羊、骆驼、马、猪和家禽排放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65%，甲烷（CH4）约37% ［2-3］，而氧化亚氮和甲烷的“增温效率”分别是二氧化碳的310倍和21倍［4］。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呼吁大力发展低碳养殖，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脱钩发展。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畜禽养殖碳排放的关系成为低碳养殖研究领域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该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国内外学者采用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理论研究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6-8］，其研究过程中多数以工业污染排放量为研究对象。国内对农业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农业化学品投入和畜禽排泄物［9-10］，而对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翔实的文献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构建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验证我国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形状，并分析其内在原因，以期为制定我国畜禽低碳养殖政策和改善低碳养殖环境提供依据。
1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验证
1.1碳排放量测算方法
畜禽养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于畜禽肠道发酵，以及家畜粪肥处理过程引起的CH4和N2O的排放［11］；而畜禽养殖碳减排主要依靠对利用畜禽粪肥发酵生成的沼气的利用。因此，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如下：
Qemi=Qpro-Quse（1）
Qpro=Qf+Qm（2）
式(2)中：Qemi表示畜禽养殖碳排放量；Qpro表示畜禽养殖碳产生量；Quse表示沼气利用而减少的碳排放量（按照沼气替代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Qf表示畜禽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IPCC（2006）畜禽肠道发酵CH4排放量的测算公式）；Qm表示畜禽粪便管理系统碳排放量［12］畜禽粪便碳减排潜力的计算方式）。畜禽饲养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畜牧业统计年鉴》。碳排放量计算所需参数来源于IPCC［13-14］，其中沼气热值本文参照文献推荐值采用20 934 kJ/m3。
田素妍等：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1.2模型设定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设定如下对数线性模型进行畜禽养殖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
C=c+αlny+b(lny)2+μ（3）
式(3)中：C为人均畜禽养殖碳排放量，y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a、b、c为模型估计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公式（3）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模型的几种可能的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正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直线关系。
根据公式（3）的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EKC的转折点为：
y*=-a′2b（4）
1.3模型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畜禽养殖碳排放回归结果
Tab.1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livestock carbon emissions
项目
Items东部
East area中部
一、环境税的概念与内涵
环境税是把经济活动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方式。广义的环境税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收和税目的总称，除环境污染税、自然资源税外，还包括以环境资金筹集为目的的税种，以及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手段，也称为生态税。本文主要分析狭义的环境税，即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范围和程度而向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税种。
环境税的本质是促进环境问题外部性的内部化与资源配置最优化。环境污染的本质问题在于其负外部性特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强制性实施环境税收，可以达到如下效果：一是通过征税提高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消除其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等，使得外部效果内部化，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量，达到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二是环境税收促使厂商调整产量及污染量，消除超额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增加社会福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边际成本的提高促使企业在降低排放量的同时优先考虑先进技术的开发，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环保型产业的发展。四是借助环境税收政策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种类及税制特点
（一）发达国家的典型环境税种
大气污染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针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税。1972年美国率先针对硫的排放量课税，1991年，瑞典根据石油和煤炭的含硫量开始征税，此外还有荷兰、挪威、日本、德国等国进行征收。
水污染税。德国在这方面的征税制度最为完善，制定了《废水税法》,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按照统一的税率普遍征收。同时规定,当排放的废水达到特定的废水量低标准时,可以减免税款,纳税人用于改善废水设施的投资可以抵免应缴税款。
固体废物税。意大利1984年就开始开征固体废物处置税，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固体废物的资金来源。美国对固体废物实行饮料容器押金法，比利时在《环境税法》中对固体废物的征税作出环境税适用于饮料容器、废弃的照相机、工业使用的某些包装品、杀虫剂、纸以及电池等各类产品的规定。
碳税。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税最早在瑞典、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开征，并于1992年在欧盟推广，目前也已经在欧盟以外的多个国家开征。
能源税。针对选定的特别能源商品征收的税种，目的是通过降低能源消耗来保护环境。多个国家的环境税以能源税为主，例如德国目前的能源税主要向汽油和柴油征收，税收额每年高达400亿欧元。
噪声税。对超过一定分贝的特殊噪声源所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主要是为政府筹集资金，用于在飞机场附近安装隔噪设施，安置搬迁居民等。美国、德国、日本和荷兰等国都征收此税。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制的主要特点
1、发达国家环境税涉及面广,税负较重
发达国家环境税课征范围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包括与能源相关税收、机动车相关税、污染与资源税、直接税收中的环境条款4大类，并包含了40余项税种和相关条款，涉及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各个方面。同时，发达国家环境税采用较高的税率，有效地对厂商决策和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了作用，从而达到外部性内部化的目的。
2、各国环境税差别较大，多国以能源税为主体
首先，各国环境税地位不同，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民众呼声高的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和荷兰等国环境税的地位较高；其次，各国环境税的组成结构不同，例如丹麦和芬兰较为重视碳税和硫税，法国和德国更为重视水资源税等；第三，各国环境税的税率不同。同时，多国以能源税作为环境税的主体，凸显了节约能源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3、从源头、产品直至终端排放环节分类征税
欧盟国家环境税收分为三个环节：要素投入环节针对造成污染源的生产原材料征收税费，如能源税、燃料税等；产品环节包括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两部分，如饮料容器税和汽车销售税等；终端排放环节以企业或个人终端排放的污染物为征收对象，如水污染税、垃圾税等。
4、差别税率设计详细，重视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
发达国家推行税收中性政策，通过对纳税人进行补偿、补贴等形式或者以减少其它类型税收的方式，使纳税人获得与其所支付的环境税等值的款项，兼顾税收对各行业和经济链条的影响，注重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如德国在增加能源税率的同时，规定了一系列减免措施，包括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能源税率的50%等。通过差别税率和税收优惠而保持税收中性的政策，可以减少高税率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同时激励企业向环保型产业转型。
三、对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我国已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环境税制建设刻不容缓。
（一）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步建立独立的环境税种和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
在我国现行税费体制中，既无独立的环境税，也无专门针对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能源税，资源税主要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对环境资源保护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应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具体包括调整税制，推行合理的费改税，进而推行独立的环境税种，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征收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和噪声税等。此外，通过确立专款专用制度提高税收效率，逐步建立较为完整的环境税征收体系。
（二）根据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环境税率及征收范围
在考虑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的同时，要避免税率过低导致政策失效的问题。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收费设定过低而不能平衡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无法起到激励企业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的。如果税负过轻，将会导致企业宁可支付税收维持高产量及高排放量也不会削减污染。在征收范围方面，也要参考国际上环境税征收涉及面广的特点，从多个方面合理开展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重视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
较高的环境税收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此时通过税收中性政策进行税收优惠，例如减免所得税、增值税等方式可以降低对于经济的影响。而通过税收差别和优惠，例如对于达到排放标准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可以提高环境税的激励作用，促使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转向环保型。
（四）把征收环境税与我国当前大力推行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学习欧盟经验，在循环经济链条的源头、生产过程和终端排放环节设置具有针对性的环境税种，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提高环境税制效率。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在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率先进行环境税征收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同时，高度重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与参与意识，加强公众监督，争取全社会对环境税收的理解与支持。
（五）重视开征环境税所需的配套政策，建立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博弈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爆发了不少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已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甚至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第一次对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特征，即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的程度比较低，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则环境不断恶化，而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逐渐减缓，甚至出现好转。[1] 1993年，PaJlayotou正式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这一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EKC曲线进行了研究，对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运用面板数据等进行研究来探究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是否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
中国学者赵细康等（2005）研究指出，EKC曲线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国并不存在，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先增加而后减少的趋势，反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物也在不断增加，是一种正相关关系。[2]许广月（2011）选取C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部地区存在着人均CO2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但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确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呈现的关系。[3]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形状以及不同的拐点，是因为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选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同，以及代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不一，因此结论不同。本文在借鉴学者们研究结果与研究思路基础上，以西部地区的数据论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西部地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本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的增长，用指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粉尘排放量、人均烟尘排放量作为环境问题方面的指标。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
1.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有大幅的提高，在统计的1995-2010年的十多年时间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活力，西部地区名义GDP由1995年的1058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1408亿元，增长了6.69倍，年均增长15.69%，；人均GDP同样增长了六倍多，从1995年的3127元/人增长到2010年的22570元/人。
2.西部地区环境指标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从1996年以后变化比较平稳，1995年最高为24.23吨/人，到2010年为14.04吨/人。1995年到2000年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先降低后增加，呈现出正U型。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量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1995年到2010年间，西部地区的人均SO2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超过了16.2千克，整体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继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从2010年之后处于逐步的下降趋势， 2002年之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拐点于2006年出现。
十多年间，西部地区的工业区人均烟尘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的人均排放量为7.33千克，看其发展趋势，1998年之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98年以后，总体呈现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第二次的峰值于2005年出现， 2010年的排放量明显远远低于期初1995年的排放水平。
1995―2010年间，工业粉尘人均年排放量为6.4千克，其变化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表现为倒N型，而后再上升，再下降，峰值出现在1998年，从2005年开始，人均排放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从其2005年之后，这5年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带动了西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资源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从上述统计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大部分均是呈现倒N型的关系，这与许广月的研究结论相符，在西部地区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呈现出的关系，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这种关系为政府、企业等实施环境保护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三、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为了发挥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作用，政府要完善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为了阻止企业污染环境，政府必须建立对企业的有效约束机制，政府要完善排污权制度，确定合理的排污总量指标，建立污染权市场；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环保双赢，要制定适度而严格的环保措施；政府还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导向，企业生产时对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粗放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保护环境，就需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方式[4]。改变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率高、污染严重的问题，使经济增长走上节约型经济之路、环境得到改善，政府需制定政策来引导企业。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 1991.
[2]赵细康，李建民，王金营，周春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5（3）：48-54.
关键词：低碳理念；城市规划；措施
中图分类号： R126 文献标识码： A
1.低碳城市概念
低碳城市（Low-carbonCity）是指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以低碳理念为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向，以低碳社会为城市社会发展样本和蓝图，以低碳生活为城市生活方式和导向的城市。实际上是，低碳经济理念、低碳社会理念、低碳生活理念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综合应用[1]。
低碳城市规划（Low-carbonCityPlanning）:是指从原有的城市形态及城市发展模式、建筑群体布局出发，以低碳城市为发展目标，合理布局、规划城市建设用地、交通等基础设施，最终建成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排放量型城市。
低碳城市是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所引出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而低碳城市规划则为达到低碳城市模式的目标，在以“低碳”为宏观导向下的城市规划手段。两者共同为低碳时代的产物，而低碳城市规划是低碳城市模式的接生医生。
2.基于低碳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的意义
城市规划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架构，也是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工具。城市规划有着强烈的公共政策属性，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发展有长期的作用。城市的物质环境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改变，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技术革新可以减少在生产、生活与消费领域的能源消耗与CO2的排放，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由城市空间结构布局所带来的交通出行及其相应的能耗与排放，一旦城市规划决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得以确立，则对其引起的交通出行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基于低碳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研究尤为重要。
3.低碳理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遵循的原则
在制定城市低碳法规和政策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保证一脉相承，更好的运用城市规划低碳理念，要根据城市地理环境的特点和空间作为实际依据，在生活、交通和建筑规划中等方面不断挖掘低碳理念的内涵，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城市低碳发展规划
（1）首先，要要根据城市自身特点，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实际的低碳理念运用过程中，要对单位的GDP的能耗进行控制，在不断降低碳排放量的过程中，对城市的整个空间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同时还要严格依托城市绿地系统，建立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网络；另外还要加强对城市绿地各个系统之间的联系，实现城市区域环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2）其次，要遵循城市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的原则，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合理的利用能源和材料，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实现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综合利益的最大化。重点是要有效改善城市功能布局，不断完善城市中工业、建筑和交通的低碳产业链，不断采用清洁能源。
（3）最后，在进行城市低碳规划过程中，要遵循整体系统性的原则，要不断打破传统固有的城市规划模式，对城市建筑和交通等系统进行重新整合，要尽量减少人们在出行过程中必要的出行距离，把城市合理规划为一个统一的合理的有机整体，保证各个系统在一定范围内保证平衡和谐，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4.低碳城市的规划
4.1低碳空间分布
构建低碳化城市空间布局，要大力推动复合化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先发展非土地依赖性产业，降低交通、工业用地比重，提高生态和居住地的比重。在城市建设中要多依托原有自然地貌、水文、植被条件，而不是大规模的推倒，重新设置。空间布局采取分散式组团格局，适度配置各地块的人口规模，避免人口过密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
4.2低碳交通模式
因为交通工具能源消耗所产生的尾气含有大量的碳化合物，所以所谓的低碳交通就是兼顾便捷和低能源消耗，最大程度的在交通的各个环节实现最低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化合物的排放。为了达到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的交通运输模式，必须改变交通运输的能耗结构，优化交通工具的组合，提高交通运输中的能源效率和运行效率。鼓励人们出行由私人的交通工具转乘公共交通工具，由耗能型的交通工具转为无能耗、无碳排放的自行车系列的交通工具。
4.3低碳能源
不论生活还是生产，能源是必须具有的，优化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就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构筑一条稳定、清洁、经济、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是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虽然各地的资源存在质量的不同，开发水平也不同，但能源的低碳化是必然的选择和发展的趋势。
4.4低碳产业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能源需求的重要因子。从产业结构来说，工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大，而服务业的能源消费强度相对较低；从工业结构来说，重工业所产生的碳化合物比较多。因此，推动中国产业低碳化，要通过降低碳排放和提高附加值的方式推动经济低碳化。一方面，加大力度限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降低碳排放总量。另一方面，推动生产方式创新，以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提高附加值，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碳化合物的排放量。
4.5低碳建筑
低碳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建筑的低碳化，低碳建筑主要是运用新技术新型节能材料，合理设计采光和通风，以便更好的选用节能取暖和制冷系统，选用低碳装饰材料且避免过度装修。再是，在建筑设计时，要避免因设计的不合理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可以运用水的循环模式，节约用水。
4.6低碳环保
城市碳输出环节主要集中在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首先要通过污水处理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布局，保证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使其达到“输出无害化”，实现零碳或低碳排放。在碳输出环节还应坚持以“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的原则，积极使用循环利用技术，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再生利用，以便进一步实现环保低碳化。在城市碳排放环节，要统筹考虑节水措施，引入中水回用、雨洪利用、海水淡化等先进技术，建立水资源梯级利用、分质供水和循环利用相结合的调配体系，以便形成碳循环，更高效的利用资源，以“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为原则，改善居民生活用水质量，满足经济发展用水需求。
4.7低碳生活
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通过减少社会生活领域对能量与物质的消费、减少垃圾与废弃物总量，实现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崇尚简朴生活、减法生活，不以物质占有为荣，而以奢华浪费为耻。在低碳城市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提倡并鼓励每个市民践行“低碳生活方式”，自觉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改变陋习，从“素”做起。
5.结语
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让全民共同的享受幸福生活。当然要人们能在一个好的自然环境下生活，就一定要保护这个自然，用各种合理的措施进行环境预防和保护。把低碳理念运用到生活中，运用到城市规划中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应该得到提倡。如今的自然已经出现被我们开发和破坏殆尽的迹象，如果不好好保护，人类根本不能独善其身。
参考文献：
[1]董琦.甄峰.低碳城市理念对城市规划的引导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08期.
数日前，面对迟迟无法消散的雾霾，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前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叹：环保基本靠风？这个问题看似戏谑，实则严肃。人们真的只能把清洁空气寄望于老天爷吗？
只有“风”才立竿见影
纵观工业革命后的环境活动发展史，“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似乎从未有过改变。著名的雾都伦敦，曾经因为1952年的烟雾事件而导致多达12000人丧生，其罪魁祸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也是世界经典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矶依然背负着美国人民心目中“污染最严重城市”的恶名。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条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GDP的增长，环境问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不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其环境变化均符合这样一个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初期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环保作为一项必需的事业。“边污染边治理”的美梦极易被经济利益的诱惑打碎。
相对于伦敦和洛杉矶的惨痛过往，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最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在中国大城市进行了大量PM2. 5来源的研究。以北京为例，虽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种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燃煤、汽车尾气、二次气溶胶（光化学反应）、其他地区的污染传输，都是北京大气PM2. 5的来源。同样，在广州，汽车尾气和燃烧排放两个污染源对于PM2. 5的贡献也是难分高下。
正因为来源复杂，PM2. 5的治理空前困难。因为经费、技术力量等局限，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响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项再进行下一项。但要治理PM2. 5，只抓单独排放源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气也未必见效果。所以说，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环境污染的催化剂，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复合污染加重了大气PM2. 5的排放并增强了治理的技术难度。在我们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环境污染这个副产物。
“环保基本靠风”并非一句调侃，在目前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吹走阴霾，只能靠大风。
北京80年代空气呛人
风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还是要靠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饱受空气污染侵害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有丰富经验。
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不仅催生了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也始终起到了环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矶，环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设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加大区域环境管理部门的自，使环境政策有效落地；设立排放许可证制度，严控排放源；为交通污染源（从内燃机、汽油到排放）设立严格标准；开放环境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手段；投入强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开发通用的环评软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经过近40年治理，尽管洛杉矶的人口增长了3倍，机动车增长了4倍多，但该地区健康警告的天数却从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除环境法律法规渐成体系外，还在逐渐消化吸收美国的环境管理经验。北京与洛杉矶有很多可比性，两者不仅在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相似，而且都毗邻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扩散。
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联合防控机制，有些类似于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地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区模式。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雾霾天气中，北京南部PM2. 5的采样点浓度更高，这与北京周边更大强度的排放不无关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联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
其次，北京环境交易所自2008年开始运行，尽管目前主要是进行碳交易，相信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排污权交易也会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说全国）的策略与洛杉矶也不谋而合，都经历了“控制烟筒冒黑烟—禁止居民露天焚烧垃圾—淘汰低标汽油（如使用京V标准）—制定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督促能源企业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等过程。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出现了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趋势，空气质量的拐点出现在21世纪的前10年。尽管大家都在诟病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天气，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呛人空气，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处于提升状态的。这与北京市在环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无关系。
总之，尽管现状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矶为镜，我们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空气质量控制是艰难之旅，环境目标很难按时达成，即使已经进行了40年治理，洛杉矶目前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完全达到联邦政府《清洁空气法》的标准要求。同时，环境管理手段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再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经处于顶峰的环境管理手段愈发难以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传统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视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显，美国在原来监测7种污染物的基础上，又筛选出了189种空气有毒物质，对于这些物质的监测和控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国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发达地区，给这些地区的减排带来更大压力；而欠发达地区又由于技术、资金、当地重视程度等原因，成为减排工作遗忘的角落。二者叠加，环保形势严峻。
另外，污染物筛选仍然滞后，这将是未来环保部门工作的难点。
更需人人参与之风
对于环保，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权利，也都有保护环境不被侵害的义务。
同样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公众参与促进了《清洁空气法》的诞生，也督促了联邦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环境污染的解决方案，促进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同时民众直接参与减排活动，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作出贡献。
我国的PM2. 5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新闻媒体和网络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国经历了二三十年研究才进入环境标准的PM2. 5，在我国只经历了环保部门不到十年的调研，就被纳入环境质量标准。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不能只喊抓贼却不帮忙。就PM2. 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护自己外（保护好自己，减轻城市医疗系统的负担，也是一种环保），我们还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时检查自己的汽车尾气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烟和吃烤串，减少使用电力和天然气过程中的浪费。
虽然这样的节约很微小，但中国是人口大国，每个人注意一点点，乘以人口基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于传统的煤炭业而言，如何摆脱当前“谈煤即黑”“发展煤炭就是发展落后”的舆论困境，如何在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历史交汇中形成兼容格局，如何做好煤炭这篇战略大文章，走通走好煤炭清洁利用之路？调研组自2016年7月对中煤科工等煤电央企进行了一线调研。
煤电“超低排放”技术上可行
中国富煤少油，煤炭清洁绿色利用需要有序推进，既符合能源安全要求，又符合当下供给侧改革需要和未来环保的需求，是基于现实国情下的现实选择。
靠“禁煤”治理大气污染，靠“限煤”去产能，靠“煤改其他”等政策举措，只能导致在偏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煤炭产业早先粗放式的开发利用，对我国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煤成为污染的词根。尽管“十三五”规划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但在实际情形中并非如此，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之路依然举步维艰。
据相关机构预测显示，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3亿吨标煤，比2015年增加10亿吨标煤。可以说，煤炭能源使用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这种能源结构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大气污染中90%的二氧化硫、70%的氮氧化物与一氧化碳、60%的烟尘和80%的二氧化碳都是燃煤引起的。但是，造成污染其实不是煤炭本身的问题，而是煤炭的利用环节不清洁。
既然燃煤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所以更要从清洁煤做起，坚定不移地走清洁煤的道路。以燃煤发电为例，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0%以上，耗煤50%以上，系煤炭消费“大户”。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燃煤发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电力来源。从数量上说，如果煤电能做到清洁利用，煤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基于此，调研组对煤炭清洁利用在煤电领域的成效情况进行了调研。截至2013年末，中国全国煤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率仅为321克/千瓦时，低于美国2012年平均水平，接近日本同期水平。到2020年，中国将全国煤电机组的平均供电煤耗率进一步提高至310克/千瓦时的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国电超低排放机组占国电燃煤机组的26.7%，神华超低排放机组占43%。在超低排放机组改造过程中，相关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百万千瓦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发电效率提升至47.92%，发电煤耗达256.2克每千瓦时，高于当今国内外最高水平。
煤炭利用之后的排放效果至为关键，比天然气的指标是高还是低？技术的稳定性、经济性如何？为此，神华集团对三河电厂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超低排放”改造。
神华国华三河电厂，承担着京津冀一体化环境治理使命，历时两年的“超低排放”改造，其4号机组以烟尘排放每标立方米0.23毫克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鉴定。实现“超低排放”后，每年可减排烟尘508吨、二氧化硫1169吨、氮氧化物2185吨，比改造前分别降低了85.3%、60.5%、88.9%，减排效果显著。同时，兼顾环保与经济性，环保改造后系统能耗零增加甚至负增加，全厂煤耗降低11.3克每千瓦时，节约标煤6.77万吨，节水60万吨。由此可见，煤电“超低排放”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煤炭利用之后的排放比天然气排放率还要低，为煤电清洁化转型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中煤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虹看来，既要正视过去煤炭发展的非理性繁荣与历史沉痼，又不能脱离现实国情搞“一刀切”，跳出“就治污而治污、就限煤而限煤”的条框，以国家能源战略发展的大格局思维，去探索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之路。
“煤炭革命”的绿色发展路线
“煤炭革命”不是革煤炭的命，是革粗放发展的命。中煤科工“煤炭革命”的技术路线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绿色的开发利用，通过技术革命使煤炭的生产清洁化和低碳化，实现由高碳能源向优质能源的实质性转变，通过不断努力推动科技创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目前煤炭业迎来的这场革命，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机遇所在。在中煤科工人看来，“煤炭革命”不是狭义的，是一种煤炭能源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实现绿色发展。
实现煤炭绿色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端，一个是生产端，即煤炭生产革命，进行绿色开采、智能开采；另一个则是消费端，即煤炭消费革命，清洁利用、高效利用。
在新型煤化工转化方面，我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也走在世界前列，具备由煤炭向煤基高端燃料、高端材料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利用煤的大分子结构，可生产石油基难以得到的高能清洁燃料和高端材料等。例如，生产高密度、超洁净、高氧化安定性等国防用油和优质清洁燃料，满足高端需求；生产煤基烯烃、芳烃、低碳醇等新材料，充分利用煤中碳、氢、氧等元素；生产煤基活性焦、活性炭、碳纤维、石墨等高端碳材料，适应新的清洁发展需求。
那时的煤炭已不是今日的煤炭，科技创新则为其插上飞翔的翅膀。“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煤炭将真正实现由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的发展方向，那么煤炭业整体发展就会创造一个新的路线。”中煤科工集团科技发展部部长刘见中如是说。
中科院专家指出，以神华、中煤科工这样的龙头企业，要带头进行技术创新，把产业应用建起来，对系统解决我国未来煤炭能源发展问题，意义重大。
全生命周期清洁化
开采是污染之源，如何把好这道关。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对我国经济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采煤沉陷也给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传统采煤会对当地土地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深刻影响着煤矿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沉陷区生态修复与治理一直是我国矿区亟待解决的难题。
针对上诉难题，煤炭科工唐山研究院研发了采煤沉陷区城市用地综合治理技术，创立了地基稳定性的评价理论和方法、采煤沉陷区建筑群建设的“采空区探测-残余变形A测-稳定性评价-地基处理-建筑抗变形”一体化集成技术体系，并在高层建筑、电厂、大型社区、港口码头等大型工程成功应用。
同时，针对东部矿区沉陷积水、次生湿地建设与城市协调发展问题，研发了城市次生湿地规划建设、污染源控制、湿地水体维系为一体的湿地构建技术，实现了矿业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与沉陷区次生湿地生态构建，在唐山南湖建立了9.5平方公里示范区，在淮北、徐州、济宁等矿区也得到推广应用。
以淮北城市为例，目前采煤沉陷区上已建设主城区42平方公里，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53.3%；建设多层、中高层、高层建筑物面积累计2750万平方米；沉陷区建设次生湿地49平方公里，使城市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了50%，引领了城市建设由“背湖（沉陷区）”到“面湖、拥湖”的转变，形成了“城市中心区沉陷湿地生态绿心、山体生态绿肺”的生态、宜居、精致的新型矿业城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尤其在2010年以后，煤炭一直处于高危运行过程中，中煤科工通过绿色开采进一步提高了安全系数，百万吨死亡率已由过去的6点多下降到现在的0.157，基本上接近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下，燃煤工业锅炉是我国第二大耗煤大户，目前在用的约50万台，耗原煤量6亿-7亿吨，绝大多数是燃散煤的链条锅炉。由于煤炭质量控制不严、运行管理水平低、烟气净化装备配置等问题，链条锅炉实际运行热效率低（平均65%左右）、污染物排放严重。
如果把煤、原煤做成清洁的煤粉，在工业锅炉上使用，达到天然气的效果，是对高效煤粉工业锅炉的定位。在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煤粉工业锅炉的基础上，中煤科工自主_发出符合国家资源现状和环境保护需求的煤炭高效清洁燃烧利用技术――煤粉工业锅炉系统。有了这项技术，为工业锅炉燃煤问题找到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成本上，国内天然气采暖一般补贴为1元钱，煤粉技术成本约占到40%左右。同时，运行成本低具有一定优势，不到2200元/小时，远低于天然气炉的5200元/小时。
应用实践证明与传统链条锅炉相比，煤粉工业锅炉系统节煤30%-50%、节人40%-50%、节地50%-60%、节电15%-20%。除了在煤炭开采、煤炭清洁燃烧等方面做出重大创新外，中煤科工在燃煤烟气排放环保治理方面同样取得良好成绩。
针对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减排严峻形势和国家生态环保重大需求，中煤科工北京研究院开发了干法联合脱硫脱硝技术与装备。该技术以煤为原料制备的活性焦为脱除剂，可实现硫氮的联合脱除。装置占地小、脱除效率高、基本不消耗水、无二次污染，可实现硫资源化利用。同时，吸附污染物后的活性焦可以再生及回收利用，实现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
干法联合脱硫脱硝技术成果产业化推进迅速，目前已先后建成包括江苏张家港联峰钢铁、河北前进钢铁和山东日照钢铁等5套活性焦联合脱硫脱硝装置，应用项目总产值近7亿元，每年减排二氧化硫约6万吨，减排氮氧化物约1万吨。
产业变革需要并跑
从以中煤科工为代表的绿色发展实践看，虽然在洁净煤技术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煤炭粗放式开发和利用的总体局面，其在市场应用方面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影响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再贡献。
当前，面临传统能源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雾霾治理、经济下行的客观事实，2015年煤炭行业平均利润同比下降65%。煤炭企业属于上游生产行业，不是下游消费行业，即使有再好的清洁利用技术，使用与否全由消费者决定。问题在于，与很多环保技术一样，煤炭的清洁利用往往是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所无法实现的。
以中煤科工为代表的绿色发展实践看，虽然在洁净煤技术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煤炭粗放式开发和利用的总体局面，其在市场应用方面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影响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再贡献。
可以预见的是，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全面推广，并非坦途，关键还得看政策及其执行和监管是否能够到位。以工业用煤、散煤燃烧领域为例，其环保政策在落实上不够到位，无法切实解决污染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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